資本主義時代正逐漸離我們遠去，儘管這一進程並不迅速，卻是大勢所趨。與此同時，一種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新型經濟體制應運而生，它就是「協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事實上，當前的混合經濟中已蘊含資本主義市場和協同共享兩種元素，兩者既相輔相成，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競爭。有時，兩者能夠通過互利的方式反哺自身。但更多的時候，其競爭的本質促使兩者相互吞併或取代對方。
市場資本主義與協同共享兩種經濟模式之間的較量將是一場歷時彌久的鏖戰。但顯而易見的是，即便對抗剛剛開始，擁有超過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體制已經力不從心，儘管它曾充分表現了人類的本性，並規定了日常生活中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包羅萬象的社會框架。雖然我認為資本主義在未來50年左右的社會架構中仍將佔有一席之地，但21世紀下半葉，它能否在經濟體制中保持主導地位是極不確定的。關於經濟模式的大轉型，雖然在現階段其跡象並不明顯，但協同共享模式已進入攀升期。到2050年，協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範圍內成為主導性的經濟體制。日益合理化、智能化的資本主義制度將繼續繁榮發展，並且在整合網絡服務和解決方案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新經濟中強大的合夥人。而這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體制將喪失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我很清楚，這個預言對絕大多數人來說簡直難以置信。資本主義體制不可或缺的理念深深扎根於人們的腦海中，就好像人們要靠空氣呼吸一樣。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曾根據自然法則做出了偉大的判斷，但這次不同的是，經濟體制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類產物。
在經濟體制的演變中，資本主義的表現可圈可點。同歷史上其他的經濟體制相比，雖然資本主義體制的生命期相對較短，但它給人類歷史帶來的深遠影響（無論積極或消極）僅次於人類由原始社會過渡到農業社會。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資本主義的沒落並非由「敵對勢力」所致，資本主義大廈的門前沒有蓄勢待發的狼群摧城拔寨。恰恰相反，瓦解資本主義的正是昔日將其推向頂峰的運行理念。在資本主義內部架構中一直以來隱藏著一個矛盾，這一矛盾曾將資本主義推向了主導經濟的地位，現在卻加速了它的滅亡。
大勢所趨：社會發展的最佳狀態
資本主義的宗旨是將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帶入經濟領域，將人們所需物品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場中交換。幾乎所有日常所需都被納入資本主義範疇，包括食物、飲用水、手工製品、社會關係、好創意、時間，甚至是決定我們是誰的DNA，它們都被定價並在市場上銷售，而市場一直以來都是商品交換的特殊地點。今天，幾乎我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與商業交易相關。也就是說，市場定義了我們。
但矛盾也在於此，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是它的成功即意味著失敗。且聽我細細道來。
現代資本主義之父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出，市場的運作模式同牛頓發現的萬有引力定律如出一轍。在自然界中，任何作用力都對應著唯一的反作用力。同樣，在自我調控的市場中，供給和需求相互平衡。如果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增加，那麼賣家的售價就會隨之上漲；如果售價過高，需求則會減少，進而迫使賣家調低價格。
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是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另一位早期代表，他同樣借喻牛頓力學，提出經濟活動本身是持續性的。與牛頓第一定律相似的是，薩伊認為經濟活動一旦啟動即持續運轉，除非有外力產生反作用。他說道：「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它的自身價值就從這一刻開始全部作用於市場中的其他產品……一個新產品的誕生對其他產品的影響是即時性的。」1下一代新古典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改良了薩伊的說法，認為新技術提高生產率，使賣家能夠以更低的單價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大量供應的低價產品提升了自身的需求，迫使競爭者研發新技術來提高生產率，從而以比對手更低的價格贏回更多的老客戶或吸引到新客戶。這個循環的運轉同永動機的運轉機制相似。新技術和生產率提高帶來的低價意味著消費者可支配的資產更多，而這反過來將刺激賣家展開新一輪的競爭。
然而，以上情況也存在一個隱患：他們都是基於「市場是競爭的」這一假設。問題是，如果一個或幾個賣家有能力一家獨大從而消除競爭並建立壟斷或寡頭，那麼賣家就可以使價格保持在高位，因為買家幾乎沒有替代方案，這種情況在交易中的商品或服務是必需品時尤為突出。此時，壟斷者幾乎沒有必要研發新技術提高生產率、降低售價或維持競爭力。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已經對壟斷者司空見慣了。
但從長遠角度來看，新的市場參與者會不斷湧現，他們將帶來技術突破，提高生產率，降低壟斷商品或服務替代品的售價，從而動搖壟斷者在市場中的地位。
現在，我們用這些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假設可以得出一個有邏輯的結論：設想一個資本主義體制，它的運行邏輯經得起任何質疑，它的競爭過程可以帶來「生產率極限」和經濟學家所說的「最優公共福利」。這就像一個遊戲的殘局：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終極技術誕生，將生產率提高到理論上的最高點，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新產品的生產成本接近於零。換言之，如果不考慮固定成本，則每生產一件額外產品的成本為零，這意味著產品幾乎是免費的。如果這種情況發生，那麼資本主義的血液（利潤）就會枯竭。
在市場交換型經濟中，利潤是從差價中賺得的。例如，我是本書的作者，我把書賣給出版商，換得的是預付款和未來的版稅收入。在讀者拿到這本書之前，書的生產還要經過諸多環節，包括編審、排版、印刷、發行、經銷和零售。參與流程的每一方都提高了交易價格，在原價格的基礎上加入了足以使其獲利的差價。
但寫書和賣書的邊際成本降低到接近於零時會發生什麼呢？事實上，這種現象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定價定得很低，甚至繞過出版商、編輯、印刷公司、批發商、經銷商和零售商，在互聯網上免費發表。在這種情況下，營銷和發行圖書的成本接近於零。僅有的成本是寫書所消耗的時間、購買計算機和接入互聯網的支出。電子書創作和發行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
零邊際成本現象已經破壞了出版業、傳媒業和娛樂產業的舊格局，越來越多的信息以幾乎零邊際成本的方式提供給數十億受眾。今天，全球超過1/3的人口通過手機和計算機以相對低廉的成本生成自己的信息，並通過視頻、音頻、短信以接近零邊際成本的方式在互聯網世界分享。零邊際成本革命的觸角正在延伸到其他商業領域，例如可再生能源、3D打印和在線高等教育。現在已經有上百萬的產消者（消費自己生產的商品）在全球範圍內以接近零邊際成本的方式製造綠色電力。據估計，全球有將近10萬名業餘愛好者採用3D打印技術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方式生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2同時，600萬名學生正在參與慕課。近乎零邊際成本的網絡課程不但由世界知名教授授課，學生的學分還被大學認可。在這三個例子中，雖然前期成本相對較高，但都有增長指數曲線，就像過去幾十年將計算機運算的邊際成本降低至接近於零的指數曲線一樣。在未來二三十年裡，各大洲和全球網絡中的產消者將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方式生產並共享綠色能源、商品和服務，並且通過在線虛擬課堂學習，進而將經濟帶入一個商品和服務幾乎免費的時代。
這場零邊際成本革命中的很多佼佼者認為，在近乎免費的商品或服務更加流行的同時，他們也會創造出其他利潤可觀的商品或服務，甚至可以幫助資本主義重整旗鼓。《連線》雜誌（Wired）前任編輯克裡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以世界上第一家一次性大眾剃鬚刀生產商吉列公司為例，提醒我們免費贈品一直都被用來吸引潛在消費者購買其他商品。吉列公司歷來免費贈送剃鬚刀，旨在吸引消費者購買適合該剃鬚刀的刀片。3
同樣的道理，現在很多藝人允許上百萬歌迷在網絡上免費分享自己的音樂，目的就是希望能培養出忠誠的歌迷屆時付費觀看現場的演唱會。《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向數百萬讀者提供免費的預覽版新聞，而一定比例的讀者會付費訂閱以讀取完整版的內容。從這個角度看，「免費」是構建付費用戶基礎的市場工具。
但是，渴望「一切都免費」的想法本身就是十分短視且幼稚的。隨著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多的商品和服務轉向近乎零邊際成本甚至免費，資本主義市場將進一步萎縮至更加細化的市場領域，靠利潤為生的企業只能倚仗高度專業化的商品和服務存活在經濟體的邊緣，且其用戶群還在不斷流失。
對近乎零邊際成本經濟模式的懷疑是可以理解的。商業領域很多思想老舊的人無法想像商品或服務接近免費時經濟的走向：如果利潤枯竭，資產毫無意義，市場是多餘的，那到底什麼才是重要的？
有些人已經提出這樣的疑問。令他們欣慰的是，幾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在很久之前就審視了這個問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Heilbroner）和瓦西裡·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都思考過引領資本主義前行的致命矛盾。他們都提出過這樣的疑問：在遙遠的未來，新科技是否會讓生產率足夠高、價格足夠低，最後導致零邊際成本模式的出現。
奧斯卡·蘭格（Oscar Lange）是20世紀早期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注意到了成熟資本主義體制下潛伏的謎題。因為，追求新技術以期提高生產率並降低價格從根本上會威脅到體制本身。在1933年經濟大蕭條的陣痛期，他提出了這樣的疑問：生產方式私有制能否無限期持續以促進經濟增長？或者，科技發展到某一足夠發達的階段，是否會成為資本主義體制進步的桎梏？4
蘭格發現，當一個創業者完成技術創新，能夠以低價提供商品或服務時，較之仍陷於傳統生產方式的競爭者而言，創業者享有暫時性優勢，而競爭者的早期投入則不可避免地貶值。競爭者迫於壓力，也會研發出自己的技術創新作為回應，從而再次提高生產率並降低價格，如此循環，週而復始。
但在成熟產業中，很多企業已經搶佔了足夠大的市場份額成為壟斷或寡頭，它們不遺餘力地阻礙經濟進步，竭盡所能地確保資本不因技術過時而貶值。蘭格寫道：「當維護已投入成本成為創業者首要關注的問題時，那麼經濟進步的步伐一定會戛然而止，至少會大幅放緩……這種現象在壟斷市場尤為明顯。」5
實力較強的產業領導者通常會盡力阻礙新競爭者的湧入和新技術的研發。通過放緩或停止新技術的研發，不但保護了先期投入資本的價值，而且阻礙了資本投入新的贏利領域，形成了一個正反饋回路。如果資本不能進入新的贏利領域，經濟就會陷入長期停滯。
蘭格用嚴肅的措辭描述資本家相互剝削的惡果：
如果不能打擊為保護先期投資而阻礙經濟進步的做法，或者打擊沒有成效，那麼資本主義體制的穩定性就會動搖，甚至崩塌。6
阻礙經濟進步的做法注定是失敗的，因為新的創業者總會擠入體制內，探尋提高生產力並降低價格的技術創新，用更低的價格從競爭對手那裡搶得客戶群。從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蘭格提出的這一模式是循環的：不斷提升生產率，進而不斷降低成本和價格，擠壓利潤空間。
對於當代的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商品或服務近乎免費這一設想其實是帶有一點兒預言色彩的，而早期的經濟學家表達出來的是一種「保守的熱情」。凱恩斯是20世紀備受尊重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理論至今仍在經濟學中佔有一席之地。在1930年，當數百萬美國人認為1929年經濟突然下行只是經濟沉入谷底的「開篇」時，他寫了一篇題為《我們孫輩經濟發展的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短文。
凱恩斯在文章中提到，新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生產率並降低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時，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人力消耗也大幅降低。凱恩斯發明了一個新術語，他告訴讀者：「在未來，你會無數次聽到這個詞——『技術性失業』，是指由於探索節省人力勞動方法的速度超過了新崗位的生成速度而造成的失業。」他還提到技術性失業在短期可能是種困擾，但長遠來看它是件好事，因為「人們正在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7
凱恩斯認為：「我們很快將達到一個點（甚至比想像的更快）。在這個點上，所有的經濟需求都將得到滿足，人們願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非經濟活動。」8他很期待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那個時代，近乎免費的商品或服務將達到富餘水平，人類得以從苦難和拜金主義中解脫出來，轉而關注生活中的藝術，實現人性的昇華。
早在20世紀30年代，蘭格和凱恩斯就預見到了資本主義體制內部的分裂性特質：競爭性市場內在的創新性動力會驅動生產率的提升和邊際成本的下降。經濟學家一直以來都很清楚，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式就是消費者只需承擔所購物品的邊際成本。但當邊際成本趨近於零時，消費者如果只支付邊際成本，商家將無法收回其投資，而利益相關方也無法賺取滿意的利潤。因此，行業領袖會爭取市場份額以建立壟斷，這樣他們就能夠以高於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阻礙「看不見的手」引領市場達到商品或服務近乎免費的最有效模式。這一困境就是資本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內在矛盾。
蘭格和凱恩斯的觀點提出80年後，當代經濟學家再次聚焦於資本主義體制的矛盾，他們也不確定在新科技加速零邊際成本時代到來的背景下，市場經濟將如何正常運轉而不至於自我毀滅。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是克林頓任期內美國財政部部長和哈佛大學前校長，他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J. 布拉福德·德朗（J. Bradford DeLong）在2001年8月堪薩斯市聯邦儲備銀行的座談會上聯名發表了題為「信息時代的經濟政策」（Economic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Economy）的報告，重新審視了資本主義體制的窘境。這一次的形勢更危急：新興的信息技術和互聯網通信革命可能使資本主義在未來幾十年迎來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時代。
薩默斯和德朗的關注點在於新興的數據處理和通信技術。他們說，這些「具有地震式效應的創新」正全面地重新配置商業環境，其潛在影響堪比電的出現。他們認為這些技術變革很可能極大地降低邊際成本，而這也是其論點的出發點。9薩默斯和德朗認為：「經濟效率的根本原則在於價格要等於邊際成本。就信息產品而言，生產該產品的社會和邊際成本接近於零。」10這樣，悖論也就隨之產生了：
如果信息產品以等於零邊際成本的價格出售，那依賴銷售利潤抵消支出的公司就無法創造並生產出這些產品。如果要創造和生產信息產品，就要假設銷售產品會使某人得到利潤。11
薩默斯和德朗反對政府通過補貼的形式抵消先期投入，因為「管理性民主、群體思維、官僚風氣會摧毀市場的創新能量」。12
兩位經濟學家不情願地認為，在一個依靠大幅上漲的規模收益來生產商品的經濟體中，保護創新的最佳手段是短期的自然壟斷。13他們的結論是，「私營企業需要臨時性的壟斷和利潤激勵創新」14，而且他們承認「自然壟斷不滿足於價格等於邊際成本這一根本性經濟效率法則」15。事實上，每個經濟學家都知道，壟斷的做法就是阻止潛在的競爭者研發出提高生產率、降低邊際成本和產品售價的創新。然而，薩默斯和德朗總結道，在新經濟中，壟斷也許是能夠維持經濟運轉的唯一方式。兩位經濟學家出奇地坦誠，承認「解開這一系列複雜問題的正確思路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競爭模式不是完全合適的……可我們仍不清楚什麼模式才是正確的」。16
薩默斯和德朗陷入了絕望的理論困境。雖然經濟學家和創業者從不希望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毀滅（他們其實希望資本主義永居高位），但對資本主義制度運行邏輯的審視表明，零邊際成本模式的到來是大勢所趨。近乎零邊際成本的社會代表了資本主義的終極勝利，是推廣社會福利的最佳狀態。然而，勝利的一刻也成為資本主義淡出世界舞台的開端。雖然資本主義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很顯然，在我們離近乎零邊際成本的社會越來越近時，資本主義從前的威風正漸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資源將變得過剩，而不是枯竭。
全新的經濟模式
在薩默斯和德朗關於資本主義理論和信息時代實踐所面臨的矛盾和挑戰的論文中，最有趣的一段就是那句「可我們仍不清楚什麼模式才是正確的」的評述。他們暗示未來有可能出現一種新的替代模式，這種異常現象將使當前經濟體制的長久可行性蒙上陰影。
看起來，我們已經處在經濟模式改變的初期。資本主義的光芒逐漸黯淡，全新的經濟模式正在脫穎而出，社會上正湧現出越來越多近乎免費的商品和服務。
術語「範式轉換」（paradigm shift）近年來使用廣泛，幾乎涉及所有變革。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第一次在廣義上給範式一詞下了定義。庫恩將範式描述為「信仰和認知的一組系統」，這組系統建立了統一而協同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可以等同於現實。他用範式一詞指代科學界的標準以及被廣泛接受的模型，比如牛頓運動定律和達爾文的進化論。17
範式一詞的威力在於它幾乎囊括了所有現實。一旦範式成立，那麼很難（甚至不可能）質疑它反映自然規律的核心假設。範式以外的說辭幾乎不受青睞，因為這些說辭游離在已被廣泛接受的真理之外。但這種從不質疑的接受和對其他觀念的視而不見使矛盾的邏輯逐漸堆積到一個臨界點，之後便是該範式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能夠解釋不規則現象和新發展的綜合性新範式。
長期以來，資本主義模式被視為推動經濟活動組織效率的最佳機制，但如今也在兩個方面遭到圍攻。
一方面，一個融合過去不同學科（生態科學、化學、生物學、工程學、建築學、城市規劃和信息科技）的跨學科學術領域正在熱力學原理的理論經濟學基礎上衝擊著標準經濟學理論（該理論仍執著於牛頓物理學的表象）。能量法則會產生生態約束，經濟活動和這些約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標準資本主義理論幾乎沒有關注到這一關係。在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中，影響地球的動力只是經濟活動的外部效應，它們是可調整的微小因素，對資本主義系統的整體運轉影響不大。
傳統經濟學家沒能意識到熱力學原理掌控著所有的經濟活動。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認為，「宇宙中的能量總量是固定的，熵（熱力學函數）的量不斷增加」18。熱力學第一定律（也就是能量守恆定律）指出，能量既不能被創造也無法被毀滅，從宇宙誕生到毀滅，能量的總量會保持恆定。雖然總量保持不變，能量的形態卻在不斷變化，且總是從可用向不可用轉化。這也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出處。第二定律指出，能量的流向總是從熱到冷、從集中到分散、從有序到無序的。例如，對於一個燃燒的煤塊來說，能量總量是固定的，但能量會以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其他氣體的形式散發到大氣層。雖然能量沒有消失，但散發的部分對正常生產和工作沒有意義。物理學家稱這種無法利用的能量為熵。
經濟活動的本質在於將自然界的可用能量（固、液、氣三態）轉化為商品或服務。在生產、儲存和配送的各個環節，能量都負責將自然資源轉化成商品或服務。商品或服務中所包含的任何能量都消耗了有用能量和熵，進而推動經濟活動沿著價值鏈前進。最終，商品被消費和遺棄，能量再次循環進入自然界，熵值隨之增加。工程師和化學家指出，在經濟活動中，能量永遠不會出現淨增加值，相反，只會在將自然資源轉化成經濟價值的過程中損耗。問題是，這筆損耗的賬單何時到期呢？
工業時代的「熵賬單」已經來了。大量燃燒礦物能源使大量二氧化碳氣體在大氣層聚集，導致氣候變化頻發，地球生物圈遭到大規模破壞，為現有經濟模型打上了一個問號。大體上看，經濟學界還沒有準備好應對經濟活動受熱力學原理影響這個事實。業界人士的公然忽視，客觀地強化了來自其他自然和社會科學界學者對經濟模式的反思。在我此前編寫的《第三次工業革命》[1]中，「漸漸遠去的亞當·斯密」這個章節對此有過相關論述。
另外，一個強大的新技術平台正突破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範疇，加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核心矛盾，進而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推至上文中提到的末路。在物聯網這個21世紀智能基礎設施中，通信互聯網將與逐漸成熟的能源互聯網和物流互聯網融合，造就第三次工業革命。物聯網已經大幅提高了生產率，使很多商品或服務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商品或服務也幾乎免費。其結果是企業利潤開始枯竭，所有權概念淡化，經濟稀缺逐漸讓步於經濟過剩。
物聯網：徹底顛覆人類經濟社會
物聯網將把這個集成世界網絡中的所有人和物連接起來。物聯網平台的傳感器和軟件將人力、設備、自然資源、生產線、物流網絡、消費習慣、回收流以及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連接起來，不斷為各個節點（商業、家庭、交通工具）提供實時的大數據。反過來，大數據也將接受先進的分析，轉化為預測性算法並編入自動化系統，進而提高熱力效率，大幅提高生產率，並將整個經濟體內生產和分銷商品或服務的邊際成本降至趨近於零。
歐洲物聯網研究項目組由歐盟委員會組建，旨在推動向「泛計算機化」時代的過渡。該項目組發現物聯網已經通過成千上萬種方式使世界連接成大網絡。
物聯網正在介入工業和商業領域。公司在整個商業環節安裝傳感器以便追蹤貨物流向。例如，美國著名快遞公司UPS（美國聯合包裹公司）利用大數據技術實時監控其在美國境內6萬輛貨車的狀態。UPS在車內安裝傳感器以便及時發現可能失靈的部件，這樣公司可在第一時間為車輛更換部件，避免路上拋錨造成的巨額損失。19
傳感器可以記錄並傳送關於原材料可用性的相關信息，將當前庫存信息告知前方辦公室，並排除產品線的故障。其他傳感器可以報告辦公地點和家用電器的用電變化情況，以及用電變化對電費的影響。消費者可以設置相關電器以降低耗電量，或在用電高峰期關閉電器以避免電費暴漲，或將燈光調暗，防止下月電費出現賒欠。
安裝在零售店的傳感器可以幫助銷售部門和市場部門瞭解消費者行為，進而獲取相關信息，例如消費者仔細觀察並拿起過哪些產品，把哪些放回貨架，或者是買了什麼。其他傳感器可追蹤發往零售商和消費者的產品，密切監視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的數量。全天候對大數據進行分析，可以校準供應量庫存、生產和流通環節，並啟動新的商業活動，進而提高整個價值鏈的熱力學效率和生產率。
物聯網也正被用於智慧城市的建設中。傳感器可以監測建築物、橋樑、道路和其他基礎設施的材料波動和狀態，分析建築環境的構造狀況，以便適時做出修補。其他傳感器可以監測街坊鄰里間的噪聲污染情況、道路交通堵塞狀況和人行道的密集度，以便優化出行路線。20安裝在街道沿線的傳感器可以告知駕駛員哪裡有可用車位，智能公路和智能高速使駕駛員瞭解最新的事故及堵車信息。一些保險公司正嘗試在車輛上安裝傳感器，通過搜集車輛使用時間、位置、特定時間段行駛距離的信息來預測風險並制定保險費率。安裝在公共照明設備上的傳感器可控制設備根據周邊環境的光照度調節自身亮度。傳感器甚至還裝在了垃圾桶上，用來優化廢物搜集的時間。
物聯網正迅速應用於自然環境，以便管理地球的生態系統。安裝在森林中的傳感器可以向消防員預警可能引發火災的危險因素。科學家們在城市、郊區和農村安裝了傳感器，用來提醒公眾相關的污染信息，公眾可減少戶外活動以避免暴露在污染環境中。2013年，美國駐華使館大樓的傳感器每小時都會播報北京的空氣污染指數。這些數據會立刻上傳到互聯網，向公眾發出污染程度的警示。這項舉措迫使中國政府為保護公眾健康推出嚴厲的措施，降低周邊燃煤電廠的碳排放量、實施交通管制和限制能源密集型工廠的生產，以保障公共衛生安全。
傳感器還可以安置在土壤中，探測土壤微小的波動和密度的變化，預測雪崩、塌方、火山噴發和地震等地質災害。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正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城市上空和地面佈置傳感器，以提前兩天預測大雨和泥石流，使市政機構能夠及時疏散本地居民。21
研究人員也正把傳感器安裝在野生動物身上和它們遷徙的途中，對影響它們生存的環境和行為變化進行評估，以實施維持生態系統動力性的保護措施。傳感器還被安裝在河流、湖泊和海洋中用以檢測水質的變化，並估測該變化對生態系統中動植物的影響，進而制定補救措施。在美國艾奧瓦州迪比克的一個試點項目中，部分家庭安裝了電子水表和配對軟件用來監測家庭的用水習慣，這不但可以監測到可能的漏水情況，也可減少水的浪費。22
物聯網也正在改變我們生產和運輸食品的方式。農民正在使用傳感器預測天氣，監測包括土壤濕度、花粉傳播面積和其他影響產量的因素，並安裝自動響應裝置，以確保作物生長環境保持在最適宜的狀態。傳感器還被安裝在運送蔬菜和水果的貨箱上，這些傳感器既能追蹤貨物位置，又能通過分析貨物氣味判斷其是否將要變質，以便改變路線將其運往較近的分銷商處。23
醫生甚至將傳感器植入人體，檢測包括心率、脈搏、體溫和膚色在內的身體機能，方便醫生察覺重要體征變化，以便提前採取措施。通用電氣公司正在研究一種計算機視覺軟件，該軟件「可分析病人在劇烈疼痛、發狂或其他痛苦狀態下的表情」，進而提醒護士採取必要措施。24在不久的將來，人體傳感器將與個人健康電子記錄掛鉤，使物聯網可以快速診斷病人的身體狀態，幫助醫療人員做緊急治療。
毫無爭議的是，物聯網目前帶來的最大影響出現在安全領域。家庭、辦公室、工廠、商店甚至公共地點都安裝了傳感器，用以及時發現犯罪活動。物聯網可以向安保部門和警察發出警示，提醒其迅速做出回應，也為逮捕犯罪嫌疑人提供追蹤數據。
物聯網將人造環境和自然環境融合在了一個有序運轉的網絡中，所有人和事物在保護地球的前提下，通過優化社會熱動力學效率的方式彼此溝通，促進彼此的連接。如果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平台在實現市場交換和獲取私利的過程中切斷並封閉了地球上大量生物的相關性，那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物聯網平台則恰恰逆轉了這個過程。之所以說物聯網是改變人類組織經濟生活的顛覆性科技，是因為它幫助人類重新融入複雜的生物圈，在不損害地球上生態關係的情況下大大提高了生產率。在循環經濟中更有效地使用較少的資源，以及從碳基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過渡都是新興經濟模式的顯著特徵。在新時代，我們每個人都是生物圈神經系統的一個節點。
物聯網正在徹底轉變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在指引我們向可持續發展的富裕未來前行的同時，也帶來了有關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的惱人問題，本書的第五章和其他章節會對此進行說明。
世界上一些領先的信息科技公司已經開始著手構建物聯網：通用電氣公司的「工業互聯網」、思科公司的「萬物互聯網」、IBM的「智慧星球」和西門子公司的「可持續城市」就是典型的代表，它們可以使互聯網變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智能平台，將街坊鄰里、城市、區域和大陸融匯在一個被工業觀察員稱為「全球中性網絡」的架構中。這個網絡是開放、分散和協同的，每個人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都可以訪問該網絡，並且可以使用大數據技術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方式創造新的應用，管理日常生活。
早前，支持物聯網的跨國公司並不確定到底是什麼構造了物聯網平台的核心運營機制。2012年，思科公司邀請我赴德國柏林同他們客戶公司的CIO（首席信息官）們探討第三次工業革命。2013年，西門子公司邀請我會見其CEO（首席執行官）羅旭德（Peter Loescher）、全球董事會以及20位關鍵的全球部門領導。可見，兩家公司的高管都很關注物聯網。
在思科公司的會議上，我以一個問題作為開場：歷史上所有基礎設施的共同點是什麼？基礎設施包括通信媒介、動力源和邏輯機制三個部分，每個部分都相互影響，共同確保基礎設施以一個整體運行。在這個意義上，基礎設施可以看作一個假肢，或一種擴大社會機制的手段。倘若通信、能量來源和移動性有一者缺失，社會就會停止運轉。
就像之前說過的那樣，物聯網是由通信互聯網、能源互聯網和物流互聯網協同組成的有機整體，它將持續不斷地通過調度能源、生產並分銷商品或服務以及回收廢物的方式尋找提高熱力學效率和生產率的新手段。三個互聯網缺一不可。沒有通信就無法組織經濟活動，沒有能源就無法生成信息或傳送電力，沒有物流就無法在價值鏈上推動經濟活動。上述三個操作系統共同構建了新經濟組織的生理機能。
物聯網所包含的這三個彼此協作的互聯網需要企業做出功能上的轉型。在思科的案例中，我對新興物聯網經濟中CIO這一職位能否維持表示了懷疑，並建議未來的IT（信息技術）、能源服務和物流應整合成一個統一的職能部門，由CPO（首席產品官）負責監督指導。CPO的職責是整合IT、能源和物流領域的專業技術，利用物聯網技術優化公司運營的熱動力學效率和生產率。
思科公司以IT為主要業務，而西門子公司的業務更為多元化，設有IT、能源、物流和基礎設施等部門。我在與西門子公司高管的接觸中發現，明顯不同的部門之間多多少少還是相對獨立的，各自銷售自己的產品和服務。西門子公司將自己重新打造成一個為創建智慧城市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提供解決方案的供應商，這迫使傳統意義上的獨立部門就如何增加彼此價值、推動物聯網世界新局面展開對話。三大互聯網在同一個物聯網中運行，共同提高城市、區域和國家的熱力學效率和生產率，這一切使物聯網這一概念突然變得有意義了。但是，建立一個新的商業模型，將西門子公司優秀的業務部門聯手組建成強大的解決方案提供商，從而管理物聯網技術平台的權限，並促進城市向智慧和可持續發展轉型，這一想法到底有多明智呢？
隨著物聯網平台突然出現，對商業模式的反思也正在凸顯。我自己的社會企業TIR咨詢公司是由很多世界領先的建築、能源、施工、電力、IT、電氣、物流和運輸公司組成的。自2009年起，我們就與世界上諸多城市、地區和國家探討編製第三次工業革命總體規劃以推行物聯網基礎設施的問題。如果不是當初發現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未知的領域並位於陡峭的學習曲線之上，我就不會專注於新智慧城市的建設，但我們知道的也就這麼多。物聯網操作系統的核心，是未來通信互聯網、能源物聯網和物流互聯網的有機結合。如果三大互聯網始終彼此獨立，那麼利用物聯網推動智慧城市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的建設是不可能的。（對構成物聯網的三大互聯網的論述貫穿全書。）
協同共享：主導人類社會
對物聯網未來前景的興奮在於極高的生產力會將萬事萬物連接到一個全球性的網絡中，人類向商品和服務近乎免費的時代加速邁進，21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走向沒落，協同共享將取而代之，成為主導經濟生活的新模式。
我們習慣於將資本市場和政府視為管控經濟生活僅有的兩種方式，以致忽略了兩者以外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於傳遞政府和市場所不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經濟模型。共有模式在資本市場和政府出現之前就已存在，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體制性自營活動。
當代的共有模式是數十億人口參與社會生活的方式。它由數百萬的自營（大多數是民主的）機構組成，包括慈善機構、宗教團體、藝術和文化團體、教育基金會、業餘體育俱樂部、產銷合作組織、信用機構、醫療機構、倡導團體、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人組織和無數能夠生成社會資產的正式和非正式機構。
傳統的民主性共有模式至今仍存在於世界各地。在農村，當地的資源被（土地、水源、森林、漁業、牧草等）集中並由村民們共同使用。關於徵用、耕種、分發和資源循環利用的決定在民主的基礎上由共有模式中的成員共同做出。此外，違反慣例或條約的制裁或懲罰措施會寫入組織章程，使共有模式成為一種自營的經濟體。在以物質為基礎的農業社會中，共有模式已經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模式，因為產銷的最終目的是使用而不是交換。它們是當今循環經濟的早期原型。
考慮到共有模式誕生的政治環境，它的成功就更加引人注目。大體上看，共有管理出現在封建社會，勢力強大的君主剝削當地百姓，強制百姓在莊園勞作或用其生產的部分產品交稅。受剝削的百姓共享勞動所得，成為他們優化自有財產的僅有方式。由此得到的啟示是，以民主自營形式分享共有資源的做法在封建專制體制下是有強大生命力的經濟模型。
席捲歐洲大陸的圈地運動導致了封建社會的瓦解，萌生了現代市場經濟和之後的資本主義體制，結束了農村的共有模式，但共享的精神仍然存在。農民把之前的經驗帶到了城市，在城市裡，工業革命帶來的工廠主扮演了和封建君主同樣的剝削者角色。城市工人和新興中產階級同他們的農民先驅者一樣，投入他們的共有資源（這一次是以工資和勞動技能的形式）建立了新型的自營共有模式。各類慈善機構、學校、醫院、貿易聯盟、合作社和大眾文化機構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湧現，為19世紀的公民社會奠定了基礎。這些新型共有機構由社會資本籌資，在民主精神的指導下經營，在改善數以百萬計的城市居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20世紀，公民社會通過免稅組織的形式實現了體制化，甚至部分轉化為非營利組織。今天，就其純粹的社會職能和機構分類而言，「公民社會」和「非營利組織」兩個詞是通用的。現在，一個新的趨勢是更多使用「社會共有」一詞，不再做以前的區分。
從封建共有過渡到社會共有的漫長歲月裡，一代又一代人已經把民主自營的原則理念打磨成了一個精細工藝。當前，全球很多國家的社會共有都比市場經濟發展要快。由於社會共有創造的大部分是社會價值而不是金錢價值，所以經濟學家往往會忽視社會共有。然而，社會經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一項針對40個國家的調查表明，非營利性共有組織的運營支出達到了2.2萬億美元。在其中8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法國、比利時、澳大利亞、捷克和新西蘭，非營利性共有組織的生產值平均占本國GDP的5%。25這些國家非營利性共有組織對GDP的貢獻高於其他所有公共設施領域，與建築業持平，與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服務業的占比也相差不大。26
社會共有的產物使社會以文化實體的形式存在。市場和政府是人們社會身份的延伸。如果沒有社會資本的持續補充，市場和政府就無法獲得足夠的信任而發揮作用，然而人們還是將社會共有輕蔑地劃歸為「第三領域」，好像它沒有市場和政府重要似的。
然而，我們會不會有一天一早醒來，發現所有社會團體組織一夜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社會迅速萎縮和滅亡？如果沒有神社、學校、醫院、社區服務小組、倡導團體、體育和休閒設施、藝術和其他文化機構，我們將失去使命感、認同感以及將人類聯結成一個大家庭的社會紐帶。
資本主義市場在私利的基礎上受功利性驅動，而社會共有受集體利益和與他人分享的精神驅動。如果說前者奉行的是產權、購者自慎和自治，那麼後者推行的則是開源創新、透明度和對社區建設的追求。
共有模式之所以在當今社會比在以往任何一個歷史階段都受重視，是因為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全球性的高科技平台，其根本特點在於它可以優化共有模式的核心價值和運營原則，從而使這一歷史悠久的體制重新煥發活力。
物聯網是新興協同共享模式的「科技精神伴侶」。物聯網的基礎設施以分散的形式配置，旨在促進協同效應，使物聯網成為促進社會經濟的理想技術框架。物聯網的運營邏輯在於優化對等生產、全球接入和在公民社會中培養並創造社會資本的敏感程度。建立物聯網平台的根本初衷在於鼓勵分享型文化，這與共有模式相得益彰。物聯網的這些設計特點帶領社會共有走出陰影，賦予它一個高科技平台，使其成為21世紀決定性的經濟模式。
物聯網讓數十億的人通過點對點的方式接入社交網絡，共同創造組成協同共享的諸多經濟機會。物聯網平台使每個人都成為產消者，使每項活動都變成一種合作。物聯網把所有人連接到一個全球性的社區中，社會資本繁榮的規模前所未有，使得共享型經濟成為可能。沒有物聯網平台，協同共享既不可行，也無法實現。
「協同」這個詞直到20世紀才出現。使用谷歌強大的書籍詞頻統計器（Ngram Viewer）詞彙查找功能可以一窺這個詞的變化。研究人員可以使用書籍詞頻統計器服務查找1500—2008年出版的500多萬本圖書，確定某一個詞初次使用是在什麼時間，以及之後使用頻率的增減。查詢結果清楚地顯示，「協同」第一次使用出現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自20世紀60年代計算機和互聯網作為點對點互動通信媒體出現後，「協同」一詞的使用率一路飆升。27
協同共享已經對經濟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市場正讓步於網絡，所有權正變得沒有接入重要，追求個人利益由追求集體利益取代，傳統意義上由窮變富的夢想轉變成對可持續高質量生活的渴望。
在不久的將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將失去主導社會的地位，因為協同主義的時代即將到來。年輕的協同主義者吸取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精華，同時去除了自由市場和官僚體系的核心本質。
物聯網分散和互聯的本質深化了個人參與創業的程度，該程度和個人在社會經濟中協同關係的多樣性和強度成正比。這是因為通信、能源和物流的民主化會使每個個體變得強大，但要求個體必須參與到社會資本支撐的點對點網絡中。一個通過提高社會內涵來增強自主創業精神的時代即將到來。毫無疑問，聰明、傑出的「千禧一代」認為自己是「社會創業者」。對他們而言，其創業者的身份和社會成員的身份將不再相互矛盾，而是相互促進。
數百萬人正在把經濟生活的一部分從資本主義市場向全球性的協同共享轉移。產消者不僅在協同共享下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模式製造並分享自己的信息、娛樂、綠色能源、3D打印商品和大量的慕課，他們還通過社交網站、租賃商、「物質再分配俱樂部」和合作社以較低或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模式共享汽車、房屋甚至衣物。越來越多的人同樣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模式在患者主導的醫療體系中協同合作以提高診斷技術，尋找解決頑疾的治療方案。年輕的社會創業者正在創建生態敏感型企業，通過眾籌資本組建新公司，甚至在新經濟模式下創造另外一種新的社會貨幣。結果是，市場上的「交換價值」正逐漸被協同共享下的「共享價值」替代。當產消者在協同共享中分享自己的商品和服務時，市場經濟中的交換法則與社會生活就越發不相關了。
當前經濟學家、商業領袖和官員們就有關世界範圍內可能產生的新型經濟長期停滯的激辯預示著市場經濟交換價值向協同共享中的共享價值轉移這一大變革。
「大蕭條」後，全球GDP一直保持增長，但增速放緩。雖然經濟學家指出了一系列原因，如能源價格過高、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增長緩慢、消費者和政府債務過高、全球收入大幅流向富人、存在消費者風險規避現象等，但是可能還有一個更深遠的潛在因素（雖然還在初期）能夠解釋GDP增長的放緩：當越來越多的領域中的商品和服務生產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利潤受到擠壓，GDP也會逐漸降低。同時，因為商品和服務接近免費，市場中的購買行為也會減少，而這將再次降低GDP。甚至在交換經濟中，購買行為也在減少，因為人們在共享經濟中循環利用，延長了之前所購商品的使用週期，也導致了GDP的流失。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青睞訪問權而不是所有權，他們只願意付錢購買汽車、自行車、玩具、工具或其他商品的有限使用時間，其結果就是GDP的降低。同時，自動化、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替代了數百萬人的人力勞動，消費者在市場上的購買力繼續收縮，進而減少了GDP。而且，隨著產消者人數的增加，更多的經濟活動正在從市場上的交換經濟轉向協同共享下的共享經濟，這使GDP再次縮水。
問題是，雖然導致經濟停滯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個更顯著的導致經濟停滯的改變正在顯現，那就是資本主義體制的緩慢衰退和協同共享的興起。在協同共享下，市場資產的積累對經濟水平的影響變小，社會資產的增加對經濟水平的影響增大。未來幾年或幾十年的GDP下降將逐漸促進充滿活力的新型經濟模式的誕生，這一新型經濟模式將採用全新的方式衡量經濟價值。
全球範圍內對評定經濟成功標準的討論很好地彰顯了這一變化。傳統意義上，GDP對資本市場經濟表現的度量標準僅限於把每年商品和服務數量相加，經濟增長不區分積極和消極。用於清理有毒廢棄物、加強警務防護、升級監獄設施和軍事撥款的增加全部包含在了GDP之內。
今天，經濟生活正在發生改變，金融資本和市場中商品和服務的交換逐漸過渡為社會資本和協同共享中商品和服務的共享，這種過渡正在重塑社會對經濟績效評價標準的思考。歐盟、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很多工業化及發展中國家已經發佈評定經濟發展的新標準，強調「生活質量」，而不僅僅是經濟產出的數量。社會效益（包括公民受教育程度、醫療服務可用性、新生兒死亡率、平均壽命、環保工作力度、可持續發展、人權保護、社會的民主參與度、志願者人數、公民休閒時間長度、貧困線下人口比例、財富的合理分配）已經優先成為政府評定社會中大體經濟水平的眾多方法之一。隨著未來幾十年市場經濟的衰退，GDP作為評定經濟績效重要指標這一地位將不可避免地下降。21世紀中葉，協同共享下的生活水平很可能成為衡量各國經濟水平的指標。
在交換經濟和共享經濟的角力中，經濟學家最後的擔憂是，如果所有事物都接近免費，那麼研發新商品和服務的動機就不復存在，因為發明者和創業者無法收回先期投入。但開源法律文件正在從知識產權條例中解放出來，在此基礎上，數百萬產消者在社會共有下協同工作，創建新的IT公司、軟件公司、娛樂形式、學習工具、媒體產物、綠色能源、3D打印商品、點對點醫療研究項目和非營利性社會創業經營機構。其結果是大量的創新得以湧現，至少與20世紀資本主義市場出現的創新數量持平。
協同共享帶來的創新民主化正孕育著一種新的激勵機制，它更多的是基於提高人類社會福利的期望，而不那麼重視物質回報。這種激勵正有效地發揮作用。
雖然資本主義市場不大可能消失，但它將不再是定義人類文明經濟日程的唯一因素。雖然有的商品和服務邊際成本足夠高，能夠通過市場的流通為投資帶來足夠的利潤，但在一個更多商品近乎免費的世界，社會資產發揮著比金融資產更重要的作用，經濟生活更多地活躍在協同共享之下。
本書的寫作目的不僅僅在於撰寫一份關於推動協同經濟模式計劃的冗長清單，因為關於萌芽時期的協同模式已經有數百篇文章和幾十本書討論過了。本書關注人類行為的這次改變是如何廢除我們在資本主義時期賴以生存並建立機制的核心價值的。本書還將探討驅動新協同紀元的新價值觀和新體制。
直到現在，很多關於協同文化日益興起的著作和文章都認為，雖然這種組織商業的新模式破壞力很強，但它不會最終威脅到資本主義市場和社會主義的最高假設。對許多推崇協同經濟模式的說客而言，他們認為協同模式在未來將大幅提高公民在社會中的參與度和社會創新度，促使我們將幾乎所有領域內的機構設置為扁平式，但最終都會納入更人性化和高效的資本主義市場。
環視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當前配置可以發現，資本主義還在發揮著能量。《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繼續掌握全球商業的操控權，2011年，全球500強企業的收入比這一年全球GDP的1/3還要多。28考慮到資本主義系統的巨大能量和廣泛性，很難想像一個資本主義逐漸消失的世界將是什麼樣子。
我們需要考慮資本主義之後以何為生的部分原因是我們並不清楚資本主義是如何形成的。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要退後一步，回顧一下歷史上關鍵的經濟模式變遷，以及社會機構如何隨之改變。縱觀歷史，大規模經濟轉型都出現在人類發現新能源並建立新型通信媒介之時。能源和通信媒體的融合建立了重組時空動態性的矩陣，從而使更多的人走到一起，在複雜的、互相關聯的社會組織中凝聚在一起。附屬的科技平台不但成為基礎設施，也決定了組織運營經濟的方式。在19世紀，蒸汽驅動的印刷機和電報成為一種新的通信媒介，將基於煤炭動力的複雜的鐵路和工廠系統連接起來並進行管理，從而將全國人口密集的城市連接起來了。在20世紀，電話和之後的廣播、電視成為管理和經營一個地域分散的石油、汽車和郊區市場以及大眾消費者社會的通信媒介。在21世紀，互聯網在全球相互關聯的共有模式下成為分配可再生能源、自動化物流和運輸的通信媒介。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科技平台是集中化的，命令和控制都是自上而下的。這是由於化石燃料只能在部分地區開採，需要集中管理才能把產品提供給最終消費者。反過來，需要集中、垂直整合的通信媒介應對新能源出現帶來的商業交易加速。
建立集中式通信/能源矩陣的巨額資本支出意味著，依靠這些技術平台的新興工業或商業企業需要為自身創建一個貫穿整個價值鏈的大型垂直整合運營體制，這是保證規模經濟足以收回投資成本的唯一途徑。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建立垂直整合企業的大量先期投資需要巨額投資資本。
然而，投入大量資產是值得的。將整個價值鏈帶到同一個屋簷下使企業避免了很多高成本的中間環節，降低了邊際成本，進而極大降低了商品和服務的售價。但諷刺的是，同樣的垂直整合使得一些市場領導者壟斷了各自的領域，阻礙新參與者推出降低邊際成本的新技術，進而奪取據點和足夠的市場份額以便更高效地競爭。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物聯網基礎設施通過其開放的架構和分散式的特點，利用近乎零邊際成本的區域分散並行生產特點和全球網絡，使協同共享下的企業打破資本主義市場中大公司通過垂直整合形成的壟斷。
物聯網的技術平台依賴隨處可見的可再生能源。而且，當日益成熟的技術價格越來越低廉，在未來10年後像手機和計算機一樣便宜時，先期針對科技的固定投資收回後，西下的斜陽、簷下的清風和廚房中廢棄物轉化成的生物能都是免費的，就像我們現在在互聯網上創造和分享的信息一樣。然而，分散的可再生能源需要協同組織到一起，並且在社區和區域以點對點的方式共享，這樣才能有足夠的規模經濟把邊際成本降到接近於零。由於物聯網是一個分佈式、協同和點對點的技術平台，注定了它將成為唯一一個能夠靈活管理相似可再生能源的機制。
分散式物聯網基礎設施上線的固定成本雖然很高，但遠低於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集中式科技平台的籌建和維護成本。不但固定成本減少，物聯網還拉低了商品和服務生產及配送過程中通信、能源和物流的邊際成本。通過去除價值鏈中幾乎所有中間環節的交易成本，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合作社和其他非營利性商業機構）和數十億的產消者可以在協同共享下以近乎零的邊際成本直接分享商品和服務。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的下降極大降低了在分佈式點對點網絡中創建新企業的入市成本。低廉的入市成本鼓勵更多人成為潛在的創業者和協同工作者，在共有模式下生產並分享信息、能源、商品和服務。
物聯網基礎設施和協同共享帶來的變化遠遠超越了商業領域。每種通信/能源矩陣都伴有一組建議，提示它們如何利用新科技帶來的機遇組織社會和經濟生活，這些建議反映了新技術投入應用的可能性和潛力。這些建議在龐大的信仰系統中被推崇。這個信仰系統認為社會的新經濟模式遵循自然法則，因此是組織社會生活的唯一合法途徑。在歷史上，我還不知道哪個社會對自然法則的看法與它和環境的關係不一致。通過建立自然觀（複製了其影響世界的方式），每個社會都應感到安心，因為它們知道自身的組織方式符合自然法則。一旦這種無意識的自我審定在公眾心中根深蒂固，那麼任何關於社會和經濟組織方式的批評或質疑都會被認為是異端，是愚蠢的，因為它與自然和宇宙法則相悖。縱觀歷史，決定各經濟模式的宇宙論在保持社會穩定方面最終都比軍隊做得出色。
這就是為什麼模式的轉變不僅具有破壞性，而且是痛苦的，因為這不但質疑了支撐社會和經濟模型的假設，同時否定了與之相伴的信仰系統和掌控這些模型的世界觀。
為了更好地理解資本主義市場向協同共享轉變時巨大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心理變化，可以把這次變化的影響等同於人類歷史上中世紀晚期由封建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以及當代市場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在每個事例中，理解通信/能源矩陣的變化如何激發經濟模式的轉變、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社會世界觀，可以幫我們更好地認識引領經濟前行並把我們帶入當代社會的演化機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可以讓我們以歷史的視角探尋如何應對全球經濟範式轉換（這一次是從資本主義市場過渡到協同共享）帶來的劇變。
[1] 該書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於2012年6月出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