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協同共享機制下，買賣雙方都讓位於產消者，產權讓位於開源共享，所有權讓位於訪問權，市場讓位於網絡；信息製造、能源產生、產品生產和學生教育的邊際成本都接近於零。於是問題出現了：既然新興物聯網能使上述一切成為可能，那麼如何對物聯網基礎設施投資呢？（第十二章將單獨論述如何監管接近於零邊際成本的社會的問題。）
邊際成本論戰
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如何對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的問題就已經出現。當時它被稱為「邊際成本論戰」，並在經濟學家、商界領袖和政府政策制定者中引發了一場爭論。當時，該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抽像問題。但是今天，它已經成為社會面臨的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我們對幾乎零邊際成本的社會進行投資的方式，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在21世紀剩餘時間內組織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方式。
1937年12月，已退休的計量經濟學會主席、經濟學家哈羅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在學會年會上發表了一篇深奧的論文，論文標題為「與稅收、鐵路運價和最大利用率相關的公共福利」（The General Welfare in Relation to Problems of Taxation and of Railway and Utility Rates）。
霍特林在論文開篇中指出：「獲得最佳公共福利的條件是所有產品以邊際成本銷售」。1當然，如果企業以邊際成本銷售它們的產品，它們很快會因為無法收回投資而被淘汰，因此，每個企業家都會將前期成本計入所銷售的單個產品中。
然而，霍特林意識到，公共商品領域的一些商品並不存在競爭，因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商品的需求，例如道路和橋樑、水和污水處理系統、鐵路、電網。這些公共商品通常是為開展其他經濟活動而建設的基礎設施，並且一般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由於不存在競爭，這些公共商品更適合自然壟斷模式。在路網、橋樑、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以及電力傳輸等方面開展競爭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
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如何支付建設基礎設施和製造公共商品的費用呢？霍特林認為，如果在使用基礎設施時僅僅支付邊際成本，那麼公眾將從中受益。鑒於此，建設基礎設施和製造公共商品的最佳資金來源應該是公共稅收。霍特林傾向於利用所得稅、遺產稅、土地增值稅進行公共商品投資。他認為，如果政府將稅收用於對非競爭性基礎設施建設的前期投資，那麼「每個人都會從中獲得更多的好處」。2
霍特林以對橋樑收費與否為例進行闡述：
一座不收費的橋樑的建設成本並不會比收費的橋樑多，並且前者運營成本更低；此外，免費橋樑會更多地被利用，儘管社會必須以某種方式為其埋單，但整個社會也會因此獲得更多效益。相比之下，收費橋樑則會導致一些人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繞行不收費道路上，更會使一些人就此放棄橋樑通行。3
霍特林承認，用稅收支付公共商品開銷可能會對一些納稅人產生影響，尤其是富裕階層，其影響程度取決於稅收的種類。舉例來說，遺產稅和地產稅雖然能夠增加公共福利，但會給全國最富裕的人群增加一些輕微的負擔。
霍特林認為，政府收入應該「用來支付建設基礎設施所需的固定成本，包括電廠、水廠、鐵路，以及其他需要巨額固定資本投入的行業，以降低這些行業產品銷售和服務的邊際成本」。4許多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認同霍特林的觀點，認為這是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合理方法。
然而，也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贊同他。自由企業的眾多傳統提倡者認為，公共商品（尤其是構成基礎設施的公共商品）不存在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市場上新增單位商品的平均成本將隨著需求時間的增長而下降。他們認為，以「下降的平均成本」收費更加明智，這會在確保企業收回投資的同時避免政府干涉經濟運轉。
1946年，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參與到邊際成本論戰中，通過特例的方法證明霍特林主張的社會補貼「可能導致生產要素分配不均、收入分配不均，而且可能造成一定的損失，而這些損失則是霍特林曾經極力避免的」。5
科斯認同霍特林關於「價格應該等於邊際成本」的觀點，但他同時認為價格應涵蓋所有成本。他提出了一個分區定價方案，即公共商品或服務的使用者應該在邊際成本的基礎上為商品運輸支付額外費用。這樣，納稅人就不用為此埋單了，因為一些納稅人根本就不會用到這些公共商品或服務。科斯認為，分區定價能夠涵蓋邊際成本和總成本。6
無須費力解釋關於邊際成本論戰的細微差別，我只想說，科斯開啟了推崇自由市場的潮流。在傳統的無干涉市場理論中，自然壟斷行業應該由私營機構控制，企業則應該制定高於邊際成本的價格來收回投資，而政府不應該進行補貼。到1946年，「市場在不受干涉的條件下才能成功」的理論再次受到專家的青睞。現在，與此有關的爭論仍然此起彼伏。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教授約翰·杜菲（John Duffy）認為：「總之，現代公用事業理論一般不建議使用普遍的公共補貼來迎合全球邊際成本定價法則。」7
在現實中，許多反對政府補貼的市場經濟學家認為，政府不應該對建設公共商品和服務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自然壟斷者應該採取高於邊際成本的定價來收回固定成本。事實上，這種論調非常虛偽。他們一方面反對政府補貼，另一方面卻對私營企業以近乎壟斷的地位從事公用事業的現象視而不見，而大量政府稅收補貼正是被這些私營企業收入囊中。
在美國，超過一半的聯邦政府稅收補貼流向4個行業：金融、公用事業、通信以及油氣及其輸送管道。除金融行業外，其餘三者都具備公用事業的所有特徵，可以歸類於公用事業。2008—2010年，天然氣和電力獲得了超過310億美元的政府補貼，通信獲得的補貼超過300億美元，油氣及其輸送管道則獲得了240億美元。8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浪潮之前，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上述三個行業都歸政府所有，並且由政府進行投資，這樣消費者就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享有產品和服務。但是在美國，上述行業的很大一部分仍歸私營機構所有。儘管電力和天然氣這兩項公用事業由政府監管，但是私營機構仍然能夠以高於邊際成本的金額定價，使他們在贏利的同時享受豐厚的政府補貼。
這些補貼還未包括政府以專利形式對知識產權所進行的保護。儘管最初的目的在於鼓勵發明，以及促使企業家回收成本，但是長期以來，知識產權保護卻一直發揮著其他作用：使自然壟斷者能夠對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務享有再次壟斷，從而以遠高於邊際成本的金額定價。
但是，隨著互聯網迅速崛起，維護信息安全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這一切也都將隨之改變。接下來，隨著太陽能、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3D打印「物體」以及在線高等教育取得豐碩成果，邊際成本將持續快速下降。
物聯網是史上第一個通用技術平台，它可以將大多數經濟組成部分的邊際成本降至接近於零。這就是邊際成本論戰對人類的未來如此重要的原因。能否發掘物聯網的潛在本質，取決於誰為物聯網平台投資。控制權之爭已經在幕後展開，各地的管理委員會、法庭、立法機構、公司董事會、民間社會組織以及學術界都在試圖獲得這一權力。迄今為止，公眾只接觸到邊際成本論戰的冰山一角。隨著年青一代不斷成長，他們對經濟前景的偏好也將逐漸顯現出來，這種偏好將有可能改變邊際成本論戰的現狀。
第三次工業革命
現在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從小習慣了開源訪問和對等協作的產消者能否找到一種融資模型發掘新基礎設施的潛力，以創造一個接近於零邊際成本的社會；另一方面，採用舊有資本主義模式的企業能否使用知識產權保護、監管政策以及其他法律手段，迫使基礎設施按照他們想要的方式運作，進而以遠高於零的邊際成本定價，並維持利潤流。
兩方面勢力達成共贏的關鍵在於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不斷增長的私人資本使企業家階層發展壯大，並獲得了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掌控，與此同時，該階層也掌控了立法、司法及行政監管權。儘管政府對大量基礎設施及其周邊關鍵行業進行了補貼，但是真正實施運作的卻是私人資本，至少在美國是如此。如前所述，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很多重要的基礎產業都歸政府所有，特別是那些提供非競爭性公共產品的產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直到裡根/撒切爾推動將國有企業拋售給私營機構的大管制解除時代。在鼓勵自由市場的幌子下，拋售持續了將近30年。
然而，物聯網基礎設施的資金來源則有所不同：來自富裕資本家和公司股東的資金並不多，大部分資金來自數百萬消費者和納稅人。首先，讓我們從物聯網基礎設施的通信媒介——互聯網說起。誰是互聯網的擁有者？實際上，可以說每個人都擁有互聯網，也可以說互聯網不屬於任何人。互聯網系統構建於一系列協議之上，計算機網絡則能夠通過這些協議實現相互交流。儘管互聯網的物理網絡（互聯網骨幹網）是由一些大公司通過鋪設電纜、提供有線和無線連接、流量路由以及數據存儲等建設起來的，但這些公司僅僅是供應商和推進者。此外，還存在一些網絡公司和非營利的網絡組織為互聯網提供內容服務。然而，互聯網本身是一個虛擬的公共廣場，任何可以支付互聯網接入費用的人都可以進入這個廣場，並加入對話。互聯網已經將27億人連接起來，在那裡，訪問和發送各種形式信息的邊際成本都接近於零。9
互聯網正在將分散的可再生能源整合起來，以創造新經濟模式的神經系統，因此，問題就轉換為：誰在投資物聯網？總的來說，不斷發展的智能基礎設施（尤其是能源互聯網）是由消費者投資的，還有少量由政府投資，主要是為了刺激新型應用技術的研究和開發。
綠色入網補貼已經成為推動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手段。為了鼓勵早期應用者投資並安裝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能以及小水電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將綠色電力回輸到電網，地方、區域和國家的各級政府都在力爭提供高於其他能源市場價格的溢價，其期限一般為15—20年。隨著越來越多的個體將其生產的可再生能源入網，整個行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吸引了來自製造商的新投資進入，創新了電力回收技術，提高了效率和生產力，降低了成本，而所有這些都刺激了市場的進一步成長。
效率和生產力的提高降低了可再生電力的發電成本，使得綠色能源電力價格逐漸降低，接近了傳統的化石燃料和核燃料電力的市場價格。隨著新型可再生電力價格接近平價，政府可以逐漸削減對其的補貼，並在該電價真正達到平價時取消所有補貼。
目前，已經有65個國家實行了入網補貼，其中半數為發展中國家。10事實證明，入網補貼是促進可再生能源入網的有力政策。全球接近2/3的風能發電和87%的光伏發電都得到了入網補貼。11
入網補貼資金要麼來自月付電費賬單上的小幅增長，要麼來自稅收。換句話說，要麼是電力公司將因電價提高所產生的額外負擔轉嫁給可再生能源的消費者，要麼是納稅人經由政府稅收支付入網補貼費用。在實施入網補貼的早期，大型太陽能和風能公司最有可能從入網電價溢價中獲益。它們通過建立大型集中式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站獲取利潤，收益則來自分攤到數百萬小規模電力消費者頭上的上漲電價。有時，電力和公用事業公司甚至建立自己的子公司來生產風電和太陽能電力，加上溢價後再回輸給母公司，最後全部由公司的電力消費者埋單。這種方式使公司從數百萬用戶的電價差額中獲利。
然而，公眾逐漸意識到了企業的「敲竹槓」行為，也意識到了自身有機會成為集生產和消費綠色電力於一身的產消者，這使數百萬小企業主和家庭用戶成為向分散式可再生能源轉變的推動者。在承擔入網補貼的同時，數百萬電力消費者也開始獲利，而且此類消費者的數量還在不斷增長。此外，他們還將自己的錢投資到可再生能源就地收集技術上。儘管前期投資巨大，但他們已經開始獲得銀行和信用機構的低息綠色貸款。貸款人願意降低利息來發放貸款，因為將綠色電力回售給電網的溢價非常可觀，可以確保貸款得以償還。
從能源消費者向產消者的轉變成為電力生產和使用方式的轉折點。20世紀，大型石油、煤炭及天然氣公司經常勾結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慫恿政府進行補貼，因此，他們有能力聚集和運作巨額的金融資本，從而獲取國家電力供應的控制權。今天，電價上漲為入網補貼提供了資金來源，利用入網補貼，數百萬小企業發起了它們自己的可再生能源革命。
目前，德國正在引領歐洲邁向綠色電力。截至2011年年底，德國意昂集團、萊茵集團、巴登符騰堡能源集團、瑞典大瀑布電力公司等傳統的大型電力和公用事業公司僅佔可再生發電裝機容量的7%，而個人則「擁有40%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能源利基市場參與者占14%，農民占11%，各種能源密集型產業公司占9%，金融公司占11%，小型區域公用事業公司和跨國公用事業公司占剩下的7%」。12德國近半數的風力渦輪機由當地居民擁有，13其他歐洲國家的有關模式也與之類似。消費者正在變成產消者，生產自己的綠色電力。
法國燃氣蘇伊士集團的CEO熱拉爾·梅斯特拉萊（Gerard Mestrallet）說，僅在10年前，歐洲的能源市場還被屈指可數的區域性寡頭公司所壟斷。梅斯特拉萊說：「那些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現在的一些消費者已經成為生產者。」14德國萊茵集團的CEO彼得·特裡姆（Peter Terium）肯定了歐洲供電模式從集中式電力到分佈式電力的大規模轉變，他說較大的電力和其他公用事業公司「必須認清事實，轉變思想，從長遠來看，常規發電的贏利能力將顯著低於近年來我們所看到的水平」。15
假如10年前有人聲稱歐洲大型電力和公用事業公司將紛紛崩潰，同時，數以百萬計的小型分佈式可再生能源微型動力的參與者將開始為電網輸送他們自己生產的綠色電力，這一定會被斥為無稽之談。而現在形勢真的變了。「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梅斯特拉萊說。16
消費者和小企業主不僅通過上漲的電費和稅收承擔起了綠色電力入網的成本，還承擔起了擴建能源互聯網的大部分成本。就在最近，美國政府動用了34億美元聯邦復甦法案基金，同時向私營部門籌措相等或更大數額的資金，並最終將籌集到的78億美元用於支持電網現代化。17如果你覺得這個數額聽起來很大，那麼不妨考慮一下每年因低性能和低效率電網導致的電力中斷、限電、停電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的損失。「電力損耗和中斷……導致美國人每年至少損失1 500億美元，相當於每人損失500美元（包括男人、女人和兒童）。」18
在美國，地面以上仍有許多老舊的輸電線路，而電線則掛在腐爛的木頭電線桿上，這成為電力中斷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氣候變化，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不斷出現，包括冬季的暴風雪、春季的暴雨和洪水、颶風等，這些都導致輸電線路的斷裂頻率大大增加，從而造成大範圍的電力短缺和電力中斷。電力損耗曾經只是偶發事件，但現在在美國大部分地區，電力損耗已經成為常態，其原因也是極端天氣對老舊、下垂的輸電線路的無情侵蝕，事實上，這些輸電線路早就應該埋入地下。但這些還不是全部問題，「全部用電量的10%以上消耗在低效轉換上」。19部署安全、數字化、分佈式的現代智能地下電網將極大地降低電力損耗、減少電力中斷，同時提高輸電線路的傳輸效率。
美國電力行業的非營利性智庫EPRI（美國電力研究協會）進行的一項研究預計，為了逐步建立國家能源互聯網，在接下來的20年裡，每年需要花費170億—240億美元，總花費高達約4 760億美元。20 這看起來耗資巨大，但考慮到經濟回報，也不算太過昂貴。這個數額約等於美國國防部每年建造兩艘新航母所需的花費，或者從能源領域來說，該數額相當於荷蘭皇家殼牌集團2011年全年的收入（4 700億美元）。21
然而，美國電力研究協會估計的金額可能太低了。它只計劃通過安裝智能儀表，以及鋪設更多電力線路等廉價、簡單的方式實現能源互聯網的智能化。其他研究指出，考慮到還需要能源存儲、機器布線、設備、電網溫度控制器，以及對能源互聯網中成千上萬節點反饋回來的大量數據進行管理的費用，建設國家能源互聯網所需金額將高達2.5萬億美元。瓦茨拉夫·斯密爾（Vaclav Smil）是一位卓越的能源分析師，他提醒我們，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替換現有的化石燃料電廠和核電廠所需的至少1.5萬億美元的費用。22
但是，現實情況可能是：建設時間將持續30年以上，投入資金在1.2萬億美元左右。電力公司將通過提價的方式將建設能源互聯網的部分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當然，漲價幅度會很小，而且易於管理。其餘的成本將被地方、州和聯邦政府以直接支出、補貼、獎勵、減免等方式承擔。這種私營和公共組合的投資方式，也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通信/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方式。
美國電力研究協會的研究表明，部署大陸範圍的能源互聯網將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節能效益，這一金額高達兩萬億美元左右，足夠收回建設基礎設施所花費的前期費用。23然而，這兩萬億還不包括將所有經濟活動納入智能網絡化的物聯網基礎設施所帶來的因潛在生產力顯著提升而產生的效益。這種智能網絡化的物聯網基礎設施不斷使用大數據反饋和最新的分析方法和算法，在社會的每個角落提高熱力學效率和生產力。如前所述，總體能源效率從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14%的水平急劇提高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的40%，與此同時，生產力也有所提高，這些都將使我們更接近零邊際成本社會。
當前，有14個國家正在建設智能電網。在多數情況下，能源互聯網的資金來自提高的終端消費者電價，以及居民及企業的稅款。大部分資金花在了重新配置電力線路，建設變電站，以及組成物理操作系統的其他硬件設備上。24剩餘的大部分資金則將投入智能通信技術。智能通信技術用於協調由數百萬獨立產消者生產、存儲和分享的複雜的綠色電流。
正如第五章所述，每棟建築的每個設備上都將安裝連接到物聯網的傳感器和軟件，從而將電力使用的實時信息反饋給產消者和網絡的其他環節。整個網絡可以感知每台設備的即時耗電量，這些設備包括溫度控制器、洗衣機、洗碗機、電視機、吹風機、烤麵包機、烤箱、電冰箱等。持續的信息反饋使產消者可以對自己的電力使用情況進行編程優化。同時，由於系統的分佈式和協作化特點，成千上萬的能源參與者以能夠優化整個網絡的方式共享電力。例如，大量的能源產消者可以對他們的節點進行預編程，以形成一個自願式的系統，這樣，當某個地區熱浪來襲，出現空調用電需求高峰時，各家的溫度控制器會自動調高一兩度，洗衣機會自動切換到較短的漂洗循環，以節約電力，使得系統在電力需求增長的情況下保持穩定。為電網提供幫助的產消者將在下一張電費賬單中獲得電費抵免。
公用事業公司急於從智能電網中獲利，並傾向於控制整個網絡的通信。由於成本轉嫁到了消費者每月的電費中，大量安裝在建築中的智能電表實際上最終是由消費者埋單的，儘管如此，這些儀表的所有權卻屬於公用事業公司。通過鎖定對管理能源互聯網至關重要的通信設施，公用事業公司可以阻止大量企業和家庭用戶從自己投資的智能電力系統中獲利。
但他們的努力很可能會失敗。因為數十家公司正在進入市場，他們帶來了全新、有網絡連接的智能能源設備，使產消者可以連接他們建築中的每一台設備，並通過無線網絡與電網進行通信。25戴夫·馬丁（Dave Martin）是Intwine能源公司（美國一家致力於無線電網連接的初創公司）的總裁，像其他推崇能源互聯網無線接入的人一樣，馬丁注意到了用分佈式、開放的、協作式的橫向模式繞過老舊的、中心化的專有通信方式背後的機會：
我們相信，較之於必須依賴專用、封閉的系統，為家庭配備寬帶，使其有能力接入現有的互聯網並使用互聯網，這會為家庭和公用事業帶來顯著的益處。26
馬丁指出，使用無線網絡和遠程設備對能源互聯網上的能源進行編程、管理和調度，具有靈活性、移動性和簡潔性的特點，並且能夠降低成本。他這樣解釋無線智能電網連接背後的原理：
我們的系統能夠加強家庭用戶和公用事業之間的合作。成果是：能源用戶可以根據個性化生活方式定制自己的能源管理措施，而能源生產者無須建設和部署專門系統，即可滿足管理需求。
無線網絡設備將使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控制自己的能源生產和消費，使他們能通過大陸能源互聯網將能源管理的邊際成本降低到接近於零。27
將整個社會基礎設施推向第三次工業革命，這令人望而生畏，但它並不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可怕。前兩次工業革命都在40年內開花結果。而這一次工業革命的進程很可能演變得更加迅速，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互聯網具有全球互聯性，其使數十億人積極參與新的通信/能源矩陣構建活動成為可能。這種參與範圍非常廣，可以使能源互聯網的橫向擴張速度加快，甚至達到過去20年來互聯網的指數增長速度。
清潔網絡
年青一代的社會企業家正在通過運用社會化媒體，鼓勵他們的同齡人像加入互聯網一樣參與到能源互聯網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正在創造新技術，以釋放物聯網基礎設施固有的熱力學效率和生產潛力。
「清潔網絡」運動是始於2011年美國和世界各國的草根運動。兩個年輕的風險資本家蘇尼爾·保羅（Sunil Paul）和尼克·艾倫（Nick Allen）在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網站上這樣闡述清潔網絡的願景：
我們相信下一個機會就是我們所說的「清潔網絡」，它是一種清潔技術，能夠利用互聯網、社交媒體和移動通信改變我們消耗資源、聯繫世界、相互影響和追求經濟增長的方式。28
清潔網絡運動（也被稱為能源IT或清潔IT）可能會以閃電般的速度驅動變革。當這場變革將傳統商業實踐邊緣化的時候，商業領袖們會對他們的一敗塗地感到疑惑，就如同當互聯網時代開始創建應用程序並使用社交媒體分享音樂、視頻、新聞和信息的時候，大部分傳統媒體和娛樂產業都遭到了無情的淘汰。
為了理解這種變化發生的速度，我們需要退一步考慮，看看「扎克伯格法則」。該法則以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的名字命名。扎克伯格發現：社交媒體的指數曲線類似於摩爾揭示的計算能力，以及斯旺森揭示的太陽能技術。扎克伯格用Facebook的內部集成數據計算出網絡共享信息量每年翻番，而且這種勢頭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保持。廉價電腦和移動設備數量激增，使人們更易於通過社交媒體分享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刻。例如，Spotify（聲破天）音樂流服務可以將用戶聽過的每首歌自動發佈在Facebook上。在其推出的前幾個月，15億段「音樂」通過Spotify和其他應用程序被共享。現在，iPhone推出了一個「找朋友」的應用，iPhone可以追蹤一個人的位置，並將之分享給網絡中的其他人。29越來越多的類似應用程序使人們能通過能源互聯網合作生產，並共享綠色電力。
「清潔網絡」運動還在世界各地舉辦週末比賽。這些活動將促進軟件開發人員、社會企業家以及環保主義者的深入合作，以建立應用程序，讓數億人參與到能源互聯網中來。獎項會頒發給最佳應用程序的開發人員。
在紐約清潔網絡大賽上，數百名開發人員被分為15個團隊。經過28小時的緊張工作，他們研發出了通過使用網絡技術管理綠色能源的創新型應用程序。紐約清潔網絡大賽的獲勝者是一個名叫Econofly的團隊，在他們的網站上，消費者可以比較電器的能效評級；Parkifi是另一組獲勝者，其應用程序幫助用戶找到在紐約提供Wi-Fi（無線局域網）接入的公園信息；第三組獲勝者是nycbldgs.com，他們使用紐約能源數據繪製所有市政大樓的地圖，並按照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來排名。該應用程序的目標是識別那些可以被改造和轉換成微型電廠的建築物，也就是那些可以突出綠色設計和能源效率的「最佳」建築物。30
「清潔網絡」運動背後的理念是運用通信技術、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手段，將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創造橫向規模經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並引入可再生能源技術。這意味著能效信息的收集過程被簡化，從而使投資可再生能源技術更容易且更便宜。
美盛公司是一家清潔網絡公司，利用基於網絡的大眾資金，在屋頂上安裝太陽能電池板。有趣的是，可再生能源成本主體並非太陽能電池板本身（它們越來越便宜），而是包括尋求客戶、網站評估以及融資在內的軟成本。在美國，太陽能公司大約需要花費2 500美元來爭取一個新客戶。據估計，IT解決方案（利用社會化媒體）能夠使太陽能的成本下降75%，變得比煤炭還便宜。31
「清潔網絡」運動獲得了大數據的支撐，此項支撐來自美國聯邦政府發起的「綠色按鈕」計劃。這項計劃於2011年啟動，它鼓勵能源和公用事業公司自願提供實時能源使用數據。而這一計劃之所以能夠實現，得益於安裝在數百萬家庭和企業中的智能電表。智能電表是能源互聯網基礎設施中至關重要的數據收集點，公司客戶可以下載數據以獲得自己需要的信息，以便更有效地管理能源的使用。不到一年時間，即時訪問能源使用數據的客戶數量已經飆升到3 100萬。32
Opower、埃創集團、First Fuel Software、Efficiency 2.0、EcoDog、貝爾金公司和Honest Buildings等公司正在爭先恐後地開發新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和網絡服務，通過使用「綠色按鈕」數據，確保用戶能在未來掌控自己的能源使用情況。33
這些個人能源使用數據的價值正在被社交媒體放大。研究表明，金錢往往不是改變人們能源使用方式的關鍵因素。相反，改變一個人能源使用習慣的因素在於為營造可持續生活而合作的意願，以及對行使集體權利理念的認同。
在社會化媒體上共享能源數據，開啟了探討能源管理途徑的新方式。共享能源，提醒對方採用新應用以提高能源效率，合作並集中安裝能源設備以使可再生能源更便宜，或通過友好競爭尋找樂趣，這一切都將使可持續發展支持者的全球社區逐步壯大。
2012年，Facebook與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Opower等16個公用事業公司合作推出了「社會能源應用」。參與者可以在Facebook的綠色能源應用或Opower網站上註冊。應用程序從用戶的能源清單上收集數據，經過一系列計算後，它會顯示各個家庭在全美類似家庭中的能源使用情況排名，同時也可以顯示其在Facebook好友中的排名。參與者不但可以與他人比較以提高能源利用率並減少能源使用量，還能通過建立興趣小組探索各種綠色能源計劃。社會能源應用還為所有參與者提供提示和平台，從而為其能源共享建議提供幫助和支撐。Facebook可持續發展項目經理瑪麗·斯科特·琳恩（Mary Scott Lynn）說：「應用程序旨在使能源節約社會化，並構建一場有關節能技巧的對話，而這樣的對話之前從來沒有過。」琳恩認為：「在之前創建在線能源社區的嘗試中，缺少的就是增加環保行動的社會屬性。」34
「清潔網絡」運動把信息技術、互聯網、移動通信和社交媒體與可再生能源整合到一起，創建了一個強大的組合。這一新運動的先驅們已經看到了網絡通信與可再生能源融合所產生的重大意義。多米尼克·巴索托（Dominic Basulto）說：「當綠色能源滿足摩爾定律時，試想『清潔網絡』會發生什麼神奇的事情吧。」他在「大思想」博客中寫道：
社會創業者曾經認為，「清潔技術」和「網絡」是兩個非此即彼的投資方案，但現在可以實現兩全其美：未來可以在投資太陽能公司的同時投資網絡或手機。在過去的20年裡，原始計算能力迅速增強，但願硅谷也能以同樣的速度迅速擴大清潔網絡規模，這是十分可行的。35
免費Wi-Fi共享
產消者未來會自費生產綠色能源，並使用自有無線設備監控能源的使用和分配。隨著共享免費Wi-Fi的推出，以近乎零的邊際成本實現上述設想又向現實靠近了一步。2013年2月，美國電信行業的監督機構FCC（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投下了一枚「炸彈」。委員會發表了一份提議，即在美國創建「超級Wi-Fi網絡」，所有人都可以免費使用。FCC計劃要求電視台和其他廣播公司將未使用的頻段重新賣給政府，這樣，這些頻段就可以重新應用於公共Wi-Fi網絡。重新使用的廣播頻率的傳播範圍能達到1.6千米或更遠，可以穿透牆壁和障礙物的阻隔，用戶可以通過互聯網使用他們的手機打免費電話，家庭和企業也可以免費使用Wi-Fi連接，這使上網費用大幅降低。36
利用通信零邊際成本管理接近零邊際成本的可再生能源，這會為社會構建物聯網基礎設施和改變經濟模式提供關鍵的操作平台。FCC富有爭議的提議使得美國電信公司的無線運營商與同等實力的互聯網企業相互對峙，前者包括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德國電信的子公司T-Mobile、英特爾和威瑞森等，後者包括谷歌和微軟等。前者已經支付了數十億美元，用於獲得FCC頻譜許可證，但是免費Wi-Fi將導致其面臨虧損1 780億美元的嚴重風險。37後者則認為免費Wi-Fi連接將促使「數以百萬計的設備接入網絡，並形成未來物聯網」。38谷歌已經開始在曼哈頓的切爾西街區和硅谷附近社區提供免費Wi-Fi服務。39
行業分析師預測，免費的Wi-Fi服務「可以取代無線運營商服務」。40 FCC也有類似的看法，FCC的一位官員說：「我們希望我們的政策更關注終端用戶的利益，而不是運營商的利益」。41
FCC的提議是過去10年技術快速進步的結果，技術已經將電磁頻譜這種稀缺資源變成了具有無限潛能的資源，就像封存在地球上的太陽能、風能和地熱能一樣。當20世紀20年代出現廣播時，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廣播電台在使用相近或相同的頻率，那麼這兩個頻率就會中斷或干擾彼此的信號。到1927年，無線電廣播數量激增，導致無線電接收混亂，這迫使國會制定並通過了無線電法案，建立聯邦無線電委員會，以明確哪些頻段可以使用，並確定頻段的使用者。42 1934年，後續通信法案賦予了新成立的FCC頻譜分配的權力。43 FCC承擔頻段管理的責任，這意味著分配給每家廣播公司的是一個特定的、獨立使用的頻率。由於頻譜本身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也被視為一種有價值的商業資產。
現在，無線通信管理的新技術使得頻率不再像過去那樣稀缺，廣播通信的本質正在發生變化。智能天線、動態頻譜接入、認知無線電技術以及網格網絡等新技術不斷湧現，通過更有效和更靈活的使用方式，將頻譜擴展為豐富的資源。新技術可以集中傳輸信號，將信號僅傳送給用戶天線，從而避免與其他天線之間發生干擾。它們可以感應到其他傳輸，並共享未使用的頻譜。它們還可以掃瞄頻譜，尋找暫時未使用的頻點並加以利用。在無線網絡中，無線電接收器甚至可以互相協調信息，允許並行傳輸，以及優化特定的時間槽。
一份由NTIA（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於2010年發佈的關於未來使用非授權頻譜的報告表明：「當這種技術可用時，射頻頻譜的容量將呈指數增長，並且增長多個數量級。」44 NTIA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如果連這麼小的潛在可能都能成為現實，那麼當今的頻譜短缺概念就可能會消失，而擁有許可證的傳統頻率需求也會發生顯著改變。」45
許多業內人士說，新技術將使電波「極大豐富，以至於政府沒有理由定量分配頻譜的訪問權，或為某些服務商提供優先權」。46在不久的將來，每個人都將能夠通過豐富的免費無線電波進行通信，正如我們將免費分享豐富的太陽能、風能和地熱能一樣。
開放式的無線Wi-Fi通信互聯網將很快超越傳統的授權有線通信。網絡流量分析公司康姆斯科的一項研究發現：「2011年12月，在美國，有40.3%的移動互聯網連接，92.3%的平板電腦通過Wi-Fi連接互聯網。」47更有趣的是，思科公司的一份報告發現：只有35%的移動數據是在「移動」中使用，而40%是在家中使用，25%則是在工作中使用；48在2012年，33%的移動數據通過Wi-Fi進行傳輸。思科公司得出的結論是，在2017年，這個比例將超過46%。49
開放式無線Wi-Fi通信的影響將在智能電網中表現得越發明顯。無線服務在智能電網通信中的占比已經達到了70%以上。50
在未來幾年，通過免費Wi-Fi網絡使用無線連接，這很可能成為美國乃至全球的一種常態。即便傳統有線運營商對此表示反對，但考慮到Wi-Fi網絡對人類發展的巨大作用，也必須對其加以利用。對21世紀中葉的年輕人而言，通過集中有線通信互聯網進行通信的概念即將成為歷史。
超越政府和市場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很難理解的新現實。以前，我們一直認為經濟資源是稀缺的，以至於我們很難相信經濟過剩的存在。但是，事實確實如此。新通信技術把廣播頻譜從稀缺資源轉變為過剩資源，信息、可再生能源、3D打印和在線高等教育也是一樣。然而，通往經濟過剩的路上荊棘密佈，對協同時代的到來構成了威脅。找到一種新的管理模型，從而將社會帶入新時代，這是一項挑戰，而這種探尋將我們帶回邊際成本論戰。70年前，兩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為此持續爭論了很久。霍特林和科斯對社會管理模式持兩種不同的態度，霍特林強烈主張由政府管理公共基礎設施產品，而科斯則支持由市場來管理。
命運就是如此，科斯的非凡成就幫助他在邊際成本論戰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該成就恰恰是關於頻譜私有化的論文。他主張將全部頻譜一次性售出，供商業企業專有使用，或在市場上進行交易。
科斯認為，與政府監管機構和官僚機構相比，市場是一個更加有效的資源分配途徑。或者，按照今天的說法，「政府不應該在商業中選擇贏家和輸家」，這不僅因為它缺乏即時市場信息，無法判斷賣家和買家創造的市場價值，而且因為政府決策者還可能受到特殊利益的驅使而以權謀私。
大多數經濟學家贊同科斯的觀點，FCC也最終開始採納科斯的觀點，即將頻譜授權分配給公共拍賣中出價最高的人。51 FCC拍賣租賃的做法並非毫無私利。從純粹的金融角度來看，政府認為，出售寶貴的頻譜可以為聯邦資金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因此，這遠比免費要有意義。他們的想法是通過出售頻譜租約，使政府和私人企業從中受益。
然而，雙贏的合作基於一種假設，即頻譜是一種稀缺資源，因此也是一種非常有價值的商業資產。隨著新技術的引入，這種假設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崩潰，因為新技術將頻譜從稀缺資源轉變為過剩資源。工程師認為，即便頻譜不是無限資源，那也無疑是一種尚未被開發潛能的可再生資源，它的使用成本幾乎為零。
社會評論家和一小群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則抓住了頻譜過剩的機會，開始從社會條件的角度討論相關框架建設。他們認為，拒絕賦予數百萬的人以接近於零邊際成本相互溝通的能力，相當於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畢竟，今天，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溝通都是通過電子郵件、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完成的。在協同共享時代，由於人們之間越來越多的通信交流，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體將成為不可或缺的溝通手段。
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伊萊·諾姆（Eli Noam）、哈佛大學的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凱文·沃巴赫（Kevin Werbach）在內的新一代學者都贊同傳統市場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都認為，FCC監管無線電會導致低效和浪費。但他們不認同科斯的觀點，即認為市場管理是替代政府監管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他們認為，如果將剩下的頻段出租或出售給私營領域，電信巨頭將囤積大量頻譜，從而形成壟斷，這就增加了電信巨頭對全國通信渠道的控制力度，剝奪了數百萬產消者和數十萬企業的免費通信權利，以及與之相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利益。他們支持第三種替代方案，也就是使國家通信脫離政府和市場的控制。他們稱之為「協同網絡」的新管理模式。網絡活動家談論的不是昔日封建老祖先們的共有權，而是一種高科技的、21世紀的共有權。它可以對分佈式的、點對點對等的、基於物聯網的橫向規模經濟進行管理。該網絡化的共有權將成為全新協同經濟時代的管理機構。
他們所倡導的方案遠遠超出了頻譜管理的範疇。因為IT計算、無線通信和互聯網技術越來越多地被用於組織和管理信息、綠色能源、電力、3D打印、網絡高等教育、社會化媒體營銷，以及清潔運輸和物流，網絡協同已經成為對物聯網各個組成部分進行管理的模型。雖然新數字時代的民眾都不希望政府或市場突然萎縮，但他們已經看到政府和市場向第三種替代方案做出了讓步，在接近零邊際成本的世界，第三種方法將在管理各個地區以及地區經濟、社會和政治事務中發揮日益主流化的作用。協同共享的經濟模式已經登上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