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大部分人對共享管理（參見第一、二章）知之甚少，但這一名詞的出現遠遠早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出現，並且在封建和中世紀時代，共享管理就已經被證明是管理經濟生活的一種有效方式。然而，這個詞現在被曲解了，從最初啟蒙運動中的哲學家到近代傳統經濟學家，大多數專家學者都在致力於用普遍存在的私有財產制度和市場交換模式來替代它。
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公地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論文，雖然這篇論文徹底否定了共享，但這可能是當代最為大眾所熟知的關於共享的論述。哈丁是美國社會生態學教授，就職於聖巴巴拉市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他提出了「對所有人開放」的牧場這一假設。在這片牧場上，每個牧人都會竭盡所能放養盡可能多的牛，以獲取利益。然而，如果每個牧人都抱有這樣的想法，他們就會自食草場退化的惡果。而且隨著牧場狀況進一步惡化，牧民之間的衝突也隨之升級，他們都試圖在草場成為不毛之地前最大限度地使用牧草。為眼前利益而進行短期競爭，必然導致資源縮減。哈丁寫道：
這是一個悲劇。每一個人都受困於這樣一種想法，即強迫自己無限制地增加牲畜的數量。然而在現實世界中，資源是有限的。在一個所有人都認為共享資源可以自由支配的社會，人們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結果所有人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共享自由將給所有人帶來毀滅。1
由於「搭便車困境」的存在，即使牧場被一些牧民盡心維護，共享的悲劇也不可避免。也就是說，如果牧場對所有人開放，且有一部分人試圖管理資源，那麼其他使用者將利用管理者的善意見縫插針地放養更多的牛，卻不會付出哪怕最小的努力來護理草場。如果使用者的破壞力超出管理者的維護能力，那麼結果就是共享的毀滅。
據此，哈丁得出了這樣一個悲觀的結論：「共享實在太恐怖，根本不需要將其作為一種方案去考慮。」 2作為一位熱心的生態學家，哈丁確信如想恢復地球日益惡化的生態系統，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實施政府集中指揮和管控。他寫道：
如果要在一個擁擠的世界裡避免被毀滅，人們必須響應一種在個人心理之外的強制力，借用霍布斯（Hobbes）的話來說，就是「利維坦」（霍布斯文學作品裡的一個海怪）。3
哈丁關於共享的描述確實是偉大的真理，但是他忽略了共享中最顯著的因素，即成員約定的自我調節和自我執行的協議，以及相應的懲罰措施，而這些協議和措施則是參與共享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這些協議和懲罰措施，共享的悲劇即使並非無法避免，也是很可能發生的。換句話說，哈丁忽視了管理因素。
讓我覺得奇怪的是，哈丁認為共享是釋放當代社會貪婪和毀滅的禍根。事實上，資本主義體系才是貪婪和毀滅的罪魁禍首，它過度瘋狂地追求利潤，且由政府主導制定殖民和新殖民政策，並驅動了市場導向的形成。18—20世紀，資本主義體系導致了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資源掠奪和剝削。
重新認識共享模式
直到最近，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才重新把共享看作一種獨特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曾被認為與封建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然而，在過去的25年裡，年青一代的學者和實踐者開始重新審視共享這一管理模式。他們發現，如果重新研究和更新它的指導原則和假設，也許可以為經濟轉型提供一種更實用的組織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商業的集中指揮與管控讓步於分佈式的橫向擴展對等生產。與在網絡中獲得可分享的商品和服務相比，在市場中進行產權交易的重要性正在不斷降低，在經濟生活方面，與市場資本相比，社會資本的價值正在不斷增加。
在哈丁發表這篇論文後的18年裡，共享似乎被徹底判了死刑。然而，1986年，美國西北大學法學教授卡蘿爾·羅絲（Carol Rose）在一篇題為《共享的喜劇》（The Comedy of the Commons）的文章中抨擊了哈丁的觀點，使得曾經被斷定為沒有生命力的共享重新煥發了生機。她充滿激情的嚴謹反擊震撼了學術界，也帶動了共享的相關學術和實踐的再次興起。
羅絲教授一開始就提醒她的讀者，不是一切事物都適用於私有制。例如，大海、漲潮後被淹沒的土地、湖泊和河流、森林、峽谷、山口、空地、鄉間小道，以及我們呼吸的空氣等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儘管這些都可以在市場中以產權交換的形式實現私有化，但在更多時候，它們都是受政府監管的（雖然並非總是如此）。羅絲指出：
在純粹的私有財產和政府控制的「公共財產」之外，還存在一種截然不同的「天然公共財產」，這種財產既不完全由政府控制，也不完全由私人控制。（這種）財產被集體「享有」，並由整個社會「管理」，事實上，其主張獨立於乃至超出任何政府管理者的管理範圍。4
在法律範疇內，這些主張被稱為慣有要求權，存在於英、美和世界各國的法律中。這些權利是實際存在的，比如一個社區有權使用公共土地飼養家畜，從本地的森林中獲取木材，從沼澤、田地裡取得泥炭和草皮，在本地小溪裡捕魚，使用「共享財產」為節日做準備等。有意思的是，這種慣有要求權經常附帶有正式或非正式的管理協議，以確保對共享財產的妥善管理。
已故的多倫多大學教授克勞福德·麥克弗森（Crawford MacPherson）是20世紀產權歷史方面的權威專家之一。他指出，人們習慣於把財產權視為私有的排他性權利，以致忽視了有關財產的一個古老的概念，即使用共同財產的慣有要求權，比如在水道裡自由航行、沿著鄉間小路散步或使用公共廣場。5
羅絲教授援引公共廣場這一慣有要求權指出，長期以來，公共廣場一直被視為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至少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公共廣場一直是人們進行交流、社交、互相陪伴、發行公共債券，並建立社會資本和信任的地方，是發展社區不可或缺的元素。基於這個原因，參加節日慶典和體育賽事，或者是在人行道上集結，歷來都是所有權利中最基本的權利。參與其中，接觸他人的權利（也就是「共同參與」）是基本的財產權。雖然私有產權具有封閉、獨有和排他的特點，但它也僅僅是權利規範的一種衍生物，因為儘管在現代，私有權也幾乎被納入了權力規範。
羅絲教授對在公共區域舉辦公開慶祝活動這一慣有要求權進行了深刻的洞察。她指出，這一權利與近來由人們普遍在網絡空間裡進行社交的權利所引發的辯論有著密切聯繫。至於在公共廣場舉行節日慶典、舞蹈、體育賽事以及其他社交活動，羅絲說，參加的人越多，「對每個參加者來說意義越大」。6羅絲認為，與「共享」的悲劇相反，它是一個「共享」的喜劇，用「多多益善」來形容它再貼切不過了。7
之所以說羅絲教授具有獨到的洞察力，是因為她的文章發表於1986年，而那時互聯網還沒有誕生。她以簡單的散文筆調提出了最重要的問題：財產權何時應該掌握在私人手中，而共享權何時應該為大眾所管理？羅絲認為，上述問題中的財產權必須能夠被私人實際壟斷。然而，「公有訴求必須超越私人所有者，這是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被絕大多數成員使用時，財產本身才最有價值」。8羅絲教授認為，商品和服務的「公共性」「創造了財產的『可租借性』」，而公共財產學說（就像警察權利學說一樣）則可以通過抵制私有權來保護對公共性所創造的租金的獲取。9
羅絲教授對哈丁教授有關共享悲劇的論文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然而，僅僅過了4年，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就發表了《共享管理》（The Governing of the Commons）一文。奧斯特羅姆是一名經濟學家，同時就職於印第安納大學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這篇文章針對共享上千年的歷史，首次從經濟學和人類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文章的發表震撼了知識界乃至經濟學界。奧斯特羅姆對以往共享管理的成敗做出了解釋，並為確保未來共享管理成功提出了一些務實的建議。這些研究使她獲得了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她也是歷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女性。
儘管本質上是一位經濟學家，可是奧斯特羅姆也毫不避諱其作為一位人類學家的角色。她的研究範圍遍及從瑞士阿爾卑斯山到日本村落的世界各地，在這些地方，她發現了一些有效的基本共享原則。在文章開頭，她便提到她研究過的許多共享都「在乾旱、洪水、戰爭、瘟疫，以及重大經濟和政治改變中倖存下來」。從這些歷史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共享本身是一套強大的管理機制。在全球聯繫日益緊密的當代，鑒於人類面臨的環境、經濟、社會挑戰和機遇問題，共享是值得重新思考的。10
她的研究反駁了哈丁教授的「『所有』共享物品注定會因使用者的存在而被毀壞」的觀點，她還質疑長期被經濟學家奉為圭臬的亞當·斯密的理論，即市場中的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眼前利益。11
與哈丁和亞當·斯密不同，奧斯特羅姆的發現是：在管理公共資源時，飼養家畜的牧場、漁場、灌溉系統、森林的管理者往往把社會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認同對公共資源的長期保護優先於個人的短期利益，即便是在他們的狀況極其糟糕的情況下也堅持如此。在每個實例中，所有民主化的參與者共同議定是使共享可行的黏合劑，自願簽署自主管理協議。正是持續的協作和反饋一代又一代地造就了社會信任的紐帶。這種社會紐帶使共享免於僵化和崩潰。在最困難的年代，「社會資本」被證明是共享可以依賴的對象。奧斯特羅姆在其關於共享管理的歷史性研究中評論道：
當打破規則即可獲取巨大利益時，就出現了不計其數的機會，但對打破規則的預期懲罰力度卻相對較小。在西班牙平原灌溉的缺水期，有時偷水可以救活整個季節的莊稼；當一名菲律賓農民放棄對灌溉系統日復一日的維護時，他也許可以從其他方面獲得所需收入；在瑞士或日本的公共深林裡非法採伐木材，則會製造出有價值的商品。考慮到上述案例中的誘惑，遵循更嚴格的規定也許更有意義。12
所有的共享設施都建立了明確的制裁和懲罰措施，以加強對約定的管理協議的遵循。然而，奧斯特羅姆認為最突出的問題是，在每個案例中，對於違反規定的懲罰力度「遠遠不夠」，且「與違規所獲得的利益相比，罰金只佔很少一部分」。13
對組織中其他人的監管幾乎完全靠成員自己。有趣的是，如果監管者之間存在親密的關係，那麼潛在違規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就會變小，這不僅僅是因為違反者「無處藏身」，也因為他們會因辜負鄰居和朋友的信任而感到羞愧和內疚。14
瑞士的特波爾村是奧斯特羅姆援引的眾多成功案例中的一個。該村有600人，它的共享模式已經成功運行了800年之久。特波爾的農戶在自有土地上生產蔬菜、穀物和水果，並用乾草在冬季餵養奶牛。夏天，當地牧民在阿爾卑斯山的公共牧場放養他們的奶牛，而利用奶牛所產的牛奶生產的奶酪則是當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5
幾個世紀以來，1483年簽署的《特波爾契約》被多次更新和修改。該契約闡述了有關草地、森林、荒地、灌溉系統以及連接私有和公有財產的航道和道路的管理協議，以保護阿爾卑斯山牧場，確保牧民正常放牧。
瑞士的共享模式有著完備的權利界限，只允許當地居民使用公地資源，而詳盡的規則能確保資源不會被過度利用。1517年，瑞士制定了首個限制性條約，規定「在冬季，禁止任何公民在阿爾卑斯草場放養超過其可飼養數量的奶牛」。16在冬季清點夏季被放牧到山上的奶牛，這樣可以確定每個家庭在年度分配時分得多少奶酪。17
共享協會每年都會舉行會議討論管理模式和審查規則，並選舉管理者。協會負責罰款、組織養護道路、修復基礎設施、並收取用於日常工作的會費。會費的數額一般與每戶擁有的奶牛數量成正比。同時，協會還會標記一些用於砍伐的樹，這些樹用於（為公共目的）建設、供暖以及作為報酬分配給那些參加伐樹的家庭。儘管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農田（花園、葡萄園和糧田），但他們都能享用公共設施，包括穀倉、糧倉以及多層住宅。18
幾個世紀以來，特波爾村一直保持著高水平的可持續生產力，這得益於妥善的共享管理。羅伯特·麥克·內汀（Robert McC. Netting）在一篇發表在《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雜誌的研究報告中寫道，儘管每個家庭擁有私有土地，特波爾人仍然出於非常實際的理由偏愛共享公共資源，這「不僅可以使大家都獲取某種資源，從而利用這些資源進行最優化生產，同時還能責令整個村落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以避免這些資源遭受毀壞」。19特波爾村不是特例，在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地區，超過80%的村落都採用農業私有制及草地、森林、荒地共享的混合管理模式。20
在過去幾年裡，我的妻子卡蘿爾（Carol）和我曾饒有興致地拜訪過這些阿爾卑斯山地區的村落。它們高品質的生活令我們印象深刻。那裡的村民在傳統和現代中找到了平衡，他們把高水準的公共管理、市場知識和先進的地方管理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瑞士阿爾卑斯山地區的村落可以看作一個廣告，這些村落向世人展示了可持續發展的偉大實踐，以及共享模式如何在當地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瑞士阿爾卑斯地區的共享模式不完全是一個罕見的特例。毫不誇張地說，從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耕區到全美郊區管理共同利益發展的複雜的財產共有權安排，關於共享管理的類似例子數不勝數。
在研究了三種主要管理模式（政府、私營部門以及共享制）的優缺點後，我們仍不能清晰地看出其中哪一種一定更好或更差，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優劣與否取決於特定的環境。
在某些方面，私有財產管理是相當有效的，但是使地球上所有的物品都由私人佔有（像大部分自由市場經濟家所擁護的那樣）是絕對行不通的，在處理人們發展所必需的公共產品時尤其如此。試想，我們是否希望圍起每一處海濱、每一片湖泊、每一條河流、每一片森林、每一個郊區社區、每一條道路、每一座橋樑，使之為私人佔有？再甚者，我們是否希望把整個地球多樣化的生態系統也置於私人手中，允許某人利用專有的私有產權向資源的使用者收費，甚至乾脆禁止他人使用？如果你體驗過商業和住宅開發商對生態系統資源的破壞和掠奪，你一定不會認為自由市場始終是優化公共福利的最有效手段。
同樣的道理，儘管政府對道路、供水系統、郵政業務以及公立學校等諸多公共財產的監管工作可圈可點，但考慮到某些地方獨特而複雜的動態性，這些監管往往是不夠的。「一刀切」的管理辦法通常會產生可怕的後果，尤其是當負責監管的官員信息不對外公開，並且他們與所管轄的社區沒有任何關係時，後果會更可怕。
如果給共享加上一個必要的主題，那就是社區成員最瞭解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如果想優化天然的公共資源、商品和服務，那麼最好由整個社區進行整體上的管理。
針對如何實施共享，奧斯特羅姆和她的同事進行了多年的實際調查和研究，最終提出了7種「設計原則」，在每一種接受調查的有效共享模式中，這些原則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要對一種共享模式進行有效管理，就需要「清晰地界定範圍」，即哪些人被允許從共享中獲得撥款，哪些人則無此權限。
第二，必須建立限制時間、地點、技術以及資源質量的撥款制度，同時建立一套有關勞動力、物資和資金數量的規則，使之合理地分配到撥款中。
第三，共享協會需要保證那些被撥款制度覆蓋的人能夠一起民主地制定這些制度，並在此後不時地進行修改。
第四，共享協會應該確保公有物使用的監管者為其佔用者或負責人。
第五，原則上，共享協會裡違反規則的成員都應該受到協會其他成員或協會負責人的制裁，這樣也是為了防止過度懲罰，從而避免受罰者未來消極地參加協會活動，或對共享協會產生反感情緒。
第六，共享協會應該建立低成本、私下調節的快速應對機制，以便迅速解決發生在所有者之間以及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的衝突。
第七，至關重要的是，政府司法機關承認共享協會所制定的制度的合法性。如果政府部門對共享協會的自我管理權威不認同而將之視為非法，那麼團體的自治制度就不太可能長期保持下去。21
奧斯特羅姆及其同事在實驗室裡試驗上述7種原則之後發現，當被試被要求彼此不許交流，獨自匿名做出有關公共資源問題的決定時，他們總會過度使用資源。然而，當他們被允許公開交流時，過度使用資源的行為就戲劇性地消失了。試驗研究還表明，被試願意替其他違反者接受懲罰，這表現出了一種「為他人的錯誤埋單」的擔當。22奧斯特羅姆還發現，當被試能夠自行制定有關撤回懲罰、是否懲罰別人以及懲罰輕重的制度時，他們在傾向於可撤銷懲罰的制度，這非常接近最優的共享管理模式。同樣，他們也很少懲罰別人，但在必要時也會這麼做。試驗表明，當人們能夠自主設計規則管理公共資源時，他們會本能地對世界上既存的一些共享管理原則做出一些形式上的改變。23
大多數經濟學家會感到困惑，因為他們篤信人的本質是純粹自利的，並且每個人都追求自身自主權的最優化。對於很多信奉市場導向的經濟學家來說，自發地追求集體利益的觀念是一個詛咒。他們可以鑽研一下進化生物學家和神經認知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許能夠從中獲得啟發。在過去20年裡，大量研究和發現打破了人們長期以來所持的這一觀點，即人本質上都是功利主義者，他們在市場上獨自前行，尋找機會，利用他人，造福自己。
我們瞭解到，人類是最社會化的生物，自身具有強大的、極端複雜的大腦新皮層。對人類最嚴厲的懲罰就是被別人孤立。認知科學家告訴我們，我們的神經回路是一個柔性線路，它可以感受到移情的痛苦，而進化性的生存更依賴於人類的集體社交性而不是自我疏導傾向。採用共享模式組織經濟活動，似乎比鮮明的匿名市場更適合我們的生物本能。匿名市場一直在進行零和博弈，一隻「看不見的手」在不斷機械地回饋著人類的自私行為。
然而，社會為什麼會突然對恢復共享管理模式產生了興趣呢？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但我可以介紹一些相關參數。
在裡根/撒切爾政府領導的經濟私有化運動中，電信網絡、無線電頻率、發電和輸電網絡、公共交通、政府資助的科學研究、郵電服務、鐵路、公共土地、探礦權、水和污水處理，以及多種長期以來被視為公共財產且由政府機構管理的活動，所有這些都被大量拋售，這標誌著監管社會公共財產的公共責任最終向私有化投降了。
隨後，撤銷管制和私有化浪潮迅速席捲了其他國家。這場私有化浪潮席捲的範圍和規模都是驚人的，很多國家的政府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空殼，而大量的社會公共事業被轉移到了私營領域。公民被剝奪了「集體」權，淪為自治推動者，被迫在市場中自謀生路，而幾百個跨國公司逐漸控制了整個市場。這場私有化浪潮以閃電般的速度蔓延，幾乎沒有為公眾參與這一進程留下任何時間。事實上，儘管這在後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當時並沒有出現對該浪潮的大規模辯論。大部分民眾並沒有意識到權力從政府向私營部門的轉移，也對此表現得漠不關心。
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商業領袖、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改革派政治家（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都將市場竭力推崇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唯一關鍵因素，並且批評評論家們守舊、不與時俱進，甚至認為他們像擁護大政府的蘇式辯護者一樣。蘇聯的解體及其大範圍的腐敗、低效以及停滯不前的經濟往往被當成替罪羊在每個場合被談起，而蘇聯也完美地做出如下證明：為了進一步確保社會福祉，必須把所有經濟環節交給市場，壓縮政府職能，使之只負責最基本的公共職能。
儘管大多數人反感企業家的急於滲透，以及對豐厚經濟利益的追求（這些經濟利益長期處於政府的控制下，不屬於市場的範疇），但是公眾仍然默許這種觀點，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們對政府的商品和服務管理感到沮喪和失望。畢竟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裡，由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務行業都取得了不俗的業績，比如火車整點運行、郵政服務可靠、廣播質量高、電力供給充足、電話網絡穩定、公立學校數量滿足需求。
最終，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佔了上風。但是，在發達工業化國家裡，各種公眾部門（工會、小企業、非營利組織和各種草根階層）很快緩過勁兒來，他們紛紛採取股份制，並意識到私營領域已經在眨眼間把地球上的大部分財富吞掉，使之轉化為企業的脂肪和肌肉了，這樣，私營領域就有充足的實力守住其霸主地位，成功應對任何挑戰。
隨著政府職能的空心化，政府不再能夠對私營市場採取有效的制衡措施，受到影響的選民開始尋求其他管理模式，來更好地反映他們的利益和訴求。人們不再著迷於中央集權式的、有時甚至沒有人情味的官僚政府管理，也不再著迷於一毛不拔、牢牢掌控行業的商業巨頭，因為這樣的商業巨頭決定著生活的方方面面，並盡力斂取現金流和利潤空間。受影響的選民開始尋求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從而更加民主和協作化地組織經濟生活。就這樣，共享進入了他們的視線。
社區也開始意識到本地生態系統的不斷惡化。政府首先借助地緣政治權力，接著又放鬆了管制，而跨國公司則恃強凌弱，迫使世界的每個地區都屈從於他們對廉價勞動力和寬鬆環境管制的渴求。
由於資源的減少和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各個社區相繼成為犧牲品。上述因素也開始對當地的農業生產和基礎設施造成破壞，並威脅到了社區的生存。由於政府沒有有效地應對，社會民間組織和當地企業不得不把共享視為第三種管理模式，以此奪回自己的經濟平衡。
在20世紀最後25年，一個新的技術流派出現，它開闢了廣闊的新經濟發展前景，並引發了一次全球性的討論。這次討論針對地球可能和應該保留多少資源，以及這些資源是否應該被封閉起來，變成私有或公共管理的財產。這次討論直接觸及了地球的核心組成部分。
生物技術產業尋求獲得描繪一切生命藍圖的基因的專利權。電信業力爭將無線電頻率出售給私營領域，以獲得社會通信和信息無線電頻率控制的專屬權。而現在，納米技術產業正在原子維度上尋求操縱物理世界的專利。
我如何認識到了共享模式
1979年，我第一次接觸到高科技知識。阿南達·查克拉巴蒂（Ananda Chakrabarty）是通用電氣的一名微生物學家，他打算向PTO（美國專利及商標局）申請一項基因工程菌的專利，該基因工程菌可被用來消除海上漏油。24然而，PTO拒絕了他的申請，理由是任何生物（除了已被國會授予特殊專利保護的無性繁殖植物）在美國法律中均不被授予專利。
查克拉巴蒂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這時，我通過一個名為「人民商務委員會」（不久之後更名為「美國經濟趨勢基金會」）的非營利組織介入其中。我們的組織代表PTO提出了法庭意見書。與PTO一致，我們認為，基因不屬於被發明的事物，是自然界中已存在的東西，僅僅是之前未被發現而已，即使它被隔離、淨化、分離後具有實用性和功能性，也不能申請專利。畢竟，化學家從未被允許就元素週期表中的化學元素申請專利，儘管他們也認為通過分離、提純和識別功能特性，元素應該算是「發明」，而不只是發現。然而，PTO堅持拒絕承認任何基於基本化學元素的專利。25
在我的同事特德·霍華德（Ted Howard）準備的簡短申明中，我們警告稱，如果類似專利要求被承認，那麼所有組成生物物種進化架構的基因模塊都可以獲得專利，因此災難之門就會被打開。給予私營企業基因密碼所有權，將使所有最珍貴的資源（包括生命本身）變成一個可在市場中被開發、出售並獲取利益的商品。26我和一些對背景知識不甚瞭解的企業說客一起坐在高等法院裡聆聽本案的口頭辯論。我在心裡對自己說，對地球基因庫可能進行的「圈地」對我們人類來說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其注定會影響人類及其同類的未來。
然而，法庭最終以5︰4的微弱比例裁定了第一個基因工程生物專利的合法性。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Burger）特別提到了我們的法庭意見書，並將其視為「可怕的恐怖遊行」。他認為我們錯了，將地球內在的基因轉讓給私營企業不會給這個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27
在最高法院做出判決的幾個月後，1980年，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技術公司上市，發行了100萬股股票，股價為每股35美元。在開盤後的幾個小時裡，股價飆升至88美元。當天收盤時，基因技術公司已經「創造了單只股票漲幅紀錄」，募集到了3 500萬美元資金，而其並沒有生產任何產品以供出售。28農業、醫藥行業、化工業和生物技術初創公司都參與了這次競爭，且都下定決心從基因密碼中分得一杯羹。
然而，7年後，我們曾警告的「恐怖的遊行」變成了現實。1987年，PTO改變了其一貫堅持的生物不可被授予專利的立場，裁定所有基因工程和多生物細胞（包括動物）都具有潛在的專利性。PTO的委員唐納德·J. 奎格（Donald J. Quigg）在努力平息輿論嘩然時清楚地表示，由於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禁止對人類的奴役，因此裁定範圍中不包括人類。29然而，由於基因變異的人類胚胎以及人類基因、細胞系、組織、器官等都是潛在的專利對象，因此人體的所有部分均可成為專利對象。
從那時開始，生命科學公司就逐漸遍佈世界各地，在地球的每個角落「勘探」稀有、珍貴的基因和細胞系，包括土著人群的基因。從農業到製藥和醫學行業，各種潛在的、具有商業價值的「發現」都被迅速地加以專利保護。在過去32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經濟趨勢基金會一直周旋於專利局、法庭和國會兩院之間。
1995年，經濟趨勢基金會組織了一個200多位宗教領袖參加的聯盟，其中包括幾乎所有主要的信教教派、天主教主教以及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的負責人，該聯盟表達了他們反對將專利授予動物和人類的基因、器官、組織和生物體的主張。這些宗教領袖就同一問題結成了聯盟。這是20世紀美國同類活動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但仍然收效甚微。30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開始認識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反對對生命授予專利完全是徒勞的，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法律和政府監管通常都鼓勵地球的商業化。如果政府和私營領域步調一致，那麼還有哪些機構能夠挺身而出，採取有效手段管理地球上的生物，以及在此所論述的地球上的其他資源呢？對這個問題的探索讓我重新發現了共享模式。
我發現共享的有關信息非常少，大部分僅限於人類學研究，在正式的歷史中極少有記載。在大多數情況下，共享的歷史在英國教材中被歸類到封建經濟，並附有小篇幅的說明。然而，當我繼續探索時，我開始在世界各個地方發現更多有關共享的信息，其中相當大一部分被用於封建經濟管理。我恍然大悟，原來「共享」可能具有更廣闊的含義，而且這些含義可以運用於更加多樣的現象。因此，我開始著手寫一本關於共享和圈地歷史的書，這本書以歐洲封建社會的圈地運動為開端。接著，在盛行探索和發現的16世紀，「海洋公地」被圈了起來；在18世紀末，隨著以專利、版權和商標為形式的知識產權的出現，「知識共享」也被圈了起來；在20世紀初，「電磁頻譜共享」也被圈了起來，無線電頻段許可證被發給私營企業；最終，在授予基因專利的20世紀末期，「基因共享」也被圈了起來。
我從共享和圈地運動的角度敘述歷史事件，生動地重現了人類過去500年的歷史。我把我的發現寫入了我在1991年出版的《生物圈政治》（Biosphere Politics）一書，在該書中，我敦促重新開放「共享」話題，並建議重新對共享模式進行思考。因為21世紀可能是一個結合點，能夠把來自不同領域的各種利益集合成一項公共事業。
2002年，經濟趨勢基金會把這一理論付諸實踐：在巴西的阿雷格裡港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彙集了來自50多個國家的250個組織，該論壇擁護《基因公有模式條約》（Treaty to Share the Genetic Commons）。參加論壇的組織包括農村協會、婦女團體、公平貿易倡導者、生物科技活動者、有機食品協會、宗教團體、環保組織以及飢餓和緊急援助組織。條約的序言中提出，地球上的基因遺產應該成為可以共享的「公有物」，由人類代表自己和我們的同類生物對其進行管理。序言內容如下：
我們聲明，以下真理是普遍存在且不可分割的：
在所有的生物形式和表現中，地球基因庫的內在價值優先於它的實用價值和商業價值，因此它必須受到政治、商業和社會機構的尊重和保護。
在所有的生物形式和表現中，地球基因庫存在於自然界中，即便經過實驗室的提純與合成，其也不能稱為知識產權。
在所有的生物形式和表現中，全球基因庫是共有遺產，因此其也應該屬於集體所有制範疇。
然而，隨著我們的生物學知識日益增加，人類承擔起了一項特殊義務，即扮演起「管理者」的角色，代表人類自身以及其他生物物種的生存和福祉。
因此，世界各國應該宣佈，在所有的生物形式和表現中，地球基因庫為全球共同享有、由各國人民保護和培育，並應進一步聲明，在基因的自然、提純或合成形式，以及染色體、細胞、組織、器官和有機體等形式下（包括克隆、轉基因和嵌合生物），基因和由基因編碼得到的產品不得被政府、商業組織、其他機構或個人視為可進行商業談判的遺傳信息或知識產權。31
自此，許多團體和組織建立起來，旨在促進全球基因共享並防止它被「圈占」。
由卡裡·福勒（Cary Fowler）創辦的全球農作物多樣性信託基金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與研究機構、種質保存團體、農業協會、獨立的植物育種者以及其他農業利益相關者一道，致力於保護世界上日益減少的植物遺傳資源。作為其使命的一部分，在挪威斯瓦爾巴群島的一個小島上，信託基金已經在這個最偏遠的北極地區建立起一個深處冰層的地下保險庫。在裝有空調的密封的地下倉庫內，迷宮般的隧道裡存放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種稀有種子，以備後代不時之需。該地下倉庫設有自動保險裝置，可以存儲多達300萬個農業種子品種，以確保其在戰爭和人為災難中的安全。作為一家自我管理的全球公共資源信託基金，該組織憑借數千名科學家和植物育種者組成的網絡，不斷尋找遺傳物種和野生種子，對其進行培育，以增加種子儲備，並把樣本運送到地下保險庫進行長期儲存。32 2010年，該信託基金髮起了一個全球項目，以安置、編錄和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22種主要糧食作物的親緣野生物種。
正當新興的IT和計算技術加速推動基因研究之際，基因共享的倡導力量也在不斷加強。如IT、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和3D打印領域的發展一樣，生物信息學的新領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生物研究的本質。據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基因測序成本下降的速度超過了遵循摩爾定律指數曲線的計算機運算增長的速度。33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博德研究所副主任戴維·阿特舒勒（David Altshuler）博士指出，在過去幾年裡，基因測序的價格已經下降到之前的1/1 000 000。34想一想，人類基因包含30億個鹼基對，而破譯100萬個DNA鹼基對的成本已經從10萬美元下降到6美分。35這意味著，在不遠的將來，基因研究的邊際成本將接近於零。這樣，有價值的生物數據就可免費獲得，就像在網絡上獲取信息一樣。
基因序列及其他新型生物技術研究使我們走在了民主化研究的道路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科技記者查恩俊（Ariana Eunjung Cha）意識到：
在操作生物基因過程中，上一代技術需要花費數百萬美元在高級設備上，而且要經過多年的反覆試驗。
而現在，甚至可以在車庫裡面用網上買到的二手設備進行試驗，並且只需要幾天的時間。36
20年前，只有為政府工作或行業內的科學家精英團隊才能擁有生物研究能力和相關技能。而現在，有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和愛好者都致力於生物研究。因為擔憂全球的生命科技公司會快速地將地球上的生物信息轉化成知識產權，環境保護者正在努力阻止這場他們眼中的「終極圈地運動」。他們的努力在伴隨網絡長大的年青一代研究者中獲得了支持。這群年輕的研究者認為，公開分享基因信息的權利和免費獲得其他信息的權利一樣重要。
未來，由於幾乎免費的基因組研究和低廉的應用，對於科學事業的共享管理將成為一個非常現實的選擇。針對基因研究及應用共享管理的科技論文和提議充斥著社交空間，同時，管理基因創新的共享協會數量也正在激增。
由於年青一代科學家的推動，基因共享開發已被提上公共議程。由於支持基因信息共享越來越受歡迎，美國最高法院被迫撤銷了早前裁決授予的部分生命專利。2013年6月，法院一致裁定，與乳腺癌有關的基因是自然發現，而不是人類的發明，因此，判決麥利亞德基因公司的此基因專利無效。這一決議雖然是對基因共享開發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也並不像看起來那麼重要，因為對自然基因稍加修改的新克隆技術仍被認為是人類的發明，並能獲得專利，這就使得生物技術、製藥和生命科學公司能夠繼續圈占部分基因庫。
對免費共享知識的追求與1992—2008年免費共享軟件、音樂、娛樂和新聞的經歷相似。當時，信息的邊際成本驟減，誕生了像Linux操作系統、維基百科、納普斯特軟件和YouTube這樣的免費共享資源。
信息與生命科學：比爾·蓋茨的興趣點
在過去30年裡，「免費基因」運動和「免費軟件」運動共同發展。相比傳統的知識產權保護，這兩者都擁護信息公開共享，但同時又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早期免費軟件運動的領導者意識到，大媒體、電信行業和娛樂社區會因共同利益而團結起來，彌補知識產權法中的漏洞，以避免「免費軟件」運動的開始。面對生命科學行業、製藥公司和農業聯合企業，環保主義者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這兩個運動不僅共享同一個哲學理念，而且隨著生物信息學的興起，他們在技術層面也達成了契合。研究者開始使用計算機技術破譯、下載、分類、存儲並重新配置遺傳信息，客觀上推動了生物產業中基因技術的發展。成熟的計算機軟件提供了將生物學概念化的新語言。同時，在生物科技中，這一語言也放大了媒介在遺傳信息流動中的作用。正如我在1998年出版的《生物科技紀元》（The Biotech Century）一書中所寫：「現實就是，計算技術和基因技術正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強大的新技術。」37
如今，世界各地的分子生物學家都致力於這一研究，即如何最大限度地將過去的數據庫擴展到最大。在政府、學校和企業實驗室，科學家們對從最低等的細菌到人類的基因序列進行映射和排序。他們共同的目標就是找到一種新的方式控制基因信息，從而獲得經濟利益。
科學家希望能在21世紀中葉，將數以萬計的活體生物的基因信息下載，並儲存到一個巨大的數據庫中。這個數據庫包含了地球上各種動植物和微生物的發展藍圖。事實上，這些生物的基因信息量巨大，所以它們只能以數千個數據庫的形式儲存於計算機中。例如，如果將完整的人類基因組序列以電話簿的形式儲存，儲存量相當於200本曼哈頓千頁電話簿。38這將是一個包含超過30億條信息的數據庫。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打印出所有的人類多樣性數據，那麼數據庫的大小將至少增加4個數量級，或相當於第一個數據庫規模的一萬倍。
基因的映射和排序只是一個開始。要想瞭解和記載基因、組織、器官生物體、外部環境和引發基因突變的干擾和表面反應之間的所有關係，其複雜程度遠遠超出傳統的系統建模。因此，只有運用跨學科的方法，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科學家的計算能力，才有希望完成這項任務。
各個領域的泰斗級人物，例如計算機領域的比爾·蓋茨和華爾街內部人士邁克爾·米爾肯（Michael Milken），他們均在生物信息學這個新領域進行了投資，共同致力於推進信息和生命科學領域的合作。
在被用來破譯和儲存遺傳信息的同時，計算機也被用於模擬虛擬生物環境，從中模擬複雜的生物有機體、網絡和生態系統。這種虛擬環境幫助科學家提出新的假說和方案，並將這種假說用於在實驗室中測試新的農業和醫藥產品。在虛擬實驗室，生物學家可以創建、合成含有幾個鍵的分子，然後試圖在實驗室平台合成真正的分子，這樣就可避免通常長達幾年的實驗室工作。通過3D計算機模型，研究人員可以在屏幕上連接不同的分子，來觀察它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科學家準備使用新信息時代的計算機技術，在未來創建全部種類的分子。化學家已經開始展望一種新的可能性，即合成一種可自我繁殖、導電、防污染、抗腫瘤、防可卡因甚至可阻止艾滋病病毒蔓延的化合物。
蓋茨對即將到來的信息和生命科學的結合非常感興趣，他說：「這是信息時代，而生物信息是我們正在破譯並試圖決定改變的最有趣的一個方向。問題在於怎樣去做，而不是是否要做。」39
目前，計算技術正在逐漸應用到其他領域，成為可再生能源、3D打印、市場營銷、物流、運輸、醫療保健以及在線高等教育的媒介。重新構建社會的新計算語言帶來了各種利益，包括信息黑客、生物黑客、3D黑客和綠色黑客。維繫這些團體的紐帶就是對協同開源經濟和共享管理模式的認同與追求。儘管市場沒有被完全摒棄，政府也沒有被完全排斥出局，但這些新運動的參與者依然對對等的共享管理有著熱切的期望。他們認為，要確保接近乎零邊際成本的社會產生利益（而不是妨礙這樣的利益產生），對等的共享管理模式是最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