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查·本科勒是共享模式最熱情、最善於表達的倡導者之一。他也意識到，依賴私有設施實現通信共享仍舊希望渺茫。本科勒在他的著作《網絡財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裡說道，如果子孫後代要享受網絡信息經濟所帶來的巨大好處，就必須建立一套共用基礎設施。他寫道：
網絡信息經濟能夠使社會生產實踐更加豐富。因此，網絡信息經濟的蓬勃發展需要一套核心的共用基礎設施，以及一套供所有人公開使用的、進行信息生產與交換所必需的資源。這需要利用物理資源、邏輯資源和內容資源發表新的聲明，並出於交流的目的對這些聲明進行編碼、發送以及接收。1
對於這一點，經濟學家們並無異議。但是佈雷特·M. 弗裡施曼（Brett M. Frischmann）指出，本科勒的分析中漏掉了一個重要因素。弗裡施曼寫了一本書，名為《基礎設施：共享資源的社會價值》（Infrastructure：The Social Value of Shared Resources），其內容與《網絡財富》一樣豐富，且和本科勒的分析及方法相吻合。2他說：「本科勒沒有全面分析核心共用基礎設施的構成要素，或者確保共用基礎設施可持續公開使用所面臨的挑戰。」他還說：
核心的共用基礎設施指的是那些建立在一視同仁基礎上的能被所有人使用的基礎設施資源。第一個困難就是鑒定哪些資源是真正意義上的基礎資源，以及對以下問題做出解釋：為什麼應當在一視同仁的基礎上管理這些基礎設施資源的臨界子集……一旦障礙被克服……共享管理應該通過什麼制度性手段來實現？3
弗裡施曼注意到，本科勒支持開放式無線網絡以及通信基礎設施中的某些公用形式，但他想知道光憑本科勒一人，支持力度是否足夠。和本科勒一樣，伊萊·諾姆、戴維·博利耶（David Bollier）、凱文·沃巴赫等人都極力推崇開放式無線網絡。在他們的推動下，最近，FCC做出提案，建議建立一個無須授權的全國免費Wi-Fi通信網絡。這是對本科勒等人不懈追求、據理力爭、支持開放式通信共享行為的極大褒獎。如果在這一點上缺乏想像力，那可能是對於能源在基礎設施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存在誤解。就像本書最開始提到的那樣，歷史上重大的經濟變革都是基礎設施變革，而使基礎設施變革發生轉變的則是新傳播媒體與新能源體系的融合。因為，歷史上的每一次能源變革都伴隨著自身獨特的通信變革。能源變革改變了社會的時間和空間範圍，並使更複雜的生活安排成為可能，所有這些都需要新傳播媒體來發揮作用，以管理和協調能源變革帶來的新機遇。試想一下，在由蒸汽驅動的城市工業革命的背景下，如果沒有廉價、快速的蒸汽印刷機和電報機，如何組織複雜的生產和分配。在沒有集中供電，尤其是沒有電話通信、無線電和電視的情況下，如何管理複雜的石油文化、汽車文化和郊區大眾文化。
本科勒等人認為，新網絡通信促成了管理的網絡共享，因為媒體的性質是分佈式和協同式的，這使點對點的生產和經濟活動的橫向擴展成為可能。為了說清這個道理，讓我們做個假設：假如美國仍然採用垂直整合的、高度集中的、需要更大金融資本注入的化石燃料能源體系，只要化石燃料能源是構成全球經濟各方面的基礎，那麼其他任何依賴這些燃料獲取材料、進行發電以及提供物流的商業企業，都必將被迫繼續採用垂直整合的商業模式和集中管理來實現自身的規模經濟，從而維持生存。
網絡基礎設施共享的倡導者能否想像這樣一個問題：對於一個分佈式的、協同式的、點對點的、橫向擴展的通信革命來說，如何才能在一個高度資本化和集中化的化石燃料能源體系下取得成功？換言之，對於一個高度資本化和集中化的化石燃料能源體系來說，有沒有可能迎來這樣一場通信變革：它以進一步推動零邊際成本社會並削弱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為實現可再生能源和3D打印等的開源式、點對點管理提供可能。
另外，一個分佈式的、協同式的、點對點的、橫向擴展的通信媒體非常適合用來管理那些可再生能源，它們分佈在大自然中，以協同的方式被充分利用，支持點對點生產，並貫穿社會橫向擴展。同時，網絡通信和可再生能源會形成不可分割的矩陣，應用於依靠共享管理以實現最佳運作的基礎設施。如第一章所述，基礎設施由三個彼此相關的網絡構成，它們是通信互聯網、能源互聯網和物流互聯網。在物聯網這個單一互動系統中，通信互聯網、能源互聯網和物流互聯網相互聯繫，提供有關社會上往來的大數據流。由於人們追求「極限生產力」和零邊際成本社會，因此可以通過一個開放的全球共享平台協同訪問和協同共享這些大數據。
政府、資本主義企業和基於共享的新生社會經濟倡導者，這些人都有野心定義即將到來的時代，都在積極努力地管理著構成物聯網的三個彼此相關的互聯網。
通信共享
讓我們從新共享基礎設施中的通信互聯網開始談起。互聯網是一個混合型基礎設施，由三方面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構成，分別是政府、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到目前為止，互聯網已被作為全球共享資源來管理，而在互聯網管理中，政府、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這三方面利益相關者互相協同。
互聯網的技術管理工作，包括建立標準及管理協議，已經交給了包括互聯網工程任務組、互聯網聯盟和ICANN（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在內的非營利組織。儘管ICANN最初由美國政府創建，且在名義上受美國政府管轄，但在2009年，美國放棄了對ICANN的監管職能。目前，ICANN由一個國際委員會管理，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學者、企業和民間利益集團。4至少從理論上來說，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上述組織，但是因為這些組織都具有很強的技術性，所以通常都是由有技術專長的人通過協商共同做出管理運營的決定。
不過，互聯網管理比人們想像的還要棘手、還要模糊。2003年，這三方面主要利益相關者團體的代表在日內瓦召開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共同討論互聯網管理。隨後，第二次會議於2005年6月在突尼斯舉行。互聯網管理工作小組是由聯合國秘書長成立的，旨在「在互聯網管理過程中展開調查，並酌情制訂適當的行動計劃」。5
經過商定，互聯網管理工作小組提出了一個管理框架，這個管理框架隨後被174個成員國（地區）採納。該框架聲明：
互聯網管理是針對形成互聯網演變的共有原則、規範、規則、決策過程以及計劃的開發和應用，由政府、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各自發揮自身的作用。6
這個三方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模式至關重要。在過去，只有政府和私營企業可以參與全球治理事務的談判，公民社會最多只能充當觀察員和非官方代表。然而，人們認為，將公民社會排除在互聯網管理之外是不合理的，因為很多憑借新媒體進行點對點生產的從業者和參與者都來自公民社會。
在同意三方管理後，為商討互聯網管理策略，聯合國組織成立了一個多方利益相關者主體，即IGF（互聯網管理論壇）。IGF定期舉辦會議，以確保商討出的管理策略能夠反映互聯網的本質，即分佈式、協同式、橫向擴展式。IGF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區域級和國家級分論壇，這些論壇提供的是一個網絡化的而非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以實現這個雜亂無序的新通信媒體的集體自我管理。7
然而，聯合國畢竟是代表世界的政府機構，它竟然悄悄將一篇同意賦予秘書長權力以使之開始「加強合作」進程的文章加入信息社會世界峰會——突尼斯分會已定稿的正式文件中。這：
使不同政府在處理與互聯網相關的國際公共政策問題上，而非在處理對國際公共政策問題沒有影響的日常技術和操作問題上，平等發揮作用，履行責任。8
各國政府非常關注一連串影響其公共福利和主權利益的互聯網相關政策問題，其中包括對虛擬空間的商業活動徵稅、保護知識產權、維護網絡安全，抵禦網絡攻擊，以及消除政治分歧。目前，各國政府正在制定國家法律，其中有一些立法正在威脅媒體的重要特徵，即開放性、普遍性、透明性。推行政府對網絡控制新形式的國家包括俄羅斯、伊朗、中國、南非、沙特阿拉伯、印度和巴西。
2011年，俄羅斯、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一份提案，呼籲出台一份信息社會中的國際行為準則。提案不包括針對多方利益相關者方法的條款，但會導致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力度越來越大。9提案的序言明確聲明：「對互聯網相關公共事務的政策職權屬於國家主權。」10
與此同時，私營部門也開始偏離三方利益相關者聯盟，並通過差別定價的方式增加收入和利潤。此舉可能破壞網絡中立性原則，該原則是互聯網指導原則之一，它保證了通信共享的非歧視性、開放性、普遍性，確保每個共享者享有平等的接入權和收錄權。
「網絡中立」的概念源於互聯網端到端的設計結構，這有利於用戶而非網絡供應商。儘管用戶為網絡連接付費，而且他們支付的價格取決於其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所提供的速度和質量，但是一旦用戶連接到互聯網，其傳輸數據包就會被網絡供應商按照統一方式處理。
大型電信和電纜公司這樣的網絡供應商現在想通過改變遊戲規則，以及控制在互聯網上所交換的信息獲取商業利益。具體方式如下：允許網絡供應商對不同信息訪問收取不同的費用；進行優先傳輸，對排在最前面的、對時間敏感的數據包收取更高的費用；收取申請費；基於差別付費標準，在其提供的網絡上，以有利於用戶的方式限用某些特定的應用程序。
網絡中立性的支持者認為，網絡應該保持「愚蠢」，從而使數以百萬計的終端用戶通過開發自己的應用程序進行協同和創新。這種「分佈式智能」使互聯網成為一個獨特的通信媒體。如果網絡供應商獲得內容訪問與傳遞方式的集中控制權，他們將剝奪最終用戶的權利，並破壞伴隨分佈式協同和橫向擴展產生的創造力。
當然，網絡供應商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國，AT&T、威瑞森和Cable TV公司認為，在追求新的贏利計劃的過程中，他們遭受了不公平的限制。AT&T的前任CEO埃德·惠塔克（Ed Whitacre）在接受《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的採訪時發洩了他的不滿：
現在，他們想要免費使用我們的通道，但是我不會讓他們這樣做，因為我們已經為此付出了成本，所以我們必須從中獲取回報。11
事實上，AT&T的客戶和使用AT&T線路的網絡服務提供商都向AT&T支付了信息包傳輸費用。儘管如此，AT&T和其他網絡供應商仍然希望在傳輸信息包的過程中使用各種不同的付費機制，以壓搾出更多的利潤。
德國通信巨頭德國電信控制了全國60%的互聯網連接，2013年5月，德國電信宣佈將對國內所有的互聯網服務用戶強制實行下載限制，並由此引發了爭論。德國電信表示，之所以強制實行下載限制，是因為數據流量逐步攀高，預計到2016年，數據流量將增至原來的4倍。更有爭議的是，德國電信還將向那些想擴大流量的客戶提供升級版的互聯網連接服務。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該公司還宣佈將只接受源於自己的互聯網電視服務的流量，而不接受源自包括谷歌、YouTube公司和蘋果公司在內的競爭對手的流量。12
由於看出德國電信公然破壞網絡中立性的企圖，德國監管機構立即對此做出回應。德國聯邦網絡管理局（國家電信監管機構）表示，他們正在審查德國電信的提議是否違反網絡中立性協議（該協議禁止服務提供商通過收取不同費用進行客戶歧視）。13
究其根本，網絡中立性的鬥爭是一場模式之戰。第二次工業革命後，電信巨頭們急於抓住新的通信媒體，並借此進行集中指揮和控制，從而允許他們將內容和流量附入網絡來提高利潤，並憑借對這些「管道」的所有權實現壟斷。終端用戶也同樣決心將互聯網作為一項開放的共享資源，進而發現促進網絡協同、推動接近於零邊際成本和近乎免費的服務，以開發新的應用程序。
在試圖服務於兩個主人時，政府似乎左右為難，一個主人致力於資本主義模式，另一個主人則致力於共享模式。儘管FCC曾經倡導網絡中立性，但是2010年該機構還是發佈了一個開放的互聯網秩序，提出了三個基本規則，以確保實現開放式免費互聯網。這似乎改變了FCC長期以來維護網絡中立性的承諾。前兩個規則提倡管理實踐透明化，禁止應用程序及服務限制，然而第三個規則為網絡供應商帶來了一線希望，使之可能奪回主動權，並將互聯網納入其防禦網絡。規則指出：「在傳輸合法網絡流量時，固定寬帶供應商對此可能會進行區別對待，但是會保持在合理的範圍內。」14
第三個原則引發了不少爭議。一些人認為這條規則是「醒悟」，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條規則是「投降」。弗裡施曼的諷刺評論「合理與否還有待觀察」似乎捕捉到了這一事實：每個人都在懷疑FCC的本意。15
而且不只電信和電纜機構從外部侵入，試圖封閉互聯網，內部侵入同樣存在。一些知名的社交媒體正在網絡上加速尋求封閉、商業化以及壟斷新通信媒體的方法，這些社交媒體所帶來的威脅可能遠遠大於管理通信渠道的那些公司。
在2010年11月出版的《科學美國人》上，萬維網的發明者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在網絡上線20週年當日發佈了公文，表達了對互聯網前景的擔憂。
雖然伯納斯–李的發明在設計上很簡單，但其影響卻是空前的。網絡允許每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能與他人共享信息，而無須徵求許可或支付使用費。網絡被設計成一個開放式、分佈式、人人皆可訪問的網絡。
然而，正是利用了這些規則，一些大型網絡應用，像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等，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並銷售了大量來自商業買家和企業的傳輸大數據。正是有了這些數據，企業才能進行有針對性的廣告宣傳和營銷競爭，開展研究工作，開發新產品與服務以及提出許多其他商業主張。事實上，他們正在利用商業終端的共享。在其文章中，伯納斯–李警告稱「大型社交媒體正在封鎖來自其他網絡的用戶發佈的信息」，而且正在創建封閉的商業空間。16
雖然互聯網是一種公共資源，網絡應用程序卻由被作為公共資源來管理的非營利組織和著眼於市場的商業企業這兩類群體共同掌管。維基百科和Linux軟件屬於第一類，谷歌和Facebook則屬於第二類。
儘管互聯網上的網絡應用程序用戶都知道像亞馬遜這樣的網站是純粹的商業網站，但他們不一定對谷歌和Facebook這樣的網站持同樣的看法，因為這些應用程序為他們提供了獲取一系列免費服務的機會，從世界頂級搜索引擎到加入地球上最大的家庭相冊，這些服務都可以免費獲取。只是在連接這些網站時，用戶不得不忍受出現在窗口邊緣的廣告所帶來的些許不便。然而在幕後，谷歌、Facebook、Twitter和其他許多社交媒體會封存進入其系統的大數據，這樣做要麼為了在自己網站上提供增值服務，要麼為了向第三方出售這些數據。
伯納斯–李解釋說，採集專用數據的關鍵是，當用戶進入一個社交媒體時，該用戶的URL（統一資源定位器）發生了什麼。每個用戶的URL都允許用戶點擊網絡上的任意一個鏈接，在相互聯繫的信息共享空間中，這將產生一部分流量。但是至少直到最近還有些人不知道，當他們連接到商業化社交媒體時，他們的重要信息就被立即採集、存儲、封存和商品化。17
伯納斯–李這樣描述用戶的數據被封存的過程：
通常在用戶登錄時，Facebook、領英（LinkedIn）、Friendster等社交網站會通過採集類似用戶的生日、電子郵件地址、愛好、好友提示以及提供可能認識的人這樣的鏈接信息來提供價值。網站將收集這些數據組成龐大的數據庫，然後重新利用這些信息，提供增值服務，但僅限於在用戶自己的網站上提供。一旦用戶數據被錄入這些服務中的一個，用戶就不能在另一個網站輕易使用它們。每個站點都是一個與其他人隔離開來的區域。用戶個人頁面是在網絡上，但是個人數據卻不是。用戶可以訪問在一個站點已創建的人員列表網頁，但不能從該站點將人員列表或該人員列表中的某些條目發送到另一個站點。之所以隔離，是因為不是每一塊信息都有一個URL，且數據之間的聯繫只存在於網站內部。所以用戶錄入的數據越多，被鎖定的數據就越多。這樣，用戶的社交網頁就會成為一個中央平台、一個封閉的內容區域，以及一個無法完全控制自身信息的地方。18
我們應該擔心社交網站為獲取商業利益而把所有用戶信息分享給第三方嗎？當然，沒有人願意被有針對性的廣告纏身。然而，比廣告更危險的是，醫療保險公司會獲知你是否通過谷歌搜索過特定的疾病信息，潛在僱主會通過分析你在網絡上留下的數據記錄窺探你的個人社交歷史，從而發現你身上潛在的怪癖、個人喜好，甚至可能做出的反社會行為。
當然，並不是所有社交媒體都是商業化的。純粹意義上的共享管理對許多非營利網站（像維基百科）仍然適用。然而，如伯納斯–李描述所言，商業公司經營的社交媒體的商業模式是標準操作程序。他說：「這種架構應用的範圍越廣，網絡就會變得越發支離破碎，我們享受到的單一的通用信息空間也就越來越少。」19
伯納斯–李暗示一種負能量在起作用。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互聯網自身的運營特點（其分佈式的、協同的、點對點的、橫向擴展的結構）正在提供一個大型的、有價值的個人資料寶藏，而這個寶藏正在被開發、重新綁定，並被出售給營利性公司以進行有針對性的商業利用？再甚者，這是在虛擬空間中創建企業壟斷的最新商業開發形式嗎？當前的企業壟斷是否和它們所推翻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企業一樣集中和專有？
截至2012年，谷歌每天承擔著「180多個國家的30億次查詢」。20 2010年，谷歌在搜索引擎市場的份額分別為：占美國搜索引擎市場的65.8%，占德國搜索引擎市場的97.09%，占英國搜索引擎市場的92.77%，占法國搜索引擎市場的95.59%，占澳大利亞搜索引擎市場的95.55%。21 2012年，谷歌公司的收入超過了500億美元。22
目前，Facebook已經吞併了全球社交網絡市場份額的72.4%，截至2013年3月，Facebook擁有超過11億個活躍用戶，也就是說，地球上每7個人中就有一個是Facebook的用戶。23在對訪問者每月在最喜歡的社交媒體網站上花費的時間進行測算時，Facebook的數據遙遙領先。訪問者平均每月花費在Facebook上的時間是405分鐘，這個時間是花費在以下6個排在其後的最受歡迎網站的時間總和：湯博樂（Tumblr，89分鐘），品趣志（Pinterest，89分鐘），Twitter（21分鐘），領英（21分鐘）、MySpace（8分鐘），谷歌+ （3分鐘）。24 2012年，Facebook的收入是50億美元。25
2012年，Twitter有5億個註冊用戶，其中兩億是活躍用戶，其他用戶則更喜歡潛水。26預計該公司2014年的收入將超過10億美元。27
像亞馬遜和eBay網站這樣具備協同共享特性的商業網站也正在迅速成為在線壟斷者。福雷斯特研究公司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相比13%的人選擇傳統的搜索網站進行產品搜索」，每三個在線用戶中就有一個選擇亞馬遜網站進行產品搜索。28亞馬遜擁有「超過1.52億個活躍買家賬戶」和「超過200萬個活躍的賣家賬戶」，以及服務於178個國家的全球物流網絡。29截至2008年，eBay在美國已經佔據了99%的在線拍賣市場，而它在其他大多數工業化國家也有類似的占比。30 2012年，eBay的收入為141億美元。31
新興社會化媒體的影響無處不在，以至於其使用者幾乎意識不到自己使用這些資源的頻率之高。舉例來說，法國政府日前宣佈了一條規定：禁止廣播公司在直播中提及Facebook或Twitter，除非該消息有明確來源。該決議一經發佈，立即引起了一些媒體評論員發佈Twitter的信息評論，以及對法國官僚主義干涉行為的批評指責，這是我們意料之中的。然而對此，政府當局找到了一種有力的解釋：廣播員在新聞報道或娛樂節目中援引Facebook或Twitter的信息，這是在免費為他人做廣告，有利於市場引領者，但忽略了其惡意競爭者中的效仿者。32
對於新興企業巨頭正在大量佔領虛擬空間這一現象，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教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資深顧問蒂姆·吳（Tim Wu）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他說：「如果不使用谷歌的話，我們該如何度過一周的時間？再進一步說，如果Facebook、亞馬遜、Skype、Twitter、蘋果、eBay和谷歌都不用的話，我們又可以堅持幾天呢？」33其實，吳教授已經將目光投射到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新現實上：憑借其對開放、透明以及深度社會協同的承諾，新興通信媒體吸引了年青一代。但同時，這些媒體也披上了另一層外衣，一件更關注於通過信息共享獲利的外衣。吳教授寫道：
如今，大多數（互聯網上的）功能分區都被一家主導型公司或寡頭所壟斷控制，比如谷歌「佔據」搜索分區，Facebook「佔據」社交分區，eBay「佔據」拍賣分區，蘋果主導在線資源傳送，亞馬遜主導零售。
吳教授問道：為什麼網絡「越看越像一個『大富翁』遊戲局」？34
如果你還不確定這些新的企業「玩家」的意圖，那你應該先去看看評論，再搜索一下最近的專利花落誰家，這可能會幫助你消除疑惑。在2011—2012年，新獲專利項的交易金額足以使最老練的知識產權律師震驚。2011年，蘋果、微軟等公司在拍賣會上拍得北電網絡的6 000項專利，總價值45億美元；谷歌以12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摩托羅拉，從而獲得了17 000項專利；微軟花費11億美元，從美國在線公司購買了925項專利；Facebook花費5.5億美元，從微軟購得了650項專利。35
那麼這些新晉的重量級虛擬空間是否像AT&T和20世紀的電力公司與公用事業公司一樣成為「自然（形成的）壟斷」？越來越多的通信業分析師、反壟斷代理人以及自由文化運動的支持者提出了這樣的質疑，希望使公共設施的反壟斷行為或管制合法化。他們認為，如果不努力追求上述目標，那麼即使做出了所謂將互聯網作為共享的網絡化「全球共享資源」這一偉大承諾，這個承諾也會不可挽回地成為一張空頭支票。而對於身處對等網絡共享主義思潮中的一代人來說，他們的熱切希望也將隨之灰飛煙滅。
共享的支持者認為，由於像谷歌這樣的搜索引擎可以針對每一個人的需要提供全面服務，所以它已然成了一個「必需品」。其他搜索引擎的表現則相形見絀，因此這些搜索引擎在當今社會不易立足。從這個現象上看，谷歌儼然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壟斷。於是，有些人提出了「搜索中立性」的倡議，要求出台一些類似政府規定的相關規範，來保證網絡的中立性。他們還警告說，出於經濟或政治方面的考慮，占主導地位的搜索引擎可能會冒險篡改搜索結果。
而其他一些人則更擔心像Twitter這樣的社交媒體可能通過操縱排序來保證使用量。比如，Twitter裡有一個「Twitter流行榜」的功能，這個板塊會涉及一些時下的熱門話題，或者「主流」事件。有人就提出，這些公司用來查找或排名的算法是否會被編程，以反映經營管理中有意或無意的偏見。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支持者認為，在維基解密的洩密事件中，Twitter有故意欺瞞大眾之嫌。36相關產業觀察者也在不斷思考維持「算法中立性」的方法。
康奈爾大學通信學教授塔爾頓·吉萊斯皮（Tarleton Gillespie）說，操縱計算機程序的算法的確是一個問題，尤其是當編製算法的商業公司從篡改數據中看到商業利益，或者受到意識形態驅動時。他寫道：
我認為，有關「Twitter趨勢」這類工具的爭議以後會越來越多。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共言論在一系列精選的私人信息平台及社交網絡上出現，為了管理這些海量信息，平台和網絡的運營商們需要向複雜算法尋求幫助……（我們）必須……不僅要認識到這些算法並非絕對中立，還要認識到它們很可能帶有政治傾向，並可能按照某種方式封裝信息。37
吉萊斯皮提出，在大多時候，商業公司同時掌控數據和算法。隨著公眾越來越依靠算法分類、排名和篩選信息，我們必須建立相關的協議和規定，以保證信息的透明性和客觀性。38否則，如果只是寄希望於公司的良知來保護過程的廉正性，那麼這一想法簡直太天真了，甚至是非常魯莽的。
但是，現狀進退兩難：像谷歌、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公司在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人從中獲益。但是，因為這些公司屬於商業營利性組織，其興趣點在於如何以最大利潤將客戶信息賣給第三方，而其使用者的興趣點則在於優化他們的社交網絡。換句話說，這些公司在操縱社會共享資源，並將其作為一種贏利手段。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澤伊內普·蒂費克奇（Zeynep Tufekci）將這種現象稱為「社會共享資源的公司化」。39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對少數公司將壟斷互聯網這一可能表示擔憂。一些法律學者認為，這些社交媒體不同於電信公司、能源公司或者公用事業公司，而是通過將其巨額資金首先投入實體性基礎設施來保證其自然壟斷。設備領域的新進成員會發現，想要和一個已經在某地區擁有成熟物理性基礎建設和固定用戶群的公司競爭，並非不可能，但會十分艱難。與之相比，社交媒體的新進公司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因為其門檻成本遠遠低於上述行業。編寫代碼和新應用程序的成本只是設備準備、新用戶體驗、快速佔有市場主導地位，或者獲得競爭優勢所需成本的一小部分。為了證明他們的觀點，這些法律學者指出：像MySpace和Friendster這些曾經在社交媒體市場中無可匹敵的主導網站，如今已經被Facebook和Twitter取代。
自由市場的支持者認為，像這種給谷歌、Facebook或者Twitter網站冠以「社交神器」頭銜，並任其形成壟斷的行為，實質上是在使其免受競爭威脅，就像當年「一戰」後的AT&T一樣。我在第三章中曾提到，通過聯邦法律規定，聯邦政府使AT&T獲得自然壟斷地位，從而保證了在20世紀大部分時期該公司在通信行業不可撼動的壟斷地位。
最後，那些反對將社交媒體認定為社會團體的人認為這會帶來一定風險，使他們不願意再創新。如果他們已經從壟斷模式中獲得了穩定的回報和固定的交易價格，他們還會有創新動機嗎？
同時，反對者也以有力的駁論予以反擊。像谷歌、Facebook、eBay和亞馬遜這樣的巨頭將成百上千億美元投入全球市場的維護中，他們的用戶數據庫比以往任何我們可能拿來與之相比的事物都要龐大許多倍。當人類歷史的大部分信息都由谷歌這個搜索引擎控制時，這意味著什麼？或者當連接了10億人社交生活的Facebook一枝獨秀地監管網絡虛擬公共空間時，當Twitter成為人類傳播流言蜚語的唯一場所時，當所有人都只能在eBay上拍賣和競拍商品時，或者當人們只能在亞馬遜這個唯一的虛擬市場上交易時，這又意味著什麼？所以說，在實體經濟時代，一切都不能和這些壟斷企業相抗衡。
現實情況是，這些公司已經佔據了互聯網最基本的部分，曾經，他們可以靠融資來投資一個好點子，也可以用很少的錢維持其行業主導地位，但在當今時代，這種情況越發難以實現。谷歌、Twitter、eBay、亞馬遜這些網站現在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以拓展其用戶數據庫，從而創造一個由一層又一層知識產權搭建的堅不可摧的領域，並從這個由它們參與創造的全球性社交圈中分得一杯羹。
不過，對於這些佔有巨大社交資源的公司來說，它們不太可能通過反壟斷行為或者個別監察疏忽來逃脫一些規定性限制，但是被忽視的內容到底有多少、範圍有多大，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毫無疑問的是，通信媒體商業圈占令人擔憂，這個問題有必要加以解決，因為該領域的存在是以為全人類提供共享資源，並以接近於零的成本創造社會各領域的價值為前提的。
能源共享
保證互聯網始終作為一種全球共享開放資源，實現社會和經濟利益最大化，這是一個極富難度的挑戰。確保新興通信媒體公司對鱗次櫛比的可再生能源管理得當，以及確保能源互聯網對全球開放共享，這個工作的難度係數也很高。所以，現在出現了一些跨地區、跨區域、跨國家或者跨大陸的能源共享網絡，以此抵禦來自各方面對穩固的商業利益的威脅，這些威脅絕不亞於電信和電纜公司對通信互聯網的威脅。
在某些情況下，全球性的能源企業、電力企業或者設備企業會聯手阻止能源互聯網的建立。除此之外，為了保證新能源的商業價值，這些企業會嘗試在智能電網上強加一個集中體系結構，以實現新能源的商業化。
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歐盟已經採取了以下措施：要求傳統的電力和公用事業公司解除發電與輸電之間的綁定，從而確保能源互聯網的開放。由於數百萬家小型新能源生產企業對大型電力和公用事業公司的抱怨日益增多，解除綁定的規定應運而生，因為前者認為後者讓他們很難將本地的「微型」電廠與主要的輸電網相連。大型電力和公用事業公司還受到了如下指控：對於由其商業夥伴生產的綠色電能，這些公司總是為之選擇高速連接，因而這一行為存在歧視之嫌。此外，它們還利用官僚主義進行拖延，甚至拒絕接受源自其他企業的綠色電力。
這些電子企業也在試圖開闢第二戰場，通過暗箱操作，設計出一個集中、專屬、封閉的智能電網，只允許數據從產消者到公司總部進行單線傳輸。這一設計的目的在於僅以電費的代價從數百萬新產消者處獲取實時變化的關鍵信息，並且防止產消者控制將電力傳到電網上的時間，以便在每天的不同時間段實行高峰電價。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引入了「綠色輸入稅制」，以鼓勵數百萬終端用戶自主綠色發電，並在能源互聯網中共享，所以輸電公司在慢慢失勢。而越來越多的輸電企業也意識到了能源產消者的存在這一新現實，並且通過改變其經營模式來適應新的能源互聯網。未來，這些企業要想提高收入，就要進一步做好以下工作：通過管理其客戶的能源使用情況降低客戶的能源需求，從而提高客戶的能源使用效率和產值，以及分享一部分增長的產值和節約值。因此，其利潤也將更多地來自更有效的能源使用管理，而不是出售更多的電力。
在能源互聯網形成初期，管理分佈發電的最佳方式問題已經被提出。一種新的共享模式正在形成，有意思的是，這個模式以20世紀30年代的電力管理共享模式為原型，以求將電力輸送到美國的農村地區。
羅斯福新政為什麼能成功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哈羅德·霍特林於1937年所做的演講，在演講中，他建議由政府承擔輸電費用。由於電力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公共能源，所以為了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電力應該由聯邦基金埋單，而不是被私營企業所佔有。因為消費者不會為了其所使用的電力向私營企業支付「租金」，電費也並不會增加邊際成本，因為一旦傳輸系統建立起來，邊際成本就會接近於零。
在第七章，我忘了提到霍特林舉過的一個當時新組建的政府的例子，當時，他用這個例子論證了其想法的優勢。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VA）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公共事業項目機構。1933年5月18日，羅斯福總統簽署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法案》（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ct），該法案計劃在1933—1944年建成12座水壩和一座水力發電站。這將創造28 000個工作機會，覆蓋7個最貧困的州（田納西州、肯塔基州、弗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佐治亞州、亞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區，其工程量相當於建造20座帝國大廈。40
聯邦政府可以控制水電能源，將生產出的低價電力提供給國內的貧困社區，以此刺激長期的經濟增長。霍特林解釋說，將低價電能輸送到田納西河流域，可以「提高經濟的整體水平，以及當地的文化水平。當地居民會從中獲益，並提高發展成本中的貨幣價值」。41他警告說：「如果政府因為對電能的需求而提高電價，並且以此作為投資回報，甚至從中獲利，那麼政府獲得的收入將大大縮水。」42所以，他總結道：「如果能出台一個公共政策，讓人們投資電能產業，並以很低的邊際成本將電能賣出，那麼這個政策就很完美了。」43
霍特林認識到，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所需成本將用其他州納稅人繳納的稅款來支付，但因為該地出口農產品的價格降低，所以該地經濟水平的提高也會間接地使其他地區受益。44該地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著來自其他地區產品消費能力的提高。最後他說，TVA的成功會激勵其他地區出現類似的政府公共事業項目，因為：
出於同樣的原因，既然政府樂於營建這種項目，那麼也會願意在其他更廣泛的地區建造水壩以及各式各樣的公共工程。這會使各個階層的人從中獲益。這種隨機性的分配應該保證國內各個地區的大部分人從中獲益。45
羅納德·科斯並不贊同霍特林的看法。科斯倡導自由市場，他認為，政府並不能很好地預測消費者的需求，即使對於每個人都絕對會用到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其需求都難以預測。他寫道：「我本人認為，在一個建立在邊際成本基礎上的價格體制內，政府不可能對個體的需求進行精準的估測。」46
如果我們仔細思考科斯的第一個理由，就會發現其中謬誤百出。雖然消費者享受著由低邊際成本帶來的價格便利，但是人們是否會因此拒絕飲用清潔度更高的公共自來水而飲用井水呢？或者是否會放棄公共高速公路而使用還未鋪設好的土路？再或者，是否會拒絕使用公共電燈照明，反而代之以火炬，總之不去以邊際成本反映價來享受這些便利呢？
根據傳染效應，科斯忽視了一個問題：像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這樣成功的政府公共事業項目機構可能被其他地區效仿，從而帶來很多積極影響。他認為，即使這個案例是成功的，我們也無法假設同樣的條件會存在於其他地區，從而獲得類似的成功。
1946年，從戰場返回的美國步兵及其家人們非常渴望用僅有的積蓄來購買各種各樣戰時沒能得到的東西，來彌補其在戰爭中所失去的時間。科斯在其反駁霍特林的著作中寫道，在當時，市場是消費社會的「發動機」。這樣，對於在世界大戰、「大蕭條」和政府限購的15年間，人們為何可以自由地進出市場並自主決定如何支配其收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了。
科斯的觀點基本把握了時代的節奏，為大多數經濟學家所追捧。傳統的經濟學家認為，市場（而非政府）才是一國經濟生活中勝負的仲裁者，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當建設州際高速公路，提供退伍軍人的學院貸款，或者為聯邦住房管理局（FHA）的房貸提供的政府補貼需要大眾融資的時候，美國大眾更傾向於製造一些預想不到的情況。
但不要著急，沒有幾個學者對該段歷史感興趣到想要瞭解霍特林的論點以驗證這種最佳情形示例是否正確。如果他們曾做過相關研究，就會發現科斯反駁霍特林的論文及其所使用的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實例都說不通。
我們從歷史中獲得的是一個新型共享資源管理機制，該機制可以從根本上調整美國在20世紀的經濟發展進程，並且為規劃21世紀的能源互聯網提供重要的共享資源運營模式。
聯邦政府已率先著手干涉電能生產領域，因為私營企業並不願意將輸送範圍擴大到農村地區。他們的理由是，這些地區的居民數量並不多，且居民過於分散，而公司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該項目。
到20世紀30年代，用電的城市居民已佔到90%，而農村居民只佔10%。47電氣化不足這一問題一直是貧困人口面臨的主要問題，這些貧困人口也很少考慮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在「大蕭條」時期，這種分化大幅加劇。
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有意將一個比較落後的偏遠地區帶入20世紀，並且以之為榜樣，在國內的其他偏遠地區推廣該項目，從而使電力和公共事業企業望而卻步。雖然這些企業對偏遠地區沒什麼興趣，但他們現在都非常不滿，因為聯邦政府正在迅速插手電力市場。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已經獲得了為農民和偏遠社區提供廉價電力的特權。然而，儘管這些公司反對，到1941年，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仍然成了美國最大的電能生產商，它用可再生的水能生產電能。48
受到保守主義利益集團的資助，私營企業譴責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稱其是美國政府向社會主義社會邁進的幌子。《芝加哥每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就將它比喻成「田納西河流域的紅色小蘇聯」。49一些私營企業說，根據憲法，聯邦政府沒有奪取能源生產的權利，並且將其告到了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以這種行為符合憲法為由，駁回了這些企業的訴求。
除了被授權生產能源，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還得到向當地社區鋪設運輸管線的授權，以提高偏遠地區的電氣化程度。所以，在1935年，羅斯福總統又簽署了另一個行政命令，以成立農村電氣化管理局（REA），從而確保將輸送管線鋪設到美國農村的各家各戶。「在1936年和1937年，儘管農村電氣化管理局剛成立不久，但是已經成功鋪設了7.3萬英里的電纜，覆蓋面積超過30萬個農場。」50
農村電氣化管理局的成功影響極為深遠。但是，這些機構沒有能力在內部集中技術專家以及相關勞動力來建設自己的全美偏遠地區輸送管線。因為私營企業一直不肯施以援手，所以農村電氣化管理局只能以顛覆傳統的思路解決這一問題：他們鼓勵農民以社區為單位團結在一起，從而形成電能合作社。（在農村電氣化管理局所處的賓夕法尼亞州和西北太平洋地區，一些電力合作社已經投入運營，並且取得了成功。）
在新的計劃中，農村電氣化管理局可以為當地農區提供低息貸款以資助管線建設，同時也提供技術和法律援助。其目的在於形成一個分散的供電體系，確保農村偏遠地區的電力合作社建立自己的管線，並通過和其他地區連接形成區域輸電網。電力合作社將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的自營共享機構來發揮作用，其董事會成員通過成員內部民主選舉產生。
建設農村電氣化管理局管線，平均每英里所需成本為750美元，因為有當地農場主的參與，因此比私營企業的價格低40%左右。51通常情況下，成本基本都可以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因為當地農場主們需要靠安裝管線的勞動償還欠合作社的費用。到1942年，美國國內40%的農田都已經實現了電氣化；到1946年，電氣化覆蓋了一半的農田；52 4年之後，另外一半美國農戶也實現了電氣化。這一成就主要歸功於掌握技術的農場主，他們一方面可以管理自己的電力合作社，另一方面也為建設工作提供了幫助。
田納西河流域和加利福尼亞州的農村地區從該項目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電力使有效的工作日得到延長，減輕了農田里繁重的運輸工作，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改善了成千上萬農村家庭的健康狀況和生活水平。在農村電氣化管理局開展工程的前5年裡，超過1.2萬所學校實現了電氣化。53電力和照明的使用使學生們延長白天的學習時間，把作業留到晚上做。
農村電氣化對製造業和零售業的影響也非常大。農村電氣化管理局說服了通用電氣公司和西屋電力，使之生產更便宜的電器，並以平常價格的一半出售，以刺激數百萬農村家庭購置最新的電力設備。54由於農戶紛紛購置新電器，在「大蕭條」時期，電器設備的銷售額增長了20%，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衰退。55
農村電氣化還增加了美國農村地區的產值。20世紀50—80年代，伴隨著州際高速公路系統、郊區房、辦公樓和購物中心的興建，電力輸送基礎建設工程促進了城市居民向農村的大規模遷移。美國社會向郊區擴散的進程也為農村地區提供了新的商業機遇，隨之而來的是成千上萬的新工作機會，這成為美國歷史上經濟最具活力的時期。56
霍特林在其論著中完善了許多支持聯邦政府資助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觀點，事實證明，這些觀點非常英明。美中不足但又引人深思的一點是，美國農村電氣化項目並不要求使用巨額稅費。大部分電力基礎設施的興建成本是由政府貸給農村電力合作社的低息貸款支付的，事實上，這些錢已經償還清了。57霍特林未提及的是，其實政府並不需要承擔這個項目的全部責任，而只需促進和保障整個過程的順利進行。
最後，雖然農村電力合作社依舊繼續接受聯邦政府的補貼，但在所有電力公共事業企業中，「從單個消費者的角度來看，電力合作社所領取的政府補貼是最低的」，這一事實可能會讓所有納稅人感到吃驚。58
如果說科斯被資本主義市場的優越性蒙住了雙眼，霍特林被政府管理的優越性蒙住了雙眼，那麼無所隱藏的第三種方式則真正能夠實現公共福利的最大化。政府通過支持合作社，使農村地區實現了電氣化並完成了轉型。這種自我管理的共享模式僅用了13年就形成了，這是政府和私營企業用兩倍的時間也無法以低成本實現的。
如今，在方圓250萬英里的47個州內，900個非營利農村電力合作社為4 200萬名消費者服務。農村電力合作社佔有全國電力輸送管線42%的份額，輸送管線覆蓋了全美75%的土地面積，且輸電量為美國總用電量的11%。全國農村電力合作社的資產總額超過了1 400億美元。59
最重要的是，農村電力合作社的7萬名員工為客戶提供的是成本價電力服務，因為合作社的性質決定了其成立的目的並非是營利。60
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新型合作社
關於合作社，第一個需要瞭解的就是，他們的存在是為了資源共享，而私營企業成立的目的則是贏利。合作社所要達到的目標與私營企業完全不同。
ICA（國際合作社聯盟）是全世界合作社的代表，它將合作社定義為：
合作社是一個出於彼此共同的經濟、社會或文化需求，通過共享機制和民主管理方式，由人們自願、自發地建立的組織。61
成立合作社主要是出於合作而非競爭，是為了照顧廣泛的社會利益，而非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ICA繼續解釋道：
合作社建立在自我幫扶、自我負責、民主、平等、公平以及團結價值的基礎上……合作社成員堅持誠實、開放、社會責任和關心他人的價值觀。62
合作社的商業調度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現代的合作經營結構出現在1844年的英國，當時，28個紡織工人成立了一個名為「羅奇代爾公平先鋒社」的合作組織。這些紡織工人將他們的資金彙集到一起，按照成本價為其貿易購買高質量的物料。他們的第一家合作商店採購的主要是食品，包括糖、麵粉等，然後將這些食品賣給自己的成員。
羅奇代爾公平先鋒社為共享管理提出了7條原則，後來，這些原則形成了合作社的標準協議。這些合作社管理模式原則經過ICA修訂，並獲得了正式批准，集中體現了共享管理的願景和實踐：
第一，不分人種、信仰、種族、性別、社會等級以及政治身份，合作社歡迎任何個人加入。
第二，合作社是一個民主管理的社團，每一位成員都享有投票權。從成員中選舉產生的代表要為社團的管理負責，並有向成員解釋其行為的義務。
第三，各位成員應公平、民主地為合作社的資金積累做貢獻，部分資金將變成合作社的常規財產。財產的日常管理和使用需要由成員共同決定。
第四，合作社是一個自治、自助的社團組織。雖然其成可以加入其他商業組織，但前提是必須保證其管理上的民主和自治。
第五，合作社要為其成員、管理層、僱員提供教育和持續培訓，以鼓勵他們全身心地投入計劃和項目，並全力參與活動。
第六，合作社有望擴大這個共享網絡，通過開展跨區域和世界範圍內的合作，提供一個不斷拓寬、整合的空間。
第七，合作社的使命是通過推行方針和開展項目，推動其所服務社區的可持續發展。63
在這個由資本主義市場和功利主義思想主導的世界裡，人類的一切行為都被看作是自私且具有競爭性的，所以這個基於共享、公平、可持續性的合作經營模式乍一看就好像天方夜譚。但事實上，人們已經開始通過合作的方式運營經濟生活中的某些部分了，只是我們沒注意到而已。2012年被公認為聯合國的「國際合作社年」，谷歌卻對其長達一年的慶祝活動諱莫如深。可能是因為這種全球性的媒體主要由極少的營利性媒體巨頭控制，而只有他們才能決定什麼有資格成為新聞。
事實上，全球已經有超過10億人成為合作社成員，這佔了世界人口總數的1/7。超過1億人在合作社工作，這比在跨國企業工作的人還要多20%。300個超大型合作社的總人數相當於第十個人數大國的人口。在美國和德國，有1/4的人口是合作社成員；在加拿大，這個比例達到40%；在中國和印度，約4億人隸屬於合作社；在日本，每三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是合作社成員；在法國，3 200萬人加入了合作社。64美國國家合作社商業聯盟的CEO保羅·黑曾（Paul Hazen）在2011年6月指出：
美國擁有29 000個合作組織和1.2億合作社成員，分佈在全國範圍內的73 000個地區。美國所有合作組織的總資產約為三萬億美元，每年創收5 000億美元，發放250億美元的薪資，提供近200萬個工作機會。65
美國的合作社涉及經濟中的每一個板塊，包括農業、食品生產、零售、保健、保險、信用、能源、發電、輸電和電信等產業。下次再去全美最大的五金零售店Ace Hardware時，你就該意識到，其實你是在合作社內購物，別忘了「美國有3.5億合作社成員」。66
世界各地的人在合作社商店中購買食物，住在由合作社蓋的房子裡，通過合作社融資的銀行處理金融事務。很少有美國人會注意到，其實30%的農產品供應是由美國3 000個農民合作社經銷的。67商店貨架上的藍多湖牌黃油和韋爾奇牌葡萄汁等知名品牌產品實際上是由農業合作社經銷的。68
歐盟有1 000萬間合作建房，或者說在歐盟，12%的家庭住的是合作建房。69在埃及，1/3的人口住在合作建房內。70即使在號稱私人住房最多的美國，也有超過120萬間房屋是合作建房。71在巴基斯坦，合作建房比例占12%。72
合作社銀行也是經濟生活的重要參與者。在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奧地利、芬蘭這六國，合作社銀行占所有信貸量的32%，占國內貸款的28%。73在亞洲，4 530萬人是信用合作社的成員，信用合作社是一個會員制的金融合作社。74在法國，60%的零售銀行業務由合作社銀行完成。75
在美國，信用合作社擁有9 000萬個成員，這個世界上擁有成員最多的大聯盟正處於2008年經濟衰退後的復甦期。76信用合作社的存款量上升了43%，在同期，最大的國家銀行存款量只上升了31%。77目前，美國信用合作社的總資產已經超過了一萬億美元。78
儘管合作社的發展歷程很艱難，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其勢力僅次於商業企業。因為集中式的通信/能源矩陣帶來的大量資金需求都向私營企業傾斜，所以這些企業不但儲備充足，而且有市場依托。由於縱向合併以及製造業和服務業不斷擴大，操縱資本主義市場的私營企業得以主導之前的兩個工業時代。
合作社曾經是中小企業維持生存的一種方式。一方面，中小企業通過集中財政資源，從上游供應商處以大額折扣採購原材料和貨物；另一方面，中小企業通過共享營銷、物流和分銷渠道削減下游成本。在共享機制裡作為非營利性企業來運營，在市場之外，這些中小企業可以降低邊際成本，為其成員輸送貨物或提供服務，因為它們是以非營利性的商業模式運營的。
但是，如今的形勢與之前大不相同了。前幾章中我們提到過，物聯網可以為成千上萬的小企業提供便利條件，但前提是這些企業有能力在生產合作社中聯合起來，並能夠利用由新的分佈式、協同式通信/能源結構推動的橫向力量的優勢。
這種新經濟模式可以將邊際成本降低到零，從而使這些需要靠大量投資獲利的私營企業面臨巨大的生存挑戰。在零邊際成本社會，合作社是唯一可行的經濟模式。
在世界各地，數以千計的綠色能源和電力合作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為跨區域和跨大陸的能源共享系統奠定了堅實的共享基礎。
在歐盟，合作社（而非股票市場）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投資，在投資綠色電力的企業中，合作銀行逐漸佔據主導地位。比利時Ecopower合作社的創會董事迪爾克·范辛特揚（Dirk Vansintjan）說，大體來看，合作銀行最先進軍並投資風能、太陽能項目。本著合作社的7條基本管理規定，合作銀行正在越來越多地使用會員資金投資像Ecopower合作社這樣的綠色電能合作社。在1990年，Ecopower合作社只有30名會員，而到2013年，它已經成為擁有43 000名會員、為1.2%的佛蘭德家庭提供綠色電能的企業，並且其電能源自可再生的風能和水能。79
在德國，綠色能源合作社越來越多，僅在2011年，就有167家新的綠色能源合作社成立。80德國斯圖加特的Horb Ecumenical能源合作社是比較有影響力的合作社的典型代表，在當地社區，它承擔著能源生產和利用模式的轉換。該合作社在該地區已經安設了若干個太陽能發電廠，並將安設更多的發電廠。我們提到過，德國有超過23%的電力是通過可再生能源生產的，而其中大部分則是由當地的合作社生產的。81斯圖加特可再生能源合作社的發起者博恩哈德·博克（Bernhard Bok）說：「把德國說成『合作社之國』並不誇張。」82
通過建立物聯網基礎設施，丹麥也在大力推動社會轉型，並且依靠合作模式建立一種可持續的經濟模式。每當我去哥本哈根的時候，在飛機降落時，我都會望向下面的海港，欣賞那裡的大約20個風力渦輪機，而它們中有一半歸合作社所有。83
丹麥人發現，有效啟用新基礎設施的重點在於讓當地的社區入股，合作社是啟用新能源基礎設施的最佳途徑，因為它比較容易獲得公眾信任以及當地居民的支持，特別令丹麥人驕傲的是在約有4 000名居民的薩姆索島上開展的燈塔項目。10年內，這個項目可使島上的家庭和企業在用電方式上發生改變，由原來幾乎完全依賴進口電能或煤炭能源的狀態，轉變為依靠100%的可再生能源。84
主要企業開發人員曾經在安設風力農場時遭到當地社區的強烈抵抗，對此，薩姆索將新能源項目的所有權分給當地居民，從而對抗這種負面情緒的衝擊。該島跟丹麥其他地區一樣，風電裝機容量的80%歸合作社或個人所有。85
當地居民對島嶼來訪者解釋，這個項目成功的秘訣就是民主參與和社區主人翁精神。綠色能源合作社提供了一個共享平台，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其中並對島上風力渦輪機的發展和管理決定享有平等發言權。居民也成了股東，從而可以從價格更低廉的新綠色電能中獲取收益。
合作社也為島民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島民積極參與綠色能源合作社的決策和管理，這積累了社會資本、信任和善心。
在美國，農村電力合作社是推動綠色電能的先驅者。根據國家農村電力合作社聯盟計劃，到2025年，新能源電力的用電量將佔其成員用電總量的25%。86 2009年，北達科他地區的農村電力合作社——北新電力建成了一個國內最大、耗資2.4億美元的115兆瓦風力發電場。該項目耗時4個月，可與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相媲美。87該合作社服務於西部9個州的280萬農村消費者已經處於從礦物燃料發電向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轉型過程中。2005年，在該公司的電力中，94%來自煤炭提取物，1%來自風能；如今，已有20%的電力產自綠色可再生的風力發電場。88
在建設新能源互聯網方面，農村電力合作社比私有的和市屬的公用事業部門做得好。超過40%的電力合作社已經在工業區、商業區和住宅區安裝了先進的電表。89
綠色電力合作社也在城市和郊區的居民區、農村地區以及世界許多地方出現。一項關於德國城市電力合作社未來角色的研究表明，之前有人假設綠色電力合作社不大可能在城鎮地區發展，但事實恰恰相反，相比農村綠色合作社的發展速度，城市綠色合作社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德國的研究中，在某個全國最大的綠色能源合作社的成員中，80%的成員居住在城鎮或大城市。當被問及他們成為綠色電力共享組織成員的理由時，大多數受訪者提到了「政治動機」，這意味著他們有意願積極參與規劃自己和社區的能源未來。90
對於在互聯網上長大並把在分佈式、協同式的對等網絡中創造價值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的一代，他們對於生產他們自己的綠色電能並將其分享在能源互聯網中幾乎沒有絲毫猶豫。他們發現，自己生活在不斷加劇的全球經濟危機和更可怕的地球氣候變化之中，其原因是經濟體系造成的對化石燃料能源的過度依賴和集中式管理，以及自上而下的指揮控制系統。如果說這一代批評大型通信、媒體和娛樂公司限制他們與同齡人在一個開放的信息共享平台上自由協同的權利，那麼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能源、電力、公用事業巨頭的批評將同樣強烈，因為他們會說，是這些巨頭們導致了高價能源、經濟衰退以及日益嚴峻的環境危機。
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說，傳統能源和公用事業公司是集中行政以及它強加給世界的一切弊端的原型。這些弊端可以通過加入開放、協同和民主管理的合作社來避免，從而生產和分享清潔的綠色能源。這一點鼓舞了這一代人團結在可持續發展的旗幟下。與免費通信一樣，人們免費獲取綠色能源的需求也與日俱增。
物流共享
還有一項需要納入矩陣中，從而構建整套共享基礎設施。那就是網絡傳播，它正在管理橫向擴展的綠色電力，並且被用來創建一個物流互聯網，以改變本地和全球運輸。通信互聯網、能源互聯網和物流互聯網結合到一起，集成了基於共享的物聯網，這為協同時代的到來鋪平了道路。
總的來說，雖然在世界各地，道路被視為公共物品，但是我們出行以及運輸物資和貨物的交通方式是公共事業和私營企業的混合體。每天，數百萬人採用公共交通方式上下班，實現社會流動。91憑借稅收補貼，通勤列車、輕軌和公共汽車以略高於成本的價格提供服務。此外，還有數百萬人依賴私家車實現經濟和社會的流動性。其他人則選擇公共交通、私家車、自行車或步行相結合的方式。
大多數商品的道路運輸由私營運輸公司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垂直整合的大型公司依靠內部的汽車和卡車車隊，或通過向其他私營運輸公司外包的方式實現跨價值鏈存儲和物資、設備、其他供應品及成品的運輸。但是，單獨這樣做是有弊端的。儘管上述做法維持了內部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物流和運輸控制，為私營企業提供了針對生產、存儲和分銷渠道的強有力的控制措施，但是這種控制極大地降低了生產效率和生產力，提高了成本，並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
最近一項全球性研究指出，私營物流管理會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導致生產效率和生產力喪失，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第一，僅在美國，路上行駛的掛車中平均只有60%是滿載的。全球其他地區的運輸效率更低，估計在10%左右。92儘管卡車經常載著貨物離開碼頭，但隨著每次卸載，卡車所載的貨物會越來越少，而且經常空車返回。2002年，美國卡車平均在20%的行駛里程中為空載，全程空載的比例更高。93第二，製造商、批發商、分銷商和零售商往往把商品長期存儲在離最終目的地很遠的倉庫中，導致了高運輸成本。截至2013年3月，美國企業庫存約為1.6萬億美元。94這些庫存不僅意味著大量貨物閒置，而這些閒置貨物所需的管理成本也相當大。在某些時候，倉庫沒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在其他時間，倉庫又由於產品線的季節性而周轉不開。第三，因為物流效率低下，導致經銷商無法及時交貨，許多時效性強的產品（如食品和衣服）因此賣不出去。在運輸和物流基礎設施薄弱、不可靠甚至崩潰的發展中國家，這些時效性的損失更為嚴重；第四，產品運輸往往選擇在迂迴的而不是最快的路線上進行，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經銷商過度依賴服務於廣大區域的中央倉庫和配送中心；第五，全球物流系統由成千上萬的私營運輸公司組成，缺乏共同標準和協議，從而使企業無法通過使用最新的IT和互聯網技術應用展開合作，無法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並降低運營成本，進而共享物流資源。95
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與市場上的私人商品和服務交易相結合，並以贏利為目的，因此，它是分配稀缺資源、實現生產率最大化的最佳方法。然而，說到物流和存儲以及向客戶交付商品和服務的方式，由於整個過程低效且無收益，導致了經濟學家躊躇不前。現在，我們有必要反思一下物資及貨物存儲和運輸的方式了。隨著能源成本達到一個更高點，原本已經過剩和低效的物流系統的負擔變得空前沉重。這種低效模式又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增加。2006年，美國卡車行駛2 630億英里消耗了數十億加侖[1]的燃料，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量更是創了歷史新高。96
如果物流只是經濟的一小部分，那它可能不那麼重要。事實上，供應商和購買者在價值鏈的每一步都在建立聯繫並進行貿易活動，這是一整套系統，而物流就是這個系統的驅動。2009年，運輸業占「美國GDP的10%，大約1.4萬億美元」。貨運支出達到了5 000億美元，其中，包裝支出大約為1 250億美元，倉儲支出為330億美元。97
現在，新一代的學者和物流專業人士正在尋求分佈式、協同式橫向擴展的網絡通信系統，其開放式系統架構和共享模式管理將作為一個模型，從根本上改變21世紀的全球物流。將互聯網的經驗和隱喻應用在物流上是一種諷刺，這些對行業領導者起不到作用，因為他們仍然記得，IT和電信行業曾經借物流的隱喻來構想他們對網絡通信變革的首次涉足。互聯網上線之後不久，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Al Gore）就談到了需要創建「信息高速公路」。他指出，上一代修建的州際高速公路系統已經與普通公路運輸聯繫在了一起，它產生的溢出效應包括郊區發展、製造及零售業的地理分佈，以及旅遊業的增長。所有這些給美國帶來了其200年歷史上最繁榮的經濟時期。98互聯的州際高速公路系統具有開放式架構，從而使汽車無須經過任何信號燈就可以從東海岸行駛到西海岸。這為技術人員帶來了啟發，使之將互聯的通信媒介概念化：在分佈式系統中，信息數據包可以輕鬆通過各種網絡進行傳輸。
現在，物流行業正在利用互聯網隱喻重新思考自身。加拿大蒙特利爾企業網絡、物流和運輸研究中心的貝努瓦·蒙特勒伊（Benoit Montreuil）解釋說，就像數字世界採納高速公路的隱喻一樣，現在，物流行業應該採取分佈式網絡通信的開放式結構隱喻，從而改造全球物流。99
蒙特勒伊描述了物流互聯網的基本特性，他指出，許多組件已經開始運作，但是這些組件沒有連接在一個透明開放的系統中。首先，在互聯網上傳輸的信息包含身份標識和目的地路由。數據包的結構獨立於設備，此外，數據包可以通過不同的系統和網絡被處理，包括銅線、光纖電線、路由器、局域網、廣域網等。同樣，所有物理產品都需要嵌入標準化和模塊化的容器，以便在所有物流互聯網中實現運輸。容器需要配備智能標籤以及用於識別和分類的傳感器。從存儲到運送至終端用戶，整個系統需要由同一標準技術協議來管理，以保證點對點的運輸易於實現。
就物流互聯網而言，傳統的點對點和中心輻射型運輸應該讓步於分佈式的聯合運輸。一個司機負責從生產中心到卸貨地點的全部載貨，然後前往最近的地點，接一批指定在返回的路上交付的貨物，這樣的模式將被取代。交付將是分佈式的：第一個司機可能在比較近的中心交付貨物，然後拉起另一拖車的貨物返回；第二個司機會裝運貨物送到線路上的下一個中心，可以是港口、鐵路貨場或飛機場，直到整車貨物抵達目的地。
蒙特勒伊解釋說，在當前的系統中，一個司機從魁北克到洛杉磯往返需要駕駛10 000公里，至少花費240小時，將集裝箱運到達洛杉磯需要120小時。而在分佈式系統中，17個司機每人平均駕駛大約3小時就能到達卸貨地點，並能在當天返回。這種傳遞系統將集裝箱運到洛杉磯大約需要60個小時，時間是傳統點對點系統的一半。集裝箱網絡跟蹤可以保證集裝箱在每個配送點快速傳遞，確保在移交過程中不浪費時間。100
在目前的物流系統中，大多數私營企業都有一個或幾個倉庫或配送中心，只有很少的企業擁有超過20個倉庫或配送中心。大多數獨立倉庫或配送中心通常只與一個私營企業合作，很少有倉庫或配送中心同時與10家以上物流公司合作。這意味著私營企業只有幾個可用的倉庫或配送中心，這就限制了它們在運營中進行跨洲貨物存儲和運輸。
但如果任一企業都可以使用美國當前所有在用的53.5萬個倉庫配送中心，那麼情況又會怎樣呢？101如果這些中心被連接在一個由複雜分析方法和算法進行管理的開放供應網絡中，那麼企業就可以使用該系統存儲貨物，並在任何給定的時間內以最有效的方式按路線發貨。此舉將極大提高能源效率和生產率，令人為之一震。通過使用該網絡，每家企業都可以節省燃料，並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02
蒙特勒伊指出，如果企業的庫存分佈在數百個配送中心中離最終購買市場很近的幾個，那麼開放式供應網絡將使企業的交貨時間幾乎縮短為零。此外，隨著3D打印技術的進步，企業可以將產品的代碼傳到當地的3D打印機上，由其打印出貨品，並將貨物存儲在附近的一個配送中心，從而向區域內的批發商和零售商交貨。
這種技術已經可以使用。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統一的標準及協議，以及用於管理一個區域、一片大陸乃至全球物流體系的商業模式。
只有物流合作社或在其他共享管理方式下共同努力，作為龐大網絡一部分的私營企業才能獲得成本效益。綜合運輸服務提供商已經出現，並將越來越多地承擔合作社中聚集的客戶任務，從而發揮物流互聯網的潛能，促進橫向規模經濟發展。開放的物流基礎設施將為綜合運輸服務提供商提供通用業務平台，即一個由成千上萬個倉庫和配送中心構成的單一協同網絡，通過這個網絡，綜合運輸服務提供商可以優化每個客戶的物流需求。
全新的經濟模式
組成物聯網的三個關鍵基礎設施承擔著相似的管理任務。與大多數傳統共享不同，自我管理的關注點是管理公共空間資源，避免庫存損耗。因此，這三個基礎設施共享需要管理時間資源，以防止擁堵。通信互聯網需要自我監管，以避免信息通過無線電頻段傳播時造成數據擁堵；能源互聯網需要通過管理高峰電力和基本載荷電力防止擁堵現象，同時，也要掌控存儲電量和傳輸電量之間的平衡，以避免電力激增、限電和停電；物流互聯網需要協調物流傳輸，平衡實物材料及貨物的儲存和運輸，以防止交通堵塞，並優化公路、鐵路、水路和空中運輸的交貨時間表。在上面三個例子中，參與網絡共享的成員越多，每個共享成員獲得的收益就越多，與此同時，為避免擁堵，投入也就越大。
在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模式下，每家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孤島，因此垂直整合經濟活動並實現規模經濟是不可能的。每家公司只能根據各自的運作特點，通過橫向的、數以千計的公司合作管理。如果不進行共享管理，每家私營企業都試圖通過犧牲其他方面來優化自己的時間流，那麼只會導致更大的網絡擁堵，造成可操作性降低，進而影響系統中的所有公司，最終導致共享喪失管理的悲劇。
通信互聯網、能源互聯網和物流互聯網具有多種成本效益，但是，這些效益不可能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中實現。無論一家公司多麼雄心勃勃，它都不會希望通過作為橫向擴展網絡共享的一部分，充分參與兼併與收購來提高效率和生產力。
就像第一章中簡要提到的，每個社會都需要一種通信手段、一個能源來源和一種移動形式。通信互聯網、能源互聯網和物流互聯網組成了物聯網，為在一個互聯的、跨越整個社會的全球共享中將所有人集合起來提供了認知神經系統和物理手段。這就是當我們談論智慧城市、智慧區域、智慧大陸和智慧星球時所要表達的。
在一個全球智能網絡中連接每一個人類活動，這將產生一種全新的經濟形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經濟形式依賴於一個需要投入巨額資本的通信/能源矩陣和物流互聯網，因而必須在集中指揮和控制下垂直整合企業，來實現規模經濟。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機制被證明是推進這種範例的最佳制度工具。
然而，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它需要的金融資本更少、社會資本更多，規模擴展方向是橫向而不是垂直，最好是通過共享管理來實施，而不是通過嚴格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來實施。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的持續生存取決於其能否在世界上找到價值。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新的效率和生產力處在一個分佈式、開放式、協同式和網絡化更明顯的社會中。
如果在資本主義市場，舊系統支持自治利己主義，那麼在網絡共享中，新系統則支持深度合作。在即將到來的時代，用以組織社會經濟生活的、由政府和私營部門構成的長期雙方夥伴關係將讓位於以共享管理為主、以政府和市場力量為輔的三方夥伴關係。
[1] 1加侖≒4.5升。——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