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共享支持者遠遠不只構成了一場政治運動，他們更代表了一次深刻的社會變革，其影響力可能與資本主義時代初期神學向意識形態世界觀的躍進一樣顯著和持久。
以產消者構成的協同主義者和由投資者組成的資本家之間的鬥爭雖然處於初級階段，卻在塑造著整個21世紀上半葉經濟戰爭的關鍵形態。回想一下，在第一部分裡，我們研究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經濟是如何通過將工人與自有生產工具相分離，以及將股東投資者與其對自有公司的管理相分離，來實現向通信/能源矩陣轉移的。今天，新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通信/能源矩陣讓消費者成為自己的生產者。產消者這一新概念反過來促成了更多的合作，並在接近於零邊際成本的條件下進行著商品和服務的全球分佈式網絡化共享，擾亂了資本市場的運作。協同者與資本家之間的經濟衝突實質上是一場文化衝突，它將有可能重新定義未來幾年內的人類發展進程。如果為這個新興的文化事件設定一個基本主題，那就是「一切事物的民主化」。
自由文化運動、環保運動、收回公地運動，這些運動是這出徐徐展開的文化大戲的共同締造者。每一個運動的宣言和理念中都具有獨特且鮮明的隱喻。在同一時間，這些運動因為越來越多地借用彼此的理念、戰略和措施，而更加接近彼此，從而形成一個單一的框架。
如果說自由文化運動擁有某一個觸發點，且在那一刻所有黑客的希望和想像都被激發，那麼這一觸發點可能是：他們中的一員開始攻擊他們，並顯露出計算機和軟件革命商業化醜陋的一面。1976年，憤怒的比爾·蓋茨發表了一則謾罵式的警告，以表達他對黑客的譴責和憤怒：
大多數電腦愛好者必須明白，你們的電腦中使用的大部分軟件都是偷來的。電腦硬件必須花錢購買，軟件卻可以分享。誰關心過軟件開發者是否得到了報酬？這樣做公平嗎？……誰能接受承擔了專業工作後卻得不到任何回報？……事實上，除了我們，沒有人會投入大量資金開發軟件……但是，我們並不願意把自己開發的軟件提供給軟件愛好者免費使用。更直接地說，你們所做的事就是盜竊。1
蓋茨的譴責並非空穴來風。計算機和軟件行業日臻成熟，黑客文化在麻省理工學院、卡耐基梅隆大學、斯坦福大學這樣的名牌科技類高校中十分流行，他們在一種輕鬆且具有創造性的氛圍中進行軟件開發的協同共享。然而，他們此刻需要面對蓋茨這位新成員，他試圖將這次通信革命帶來的成果推向商業社會。蓋茨是第一個與他們劃清界限的人，而另外一位在麻省理工學院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的年青黑客理查德·M. 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則接受了蓋茨的挑戰，並觸及了蓋茨的底線。
免費軟件拉力賽
斯托曼認為，軟件代碼正在迅速成為「人—人」以及「人—人—物」溝通的語言，允許私營企業獲得這種通信方式的所有權，設定其他人使用軟件代碼的條件並實現租賃收益，這是不道德的行為。斯托曼宣稱，所有軟件都應該是免費的，他將自己的觀點比喻為「啤酒不是免費的，言論卻是自由（免費）的」。斯托曼和蓋茨的觀點極端對立。蓋茨認為，免費使用軟件是盜竊行為，斯托曼則認為軟件的使用就好像言論自由一樣，應該不受限制。
為了創建一種技術方法來保證軟件的分發、協同和免費，斯托曼將身邊最好的程序員組成了一個合夥人組織。他們選擇了一種名為GNU的免費操作系統，該系統完全由免費軟件組成，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訪問、使用和修改其中的代碼。斯托曼等人隨後於1995年創立了免費軟件基金會，並發出了4條自由宣言：
無論出於何種目的，運行程序都是自由的。學習軟件的工作原理應是自由的，出於個人意願和計算目的修改軟件的工作方式應是自由的……為幫助身邊人而分發軟件副本應是自由的。（而且）分發修改過的軟件版本，並將其拷貝給他人應是自由的。這樣，整個社會都有機會從你對軟件所做的修改中獲益。2
為了實現他的宣言，斯托曼全身心地投入了這項工作，他創建了GNU通用公共許可證，這個項目能確保他實現這4條自由宣言。這些許可證被斯托曼戲稱為「著佐權」（Copyleft），是版權法的另一種應用途徑。3不同於傳統版權法賦予軟件持有人的禁止他人複製、使用或分發其作品的權利，「著佐權」協議許可允許作者「讓每個獲得軟件副本的人都能重新製作、修改或分發這些副本，並要求所修改或分發的任何副本或改編版本也受同樣的許可協議制約」。4
GNU通用公共許可證成為建立軟件免費共享機制的媒介。該協議引入了很多奧斯特羅姆所提出的共享管理特性，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對代碼的包含條件和排除限制，對代碼的訪問、提取、監控等權限的管理，以及對資源的自我管理、加強和監護。GNU通用公共許可證以及其他遵循該協議的免費軟件協議，賦予了數百萬人與他人自由協同創作軟件的合法手段，其中也包括經過正式商定並具有經營原則的法律手段。此外，GPL也為後來的自由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哈佛大學的法律教授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將文化自由運動進行了擬人化的描述，並且創造了一種貼切的說法——「代碼即是法則」。5
在斯托曼發佈GNU操作系統和GNU通用公共許可證6年後，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一位名叫萊納斯·托瓦德斯（Linus Torvalds）的年輕人針對類似Unix操作系統的個人計算機開發了一款免費軟件內核，該軟件與斯托曼的GNU項目兼容，並遵循免費軟件協會公佈的GNU通用公共許可證進行分發。這款名為Linux的軟件內核使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個人用戶能夠通過互聯網彼此協作，共同提高免費軟件代碼的質量。6
今天，世界範圍內速度最快的500台超級計算機以及90%的世界500強企業都運行GNU/Linux系統，其使用範圍甚至涵蓋平板電腦和手機等嵌入式系統。7
哥倫比亞大學法律和法律史教授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曾在1999年這樣記錄了Linux帶來的重要開創性：
由於托瓦德斯選擇遵循免費軟件基金會的GNU通用公共許可證來公佈Linux內核代碼……因此，全世界成千上萬的程序員選擇繼續貢獻他們的力量，對Linux內核進行進一步的開發和維護。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協議可以確保沒有人能夠獲得Linux的所有權。大家都知道，每個人都能夠測試和改進代碼並發佈改進後的代碼。8
GNU/Linux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實現了全球框架下的免費軟件協同，並以最佳的方式實現了資本市場條件下的軟件開發。莫格林繼續寫道：
Linux內核的開發證明了互聯網集結程序員的協同能力，該能力超越了以往任何商業公司。人們彼此平等地開發和維護一個超過100萬行的代碼項目，開發人員遍佈全球，且這種勞動是無償的，這在以往的人類歷史上都是不可想像的。9
免費軟件運動也不是沒有遭到過批評，甚至在IT圈內都有類似的聲音。1998年，免費軟件運動的一些重要成員離開，成立了一個他們稱為開放源代碼促進會的組織。該組織的兩位創始人埃裡克·S. 雷蒙德（Eric S. Raymond）和布魯斯·佩倫斯（Bruce Perens）曾警告說，免費軟件的理念會嚇走商業利益。他們尤其擔心軟件的免費性可能會讓人認為軟件開發成本為零。對於私營企業而言，零邊際成本就意味著零邊際利潤、零利益和免費商品。對商業社會來說，這是一種過於重大的理念性飛躍。10
該組織選擇開放源代碼軟件。實際上，免費軟件和開放源代碼軟件之間的區別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實質性的。開放源代碼軟件與免費軟件都基於大致相同的許可協議。然而，雷蒙德和佩倫斯都急於讓商業社會認可開放源代碼軟件作為一個實際商業提案的優點，但其前提是持有軟件授權是不道德的行為。11
斯托曼和雷蒙德都承認，免費軟件和開放源代碼軟件在實際操作中幾乎沒有差別。但斯托曼認為，開放源代碼軟件這一轉變弱化了免費軟件運動的概念，削弱了這一運動的實際效果，從而為軟件的商業化打開了一扇門。從長遠來看，開放源代碼軟件的概念鼓勵了在許可協議之下獲取長遠收益的行為。因此，斯托曼總結並斷言：「開放源代碼軟件是一種軟件開發方法，免費軟件卻是一場社會運動。」12
斯托曼理所當然地認為，開放源代碼會讓更多的商家使用免費軟件，這並不是因為這些商家同意開放源代碼軟件的初衷或理念，而是因為開放源代碼可以實實在在地為他們帶來更多的用戶，並且使他們從中獲益。斯托曼警告說：「這些用戶遲早會因為一些實際的好處而被建議重新使用專有軟件。」13儘管如此，開放源代碼軟件已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已引起大量商家的注意，同時，它還可繼續從學術界和民間獲得技術支持。
儘管如此，免費軟件和開放源代碼軟件都更側重於確保代碼這一新媒體語言的普及。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一個極客的代碼練習演變成了一場社會運動。一夜之間，數百萬人創建了虛擬社交沙龍，彼此連接在一起。社交媒體的出現讓人們的話題從對代碼的討論轉向了彼此的溝通和對話。互聯網成了虛擬的全球市民廣場，人們共享音樂文件、視頻、圖片和新聞。突然之間，免費軟件運動成了一場更大的自由文化運動的一部分。雷蒙德用「集市」比喻虛擬空間中的活動表象，這些活動表象可能是創意、願望、夢想融合在一起的無數種表現形式，也可能是人們在其中的深度合作和角色扮演。14一種對互聯網的認識正在逐漸形成，那就是互聯網是創造社會資本的地方，而不是創造資本市場的地方。世界上的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登台演出，彼此分享各自創作的視頻和照片，分享音樂心得，用博客記錄想法並分享觀點，在維基百科上編纂學術條目，希望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可以給他人帶去價值。
這種人類社會屬性的變化超越了血緣、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識，演變為一種全球性意識。這是由27億業餘愛好者引領的一種規模空前的文化現象。因為有了互聯網這一分散、協同和橫向操作的通信媒介，這場文化的全球民主化成為可能。而互聯網的這種操作邏輯則有利於建立一種開放共享的民主化自我管理形式。
勞倫斯·萊斯格是最早看到這種民主化文化媒介所產生的深刻社會意義的人之一。至少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文化」這個詞被分成高低兩個層次。其中隱含的意義是，前者創造具有持久價值的社會資本，後者退居其次，是用於娛樂群眾的廉價文化。
但是，互聯網顛覆了這種文化尺度。現在，20億業餘愛好者發現自己正居於上層，為上至社會精英和下至普通百姓重新定義社會導向。但是，文化的民主化卻無法得到保證。萊斯格等人警告說，商界和專業人士為了利益聯合起來反對這種顛覆，這加強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並關閉了互聯網上那些獨具合作潛力和個體創造性的論壇。
介質即主宰
無論是精英還是民眾，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創造依賴於介質的性質。以煤炭為動力的蒸汽革命催生了圖書及期刊，而後來的電力革命又催生了受版權保護的電影、廣播和電視。媒體的集中特性以及貢獻者的邊界和輪廓使文化的內容具有「個體化」性質。15
印刷技術使個人版權成為可能。雖然個體作家以前也存在過，比如亞里士多德或托馬斯·阿奎那，但這非常罕見。在文字文化中，一部手稿往往由數百名匿名文士合作，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在抄寫的過程中，文士可能會改變文本的微小細節，或者放大文稿中的一兩句話。他們對文稿所做的這些改變，很難被當作重要的原創性貢獻。文士通常將自己視作複印機。即使自己的名字與整部作品聯繫在一起，也很少有人認為這部作品是自己獨創思想的體現。相反，他們認為，觀點不應該來自對自己產生啟示的想像或靈感，而應該完全來自內心獨特的創造性見解。然而，這樣的觀點顯得非常奇怪，甚至不可理喻。
印刷技術允許任何人寫下他們的想法，然後通過印刷和廣泛閱讀的形式實現寫作的民主化。接著，版權法的出台又激發了人們擁有自己的思想和話語這一新穎想法。既然能夠擁有對自己話語的所有權，不可避免地，人們繼而順理成章地認為，思想也是自我勞動的產物，因此，個人成就可以在市場上出售。印刷技術以及版權法在歷史上第一次關閉了部分公共交流的渠道（在文字或口頭文化中，一個人擁有自己話語的所有權，並對傾聽者收取費用，這種想法簡直是無法想像的）。
圖書印刷也關閉了另一個層次的交流。在口頭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實時發生的。在人與人的溝通交流中，思維具有流動性和開放性，主題常常不停變化。而圖書正好相反，它是一種單向的對話，整本書一般圍繞一個中心主題或一個觀點，而觀點則永遠固定在了那些打印出來的紙張上以及前後書皮之間的書頁裡。
語言被視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經驗分享，而印刷技術如此不同尋常的原因是與語言相比，它是一種「孤獨性的體驗」。印刷技術實現了溝通私有化。人們閱讀的過程都是獨立進行的，讀者不能與作者交流。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處於自己獨立的世界中，無法進行實時對話。閱讀的這種單向性本質強化了「溝通是一種純粹發生在心靈內部的自主行為」這一看法。這樣，溝通的社會質量就會大打折扣。當人們閱讀時，讀者就退入一個遠離社會的封閉空間。溝通的封閉實際上建立了數百萬個自我的世界。歷史學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指出，閱讀文化比口頭文化更具有個人主義色彩，更自主。她寫道：
將社會視為離散單元的集合體的概念或「個人優先於集體」的概念更適合讀者而不是傾聽者。16
而互聯網正好相反，它消除了界限，使著作權變成了一種協同開放的形式，而非始終受版權保護的封閉過程。萊斯格提醒人們注意互聯網上文化創造的模仿特性。對於起步者來說，互聯網一代寫的文字並不多，他們主要通過圖像、聲音和視頻進行交流。由於互聯網的分佈特性，對不同類型的內容進行混合、匹配、剪切和粘貼非常容易。而且由於在互聯網上複製信息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所以孩子們從小就認為分享信息和分享談話之間沒什麼區別。互聯網互聯互通以及互動的性質亟待人們展開合作，從而產生了萊斯格所說的「混音」文化，即其中每個人都參與到其他人的活動中，使用多種媒體，將自己的更改添加到共同的主題裡，並將作品傳給其他人，這樣往復，永無止境。萊斯格說：「這些混音都是對話。而正如上一代人在對話中不向彼此收費一樣，互聯網一代也有同樣的感覺，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們彼此間對話的性質稍有不同。」17
雖然現在的對話交流還局限於大約27億人，但這種新的「混音」交流形式已經變得幾乎和口頭交流一樣便宜。18要確保這種全球對話以及協同文化不被切斷，就需要尋求法律手段，以確保這種新的「公共品」的開放性。2001年，萊斯格和一些同事創立了一個名為「知識共享」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追隨斯托曼和其他免費軟件運動，頒發名為「創造共享制」的「著佐權」許可證書，該證書對任何文化內容的創造者免費。它提供了多種選擇，作者可以標記自己創造的那部分內容，並確定他們希望其他人可獲得這些內容的自由度。萊斯格解釋說，「知識共享」證書的關鍵特徵是使用「保留部分權利」來代替「保留所有權利」。
自由可以指自由地分擔工作，也可以指自由地進行混合創作，或兩者兼有。這些限制是指該作品僅用於非商業目的，或者只有當用戶平等分享時方可使用（賦予他人可繼承的權利的自由），或兩者兼有。創作者可以混合利用這些自由和限制，這產生了三個層次、6個不同種類的許可證。19
萊斯格列舉了一個他最推崇的使用知識共享許可證的實例。
《我的生活》（My Life）是由藝術家科林·慕徹勒（Colin Mutchler）創作的一首歌曲。他將這首歌曲的吉他樂譜上傳到了一個免費網站，讓其他用戶可以在「知識共享」的授權下進行下載。一位名叫科拉·貝絲（Cora Beth）的17歲小提琴手下載了這個樂譜，在上面加入了小提琴樂譜，並將歌曲改名為「我的生活改變了」，然後重新把它上傳到該網站，讓其他人隨意下載修改。現在，我已經看到了很多關於這首歌曲的混音版本。最關鍵的一點是，這些創作者能夠在不違反現行的版權法且無律師阻撓的情況下進行創作。20
「知識共享」證書正以一種近乎「病毒式」的速度擴散。截至2008年，該證書已對1.3億件作品進行了授權，其中不乏很多唱片界的大牌作品。21 Flickr網站就有近2億張擁有該授權的照片。22 2012年，也就是僅在YouTube推出「知識共享」視頻庫一年後，就有超過400萬個視頻上傳到該網站。23 2009年，維基百科依據「知識共享」，對其網站內的所有內容進行了重新授權。24
「知識共享」還建立了一種科學共享的模式。研究人員認為，版權保護法（尤其是專利技術）阻止了信息的及時共享，拖延了研究進度，妨礙了科學家之間的合作，並且阻礙了創新。更糟糕的是，知識產權保護為巨頭公司（例如生命科學公司、農業、製藥公司）提供了一種阻礙創造力並打壓競爭的手段。在越來越多的大學實驗室和世界各地由基金會贊助的實驗室中，科學家們不再用版權法保護他們的研究成果，而是將他們的研究上傳到那些受規管的共享開源網絡中，與同行們免費共享。
哈佛大學醫學院進行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就採用了「知識共享」證書。25這是一個長期開展的基因隊列研究課題，旨在對10萬名志願者提供的基因組數據進行排序和傳播，以便推進個人訂製醫療領域的研究。26所有受「知識共享」證書授權的基因組數據將被放置在公共領域，允許科學家在互聯網上自由訪問，並免費使用他們實驗室的研究成果。27
儘管「知識共享」證書取得了成功，萊斯格仍然竭盡全力地解釋他並不是「逐漸摒棄版權運動」的一分子。28他認為，版權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可行，但需要給予開放源一定空間來確保商業市場與共享的同時存在。我猜想，他的想法在短期內是正確的，但從長遠來看並非如此。
在經濟生活中，當資源稀缺時，專利和版權意識就會蓬勃發展；在資源豐富時，專利和版權意識則沒有用武之地。當越來越多的商品和服務近乎免費，且邊際生產成本接近於零時，知識產權保護還有何意義？
對傳統的版權和專利保護來說，開放源許可的發展壯大已經是嚴重的威脅，因為創意作品從以前的單一署名權成果逐漸變為多人協同的共同成果。同時，由數以百萬計的個人信息混合而成的大數據也正在被更多地分享。正如信息需要自由一樣，「大數據也需要得以傳播」。為什麼大數據具有這樣的價值？這是因為，通過對數以百萬計的個人貢獻者以及來源進行分析，可以尋找一種模式，舉一反三，並利用大家共享的數據來解決問題。在一個分佈式協同的社會中，數百萬的個人數據有助於集思廣益，通過公共分享使所有人受益，而不是由少數人控制封閉的知識產權形式。
新共享理論
旨在鼓勵文化民主化的開放源代碼許可協議當然是一件好事，其附帶的法律文書規定的共享管理運作模式更是錦上添花。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人類社會中，很多方面都可以採用公共管理的方式，並得到最佳的優化，因為共享能為我們建立社會資本和信任。但是，我們能否依靠開放源代碼許可、公共管理等這樣一些模糊的概念打造出一個全新的社會呢？這些都屬於法律工具和管理方法，並不能算作世界觀，因為它們缺少一項總體描述，缺乏對人類未來旅程的全新演繹，更缺乏對現實的理解。
IT界、互聯網和自由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意識到，儘管他們通過免費軟件許可以及「知識共享」協議等方式獲得了成功，但是他們的理念缺少理論元素。雖然他們的活動聲勢浩大，但其眼光的遠大性比不上其活動的活躍性。他們發現自己所做的僅僅是「救火工作」而已，而不是開闢一片新的天地。由於資本主義市場所有權依然存在，這些人往往被約束在迴旋集中的舊範式裡，很難打造出一片新天地。
雖然自由文化理論家開始努力為該運動尋找一個理論框架，但這種努力仍處於空想階段。2003年，杜克大學法學教授、「知識共享」協會的創始人之一詹姆斯·博伊爾（James Boyle）發表了一篇題為《公共領域的第二次圈地運動和建設》（The Second Enclosure 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的文章，引發了關於尋找理論依據的爭論。29
他的文章指出，經濟趨勢基金會和其他遺傳及環境活動家之所以如此努力，是為了保持遺傳基因組的共享和開放性，人類基因組和其他所有基因組都是人類進化的「共同遺產」，因此不能成為個人的私有財產。30
博伊爾感覺到，新出現的「生物信息學模糊了計算機建模和生物研究之間的界限」，它使開放源的基因組研究從狹隘的企業利益中跳出來，解放了生物醫學研究，使地球上的遺傳資源管理工作成為人類「共同」的責任。
通過這個例子，博伊爾從自由文化者與傳統市場捍衛者之間日復一日的鬥爭中跳出，轉而對人類的未來進行思考，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我們當前人類進程的形式。他的觀點十分深刻，並提出了一種新的觀察方式。他寫道：
我們希望至少在未來的世界中，更多的知識和創造性生產是免費的，這樣的未來是一定可以能實現的。斯托曼解釋說，這裡的「free」是指「自由言論」中的自由，而不是「免費啤酒」中的「免費」，但是我們希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不僅不受集中控制，成本也很低，甚至為零。當生產的邊際成本為零，傳輸和存儲的邊際成本也趨近於零時，創作的過程就成了一種添加劑，大部分勞動也將無須付費。這樣的世界看起來和現在稍有不同，但這至少是一個可以預見的未來，或者是這個可以預見的未來的一部分。這也是一個我們應該勇於接受的未來。31
我們應該如何打造這樣的未來？當然，我們不能生搬過去的公共領域中那些模糊的法律概念。博伊爾等人都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能將鬆散的想法進行整合的理論，並構建一個框架討論他們想建立的世界。
博伊爾開始意識到，伴隨了自由文化運動20年的環保運動已成功發展了一套嚴謹的普遍理論，它不僅能啟發環保運動的發展，而且能把這兩項運動協調起來，使之共同發展。
現代環保運動存在一種雙重現象。生態科學界一直在研究構成地球生命系統複雜的動態平衡的方式和關係，同時，活動家們也在利用其獲得的知識，不斷探索重新構建人類與自然之間關係的新途徑。例如，早期活動家就保護瀕臨滅絕的物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當生態學家們對生物與環境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有了更多的瞭解後，他們意識到，要想保護物種，就必須把重點放在保護它們的棲息地上。這讓他們進一步認識到，瀕危物種之所以常常處於危險之中，都是由於政治、商業和住宅的肆意規劃。這些規劃打亂了生態系統，破壞了複雜的動態生態平衡，造成了天然動植物數量的銳減。20世紀90年代，在獲得了這方面的數據後，活動家們開始推動「跨境和平公園」，這是一個正在世界各地實施的全新發展理念。它的使命是：重新連接先前被國界割斷的自然生態系統，不僅要恢復生物遷徙方式，還要恢復各種生態系統中複雜的物種關係。
「跨境公園」的理念脫離了目前強調環境的隔離、私有化和商業開發的論調，有利於整合區域生態系統的共享區域，並在其中恢復和管理生物的多樣性。讓大自然的界限取代政治和商業界限具有重要意義，它重新定義了社會發展方向，使人們拋棄對個人私利、商業追求和地緣政治的考慮，轉而追求自然的總體幸福感。
「跨境公園」代表著一個大逆轉的開始。在地球環境共享被逐漸隔離了半個世紀後，「跨境公園」重新恢復了共享，儘管恢復程度十分有限。
生態學因其重要性而成為一門學科，因為它強調地球是一個相互關聯的複雜系統，能以共生和協同的方式運行，以維持整體的功能。達爾文則更關注生物個體和物種，他從資源背景的角度看待環境，而生態學則從環境的組成部分來看待環境。
生態學的前身是對棲息地和生態系統的研究。20世紀初，俄國科學家弗拉基米爾·沃納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擴大了生態學的概念，將地球的生態運行作為一個整體涵蓋了進去。沃納德斯基的觀點與傳統科學思想截然不同，他並不認為地球的地質過程是由生物學進程的演變獨立造成的。他於1926年出版了重要著作，提出了地質和生物進化過程的發展具有共生關係這一基本理論。沃納德斯基提出，地球上惰性化學品的循環受到生命物質質量和數量的影響。反過來，這些生命物質也受到在地球上循環的惰性化學物質的質量和數量的影響。他把這個新理論稱為「生物圈」。32他對地球進化方式的看法改變了科學家們理解和研究地球運作的理論框架。
生物圈被描述為：
一個「綜合的生活和生命保障系統」，包括目前自然存在的任何生命形態的地球外層，及其大氣層自下而上的環境。33
生物圈從棲息著最原始的生命形態的大洋海底向上延伸到平流層，只有約64.4千米。在這個狹窄的區域，地球上的生物進程和地質進程以一種複雜的形式不斷相互影響。生物圈決定了這個星球上的生命進化之路。
20世紀70年代，公眾逐漸意識到全球污染和地球生態系統的不穩定性，生物圈科學的地位因而變得更為重要。由英國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美國生物學家林恩·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發表的蓋亞假說引發了科學界的新一輪興趣，他們開始日益關注工業污染對生物圈造成的影響。
洛夫洛克和馬古利斯認為，地球就像一個能夠自我調節的有機生命體，地球化學和生物進程互相影響、互相檢查，以確保在地球溫度下，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使這個星球適宜生命的延續。這兩位科學家引用了氧氣和甲烷調節的例子。地球上的氧氣含量必須保持在一定的水平，氧氣太多會使全球面臨大災難的威脅，氧氣太少則會面臨阻斷生命傳承的威脅。洛夫洛克和馬古利斯的理論認為，當氧氣含量超過一個可接受的水平時，某種預警信號就會觸發微小細菌，釋放更多的甲烷到大氣中，以減少氧含量，直到達到穩定狀態。34
蓋亞假說已經被地球化學、大氣科學、生物學等許多學科的科學家採納。他們對保持氣候穩定的地球化學進程和生命進程之間的複雜關係和共生反饋循環進行研究，並就其達成了一系列共識。更全面的生態學新觀點將單個物種的適應和進化看作更大、更一體化的進程的一部分，以及這個星球整體適應和進化的一部分。
如果地球的運行更像是一個自我調節的有機體，那麼破壞了地球生態平衡的人類活動則可能導致整個系統進入災難性的不穩定狀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被排入大氣，造成了地球的不穩定狀態。由工業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持續升溫，地球的水循環系統已經被顯著改變，從而導致生態系統快速惡化，並引發了4.5億年來第六次物種滅絕事件，對地球上的人類文明和未來健康造成了可怕的威脅。
人類正在迅速意識到，生物圈是我們不可或缺的首要社區，我們都屬於這個社區，它的良好狀態是我們生存和幸福必不可少的保證。隨之而來的是新的責任感，即在我們的家庭、企業和社會中，在更大範圍的生物圈內，個人和集體的生活方式應提升健康水平。
詹姆斯·博伊爾及其同事們寄希望於從環境角度進行類推，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進而創造他們的文化環保理論。這是一個主張公共領域不可分割性的系統理論，它可以將所有不同的利益和倡議結合起來。但他們仍在尋覓中，因為事實上，他們類推的根據就是將人類團結起來的一個公共框架。應用於生物圈的普遍理論決定了社會的整體福利。
在資本主義時代，地球生態系統的隔離、私有化和商業開發急劇提升了極少數人的生活標準，卻是以犧牲生物圈本身作為代價的。當博伊爾、萊斯格、斯托曼、本科勒等人仍在哀歎以能在市場上交換的私有權封閉各種共享的後果時，這種形式造成的損害已經遠比無法自由溝通和創造的問題要嚴重得多。對陸地和海洋共享、淡水共享、大氣共享、電磁頻譜共享、知識共享、遺傳共享的隔離已經擾亂了地球生物圈複雜的內部動態平衡，危及了每個人的福祉，也危及了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生存。如果我們要尋找一個能為大家帶來共同利益的普遍理論，那麼恢復生物圈群落的健康似乎是個非常正確的選擇。
自由文化運動和環保運動的真正歷史意義是，他們都在與隔離力量做鬥爭。通過重新恢復各種共享，人類開始以團結的態度思考和行動。我們認識到，終極創造力正在重新將我們連接起來，並將我們拉入日益龐大的關係系統，這個關係系統包括構成生物圈共享的一整套關係網。
如果想通過推動文化發展尋求文化的意義，那麼就必須探索我們與更大的物聯網之間的關係。我們必將與這個物聯網聯繫在一起，這個物聯網就是我們的公共生物圈，以及這個生物圈之外的宇宙。「自由言論」不是「免費啤酒」，但如果不以尊重地球生命的態度團結起來並重新進行協作、構想人類的旅程，那麼「自由言論」的目的又是什麼呢？與隔離相對的不僅僅是開放，還應該是超越。
由於互聯網通信具有分散、協同、橫向分佈的性質，所以它既是一種媒介，也是一個領域。反過來說，這個領域又是社會的公共資源。在這裡，人類為了凝聚成為一個整體而團結起來，並建立必要的社會資本。同時，我們也希望在這裡擴展知識範圍，瞭解更多與我們共存的、構成公共生物圈的其他生物群落，因為我們往往沒有注意到它們。
社會共享僅僅是我們這個物種的棲息地，以及生物圈的一個區域。事實證明，社會共享也是在公共領域中不變的能源法則，決定著自然界成熟生態系統的最佳福祉。在像亞馬孫流域這樣的頂級生態系統中，熱力學效率是最優的，因為物質消耗的水平沒有顯著超過生態系統吸收、循環廢物和補充儲備的能力。在頂級生態系統中，共生和協同關係能最大限度地減少能量損耗，優化資源利用，並根據每個物種的需求提供豐富的資源。同樣，在經濟中，當邊際成本趨近於零時，就達到了最佳效率狀態。也就是說，每增加一個單位產量的生產和分配以及每增加一次廢物循環所消耗的時間、人力、資本和電力等能源支出就應該盡可能減少，以達到優化資源可用性的臨界點。
用來實現文化和環境共享的法律工具也驚人地相似。例如，保護地役權就是通過一系列模仿文化領域的「知識共享」許可條約來實現的。我和我的妻子在弗吉尼亞州的藍嶺山脈附近擁有一片土地。這片土地變成了保護黑熊、白尾鹿、紅狐、野生火雞、浣熊以及其他原產於該地區的野生動物的保護區，這塊地在保護地役權的範圍內。也就是說，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使用權是受限制的。雖然我和我的妻子擁有這片土地，但我們不能將它分割出售，或在上面搭建任何建築物。
保護地役權可能要求土地保持原始狀態作為野生動物棲息地，或出於景區美觀的考慮作為開放空間。像「知識共享」證書一樣，地役權的目的是通過分離土地所有權和享有獨家使用權來推動共享的發展。
保護地役權將某些用途轉移到公共領域，從而改變了隔離現象。這種法律手段與具有相似功能的開放源知識許可並無不同。二者的目的都是消除地球上的各種共享隔離現象（資本主義時代的主要特徵），重新開啟並恢復共享，以修復生物圈，並使其蓬勃發展。
重點是，共享不會只停留在公共土地上，而是不斷向外延伸，直到地球生物圈的邊緣。我們人類是地球上物種進化家族的一員。生態科學正在讓我們認識到，整個生物家族的福祉取決於每個成員的福祉。共生關係、協同效應和反饋機制創造了大規模協同形式，從而讓這個大家庭始終保持活力，並讓生物圈家庭一直存在下去。
我來分享一件與共享概念有關的私人逸事吧。大約25年前，當我第一次開始有關共享的演化、轉移和重建方面的寫作時，我懷疑自己當時對此已近乎癡迷，這種癡迷讓我不斷進行自我完善。無論走到哪裡，我都能看到隔離現象。作為一個社會活動家，每當出現一個能推進我們曾稱之為「參與式民主」（這個術語後來被「對等參與」所取代）的機會時，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思考形成新的共享的可能性。我的沉思冥想成了朋友和同事的笑柄，更不用說我的妻子了。每當我提起我正在寫作的新書，或我的辦公室正在著手開展的工作時，我都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打擊：「別再說共享了……事實並非如此。」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開始聽說有人遭受了這種罕見的「共享苦惱」，隨後，這種苦惱開始蔓延。無論走到哪裡，我都能聽到「隔離」和「共享」這兩個詞。這兩個術語在整個社會中傳播，像流行病一樣在公共廣場擴散，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在虛擬空間傳播。全球化是這兩個詞滋生的溫床，事實上，「全球化」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比喻，它不過是在全球「互聯互通」的外衣下虛偽地掩飾著政府的不作為和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私有化。
新一代的學者和活動家繼續反對這一現象：將地球上的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私有化，並集中在幾百家商業企業手中，然後為它貼上「全球化」的標籤。他們關於全球化的觀點與之正好相反：要將被邊緣化和被剝奪權力的群體吸收進來，讓更多的人參與對地球資源的分享。
全球共享時代
1999年，數以萬計代表著包括工會、女權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動物權利活動家、農場組織、公平貿易活動家、學者和宗教團體等所有非政府組織及其利益的活動家走上西雅圖的街道，進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反對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在當地召開。他們的目標是收回公共資源。抗議者遍佈華盛頓州會議和貿易中心周圍的繁華街道。他們堵住路口，並阻止世界貿易組織的代表出席預定的會議。西雅圖市議會也加入了抗議者的隊伍，該市議會一致表決通過了一項決議，宣佈西雅圖市是多邊投資協定自由區。眾多國際媒體參與了對此事件的報道，其中有不少媒體站在了抗議者一邊。倫敦的《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撰寫了措辭嚴厲的社論，對世貿組織進行抨擊：
（世貿組織）行使（其）權力的方式正在遭受越來越多的質疑，質疑者說，其英文縮寫真正的意思是「世界接管」（World Take Over）。在一系列裁決中，它已經代表了私營企業（通常是美國企業）的利益，推翻了幫助世界窮人、保護環境、維護健康的措施。35
雖然該次抗議活動導致600多人被捕，但它標誌著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轉折點。至少現在，社會上已經存在明確的公眾反對意見了。36
同時，街頭示威也發揮了顯著的作用。許多活動家都是電腦黑客，他們負責組織示威活動的傳播工作。這是最早使用電子郵件、聊天室、網絡現場直播、虛擬靜坐示威和手機來協調動員並最終引導事件發生的抗議活動之一。該活動在街頭示威時利用IT技術和互聯網媒體進行同步傳播，成了12年後「阿拉伯之春」運動中，開羅和其他中東熱點地區街道上所爆發事件的一次預演。
黑客們有充分的理由站在環保主義者、工會會員和公平貿易活動家這一邊。就在一年前，美國國會通過了《松尼·波諾版權期限延長法案》（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克林頓總統簽署了該法案，將之納入法律。37該法案將作者的作品版權保護期延長至作者去世後70年。同年，《數字千年版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由美國參議院批准，並由克林頓總統簽署，從而開始實施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兩個協定。38該協定和國家法律共同規定，使用技術和其他手段規避版權保護措施的行為是違法的。這些版權保護措施被稱為「數字版權管理」。
自由文化運動就是因這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而產生的，而這兩個法案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受版權保護的作品通過互聯網被免費傳播。1999年，萊斯格對《松尼·波諾版權期限延長法案》提出質疑，並最終上訴到最高法院。
在西雅圖聚集的抗議者們清楚，他們所反對的是人類知識和地球資源的私有化，而反對全球化的聲音是對現有模式的否定。但是，在抗議者內部和廣大民眾中存在這樣的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如果不是為了通過私有化實現全球化，那又是為了什麼？正是在這個時候，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推翻隔離、恢復共享的思想開始從學術界的小思潮逐漸演變為公眾的呼聲。人們開始要求開放公共廣場共享、土地共享、知識共享、虛擬共享、能源共享、電磁頻譜共享、通信共享、海洋共享、淡水共享、大氣共享、非營利性共享，以及生物圈共享。200年來，在資本主義統治下，幾乎所有被封閉、私有化和市場商品化的共享都在人們的監督和審查下突然回歸了。為了捍衛這些將人類融入生物圈的共享，使之重新開放，人們成立了非政府組織，並發起了一系列倡議。至此，全球化已經遭到了致力於推翻隔離、恢復全球共享的多種運動形式的挑戰。
英國房地產大亨哈羅德·塞繆爾（Harold Samuel）勳爵曾經說過：「有三樣東西對產業價值至關重要：第一是地理位置，第二是地理位置，第三還是地理位置。」活動家們首次走上西雅圖街頭後的14年裡，世界各地的街道不斷掀起了自發組織的公眾示威浪潮。雖然塞繆爾勳爵的這句話現在已經成為陳詞濫調，但是在我們理解這些運動時，這句話仍然十分貼切。看似不可思議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已經爆發，在各大洲出現了顛覆政府的行為，並引發了社會動盪。雖然抗議活動因一系列不同的社會問題而引發，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相對於精心策劃的抗議活動，這些示威活動更像是群龍無首的無組織行為，其本質是非正式的、網絡化的。在所有案例中，參與者都湧入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中心廣場，在那裡安營紮寨，並對抗政府力量，建立起一個擁護社會共享的團體。
傑伊·沃加斯帕（Jay Walljasper）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個為收回公共資源而組織全球運動的早期領導者。他發現，在2011年的中東地區，媒體對年輕人利用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體等虛擬公共資源來組織的抗議活動投入了極大關注，「在這些叛亂中，一種更傳統的共享的重要性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那就是公共場所，在這裡，公民團結起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展示自己的力量，並最終表達他們對家園的新願景」。39沃加斯帕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能否實現民主取決於是否有可供人們以公民身份進行集會的公共資源，比如廣場、主要街道、公園或其他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共空間。」40
雖然活動家們支持多種運動，但他們共同的信念是收回市民廣場，並以此為契機，恢復那些被特殊利益群體和少數特權階層徵用、商品化、政治化和隔離的其他共享。「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在塔裡爾廣場上被拘捕的青年、華爾街的佔領者、伊斯坦布爾蓋齊公園的示威者，以及聖保羅街頭憤怒的底層民眾都戰鬥在新文化現象的前線，這種新文化現象的基本主題就是以各種形式反抗隔離，建設一種透明的、無階層的、協同的文化。他們都是新共享主義者。
已故的喬納森·羅（Jonathan Rowe）是新互聯共享的預言家之一，他很好地解釋了關於所有與共享相關的思想。他寫道：
說起公共權益共享，人們就會感到困惑。然而，公共權益共享是比政府和市場更基礎的東西。它擁有廣闊的覆蓋範圍，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遺產，在使用它時我們通常無須繳納費用。大氣和海洋，語言和文化，人類的知識和智慧寶庫，群體的非正式支持系統，我們迫切需要的和平與寧靜，生命的遺傳基因，這些是公共權益共享的各個方面。41
我特別喜歡自然主義者邁克·伯根（Mike Bergan）有關資本家和協同主義者為之鬥爭的共享性質的一段妙語。他警告說：
不要相信企圖把我們大家可共享並可從中平等獲利的東西拿走、並把它交給對其獨佔並獲利的任何人。42
錫拉丘茲大學伯德圖書館副館長夏洛特·赫斯（Charlotte Hess）是已故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的得意門生，她將共享的許多分支整理成了目錄。因此，她能很快地將新共享與舊共享區分開來，並在發現它們相似之處的同時指出它們之間的差別。
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共享，都限定了人類對地球資源的管理方式。共享意味著某事物被共同擁有，並由集體管理。共享這個術語描述了一種治理形式。赫斯提醒我們，任何事物只有在某種技術手段的管理下才可能成為公共資源共享。覓食者和獵人雖然享受著大自然的恩惠，但他們並沒有管理大自然。共享最開始出現在農業和畜牧業。直到人們發明了能在海上航行的船隻，海洋才成為公共資源共享。
當今時代不斷產生新的技術，使地球生物圈中曾經不受人類監管的新領域得到管理。文字印刷、電力的發現、電磁頻譜、空中飛行、基因的發現以及納米技術都開啟了先前未知或者未開發的領域管理。這些新領域可由政府、私人市場或以共享的方式進行管理。
如第三章所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陣需要投入巨額的金融資本，依靠垂直整合的企業和集中指揮機制來實現規模經濟，所有這些都將經濟置於由政府支持的資本主義市場內。而物聯網這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陣則更多地由社會資本推進，而不是由市場資本推進。它通過橫向擴展，以一種分佈式和協同的方式組織起來，使公共權益管理與政府參與結合起來，從而實現更好的治理模式。
本科勒說：
儘管人們對免費軟件過度關注，但實際上，它是更大範圍的經濟社會現象中的一個例子。依我之見，我們正在見證一種新生的第三種生產模式在廣泛的數字互聯環境中誕生並帶來的深遠影響。我把這種模式稱為「共同對等生產」，以將其與基於財產和契約的企業和市場模式區分開。其核心特徵是，通過一系列意願和社會信號的驅動（而不是在市場價格或管理命令的推動下），一群個體能夠成功地在大型項目中進行合作。43
儘管我們這樣預期，但是認為共享模式將持續統治人類的未來發展的觀點也是錯誤的。當協同主義者佔上風時，資本家就被削弱。絕大多數的全球能源公司、電信巨頭和娛樂行業都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建立的，都由當前模式和政治主張來支持。然而，在政府多種途徑的支持下，輸電公司、建築行業、IT、電子、互聯網和運輸部門正在迅速進行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以及商業模式的變革，從而在新興的、結合了市場和共享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
在我的社會企業TIR咨詢公司中，我們為城市、地區和國家制定第三次工業革命總體計劃，每天都在體驗這種新的混合治理方式。為了幫助社區建立物聯網基礎設施，我們採取的新舉措都是以協同的方式進行的。其中，市場和共享平行管理，互相支持，或以聯合管理的模式進行協作，一般情況下，政府也會參與制定監管標準、規範和財政激勵。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在其《資本主義3.0：討回公共權益的指南》（Capitalism 3.0：A Guide to Reclaiming the Commons）一書中展望了世界各國未來的日常工作。他解釋說：
2.0版與3.0版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後者包含了一個我稱之為「公共權益共享部門」的機制。改進後的商業系統將不再依賴單一的動力（即被企業壟斷的私有化部門），而是擁有了雙重動力：一方面是為了追求私營利潤最大化，另一方面則為了保護並促進共同富裕。44
我幾乎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在現實世界中，決定經濟發展走向的因素將圍繞即將到來的基礎設施展開。當資本主義市場和協同共享這兩種模式並存時，它們有時會協同作用，而在其他時候則可能互相競爭，甚至對抗。在這兩種管理模式中，哪一個將最終佔據上風成為主要形式，哪一個將喪失主導權，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基礎設施領域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