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銀行體系的崩塌令人談之色變。這一時期，信貸凍結，於是政府對超大型金融機構紛紛伸出援手，理由是這些機構「大而不倒」。7 000億美元的稅收被轉交到銀行手中，這筆錢為他們在金融上的輕率妄為填補漏洞，而由於無法償付抵押貸款，數百萬美國人流離失所，這激怒了美國公眾。換句話說，他們「微不足道」。1
P2P信貸
在銀行業崩潰之後，互聯網上出現了一種被稱為「對等信貸」或「社會信貸」的新型信貸機構。一些在線金融平台（如Zopa、Lending Club和Prosper）直接對個人和項目放貸。這種在線融資機制逐漸成為代替傳統銀行的借貸工具，因為它們不需要中間人，並且消除了大型金融機構以高利率形式向借貸人索要的成本。
網絡輔助融資定標讓出借人的邊際放貸成本近乎為零，進而降低了利率和費用。英國首家對等信貸機構Zopa已經辦理了超過4.14億英鎊的信貸業務。2截至2012年年底，P2P信貸機構已經辦理了約18億美元的信貸業務，這種情況迫使大型銀行不得不採取措施應對。3
最近，一種被稱為眾籌資本的P2P信貸分支形式浮出水面。成立於2009年4月的Kickstarter公司是眾籌資本領域的領軍者。其工作機制如下：圍繞傳統投資工具，在互聯網上向公眾籌集資本。項目發起人在網上貼出計劃和募集資金的截止日期。如果在截止日期之前未能實現目標，則放棄籌資。這一規定能夠確保項目有足夠的資金承擔風險。交易使用亞馬遜支付平台收取出資者提供的資金。Kickstarter收取5%的佣金，亞馬遜一般額外收取3%—5%的費用。4 Kickstarter與傳統的借貸機構有所不同，它在風險項目中沒有所有權，只是扮演服務商的角色。
截至2013年11月，Kickstarter已經培育了51 000個項目，成功率達44%，項目籌資金額也已超過8.71億美元。Kickstarter將項目資金限定在13個大類：藝術、舞蹈、設計、時尚、電影、視頻、食品、遊戲、音樂、攝影、出版、科技和劇院。5
種類繁多的眾籌平台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補充。出資人既可以捐贈資金，也可以在項目投入運營後向借貸方收回同等價值的商品或服務，還可以提供支付利息的直接貸款。此外，出資人自己也可以投資項目，以獲得等值股份。
儘管眾籌機構只是金融系統中的一個小型參與者，但是在物聯網基礎設施建設中，它們為眾多新興企業的創立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先前提到的美盛公司通過社會集資的方式為一系列太陽能項目能籌集了110萬美元。美盛公司的首個太陽能投資項目能為投資者贏得4.5%的回報，而每個投資者參與項目只需25美元。公司創始人之一比利·帕裡什（Billy Parish）預計，如果一切運轉良好，就可以在一個月內籌集到31.3萬美元的啟動資金。然而，當435人通過社會性集資在24小時內就籌集到了所需資金時，他震驚了。2013年，公司的各種投資組合中已有10 000名投資者，已經準備通過貸款拿到太陽能項目。6
通過眾籌資本、政府和私募投資基金三方投資，目前，美盛公司的一個太陽能系統已經安置完畢，坐落在加州奧克蘭市一家名為YEP（「青年就業夥伴」）的非營利組織所建造的2 400平方米的大樓中。這個太陽能系統造價26.5萬美元。美盛公司將此系統租給了YEP。物業賬單金額下降了85%，節省了巨額成本，從而使YEP能夠全身心投入該重大項目中。此項交易的誘人之處在於，YEP可以選擇在10年後向美盛公司購買該系統，意味著該組織從此以後可以近乎免費地使用能源。7
預計在未來10年，對太陽能技術的需求將井噴。彭博社新能源金融機構預計，太陽能技術在資金方面的需求將超過620億美元。社會信貸（尤其是社會集資）有望帶來一些貸款，讓數百萬小微競爭者為彼此的微功率設備安裝提供資金，這是對等協同橫向力量的又一個例證。8
在能源革命中，數百萬小型競爭者將通過橫向的協同努力取得成績。為了消除一些懷疑論者對此的疑慮，我們回想一下第七章提到的情形：在作為世界可再生能源領導者的德國，51%的可再生能源設備歸小型商業公司和個人所有，而國家大型公用事業僅擁有綠色能源產品的7%。9
像IndieGoGo、EarlyShares、Crowdfunder、Fundable和Crowdcube這樣的眾籌平台在互聯網上隨處可見，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歸因於2012年通過的《創業企業扶助法》（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 Ups Act），它允許小型商業公司通過社會集資平台每年向公眾籌集高達100萬美元的投資。10
眾籌熱衷者強調這不是錢的問題，他們只是享受私下幫人追求夢想的感覺，並親身感受微薄的貢獻是如何積少成多並最終推動項目向前發展。加特納集團（The Gartner Group）預計，到2013年年底，P2P信貸將達到50億美元的規模。11
以多種形式呈現的共享經濟是市場經濟和社會經濟的混合物。市場經濟由法律和資本主義內在規則進行調節，而共有模式下的社會經濟則遵循不同的調節路徑。儘管一些監管由政府直接負責，但是其餘大部分還要靠數百萬競爭者自覺遵守規範來進行管理和約束，這是他們參與協同模式的條件。
信譽經濟與共同貨幣
引導社會經濟的是社會信任，而不是依賴於讓買方產生防範心理。與傳統的共享模式類似，新的協同共享也嘗試性地建立了一系列協議以維持社會成員之間的高度信任關係，從而確保有足夠的社會資本作為社會協作精神的基礎。協議包括制裁違規者，甚至淘汰有「搭便車」與「破壞」行為的人。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協同社交網絡都有屬於自己的信譽系統用來對其成員的誠信度進行排名。與傳統的信用等級評價體系相比，信譽排名系統的設計更多地側重於社會成員的社會資本排名，而不是市場經濟中社會成員的信用排名。
兒童舊衣物寄售平台ThredUP的運作也有一定的規則，被稱為「黃金ThredUP規則」，即只有當平台上的成員所寄送的衣物符合一定質量標準，他們才可以得到相應的回報。具體來說，符合這個規則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這家網站按照滿分四星的標準將平台會員提供的服裝按質量進行排名；第二種方式是按照服裝的樣式進行排名，根據服裝的「時尚度」從0—10依次排名；第三種方式是根據會員交貨的「準時性」進行排名。
對於父母寄送的衣物存在磨損或者撕裂的現象，線上協同寄售商店制定了「零容忍原則」。即對於初犯者，確認其行為違規，對於再犯者則直接從平台上將其刪除，拒絕其再參加任何交易。12持續保持較高評價的會員（或者排名靠前的會員）會通過彼此之間的配合，鼓勵所有會員提高他們所捐贈衣物的質量。
與市場經濟中的信用評級服務類似，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上的信譽服務已經逐漸成為規範社會活動、確保遵守商定準則和建立社會信任的重要機制。TrustCloud是一個新興的信譽服務網站，這家網站評估人們在網站上留下的良性行為和交易數據，之後將上述信息轉化為一個可以在共享經濟時代隨時使用的便攜式「誠信指數」。按照1—1 000的順序將每個成員進行排名，越靠後的代表成績越好，當然個人信譽度也就越高。13排名順序是按照人們過去在網上交易活動中的一致性、積極度和透明度來確定的。TrustCloud網站開發的算法通過搜索用戶有響應能力的活躍行為來建立其信用檔案。該網站上的會員可以免費收到一個記錄信譽排名的TrustCloud徽章。
沙發旅行也擁有自己的信譽評級系統。通常情況下，將自己的房屋提供給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居住會引發房主極大的擔憂。除了不斷攀升的焦慮感外，主人和租客都十分期望參與社交並分享各自的文化。對於沙發旅行的會員來說，在每次居住或停留之後，主人和租客都會在該網站系統上給予對方一定的評價，以供其他有此需要的人參考。沙發旅行的黃金標準被稱為「擔保」，即如果一個會員曾與三個以上的沙發客見過面，或者得到過他們提供的擔保，那麼這名會員就可以為其他會員提供擔保。14
近年來，共享經濟估算價值已經超過1 000億美元，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社會經濟日益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可以預測，社會資本評級對協同共享模式下的數百萬參與者非常重要，其重要程度將與信用評級對資本主義市場上消費者的影響相媲美。15
協同經濟的發展態勢越來越迅猛。就在今天開始寫作之前，我恰巧閱讀了本周《經濟學人》的封面文章，在這篇文章中，編輯和文章作者共同探討了協同經濟的優勢，及其未來對傳統市場經濟的潛在影響。多數評論者都十分好奇，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制度與迅速崛起的協同共享制度在未來將如何實現融合。我們可以從一種新型兌換貨幣中發現明顯的線索，這種貨幣的出現能夠區分在共享制度與市場制度下人們經營方式的不同。
貨幣被證實是一種很好的、具有潛在價值的社會物品，是社會成員之間進行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媒介。19世紀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在其權威著作《貨幣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ney）一書中提出，在不斷延續和深化的人類社交歷史上，貨幣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認為貨幣是一種本票，憑借陌生人之間約定俗成的集合信託，貨幣能夠確保在未來某一時日，已經完成的交換在隨後的交換過程中也可以得到第三方的承認與認可。
雖然作為流通手段，貨幣可以用各種各樣的貴重金屬來代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金和銀成為交換過程中最受歡迎的貨幣形式。人類學家在觀察上述現象的基礎上發現，這些資產背後蘊藏著更深層次的社會資產，如果沒有這些社會資產，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將變得毫無價值。例如，居住在新幾內亞特羅布裡恩島的島民在參與當地複雜的貝殼交易時，經常需要劃著獨木舟，長途跋涉地傳遞這種代幣，從而建立互信盟約。在社會交換過程中，隨著貨幣的積累，社會資本逐漸充足，從而帶動了貿易的繁榮發展。
直到2008年，全球經濟的崩潰暴露了全球金融體系的功能正在逐步走向空心化甚至犯罪邊緣，然而，大多數人依舊理所當然地認為，除了偶爾的波動，全球貨幣體系仍然是可靠的。即使貨幣市場的發展陷入困境，我們也可以認為，政府會在銀行倒閉時保障我們的銀行儲蓄，正如美國政府對每個賬戶提供高達25萬美元的存款保險一樣，在這些銀行的背後至少還有聯邦儲備系統會拯救美元。16只有當經濟學家開始表明「如果貨幣發展觸底，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從深淵得救，這是因為美國財政部將印製更多的美元並投入流通」的時候，人們才會開始感到害怕。我們開始意識到，在所有的規則、規定和防火牆背後，一定存在一個「裂口」。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揭示了一個如神話般長期存在的事實，即商業交換是一個基本制度。歷史上所有例子都表明，如果人們要想創建商業市場和商業交換，就必須先建立一種文化。我們錯誤地認為，商務貿易不僅早於商業文化，而且使商業文化的發展成為可能。實際上恰恰相反。正如第一章所述，我們是在文化的範圍內開展社交活動的。在這裡，我們可以在一個虛擬的家庭中通過擴大感情轉移的敏感度和凝聚力來創造各種社會故事。社會成員之間的認同感建立了社會信用債券，促使我們積累足夠的社會資本，並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來發揮作用。「社會成員」這一共同的身份使我們能夠創造各式各樣的代幣，並將其作為本票來確保在過去的商業承諾和未來的商業交易中我們之間能夠互相信任、互相尊重。
我們常常忽略的一點是，商業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的延伸。商業來源於社會中不斷積累的社會資本。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當商業機構（尤其是金融機構）的發展對社會中的信任制度造成破壞並且耗盡社會資本時，人們就會開始擔心匯率機制，並尋求新的替代品，這一點也不足為奇，正如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情況一樣。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黃金再次成為最具投資價值的投資品種。在不可預測的市場環境中，數百萬人為保障自己的財產安全爭相購買黃金，使得黃金市場價格刷新了歷史最高紀錄。對此，其他人開始質疑，無論出於何種目的和企圖，持有者不過是持有了另一種符號的代幣，這種代幣並沒有體現其內在價值，而是表現出了金融機構帶來的偏執與恐慌，而之所以存在這樣的偏執與恐慌，是因為這些機構將迅速耗盡社會資本和信任，同時也將耗盡人們對傳統貨幣的信心。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嘗試使用新的貨幣，這種貨幣建立在深層合作的基礎之上，並且受到社會資本新階層的高度支持。替代貨幣通常被稱作「社區貨幣」「局部匯率交易系統」或者「微型貨幣」。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替代貨幣開始在世界範圍內的某些地區迅速流通。雖然這種貨幣在此前就已分散存在於部分地區，尤其是在經濟大蕭條時期，但是它們的影響並不大。然而，由於此時恰逢社會經濟處於復興階段，成千上萬的人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從事協同活動，且無論是社會活動還是經濟活動，都建立在協同共享的基礎上，因而此次替代貨幣的出現可能對社會帶來一系列深遠的影響。
所謂的替代貨幣，實際上是真正的社會貨幣，它能使某一共同體內的商品和服務實現協同交換。在協同經濟體的其他領域開展經濟活動時，人們可以繞過中間商、大型金融機構的固定開銷成本、漲價和信用卡公司的高利率等，直接與他人交換勞動時間。但是，與舊有的、一對一的物物交換服務不同的是，基於網絡的應用程序為個人提供了一種用於存儲和使用要點的機制，並將社會經濟和市場經濟中的各種商品和服務的交換按照勞動時間來表示。
世界上流通的替代貨幣已經超過4 000種。17大多數替代貨幣的產生基於一個人為另一個人製造、修復商品或提供服務過程中所花費的勞動時間。與現金類似，這些時間被存儲在一個「時間銀行」，用於交換其他商品和服務的勞動時間。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教授埃德加·卡恩（Edgar Cahn）創造了「時間銀行」這一說法，他的靈感來自人們的獻血行為。這個概念產生的核心原則是社會經濟的基礎——互惠。時間銀行的某一成員在幫助其他成員時，也期待著別人可以在自己需要時給予全心全意的幫助。
但是，卡恩的時間銀行不區分不同類型的勞動時間。在他的時間銀行概念下，汽車修理工工作時間的價值等同於醫生工作時間的價值。具體是指，對於每一個勞動者來說，他們的工作時間被視為具有同等的價值，且不會受到專業或者技術技能層次高低的影響。而其他時間銀行概念則按照技術技能程度的高低計算勞動時間的價值。例如，稅務會計師將獲得比汽車清洗工更多的時間價值。時間銀行正在世界範圍內運行。18
以緬因州波特蘭市為例，本區域的時間交換主要適用於幫助需要支付醫療費用的人。TrueNorth是一家公益性質的健康診所，它與波特蘭市時間銀行達成協議，他們的醫生同意患者以時間美元的方式來支付治療費用，而患者的時間美元是通過他們在社區內為他人提供的服務積累的。19醫生可以利用這些時間美元通過時間銀行獲取他人提供的服務。
在本地交易系統中交易的其他貨幣旨在促進商品的交換。瑞士WIR貨幣的信用銷售主要針對其社會成員的未來購買能力。當賣方收到因出售貨物而獲得的信用時，他就可以使用該信用，向WIR銀行的其他成員購買另一件商品。20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社區貨幣也可以用來防止本地區的財富外流。馬薩諸塞州伯克郡的「波克夏爾」（BerkShares）就是一種用於鼓勵當地購買行為的社會貨幣。社會成員可以以與美元相同的兌換率，從本地區6家銀行中的任意一家購買「波克夏爾」，而且還可以獲得一點兒額外的獎勵。如果他存了95美元，那麼他可以從銀行獲得100美元的「波克夏爾」。21由此可見，對成員們來說，這樣的兌換是一項穩賺不賠的買賣。此後，成員可以使用「波克夏爾」在當地的商業機構購買商品或者服務，這確保了貨幣能夠繼續在當地流通。由於中介是非營利性銀行，所以成員能夠避免因使用信用卡或者商業銀行支票而產生的額外費用。22「波克夏爾」產生於2006年，在隨後的5年裡，有超過300萬的「波克夏爾」進入了流通領域，這對當地經濟來說是一個可觀的數額。23
在歐洲某些經濟大衰退的重災區，替代貨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尤其在希臘和西班牙，社區貨幣網絡的數量激增。24在失業率較高的地區，非營利組織在具有職業技能的求職者與需求者之間建立了一個網絡，在越來越不實用的集中市場經濟中創造一個分佈式的、協作的、橫向擴展的微型社會經濟圈。因此，微型貨幣逐步成為一種新的交換機制，至少成功地實現了讓部分工人重返工作崗位的目標。
當區域性社會貨幣逐漸增加的時候，全球替代貨幣也正繞開國界，在互聯網上如火如荼地擴張。比特幣就是點對點的貨幣網絡，數百萬比特幣在該網絡中流通。比特幣可以與世界上其他貨幣進行交易，截至2013年11月，每比特幣最高可以兌換400美元。25埃米爾·塔基（Amir Taaki）和唐納德·諾曼（Donald Norman）是比特幣的創始人。他們說，有一次在阿姆斯特丹，一位英國的朋友讓他們匯些錢救急，當時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用西聯匯款，要麼用速匯金業務，但是，這兩種方式都需要20%—25%的高額轉賬手續費。因此，他們創造了一種網絡貨幣——比特幣，成功地繞開了手續費。26
世界知名銀行的交易標準顧問、未來學家希瑟·希爾格（Heather Schelgel）並不相信全球範圍內的傳統貨幣將被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網絡貨幣取代，但是他又補充說：「隨著人們開始意識到可以借助錢來表達自己，預計會出現數以百計的比特幣，或者其他類似的甚至我們都從未想到過的東西。」27
有人比希爾格更加看好比特幣。美國在線公司法國分公司創始人之一讓–弗朗索瓦·努貝爾（Jean-Francois Noubel）相信，eBay、Facebook、亞馬遜和Etsy等成千上萬的公司是在一個分散的、協作的、橫向分佈網絡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一網絡極具破壞力，將進入金融領域，而否定這一點的看法是十分短淺的。他還說，未來幾年內，可能有「數百萬免費貨幣在網上或者手機上流通」，而這不足為奇。28
社會企業家精神
伴隨著新商業模式的誕生，新的融資工具和社會貨幣也開始出現，這滿足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體的需求。一種是市場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經濟，另一種是共享體制下的社會經濟。這種新出現的商業模式試圖找到兩個經濟體之間存在的共享關係的價值。在前文中，我們已經討論了合作社。從設計角度和操作協議來看，合作社已經對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分歧做了最好的定位，並且發現了可能隨之產生的潛在的協同作用。
在美國，受益公司採用了一種有趣的創新型商業模式。在這種運作模式下，傳統的資本主義企業將進行大改造，以便企業自身更加靈活，從而在市場和共享模式相交織的世界裡開展活動。以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世界頂級運動服裝公司Patagonia為例，該公司每年的銷售額高達5.4億美元，這也使其成為迄今為止轉型最成功的一家受益公司。29
目前，美國有18個州的法律對這種受益公司給予了認可與規範，賦予了它們相應的法律實體資格。這為企業家提供了一種法律保護，確保他們不會因履行對社會或環境的承諾而放棄新的外部投資者。30雖然受益公司是作為資本主義企業開展運營的，而且需要對其股東負責，但是其新的法律地位有利於確保公司將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放在第一位，而不需要承擔因激怒那些只對價值優化感興趣的股東而引發的風險。
受益公司是廣義的社會企業家精神範疇的一部分，主要來自全球範圍內商學院中年青一代的想像力。社會企業家精神涉及的範圍很廣，既包括共享模式的支柱——非營利性組織，又包括在市場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傳統股份制公司。非營利性組織和營利性公司這兩種形式不僅在社會和市場經濟相交的領域相互作用，而且分別具有對方的一些屬性，他們彼此之間的區別也因此變得模糊。在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組織或企業共存的世界中，社會企業家精神猶如一頂大「帳篷」，創造了一系列新的業務合約和協議，來適應由市場經濟和協同共享構成的雙重商業空間。
社會企業家精神起源於非營利性組織。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英等國社會福利減少，使非營利部門的發展陷入危機，同時，也為其創造了機遇。在這種形勢下，政府削減援助窮人項目的財政支出使得社會弱勢群體面臨著生存風險。私人慈善組織試圖通過資助非營利組織來填補這一空白，但對弱勢群體來說，當政府開始退出時，與失去收入來源相比，通過私人慈善組織獲得的可用收入顯得蒼白無力。隨著社會負擔的不斷遞增與社會收入的不斷減少，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經無法得到滿足，於是，非營利性組織就開始尋求一種既能滿足其首要任務又能提供額外收入來源的新型商業模式，來繼續維持運營與擴展服務。無數非營利性組織都在其組織架構中建立了一個收費服務部門。在以前，非營利性組織的管理者主要負責尋求政府補助或者基金會慈善捐助，以此維持藝術、娛樂、食品、衛生診所等項目的運行；如今，非營利性組織的招募開始傾向於那些更懂企業家精神的領導者，希望借助他們的能力創造本社區的社會福祉。
隨著與政府的逐漸脫離，以營利為目的的初創公司紛紛將目光轉向社會部門中存在的商業機會，並且通過逐步進入市場來填補空白。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暢談過關於「經營造益與經營贏利」的理念。他提出，長期貧困、教育落後、環境惡化，以及許多其他社會弊病的最佳解決途徑就是最大限度釋放企業家的創造力。原來主要由政府承擔支出的學校、幼兒園、低收入住房項目以及其他傳統活動和服務，逐漸允許商業性機構的加入，從而成為政府和企業共同承擔的項目。
同時，正如本書第七章所述，20世紀90年代，曾在高中和大學接觸過服務學習的美國新一代開始進入經濟領域。然而，在創建新型社會企業家精神理念體系的過程中，服務學習的關鍵作用卻未得到充分的認識和普遍認可。那些習慣於參加社區非營利項目和組織的年輕人找到了一種實現人生意義和自我價值的新途徑，這遠遠超過了市場所提供的商業機會。對非營利項目的熱情改變了他們之前的職業道路，至少對重要的一小部分人來說是這樣的。自此，社會企業家精神誕生了。
社會企業家精神的定義十分靈活。雖然營利性企業的性質傾向於強調由約翰·艾爾金頓（John Elkington）在1994年所提出的「三重底線」——社會責任、環境責任和企業贏利，但非營利組織更信奉「人與星球高於贏利」。31本書對來自營利性與非營利性部門的80位社會企業家進行了深入調查，在此基礎上重點區分了在相同情形下他們分別是如何發揮社會企業家精神的。首先，營利的社會企業家以商業機會的前景為動力，而非營利的社會企業家更關註解決社會需求。其次，儘管兩者都屬於冒險者，但是所承擔風險的種類並不相同。前者的風險主要是投資回報，後者則很少拿資金冒險，對後者來說，風險在於其在群體內的「社會信譽」。最後，雖然營利與非營利的社會企業家都認為自己在社會中佔據中心地位，但是研究發現，其實非營利的社會企業家更清楚，這裡的一切都離不開志願者與受益者的集體功勞。32
有趣的是，不管營利與非營利的社會企業家之間有著怎樣的區別，他們都正在以更多樣化的方式互相靠近，尤其是21世紀以來，他們越來越多地在新的商業模式中加入與各自領域有關的屬性。《經濟學人》在題為「有良知的資本市場」（Capital Market with a Conscience）的社論中描述了社會企業家精神的演變過程：
雖然因為它把各種各樣的人群和機構都彙集在了一起，使得社會資本市場的概念看起來不夠連貫。但是，社會資本市場在慈善資本與逐利性資本這兩個極端之間起著關聯作用，能夠對風險、回報和社會影響之間進行各種權衡分析。人們希望，這些討論能夠集中在對二者關聯性的分析上，而且能夠證明如下問題：對於任何給定的社會目標來說，哪一種社會資本或者不同種類的資本搭配才是最有效的。33
例如，當受益公司試圖改變資本主義企業獲利的驅動機制，並且使其更加接近社會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和環境效益優先原則時，非營利組織也開始改變自己的模式，逐漸接近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取向。美國的伊利諾伊州、緬因州、羅得島州、密歇根州、路易斯安那州、懷俄明州、北卡羅來納州、佛蒙特州和猶他州已經頒布了所謂的L3C（低利有限責任公司）法律。這些法律對有限責任公司的監管做出了一些改變：只要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社會目標，那麼法律允許其獲得「低利潤」。L3C法律為非營利組織獲得資本提供了法律途徑，這對社會企業來說十分重要，因為這類企業正朝著合資企業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該法律也確保了非營利機構的慈善組織地位。34
在全世界的許多高校，社會企業家精神已經成為熱門項目。哈佛大學開設了「管理社會企業」和「社會企業家精神概述」等課程。35社會學系開設了「創業合作實驗室」，讓學生更加關注新社會經濟中的社會學領域。另一項大學活動則向每一個學生團隊分配了15萬美元，讓他們在學術研究和實地調查中發現「解決教育、健康、水質和空氣等全球性問題的辦法」。36
愛創家協會、斯科爾基金會、聰明人基金會和杜克大學社會企業家發展中心等全球網絡正在以智庫、行業協會和資金代理的形式在全世界範圍內推動社會企業家精神的發展。社會企業家運動的領軍人物比爾·德雷頓（Bill Drayton）同時也是愛創家協會的創始人。該機構通過組織比賽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企業家，並通過他們的共同努力來處理人口販賣、衝突消解法等問題。社會企業家可以把他們的項目放在愛創家協會的Changemakers網站上，其他人則可以在登錄後以協作的方式對此項目提出一定的看法或者建議，從而提高項目實施的可行性。目前，已有來自全球70多個國家的3 000多名社會企業家會員參與了愛創家協會支持的項目。37
另一個關鍵的社會企業是成立於1999年的斯科爾基金會，該基金會已經通過補貼的形式向來自世界各地80家機構中的97名社會企業家提供了超過3.58億美元的獎金，以獎勵他們為弘揚社會企業家精神做出的貢獻。38
衡量社會企業家成功與否的標準更多在於他們能夠為人類社會帶來多少福祉，而不僅僅是可以獲得多少投資回報。社會資本是至關重要的資產，但反過來看，它也反映著由社會企業與群體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構建的團結和信任。就這一方面而言，相比追逐利益的社會企業家，非營利的社會企業家具有一定的優勢，然而由於判斷的主要動機是「經營造益」，並非「經營贏利」，這種優勢並不可維持。
在美國，幾十萬社會企業的年收入已經突破5 000億美元，這為超過1 000萬的人提供了就業崗位。2012年，這些企業貢獻了近3.5%的GDP。其中，35%左右的社會企業屬於非營利組織，31%屬於公司或者有限責任公司。社會企業的發展速度極為驚人，60%的社會企業成立於2006年或者更晚，而29%的社會企業甚至是在2011—2012年成立的。39
2010年，英國有62 000家社會企業，它們對英國經濟的貢獻額達到了240億英鎊，僱用的勞動力達到80萬人。SEC（英國社會企業家聯盟）首席執行官彼得·霍爾布魯克（Peter Holbrook）預計，到2020年，社會企業對本國GDP的貢獻將增長三倍。SEC還遊說政府正式認可社會事業部門，承認其與傳統志願者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區別，並給予其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和其他支持。40
2010年，澳大利亞共有約20 000家社會企業。在非營利性領域，29%的組織擁有商業企業，59%的組織提供收費性服務。41
如今，社會企業家精神在營利企業與非營利企業之間的地位趨向均衡。在未來幾十年內，在協同共享模式下，隨著社會經濟在資本主義市場不斷生根發芽，社會企業家精神將更多地傾向於非營利企業。
就業新形式
社會企業家並不是唯一正在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向協同共享機制轉型的群體，因為成千上萬的人早已經開始了這種轉型。正如我們在第八章中所討論的，由於在製造業、服務業、知識產業和娛樂業中，信息技術、大數據、高級數據分析、矢量繪圖及機器人取代了數百萬工人，勞動的邊際成本已經趨向於零。
現實情況是，物聯網既導致一些工作消失，又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長期而言，通信互聯網、能源互聯網和存儲網絡構成了智能物聯網基礎設施，它只需要少量的監管人員和技術人員，就可以開展大部分經濟活動。
而就中短期而言，如果在世界各地大規模建設物聯網基礎設施，將帶來大眾工資和薪酬勞動力的最後一波大幅度增長，這一增長將延續40年，並惠及兩代人。全球能源體系的轉變既是從化石能源和核能向可再生能源的轉變，也是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變，因為它將需要數百萬工人，產生數千種新的行業。首先，我們需要把現有的成千上萬的建築翻新，將其改造為綠色微功率廠房。而新建數百萬微功率建築同樣需要成千上萬的工人，並且為節能公司、智能建築公司、綠色設備生產廠商創造新的投資機會。其次，為整個經濟基礎設施安裝氫原子和其他存儲技術設備，以便對綠色電能的傳輸進行管理，這將產生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新的企業。此外，把全球電網整合成為一個能源互聯網，這將創造數百萬個裝配工作機會和數千家網絡應用軟件公司。最後，對交通運輸行業進行改造，把內燃機改為電動或燃料電池動力裝置，這必然促使對全國道路系統和燃料基礎設施的改造。而在道路沿線和停車場安裝數百萬個直插式充電裝置，這是一項勞動密集型的工作，需要僱用大量的工人。
就中長期而言，就業機會的增長方向將從市場相關部門轉向共享模式。隨著市場經濟領域逐漸僅需要為數不多的人工就能生產產品及提供服務，機器設備在共享機制中所起的作用將非常小，其原因不言而喻，極高的社會參與度和社會資本的集聚本身就是一種投入。即使是狂熱的科技偏好者，也不會認同有一天機器可以創造社會資本這一看法。
在許多發達工業化國家，非營利領域已經成為就業增長最快的領域。除了數百萬志願者，還有數百萬僱用人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民間社會研究中心對42個國家進行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目前受雇於非營利部門的全職員工數量為5 600萬。在有些國家，非營利部門受僱人員佔全社會勞動力的10%。在荷蘭，非營利機構受僱人員占工薪人員的15.9%；在比利時，非營利部門受僱人員佔全社會勞動力的13.1%；在英國，非營利部門受僱人員佔全社會勞動力的11%；在愛爾蘭，非營利部門受僱人員佔全社會勞動力的10.9%；在美國，非營利部門受僱人員佔全社會勞動力的9.2%；在加拿大，非營利部門受僱人員佔全社會勞動力的12.3%。在未來十幾年裡，隨著就業機會從高度自動化的市場經濟轉向勞動高度密集的社會經濟，上述比例還有可能穩步上升。42
雖然就業機會在共享模式下急劇增加，但是許多經濟學家對這一現象另有看法，他們認為非營利部門不是獨立的經濟因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不得不依賴政府採購合同和私人慈善活動。你也許會說，政府巨額的採購、補貼以及獎勵資金同樣也給了私營經濟部門。我們姑且不管這些，約翰霍普金斯研究中心對42個國家的研究結果與許多經濟學家的觀點正好相反，在共享模式下，非營利部門總收入的近50%來自服務收費，只有36%來自政府提供的資金支持，私人捐贈僅佔14%。43
我預計，最晚到21世紀中葉，全世界大部分受僱人員將在協同共享機制下的非營利部門工作，參與推動社會經濟發展，並至少會在傳統的市場上購買少量的產品和服務。而傳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部門則將由少數專業人士和技術人員通過智能技術進行管理。
80多年前，在凱恩斯為其孫子而寫的一篇充滿未來主義氣息的文章的第一章裡描述了這樣一個世界：機器把人類從市場經濟體制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人們在協同共享模式下投身於文化活動，追求超然於世的崇高目標。這可能是凱恩斯最準確的經濟學預測了。
企業將為已經受雇的勞動者提供再培訓，同時為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學生提供適當的技能培訓，從而使他們能夠順利適應經濟轉型所產生的新的工作崗位和就業機會，這也是全球大規模建設物聯網所創造的機會。同時，學生們還將接受新的職業技能培訓，以適應協同共享機制下的新工作。雖然我們還需要付出艱苦努力，但是，1890—1940年，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快速轉型的過程中，人類已經充分證明自己完全具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可以理解，在一個市場經濟規則和資本主義法則已經根深蒂固的社會，姑且不說政府補貼，就連協同共享機制中蜂擁而至的新型經濟模式和制度安排，也不過被視為主要經濟形態的補充而已。少數人認為，零邊際成本社會正在形成，並且已經對媒體、娛樂、出版、再生能源、3D打印和在線開放高等教育資源等行業產生了影響，但它最多也只能算是現有經濟模式的變形。更有少數人認為，自動下載技術和自動化技術對全球勞動力的替代、所有權向接入權的轉變、市場機制向網絡化機制的轉型以及共享經濟模式的出現，這些都是對現有經濟體系本身的極大損害。當我們面對眾籌資本、貨幣民主化和快速傳播的社會企業家精神時，也很少有人擔憂它們會對資本主義體系形成致命的威脅。但是，我們必須對在過去兩個世紀裡出現的新經濟形態心存敬畏，因為與我們過去經濟生活中的標準模式相比，這些經濟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些新經濟形態與現有經濟形態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這既表現在總體敘事方式上，又表現在運行規則方面。我們很難想像它們將如何被現有經濟模式全面吸收。也許更大的可能是，隨著這些不同的經濟形態開始相互關聯、相互依賴，這些新經濟形態可能會超越資本主義環境，在某一點上與現有經濟模式分離，催生新的經濟秩序，而這一新生經濟秩序的生命力將超過市場機制下的資本主義，就像資本主義的生命力曾經遠遠超過產生它的溫床——中世紀的封建主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