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社會的生產性經濟活動的邊際成本接近於零，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將不再起作用。當邊際成本接近於零時，由於商品和服務不再受市場定價的影響，利潤也就隨之消失，商品和服務本質上就變成了免費的。而當大部分東西都免費的時候，以生產和銷售商品與服務為組織機制的整個資本主義經營理念將變得毫無意義。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存在的動力是資源的稀缺性。如果資源、商品或服務是稀缺的，那麼它們將具有交換價值，可以在市場中以超過其運輸成本的價格來定價。但是，當生產這些產品和服務的邊際成本和價格都接近於零時，資本主義制度將無法繼續利用這種稀缺性，因此也就不能從附屬品中獲利。「免費」在這裡有兩層含義：價格為零和不再稀缺。當額外生產一單位商品或服務的邊際成本為零時，就意味著稀缺已經被過剩所取代。交換價值變得無的放矢，因為大家無須付出即可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這些產品和服務具有使用價值和分享價值，但是不再具有交換價值。
很難想像的是，在過剩的情況下，人們將依靠使用價值和分享價值來組織經濟生活，而不是依靠稀缺性和交換價值，這完全不同於我們設想的經濟理論和實踐方式。但是，這一現象已經開始在大部分經濟領域內出現。這是因為新技術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產力，消除了生產和提供額外單位產品和服務的成本（不包括初始投資和營業成本）。
「過剩」這個詞含義頗多，傳統的意思是「具有足夠的資源來保證繁榮的生活」。生物學家告訴我們，每個人每天平均需要2 000—2 500卡路里的能量來維持身體健康。1如今，有20多億人的熱量攝入達不到這個數值，其中10億人被列為營養不良。預計到2050年，世界人口數量將增加35%，相當於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25億。2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指出，為了應對人口增長，僅僅糧食生產就必須增加70%，只有這樣，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確保每個人的身體健康。3
相比之下，美國人平均每天消耗3 747卡路里的能量。4如果地球上70億人都以美國人的能量標準來維持生活，那麼將需要4—5個地球來養活這些人。無論富裕或貧窮，人類目前消耗的資源都相當於地球現有資源的1.5倍，換句話說，地球大約需要1.5年才能再生我們一年所消耗的資源。據聯合國預測，如果人口增長趨勢和消費趨勢持續發展，即使窮人並沒有感覺到生活質量的改變，到2030年，我們也將需要兩個地球來維持我們的資源消耗。5
儘管過剩是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的，但是地球的可持續發展並不存在過剩。當提及協調過剩和可持續發展的關係時，第六章中所引用的甘地的觀點仍然是黃金法則，他說：「地球可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但不能滿足他們的貪婪之心。」6
甘地對可持續發展有著本能的理解。而如今，我們可以利用複雜的指標衡量它，這個指標就是生態足跡。可持續發展指的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資源的利用可以維持人類生活，同時又不超出大自然回收和再生資源的能力。生態足跡可以直接測量人類活動對生物圈的需求。更確切地說，它可以利用先進的技術和資源管理實踐方法測量具有生物生產力的土地和水的總量（這裡所說的土地和水，主要指用來生產個人或群體所消耗的資源）以及容納他們產生的廢棄物所需的資源數量。如此看來，這一領域可以與生物承載力（生態承載力）這一概念進行比較，生物承載力指的是可以用來提供資源和容納廢棄物的生產性區域的總面積。7
在過去半個世紀裡，人類的生態足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1961年，人類的足跡大約佔地球生物承載力的一半。這意味著，從生態支出的角度來說，我們仍在消耗生態利益資源，但並沒有觸及資源的根本。然而截至2008年，地球上67億人口的生態足跡總面積就已經相當於182億公頃[1]，平均每人2.7公頃，然而，地球只有120億公頃的生物承載力，也就是平均每人1.8公頃。因此，我們消耗地球生物承載力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其回收和再生資源的速度。占世界人口4%的美國就消耗了21%的生物承載力，美國人的平均生態足跡高達10公頃。8
如果我們對比高收入人群與低收入人群，那麼生態足跡的統計數據更有說服力。世界上有10億富裕人口的人均總收入在12 196美元以上，平均每人使用了約3.06公頃的生物承載力。而13億貧窮人口的人均總收入在995美元以下，平均每人僅使用了約1.08公頃的生物承載力。9
問題是，如果將過剩與可持續發展聯繫在一起，並且依靠利益資源而非地球生物承載力的根本來衡量的話，在不破壞生物圈的情況下，有多少人可以舒適地生活，並且不斷補充所需生態資源，來維持個人乃至全人類的健康和幸福呢？
世界觀察研究所是一個監測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影響的機構，它的創始人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認為，上述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我們所選擇的飲食方式。我們以美國人平均每人每年消耗800千克糧食作為飲食基準，如果地球上每個人都按照這一標準吃飯，那麼全球每年生產的20億噸糧食僅能維持25億人的生活。但是，如果以意大利/地中海人每人每年消耗400千克糧食為基準，那麼全球年產的糧食能夠維持50億人的生活。最後，如果以印度人每人每年消耗200千克糧食為基準，那麼全球年產的糧食最多可維持100億人的生活。
布朗認為，食物鏈頂層或底層人群的壽命均沒有處於食物鏈中間人群的壽命長。生活在食物鏈頂層的人容易患富貴病，包括糖尿病、癌症、心臟病以及中風等，而生活在食物鏈底層的人則容易因營養不良而死於貧窮病，包括佝僂病、壞血病、腳氣、糙皮病、貧血和干眼症等。多項研究表明，包括肉類、魚類、奶酪和蔬菜等在內的地中海式飲食習慣更健康，更有助於長壽。10
為了使人口數量與地球的生物承載力保持一致，並將我們的社會由稀缺轉變為可持續性過剩，我們必須重視富人和窮人之間生態足跡的巨大差距，並控制全球人口總數。
幸福是什麼
生態足跡的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科學標準，可以衡量如何降低人類對生物圈生態承載力的影響。近年來，眾多關於「什麼讓人類幸福」的研究和調查則為平衡生態足跡提供了同樣引人注目的社會學和心理學原理。
幾乎所有關於幸福的科學研究都得出這樣的結論：幸福感都是沿著經典的鍾形曲線發展的，先增值後貶值。40%以上的人每天的生活費只有兩美元甚至更少，他們的生活極度貧困，每天掙扎在生死線邊緣，所以他們是不幸福的，這很容易理解。11他們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無力養育他們的子女，也無力為子女提供基本的住處，他們被絕望包圍，生活失去了活力和希望。然而，一旦窮人擺脫貧困，他們就開始享受幸福。收入、財富和安全感的每一分提升都使他們更加幸福。但是，實際情況卻令人吃驚。當一個人的收入能夠為他提供基本舒適和安全的生活之後，幸福的標準就達到了平穩階段。此時，財富和消費的增加帶來的卻是總體幸福感邊際收益的遞減，直到達到某一點後，幸福感就轉變為不幸福感。研究表明，此時財富的積累就會成為一種負擔：人們揮霍消費成癮，所以內心沉重，壽命更短。財產最終主宰了擁有者的幸福。
為什麼財富超過一定程度後，就會導致心神不安和絕望呢？對此，相關的深入性研究表明，人際關係逐漸受到地位的支配，並由嫉妒和猜忌驅動。有人表示，他們的人際關係會變得膚淺，並且僅通過嚴格物質意義上的得失來衡量。
即使面對越來越多的不快樂，唯物主義的人們也依然願意加快追求物質信仰，他們認為，問題不在於他們對財富的專注，而在於他們得到的不夠多。對此，他們辯解道：只有當他們獲得更多物質成功並提升地位時，他們才能獲得其他人長久的讚賞。他們所希望的快樂就來源於讓自己沉溺在更多的消費行為中，心理學家稱之為「享樂主義」。但事實往往事與願違，每一次享樂主義行為卻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不快樂，使他們上癮，並陷入無法擺脫的惡性循環，直到他們放棄享樂，轉而尋找通往幸福的另一條道路。
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物質主義價值觀、抑鬱症和藥物濫用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物質主義者表現出更強的佔有慾，比較吝嗇，不信任他人，而且更容易衝動，對他人更具攻擊性。
《物質主義的高昂代價》（The High Price of Materialism）一書的作者、心理學教授蒂姆·卡塞爾（Tim Kasser）對近年來有關物質主義行為的研究進行了總結，他認為，實際上所有的研究都提出了如下的觀點：
具有強烈的追求財富和財產意願的人比那些不太關心該目標的人的心理幸福感更低……在日常生活中，功利價值觀越重，生活質量越差。12
幾年前，我有幸拜訪了《新科學的幸福觀》（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一書的作者、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萊亞德（Richard Layard）。這本書在經濟學家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萊亞德是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做演講時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分享他搜集的一些有趣的數據，這些數據可以證明社會財富和人們幸福感隨時間推移而增加。我對美國的數據非常感興趣。那些數據表明，如今，美國人的收入是1957年的兩倍，而「非常幸福」的人群比例卻從35%降低到30%。13
但是，美國並不是唯一的例外，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研究結果同樣如此。萊亞德的研究表明，當一個人的年平均收入達到兩萬美元時，也就是剛剛實現「生活舒適」的目標之前，他的幸福感是持續增加的，之後，收入的增加則會導致幸福感的遞減。14
研究同樣表明，一個社會的幸福水平與人口收入差距密切相關。20世紀60年代，美國聲稱其具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層。但是，經過50年的傳承，前1%的人口變得更富有，而真正的中產階級的數量逐步減少，且貧困人口的數量逐步增加。到2012年，在30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排名中，美國位列第28位，僅高於墨西哥和土耳其。15
這並不奇怪，是收入差距的加大導致了社會總體幸福感的下降。有關幸福的研究表明，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在集體幸福和生活福利方面的得分更高。一部分原因是貧困的增加導致了不幸福。但同樣重要的是，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將滋生不信任。上層社會的人從思想上產生了防備心理，他們越來越害怕來自貧困群體的報復，因而更加積極地保護他們的財富和財產。
我想起了20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在墨西哥城經歷的一幕。我剛剛給著名商業領導者做完報告，和妻子坐在一輛裝甲車的後排趕去墨西哥城一個最富有的家庭參加宴會。宴會的主人是墨西哥社會改革的領導者，致力於改善墨西哥窮人的生活條件，他坐在前排武裝駕駛員的旁邊。當我們穿過城市條件最差的貧民窟，進入到有柵欄、有警衛保護的堡壘般奢華的富人集聚區時，他說，這多麼諷刺啊，墨西哥城逐漸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圈起來的富人區和窮人區，雙方都懼怕彼此，互不信任。而美國也變得越來越像墨西哥，不信任感也在增加。20世紀60年代，56%的美國人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而今天只有不到1/3的人還這麼認為。16
物質主義之所以具有毒害性，是因為它剝奪了人類之所以為人的原動力，也就是我們的情感本性。進化論生物學家和神經系統科學家都告訴我們，人類的本性並不像過去幾百年所說的那樣。中世紀，最初的啟蒙運動哲學家描繪了一幅人類本性的畫面：人類是理智的、利己的、唯物主義的、功利主義的，並且為自身自由而奮鬥，所有這些都讓我們傾向於積累更多的財產，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最新科學研究的觀點則完全與之不同：人類是最社會化的生物。我們渴望友誼，渴望融入社會。絕大多數社交可以刺激我們的精神世界，我們要麼發展壯大，要麼被自己的文化所毀滅。
20世紀90年代，科學家偶然發現了人類的「鏡像神經元」（一般被稱為同感神經元）。人類的幾種靈長類親緣動物和大象都有鏡像神經元，現在仍不確定其他物種是否具有。鏡像神經元和其他神經元讓我們能夠體會另外一個人的感受，不只是智力上的，還有生理和情感上的。例如，如果我看到一隻蜘蛛爬到另一個人的胳膊上，我很可能有同樣毛骨悚然的感覺，就像蜘蛛爬到我的胳膊上一樣。我們一直都覺得有這樣的感受很正常，但我們剛剛開始懂得：正是由於對別人的感覺感同身受，進而去感受他們的喜悅、羞恥、厭惡、痛苦和恐懼，我們才得以成為社會性生物。與他人產生的同感使我們通過彼此響應來擴張自己，並深深地融入整個社會。當我們聽到一些人缺乏同情心時，我們是說，他們的行為表明，他們不能對別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或是不關心別人，我們認為他們是不人道的。反社會的人最終都會被社會遺棄。
許多研究一再表明，唯物主義行為與壓制或消除情感驅動有著緊密的聯繫。如果孩子是由那些冷漠、殘暴的父母撫養長大，並遭遇情感虐待和體罰，那麼他們往往會變得具有攻擊性，並且像大人一樣性格孤僻。他們的情感驅動被恐懼、不信任和拋棄感所壓抑和取代。相反，如果父母感情真摯、具有同情心，那麼他們就能夠給孩子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鼓勵其個性發展，培養孩子的社會信任感。這是社會同情心能夠蓬勃發展的必要條件。
對於沒有經歷過同感教育的孩子，他們長大以後不太可能將情感傳遞給他人，也無法在最基本的層面與他人交流，因此，他們在各個方面都是孤立的。他們用物質主義取代失落感，用對物質的依賴替代對人的依賴。他們癡迷於物質上的成功、名聲和社會認同，並將其視為贏得社會認可的一種手段。
由於他們用物質主義來定義自己的生活，所以這將會影響到他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在一個由物質成功驅動的世界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為達到某個目標而使用的一種手段，並成為積累更多財富的工具，而其他的事則都變得不再重要。由於物質主義者的世界分為兩類——「我的」和「你的」，尋找人性的溫暖和親情的價值就變得十分困難。在查爾斯·狄更斯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中，吝嗇鬼斯克魯奇既受到人們的鄙視和同情，同時也被社會所拋棄。
對於物質主義者來說，廣告成為助長其上癮的強力毒藥。廣告依靠人們的不滿足感和孤獨感而存在。它承諾，產品和服務能夠強化一個人的個性和身份，使他更有吸引力，而且更容易被別人接受。德國哲學家格黑格爾認為，新的物質主義者出現於資本主義思想的萌芽時期。他提出，除功利的和物質的價值之外，財產是一個人的人格表現。一個人被強迫以「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為目標，並在人群中建立一種存在感。然後，個人的獨特個性就通過他所追求的目標而表現出來，財產和個性變得無法區分。個人所擁有的一切都強化了他獨一無二的存在感和影響力，並成為別人瞭解他的一種方式。
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對消費個性的描述令生活在充滿物質主義文明社會中的我們感到不安。他寫道：
很明顯，「我」和「我的」之間的界線是難以區分的。我們對某些事情的感覺和行動大多像我們對自己的感覺和行動一樣。我們的名聲、孩子和工作也許都像我們的身體一樣重要，而受到攻擊將激發我們同樣的感覺和報復……然而，從最廣義上來說，一個人的自我指的是其自身所有事項的總和，不僅包括身體和精神力量，而且包括他的衣服、房子、妻子和孩子、祖先和朋友、聲譽和作品、土地和馬、遊艇以及銀行賬戶。這些東西給人同樣的感覺。如果它們增多或繁榮了，他會感到很成功；如果它們減少或消失了，他會感到很沮喪……關於什麼是我們的，很大一部分感覺是由於我們與自己的物品生活得很近，所以能夠更全面和深入地感受它們。17
廣告聲稱財富是人類價值的衡量標準，它使產品和服務成為顯示個人社會身份的必需品。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廣告進一步強化了「財富是個人的個性延伸」這一想法，並使物質主義思想得到廣泛傳播。波士頓學院的社會學家朱麗葉·朔爾（Juliet Schor）注意到，到20世紀90年代，孩子們「用於購物和拜訪朋友的時間一樣多，而這個時間是閱讀和去教堂時間的兩倍，是戶外活動時間的5倍」。18更令人不安的是，年輕人認為，他們「寧願花費更多的時間去購物，而不是做其他事情」，超過一半的人認為「長大後擁有的錢越多，人就會越快樂」。19
這些調查已經過去15年了。在此期間，新千年已經到來，而證明年輕人從富有同情心走向物質主義的過程的證據卻充滿矛盾性。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發表的報告和研究成果也是眾說紛紜。
對1979—2009年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14 000名學生的大規模研究表明，通過個性品質的標準來測試，與二三十年前的同齡人相比，當代大學生的同情心降低了40%。20密歇根大學的研究者薩拉·康拉特（Sarah Konrath）將其有關元分析的研究與過去30年間美國大學生的72項研究相結合，得出了結論，她認為，今天的大學生不太認同下面的觀點：「我偶爾會試圖從他人的角度考慮如何更好地瞭解朋友」以及「我很有同情心，關心比我不幸的人」。21
但是，對「千禧一代」的其他研究結果則與之完全相反。與1965—1977年出生的人不同的是，「千禧一代」「在他們的團隊中更有同情心，更能理解他人的觀點」。22研究也表明，「千禧一代」更能從他們同齡群體的角度出發，給對方提出建議，更加喜歡團隊合作，追求群體一致性，而所有這些都需要同情心。
關於信任的問題更容易培養同感。然而，「千禧一代」非常不信任政府、商界和各領域專家，他們更加信任互聯網上的夥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他們更願意信任意見、評論、大眾排行榜以及群眾的集體智慧。
研究同樣發現，「千禧一代」的偏見最小、最同情邊緣化人群（包括婦女、不同膚色的人、同性戀者和殘疾人），並且支持這些人群獲取法律和社會權利。他們也不太排外，大約23%的美國大學生在國外學習，73%的「千禧一代」支持自由移民政策，而在成年人中只有39%—57%的人支持自由移民政策。23
我的感覺是，「千禧一代」並非鐵板一塊，而是矛盾的混合體。雖然他們比較自戀，崇尚物質主義，但他們的同情心也相比過去的人們有所增加。我也懷疑，在「大蕭條」之後，自戀和物質主義傾向的影響正在減弱。大量的研究也支持該觀點。2013年12月，《紐約時報》在週末評論部分的頭版報道了研究人員的新發現：由於受到「大蕭條」和全球經濟停滯的深遠影響，在思想上，「千禧一代」將追求物質上的成功轉變為做一些有意義的事。由職業咨詢委員會委託編寫的一份報告指出，21—31歲的新一代人認為，找一份有意義的工作遠勝過掙錢。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市場營銷學教授珍妮弗·L. 艾克（Jennifer L. Aaker）和她的同事進行了縱向研究，用一個月的時間採訪了數百位美國人，採訪他們什麼是「有意義的事」。他們發現，聲稱過著有意義生活的新一代年輕人「認為自己更多地為別人考慮，更具體地說，是成了一個『給予者』」。調查發現，對於那些樂於幫助別人並認為這很重要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24
更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2013年，美國優秀高中生協會對9 000名成績優秀的高中生進行了調查，要求學生從200多家企業中選出他們想去工作的地方。調查發現，在排名前25位的機構中，衛生保健、醫院和政府佔了14個。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是國內最優秀高中生的首選。美國優秀高中生協會的CEO詹姆斯·W. 劉易斯（James W. Lewis）總結說，專注於幫助別人是新一代人的選擇。25
值得注意的是，同情心越少的人越傾向於物質主義。如果新一代人比其前輩更具有同情心，那麼我們就應該順從一個趨勢，那就是改變過去幾十年中對物質主義的看法，而目前情況也確實是這樣。2013年夏，研究人員在《社會心理與人格科學》（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上發表了一項研究，該研究對大量近40年內的高三學生的觀點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他們的價值觀出現了驚人的逆轉。2008年之前，同情別人的比例逐年下降，物質主義日益盛行。2008年之後，這種趨勢在年青一代中突然轉變，他們開始變得「更關注別人，而不太在意物質」。26新的研究發現，新一代對追逐物質主義的興趣逐步降低，很少將過度消費投資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這些發現與迅速崛起的協同消費和共享經濟正好吻合。在全球範圍內，年輕人分享自行車、汽車、家庭、衣服和其他東西，更注重使用權而非所有權。越來越多的新一代不再選擇設計品牌，而選擇一般品牌或者定製品牌；更加關心物品的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或地位。在本質上，由協同產消者構成的共享經濟的本質特徵就是具有更多的同情心和較少的物質感。
可持續發展和環境管理承諾逐步增長，這也體現出了物質主義思想的衰減。物質主義者不僅對人類同胞表現出較少的同情，對動物和更廣大自然界表現出的同情更是少之又少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機械地認為，自然界就是用來開採資源的，而不是維持社區發展的。對他們來說，就像評價和他人之間的關係一樣，只需以功效和市場價值而不是以其內在價值來評價環境。
在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研究人員對80個學生進行了測試，以確定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如何影響他們對自然資源的使用的。學生們被分為兩類：擁有高度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和持非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然後，他們被分開做遊戲，假設他們是木材公司的老闆，與其他公司競標開採200公頃的國家森林。每個人最多競標每年砍伐10公頃的森林，需要注意的是剩下的森林將以每年10%的速度再生。如果競標每年只砍伐少量的森林，那麼利潤就會很低；如果競標砍伐大面積的森林，利潤就會很高，但是森林面積將迅速削減。
毫無疑問的是，與非物質主義者相比，物質主義者會砍伐更大面積的森林，快速獲得利益，但付出的代價是森林面積銳減。他們一貫關注的是短期經濟獲益，而非長期保護。非物質主義者則希望獲得長期的高額利益，因為這樣森林會存在得更長久。27
在現實生活中，該實驗所證明的價值取向也同樣有所體現。與前一代相比，新一代不僅較少傾向於物質主義，而且更加支持環境管理工作。2009年，華盛頓一家智庫「美國進步中心」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75%的新一代支持取消化石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這一比例超過成年人。28幾年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更加引人注目，58%的18—29歲的年輕人表示，「即使面臨抑制經濟增長的風險」，美國的環境保護也應具有國家級優先權。29
這些實驗、研究和調查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啟示呢？第一，金錢不能購買幸福，貧窮帶來絕望，而增加的財富超過臨界點會帶來更多的絕望。第二，氾濫的物質主義不能讓人感到幸福，反而讓人們感到疏遠、恐懼、不信任和孤獨。
第三，正如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的那樣，人類最初的行為動機不是貪得無厭的物質享受，而是追求社會交往。在我們對物質需求的最小慾望得到滿足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和友誼才會使我們感到幸福。我們追求的是歸屬感，而非佔有和吞噬，這些結論使我們開始懷疑經濟學上的兩個重要假設：生活中我們最想要的是稀缺的東西，以及我們的慾望是無限的。實際上，我們最想要的東西不但不是稀缺的，反而是過剩的，那就是人與人之間彼此喜愛、接受和認同。即使經濟學家不太明白，廣告商也已經開始明白這一點。他們每年花費數千億美元廣告費呼籲更深層次的驅動力，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暗示人們能夠通過購買、儲藏和消費更多的物質載體獲得更大的滿足感，實際上，他們十分清楚，這些編造的慾望會使人們越發地偏離所要追求的社會團體。試想一下，如果廣告業突然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人類行為將如何快速地變化。對物質主義的迷戀將很快褪去，我們可以自由地呼吸，重新發現我們渴望的是人而不是物質。
但是，這樣的觀點又能如何呢？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人們幾乎隨時都能免費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這將使人類變得更加貪婪，他們將迅速消耗地球資源，甚至毀滅地球。但這是不可能的，導致過度消費的是稀缺性，而不是過剩。在一個所有人的物質需求都能得到滿足的社會，人們對「得不到」的恐懼將會消失。人們不再沉溺於貪得無厭的囤積和消費，也不會奪取別人的東西。另外，在一個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或多或少得到滿足的社會，基於物質地位的社會差距也將逐漸縮小。社會將不再只以「我的」和「你的」來區分。人們的價值也不再由他們所擁有的物質決定。
這並不是說過剩時代將帶領人類進入烏托邦的理想王國。沒有人會天真地相信人類本性的陰暗面會突然從我們的DNA中消失。這只是說，當過剩替代稀缺時，人的性格很可能不會再受無情的驅動，而不去過分地擔心明天將發生什麼。乍看之下，雖然過剩經濟替代稀缺經濟這一想法可能讓人聯想到地球上剩餘的資源將被過度消費，但實際上，出於上面提到的各種原因，這種做法很可能成為保證地球上的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唯一有效方法。
至少在這個由分佈協作的點對點網絡協調的新世界裡，部分新一代年輕人已經開始打破以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生活為特徵的物質主義綜合征。他們正在構建共享經濟，在這一經濟模型中，物質主義更少，可持續性更強，權宜之計更少，同情心更多。他們更多地活在全球範圍內，而不是局限於資本主義市場。在發達工業化經濟體中，新的共享社會思潮開始對年青一代的生態足跡產生一定的影響。
由物質主義向可持續發展的轉變開啟了一扇大門，使我們能夠大幅減少地球上富裕群體的生態足跡，釋放更多的地球資源，使世界上貧窮群體可以擺脫貧困，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並獲得幸福。這兩種力量能否通過合作，使整個人類能夠依靠地球的生態利益而不是依靠可持續發展中的根本資源來生存，這還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我非常確定，此時會有很多讀者問，這樣做就夠了嗎？即使最富有的40%的人降低了他們的生態足跡，如果最貧窮的40%的人的數量增加，並且擴張了生態足跡，那麼富人生態足跡的降低將無濟於事。我同意這個觀點。如果我們要享受全球經濟過剩所帶來的勝利果實，不僅要降低富人的生態足跡，而且要削弱貧困人口增長的勢頭。
只要貧困家庭仍存在，即使提供安全套，並進行少生優生宣講，人口數量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眾所周知，在落後國家中，龐大的家族成員數量是確保勞動力意外身亡後家族仍有足夠勞動力補給的自然保障機制。婦女和兒童是這種勞動力補給的重要組成，尤其是當他們具備搜集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並可以為家族延續貢獻力量的時候。因此，他們怎麼會自願減少家族人數呢？
目前，暢通的電力供應是確保世界人口數量穩定的關鍵因素，這一觀點已被大眾廣泛接受。因此，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將建設全面覆蓋的電力供應列為聯合國經濟發展日程表上的重點任務之一。
20世紀，電的廣泛應用使歐美等國的婦女獲得解放。電的使用不但可以使繞著灶台轉的婦女脫離家庭瑣事，還可以使年輕人擁有足夠的時間接受教育，以改善自身的生活環境。當婦女日漸獨立並可以養家餬口時，她們的生活將更有保障，同時人口出生率也將大幅下降。如上文所講，如今，工業強國的出生率已經降低到了2.1（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即新生兒數量與其父母人口數量基本相當。在幾個世界大國中，人口數量已呈現快速減少的態勢。30
但是，全球仍有超過20%的人口居住在不通電地區，另有20%的人居住在限制性供電地區。這些地區所在的國家擁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口出生率。因此，UNIDO（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承諾，將協助地方機構加快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規劃和建設的步伐，以滿足15億貧困人口的用電需求。2011年，我參加了UNIDO總幹事、聯合國能源機構主席坎德·雲蓋拉（Kandeh Yumkella）博士組織召開的關於支持發展中國家展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國際會議。雲蓋拉表示：「我們相信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到來，我希望UNIDO的成員國可以認識到這一點，並且積極思考我們將以何種方式參與這次革命。」31我們的目標是，在2030年前實現全球性通電，這有助於促使窮人擺脫貧困並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隨著電力供應的逐漸普及，貧困國家人口數量的增速將逐步放緩，像發達國家一樣，其人口數量也將隨之減少。到21世紀中期，全球平均出生率將降低到2.1（每個家庭養育2.1個孩子），全球人口數量也將開始緩慢下降，全球人口數量可控制在50億以內，這是滿足自然環境承載能力和實現剩餘資源最優分配的最佳人口數量。
不可控因素
減少富人的生態足跡、幫助全球40%的窮人脫貧致富，以及穩定並減少人口數量，使人類依靠地球生態承載力的「利息」而非「本金」來生存，這一願景雖具有挑戰性，但並非不能實現。但是，兩個不可控因素將使上述工作變得複雜，使富饒地球的建立充滿荊棘。
第一個因素是工業導致的氣候變化正在損害生態系統，對人類及其他物種的生存環境造成危害。第二個因素則更有說服力，那就是在人類社會構建資源共享社會的網絡技術已經淪為網絡恐怖分子的武器，被用來損壞剛成規模的物聯網基礎設施。在可預見的未來，網絡恐怖主義甚至將毀滅性地破壞現代文明建設，危害數億人的生命安全。
正在變暖的星球
氣候學家表明，在過去的65萬年裡，全球大氣碳濃度一直維持在180—300ppm[2]，但是從工業時代開始，到2013年，全球大氣碳濃度已經從280ppm上升至400ppm。32而大氣中另外兩種溫室效應氣體甲烷和氮氧化物的含量也呈現相同的驟增態勢。33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上，歐盟表示，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望控制在450ppm以內。如果這一目標可以實現，全球氣溫上升值將可被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然而，2攝氏度的上升幅度足夠使地球上的氣候退回到數百萬年前的狀態，足以給生態系統和人類生命帶來毀滅性的後果。34
然而，歐盟的上述聲明並沒有得到重視。今天，碳基燃料的使用量仍在大幅度上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遠遠超過了預期。照此模式，到2100年年底，全球氣溫升高值將超過預期的2攝氏度，甚至將超過4.5攝氏度，這也是地球數百萬年以來的最高值。35（提醒讀者，解剖學證明，人類迄今為止僅在地球上生存了17.5萬年，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仍屬於一個年輕的物種。）
全球氣溫飆升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為氣溫的上升將從根本上改變地球上的水循環方式。地球是個藍色水星球。降水模式與地球生態環境多樣性是隨時間形成的，與時間有著直接聯繫。地球溫度每上升1攝氏度，大氣中的持水量就會增加7%。36水循環方式將隨之產生顛覆性的改變，降水量將增加，但是降水時長和頻率則會下降。這一推斷已在如今的地球生態循環系統中得以證實。比如，冬天的暴雪、春天越來越強烈的暴雨和洪水、夏天長時間的乾旱、頻發的火災和颶風（高達3—5級）、消融的雪山以及上升的海平面。
由於地球的生態系統無法在短時間內適應水循環系統的巨大改變，所以只能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甚至處於崩潰的邊緣。全球生態循環系統的不穩定性加劇，並且正一步步地將孕育了4.5億年生命的地球生物圈推向第六次大滅絕。在前5次生物大滅絕中，地球氣候均達到了一個臨界點，使生態系統陷入正反饋循環，最終導致地球上的生物多樣性迅速消失。大滅絕後，多樣性生態體系的恢復過程平均需要1 000萬年。生物學家預測，21世紀末，人類將目睹近50%的地球生物滅絕，而接踵而至的物種貧瘠期將持續數百萬年。37
美國航空航天局戈達德太空研究所前主任、美國政府的首席氣候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預測，到22世紀初，全球氣溫將上升6攝氏度，而人類文明也將由此終結。漢森提出，人類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將大氣中的碳含量從385ppm降低到350ppm以下。但目前為止，無論歐盟還是各國政府，任何組織都未開展此項工作。38
因此，氣候環境和水循環系統的變化對農業生產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影響成為不可控因素之一。近年頻發的洪水和乾旱等自然災害使全球耕地嚴重受損。「海燕」是有史以來破壞力最強的颱風之一，2013年11月，正值水稻種植期，「海燕」在菲律賓數百萬公頃的耕地上肆虐，造成該國當年水稻產量銳減。此前一個月，氣旋性風暴「費林」以同樣強的破壞力襲擊了印度，僅奧裡薩邦和比哈爾兩地的糧食損失就高達450億美元。39 2013年6月，中歐地區的強暴雨引發洪水，大水漫過堤岸，淹沒了大片耕地。在德國多瑙河、因河和伊爾茨河交匯處的帕紹市內，洪水水面高達42.3英尺，這也是該地區自1501年以來的最高值。40從法蘭克福機場到歷史名城魏瑪的一路上，我目睹了災後景象：沿途的大片耕地被洪水淹沒。預計該次洪水直接造成中歐地區的農業經濟損失高達165億美元。41
來自德國基爾的亥姆霍茲海洋研究中心的氣候學家莫吉卜·拉蒂夫（Mojib Latif）警示說，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溫度上升和降水頻率增加，強破壞性颶風和洪水（如2002年和2013年歐洲所經歷的）將越來越常見。拉蒂夫注意到，具有超強破壞力的颶風和洪水「現在的爆發頻率是20世紀的兩倍。」42
在未來，日益嚴重的全球乾旱將造成糧食的大幅度減產。過去數年間，美國西部頻發的乾旱已經嚴重影響糧食產量。美國西部17個州的農業收入在全國占比為40%。因此，人們開始擔心，未來數十年，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全球最富饒的美國西部耕地很可能變為貧瘠的荒地。2012年，全球超過1.5萬個區縣（半數來自美國）遭受乾旱並被列為國家級重災區。上述農業地區的氣溫比多年來的平均值高出10—20攝氏度。2013年的最高氣溫達到40攝氏度，超過了大部分溫帶作物可承受的最高值10攝氏度。由於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失嚴重，美國西部地區不得不從其他地區調用水資源，而這又將進一步增加能耗。43 2011年，美國聯邦政府大氣研究中心的調查表明，氣候變化導致的乾旱對美國的破壞性比19世紀30年代氣候變化引起的沙塵暴的破壞性更為嚴重。44
氣候變化導致的乾旱將造成全球範圍的糧食減產。最近一份報告表明，21世紀中期，全球乾旱發生頻率將翻一番，到21世紀末，該數值將增加三倍。45
2009年，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公佈了氣候變化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所造成的嚴重危害，其實現狀比研究結果更為嚴峻，因為該項報告是在全球氣溫上升3攝氏度的基礎上進行的預測。到2050年，南亞將成為氣候變化的最大受難區，與2000年相比，小麥將減產50%，水稻將減產17%，玉米將減產6%。到2050年，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水稻將減產20%，大豆將減產13%，小麥將減產16%，玉米將減產4%。到2050年，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全球平均可用能源將驟減15%，可消耗穀物量將減少24%。在南亞地區，營養不良的嬰幼兒數量將達到5 900萬人，而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營養不良嬰幼兒數量將達到1 400萬人。46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陸地區（全球最貧窮的地區），農業對雨水的依賴性很強，氣候變化將使其面臨災難性的糧食減產。到2050年，水稻將減產14%，小麥將減產22%，玉米則將減產5%。預計到2050年，在這片幾乎人人營養不良的大陸上，人均可用能量將再降500卡路里，相當於每人減少21%的糧食攝入量。預計未來38年間，營養不良嬰幼兒數量將從3 300萬人上升至4 200萬人，而加入氣候變化影響因素後，該數值將升至5 200萬人。47
在中東和北非地區，氣候變化對農業影響不利的警鐘已經敲響。在未來40年裡，水稻將減產30%，玉米將減產47%，小麥將減產20%。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陸一樣，上述地區平均每人每天的能量攝取值將減少500卡路里，到2050年，營養不良嬰幼兒數量將達到200萬。4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情況稍好，水稻將減產6.4%，玉米將減產3%，大豆將減產3%，小麥將減產6%。每人每天消耗的食物量將減少12%，能量攝取值將減少300卡路里。到2050年，營養不良嬰幼兒數量將達到640萬。49
氣候變化也將嚴重影響北半球工業強國的糧食產量。在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況下，到21世紀末，美國玉米和大豆將減產30%—46%，而在高二氧化碳排放的情況下，美國的玉米和大豆將減產63%—82%。現有理論研究表明，大氣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是糧食減產的直接誘因。超過80%的糧食（玉米和大豆）減產是災難性的，對於美國這個世界上主要的糧食出口國來說尤其如此。50
除非我們可以按照漢森和其他氣候學家推算的減緩氣候變化的預測值來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否則在20世紀乃至未來幾世紀，實現地球富饒多樣化和糧食充足的希望都是脫離人類生存實際的空想。
氣候變化也嚴重影響21世紀的社會基礎設施進程。由強颶風和超強風暴引起的高頻率、強破壞性洪水肆虐和江河氾濫對基礎設施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急需引起重視。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襲擊了新奧爾良和墨西哥灣，給當地基礎設施造成的損失達1 480億美元，造成1 833人死亡，摧毀房屋超過12.6萬幢，損壞民宅120萬幢。隨後的數周內，8個州斷電，影響了300多萬人，60多萬個家庭流離失所。51
2012年，颶風「桑迪」從美國東海岸登陸，摧毀了新澤西、紐約、新英國等地的多處重要基礎設施。雖然「桑迪」的破壞力比「卡特裡娜」稍弱，但被其損壞的城市建設仍需要數年才能完全修復。「桑迪」共造成851萬人遭遇斷電，30.5萬幢房屋損壞，紐約的公共交通幾乎陷入癱瘓。僅新澤西和紐約兩地的經濟損失就高達710億美元。52
電網、交通要道、通信系統、城市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都沒有承受地球水循環系統改變的能力，因此，全世界眾多地區的基礎設施都在遭受著損害。其中，能源基礎設施尤其脆弱。沿岸電站對颶風的抵抗力幾乎為零。2011年，日本東海岸的海嘯嚴重損壞了福島核電站，造成6個核反應堆中的4個被熔毀，核輻射蔓延全島，未來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內，半徑160平方千米的區域都將杳無人煙。53洪水也會損壞近海的石油鑽塔，造成洩漏和關停。同時，極端氣候還會損壞地下輸油管道。54
乾旱會使核電站冷卻水供應緊張。在法國，43%的淡水被用於冷卻核反應堆。因溫度過高，從反應堆流出的回流水將大量蒸發流失，加劇生態環境的乾旱，從而影響糧食產量。另外，氣候變化還會導致冷卻水溫度升高，而無法冷卻核反應堆，這時，核電站將被迫關停或管控運行。2009年夏，一股熱浪席捲法國，致使核反應堆冷卻水供應短缺，造成全國約1/3的核電站關停。55在歐盟，核電占總電力供應量的28%，在未來幾年內，氣候變化導致的升溫將嚴重損害歐盟的電力供應秩序。56
極端風暴同樣會損壞電力供應和運輸線路，導致頻繁的電力中斷，不斷刷新限電和斷電時間的紀錄。電力供應的問題也會侵蝕城市基礎設施的其他方面，如依靠電力運行的通信、水廠、抽水站、ICT（信息、通信和技術）產業和汽油站。
地球水循環系統引發的自然災害能夠損壞公路，導致公路貨運停運，從而造成經濟損失。受雨水侵蝕的鐵軌同樣會影響鐵路運輸。而受洪水影響最大的是地鐵。在颶風桑迪襲擊紐約時，城市所有的地下通道都被洪水淹沒，整個曼哈頓下城區成了一片澤國，造成地鐵線路大規模停運了數十天。57
極端大風會迫使機場關停，航班返航。洪水、乾旱和濃霧等自然災害也會迫使港口和內陸水運停運。
水利設施更易受到水循環系統改變的影響。降雨方式的改變可引發乾旱（減少水庫儲水量）等多種連鎖反應，降水量的變化會造成排水系統的回流或溢流。升高的平均水溫會對生物處理流程產生不利的影響，並且影響飲用水質量。58
美國每年的城市基礎設施花費超過3 000億美元。59未來幾十年，由於極端氣候災害對基礎設施的破壞，該數字將大幅增長。一些經濟學家甚至開始建議減少城市文明建設的投入，這會迫使人類進入未曾設想過的全新時代。
只要工業生產仍在不斷地向大氣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那麼強化現有的化石能源基礎設施來應對日益嚴峻的氣候災害貌似都是無用功。相信僅通過升級現有的、從碳基原料為基礎的工業生產模式就能夠抵抗破壞力不斷升級的自然災害，這是很愚蠢的行為。
改變以碳基原料為主的工業生產模式顯然應該是關鍵點。完善物聯網基礎設施是我們的希望，它可以用綠色能源替代碳基原料，以減緩氣候變化。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應是，怎樣快速推動物聯網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建設，爭取在大氣和水循環系統惡化到無可修復之前，最大限度地及時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網絡恐怖主義
在向可持續的過剩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另一個不可控因素就是網絡恐怖主義。全球各界政府組織都在呼籲社會大眾重視網路恐怖襲擊對城市基礎設施的破壞性，並指出網絡恐怖襲擊很可能致使關鍵社會運作服務功能癱瘓甚至失效，最終引發高科技大決戰，導致城市文明全面崩盤。
針對政府、商業組織和基礎設施的網絡恐怖襲擊數量不斷增長，其破壞能力也在不斷增強。黑客攻擊已經從以前的惡作劇行為升級為具有危害性的恐怖行為，帶來的大規模恐慌不亞於21世紀後期人們對核武器的恐懼。
軟件程序是網絡恐怖主義襲擊網絡和現實空間的主要工具。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將網絡恐怖主義定義為「通過計算機網絡破壞國家重要基礎設施（能源、交通、政府職能部門）或脅迫政府和人民的行為」。60
2013年3月，美國運通卡用戶在登錄個人頁面時，網頁黑屏癱瘓兩個多小時。此次運通的恐怖襲擊只是眾多精心佈局的恐怖襲擊事件之一。6個月前，大規模網絡恐怖事件集中爆發，在短時間內對美國銀行、摩根大通和富國銀行等世界頂級金融機構造成了嚴重破壞。一個自稱「伊茲丁·哈桑網絡戰士」的黑客組織聲明對運通網絡恐怖襲擊負責，並表明恐怖襲擊原因是不滿YouTube上的反伊斯蘭教視頻。該組織被懷疑是伊朗政府的一個幌子。同樣，受報復心理驅動，美國和以色列的黑客成功侵入並破壞了數個伊朗核濃縮工廠。為了報復上述行為，伊朗宣佈成立由國家管理的網絡公司，名為「網絡軍隊」。61
此外，網絡恐怖襲擊還催生了一大批網絡安全產業。摩根士丹利調查報告顯示，全球網絡安全市場產值有望從2012年的611億美元上升到2030年的1 000億美元。62
而各國政府最擔心的就是針對國家電網的網絡恐怖襲擊。美國的一份政府調查報告顯示：
電力是維持其他重要基礎設施正常運行的基石，如供水和配水、食物、能源、交通、通信、金融交易、應急服務、政府服務，以及其他支撐國家經濟和公益活動的基礎設施。63
如果網絡恐怖分子成功襲擊電網核心部件，那麼在接下來的數月甚至更長時間內，國家都將無電可用。如果沒有電，那麼現代社會中，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都將暫停，如供水系統、天然氣管道、污水處理系統、交通運輸系統、供熱和照明系統。研究表明，持續數周的斷電期將使社會陷入混亂。屆時，數百萬人將死於食物、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政府機構紛紛癱瘓，就連軍隊也束手無策；倖存的人不得不逃到郊外，以竭力維持缺衣少糧的生活；人類社會將倒退回前工業化時代。
該報告總結道：「一旦出現長時間的電力斷供……後果將不堪設想，大多數居住在城市和郊區的人將因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而死去。」64
脆弱的電網
由於國家電網的變壓器大多與海外電網相連，並負責啟動大規模高壓電傳輸過程和終端降壓，所以如果國家電網的2 000多個變壓器同時受到黑客攻擊，那麼後果一定不堪設想。65
完成2 000個變電器的生產、運輸和安裝共需要一年多時間，並且是在假設只有美國電網受到黑客攻擊而歐洲及其他地區變電站正常運行的情形下。試問，美國政府和商業服務活動怎麼可能在一年的斷電期內正常運行呢？毫無疑問，對美國來講，斷電期將是漫長的一年。
2012年6月，一些美國知名的安全學專家，包括前國土安全部部長邁克爾·切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和前國家安全局局長邁克爾·海登（Michael Hayden）將軍都向參議院發出通過網絡安全法案的呼籲，以保護美國脆弱的城市基礎設施。他們指出，「9·11」事件本來是可以通過現有的智能科技避免的，他們還警示道：「我們不想看到網絡『9·11』事件的發生」。最後，他們用一句話警示結尾：「現在的問題不是網絡『9·11』事件是否會發生，而是什麼時候發生。」66
2012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在向國家電網遞交的關於潛在網絡恐怖襲擊的報告中特別提到了變電器系統的脆弱性。2012年3月，為了確保電網體系中的變電器應對網絡恐怖襲擊的快速反應能力，科學家們進行了應急演習，以測試從聖路易斯到休斯敦快速運送並安裝三台變電器的能力。67美國電力研究協會的理查德·J. 洛丹（Richard J. Lordan）表示，國家電力部門已經開始考慮為了確保國家能夠在全國範圍的網絡恐怖襲擊後快速恢復電力系統的正常運作，需要提前儲備多少台變電器，以及怎樣確保這些變電器被及時、準確地運往受災區並正常工作。68
雖然國會、美國電力研究協會、美國國家科學院、政府職能部門以及私人組織都開始高度關注網絡恐怖襲擊的危害性，但是他們的參與積極性仍然不高，仍然存在某種僥倖心理，還在堅持舊有的電力傳輸模式，即集中發電廠通過化石燃料和核能發電，將電力整合，然後再通過集中發電廠，由電力傳輸線運往用電終端。如果這種高度集中的智能電網被普遍採用，電網的防禦性將進一步降低。
不幸的是，由於堅持採用現有的高度集中智能電網，美國早已成為網絡恐怖主義的囊中之物。相比之下，歐盟和其他國家政府則推行分散的智能網，也稱能源網。這可以有效控制潛在網絡襲擊的威脅，並減弱大規模網絡襲擊造成的破壞。即使國家電網的變電器起火失效，但只要國家各個地區的能源網仍能正常工作，地方相關部門就可以通過能源網繼續為其附近單位和接入能源網的單位供電，以滿足各單位的電力照明以及社會正常運行的電力需求。
有趣的是，對美國通信互聯網防禦性的擔憂推動或者部分推動了網絡系統的建立和完善。在20世紀60年代，蘭德公司的保羅·巴蘭（Paul Baran）和其他研究學者就已經開始研究怎樣能夠在核襲擊中保證國際通信互聯網的暢通。巴蘭和他的同事設想了一種主機分散網絡運作模式，移除了主控開關，以確保在核襲擊損毀部分國家通信網的情形下剩餘網絡仍能正常運作。這個想法的具體模式是將數據通過數個不同的路徑傳往目的地，這樣一來，任意一個局域傳輸網都可脫離主網獨立運作。國防部的高級研究計劃局構建了實驗性網絡，命名為「阿帕網」，它將重點大學的計算機連接起來，並最終構建成網絡。69
分散的能源網同樣可以起到防禦網絡恐怖襲擊的功能。問題是，美國、歐洲以及其他地區的局域能源網（太陽能、風能等）都被迫接入了主電網，並被強制將電力傳入主電網。當主電網關停，局域能源網也將關停，其潛在的防禦性能也就隨之消失。這樣的安排有助於產能方和用能方控制電力在能源網中的流向。因此，相關部門擔心，隨著動態定價機制的推行（將提醒用戶電價的實時波動），小型發電廠會在電價上升時將電網接入主電網，電價下降時又將自行與主電網脫離。
這種電網模式的缺點在颶風「桑迪」的重建工作中突顯。當長島和新澤西沿岸城鎮的電力緊缺時，許多家庭和單位的屋頂太陽能電池板都不能使用。居住在紐約皇后區的艾德·安東尼奧（Ed Antonio）為自家安裝了價值7萬美元的、由42個太陽能電池板帶動的太陽能供電系統，但該系統也無法使用。該地區相似的綠色能源發電系統都遭此窘境。像安東尼奧這樣的家庭「都是通過其屋頂太陽能發電，通過換流器將電力接入家用電力系統，剩餘的電力則賣給國家電網」。70但是，一旦電路中斷，關停的換流器將阻止電力從主網流出，從而隔斷局域能源網用戶的供電電路。
現在，一種新的供電模式誕生，它可以確保在主網供電線路中斷的情況下，局域小型供電廠仍能正常運行。這種模式就是可獨立安裝的配電板和智能換流器，確保電力可以由主電網傳回家庭，為家用設備、照明設備、取暖設備甚至電動汽車供電。
美國軍方一直領銜局域微電網的研發和應用。為了防止出現大規模停電形成的軍事防禦缺口，國防部和能源部合力斥資3 000萬美元，啟動SPIDERS（「面向能源可靠性和安全性的智能能源基礎設施示範」）項目。該項目將綠色微電網安裝在三個軍事設施中，分別是夏威夷霍蘭·史密斯營海軍陸戰隊基地、科羅拉多州的卡爾松堡和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聯合基地。在國家主電網癱瘓時，SPIDERS項目可以通過微電網發電，滿足所有軍事設施的用電需求。71
隨著全球變暖對農業和城市基礎設施影響的日益嚴峻，物聯網已經成為避免人類滅絕的唯一工具，並可使人類社會不再依賴碳基資源。物聯網的建設進程一直在和溫室效應對地球生態環境的災難性破壞進程賽跑。同樣，高智能網絡恐怖襲擊的威脅性增強速度也在和分散電力供應模式的建設速度賽跑。現在的問題是，區域能源網的建設進程能否快速聯網運行，並在需要時使上億個局域微電網的發電機脫離主電網單獨運行，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有效地抵禦針對國家電力傳輸系統的網絡恐怖襲擊。
氣候變化和網絡恐怖主義這兩個不可控因素嚴重威脅人類生存安全，但同時也為人類渡過危機、建立更和諧穩定的「碳後時代」提供了機遇性挑戰。但是，要想化危機為挑戰，需要更可行的經濟規劃。我們擁有傑出的方案構架和完善的技術方法，但是如果人類觀念沒有根本轉變，這些努力都將是無用功。因此，我們需要拋開舊有的狹隘觀念，開始將人類看作共同生活在地球村的大家庭。這也是實現人類生存繁衍所必須採取的新生活模式。
[1] 1公頃=10 000平方米。——編者注
[2] ppm，Parts Per Million的縮寫，代表百萬分之一，是溶質濃度的一種表示方法。——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