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在的地區能成為世界上最智能的地方嗎？
我們已經邁入了新的時代。在這個新時代裡，各種影響因素都在發揮作用：智力共享，智能製造，思考與生產聯動，智帶的崛起，廉價勞動力優勢的式微。然而，這個新時代仍只是在各地零星出現，在舊時代的大背景下努力出頭，它面對的是舊時代遺留下來的體系、慣例、組織機構、技術和態度。和此前的轉型時刻一樣，新時代的到來，既沒有規劃過宏偉的藍圖，也未曾經過全球統一的行動。那麼，它又是如何出現的？新趨勢先是逐步發展演變，隨後突然出現，繼而在推動之下向前發展。
不過，智帶之旅中真正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即便美國聯邦一級的計劃或整個歐洲（或歐洲多國）範圍內的行動有時會陷入困頓，在地方和區域層面，要行動起來的想法和意願卻從未間斷過。人們最終找到了方法，足以打破僵局、擺脫銹帶盛行的消極思想。有遠見、有擔當的聯絡者將機構、政府、企業聚攏到了一起，共襄大事。
為現實所迫是智帶現象興起的主要原因。人們想要工作，想要收入，想要權能，然而技術太複雜，資源又不足，他們迫於無奈，只能拋開分歧，越過組織壁壘，接觸不熟悉的同事，為的是能合作開展研究，共享知識，攜手創造產品，推進各項創新事業。這種為求創新而開展的智力共享貫穿整個生態系統，涉及各個參與者，而借由智力共享取得的創新又不同於近來熱議的那種創新，即蘋果、谷歌、亞馬遜等標誌性科技巨頭的創新方式。這些公司已經握有人才和資源，足以構建企業內部的創新原動力。它們既不必因經濟停滯而憂心忡忡，也不必受制於眼前荒廢的生產設備、薄弱的基礎設施。它們缺的東西自己都能得到，無須敞開門戶，共享知識，吐露秘密，做出讓步，達成雙贏。事實上，它們仍繼續著「寂寞英雄」式的運營模式。它們既有實力，又有影響力。這些公司可能會形成合夥人關係，忠於彼此，但它們仍以自己為中心，凡事自己說了算。
雖然我們有崇拜寂寞英雄的傾向，但這種模式有其局限和弊端。寂寞英雄式的機構斂盡權勢，打壓造成威脅的外部創新，限制合作夥伴的活動範圍，日益驕傲自滿，以至店大欺客。智帶可能不像寂寞英雄一樣，有井井有條的流程、光鮮的形象，但它們有一樣大（甚至更大）的潛力，它們也可以取得突破，創造顛覆性的技術和產品，與任何一位寂寞英雄相比都毫不遜色。
然而，要想充分發揮智帶的潛力，喚醒諸位酣睡中的美人，拓展、利用各創新中心已率先採用的智力共享模式，我們就要先考慮解決眾多舊時遺留下來的體系和慣例，或改之，或除之，抑或完善之。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認當今的創新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現在的創新幾乎都是在地方層面上取得的，在那些不斷擴張的智帶裡，學術界和企業界正在共享智力資源，努力工作，以創造、設計出有助於解決21世紀挑戰的智能產品。但是，利用基礎研究經費、挑戰基金資助持續性創新的國家級（就歐洲而言應為歐盟級）智帶計劃仍然大有裨益，這些計劃強調的是交叉領域的科技、團隊和合作、實體基礎設施和數字基礎設施的現代化。無論是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和歐盟發起的各個項目，還是中國和韓國提出的各項創新政策，所有這些自上而下的創新扶持計劃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國家政府的創新扶持不應再陷入意識形態之爭。再者，還需要重新考慮教育和培訓項目的目標。應該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有望成為智帶的地區。組織設計、領導力、文化心態、文化設定也需要與時俱進。此外，還有一點尤為重要，我們必須找到更好的方法來衡量、評價合作活動的表現，例如智力共享活動（即使還處於早期階段）。以下是我們關於這些問題的一點想法，包括現在的情況如何以及怎樣去改變。
創新政策和指導方針
每個國家都應該有一個共同框架和諸多政策來激勵、扶持智帶的創新，這個想法實在算不得激進。相反，幾乎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套創新的目標和指導方針，但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例外：美國。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的政治家和商界領袖似乎很排斥國家創新政策這一概念？或許是因為，在硅谷這樣的地方，沒有國家政策，事情似乎也都進展得相當不錯。在這些地方，有些項目，沒有政府的資助根本開展不起來，但這些項目取得成果時，那裡的企業家和研究員會毫不遲疑地將成果歸到自己身上。又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政策有時會和產業政策混淆。產業政策關注的是特定的行業或經濟部門，往往被視為政府對私營企業的一種干預形式。但創新政策的目標既不是監管，也不是干預，而是鼓勵創新、促進創新、扶持創新。
批評者喜歡歷數政府之失，譬如扶持太陽能電池製造商索林佐（Solyndra），但政府資助創新的成功案例要比失敗案例多得多。不過，即便沒有十分明確的國家政策，美國政府這些年來還是實施了多項舉措，以期推動各個領域的發展和創新。其涉及的領域多種多樣、舉足輕重，包括晶體管、激光、互聯網和搜索引擎、噴氣推進、太空探索、無人機、石油和天然氣水平井鑽井、新材料、機器人、無人駕駛汽車等。
過去的10年（左右）裡，美國聯邦政府的創新關注點越來越集中。早在2006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就開始發出警告，可能要削減基礎研發經費。2012先進製造業總統特別工作小組強調，有必要建造製造業研究所（奧巴馬政府最終將其付諸實施，2012年在俄亥俄州揚斯敦建起了第一所研究所，專攻3D打印技術；之後又於2014年在芝加哥建起了第二所研究所，專攻數字製造和數字設計）。然而，當國會還在就政策問題猶疑不決、爭論不休的時候，各位州長、市長已經找到了方法，自己動手，扶持本州、本市的創新計劃，開展跨政黨合作。畢竟智力共享是一項兼容並包的超黨派活動。
不過，總統特別委員會和聯邦政府及各國家機關（歐盟委員會）的智庫已經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我們認為，沿著建議中的路線採取一系列措施將進一步支持、促進創新活動。我們尤其建議：
● 制定指導方針，明確最佳實踐，為想要給智力共享生態系統營造有利環境的地區和區域助一臂之力。阿克倫、埃因霍溫、波特蘭、德累斯頓等地的實踐均為有益的借鑒。
● 提供激勵政策和獎勵措施，鼓勵那些採用跨學科合作方式創造科技產品和技術服務的團隊。瑞士蘇黎世的生命科學產業就很有說服力。一個辦法是鼓勵從智力共享機構購買某些產品和服務。
● 鼓勵、推動以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為典範的公私合作關係。
● 資助開放式創新平台。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的開放式創新館和埃因霍溫的霍爾斯特研究所都是很好的例子。
● 通過修改稅法和制定新指導方針，使教育機構成為（規避）反壟斷調查的保護傘。這種做法與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的納米技術中心或阿克倫模式頗為相似。
● 為改造銹帶地區及其生產設施、基礎設施提供資金支持、專業知識和激勵政策，將其轉變為21世紀創新區。北卡羅來納州在振興舊香煙廠、興建三角研究園的過程中正是採取了這些辦法。
● 移除法規障礙。有些法規會妨礙無人駕駛汽車等創新技術的測試和應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內華達、佛羅里達，歐洲的瑞士和德國等國家和地區堪為表率。
● 通過法律法規和激勵政策，鼓勵使用新技術和新產品。例如，政府交易中接受智能手機支付方式，建立電動汽車充電站獎勵機制。
● 以獎勵和表彰的方式認可智帶、智力共享和智能製造。例如，創業訓練營（Startbootcamp）在五座歐洲城市和以色列發起了一項針對年輕創業者的項目。
衡量效率、生產率和創造力的新標準
我們堅信，科技將進一步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但過去的十多年裡，生產率統計數據一直十分慘淡。我還沒聽說過科技的普及和生產率相關數據這兩方面有一致的時候，但我們必須想辦法做到。
——2015年2月，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漢密爾頓項目（Hamilton Project）「工作的未來」主題會議上的發言
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發現，決策者賴以評估經濟狀況和經濟效益的統計數據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他並不是唯一一個意識到這點的人。在我們問及此事時，布魯金斯學會學者、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馬丁·貝利（Martin Bailey）和委員會現主席賈森·弗曼（Jason Furman）也表達了相似的憂慮。同樣有此擔憂的還有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萊爾·佈雷納德（Lael Brainard）。他們一致認為，我們目前尚沒有工具來有效地衡量我們在效率和生產率方面表現如何，遑論瞭解創新、創造力及經濟活動其他重要方面的工作情況。歐洲的研究人員長期以來一直在抱怨，各機構（如荷蘭中央規劃局）所用的模型遺漏了一些重要內容，但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不要多管閒事」。歐盟委員會已經在這個問題上邁出了第一步，它聘用了一批頂尖的經濟學家來審查當前的評價方法，請他們提出改良建議。這項工作需要展開大型研究，可能需要兩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1
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是僅憑著一點指標瞎干一氣，甚至是連正確指標都沒有就蠻幹一氣。然而，很難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承認確實存在問題，但大家還是毫無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感。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曾有一番著名的戲謔之詞：「計算機時代的蹤影處處可見，唯獨生產率統計數據中看不見。」2那時是1987年，智能手機和應用程序還遠未出現。如今，智能手機連同谷歌搜索、維基百科、谷歌地圖等應用程序為人們節省了大量時間，大大提高了生產率。我們擁有能在任何地方聯繫到任何人（連接到任何東西）的設備；我們可以遠程訪問巨大的知識庫，實現訪問幾乎只需一瞬間；從一點到另一點，我們可以用導航指路，完全不會迷路，也不用浪費時間反覆看地圖。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大型製藥企業，機器人不分晝夜地工作，只用幾天時間就可以完成新復方藥物複雜的測試工作，而人類實驗室技術員完成這些測試要花10年甚至更長時間。用機器人不僅節省了時間和金錢，還可以發掘各種潛在價值。正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對我們說的：「一次試驗一種潛在的藥物，那可真是千頭萬緒。」3
關於所有這些技術和工具是否幫助我們革命性地提高了生產率的說法可謂眾說紛紜，沒有定論。然而，索洛的同事、麻省理工學院的埃裡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等人很疑惑為什麼生產率統計數據不支持這一說法。或許從引入技術到提高生產率之間有時間延遲？有沒有可能是計算機和信息技術造成的麻煩太大，結果損益相抵？會不會是成功者和失敗者數量相當，所以沒有淨收益？又或者說，實際上是有收益的，只是我們目前的測量方法不到位、太落後甚至徹底無用？哪種解釋最糟糕？假如我們的指標沒把發達經濟體中最有活力、最具競爭力的部分考慮進去，會有怎樣的結果？
我們認為，我們有必要也有能力開發出一套新的指標，並且此事已是迫在眉睫。有了更強大的計算能力和新的數據分析方法，我們應該能直接捕捉到創新和智能產品對生產率的決定性影響，而不是用現在的方法，像計算盈餘一樣測量它們的影響。
計算機能力的大幅增長和邊際生產率的提高並不成正比，因此，生產率悖論（productivity paradox）通常被定義為「在國家層面，信息技術投入和產出的測量數據之間的差異」。我們要更進一步，將其稱為「甜甜圈上缺失的洞」。就像變魔術一樣，創新活動的生產率或效率越高，它在GDP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這樣的統計數據中體現的就越小，而這兩個指數恰恰是決策者和企業高管每天要用的重要數據。事實上，在傳統的宏觀經濟統計中，效率低下的得褒獎，效率高、有創造力的倒要受懲罰。為什麼會這樣？醫療保健、教育等產業的價格上漲過度，以至於在總體中佔有較大的比重。創新經濟則恰恰相反，無論信息技術還是智能製造，這些產業的價格都在持續下降。
這個謎題要留待以後的某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去解決。但我們衡量創新的生產率的方式確實有些奇怪：售價奇高的新藥能在GDP或通脹統計數據中凸顯出來，而谷歌搜索、谷歌地圖這種每天都要用到的免費服務卻僅僅因為不用花一分錢，就不算在消費支出之內。
讓我們更深入地探討下這個問題。如果消費者買了一把椅子、一杯咖啡、一瓶阿司匹林或者一張戲票，那麼這筆交易是要計入GDP的，因為每樣東西都是明碼標價的。但當他們在互聯網上用谷歌搜索時情況又如何呢？谷歌搜索是免費的，因此不算數。但是你寫報告、找餐館、查菜譜時能不用搜索引擎嗎？對大多數人來說，搜索引擎難道不比一本書、一份報紙、一張戲票甚至一張新沙發更有價值嗎？
我們提到「殘」值（「residual」value）時，聽起來很像一種附綴（就像啤酒或卡布奇諾的泡沫）。這種成分很難測量，但它卻包羅萬象，涵蓋勞動力資源和機械設備的品質提升、新發明、更好的材料、減少浪費、搶先維修以及各種類型的新發現。創新實際上是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通常比（新投資帶來的）資本和增加勞動力資源更為重要。因此，是否有創新，有多少創新，我們怎樣驅動創新，這些問題事關重大。
通貨膨脹又是怎麼回事？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即勞倫斯·薩默斯）舉過一個極好的例子。他以1983年為基準，將基準值設為100。現在醫療保健和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經漲到了600，而電視和電腦的成本卻跌到了6——相對價格降低了100倍。這兩組新價格能反映兩類「商品」對我們的價值嗎？薩默斯擔心，那些生產率最高的產業已經取得了成功，但正是它們的成功讓它們在整體經濟的統計數據中如此渺小，顯得它們真的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將來甚至還會更不重要。美國（國家）首席技術官阿尼什·喬普拉（Aneesh Chopra）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機遇。正如他所說：「截止目前，醫療保健、能源、教育等產業都還沒有充分利用互聯網，但我們現在看到，醫療領域出現了創新大爆炸。」4
這並不是第一次有新指標擺到決策者和企業高管們的案頭。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金錢星球》（Planet Money）節目曾報道過消費者信心指數發展的始末。由密歇根大學研究人員開發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早在1952年便已發佈，但耗費了數十年時間才成為「主流」經濟指標。這僅僅是因為它衡量的是情緒（人們的感覺如何），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人的情感衡量不了任何東西。5現在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是企業、市場和決策者的必備工具。
宏觀經濟生產率太過重要，不應是殘值。不僅如此，智力共享以及在各個領域（從農業到製造業和服務業）中融入新生產技術、新材料、新數據分析方法、新發現也在振興整個城市和地區的過程中發揮著愈發顯著的作用，同樣不應是殘值。正如數據分析方法和無線數據收集技術可以用於更精準地測量生產率，同儕分析也能夠提出有益的見解，為成熟智帶和新興智帶助力。
智帶生態系統的相關成就可以用定性的方式通過一組問題進行評估，這些問題涵蓋下列議題：
● 關注點/專門化
● 各層面的協作
● 本地大學吸引研究經費的能力
● 研究活動取得的企業資助
● 高校的專利授權活動
● 孵化器的成功記錄
● 創業公司和衍生公司的數量，以及這些公司三年後、五年後的存活率
● 從風投公司、天使投資人及其他資本來源吸引私人資助用於投資新發明的能力
● 整合本地供應鏈/價值鏈
● 教學醫院在激勵創新中的作用
● 在職培訓項目的規模、類型和效果
● 本地社區大學及其他高等教育培訓項目在安置本地區及其他地區工人方面取得的成效
● 將國外、州外知識工作者吸引進本地人才庫的能力
按照此表所列，在歐洲，埃因霍溫和德累斯頓得分很高；在美國，阿克倫的表現要優於其他地區。然而，在我們為參觀、研究過的智帶評分時，儘管大多數基本要素都已經列在表中了，但每個智帶又都有各自的長處和短處。例如，政府資助、授權收入和本地供應鏈發展等方面的差異尤其能說明問題。很顯然，在劍橋、波特蘭、明尼阿波利斯、奧盧這些主攻生命科學的地方，醫院有著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北歐智帶在半工半讀項目上得分很高，美國的同類項目往往也是以歐洲為模板的。
經濟生產率再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一張數據表，衡量著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勞動力和資本。在未來的數十年裡，以最有效的方式對人才、知識、想法、新技術進行創造性利用將同樣重要。從現在起，我們比較的不再是誰更便宜，而是誰更智能。
智帶的基礎設施和環境
正如創新需要一套新的衡量指標，創新中心也需要實體基礎設施。創新中心的基礎設施不同於傳統工業中心的工作場所和生態系統，甚至不同於20世紀模式的創新園區。如今，眾多有創造性思維的人喜歡市區勝過郊區，喜歡多姿多彩的城市遠勝無聊乏味的企業園區。他們青睞公共交通，偏愛騎行條件便利的城市，也樂於拼車。他們既希望能隨時隨地連上高速無線網，又追求價格合理的住房，還想輕鬆出入休閒娛樂場所，參與戶外活動。相比於超市，他們更願意在農貿市場購物；同樣，相比於超大型全國連鎖商場，他們更喜歡價格合理的當地精品專賣店。
這正是為什麼像阿克倫、隆德、馬爾默、波特蘭、蘇黎世這樣的銹帶城市能變為智帶。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毫無疑問，我們還可以把下列地方周邊的地區算進去：匹茲堡的卡內基–梅隆大學、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費城的德雷塞爾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等。其他的典型創新熱點地區還有韓國的首爾、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德國的柏林、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等。這些地方恰好提供了人們需要的東西，有廉價的設施、便利的城市區位，以及廢棄的倉庫和工廠區，可以改建為靈活、寬敞的工作和生活空間，人們可以在此相互接觸，開展各類活動。換言之，智力共享和智能製造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聯繫的，既包括數字聯繫，也包括實體聯繫。
在我們探訪過的智帶，我們看到了各州政府、各地方政府、各企業乃至個人如何為營造有助於智力共享的環境添磚加瓦。例如，在北卡羅來納州，州政府為舊香煙廠、舊倉庫和舊紡織廠的改造工程提供了超過10億美元的補貼。在荷蘭，跨國紡織企業麥克斯公司（Mexx）創始人拉坦·查達（Rattan Chadha）建造了一批名為「空間」（Spaces）的靈活辦公設施。查達有一個願景，那就是年輕人能把他們的筆記本電腦看成是自己的辦公地點。在「空間」裡，你可以按需要租一塊實體環境，這樣的實體環境或許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也有可能是整個一層樓。租金既可以按天付，也可以按月付。你還可以充分利用這裡共享的行政服務，接受指導，或在酒吧和其他人碰面。美國熱門的共享型工作空間包括紐約的「紐約城」（New York City）、波士頓的「工作吧」（Work Bar）、費城的「獨立者大廳」（Independents Hall）、西雅圖的「流浪者辦公室」（Office Nomads）、聖迭戈的「赫拉中心」（Hera Hub）。6
正如我們所見，大公司幾乎一直是智帶環境的重要參與者。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大公司挨著大學把設施建在市中心地區（如匹茲堡），一改數十年來選擇市郊和企業園區的傾向。當地政府正在鼓勵、歡迎人才流入，為此，它們修建了輕軌、自行車專用道等基礎設施，以滿足員工及家屬的需求。
數字環境是借由雲技術實現的，它對所有人開放，可以為小企業提供此前只有大企業才能承擔得起的服務和功能。亞馬遜牽頭聚集了一大批跨國電信公司和地方電信公司，共同提供存儲、分享、下載、備份服務。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的阿森納數字解決方案公司（Arsenal Digital Solutions）就是提供即用即付服務的典型代表。無力投巨資購置軟硬件的創業公司和小商戶現在也用上了和跨國公司一模一樣的數字管理工具。
以下方法可以進一步鼓勵各方建設環境和基礎設施，促進智力共享：
● 扶持智能製造設施建設項目。現在仍有一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工廠從定義來看，就必然是大體量、高污染的，是一位惹人厭的城市居民。然而，情況已經今非昔比。現在的工廠可以很小，很乾淨。對有創造性思維的人來說，工廠是適合工作的好地方；對整潔的城市環境來說，它是名副其實的貢獻者。希望通過高等教育培養技能的人還可以在此接受在職培訓。紐約州政府和紐約州立大學納米技術研究中心合作提出的「布法羅十億計劃」（Buffalo Billion）就不失為一個好例子，不過該計劃支持的最大項目——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太陽城公司（SolarCity）受到了其他城市的質疑和嫉妒。
● 更新、調整各州、各地方分區規劃規章制度，在此指導下開展工作區、居住區、休閒區的劃分工作。對如今的創新人才來說，理想的工作地點要有專業實驗設施、便利店、公共空間、綠化帶，以及多種住房選擇，這些設施要相距不遠，這樣才能創造出充滿活力、欣欣向榮、多姿多彩的環境，激勵創新活動。在波特蘭和蘇黎世，人們已經以不同的方式創造出了活力四射的新城區。
● 關注智力共享的發展。市領導在致力於開發廢棄、破敗的市區時，重點不該是一棟接一棟地蓋樓，而應該是鼓勵創新，創造多樣的生態系統。此舉事關重大，關係到如何配置、聯結城市的經濟資產（包括大學、醫院、研究型支柱企業、創業公司）。以德累斯頓和波特蘭為例，當地政府都非常注意保持各項生命科學活動靠近彼此。
● 構建創新區，迎合創新人才、創新實體的喜好。創新區應該在空間上設計緊湊，乘坐公共交通或拼車即可到達。區域內應有住房、工作場所、零售商店交錯分佈，還應有自行車道、公共空間、步行街、綠化帶點綴其間。7這樣的創新區正在各地開花，包括費城、波士頓、達勒姆、紐約的羅斯福島、聖路易斯的科塔克斯（Cortex）科技區等。
教育和培訓
「到2020年，美國將缺少500萬具備必要技術技能、能滿足用人單位要求的工人。」喬治敦大學教育與勞動力中心主任安東尼·卡內瓦萊（Anthony Carnevale）在就此問題開展廣泛研究後如是說。到2020年，美國所有就業崗位中，將有65%需要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8根據德勤咨詢公司（Deloitte）提供的數據，9 2011年美國製造業有60萬個職位空缺，到2025年，這一數字預計將達到200萬。因此，我們要做的不是繼續抱怨美國的失業問題，而是應該關注日益顯現的技術缺口和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對技術工人日益增長的需求。
簡單來說，美國存在技術缺口的一大原因在於大學。由於人們過分地強調上傳統四年制大學的必要性，有太多的年輕人浪費了自己的才華，沒有充分發揮自己賺錢的潛力。有一個問題是，只有54%的大學生能在六年內拿到學位，因此，年輕人浪費了時間，這些時間本可以更好地拿來工作或獲取實用技能。無論是大學在設計課程的時候，還是學生在選擇大學、選修課程的時候，都沒有注意應讓學生的能力和學業與今後就業市場需求的技術對接。更糟糕的是，學生常常要舉債支付學費，致使美國大學學費債務總額已達1.2萬億美元。
關於大學教育價值的傳統觀念需要接受質疑。接受四年制大學教育已經成為社會地位、知識水平的象徵，與此同時，在工廠裡度過職業生涯——曾長期被視為穩定、充實的工作——則讓人蒙羞。但是，正如哈佛大學的羅伯特·施瓦茨所說，「四年的高等教育曾是在勞動力市場取得成功的敲門磚，過去大多數美國中產階級都會買這筆賬，但現在這個說法再也站不住腳了。」10不僅如此，陶氏化學人力資源總監莉薩·斯卡格斯（Lisa Skaggs）這樣對我們說：「年輕人完全不瞭解製造業有多少有趣的工作。」11因此，家長和學生非常重視非製造業職業和四年制大學專業，尤其是那些鼓吹「知識經濟」的專業，他們認為進了這樣的專業就能保證他們在這些行業的職業生涯。他們不知道、不瞭解，或者不重視其他形式的教育和培訓。對許多年輕人來說，這些教育和培訓可能要有用得多，尤其是兩年制社區大學提供的課程。
社區大學
為了轉變學生和家長的看法，許多社區大學都在設計課程，力圖讓學生有更多、更好的教育選擇。旅途中，我們看到在許多智帶，社區大學都是智力共享生態系統重要的參與者。以哈得孫科技谷為例，新型智能製造活動的爆發創造了新的教育需求，也推動了教育的發展。
例如，我們探訪了TEC- SMART培訓項目中心（全稱為「半導體製造業和替代技術及可再生技術教育培訓中心」），地點就在格羅方德工廠大門外，屬於哈得孫河谷社區大學的一部分。12 TEC-SMART中心副主任彭妮·希爾（Penny Hill）帶我們參觀了這裡的設施。設施位於一棟LEED（環境與能源設計先鋒）白金級綠色建築內，能源供給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建築外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建築還利用了被動式太陽能設計。我們看到了一個班級的12名學生，都是格羅方德的新員工，他們參加的是為期一周的半工半讀課程，內容是公司的生產工藝。一位熱心的講師給我們講了這門課程的由來：一位工廠技術員在檢查空氣循環系統儀表時，看到壓力已經下降到了零。出於擔心，他更換了所有的儀表，然而這也無濟於事。後來有人意識到，之前壓力之所以停在零，是因為當時空氣循環系統被無意間關閉了。時間和金錢都浪費掉了。
格羅方德發現，許多新員工不具備在如此先進的工廠中工作所需的技術，也沒接受過相應培訓。許多人甚至缺乏基本的技能，譬如使用扳手等簡單的工具。然而，許多新僱員都有碩士文憑，其他人也都完成了正規的高中教育。現在，所有格羅方德的新員工，無論他們的教育程度如何，都要接受7周的培訓，其中包括兩周的製造課程。
除了為期兩周的格羅方德定向培訓項目，TEC-SMART還提供一系列的課程和項目。它為處於職業生涯中期的學生開設了為期兩年的半導體製造課程，為他們在格羅方德以及通用電氣、應用材料等其他企業工作做準備。哈得孫河谷社區大學與這些公司保持著合作，以確定它們的員工需要什麼樣的知識和技能，因此這裡的課程在不斷進行微調。該校還為附近鮑爾斯頓斯帕高中高二、高三的學生開設了一門課程。每週有五天，140位年輕人一早就跳上公交車前往TEC-SMART，在那裡，他們要學習自動化製造的基礎知識。這個項目以IBM在紐約布魯克林區設立的項目為藍本，將STEM學科的課堂知識與培養批判性思維和動手能力的暑期實習融為一體。
哈得孫河谷社區大學的主校區位於倫斯勒附近的特洛伊（Troy）。校內有一座最先進的科學中心，耗資3500萬美元。學校共有650名教職工和超過13 000名學生，其中半數學生在半工半讀。該校提供了70種不同的兩年制副學士學位課程和職業課程，以及各種工人再培訓項目，同時還為全職工作人員開設了遠程學習項目。許多企業會為員工接受教育支付學費。
戴維·拉金（David Larkin）是哈得孫河谷社區大學的一位講師，他在這裡教授先進製造課程已有20餘年。拉金擁有機械工程高級學位，在改行教書之前，他在製造業有過一段成功的職業生涯。他告訴我們，在很多年裡，學生對學習工具製造技術和機械技術提不起一點興趣，因為他們知道，做這種工作的工人都在下崗，也看不到未來。在哈得孫科技谷和其他智帶，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以致拉金的課程現在非常受歡迎。他表示，像他這樣的課程，美國現在大概有100個。他告訴我們：「這還遠遠不夠，現今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找不到能操作機器的人。能幹三樣活兒已經不夠用了，現在你得能幹三百樣活兒，還要樣樣精通。」13
拉金的課程很嚴格。一門實驗室課程通常每週要有12小時的課，與此相比，其他學科的課程只要3小時。學生要學習STEM專業的理論和冶金知識，還要掌握實際操作技能，例如如何塑造零件、安裝夾具、檢查和測試設備。這需要經常接觸價值上百萬美元的機器設備和工具，包括CAD/CAM（計算機輔助設計/計算機輔助製造）設備。
哈得孫河谷這樣的社區大學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取得資金來裝備它們的實驗室和車間，因為政府的資助並非時時都有。「我們需要一種新方法。」拉金說。解決之道就是智力共享。該校與一些企業形成了夥伴關係，這些企業為學校捐贈設備並負責對設備進行升級，還為本公司參加課程的工人和新員工支付學費。哈斯自動化公司（Haas Automation）是該校最大的捐助者之一，公司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是世界上最先進、自動化程度最高的機床生產商。哈斯自動化公司為該校提供了急需的機器設備，作為回報，學校按照公司的需求為其量身設計課程。我們訪問的那一年，參加拉金課程的33位學生全部在畢業前找到了工作，時薪18~25美元。此前的畢業生工作五年後的平均收入已超10萬美元。
格羅方德還在和其他幾所社區大學合作，包括斯克內克塔迪社區大學、富爾頓·蒙哥馬利社區大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阿迪朗達克社區大學。格羅方德與社區大學的合作已逐漸成為美國最大的專業培訓項目之一。格羅方德政府關係總監邁克·魯索（Mike Russo）表示，這是一種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的模式，可以讓人們更好地瞭解未來工作將如何演變。
半工半讀模式
我們還需要更多在哈得孫河谷見到的這種在職教育，在這方面，歐洲有很多東西值得美國借鑒。美國西門子人才引進高級總監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認為，美國的技術缺口可以更準確地描述為培訓缺口。德國西門子公司是世界級製造商，業務遍及美國，有上百個生產基地。西門子公司在這些地方生產著複雜的高品質產品，包括電子醫療設備和最先進的機車。布朗告訴我們：「在美國的所見讓我們很驚訝。」美國很少有半工半讀項目，僅有的培訓項目還面臨著削減經費。他說：「高校不來找我們，這讓我很震驚。」14
相比之下，西門子在德國有一個穩定的學徒項目，參與者達10 000人。為了為美國的工廠培訓更多的工人，西門子正著眼於半工半讀項目。西門子希望將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的工廠產能翻番，此時，公司選擇了與當地社區大學緊密合作，共同設計課程。現在，25名學徒正與1000名工廠正式員工一道工作。布朗表示：「我們才剛剛開始，但現在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西門子的老家德國有世界上最發達的職業培訓模式。據茨維克勒爾公司（Zwick Roell）首席執行官揚·斯特凡·勒爾（Jan Stefan Roell）介紹，德國的雙軌制半工半讀教育系統稱為「雙元制培訓」（duale Ausbildung），該系統被視為「德國製造業成功的秘訣」之一。15茨維克勒爾公司總部位於德國南部，是一家中等規模的家族企業，也是世界領先的精密測試設備製造商之一。勒爾告訴我們，他們為期三年的半工半讀學徒計劃已經夢想成真。茨維克勒爾公司與當地技校合作，聯合招生。2013年，有585人申請20個空缺職位，因此，公司有非常大的選擇空間。雖然學徒的薪水比標準工資少，但在三年學徒期間，茨維克勒爾要為培訓每位學徒投入5萬歐元，在此期間，學徒有30%的時間會用來上課，剩下的才是工作。
勒爾是公司一位創始人的孫子。他表示，必須要在更大的背景下考慮半工半讀項目，要從整個僱主與僱員關係的角度去看問題。要在工作環境中營造一種「家庭感」，確保工人願意留在公司，把生產率看得和長壽一樣重要，這一點非常重要。這種家庭氛圍有一個重要元素，那就是工人、工會、管理層互相尊重。我們在烏爾姆鎮（斯圖加特附近）參觀茨維克勒爾的工廠時，到處流露出這種互信和家庭感——乾淨整潔、井井有條的廠房，讓人垂涎欲滴的午餐，以及勒爾做事的方式。在餐廳排隊取餐時，他會認真地聽取工人們提出的問題，與他們聊天。
原弗勞恩霍夫製造技術和自動化研究所（斯圖加特）主任、斯圖加特大學教授恩格爾貝特·韋斯特坎博爾（Engelbert Westkamper）強調，在與企業密切合作、共同發展、扶持學徒項目方面，技校（僅在斯圖加特地區就有12所技校）扮演著重要角色。製造業在2008年的危機中遭受重創時，企業之所以能存活下來，是因為它們的決策是與工會共同做出的，工會覺得結果與自身息息相關。韋斯特坎博爾認識到，公司董事會與工會的關係在德美兩國間有很大差別。他認為，多年來，雙方合作「已建立了有效的信任」。16還有一個事例也可以證明半工半讀項目的成功，那就是年輕人喜歡接受製造技術培訓，因為製造技術受到高度重視。德國可能因此面臨技能過剩，這種情況未來幾年還會加劇。在以斯圖加特為首府的巴登–符騰堡州，現在約有22.5萬名三年工讀制學徒，其中有5~6萬人是製造業學徒，輟學率僅為10%，不能順利完成學業的約為5%，這意味著，整個系統正在產出大量合格的製造業技術工人。
全德國有160萬人註冊半工半讀項目（占適齡人群60%），上大學的人占35%。而在美國，16~24歲的人群中，上大學的人占40%，其中，四年制大學占60%，兩年制社區大學占40%。最後一組人群中，只有41%的人有錢接受全日制教育。這與德國形成鮮明對比，在德國，只有50萬人（不足2%）能接受高等非學歷職業培訓。17此外，與美國學生不同，德國學生和他們的家庭不必舉債支付雙軌制教育的學費。半工半讀項目年均費用為每人2.7萬歐元，其中90%由國家支付，剩下的10%由州政府承擔。企業每年要為每名學員投入2萬歐元，還會額外加上一些車間裡的開銷。培訓對學生來說是完全免費的。他們最初的薪水為每月800~1000歐元，隨後月薪可提升至高達3000歐元。
德國的工讀制對中型企業來說是一大福音，中型企業招錄的學徒也最多，因為它們發現，培訓可以讓學員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正式工作後，他們可以更快地上手。培訓還可以減少人們對工作的失望，在員工與企業之間締結起紐帶。
在其他歐洲北部國家，多年來，許多企業因為招生不足和削減成本，停掉了企業內部的培訓項目。但在過去的10年裡，許多國家級的項目紛紛啟動，招生情況也正在好轉。與此同時，自己沒有培訓項目的企業也開始與所在地區的技校合作，共同提供新型的職業培訓。它們希望以德國為模板，但隨後發現，德國的體系植根於自身獨特的傳統，不易複製。斯圖加特商會會長馬丁·弗拉德裡希（Martin Fradrich）對此深表認同：「當我們要解釋這套體系時，會發現這太複雜了，很多人好奇，它怎麼會運作得這麼好，甚至我們自己都會這麼想。」要想讓此類項目成功，你需要一種真正的公私合作夥伴，一個像商會這樣的機構，它靠近商界，但又不屬於政府的一部分。此外，你還需要和工會緊密合作。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這種項目不該有強制性——否則，依弗拉德裡希的觀點，「熱情會消失殆盡」。18
埃因霍溫的智港工業正在發展的正是此類項目。公司高度重視培訓中層管理人員的技術技能，採用的項目與我們在哈得孫科技谷的TEC-SMART看到的極為類似，例如實習和半工半讀課程。由於缺少實習項目，埃因霍溫地區的30家公司正致力於建立一所智港工業學院。學院的創建者（包括達夫、飛利浦以及它們的供應商）希望源源不斷地培訓出熟練的焊接工人、金工工人、機器製造工人。我們已經看到，若想智力共享活動看得見、摸得著，實體設施必不可少。為此，智港工業計劃在埃因霍溫市專門預留的一塊土地上興建智港工業園區。智港工業希望借助這樣的園區，營造出有利的環境，讓來自各家公司的員工在此毫無間隙地合作，利用共有的高科技設施。
他們的熱情沒有消失殆盡，反而在不斷高漲。
資金
創新往往與那些規模小、活力足的創業公司有關，它們有樂觀的風險投資家提供資金，有科技創業者負責管理，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創業不是百米衝刺，而是馬拉松。開發一項振奮人心的創新產品的過程，往往以政府的撥款為起點，此後要經過數年（乃至數十年）的時間，創業公司才能將基礎研究階段取得的知識或技術商業化，過了創業階段，產品開發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因此，只有當一系列資助者沿著產品理念開發之路全程順利「傳棒」後，智力共享才會起作用。再好的想法，沒有一路下來動輒數目驚人的投資，也無法最終踏進市場的大門。任何階段資金鏈斷裂都會導致創新活動以失敗告終。因此，研究人員必須有各種各樣的籌資渠道（渠道因手頭的任務而異）來配備所需設備，才能創造出足以改變世界的產品。目前，前沿基礎研究的大部分經費是由各國政府提供的，私企則是應用研究的主要資助者。小公司通常要依賴人脈（天使投資人、親戚朋友）來取得小額資助，直到它們提出的想法足以吸引較大的基金和投資者投資。
雖然現在有很多資金來源，也有大量資金可用於投資，但目前的流程並不完善，還有待改進。研究動輒就浪費掉數百萬美元的資金，原因無非資助者或投資者忽略了有價值的項目，為無價值的項目投了太多錢，對所資助的項目失去了興趣，（通過高層糟糕的戰略決策或用人決策）將項目引向了錯誤的方向，或在產品或技術尚未完全開發好的時候就決定止損。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資助者和投資者需要更深入地瞭解智力共享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美國，投資者過於迷戀寂寞英雄模式——天才創業者配上獨立自主的公司，棲居在標誌性的創新熱點地區——以至於他們很容易忽視某些有前景的項目，這些項目往往需要複雜的跨學科合作，又身處偏遠之地，例如我們途中走訪的那些智帶。
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1994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通過「數字圖書館計劃」為斯坦福大學提供了450萬美元的資助，該計劃旨在開發能在新興的萬維網上查找、整理信息的工具。這筆資助讓兩位年輕的研究生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拉裡·佩奇（Larry Page）開發出了一款搜索引擎。最終，兩人聯合創立了谷歌公司，這款搜索引擎也成為這家科技巨頭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石。19早期的政府資助還帶來了許多其他的突破，包括互聯網、噴氣發動機、核電、半導體和GPS。20這些實例說明，對於基礎研究的資助具有巨大的潛力，基礎研究是研發的第一步，也是一個最核心的部分（儘管很少有人談到）。
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稱：「基礎研究可以促進技術創新，對增進美國科技企業的活力、增加高技能就業崗位至關重要。」21基礎研究是要探究、解答一般性的科學問題，而不是要產出具體的成果，比如一種新藥或新材料。然而，由於回報不會立即顯現，也不能直接計算出來，基礎研究在私營部門的投資者那裡往往遇冷。因此，對基礎研究的資助大部分來自政府，大學和研究機構是主要的受益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非常有必要開發出新的評價指標來評價創新績效，這其中也包括用於衡量研究早期階段工作價值的評估指標。
在美國，提供基礎研究經費的不僅僅是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立衛生研究院，還有國防部（提供的基礎研究經費占總額一半以上）、國家航空航天局和能源部。美國用在基礎研究上的研發預算超過任何一個國家（高達750億美元），幾乎可以抵上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900億美元），遠超歐盟（400億美元）和日本（180億美元）。有趣的是，韓國花在基礎研究上的錢（110億美元）比中國（100億美元）還要多。22
歐洲沒有一家可以媲美美國的軍工綜合企業，歐盟也沒有形成一個整體，創新政策是在國家層面上推行的。但歐盟委員會正在努力彌合各國間的縫隙。歐盟「展望2020」計劃（Horizon 2020）始於2013年，旨在通過創新來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這是歐盟第一次根據科研資質來選擇受資助的項目，而不是像以往一樣，在各歐盟成員國之間平均分配研究經費。
雖然歐洲的創新活動分散於各地，不成系統，但它有一些強大的優勢連美國也難以望其項背。其中最重要的是，歐洲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起了巨大的公私實體網絡，包括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荷蘭應用科學研究組織（TNO）、瑞士聯邦材料科學和技術研究所（EMPA）等等。這些公私實體是構建智能製造世界的關鍵基石，因為在智能製造世界中，智力共享是重中之重。
我們在歐洲還看到了另一個喜人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國家撥款和國家補貼要求項目必須是跨學科的。例如，瑞士提出了旨在扶持系統生物學研究的「SystemsX.ch」計劃。23要進行這項研究，必須有各個學科的研究人員共同參與，例如生物學、物理學、化學、工程學、數學、計算機科學和醫學等。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科研網絡，在聯邦政府的組織下，它讓千餘名科學家得以高效地開展跨學科合作，科學家們形成了近400個研究小組，進行著約200個項目。
與基礎研究不同，應用研究——研發的第二階段，關注的是具體的產品、材料或藥物——獲得的資金大部分來自企業，特別是那些處於科研密集型行業的企業，如化工、製造和航空航天。2011年，美國在應用研究上的支出為820億美元，其中一半以上來自企業。24應用研究大多是由大學、醫院、企業研究實驗室和創業公司開展的，它們依賴私營部門的投資，因此企業資助和風險投資成為這一研發階段的關鍵，即便如此，政府仍然承擔著1/3以上的資金。
美國研發總支出中，約有20%用於基礎研究，20%用於應用研究，60%用於開發。研發費用的全球競爭日趨激烈，形勢令人極度擔憂，但「舊經濟體」仍然表現突出，25 2014年研發費用佔全球60%——其中，美國占31%（美國經濟總量佔全球16%，研發投入占比是經濟總量占比的近兩倍），歐盟占19%，日本占10%，中國占18%。26這種研究上的領先優勢促進了歐美兩地銹帶的再次崛起，但很顯然，兩地籌措資金的途徑截然不同。美國籌措研究經費的最大特點是創業、軍方和政府機構的有力支持、硅谷隨心所欲的方式、高校捐贈基金的投資、慈善捐贈、充裕的風險投資。美國的創業公司接受了全世界2/3以上的風險投資，而歐洲只佔14%。這使得美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佔有明顯優勢。27
對比之下，歐洲的優勢在於弗勞恩霍夫協會這樣的機構、歐盟對「未來工廠」（Factory of the Future）和「歐洲散裂中子源」（European Spallation Source）等長期項目的慷慨資助、科技園孵化器提供的一臂之力、對清潔能源項目的補貼等等。
兩地對創業公司的態度也存在差異，這點尤為引人注意。在美國，創業不僅讓民眾為之神往，更是創新的主要驅動力。在歐洲，人們仍然鄙視創業失敗者（不過情況正在逐漸改變），而美國的風險投資家卻將創業失敗的記錄看作榮譽勳章，是先前經驗的證明，在投資前，他們想要看到這樣的東西。在歐洲，中型企業頗受推崇，甚至是備受寵愛。
我們在斯圖加特見到了Grazia Equity公司（一家總部位於斯圖加特的風投公司）創始人亞歷克·勞申佈施（Alec Rauschenbusch），他的辦公室裝修現代，可以俯瞰整個城市。在那裡，他對我們說：「德國缺少的是創業文化。我們有非常豐富的汽車產業專業知識，特斯拉公司本可以在這兒創業的，但我們實在沒有合適的生態環境，讓那些年輕創業者在製造業一展拳腳。銀行不放貸，這兒沒有信用評級體系，也沒有足夠的風險投資資金。」28結果，年輕的工程師沒有去自主創業，而是去了那些為他們敞開大門的企業，其中不僅有中型企業，還有博世、戴姆勒、保時捷這樣的世界巨頭，或者IBM、惠普這種在歐洲的美國頂尖企業。對這些企業來說，企業內部的研發仍然是一種重要模式，年輕的工程師仍然嚮往在這種龐大而穩定的組織中工作。
風險投資
風險投資（VC）是投資於早期公司的金融資本，這些公司通常擁有尖端技術或前沿商業模式（因此風險投資高度集中於生命科學、信息技術等高科技產業），29作為交換，投資者可以獲取公司的股權。風投公司投資的企業創造了美國20%的營業收入。30沒有這些投資，許多知名企業根本無從談起，這些公司加起來，僱用了美國1/8以上的員工。無論是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臉譜、推特等標誌性的科技企業，還是波士頓科學、直視外科（Intuitive Surgical）、安進、基因泰克、健贊（Gemzyne）等生命科學產業的先驅，它們取得的巨大成功都要完全（至少部分）歸功於風險投資。
所有風險投資都有一個相同的目標——入股一家擁有顛覆性技術、高利潤空間、成熟管理團隊的年輕公司。風險投資有公私兩方面的資金來源。風險投資的私人資金來源有兩種，第一種是專門的風險投資公司，這些公司唯一的關注點就是將出資人的資源或公司管理的基金資源聚集起來，用於投資。風險投資公司進行的投資平均每筆約為400萬美元，31許多公司專注於特定的行業。美國約有1000家風險投資公司，大部分聚集在硅谷、波士頓–劍橋地區和紐約。32第二種私人資金來源是企業的風險投資部門，有風投部門的企業包括谷歌、英特爾、思科、微軟、高通等大型科技企業以及強生、美敦力、百健艾迪、葛蘭素史克（GSK）、羅氏等生命科學企業。過去的20年間，這些企業總計投資達610億美元，占風險投資資金總量的10%。33
風險投資的另一個來源是公共部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種鮮為人知的類型——由政府支持的資助機構，這些機構如今在美國極為重要。其中最為大膽、最具創新性、最重要的就是手握30億美元風投資金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這是美國國防部為應對「斯普特尼克」（Sputnik，蘇聯人造衛星）於1958年創建的部門。自成立起，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提供的資助、發起的競賽已在諸多關鍵技術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些技術包括互聯網、無人駕駛汽車、新一代機器人、各種新材料等等。美國能源部運作的能源高級研究計劃局（ARPA-E）更注重早期研究，而不是風險投資。
甚至連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也憑借In-Q-Tel公司涉足了風險投資領域。In-Q-Tel公司由中央情報局成立於1999年，是一家非營利性風險投資公司，多年來已投資了200家創業公司（每年投資6000萬美元），現在仍在投資約100家公司，公司總資產約2.19億美元。34雖然In-Q-Tel35側重於數據分析和網絡安全，但它在其他領域同樣有所建樹，其中最著名的是鎖眼公司（Keyhole）。鎖眼公司是一家創業公司，專門開發衛星地圖軟件，這款軟件即為現在的谷歌地球（谷歌公司於2004年收購了鎖眼公司）。甲骨文、IBM、洛克希德（Lockheed）等企業都收購過早期由In-Q-Tel資助的公司。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也不甘人後，於2006年出資7500萬美元合夥成立了紅色星球資本（Red Planet Capital）。這是一家風投公司，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國家航空航天局希望以此「吸引私營部門裡尚未與該機構有過業務往來的創新人才和投資者」。36
展望未來，所有此類機構都不得不適應風險投資模式，而這種模式近年來也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如今，借助孵化空間共享設備和服務在創業公司間得到了廣泛推廣，再加上利用3D打印機可以輕鬆實現快速低成本的原型製作，在這兩大因素共同作用下，最新一代「製造商」對資本的要求已經顯著降低。訪問北卡羅來納州三角研究園期間，曾多次創業的Intersouth Partners公司合夥人基普·弗雷（Kip Frey）為我們說明了現在的情況，他說道：「現在要試驗一個想法，不用500萬美元，只要5萬美元就夠。作為年輕的創業者，既然你不需要那麼多錢，身邊又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天使投資人，那麼你為什麼要把自己公司的大部分所有權讓給風投公司呢？」37
以收購促研究
雖然研究和開發關係密切（正因如此，人們通常將兩者並稱為「研發」），但成功的研究活動和成功的開發活動其實分別需要不同的資源和途徑。強生、美敦力及其他諸多生命科學企業已經認識到，開展創新性研究需要有奇思異想，願意承擔風險，就這點而言，毫無官僚主義的小型創業公司比等級森嚴的大企業更適合創新性研究。與此同時，開發重視的是流程，需要的是穩定的結構，長期、大量的資金支持，以及市場勢力，在這方面，大企業佔有極大優勢。因此，收購已經成為大企業的慣用手法，它們希望借此保持創新能力，我們探訪明尼阿波利斯時，已經瞭解過這樣的情況。
作為明尼阿波利斯醫療設備智帶的主力，美敦力公司極好地詮釋了研究如何從幽閉的企業孤島轉移至活力十足、銳意創新的創業公司。美敦力公司是醫療設備研究領域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公司每年用在研發上的費用達16億美元，占收入的9%，比例是一般美國公司的三倍還要多。美敦力公司收入的40%源自近三年內推出的新產品，對於這樣一家企業，創新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公司內部的研發項目聘請了12 000名工程師、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占公司員工總數的1/4。38
然而，為了解決公司內部研發產出低的問題，美敦力首席執行官奧馬爾·伊什拉克（Omar Ishrak）決定將研發工作的重點轉移到收購上，在此過程中，他辭退了上千名內部研究人員。一些批評者感歎企業內部的研究活動正逐漸消失，另一些人則認為，眾多生命科學企業進行的大宗收購案中，有些主要是出於稅務原因，但大部分人都承認，收購很有必要。明尼阿波利斯的風險投資家諾曼·丹恩對我們直言道：「大型企業往往動作緩慢，等級森嚴。研究人員不會因為錯失良機受罰，倒是會因為犯錯受罰。它們的研發機構已經成了做不了決策的孤島。」據丹恩所說，最優秀的研發工作「都是由一小群不受等級制度約束的研究人員完成的。他們可以迅速糾正錯誤，他們所處的文化環境也理解，研究中出錯是在所難免的」。39因此，雖然美敦力這樣的大公司組織大規模臨床試驗、構建支持系統等活動在產品開發任務中仍至關重要，但體制靈活、勇於創新的創業公司已經接過了下一代研究的火炬。
私人資金
創業者的首輪融資（5萬~25萬美元）通常來自親戚朋友、高校或早期創業者成立的種子基金、40「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IR）這樣的政府資助項目。一旦初期投資耗盡（可能很快就會發生），創業者就必須再去吸引外部投資者，投資者看中的創業公司通常要擁有獨一無二的產品、激動人心的成長故事、精明能幹的管理團隊。41風險投資公司也會堅持明確的退出策略，即要求公司在7年內結束對創業公司的參與。風投公司也需要對自己的投資人負責，這意味著，它們往往會遠離那些它們認為風險太大、收益太小、耗時太久的早期投資。
身為一名創業者，基普·弗雷認為，作為創業初期的資本來源，風險投資已經不太重要了，因為這種舊融資模式本身已經過時，不再適合智力共享和智能製造的世界。弗雷解釋道：「很少（風投公司）能在一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產業裡真正取得成功，就像唱片業和電影業一樣。」他觀察到，當80%的盈利來自大約5家公司時，大多數風險投資家很難打動自己有限的合夥人（捐贈基金和養老基金）。此外，地方企業家現在更加看重擁有國際人才網的國內企業，企盼著它們擴張業務的那一天。
創業公司的融資過程正在發生變化，三股力量正在加緊填補這一資金缺口：天使投資人、企業孵化器、眾籌。天使投資人是富有的個人，他們往往自己就是創業者。為其他人投資是為了一解心頭創業之癢。受天使投資人吸引的創業者越來越多，因為與風投公司提供的典型協議相比，天使投資人給他們的協議要靈活得多。2012年，美國天使投資總計230億美元，42歐洲為55億歐元。目前，美國有超過25萬名天使投資人，是歐洲的近10倍。43
孵化器為準備採取下一步行動的早期創業公司提供了實驗室和辦公地點，為它們營造了一座安全的避風港。這些籌備工作通常由各種地方或國家級項目負責，目的是要吸引年輕創業者。美國現有1400家企業孵化器，歐洲有1000家（其中半數位於德國），這些孵化器每年扶持約3萬家新公司。這兩種日益壯大的資金來源（天使投資人和孵化器）已經成為歐美兩地不可或缺的融資方式，占早期投資的1/4，44在後續幾輪投資中往往也佔有一席之地。
Kickstarter、Fundable、Indiegogo等眾籌網站是早期資本的最新來源，為人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讓普羅大眾也都能資助研發。有些人有有趣或奇特的想法，但缺少商業意識，沒有長期的發展策略，因而絕對無法獲得傳統的風險投資。眾籌可以讓這些人實現自己的夢想。例如，Form1靠著2000名支持者，為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研究人員籌集到了300萬美元，用來開發價格合理的家用3D服裝打印機。45總而言之，天使投資人、企業孵化器、眾籌在過去10年間迅速發展，大受歡迎，強化了民間資本在研發鏈中的關鍵作用。
推動創新的三點建議
因此，基於我們對世界各地智帶得失的研究和分析，針對如何營造適宜智力共享的金融環境，促進產品創新，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 即便預算緊張，政策制定者也應就基礎研究達成政治共識。不資助基礎研究屬於「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因為基礎研究可以大幅度地促進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例如，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在經濟活動中得到9美元的回報，46同時，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技術創新為每家衍生企業帶來了約100萬美元的收入。47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普遍擔心基礎研究開支會被削減，所幸，這種情況基本沒有出現，但威脅依然存在。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切實的成果，即能獲利的商業應用，如此急功近利，儼然還處於貝爾實驗室的時代。即便學校的課程已無間隙，無法發揮學習創新的作用，政治領導人、教育者和娛樂產業也應該共同努力，確保從高中開始就讓學生瞭解到，如果沒有基於基礎研究的創新，他們的日常生活將大為不同。
● 政府資助的項目應該從後續的盈利中獲益。政府在金融危機中挽救一家公司或為大學生提供貸款時，會提出很高的利率。既然如此，政府也應該從自己扶持的應用研究中取得經濟收益。政府為一些企業和創業公司撥了款，正是這筆資金將企業引向了成功，也正是這筆投資取得的利潤資助了未來的項目，但根據一些法律條文，政府只能在這些企業中做一個收益平平的合夥人。大型研究型大學的技術轉讓和技術授權項目已經從中汲取了教訓，政府也應如此。這些利潤可以留出來一部分，用於資助半工半讀的職業培訓項目。
● 風險投資家應該教會他們的投資者，要將眼光放長遠，從早期入手。目前，絕大部分風險資本投在了軟件、社交媒體和生命科學上，但需要創新的遠不止這些。這一行有一條真理，只有1/5的投資能取得良好的收益，但投資組合免於畸重畸輕可以讓大贏家少一些，讓更多表現還不錯的投資者湧現出來。身為一名投資經理，安東尼親睹了對新興市場進行廣泛、多樣的投資如何減緩了風險投資固有的不穩定性。風險投資家也應當明白這一點，進而讓自己的投資領域更加多樣。
匹配智力共享的組織和文化
我們重點研究的智帶都著重致力於解決當今複雜的技術挑戰。但這往往需要制定新的工作安排，來促成、落實智力共享活動必不可少的跨學科合作關係。此類工作安排可能會隨著項目進入不同階段逐步演變，並且同一個活動的參與各方往往有截然不同的組織結構，因此，靈活性是制定新工作安排的關鍵。
靈活固然必要，但對跨國企業來說，要做到這點並非易事，因為它們存在森嚴的等級制度和長期形成的工作關係。例如，通用公司首席執行官傑夫·伊梅爾特希望他的公司能以多功能團隊的形式開展工作，並與教育機構成為合作夥伴。但他的員工有很多是工會成員，伊梅爾特的行動可能會與工會的規章制度相齟齬。伊梅爾特無意與工會領導層爭鬥，而是試圖說服他們，讓他們相信，他的目標一直以來都是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而不是把舊的消滅掉。開設新工廠或締結夥伴關係創造了新的機會，於是，伊梅爾特趁此時機，希望在該降低工資標準的地方降低標準，在能放寬工作制度的時候放寬制度。通過運用常識、建立信任，伊梅爾特已經在美國策劃成了多筆交易，不僅創造了就業機會，還改變了人們對就業的看法。2014年，通用電氣試圖收購法國阿爾斯通公司（Alstom）的大部分資產，這是一筆備受爭議又充滿政治顧慮的交易，但他的方法在法國同樣取得了成功。
伊梅爾特意識到，創新不僅僅涉及工藝流程問題，社會和文化方面同樣重要。伊梅爾特現在成了領路人，還有其他首席執行官追隨著他的腳步，也在試圖創造新的組織結構，一種足以適應智力共享並能與工會達成妥協的組織結構。這一點在原銹帶地區尤為重要，因為在那裡，工會在大規模製造活動（如煉鋼和汽車製造）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面對高科技行業時，工會就沒那麼游刃有餘了。
歐洲的情況比較複雜，因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民主政府建立起了福利國家系統，而僱主和工會都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福利國家系統的承諾是，保證人們都會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然而對靈活性的需求讓這項承諾更加難以維繫。政策制定者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如何在與工人保持團結的同時，為企業和每一個員工提供更多的行動自由。數十年來，歐洲一直忙於思想意識上的討論，談論的是在最高層面應該如何組織社會，但現在，談話的內容更加務實，更偏重探討地方層面的問題。
在這方面，歐洲已經有了進展。金融危機過後，德國、荷蘭的關鍵成員（包括工會、僱主、政府）已經有意願並且有能力制定更靈活的工作安排，雖說有些情況下只是臨時性的。然而，歐洲的政策制定者們仍心存憂慮，他們擔心，對福利國家系統的任何改動都會讓歐洲接觸上「美國病」，這種病的症狀是巨大的收入差距和日益增長的貧困人口。但歐洲不會選擇什麼都不做。歐洲當局現在面臨的考驗是，一邊要構想出新形態的社會團結，一邊要以富有建設性的方式提高靈活性。
歐洲也好，美國也罷，它們都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摒棄傳統形式的製造業，向智能製造業邁進。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探討過的，這兩種製造方式看上去截然不同。
這些特徵遠遠超出了工藝流程和組織結構的問題：它們會影響文化規範和社會規範。對團隊合作、創造力、信息共享和跨學科關係——均由集中的市場焦點驅動——的重視將打亂傳統的等級制度和組織文化。但這些轉變可以順利進行，並且大學和醫院正處於這種轉變的最前沿。
正如我們討論過的，新型智力共享模式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於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現實的緊迫感。領導者亦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他們加速了這一進程，並使其更高效地發展。企業員工中專業人才的比例將前所未有地提高，領導者必須學會管理這樣的企業。這些專業人才極有主見，並且堅守自己的行事準則。他們更喜歡鼓舞人心的願景，而不是領導正式下達的命令。領導者必須認識到，創新和協作不能單靠財務目標來激勵或評估，還必須確定要征服的新市場和要創造的新產品，以此設立更遠大的目標。效率永遠是必要指標，但效果才是最需關注的。
領導者在好的時候——經濟強勁，產業不斷擴張，企業收益良好——比較容易嘗試不同的組織形式、接受新的思維方式。然而，一旦壓力增加，領導者往往會重新陷入舊習，維護自己的權力，挑撥其他人以確保自己的地位。身處艱難時期，領導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集結各種各樣能探索奇特想法、提出另類方法的個人和團體，集合他們的想法，利用智力共享，探索新的前進道路。如果領導者在艱難時期拒絕創造力和多學科合作，其結果可能是毀滅性的。但那些能通過智力共享成功應對困境（甚至生死攸關）的領導者將會進一步強化組織，讓組織可以更有力地面對下一次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