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旅程已經到達終點。一路走來，我們在歐美兩地到訪過許多冷門的地方，這些地方如今已由銹帶轉變為智帶。最初，這種現象讓我們感到驚訝，因為智帶的勃勃生機尚未顯現在統計數據中。正如我們在最後一章討論過的，這反映出我們的指標存在缺陷，必須予以糾正，好讓政策制定者有做出明智決策所需的工具。
旅程伊始，對於智帶問題，我們兩位作者各持己見。弗雷德看重的是借由密集的智力共享實現的新型創新過程，安東尼感興趣的則是如何利用新技術、怎樣創造智能新產品。最終，我們的看法匯成了一個共同觀點：智帶現象一方面將人們在新的過程（智力共享）中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將由信息技術、數據分析、無線通信構成的數字世界與舊的「造物」方式聯繫起來，創造出新技術和新產品（智能生產）。我們與數以百計的人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是他們啟迪了我們的思維，促使我們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那些不久前因落伍而見棄的經濟體事實上正在進入劇烈變革的新階段，全球競爭優勢正由廉價優勢轉變為智能優勢。
對於美國和歐洲來說，這意味著，許多曾經外包出去的活動將回歸本土。這是一個好消息。在廉價勞動力佔盡優勢數十年後，新的競爭優勢將基於截然不同的經濟和工業王牌。對各類智能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將要求在開發過程中進行智力共享，在生產過程中採用智能製造。製造業與其說是「回歸」，不如說是回爐再造。新的製造業將高度自動化，產品將按照定制規格進行小批量生產，生產地點會盡可能靠近客戶。隨著對智能產品需求的不斷增長，以及新工作方式和生產方式逐漸被採納，會有越來越多的智帶地區湧現出來。正如我們在引言中提到的，除了書中討論過的智帶，我們還看到了其他許多正在興起的智帶。
智帶的崛起和自動化的普及無疑會對當前的低成本製造業地區造成破壞性影響，尤其是中國。歐美兩地同樣會受到影響，有些人將因此獲得千載難逢的就業良機。這也把我們引向了一個熱門話題，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人們一遍又一遍地問我們：就業會有什麼變化？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早從工業革命開始，恐懼——有時近乎恐慌——就讓人們為就業前景擔憂。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目睹了數百萬製造業工作崗位消失，我們得知中國變成了世界製造業中心。隨後，2008年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機器人又為這場本已激烈的爭論添了一把火。人們要如何謀生？未來會有什麼樣的就業崗位？現在我們可能要問，智力共享和智能新經濟的影響能否超出1%的頂層人士，惠及中產階層；我們可能還要問，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問題是否會進一步加劇？
中產階層正被進一步掏空，雖然其他地方也存在這個問題，但在美國尤為嚴重。這不僅會加劇現有的社會緊張形勢，還會減緩消費需求的增長，破壞所有人為提高生活水平而付出的努力。對中產階層福祉的威脅部分源於2008年的經濟危機，部分源於此前工會力量的衰弱。儘管如此，還有一個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快速振興銹帶，振興足夠多的地區，以扭轉頹勢。經濟衰退已經藉著教育因素和區位因素，將贏家和輸家割裂開來。
我們認為，中產階層和整個社會對失業的擔憂主要源於認識不足並且方向有誤。前者是因為我們更擅長計算丟掉了多少工作，而不是計算新創造了多少。後者則是因為沒有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真正應該擔憂的不是沒有工作崗位，而是缺乏訓練有素的工人，無人去填補這些崗位。這屬於無謂的擔憂，因為這些「丟掉」的工作有許多都是過時的崗位，即便沒有外流到中國，這些工作崗位也不會延續下去。真正應該關心的問題是工資增長緩慢和收入不平等，從長遠來看，還應該關注職業培訓和教育的不平等。
不僅就業問題不是新問題，我們當前面臨的工作深層次變革也不是新問題——這個問題太常見了，我們可以稱其為「舊常態」。幾個世紀以來，創新的浪潮一波接著一波（從蒸汽機到互聯網），固然每一波都會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但每一波也都會帶來失業，淘汰某些技能。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將其稱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我們曾一次又一次看到這種情況。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農民占勞動力的90%，時至1900年，這一數字已經縮減到38%，而到了2000年，這一數字更是降到了2%。1雖然農民少了，但美國現在的食品產量要遠勝以往。自動電梯的出現，僅在曼哈頓一地就造成了超過20萬電梯操作員失業。打字員、電報員、電話接線員、送奶工、銀行櫃員——經濟活動中被取代或吸收的工作崗位不勝枚舉。工廠倒閉、經濟危機、生產外包引起的集中失業讓人苦不堪言，自然會成為新聞的焦點，然而創造出的新工作崗位影響範圍更廣，卻往往無人關注。經濟史中，人們低估調節作用和適應能力的例子俯拾即是，這兩大特點如今再次顯現：它們是讓銹帶恢復過來並轉變為智帶的催化劑。
將失業歸咎於中國，操作起來更容易，政治上也更有利。相比之下，人們不願意承認工廠（正如此前的農場一樣）的效率已經大幅提升，因而以前的工作崗位現在已經不再需要或不再適合。例如，2012年，鋼鐵行業內9.4萬名工人生產的鋼鐵比1980年40萬名工人生產的還要多14%。2再如，通用汽車公司一名普通員工現在每年可以生產28輛汽車，是底特律20世紀50年代巔峰時期的4倍（7輛）。適應過程很痛苦，沒錯。汽車和鋼鐵行業已行將就木，錯。此外，繁榮正是不斷提高生產率的直接結果。
埃裡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魯·麥卡菲（Andrew McAfee）在《與機器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書中提出了「勞動力需求的兩極分化」，意指對高技能崗位和低技能崗位的需求都在增長，而對兩者之間的崗位的需求正在減少。這種兩極分化使工資總額數十年來一直保持平穩，但為勞動收入比重施加了下行壓力。經過在歐美兩地的多番討論，以及對大量勞動統計數據的研究，我們一致認為：「好消息是，這從根本上提高了經濟生產力。壞消息是，這並沒有自然而然地造福每一個社會成員。」3
因此，贏家有很多，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歸入此列。過去如此，未來亦如此。主要的差異在於教育。例如，拿著高中或更低學歷的人（2000年，美國製造業半數以上的員工處於這種情況）一直是主要受害者。2000——2012年，擁有社區大學學位、職業學位或研究生學位的人在製造業獲得職位的比例更高，這股趨勢有望繼續甚至加速。4
我們認為，預測說製造業還會進一步丟掉數百萬個崗位屬於過分地誇大，至少從美國和歐洲北部來看，這樣預測的人只看到了過去。這種失業情況始現於20世紀80年代，現在已然成了往事。5事實上，目前美國只剩74萬生產線工人（他們曾經是製造的核心），僅佔製造業崗位總數的6%。6相反，對舊經濟體來說，自動化今後的影響將主要體現在服務型崗位上，7而且這些崗位並非都是低技能崗位。數據分析將創造許多新的就業機會，然而，由於需要複雜的模式識別，許多現有的職業將會受到影響，其中包括放射科醫生、口筆譯工作者、間諜和分析師。
過去的數十年和未來的數十年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人口數據的轉變。我們現在對人口數據的瞭解仍源於戰後的嬰兒潮，這種程度的瞭解已經過時。2008年的經濟危機導致了美國連續六年的失業率上升，突如其來的失業問題讓我們忽視了一個事實，從2011年起，當前的嬰兒潮一代——有經驗的工人開始陸續退休，2013年的退休人數比2007年多300萬。無論經濟是好是壞，人口老齡化往往都會進一步拉低所謂的勞動參與率。8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故事的另一面：創新活動已經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既有高技能崗位，也有低技能崗位。新的工作崗位在何處？不僅先進製造、互聯網、軟件、研發、生物科學等產業有新就業崗位（這些產業中的新崗位還在持續增多），這些產業還為與之配套或合作的產業和企業創造了額外的就業崗位。目前，在美國，有超過10%的就業崗位屬於「創新部門」，和製造業的崗位一樣多。創新部門本身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不僅如此，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恩裡克·莫雷迪（Enrico Moretti）在《新就業地理學》（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一書中指出，城市高科技產業每增加一個新就業崗位，高科技部門外就會增加五個額外的就業崗位，其中三個是醫生、律師、瑜伽教練等專業性崗位，兩個是收入較低的非專業性崗位，如服務員、商店售貨員。9
在工業和社會經歷巨變的時刻，我們無法抗拒歷史的潮流。相反，我們應該認識到，是創新讓我們有了競爭力。創新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動力，與貪婪相比，創新的推動力量要更強大、更持久。別忘了，列寧說過，資本家是由對利潤的貪婪驅使的，他們會把繩子賣給那些轉過身來就拿這根繩子勒死資本家的人。10
一旦我們開始認識到創新勢在必行，創新的理念也將隨之演變。雖然熊彼特談到了創造性破壞，我們也癡迷於革命性創新、顛覆性創新、非常規創新、突破性創新，但事實是，多數創新是循序漸進的，我們要逐漸將創新視為一個連續而完整的更新換代、產品升級和技術演進的過程——一種給社會、組織機構、地區帶來新生與活力的氧氣。然而，眼下的創新模式過於強調效果顯著、具有顛覆性的創造性破壞行為。與此相比，新的創新過程難以觀測，因而對有些人來說，這種創新過程更難應付。解決問題的方法將再一次落到教育和培訓上。教育和培訓在更加注重創新的同時，應多多關注創新的文化和社會方面。
由於各種組織機構和智能製造業集中於智帶和創新中心，個人將需要專注於提升自身的適應能力。要想在新的競爭環境中提升自身價值，人們不得不掌握各種各樣的技能，其中不乏社交技能。個人有必要注意不斷變化的各種要求，並在自身職責、技能不合時宜前做出相應調整。僱主則有義務幫助員工獲取適應新要求所需的技能。如此一來，員工會將工作視為個人終身教育項目，而不僅僅是一份工作而已。
有一點尤為值得注意，對企業，特別是地區性項目來說，聯絡者的技能將越來越可貴。聯絡者將負責社會創新，有了社會創新，智力共享方法和智能製造方式才能良好地運作。跨學科工作關係將改寫競爭的定義，競爭將是團體間的競爭，而不再只是個人間的競爭。但各團體還必須要向其他團體學習，即便兩者處於競爭之中。這就要求有聯絡者來幫助人們工作，在保證各團體實現自身目標的同時，還要保持開放和寬容的態度。這是一種技能和個人品質的罕見結合，因此，各公司無疑會捲入聯絡者的爭奪戰，正如它們此前曾捲入的技術人才之爭。
就業市場的風雲變幻將對職業培訓產生巨大影響，正如我們途中所見，職業培訓幾乎已經不復存在，尤其是在美國。雖然現在有很多地方性項目和地區性項目都在重建職業培訓系統，但要想推動技術教育，讓年輕人看到製造業充滿樂趣和挑戰，就必須採取更大範圍的舉措。德國提供了值得全世界效仿的最佳模式。德國人長期以來一直被稱為機械製造專家，他們因製造可靠的產品而體會到了民族自豪感。職業培訓是德國文化的基本組成部分。雖然他們的系統難以複製，但其他國家可以從中學習，使其符合自身的需要。
反過來，歐洲人也可以向美國學習，尤其是學習美國利用金融網絡扶持創業公司和衍生公司的方法，學習美國如何利用創業精神。雖然風險投資主要集中在硅谷、波士頓–劍橋和紐約，但美國資本市場是一個整體市場，需要資助的地區可以輕而易舉地取得市場中的資源。與美國資本市場相比，歐洲資本市場則要分散得多，這意味著，由於各種資源分配上的限制，資源無法以最優方式匹配到最有需要的地區。
在智帶之旅中，各地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的務實態度、雄心壯志和合作精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合作不是政治或商業口號，而是一項真真切切的活動。正如我們所見，合作的根源是為現實所迫。通過合作，市場力量和地方政治以全新方式結合到了一起。地方政治家變成了推動者和聯絡者。務實的態度讓他們制定出了更好的政策，將眼光放得更長遠。
雖然今後面臨的許多挑戰將由智帶承擔，但有一些投資和項目必須由大型組織機構負責，並且往往需要在國家層面進行。例如，凡我們所到之處，均有改善基礎設施的需求，尤其是全國範圍的能源網絡和無線寬帶網絡，前者可以應對日益增長的分佈式發電問題，後者可以解決物聯網引發的數據爆炸問題。
各國政策制定者還必須推動各類能促進跨學科合作的項目。各地的科研人員都對我們說，想要解決芯片、新材料、生命科學領域最複雜的難題，就必須進行跨學科合作。美國政府已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了一小步，投資5000萬美元成立了國家增材製造創新研究所（NAMII），將不同企業和高校納入了聯合研究項目。我們不應將小額預算視為一種局限，而應將其視為一種激勵手段。歐洲類似的項目都集中在應用研究機構，這些機構可以讓校企合作和學科間合作更為順暢。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喬·格雷預測，不出十年，「諾貝爾獎將會頒發給整個團隊，而不再是個人」。
我們沿途目睹的對跨學科合作和智力共享的熱情引起了某些人的疑慮，這些人擔心，科學的自由將受到限制，基礎研究會受到威脅。我們很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問題。基礎研究不必立見成效，不會立即帶來商業產品，但它永遠不乏需求。基礎研究仍然是探索、發現新知識的不二法門，新知識的商業潛力雖然無法確定，但它能在其他方面為社會帶來巨大的益處。以哈勃望遠鏡為例，在外太空運行的這些年裡，它為我們帶來了大量關於宇宙的信息，讓我們對宇宙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但它並沒有直接催生新的產業或創造新的收入來源。
還有些人有更深層次、更根本性的憂慮，主要有關科技、數據分析、物聯網對我們社會的影響（即眾所周知的隱私和安全問題）。在本書中，我們描述了新技術如何能積極地幫我們解決重大社會難題，也談到了3D打印和機器人將如何徹底改變生產工藝，以及傳感器和芯片將如何借助無線網為我們提供可以連接一切事物的數字基礎設施。
然而，從我們聽聞的情況來看，人們關心的是，隨著科技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我們將會為此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當科技奪走了我們的工作，又一步步代替我們做出重要決策的時候，我們會不會淪為科技怪獸的奴僕？毫無疑問，新技術將對我們及我們的生活方式產生重大影響。這將引發倫理問題和隱私問題，在政治家、研究者、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之間引起激烈的辯論。理想的情況是，通過此番爭論，我們將達成新的協議和諒解，免於被惱人又無法控制的科技雪崩埋葬。
這種社會討論可能需要一段時日才能達成可付諸實施的決策。如有必要，參與討論的各方應暫停使用新技術和新產品，這不失為明智之舉。這方面有一個突出的例子。2015年春，曾有一群生物科學家呼籲禁止使用一種新型基因組編輯技術，因為此項技術可能以可遺傳的方式改變人類DNA。11潛在的收益和風險都未明確。
正如電影導演弗裡茨·朗（Fritz Lang）[他在電影《大都會》（Metropolis）中描繪了2027年前後一個冰冷無情的反面工業烏托邦]所說，科技本身是沒有靈魂的。只有人類能將科技引向正軌，造福人類社會，避免在科技的驅使下出現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
一個解決之道是重新考量過去半個世紀裡驅使著我們的組織原則：金錢。在這段時期，賺錢一直是人類活動的主要動力和關鍵成功指標，尤其是在美國。金錢至上原則下，人們制定並採用了一套只有一小批精英會用到的專業術語和指標，在這些精英中，大多數人都是技術官僚。資金流動決定了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財務增長已成為判斷對錯的標準，它決定了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沒價值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敲響了一記警鐘。突然間，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這是我們想要的嗎？我們想用這種方法來評價自己、激勵子女嗎？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答案是否定的。
那麼，組織原則如果不是金錢，應該是什麼？未來的數十年裡，兩股關鍵性的力量將在人類與科技的關係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物聯網和對智力共享的需求。這兩股力量讓人類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為我們有知識、有專長、有同理心。我們開展活動的目標應該是怎樣最大限度發揮人類和社會的潛力，而不是怎樣讓自己的口袋更鼓、讓名下的資產更多。
但這種對人類和科技該如何共同進步的新認識不會自行產生。只有我們做對了決策，科技才能擁有靈魂。這就是為什麼智帶地區如此重要。隨著我們進一步理解智帶正在發生什麼事，我們開始看到，智帶遠非一個地區或一個實體設施集合那麼簡單，相反，它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隱喻，是對全球競爭新形式的描述，也是一種帶來深層社會影響的技術發展。合作團隊的智力共享有望抑制過大的收入差距和贏者通吃的心態。因此，雖然我們承認存在隱私、安全乃至道德問題，但我們相信，要解決我們面臨的諸多關鍵性問題，就要不遺餘力、一絲不苟地採用跨學科智力共享。
正因如此，我們不說「當心」智帶，而是要「歡迎」一個更智能、更高效、更善於合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