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科學
1833年5月，17歲的埃達·拜倫（Ada Byron）是參加當年英國宮廷元媛舞會的名門千金之一。由於她生性敏感易怒，而且不喜受人約束，因此家人們曾擔心她會在舞會上失禮，不過按照她母親的評價，她當晚的舉止「尚算得體」。埃達在當晚遇到的人包括惠靈頓公爵，她很欣賞這位公爵的直率；還有79歲的法國大使塔列朗，她對這位大使的印象是「一隻老猴子」。1
作為詩人拜倫勳爵的唯一合法子嗣，埃達繼承了父親的浪漫精神，但她母親卻試圖通過數學教育來抑制她身上的這種特質。埃達將這兩者結合的產物稱為「詩意科學」（poetical science），她很喜歡通過這種方式將自己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和對數字的著迷聯繫在一起。對於當時的許多人來說，包括她的父親，浪漫主義時期的細膩感性與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狂熱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埃達卻能在這兩個時代之間游刃自如。
這場宮廷元媛舞會已經是倫敦社交季當中的一場重頭戲，但是埃達對它的印象反而不如在幾周後舉行的另外一場盛大活動——她在那裡認識了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一位41歲的喪偶科學家和數學家，他當時已經是倫敦社交圈的明星人物。「在社交圈的眾多盛會當中，埃達最喜歡的是在星期三舉行的那場聚會。」她母親向一位友人說道，「她在那裡遇到了幾位科學界的人物——其中讓她特別喜歡的一位科學家是巴貝奇。」2
巴貝奇每週都會舉行一場能夠容納300人的大型沙龍，前來參加活動的來賓不僅包括身穿錦衣華服的貴族和女士，還有作家、實業家、詩人、演員、政客、探險家、植物學家和「科學家」（scientist），這是巴貝奇的朋友們在當時新造的一個詞語。3 「通過邀請科學家參加這種貴族聚會，」一位著名地質學家如是說，「巴貝奇成功地為科學爭取了應有的社會地位。」4
這些沙龍的內容包括跳舞、讀書、賭博和講座，賓客們還可以在這裡享用各色海鮮、肉食、異國飲品和冰鎮甜點。貴婦們會進行場景造型（tableaux vivants）表演，這是一種讓演員身穿專門的服飾重現名畫場景的表演。天文學家會在這裡架設望遠鏡，物理學家會展示他們的電磁學發明，巴貝奇還會讓賓客們擺弄自己的機械玩偶。這些沙龍的重頭戲（也是巴貝奇舉辦這種聚會的眾多目的之一）就是展示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的部分模型。差分機是一台巨型的機械計算裝置，當時巴貝奇正在自家附近的一個防火建築中建造它。這台模型的展示過程充滿了戲劇效果，它會隨著巴貝奇搖動曲柄的操作計算出一串數字。正當觀眾們開始感到無趣的時候，巴貝奇會突然使用已經編碼到機器中的指令來改變它的運作模式。5 對於那些對差分機模型演示特別感興趣的人，巴貝奇會帶領他們穿過庭院，走到一個之前被用作畜棚的地方，這裡正是建造完整差分機的工坊。
人們對這台可以解出多項式方程的差分機有著不一樣的看法，惠靈頓公爵表示它可以幫助將軍提前分析戰場上的變數。6 埃達的母親，拜倫夫人對這台機器大加讚賞，並稱它是「會思考的機器」。至於埃達，一位同行觀看演示的友人是這麼評價的：「儘管拜倫小姐還非常年輕，但她能夠理解它的工作原理，同時看到了這項發明的非凡之處。」7 埃達之後還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機器永遠不可能真正思考。
埃達對詩歌和數學的熱愛讓她有能力看到計算機器背後的魅力所在。她是浪漫主義科學時代的一位典範，這個時代的發明和探索都帶有一種詩意的熱情。正如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在《好奇年代》（The Age of Wonder ）一書中所寫的，這個時代「為科學工作帶來了充滿想像力的激情與興奮，它的動力來自人們不顧一切地投身於探索當中的共同理想」。8
總而言之，其實這跟我們身處的時代別無二致。工業革命時代的技術進步，包括蒸汽機、機械紡織機和電報，它們改變19世紀的方式跟數字革命的技術進步——計算機、微型芯片和互聯網改變我們這個時代的方式是一樣的。這兩場革命的核心都是那些將想像力和對新奇技術的熱愛結合在一起的創新者們，這兩者的結合形成了埃達的詩意科學，也造就了20世紀詩人理查德·布勞提根（Richard Brautigan）筆下的「慈愛的機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