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誰是對互聯網發明貢獻最大的人呢（我們不能不說一個有關阿爾·戈爾的笑話，不過這個笑話暫且按下不表。在第十章中，我們會介紹戈爾承擔的角色，沒錯，他的確佔有一席之地）？和誰發明了計算機這個問題一樣，上述問題的答案是：互聯網是在許多人的協作下創造出來的。保羅·巴蘭後來向科技作家凱蒂·哈夫納和馬修·萊昂解釋了這個問題，他採用了一個適用於所有創新的美麗意象：
科技發展的過程就像建造大教堂一樣。在幾百年的歷程中，不斷有新人加入，每個人都會在現有的基礎之上添加一塊磚，每個人都會說：「我建了一座大教堂。」到了下個月，又會有新磚放在之前的磚瓦上。然後來了一位歷史學家，問：「大教堂是誰建的？」彼得在這裡加了幾塊石頭，保羅又多加了幾塊石頭。如果不謙虛謹慎的話，你就會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完成的是最重要的部分。但事實是，每一項貢獻都必須以前人的積累為基礎。事物與事物之間都是環環相扣的。109
政府和私營企業都為互聯網的創建貢獻了部分力量，但互聯網主要是由一批組織鬆散但並肩努力，自由分享創意的學者和黑客創建的。這種對等分享的結果就是締造出了一個促進對等分享的網絡。這不僅僅是簡單的巧合。互聯網的創建是基於這樣一種信仰，即權力應該分散，而不是集中，應該阻止任何獨裁者的專制統治。正如互聯網工程任務組的一位早期成員戴夫·克拉克所言：「我們反對君主、總統和選舉。我們的信仰是大致共識和運行代碼。」110 這就造就了一種網絡化共有權，一個可以通過眾包和開源方式產生創新的場所。
創新不是孤軍奮戰，互聯網就是一個絕佳的例證。阿帕網官方通訊《阿帕網新聞》（ARPANET News ）第一期宣佈：「有了計算機網絡，共同研究的豐富多彩就取代了獨自鑽研的孤獨。」
J·C·R·利克萊德和鮑勃·泰勒等互聯網先驅認識到，互聯網的建立方式使其具有一種固有傾向，即鼓勵對等連接和網絡社區的建立。這讓許多美妙的東西成為可能。他們1968年在一篇題為《作為通信設備的計算機》的前瞻性論文中寫道：「上網會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幸福，因為他們能更多地根據共同的志趣，而不是距離上的偶然接近來擇友。」他們的樂觀情緒到了接近烏托邦主義的程度。他們寫道：「每個人（只要能買得起計算機）都將有許多機會去尋找適合自己的事業，因為整個信息世界，連同所有領域和學科都將向他敞開大門。」111
不過，這一願景沒能立即成為現實。互聯網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面世了，但這之後還需要幾項必要的創新，才能讓互聯網成為改造世界的工具。網絡仍然是一個封閉的社區，主要向軍隊研究人員和學術機構開放。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與阿帕網對應的民用網絡才完全開放，又過了10年，大多數普通的家庭用戶才有機會接觸網絡。
此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制約因素：能夠使用互聯網的只有那些能方便地接觸計算機的人，當時，計算機還是龐然大物，令人望而生畏，價格昂貴，不是你走進電器店Radio Shack就能隨便買的東西。在計算機真正屬於個人之前，數字時代是不可能真正產生革命性力量的。
肯·凱西（1935——2001）手持長笛坐在巴士車頂
斯圖爾特·布蘭德（1938——
《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創刊號，1968年秋季
[1] 到2010年，美國聯邦政府研究支出已經降至私營企業研發支出的一半。
[2] 政府多次變更該機構的縮寫，有時在縮寫中加入表示「國防」的D，有時則把D去掉。1958年該機構成立時簡稱ARPA，1972年更名為DARPA，1993年再次更名為ARPA，1996年又更名為DARPA。
[3] 特斯拉線圈是一種能把普通電壓（比如美國電源插座的120伏電壓）轉換為超高電壓的高頻變壓器，通常能以外觀炫酷的電弧形式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