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說說到底怎麼回事兒。」
「他給她的照片，就是那照片惹的事兒。她去哪兒都拿著那該死的照片。她的朋友開始笑話她，但她不在乎。她跟別人說，『我其實真的長這樣』。有天晚上我搖搖她想讓她擺脫這樣的想法，她媽讓我停下來，說她自己會好的。看起來是好了。她把照片擱在房間裡，可能有兩三天吧，不記得了。她繼續去美發學校上學，沒再拿那張照片。我們都以為就此沒事兒了。」
「結果不是！10月7日，就是三天前，她走進了簡·戴維珠寶行，在布羅肯阿羅，塔爾薩東南部一個小鎮。她拎著一個購物袋。兩個售貨員都認出了她，因為自從她在雅各布斯的遊樂場一炮而紅之後，她都去過那裡好幾次了。其中一人問她是否需要幫助。凱茜二話不說直接從他身邊過去，走到裝著最貴的破玩意兒的展示櫃前。她從購物袋裡掏出一把錘子，一錘子把櫃頂玻璃砸碎，對警報器的尖銳叫聲充耳不聞，胳膊上劃開兩道深得要縫針的口子她也完全不顧（『肯定會留疤的。』她父親難過地說），直接伸手去抓那對鑽石耳環。」
「『這對是我的，』她說，『跟我的裙子很配。』」
莫爾斯故事剛講完就過來兩個壯小伙子，身上的黑色T恤衫上寫著「保安」二字。「這兒有事兒嗎？」其中一個問道。
「沒事兒。」我說道，的確是沒事兒了。故事講完了，他的氣也消了，這是好事兒。但他整個人萎靡下去，這可不大好。「莫爾斯先生這就走。」
他站起來，抓起剩下的可樂。指關節上查理·雅各布斯的血正慢慢變干。他看了看，彷彿完全不知道這血是哪兒來的。
「報警抓他也沒什麼用，對嗎？」他說道，「他們會說，他只是給她拍了張照片。媽的，還是免費的。」
「走吧，先生，」其中一個保安說，「如果你想在博覽會上再參觀一下，我可以給你在手上蓋個戳免費入場。」
「不用了，先生，」他說，「這個博覽會已經把我們全家害得夠慘了。我要回家了。」他走出去，又轉過身來：「先生，這事兒他以前幹過嗎？像害我們家凱茜一樣害過別人嗎？」
出事兒了，我心想。出事兒，出事兒，出事兒了。
「沒，」我說，「從來沒有。」
「有你也不會告訴我，畢竟你是他的經紀人。」
然後他就走了，低著頭，沒再回頭。
在房車裡，雅各布斯換掉了沾上血的襯衫，一塊裹了冰的抹布敷在他腫起的嘴唇上。他聽我說完莫爾斯跟我講的話，然後說：「再幫我系一次領帶好嗎？我們已經遲到了。」
「慢著，」我說，「慢著，慢著，慢著。你可得給她治好啊。就跟你給我治一樣，用耳機。」
他用近乎蔑視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你以為她的寶貝老爹還會讓我靠近她嗎？而且她的毛病……她的強迫症……會自己慢慢好的。她沒事兒的，隨便一個稱職的律師都能說服法官她當時神志不清。小小懲戒一下就能放人。」
「看來這對你來說已經不是新鮮事兒了，是吧？」
他聳了聳肩，眼睛還是朝我這邊看，但不再是直視我的眼睛：「有時會有後遺症，這沒錯，但沒有像莫爾斯小姐那樣砸窗搶劫那麼驚天動地的。」
「你是一直在自學，是吧？所有的顧客其實都是你的小白鼠。只是他們並不知情。我也是一隻小白鼠。」
「你現在好了，不是嗎？」
「是的。」除了偶爾在凌晨時分狂戳自己之外。
「那就請幫我打領帶吧。」
我差點兒就不給他打了。我很生他的氣——別的不說，他居然偷偷去叫了保安——但我畢竟是欠他的。他救了我一命，這很好。更好的是我現在過上了常人的生活。
所以我給他打了領帶。我們完成了表演。事實上，我們完成了六場表演。當博覽會閉幕煙花升起的時候，人們哇哇大叫，但遠沒有「閃電畫像師」阿丹表演魔術時喊得那麼響。每個女孩兒都夢幻地凝望著大背景上的自己，而我則在Am和E之間換著和弦，我在想，她們中有幾個會知道自己已經喪失了一小部分的心智呢。
一個信封夾在門縫裡。「昨日重現，又來一遍」，棒球明星尤吉會這麼說。不過這次我沒有尿床，手術修復的腿也不痛了，沒有犯感冒，也沒有因為毒癮發作而緊張痙攣。我彎下腰，把信撿起來，撕開信封。
我的「第五先生」不是那種把離別搞得很傷感的人。信封裡裝著美國客運鐵路的一個火車票信封，上面別著一張信紙。紙上寫著一個名字和一個科羅拉多州尼德蘭鎮的地址。雅各布斯在下面潦草地寫了三句話：「只要你願意，這人能給你一份工作。他欠我的。謝謝你幫我打領帶。查·丹·雅。」
我打開美國客運鐵路的信封，裡面是從塔爾薩到丹佛的山地快車單程票。我對這張票注視良久，在考慮要不要拿去票務處退款變現，或者坐這趟車，到了丹佛就去找音樂人交流處。不過我得過段時間才能進入狀態。我已經手生了，小過門也不行了。還有嗑藥的事兒得考慮。人在道上走，哪能不嗑藥。雅各布斯說，「閃電畫像」兩年後就會褪色，我怎麼知道我的戒毒療法會不會兩年後就失效？他自己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
那天下午，我打了輛出租車去他在塔爾薩西部租的汽車維修鋪。這地方已經被遺棄，剩下光禿禿的四壁。油污染黑的地上連一根電線都找不到。
我在這裡出了事兒，我心想。問題是，如果給我重選的機會，我還會不會戴上那副改裝後的耳機？我認為我還是會戴上的，不知道為什麼，想清楚這個之後，我對這車票也有了決定。我坐了那趟車，到了丹佛之後乘公交車去了那坐落在落基山脈西坡上的尼德蘭。在那裡，我遇到了休·耶茨，第三次重新開始我的人生。

VII　歸來/狼頜牧場/上帝醫治疾同閃電/在底特律失聰/稜鏡虹光
父親是2003年去世的，活得比他妻子和五個子女中的兩個都久。克萊爾·莫頓·歐弗頓被她那分居的丈夫奪取生命時，還不到30歲。我的母親和大哥都是在51歲去世的。
提問：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回答：他媽的無處不在。
我回哈洛參加父親的追悼會。鄉下的路大多已經鋪上，不僅僅是那條通往我家的路和9號公路。我們以前去游泳的地方現在正在建房屋，在離示羅教堂不到半英里的地方開了一家大蘋果便利店。不過小鎮在一些主要方面還保留著原樣。我們的教堂仍然屹立在瑪拉·哈靈頓家那條路上（儘管她現在人已經不在了），家後院橡膠輪胎做的鞦韆還掛在那棵樹上。特裡的孩子應該玩過那鞦韆，但是現在他們也長大不玩了；鞦韆繩也被歲月磨得破損老舊。
我來換條新繩子吧，我心想……不過換來幹嗎？換了給誰用？反正不是我的孩子，因為我並沒有孩子，而且這個地方也不再屬於我。
唯一停在車道上的是輛破舊的福特51。它看上去就像原版「公路火箭」，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杜安·羅比肖在羅克堡公路賽上第一圈就把它給報廢了。雖然後備廂上貼著德爾科電池的貼紙，用血一樣紅的油漆漆著數字19。一隻烏鴉飛了下來，落在車篷上。我想起父親曾教我們衝著烏鴉伸出拇指、食指和小指做惡魔手勢（沒什麼用，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爸爸這麼說），我心想：不妙，這感覺不對勁兒。
阿康還沒到，這個我可以理解，因為夏威夷比科羅拉多遠多了，不過特裡上哪兒去了？他和他的太太安娜貝拉還在這兒住。那鮑伊家呢？克萊奇家、帕克特家，還有德威特家呢？莫頓燃油公司的舊部呢？父親在那裡老去，但總不至於活得比誰都長吧。
我熄了火，從車裡走出來，車子已經不再是我從波特蘭的赫茲租車公司租來的那輛福特福克斯了，而是我父親和哥哥在我17歲生日時送的福特銀河66。副駕座位上放著母親送我的那套精裝本的肯尼斯·羅伯茨小說《奧利弗·威爾》《阿倫德爾》和其餘幾本。
這是一個夢，我心想，是我做過的一個夢。
明白這一點卻並沒有給我帶來解脫，反而更加恐懼。
一隻烏鴉棲息在我曾住過的房子的屋頂上。另一隻落在鞦韆繫著的樹枝上，枝上樹皮全部脫落，彷彿伸出的白骨。
我不想走進去，因為我知道屋裡有什麼在等著我。但我的腳還是拖著我身子往裡走。我踏上了台階，儘管特裡曾經給我寄過翻修過後的走廊照片，那是八年還是十年前的事了，腳下那塊舊木板——倒數第二級台階那塊，踩上去還是跟原來一樣暴躁地嘎吱作響。
他們在飯廳裡等著我。並不是所有家人，只是死去的那幾個。母親形同乾屍，那年寒冷的2月，她在床上垂死的時候就一直那麼乾癟。父親蒼白消瘦，跟他心臟病發作前不久，特裡給我寄的那張聖誕照片中的樣子差不多。安迪胖得一塌糊塗——我那原本瘦瘦的哥哥中年發福，一發不可收拾。不過他臉上高血壓導致的紅暈已經褪去，換上了死人的蠟一樣的慘白。克萊爾看上去最不成人形。她瘋狂的前夫並不滿足於殺死她——「她膽敢離開我，我要將她碎屍萬段。」她的前夫在自殺之前，衝著她的臉開了三槍，打最後兩槍時她已然倒在教室地板上死去。
「安迪，」我問他，「你是怎麼回事？」
「前列腺，」他說道，「我本該聽你勸的，我的好弟弟。」
桌上是一個發霉的生日蛋糕。我眼看著上面的霜糖拱起，破裂，一隻胡椒瓶一般大的黑螞蟻從裡面爬出來。它爬到了我死去哥哥的胳膊上，又從肩膀爬到了他的臉上。母親轉過頭來。我能聽到她乾癟肌肉扭動發出嘎吱的聲響，就像是生銹彈簧支著破舊廚房門的聲音。
「生日快樂，傑米！」她說道。聲音乾澀，全無感情。
「生日快樂，兒子！」爸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