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抱歉我沒去參加你的婚禮。」
　　「你少來了。」
　　「好啦，還是恭喜你。」
　　「找我什麼事？」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我說。
　　「嗯。」
　　「有關伊麗莎白的車禍。」
　　我聽見一聲細微的回音，之後就完全靜悄悄的。
　　「你還記得車禍的事嗎？伊麗莎白遇害前發生的那次車禍。」
　　瑞貝卡·薩耶，我太太最好的朋友此刻沉默不語。
　　我清清喉嚨，問：「當時是誰開車？」
　　「嗯。」她對著旁邊說，「好，等一下。」接著又對我說：「貝克，我這裡有點事，我待會兒打電話給你，好嗎？」
　　「瑞貝卡？」
　　電話掛斷。
　　老實說，悲劇對靈魂有益。
　　事實上，面對死亡，讓我成為更好的人。若真相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即便線索無跡可尋，但真相還是在那裡，不可否認。這並不是說犧牲生命也值得，或者這是場公平的交易等。但無論如何，我知道自己比以前進步了，更加知道輕重緩急，也更加能體會別人的痛苦。
　　現在回頭想想覺得可笑，我曾經很在意自己參加哪個俱樂部、開什麼車、牆上掛著什麼文憑，或者其他種種身份地位的象徵。我想做醫生，因為想獲得別人的讚賞，想讓周圍的人刮目相看，想出人頭地。
　　正如我剛剛所說的，這很可笑。
　　有人可能會說，我之所以變好，只是成熟懂事了，這也沒錯。但真正的原因是我現在獨自生活。以前我和伊麗莎白是一對兒，她如此美好，我可以放任自己不長進，好像她的美好是宇宙的平衡機制，可以讓我們兩個同時保持在比較高的水準上。
　　然而，死亡是個偉大的老師，只是太過嚴厲了。
　　我也希望我能告訴你，在經歷慘劇之後，我領悟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可以改變生命的絕對真理，值得我傳授給別人，可是我沒有。還是那些耳熟能詳的老話說得好啊，人才是最重要的，生命可貴，其他都是身外之物，過好每一天的生活……諸如此類，我可以說出很多直到你叫饒。你也許會聽，但估計是一隻耳朵聽著另外一隻耳朵就出去了。只有當悲劇發生時，這些道理才會給你當頭棒喝、醍醐灌頂。之後，你或許並不會因此變得更加快樂，但一定會變得更好。
　　更加諷刺的是，我經常在心裡希望伊麗莎白看到我現在的樣子。但只是想想罷了，我不相信死者有靈會庇佑我們的說法，那只是自我催眠的幻想而已。我相信人死不能復生，死了就是死了，但我還是禁不住會這麼想：現在的我也許可以配得上伊麗莎白了。
　　有著虔誠信仰的人士也許會覺得，這就是她重返人間的原因吧。
　　瑞貝卡·薩耶是頂尖的自由攝影師，她的作品在一般雜誌上隨處可見。雖然有點奇怪，她的特長是拍攝男人，例如一些登上雜誌封面的運動員等。GQ就經常請她拍攝封面照片。她老是開玩笑說，她對男人的身體很有研究，因為「一輩子都在認真做功課」。
　　我在三十二號西街找到了她的工作室，離賓夕法尼亞車站不遠。這幢房子背面很邋遢，一半是倉庫，一樓因為飼養中央公園的馬匹和存放馬車而臭氣瀰漫。我沒有坐送貨電梯，而是直接走樓梯上去的。
　　瑞貝卡匆匆穿過走廊，後面跟著個瘦骨嶙峋，一身黑衣，手臂毛茸茸，滿臉鬍子拉碴的助理。助理兩手提著鋁制手提箱。瑞貝卡還是那樣，一頭亂蓬蓬的卷髮，桀驁不馴的髮絲彎來繞去，自由伸展，一雙綠色眼睛間隔比常人要大。八年過去了，她似乎沒什麼改變，也可能是我沒看出來。
　　她看見我，停下不動，「貝克，我現在很忙，不方便。」
　　「那可真不巧。」我說。
　　「我得趕去拍照，可以稍後再說嗎？」
　　「不行。」
　　她停下腳步，對表情不太痛快的黑衣助理吩咐了幾句，然後對我說：「好吧，跟我來。」
　　我們走進她的工作室。工作室天花板很高，水泥牆被漆成白色，擺放著很多打燈傘，黑色的螢幕，遍地可見彎曲纏繞的各種線頭。瑞貝卡摸著一卷底片，好像很忙的樣子。
　　「你得告訴我車禍的事。」我說。
　　「我無法理解，貝克。」她打開一個罐子，放下，然後合上蓋子又再打開。「我們有多久……八年了吧？幾乎沒有講過半句話。可是今天，你突然跑來問我車禍的事情。」
　　我雙手交叉，等著她繼續往下說。
　　「這是為什麼？過去這麼長時間了，你今天怎麼突然想知道這個？」
　　「告訴我你所知道的。」
　　瑞貝卡的眼神在迴避我。雜亂的頭髮遮住了半張臉，但她撥也不撥。
　　「我想念她，」她說，「也想念你。」
　　我沒有回應她。
　　「我打過電話給你。」她說。
　　「我知道。」
　　「我想跟你聯絡，我想陪在你身邊。」
　　「我很抱歉。」我說，發自內心的抱歉。瑞貝卡是伊麗莎白最好的朋友，我們結婚前，她們兩人在華盛頓廣場公園附近合租一個公寓。我應該回她的電話，或者邀請她到家裡坐坐，無論如何應該做些回應，但我沒有。
　　人在悲傷的時候總是格外自私。
　　「伊麗莎白告訴我說，你們發生了小車禍。」我接著說，「她說是她的錯，她沒注意路面，是這樣嗎？」
　　「現在說這個還有什麼用嗎？」
　　「有用。」
　　「還有什麼用呢？」
　　「你在害怕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