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坦看著加百列，眨了眨眼睛。他的頭髮束在腦後，眼鏡歪歪斜斜地架在鼻樑根部，馬利布衝浪上衣上破了幾個洞。關於納坦的穿衣打扮，雅科夫給加百列打過預防針。「他是個天才。從加利福尼亞理工大學畢業後，美國和以色列的每家公司都想和他簽約。他和你有點像。」雅科夫的口氣裡透出了一點嫉妒的味道。
　　加百列望向納坦這間玻璃辦公室的外面，明亮的地面上擺著很多電腦桌，每張桌子前都坐著一個技術人員。他們大部分都很年輕，而且大多是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他們是以色列反恐戰爭中沉默的鬥士。他們從來沒看到過敵人的臉孔，從來沒強迫過敵人背叛他們的人民，或對敵人進行過審訊。對他們來說，敵人就是銅線中的一股電流，或是空氣中的一聲低語。納坦·霍非的工作是監控外界和以色列之間的所有通信，這看上去簡直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電腦完成了主要的「進攻」工作，從某些詞彙、短語或者已知的恐怖分子聲音中截獲信息，但納坦依然將自己的耳朵視為他兵工廠中最可靠的武器。
　　「我們不知道她的真名，」他說，「現在她只是572／B號聲音。我們截獲了她和阿拉法特之間的五次通話。想聽聽嗎？」
　　加百列點了點頭。納坦點擊了電腦屏幕上的一個圖標，錄音開始播放。在每次電話中，那個女人都假裝是外國的和平主義者，打電話支持這位進退維谷的巴勒斯坦領袖，或是表達對近來猶太復國主義者暴行的譴責。每次對話都會提到一個叫托尼的朋友的名字，這和穆罕默德·亞維什提供的信息完全吻合。
　　「她的阿拉伯語非常好，但她不是阿拉伯人。我猜她是法國人，應該是法國南部，有可能是馬賽。教育程度非常高，也很有魅力。她的臀部還有個小蝴蝶紋身。」
　　雅科夫突然抬起頭來。
　　「我開玩笑的，」納坦說，「但聽一下5號通話。她假裝是法國女人，馬德琳，巴勒斯坦公平與持久和平組織的頭目。對話提到了巴黎將發起反攻。」
　　「巴黎？你確定是在巴黎？」
　　納坦點了點頭：「她告訴阿拉法特，他們的一個組織者托尼預測將有十萬人參加那次行動。然後她猶豫了一下，改了口，說托尼說的不是十萬人，而是二十萬人。」
　　納坦放了一遍錄音。播放結束後，雅科夫問：「有什麼特別的嗎？」
　　「這裡。」
　　納坦打開另一個文件，播放了幾秒鐘，裡面的對話很低沉，完全聽不清楚。
　　「當時有人在她旁邊。他本人在分機上監聽著他們的對話，當馬德琳說托尼預測有十萬人參加時，這個人用手摀住了聽筒，用法語告訴她，『不，不是十萬。是二十萬。』他以為沒人能聽到他的話，但他把話筒放在了聲帶附近，這是菜鳥級的錯誤。我們錄下了他聲帶的震動，稍微過濾一下，我就得到了這個。」
　　納坦又播放了一遍這段對話。這一次，那個聽不清楚的聲音變成了標準的法語：「不，不是十萬。是二十萬。」納坦把鼠標移到了電腦屏幕右上角，一張網中間穿過了幾條波浪線。
　　「這是聲頻儀，也就是聲波紋，是根據說話者嘴型和喉嚨動作製作的數學方程。我們已經把這些聲波紋和其他聲音檔案進行了比對。」
　　「結果呢？」
　　「沒有相符的。我們叫它698／D號聲音。」
　　「這是什麼時候錄下來的？」
　　「六周前。」
　　「你知道電話是從哪裡打來的嗎？」
　　納坦笑了。
　　那是一場惡戰，但這幾乎是「機構」每項行動前的必經之路。勒夫恨不得把加百列鎖在地下室裡，只提供麵包和水，而且他一度佔了上風。加百列容易自我膨脹，勒夫說，完全不適合外派行動；而且，電話錄音表明哈立德躲在阿拉伯國家，加百列雖然在突尼斯工作過很短的時間，但對整個阿拉伯世界並不熟悉。最後，勒夫還找了一個很官僚的無聊理由，說加百列的小組沒有在外行動的許可證。和大部分的爭執一樣，這件事鬧到了沙姆龍那裡。勒夫想繞開他，但已經太晚了。沙姆龍的建議就像是上帝刻的石經一樣不可改變。
　　在官僚戰爭中勝出後，加百列馬上著手處理他的身份和外貌問題。他決定扮成德國人，因為德語是他的母語，就算在夢中他都說這種語言。他選擇了商業樓宇室內設計師作為他的職業，定居慕尼黑。行動隊給他提供了一本護照，上面的名字是約翰尼斯·肯普；給了他一個錢包，裡面裝著幾張信用卡；還為他準備了一些私人用品，包括寫著慕尼黑電話號碼的名片。那個號碼接通後直通情報處的安全屋，然後會轉接到掃羅王大道的交換台。那裡已經錄下了加百列的留言，說他正在旅行，回來後會回電話。
　　對於他的外貌，行動隊的專業人士建議他留鬍鬚。雖然加百列認為滿臉鬍子的人看上去不可靠，好像在欲蓋彌彰，但他最終還是服從了。結果沒想到鬍子的顏色是灰白的，這讓加百列更失望。不過專家倒是很滿意，並把他的頭髮也染成了相同顏色。他們給他配了一副無框方形眼鏡，又在他的箱子裡裝了一些從柏林到米蘭的大牌時髦服裝，顏色非黑即白。技術組的行家給他找來了一些看上去不會引起任何懷疑的高科技電子設備，但它們的作用可是超乎想像的。
　　在一個溫暖的晚上，即將出發前，他穿著肯普先生的昂貴西裝，大步走在特拉維夫夏金大街的酒吧夜店前。肯普先生多嘴、討人嫌，對女人很有一套，喜歡昂貴的酒和電子音樂。這和馬裡奧·德爾韋基奧截然相反。他厭惡肯普先生，不過同時也歡迎他的到來，因為對加百列來說，只有化裝成其他人才能讓他感到安全。
　　他回想起自己當初為「天譴」行動而倉促作的準備：自己和沙姆龍一起走在特拉維夫的大街上，偷別人的錢包，私闖步行街酒店的房間。他只被抓住過一次，一個羅馬尼亞猶太女人抓住了加百列的手腕大叫警察——她的手勁簡直和沙姆龍一樣大。「你那樣子就像只待宰的羔羊，」沙姆龍當時說，「萬一憲兵或者警察來了怎麼辦？你覺得我能走進去要求他們放了你嗎？如果他們要來抓你，你就應該反抗。假使你不得不濫殺無辜，那也不要猶豫，但不能被捕，絕對不能！」
　　依照「機構」的傳統，加百列在以色列的最後一晚應該在「跳板區」度過——那是部門內的一個習語，專指為離開前準備的安全屋。一如既往地，那兒堆滿了煙頭，滿屋子都是頹敗的氣息，所以加百列選擇和基婭拉在納齊斯大街度過了那一晚。那夜的性愛緊張而古怪，之後基婭拉說，加百列感覺就像個陌生人。
　　加百列在行動前很難入睡，而他在耶路撒冷的最後一夜也不例外。所以午夜後，當他聽到沙姆龍的武裝標緻車停在大街上，並看到禿頂的沙姆龍在拉米的保護下穿過花園直奔他們的大門時，他感到很欣慰。他們在加百列的書房裡度過了後半個晚上，涼涼的夜風從半開的窗口吹進來。沙姆龍談到了獨立戰爭，談到了他尋找阿薩德酋長的過程，也談到了他在利達外的村舍殺掉了阿薩德。隨著黎明的到來，加百列對離開沙姆龍感到有些不捨，他甚至感到自己應該聽從勒夫的建議，讓別人接替自己。
　　天亮了，沙姆龍終於談起了眼下的事。「別到使館附近去。」他說，「穆卡巴拉認為在那兒工作的人都是間諜，雖然他們想得也沒錯。」他遞給加百列一張名片，「他是我們的人，我們收買了他，他認識城裡的每個人。我告訴他你會過去。小心點兒，他喜歡喝酒。」
　　一小時後，加百列坐上了一輛情報處的車子——車的外觀被改裝成了出租車的樣子——直奔本-古裡安機場。他以肯普的身份通過海關，經過了繁雜的安檢，來到出發大堂。他的航班開始登機時，他便穿過停機坪，走上了等待著的飛機，在經濟艙裡入座。飛機起飛了。他望向窗外，看著地面離自己越來越遠，擔心再也看不到基婭拉了。他想到自己將要走上的路：長達一周的地中海長途旅行將帶著他從雅典到伊斯坦布爾，最後降落在位於肥沃新月地帶西邊的古城。在那裡，他希望可以找到那個叫馬德琳或者是亞歷山德拉又或者小月亮的女人，還有她的朋友托尼。
　　阿拉伯情報部門。
　　13
　　開羅：3月31日
　　洲際酒店的員工很難忘記那位來自慕尼黑的紳士。處事圓滑的總領班卡圖比先生見過很多這樣的人：易怒，喜歡找人麻煩，活脫脫一個自以為是的小人物。事實上，卡圖比先生已經對他厭惡至極，甚至毫不掩飾自己對他的藐視。到了第三天，卡圖比先生非常不真誠地朝他笑了笑，直接就問：「這次又怎麼了，肯普先生？」
　　抱怨從他到達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肯普先生訂了一間無煙房，但他堅持肯定有人在裡面吸過煙——雖然自認為嗅覺非常靈敏的卡圖比先生完全聞不到任何煙味。第二個房間離游泳池太近了，而另一間又離夜總會太近。最後，卡圖比給了他一間高層河景套間，還沒有加收費用，而這個房間也被肯普稱為「絕望中的唯一選擇」。
　　游泳池太熱，浴室太冷；自助早餐讓人無法忍受，每頓晚餐都糟糕透頂；洗衣房弄壞了他套裝的領子，水療館的按摩傷了他的脖子。他要求工作人員每天早晨八點整去清理他的房間，而且會一直留在那裡監督他們工作——他說伊斯坦布爾的希爾頓酒店坑了他的錢，他決不會允許同樣的事情在開羅發生。工作人員離開後，他馬上就會把「請勿打擾」的牌子掛在門把手上，再也不摘下來，就像一面戰旗。卡圖比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大堂的工作台掛上同樣的牌子。
　　每天早晨十點，肯普先生會拿著旅遊地圖離開酒店。酒店司機靠抽籤決定誰來伺候這個討厭的客人，當他的導遊。每一天的出行都比前一天更加悲慘。他說埃及博物館需要徹底的清掃；古堡在他眼裡是一個骯髒的碉堡，在吉薩金字塔，他還被一頭壞脾氣的駱駝咬了一口。從科普特區回來後，卡圖比先生問他喜不喜歡聖巴巴拉教堂。「不錯，」肯普先生說，「不過還是不如我們德國的教堂漂亮。」
　　第四天，卡圖比站在酒店大門口，看著肯普先生走出旋轉門，走進了帶著沙粒的風中。
　　「早上好，肯普先生。」
　　「這很難說，卡圖比先生。」
　　「肯普先生今天需不需要叫車？」
　　「不，他不需要。」
　　他沿著濱海大道走遠了，那件「領子被弄壞」的西服夾克在風中飄動，就像是運貨車的擋泥板。開羅是一座善變的城市，卡圖比先生心想，但就算是開羅恐怕也沒法和肯普先生匹敵。
　　塔拉特哈勃大街旁矗立著的骯髒而殘破的樓宇讓加百列看到了歐洲的影子。這時，他想起了肯普先生看過的那本參觀指南，上面寫著，19世紀，埃及的統治者伊斯梅爾就想過把開羅建成「尼羅河畔的巴黎」，並且真的雇了一群歐洲最頂級的建築設計師來完成他的夢想。這些建築擁有新哥特式風格的外牆，熟鐵鑄成的欄杆，裝了百葉窗的長窗。不同的是，它們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污染和糟糕的天氣，並且從來得不到重視。
　　他來到了一個環形路口。一個穿著涼鞋的男孩拽了拽他的袖口，邀他去自家的香水店看看。「不要，不要。」加百列用肯普的德語腔說道，但他推開那男孩的動作更像是以色列人在舊城巷子裡擺脫小販的樣子。
　　他沿著環形路口的逆時針方向轉上了尼羅大街，那是開羅的香榭麗捨大道。他走了一會兒便停下來，通過商舖的窗戶檢查自己是否被跟蹤了。然後，他離開尼羅大街，進入了旁邊的一條窄道上。他沒法在人行道上走，因為上面都停滿了車，只能跟著開羅本地人走到了馬路上。
　　他找到了沙姆龍在離開前夜給他的名片上的地址。那是一座意大利式建築物，表面塗成了尼羅河泥漿的顏色。三樓的一扇窗戶外掛著BBC整點新聞的主題標語，門口外不遠處，一個小販正在兜售紙盤裝的意大利面，旁邊站著一個賣酸橙和麵包的蒙面女人。穿過喧鬧的街道就是一棟小樓，屋頂下站著一個戴著太陽眼鏡、穿著防風夾克的穆卡巴拉監視人員。他目送加百列走進了樓門。
　　小樓的底層又陰又冷。一隻瘦弱的埃及貓瞪著空洞的眼睛，豎著大耳朵，在角落裡向他低吼了兩聲，然後鑽進牆角的洞裡去了。一名努比亞守衛穿著檸檬色的長袍，圍著白頭巾，正一動不動地坐在一張木椅子上。他用黝黑的大手接過了加百列手中那張名片。
　　「三樓。」他用英語說道。
　　樓梯盡頭有兩扇門。門的右邊是一塊銅牌子，寫著「大衛·昆內爾——國際報」。加百列按響了門鈴，一個蘇丹小伙子馬上把他請進了前廳。加百列用帶著德國腔的英語和他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