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華進入MIT後，我就建議她參加交換生計劃，哪怕她僅僅在國外的大學待上幾個月。如果有可能，我認為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最好。夢華對這件事不是很在意，也不覺得有很大必要，因為她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
夢華：
之前我們聊了好幾次你是否應該到國外做半年交換生，我一直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優先級較高的事情，即使它會讓你的畢業時間延長幾個月。到哪裡交換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在此之前必須花很長時間學習當地的語言。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推薦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它有歐洲的MIT之稱。當然更深層的原因是你在那裡可以瞭解一些德語國家，特別是德國和瑞士人做事的方式，他們做事和看待問題和美國人有較大的不同。
你經常會用到德國貨和瑞士貨，對比美國貨，它們的品質要高很多。按說美國人的科技水平不差，但為什麼做不到這一點？這確實值得深思。我記得我們很多年前第一次到德國，就有這樣一個印象。幸好它現在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否則它真的有能力再發動一次世界大戰，德意志這個民族確實很奇特。
2015年在北京的時候，我們見到了我的一位在德國生活了20多年的老同學張伯伯。我們和他一起吃過晚飯，不知道你對他是否還有印象。那天，我們聊起德國人為什麼總的來說能把事情做得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好一些。張伯伯講的一些原因，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顯然對德國社會和德國人有非常深入的瞭解才能說出那樣的話。他那次轉述了德國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生活是具體的。簡單的幾個字，含義非常深刻。
怎麼理解這句話呢？我記得當時張伯伯是這樣說的：
德國總體來講各方面在世界上都算是好的，經濟發展比較好，社會也還算公平，一些科技領先，政治上比較清廉。但是，這並不是說德國沒有問題，它遠不完美，世界各國遇到的所有問題，各種醜惡現象，比如刑事犯罪、貪腐、貧富差距、金融詐騙、犯罪等，德國也有。然而，德國這些問題的程度會輕那麼一點點，社會會好那麼一點點。這一點點放到一起，就產生了巨大的差別。
我每次回國時，總要和不少人吃飯，應酬。在飯桌上，大家經常就中國的一些腐敗現象爭論。一些人會說，腐敗很嚴重。但是馬上會有幾個人站出來說，腐敗現象各國都有，然後他們會馬上舉出幾個國家的例子。比如，阿拉伯和北非的政客只要願意給克林頓基金會捐錢，就能見到當時擔任國務卿的希拉裡。澳大利亞在希拉裡競選失敗前，為了巴結這位可能當總統的人，給了克林頓基金會8000多萬美元的政治獻金，等等。的確，如果抽像地談論貪腐，各國都有，互相攻擊就扯不清了。如果遇到這種情況，德國人會說，「生活是具體的，不要泛泛地談這個概念，到底各國貪腐情況怎麼樣，中國有多嚴重，美國有多嚴重，其他國家又有多嚴重，拿出來比一比就好了。同時，也不要靜態談這件事，10年前中國的情況是什麼樣，今天是什麼樣，社會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如果今天的情況比10年前好很多，即便有貪腐，也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如果更嚴重了，那它就是問題」。
這類例子很常見。你經常看到媒體上有這樣的爭論，到底電動汽車是環保，還是帶來了新的環境污染，或者太陽能發電是否真的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支持這些新技術的人的觀點很明確，但是反對的人也有自己的道理。比如反對電動車的人會說，全世界大部分電能還是靠燃煤產生的，而產生單位能量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汽油可高不少，因此使用電動車不過是將污染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這兩派人在媒體上永遠在爭吵，以至於政策的制定者永遠是為了選票去投票，而非真正致力於改善我們的環境。按照德國人的思維方式，這件事其實並不難解決，不要籠統地說好還是不好，生活是具體的，算一算細賬就可以了。中國上海汽車公司的專家有一次和我講，根據他們的計算，行駛單位里程，電動車的二氧化碳排放比內燃機汽車大約少一半，但是相比油電混合汽車優勢並不是很明顯。
在一個機構裡，很多不必要的爭執如果能夠秉承「生活是具體的」這個原則來處理，很容易解決甚至不會發生。我在很多單位裡經常看到這樣的事情：約翰做事情常常不上心，這回又把事情搞砸了，主管批評他，他便會辯解道，上次比爾也犯錯了。問題是比爾犯錯是偶爾疏忽，約翰犯錯則是常事。生活是具體的，雖然人都可能犯錯，但是程度上的差異和犯錯的次數，卻不能籠統而論。類似地，很多家長會這樣批評一些考試沒有考好的孩子：「怎麼考得這麼爛？」有些善辯的孩子會說：「我們班的第一名小紅這次還做錯了很多題呢！」嘴笨的家長這時常常被孩子堵回去了，但是又心有不甘，於是就暴怒罵孩子，最後大家吵了一架，問題也沒有解決。其實，稍微理性一點兒的做法不妨像德國人那樣，秉承生活是具體的原則，看看小紅雖然犯了錯，但是錯了多少，家裡的寶貝孩子又錯了多少。雖然同樣是錯，但是數量的不同本身就能說明問題。
德國人不僅對待國家、社會和生活態度如此，也把這條原則貫徹到工作中。在德國沒有人空喊提高產品質量這類話，但是他們會對一個產品制定一大堆非常具體的指標，如果每個都達標了，就說明產品總體質量達到了預期。從去年到今年，我去了德國4次，特別是參觀了徠卡的生產線，對此深有體會。徠卡在製造鏡頭的過程中，細到連一根刻度線的寬度，都有具體規範，更不用說他們在磨鏡片時花的功夫。當然，這樣一來德國製造的東西價格就貴得不得了。在歷史上，徠卡在日本合作生產過鏡頭，以降低成本。它找的是日本很大的一家光學儀器公司美能達公司合作。你知道日本工人的敬業水平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但即便如此，美能達生產出來的第一批鏡頭的合格率按照徠卡的標準只有20％多。後來經過了很多年時間改進具體問題，才滿足了徠卡的要求。再後來，消費者反映日本徠卡的質量還是不如德國，徠卡乾脆關閉了日本的生產線。類似地，德國另一家著名光學儀器公司蔡司也在日本生產鏡頭，今天依然沒有達到德國蔡司的要求，因此兩種產品只能用不同的型號加以區分，價格差三倍。你要說它們之間的差距是否很大，其實也未必。我有幾個日本產的蔡司鏡頭，光學性能不錯，但是沒有德國的結實，在戶外使用時間長了，就不像德國貨那麼嚴絲合縫了，這點差距就導致了價格巨大的差別。
我們每次出門旅行，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總不免要向當地人打聽道路。我們遇到過很多次這樣尷尬的情況，一些當地人知道大概的方位，然後瞎指路，反而誤導了我們。這種情況在德國很少出現，我幾次到德國，因為不懂德語，有時候換乘找不到正確的車站，詢問當地的德國人，碰到一些英語不好的人，也解釋不清楚，他們通常乾脆帶我走到車站。後來我問德國同事，是否德國人都如此願意幫助別人。他說，也不完全是。如果你趕上那個德國人沒時間，或者他不知道，他可能直接告訴你幫不了你。如果已經開始幫助你，他就覺得要幫你把問題解決掉，不能因為語言問題而誤導你，這時他會覺得不如乾脆帶你去，幫忙幫到底。
為什麼我主張你去德國或者瑞士進行一段時間的工程訓練呢？倒不是因為它們的水平比MIT高，而是去學學德國人做科研、寫論文的態度和方法。他們的論文和他們的產品一樣，也是出了名的嚴謹。我過去在學術界時經常和德國的科學家合作或交換研究成果。我們發現，他們寫論文會把一個大實驗中每一個細節產生的中間結果都寫出來，而大部分國家的科學家只是報告主要結果。我的導師賈裡尼克因為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死於德國的集中營，對德國人從來沒有好感，每次當我們討論德國人寫的論文，看到那些十分具體的數據時，他常常略帶調侃地說： 「哦，他們是德國人嘛！」似乎在嘲諷他們囉唆，但從另一個方面講，那確實是一群生活在太「具體」中的人。
最後，要告訴你家裡的一件事，妹妹近幾個月學會了做點心。中國上一代的人做飯講究經驗，但是經驗很難傳承，飯做得好壞常常靠悟性。你妹妹好吃，好做飯，她買了一大堆量杯、量勺，還有秤和計時器。我們沒有教她做飯，她完全是看電視、看視頻和看書自己學習的，西餐已經做得不錯了，做點心更是堪比高級西餐店的點心師傅。我觀察她和我做飯的不同之處在於，她嚴格遵守步驟，每一點原材料都仔細稱量，選調味品時要嚴格使用特定的品牌，絕不用同類替代品。在烤制時，火候要做到準確。就這樣，她居然無師自通地把點心做好了。
如果你有機會去德國人的學校學習一段時間，親身感受一下他們的做事方法，將受益匪淺。否則的話，記住他們的話，「生活是具體的」，並慢慢體會，也會有收穫。
你的父親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