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謝謝你遲到
從事新聞工作，各人有各人的原因，而且常常是出於一些理想主義的原因。有人想當調查記者，有人想當跑口記者，有人喜歡突發新聞，還有人喜歡解釋性新聞。我一直想當最後那種記者。我進入新聞這個行業，是因為我喜歡做一個將一種英文翻譯成另一種英文的人。
拿到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喜歡嘗試著進行分解，這樣我就可以搞懂它，而後就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它，無論主題是中東問題、環境問題、全球化還是美國政治。我們的民主制度順利運行的前提條件就是，我們的選民知道這個世界是怎麼運轉的，這樣他們就可以做出明智的政策選擇，而不會輕易落入政治煽動家、意識形態狂熱分子或陰謀論傳播家的陷阱。這些人說得客氣點是在混淆視聽，說得不客氣一些就是在蓄意誤導。2016年經歷了美國總統競選之後，我感到居里夫人的一句話是如此準確、貼切：“生活中沒有什麼是值得恐懼的，你需要做的只是瞭解它。我們瞭解得越多，恐懼就會越少。”
現在有許許多多的人感到恐懼或者無所適從，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在本書中，我將提出以下觀點：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上最陡峭的拐點區域，也許在德國鐵匠和印刷匠約翰·古騰堡在歐洲發起印刷革命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劇烈的轉折了。當年，印刷革命為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鋪平了道路。現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三股力量，即科技、全球化和氣候變化，正在同時加速。其結果就是，我們生活的社會、職場以及地緣政治的許多方面都正在進行重構，並需要人們進行思想的重造。
眾多的領域正在發生變化，而當這些變化在同一時間加速發生時，就是我們現在所經歷和感受到的：頭暈目眩，不知所措。國際商業機器公司負責認知解決方案和研究的高級副總裁約翰·凱利三世曾經對我說：“作為人類，我們生活在一個線性的世界裡，在這個世界裡，距離、時間和速度都是線性變化的。”但時至今日，科技的變化路徑已不再是線性的，而是一種“指數型曲線”。他說：“我們唯一曾經親身體驗過的指數型變化，就是開車時突然加速或者猛踩剎車的那種感覺。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你會在短時間內感覺到極大的不確定性和不適應感。”這種體驗也可能會令人愉悅興奮，你或許會想：“哇，我在5秒的時間就從0加速到了100千米/時。”但是如果是長途旅行，你可不會喜歡這種感覺。然而現在，我們就是在長途加速旅行，凱利說：“許多人的感覺就是，他們無時無刻不處於這種加速的狀態之中。”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應該選擇暫停腳步，用心反思，而不是驚慌失措或自暴自棄。暫停腳步並不是一種奢侈或迷失，而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周圍的世界，更有效地參與周圍的世界。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我的朋友多弗·塞德曼說：“當你按下一台機器的暫停按鈕時，它就停止運轉了。但是，當一個人自己暫停一下時，他就重新開始了。”多弗·塞德曼是LRN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的公司為全球企業提供商業道德和領導力領域的咨詢服務。多弗·塞德曼說：“你開始反思，重新思考你的假設前提，開始以一種新的角度重新設想什麼事是可能做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開始與你內心深處最堅定的信仰重新建立聯繫。當你這樣做的時候，才能重新選擇一條更好的道路。”
他補充說，最關鍵的一點是：“在暫停的時候，你做了些什麼。”美國文學家愛默生有一句名言：“每次暫停的間歇，我都聽到了召喚。”
暫停。是的，沒有哪個詞能更好地總結我寫作本書的目的。暫停腳步，讓我從擔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時那種坐著旋轉木馬似的生活中停頓下來，並更加深刻地反思歷史的拐點。
我不記得自己從這種快節奏的生活中抽身出來的準確時間了，大約是2015年年初的某一天。那是一次完全偶然的機會。我定期會在位於華盛頓鬧市區的《紐約時報》分局辦公室附近，利用吃早飯的時間會見朋友，採訪官員、分析師或外交官。通過這種方式，我可以避免浪費早餐時間，把自己每天的安排填得更滿一些。當然，華盛頓特區的早高峰交通總是很擁堵，我的早餐夥伴往往會遲到10分鐘、15分鐘甚至20分鐘。他們總是氣喘吁吁地趕到，一邊坐下一邊說著致歉的話：“紅線地鐵又延誤了……”“環城高速大堵車……”“我的鬧鐘沒有響……”“我的孩子病了”。
有一次，我突然意識到我根本不在乎我的客人遲到了，於是我對我的早餐夥伴說道：“沒有，沒有，請不要說對不起。實際上，你知道麼，我想謝謝你遲到了！”
我解釋道，因為他遲到了，我為自己擠出了一些時間。我“找到”了幾分鐘的時間，不幹別的，就是坐下思考。我津津有味地側耳旁聽鄰桌一對情侶對話，觀察大廳裡來來往往的人流。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等待的時候，我將幾天來一直思考的一些觀點貫通了起來。所以，完全沒有必要道歉：“謝謝你遲到。”
第一次我只是隨口這麼一說，自己也沒有認真思考。但是，在又一次經歷了這種情況之後，我注意到原來能有少許空閒時間，沒有計劃，沒有安排，其實是很好的，而且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感覺很好！和許多人一樣，我也被這種頭暈目眩的快速變化搞得精疲力竭，不堪重負。我需要允許自己（以及我的客人）慢下來；我需要允許自己獨自思考，而不去發推特、拍照片或與任何人分享。每一次我跟客人說“謝謝你遲到”的時候，他們一開始會露出一副詫異的表情，接著突然心中一亮，他們就會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謝謝你遲到！’嘿嘿，不客氣。”
牧師和作家韋恩·穆勒在他那本發人深省的書《安息日》中寫道，他看到人們經常對他說：“我太忙了。”穆勒寫道：“我們可以很驕傲地相互這麼說，就好像這種精疲力竭是一種榮耀，證明我們能夠承受壓力……不能為我們的朋友和家人抽出時間，沒時間來看看落日餘暉（甚至完全不知何時日落），如旋風般將我們的各種義務一掃而光，卻找不到時間停下來做一次簡單的、深沉的呼吸。這成了人生贏家的一種模式。”
我情願學會如何暫停。就像作家里昂·韋瑟蒂爾曾經對我說的：技術專家告訴我們，耐心和停頓之所以成為一種美德，是因為過去“我們別無選擇”，我們不得不等待更長的時間，因為調製解調器上網速度太慢，沒有寬帶，或者沒有升級到iPhone 7。韋瑟蒂爾補充道：“所以，既然現在科技已經使等待成了過去時，他們的觀點就是：誰還需要再有耐心呢？但是，古人相信耐心中有大智慧，智慧發軔於耐心……耐心不僅僅是放慢速度。它讓我們能夠反思。”今天，我們創造了比過去多得多的信息和知識，“但是，只有在你能夠對其進行反思的情況下，知識才是有益的。”
而且，從暫停中獲益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我們建立互信的能力。多弗·塞德曼跟我說：“我們需要與他人建立一種更深刻、更全面的聯繫，而不僅僅是更快速的聯繫。建立更深層次關係的能力，去愛，去關懷，去希冀，去信任，在共同的價值觀上構建一個自發性的社群，這些是人類獨有的能力。這是將我們與自然和機器區別開的最重要的特徵。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越快越好，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應該更快一些。上天造我，是讓我去思考子孫後代的千秋大計。我不是一隻非洲獵豹。”
所以，激發這本書的火花是一次暫停，一次不期而遇的經歷。但這也許並不是一個偶然。那是一次在停車場的偶遇。那一次，我沒有像往常一樣快速離開，而是選擇與一個陌生人進行深入交流。這個陌生人主動向我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請求。
停車場收銀員
那是2014年10月初的某一天。我開車從貝瑟斯達的家中去市中心，把車停在凱越酒店地下的公共停車場。我約了一個朋友在酒店的“每日鮮烤”餐廳用早餐。到了之後，我領了一張印有時間的停車票。用完早餐，我駕車從停車場離開，在出口處的收銀亭，我把停車票遞給裡面的收銀員。那位收銀員沒有著急看我的停車票，他先仔細地看了我一下。
“我知道你是誰。”這位滿頭銀髮的男士帶著外國口音，熱情地衝我微笑。
“好極了。”我答道。
“我讀你寫的專欄。”他繼續說道。
“好極了。”我漫聲應道，一心想要盡快回家。
“但我並不總是同意你的觀點。”他接著說道。
“好極了。”我答道，“這說明你總是在思考。”
我們又說了幾句客套話。他給我找了零錢，我開車走了，心想：“這個停車場的傢伙讀我在《紐約時報》上的專欄，好極了！”
大約一周之後，我又一次將車停在了同一個停車場。我每週大概搭乘一次紅線地鐵，從貝瑟斯達的家中前往華盛頓特區市中心。我拿了一張印有時間的停車票，乘地鐵前往華盛頓特區，在辦公室待了一整天，然後乘地鐵往家趕。下了地鐵，我走進地下停車場，找到車，開到出口處的收銀亭，我又碰到了那位收銀員。
我把停車票遞了過去。這一次，在把零錢遞給我之前，他說：“弗裡德曼先生，我也寫點東西。我有自己的博客。你能幫我看一眼麼？”
“我在哪裡能找到它呢？”我問道。他在一張用來打印收據的小紙條上寫下了網址：“odanabi.com”，並把紙條和零錢一起給了我。
我開車離開了，心裡很好奇，想要一探究竟。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我的腦海中又飄來了另一個想法：“太有趣了！這個停車場收銀員竟然是我的競爭對手！這個傢伙有他自己的博客。他也是一名專欄作家！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回到家，打開了他的網頁。網頁是英文的，話題主要是埃塞俄比亞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他是一名埃塞俄比亞移民。討論的焦點是當地各種族和宗教人群的關係、埃塞俄比亞政府的一些不民主的做法，還有世界銀行在非洲的行動。博客的界面設計得很漂亮，他的文章觀點明顯地支持民主。他的英文還算流暢，但談不上完美。我對這個主題不是特別感興趣，所以沒有在他的網站上花太多的時間。
但是在接下來的一周裡，我一直在想著這個傢伙：他是怎麼想到要寫博客的？這樣一個明顯受到過高等教育的人，白天做著停車場收銀員的工作，晚上寫自己的博客，並通過這個平台參與全球範圍的對話，告訴整個世界他感興趣的問題和他的觀點，這一切告訴了我們什麼？
我認為我需要暫停一下，並更深入地瞭解這個傢伙。唯一的問題就是，我沒有他的個人郵箱，所以我聯繫他的唯一方式就是每天乘地鐵去上班，並把車停在同一家公共停車場，看能否再次遇見他。我就是這麼做的。
在經過幾天空手而歸之後，我的努力終於獲得了回報。一天早晨，我很早就到了，我的博客收銀員坐在收費崗亭裡。我停車取票，下車後朝著他揮了揮手。
“嘿，又是我。”我說，“能把你的電子郵箱給我麼？我想和你聊聊。”
他拿出了一張小紙片，寫下了他的電子郵箱。我這才知道他的全名：艾耶勒·Z.伯嘉。當天晚上，我給他發了一封郵件，請他“簡單介紹一下他的背景，是什麼時候開始寫博客的”。我告訴他，我在構思一本關於21世紀的書，我對其他人是如何進入寫博客這一領域並用文章發表自己的觀點非常感興趣。
2014年11月1日，他給我回了郵件：“我不太確定我理解了你的意思，你問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寫博客的’。我在odanabi.com上發表第一篇文章的時間就是開始寫博客的時間，你可以在我的網站上找到這篇文章，一直往前翻頁，翻到頭即可。當然，如果你的問題是想問什麼在激勵我寫博客，那麼，在我的祖國埃塞俄比亞，有許多問題困擾著我，我希望就這些問題談一談自己的看法。我希望你能諒解，我不能即時回復你的郵件，因為我只在工作間歇才有時間回郵件。艾耶勒。”
11月3日，我又給他發了一封郵件：“在來美國之前，你在埃塞俄比亞是做什麼的？什麼是最困擾你的問題？不著急回復。謝謝。”
同一天，他回復道：“好極了。我看到一個互相幫忙的機會。你對哪些問題困擾著我感興趣，而我感興趣的是向您學習，這樣我就可以更好地與我的目標受眾和更廣泛的公眾就我所關注的問題進行交流。”
我立即回復道：“艾耶勒，成交！湯姆。”
我答應與他分享所有我所知道的關於如何寫專欄的知識，作為交換，他要告訴我他的人生經歷和故事。他立即同意了，我們約定了一個時間。兩周後，我從華盛頓特區位於白宮附近的辦公室出發，伯嘉從地下停車場出發，我們在貝瑟斯達附近的“皮特的咖啡與茶館”碰頭。他坐在靠窗的一張小桌子旁邊，花白的頭髮，一字胡，脖子上圍了一條綠色的羊毛圍巾。我們一邊喝著皮特最好的咖啡，一邊聊天，他開始告訴我他的故事，他如何成為一名作家，我也跟他講我的故事。
我們第一次遇見時，伯嘉已經63歲了，他畢業於海爾·塞拉西一世大學，學的是經濟學。海爾·塞拉西一世是長期統治埃塞俄比亞的國王。伯嘉是東正教徒，也是一名奧羅莫人，奧羅莫族是埃塞俄比亞最大的民族，有自己的語言。早在大學時期，他就是一個奧羅莫族活躍分子，為了一個民主的埃塞俄比亞而積極地推廣奧羅莫族文化。
“認同大埃塞俄比亞身份與奧羅莫語言文化的繁榮並不是相互矛盾的事。”伯嘉解釋道：“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朝著使埃塞俄比亞所有民族為其自己的民族感到驕傲，並為成為埃塞俄比亞的國民感到自豪。”但是，這些努力激怒了埃塞俄比亞政府，2004年他被迫流亡海外。
伯嘉的身上散發出一種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所特有的尊嚴。白天的工作只是為了掙錢，好讓他在晚上可以認真地寫博客。他說：“我並不是為了寫而寫。我希望學習一些技巧。我有我追求的事業，我希望實現自己的理想。我希望傳遞自己的思想，也願意傾聽另一方的觀點。”
他將他的博客取名為Odanabi.com。Odanabi是位於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附近的一個小鎮，現在被稱為奧羅莫人的中心。他剛開始寫作時是與埃塞俄比亞的各大網站平台合作，包括Nazret.com、Oduu.com、Ayyaanntu.net、AddisVoice.com，還有Gadaa.com，一個奧羅莫族的網站，但是他們更新的速度太慢，趕不上伯嘉想要參與討論的迫切心情。他解釋道：“我感激這些網站，他們給了我一個表達觀點的機會，但是他們處理稿件的流程太慢了。所以，儘管我是一個在停車場工作、收入不高的人，也不得不開設自己的博客，定期發表我的觀點。”他的網頁放在Bluehost.com網站上，並需要支付一小筆費用。
埃塞俄比亞政壇充斥著極端主義觀點。伯嘉說：“根本沒有可供理性討論的中間地帶。我希望埃塞俄比亞人能夠相互走得近一點，消除偏見，更好地理解對方……來到美國之後，我一直在尋找可以為我的祖國所借鑒的經驗和教訓。我看見這裡也有辯論，人們爭取他們的權利，但是也聽取另一方的觀點，這樣雙方就會逐漸靠近。”（也許只有一個來自分裂國度、在地下停車場工作的外國人才會將今天的美國視作人們觀點逐漸接近的國家。但是我愛他的樂觀精神！）
他對我說，雖然自己只是一個負責收錢找零的收銀員，但他總會去觀察別人，看他們如何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我來這裡之前，我從沒有聽說過蒂姆·羅賽特。”伯嘉說的蒂姆·羅賽特是已故的《與媒體見面》欄目的主持人。“我不認識他，但當我關注這一節目之後，我覺得他特別有感染力。從蒂姆·羅賽特身上，你看到了一個準備充分的人，他說的話沒有一句是未經推敲或思考的，沒有一句是毫無依據的，他用事實與人們交流，他不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把觀點強加於人。在表述他掌握的事實的時候，他是不留情面的，但同時他也非常尊重他人的感受。”所以，伯嘉總結道：“每一次他結束一場討論的時候，你會感到他給了我們一些信息，並在採訪對象的腦海中激發了一些火花。”
真是由衷的讚揚！我想，我的朋友蒂姆要是能夠知道，一定會感到高興。我問伯嘉，有多少人看他的博客？
伯嘉說：“每個月都不一樣。有的話題較熱，有的較冷，但我有一群穩定的粉絲。”他告訴我，網絡統計數據告訴他，博客的訂閱者分佈在大約30個不同的國家。他補充道：“我很想知道有什麼辦法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管理網頁。”在過去的8年中，他每週在停車場工作35小時，這僅僅“是為了生存，網站才是我傾注能量的場所”。
我答應他會盡我所能地幫助他。有誰能夠拒絕一個掌握自己網站流量信息的停車場收銀員呢！但是我必須問他一個問題：“白天是停車場收銀員，晚上是網絡活躍分子，有自己的博客，住在美國，卻能夠對30個國家的人傳遞信息，儘管人數不多，這些對你意味著什麼？”
“我感覺自己被賦予了更多的力量，”伯嘉毫不遲疑地回答道，“相信我，這就是我現在的感受，這些天我有些後悔以前浪費了時間。我應該在3年或者4年以前就開始這麼做，而不是東發一篇、西發一篇。如果我早一些集中精力開發自己的博客，現在讀者會更廣……我從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中獲得了極大的滿足。我正在做一些對我的國家有益的事情。至少，我在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熱與光
接下來的幾周，我給伯嘉發去了兩份備忘錄，內容是關於如何構思專欄寫作的。後來我們又在皮特咖啡館見了一面，以確保他理解了我的意思。我不能說這對他有多大的幫助，但是從這次偶遇中，我的收穫非常之大，遠遠超出我的預料。
首先，能夠走進伯嘉的世界就令人眼界大開，哪怕只是走進去了一點點。10年前我們兩人可能毫無交集，現在我們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同事。我們都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使我們關注的問題為更多人瞭解，參與全球性的討論並按照我們的方法一點一點改變這個世界。我們都是某種大趨勢的一部分。多弗·塞德曼說：“我們在此前的歷史上從未經歷過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同時創造歷史、記錄歷史、公佈歷史以及放大歷史。”在此前的時代裡，“創造歷史需要一支軍隊，記錄歷史需要一個攝影工作室或一份報紙，公佈歷史需要一個出版人。現在，任何人都可以掀起波瀾。現在任何人輕輕敲擊鍵盤，就可以創造歷史”。
伯嘉所做的就是這些。藝術家和作家自古就是身兼數職，白天一份工作，晚上一份工作。今天的新變化是，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像藝術家和作家一樣身兼數職，並且如果他們的文字有足夠的說服力，這些文字就可以傳遞並感染許許多多的人；如果他們確實有話要說並且言之有物，這些文字能夠飛速傳遍全球，而且做到這些只需要花費很少的錢。
為了兌現我對伯嘉的承諾，我不得不比以前更加深入地思考觀點寫作的技巧。當我們見面的時候，我已經當了20多年的專欄作家。在這之前，我還做了17年的記者。我們的這次偶遇使我暫停腳步，思考新聞報道和觀點寫作之間的區別，思考究竟什麼能夠使一個專欄“發揮效果”。
在給伯嘉的兩份備忘錄中，我寫道，專欄寫作並沒有一定之規，也無課可授，每個人寫作的方式都不一樣。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導原則。如果你是一名記者，你關注的焦點就是挖掘事實真相，以解釋複雜的新聞事件，並揭露和曝光背後隱藏的不可理喻的事，任由事實指引你前進。你在現場的目的是為了把信息告訴公眾，你要做到公正公允、不偏不倚。實話實說的新聞往往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取決於曝光的程度、解釋的程度。
觀點寫作與此不同。如果你是一名專欄作家，或像伯嘉一樣是一名博客博主，你的寫作目的就是去影響或去激發某種反應，而不僅僅是告知。你是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去闡述你的觀點，並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說服你的讀者以一種不同的視角、以一種更強烈的感情或以一種煥然一新的思路去思考或感受某個問題。
我告訴伯嘉，作為一個專欄作家，“我從事的是光與熱的工作”。每篇專欄或博客都必須在你讀者的腦袋裡點明一盞燈，激發他們從全新的視角看問題；或在你讀者的心靈深處觸動某種情感，讓他們產生更加強烈的感受或採取不同的行動。一篇理想的專欄文章能夠同時產生這兩種效果。
但是，如何做才能產生光與熱呢？觀點從何而來？我相信每個專欄作家對這個問題都有不同的答案。我的簡單回答就是，專欄的觀點可以來自任何地方：某則讓你覺得古怪的頭條新聞，陌生人的一個簡單的動作，某位領導人打動人心的演講，孩子天真的提問，冷血的校園槍擊者。任何事都是可以產生光與熱的素材。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你要學會發現不同事物之間的聯繫，並從中挖掘出深刻的見解。
我告訴伯嘉，專欄寫作就像化學實驗，你必須把文字變出來。專欄不像突發新聞，只要發生了新聞事件，就可以講述一個故事。專欄必須創作和創造。
這項化學實驗通常需要混合三種基本的原料：第一種原料是你自己的價值觀、重點關切和抱負期許；第二種原料是影響世界的最強大的力量，以及你認為這些力量將會如何改變歷史；第三種原料是你學到的關於人和文化的知識，受到那些最強大的力量衝擊後，它們會作何反應。
我所說的價值觀、重點關切和抱負期許，指的是你最關心的事情，以及你最強烈地希望看到實現的事情。你的價值觀幫助你決定什麼事是重要的、值得發表觀點，以及你要說些什麼。作為一個觀點作家，你可以改變你的觀點，但是你不可以沒有觀點，不可以沒有立場，不可以什麼都不支持，也不可以什麼都支持，或者只說一些簡單和沒有爭議的觀點。一個觀點作家必須有自己的價值框架，支持什麼或反對什麼，亮明自己的觀點。你是一個資本主義者，一個共產主義者，自由論者，凱恩斯主義者，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新保守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者？
我所說的影響世界的最強大的力量，是指我所謂的“機器”（對沖基金傳奇投資人雷·達裡奧曾把經濟稱作一台“機器”），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齒輪和滑輪。要做一個觀點作家，你必須有一套關於這台機器是如何運轉的理論假說，你的基本目標就是要推動這台機器朝著你的價值觀方向運行。如果你沒有一套關於機器是如何運轉的理論，那麼，或者你無法讓機器朝向符合你信念的方向運行，或者就根本推不動這台機器。
我所說的人和文化，指的是當機器運行時，不同的人和文化是如何受到影響的，而他們又會做出何種反應來影響這台機器。說到底，專欄是關於人的，講的是人們所說的、所做的、仇恨的或希冀的那些事。我喜歡用數據使專欄更有說服力，但是不要忘了，能夠得到最多回復的專欄文章總是關於人的，而非堆砌數字的。還有，不要忘了，有史以來最暢銷的一本書是關於一個人的故事集，這本書的名字叫作《聖經》。
我告訴伯嘉，好的專欄就是這三種原料的混合：如果你的觀點裡沒有體現出一套價值觀，你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的觀點作家。多弗·塞德曼常常用《塔木德》裡的一句話提醒我：“出自真心，方入人心。”那些並非出自你真心的觀點永遠進入不了其他人的內心。我們需要用關懷去點燃關懷，需要用同情去點燃同情。此外，如果你的專欄沒有講清楚塑造我們這個世界的最強大的力量，沒有提出這些力量對我們的影響，以及我們該如何應對，你也不可能寫出一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專欄文章。你關於這台機器的觀點永遠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它一定是在不斷完善之中，隨著你獲得新的知識，隨著這個世界的改變，你要不斷地更新自己的觀點。如果你不能以一種有說服力的方式把事物聯繫起來——為什麼這種行動會帶來這種後果——那麼你很難說服他人去採取行動。最後，我告訴伯嘉，一個專欄觀點要想給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必須源自真實的人。一篇專欄文章不能僅僅提倡某些抽像的原則。
當你把價值觀、對這台機器如何運行的分析以及人和文化這三個元素組合在一起，你就擁有了一套世界觀，並且可以應用於各種情景，得出你的觀點。就像數據科學家需要一個算法模型來破解所有非結構化數據和數據噪聲一樣，一個觀點作家需要一套世界觀來創造光與熱。
但是，要想使你的世界觀永葆常青、與時俱進，你必須不斷地報道和學習。特別是在今日，在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裡，任何人如果躺在教條主義的溫床上，倚靠過去的經驗不思進取，一定會自討苦吃。事實上，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相互依存和複雜多樣，現在比以往更加需要你擴大你的光圈，綜合更多不同的視角。
我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受到了林·威爾斯的很大影響。威爾斯在美國國防大學教授戰略學。在他看來，如果你認為能夠通過一套固定的工具或用任何一個單一的學科，就能對整個世界發表觀點或做出解釋，那你不過是一廂情願、異想天開。威爾斯描述了三種思考問題的方法：“在工具箱之內”“在工具箱之外”以及“沒有工具箱”。他認為，思考今日之問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思考的時候不要帶上工具箱。”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沒有觀點。恰恰相反，它意味著不要限制你的好奇心，不要限制你對這台機器進行分析時選取不同的學科和角度。威爾斯將這種方式稱作“激進而無所不包的”，我在本書中也將用到這個方法。它要求在你的分析中納入盡可能多的相關的人物、進程、學科、組織和技術，而過去這些要素往往都是相互孤立甚至是被排除在外的。
這就是我在備忘錄和咖啡館中與伯嘉分享的主要經驗。但是，我需要坦白一點，我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如此深入地思考過自己的行當，以及什麼能夠使一個專欄變得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如果沒有暫停腳步，我或許永遠沒有機會將自己理解這個世界的框架拆散、審查並重新組裝。在我即將完成本書的時候，我和伯嘉又見了一面，我很高興地將上述心聲與他進行了分享。
這次經歷讓我的大腦開始飛速旋轉。我與伯嘉的會談引發我捫心自問：我的價值觀是什麼？它來自哪裡？我認為世界這台機器是如何運轉的？我認為不同的人和文化正在受到怎樣的影響，他們又是如何回應的？
這就是我在暫停的時候開始做的事。本書接下來的部分就是我的答案。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我關於這台機器是如何運轉的思考。我是如何理解那些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的。這些力量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和越來越多樣的方式，在越來越廣的地域對越來越多的事物進行重構。這台機器同時受到三股加速度的驅動，即技術、全球化和氣候變化，而這三者之間也在相互影響。
本書的第三部分講述的是這些加速的力量對人和文化的影響。它們正在如何改變職場、地緣政治、政治、道德選擇和社群生活，其中就包括我從小長大、塑造了我的價值觀的那個明尼蘇達小鎮。
在解釋所有這些的時候，我始終在關注一個問題，在這個受到三股巨大加速度衝擊下的世界裡，不同的國民和社會應當怎樣學習，才能建立生存和繁榮所必需的韌性和動力。我們能夠重塑我們的社會，培養出更加有韌性的工人和社群，從而得以與這些巨大的變化保持同步嗎？現在下定論還為時尚早。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挑戰。每個社會都正面臨著這個挑戰。將人們面對挑戰或拒絕面對挑戰的故事講述出來，我想不出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了。
所以，你永遠不會料到當你停下腳步和另一個人交談後，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伯嘉得到了關於如何管理博客的經驗，而我得到了一個關於本書的框架。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本樂觀主義者的指南，我要講的是，在這個歷史拐點處，在這個不斷加速的世界中，我們該如何茁壯成長並變得更有韌性。
作為一個記者，當我回過頭重新報道一個故事或者一段歷史，發現當初沒有看到的東西，這時我總是會感到驚訝和欣喜。當我開始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立即認識到，改變我們這個世界的科技拐點出現在一個看似平淡的年份——2007年。
2007年究竟發生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