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2007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世界這台機器是如何運轉的）
約翰·多爾是風險投資界的傳奇人物。他曾經成功地投資了網景、谷歌和亞馬遜。有一天，具體的日子他已經不記得了，但他記得那是在2007年，就在當年9月史蒂夫·喬布斯在舊金山的莫斯康會展中心宣佈蘋果公司重新發明了手機前不久，當時他和他的鄰居兼朋友喬布斯正在離他們位於帕洛阿爾托的家不遠的一所學校裡觀看喬布斯女兒的足球賽。賽事有些無聊，喬布斯對多爾說要給他看個東西。多爾永遠忘不了他第一眼看到這部手機的情景。
“史蒂夫把手伸進了牛仔褲口袋，拿出了第一代iPhone手機。”多爾回憶道，“然後他說，‘約翰，這個東西幾乎要把我的公司弄破產了。這是我們做過的最困難的事。’於是我問他這個手機能做什麼。史蒂夫說，這台手機有五個不同的無線電頻段，具有極強的處理能力、極高的隨機存儲內存，以及高達數G比特的閃存空間。我從未聽說過這麼小的一台設備能夠帶有這麼大容量的閃存。他還說這台手機沒有任何按鍵，將通過軟件實現一切，於是一台手機‘就可以讓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好的媒體播放器、最好的電話、最佳的上網方式，三合一’。”
多爾立即提議設立一支基金支持第三方開發者為這台機器開發應用程序，但是喬布斯當時對此並不感興趣。他不希望外人來摻和這部精緻優雅的電話。蘋果可以自己做應用軟件。1年之後，他改變了主意，基金設立了，手機應用產業發生了爆炸式的增長。後來人們才認識到，史蒂夫·喬布斯推出iPhone的那一刻，不僅是世界科技史的一個轉折點，而且也是這個世界的一個轉折點。
葡萄酒講究年份，歷史也是一樣，2007年毫無疑問是歷史上的一個大年。
2007年不僅誕生了iPhone手機，還有一大群公司在那一年前後出現。這些新的公司和發明重塑了人及機器溝通、創造、協作和思考的方式。2007年，得益於一家名為哈度普（Hadoop）的公司，計算機的存儲能力發生了爆炸式的增長，使“大數據”成為可能。2007年，程序員們開始在一個名為吉特港（GitHub）的開源平台上合作編寫軟件，這個開源平台將極大地擴展軟件的能力，用網景的創始人馬克·安德森的話說，軟件開始具備“吞噬天地”的能力。2006年9月26日，臉書（Facebook）對所有13歲以上並擁有電子郵件的人開放註冊，此前這個社交網絡僅限大學校園的註冊用戶使用。2007年，一個名為推特（Twitter）的微型博客公司從一家創業公司中剝離出來，成為一家獨立的平台，其規模在全球範圍內急速擴張。2007年，改變網（Change.org）誕生了，日後將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社會動員網站。
2006年，谷歌收購了YouTube。2007年，谷歌推出了安卓系統（Android），這是一個開源的手機操作系統，日後將成為蘋果iOS操作系統的競爭對手，並幫助智能手機在全球範圍內迅速擴大規模。2007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作為iPhone手機的獨家網絡接入供應商，大舉投資所謂的“通過軟件實現的網絡”，並迅速擴大了其處理由智能手機革命所導致的蜂窩網絡流量暴增的能力。根據AT&T的數據，其全美無線網絡上的移動數據流量從2007年1月到2014年12月增長了超過100000個百分點。
還是2007年，亞馬遜公司發佈了一款叫作Kindle的產品，用這台機器，加上高通公司的3G技術，你可以在一眨眼的功夫在任何地方下載上千本書籍，這引發了一場電子書革命。2007年，愛彼迎（Airbnb）在舊金山的一間公寓裡誕生。2006年末，全球互聯網用戶突破10億人大關，這似乎是一個臨界點。2007年，帕蘭提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發佈了第一個平台。這家公司的專長是大數據分析和增強智能，它們能夠幫助情報部門從海量信息中大海撈針，當然也能做很多別的事情。帕蘭提爾技術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亞歷山大·卡普說：“計算機的處理能力和存儲能力已經達到了足夠高的水平，使我們得以創造一種算法，來理解許多過去無法理解的事情。”2005年，邁克爾·戴爾決定從戴爾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忙碌崗位上退下來，僅保留董事會主席的頭銜。兩年之後，他意識到這是在錯誤的時間做出的錯誤決定。“我看到變化的速度真的加快了，我意識到我們能夠做全新的東西，所以2007年我又回到了公司。”
還是在2007年，大衛·費魯奇和他的團隊開始建造一台名為“沃森”（Watson）的具有認知能力的機器人。費魯奇是IBM公司位於紐約州約克鎮高地的沃森研究中心語義分析與整合部門的負責人。“沃森是一個為特殊目的而設計的計算機系統，旨在挑戰深度問答、深度分析和電腦理解自然語言能力的極限”，信息史網站（HistoryofInformation.com）寫道：“沃森是第一台具有認知能力的計算機，它將機器學習與人工智能結合在一起。”
2007年，英特爾公司在芯片上首次採用了非硅基材料，名為高電介質金屬柵極（HKMG, high-K metal gates，這個術語指的是晶體管柵門的電極和電介質）。這一技術革新極為重要。非硅基材料之前已經在微處理器的其他零件中得到了應用，但是將其用在晶體管中之後，計算機的處理能力能夠繼續沿著摩爾定律——芯片的處理能力大約每兩年翻一倍——所設定的指數級增長路徑繼續前進。當時，人們一度開始質疑，基於傳統的硅基晶體管，摩爾定律是否到了極限。
“通過非硅基材料的應用，摩爾定律又打了一針強心針，當時許多人都以為它要結束了。”薩達斯萬·山卡爾說。他曾經是英特爾材料設計團隊的一員，現在在哈佛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教授材料與計算機科學。關於這一科技的突破，《紐約時報》硅谷跑口記者約翰·馬可夫在2007年1月27日寫道：“全世界最大的芯片製造商英特爾公司對信息時代最基本的建造單元進行了徹底的大修，為製造新一代更快、更節能的處理器鋪平了道路。公司研究人員表示，自英特爾40年前率先發明現代集成電路晶體管以來，這是硅基芯片製造材料領域意義最為重大的改進。”
2007年同樣還是“清潔能源革命的開端”。安迪·卡斯勒2006～2008年間在美國國務院擔任負責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助理國務卿。他說：“如果有人在2005年或2006年對你說，他們的模型能夠預測到2007年清潔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路徑，他們一定是在撒謊。因為2007年出現了一次革命性的躍升，太陽能、風能、生物燃料、LED照明、節能建築以及電動汽車都出現了指數級的增長。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冰球棍時刻，曲線突然加速向上。”
最後，同樣重要的一點是，2007年DNA測序的成本大幅下降，生物科學產業充分利用剛剛開始爆發式增長的計算機處理和存儲能力，開始開發新的測序技術和平台。基因網（Genome.gov）認為，這一工具的改變對基因工程科學來說也是一個拐點，並引發了“DNA測序技術的革命”。2001年，對一個人的基因進行測序需要花費1億美元。2015年9月30日，《大眾科學》報道：“昨天，個人基因公司偉瑞塔基因（Veritas Genetics）宣佈它完成了一個里程碑式的跨越：其個人基因項目的參與者只需要花1000美元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基因測序。這個項目的參與者雖然數量有限，但一直在穩步增長。”正如圖2-1、圖2-2、圖2-3所顯示的，拐點顯然就出現在2007年前後。
技術的進步總是通過突然的重大飛躍而實現。所有這些提高計算機處理能力的因素——計算芯片、軟件、存儲芯片、網絡和傳感器——往往都會同步改進。當它們的能力改進達到了某一臨界點之後，往往會相互融合，並形成一個新的平台，而這個平台可以擴展出一套新的能力，並成為新常態。從大型機、台式機、移動電腦再到具備移動應用能力的智能手機，每一代新技術的發展使得人們能夠比以前更容易地應用這些技術。當第一代大型機問世時，你需要獲得一個計算機科學的學位才會使用它。今天的智能手機就連小孩子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會使用。
圖2-1 基因測序成本
圖2-2 生物技術領域實用專利許可數量，1963～2014
圖2-3 太陽能發電量增長
技術不斷發生飛躍式的進步，這個在2007年左右誕生的平台引發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技術飛躍。它具備一整套新的能力，去連接、協作和創造生活、商業以及政府的方方面面。突然之間，越來越多的東西變得可以數字化了，存儲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可以容納所有這些數據。計算機處理速度越來越快、軟件創新日新月異，從而能夠從這些數據中得出精準的分析和判斷，並且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個人——大至跨國公司，小至印度農民——可以獲取這些結論或見解，或對其作出貢獻，無論他們身在何處，只要他們手中拿著一台被稱作“智能手機”的電腦。
這就是驅動世界這台機器的核心技術引擎。它悄無聲息地來到我們身邊。2004年，當時我正在寫一本書，我認為世界的互聯互通達到了一種很高的程度，從而使越來越多的地方、越來越多的人都能獲得平等的機會，與更多的其他人去競爭、去連接、去協作，並且相比過去，實現這一切只需要花更少的錢、費更少的力。我將這部書的題目定為《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這本書的第一版是2005年出版的，2006年和2007年我又做了兩次更新。之後，我便停止了更新。我覺得自己已經搭建了一個相當牢靠的框架，足以支持我繼續當一段時間的專欄作家了。
這真是大錯特錯！事實上，2007年真的不是一個停止思考的好年份。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在2010年，當時我正著手寫另一本書，即我和邁克爾·曼德鮑姆合著的《曾經的輝煌：我們在新世界生存的關鍵》。回憶起來，當我開始寫這本書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從書架上拿下一本第一版的《世界是平的》，目的是讓自己回憶一下2004年我開始寫作時腦子裡在想些什麼。我直接翻到索引頁，順著一個一個條目往下看，立即發現了一個問題：“臉書”居然不在裡面！是的，當我在2004年宣稱“世界是平的”的時候，“臉書”還不存在，“推特”還是一個象聲詞，“雲”還是天上的雲，“領英”還不為人知以至於大部分人聽到這個名字認為它是一家監獄，“大數據”聽起來像是一個饒舌歌手的名字，至於Skype，大部分人會認為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拼寫錯誤。所有這些技術都是在我寫完《世界是平的》之後誕生的，大部分是在2007年左右。
所以幾年後，我開始以一種迫切的心情更新自己的觀點。對我來說，一個關鍵的動力是2014年我讀過的一本書，即麻省理工學院商學院的兩名教授埃裡克·布萊恩約弗森和安德魯·麥卡菲合著的《第二次機器革命：數字化技術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與社會》。他們提出，第一次機器革命是18世紀晚期伴隨蒸汽機的發明而出現的工業革命。麥卡菲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解釋道，這段時期的主旋律是“動力系統如何輔助和增強人類的肌力”。“那個時代的每一項發明都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能量。但是無一例外地需要由人來做決策。”因此，那個時代的發明實際上使人的控制和勞動“更有價值、更為重要”。
勞動和機器總體而言是相互輔助、相互補充的，布萊恩約弗森繼續說道。但是在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我們開始讓越來越多認知型的工作自動化，越來越多的控制系統被自動化，這些系統可以決定如何使用那些能量。今天，在許多情況下，人工智能的機器能夠做出優於人類的決策”。所以，人與由軟件驅動的機器之間的關係由原先的相互補充逐漸演變為相互替代。
這種變化背後關鍵——但不是唯一——的驅動力，在兩位作者看來，就是計算處理能力的指數級增長，其代表就是摩爾定律。摩爾定律是1965年由英特爾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首先提出的。摩爾指出，芯片的速度和力量，也即其計算和處理能力，大體上每年可以翻一番，而製造每一代新產品的成本只會以極小的幅度上升。摩爾後來把翻一番的週期由1年調整為2年。在此後的50年，技術發展大體是沿著摩爾定律的路徑前進的。
為了演示出這種指數型增長的效果，布萊恩約弗森和麥卡菲講述了那個著名的國王與發明國際象棋的人的故事。國王對國際象棋非常感興趣，並願意給發明家任何東西作為獎勵。那個發明國際象棋的人說，他只需要足夠養活家人的大米。國王說道：“沒有問題，就照你說的辦。你需要多少？”發明家請國王在國際象棋的第一格方塊裡放上1粒米，接著在第二格方塊裡放上2粒米，在下一格方塊裡放上4粒米，以此類推，每一格方塊裡放米的數量都是前一格的二次方。國王同意了。但他沒有想到，2的63次方是一個大到無法想像的數字，大約是10的18次方，也就是1後面加上18個0。這就是指數型增長的強大力量。當一樣東西在50年的時間裡持續地翻倍增長，就會出現一些非常大的數字，最終你會看到一些此前從未見過的、非常令人驚恐的東西。
兩位作者認為，摩爾定律剛剛“進入了棋盤的後半場”，此時翻番的結果是極為龐大和迅速的，以至於我們開始看到一些新的東西，一些能量和能力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東西。這是我們此前從未見過甚至從未想像過的：自動駕駛汽車；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計算機，可以在國際象棋比賽、在《大冒險》（Jeopardy！）節目，甚至是在複雜性被認為遠勝國際象棋、有著2500年歷史的圍棋比賽中戰勝任何人類選手。這就是“當改變的速度和改變的加速度同時提高時”所發生的，麥卡菲說，而“我們還什麼都沒看見呢”！
所以，在一個層面上，我關於今天的世界是如何運行的觀點，是站在布萊恩約弗森和麥卡菲的肩膀之上建立的。我認同他們的洞見，即摩爾定律的持續加速會對科技產生巨大影響。但是，我認為今天的世界機器更加複雜。因為並不僅僅只有技術變化進入了棋盤的下半場，還有其他兩個巨大的力量也是如此：即市場和大自然。
“市場”是我對全球化加速的簡稱。商務、金融、信用、社交網絡的全球流動以及互聯互通的能力將市場、媒體、中央銀行、公司、學校、社群以及個人緊密地編織在一起。信息和知識的流動使我們的世界不僅相互聯繫得越來越緊密，甚至過於緊密。無論一個人身處何處，都更容易受到身在他處的另一個人的影響和傷害，從而變得更加脆弱。
而“大自然”則是我對氣候變化、人口增長以及生物多樣性減少的簡稱。所有這些都在持續加速，並已經進入了棋盤的下半場。
這裡，我又一次地站在了他人的肩膀上。“加速時代”這個詞我是從威爾·斯蒂芬那裡得來的。斯蒂芬是一名氣候變化專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研究員，他領導的一個科學家團隊率先製作了一系列的圖表，並收錄在2004年一本名為《全球改變與地球系統：一個承壓的星球》的書中。這些圖表顯示了從1750年到2000年，技術、社會以及環境衝擊持續加速並且互相提供能量的進程，這一進程在1950年之後尤為明顯。2005年，這批科學家還提出了“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的說法，旨在捕捉這些同步橫掃全球、重構人類和地球生態系統生物圖譜的變化所蘊含的那種整體的、綜合的以及相互聯繫的本質特徵。2015年3月2日出版的《人類世評論》刊登了經過更新的圖表。
歐文·加弗尼是斯德哥爾摩適應力中心的戰略主任，也是大加速團隊的一員。他說：“當我們啟動這個項目的時候，距離我們出版第一次加速的圖表已經過去10年了，第一次的圖表描述的是1750—2000年之間發生的變化。我們希望將這些圖表更新至2010年，看一看發展的路徑是否發生了變化。”它確實發生了變化，他說道：它加速了。
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的同時加速構成了“加速時代”，這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這些力量是今天驅動世界機器運轉的核心部件。這三種力量的加速也在相互影響，摩爾定律的加速驅動了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加速驅動了氣候變化的加速，而摩爾定律的加速也對氣候變化和我們面臨的許多其他挑戰提供了更多的潛在解決方案，同時也在改變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格雷格·蒙迪是微軟公司的前任首席戰略研究員，也是一名超級計算機的設計師。他用簡單的物理學術語來定義我們所處的這一時刻：“速度在數學上的定義就是一階導數，加速度是二階導數。所以速度增減是加速度的函數。在我們今天身處的世界中，加速度似乎越來越大。這意味著變化的速度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但還不止於此，變化的加速度也變得越來越快……當這種變化的加速度最終超過了人們適應能力的時候，你就會‘陷入混亂’。如果有人以更聰明的方式完成了一件事，這會使你或你的公司看上去落伍了，這時候發生的是‘擾亂’；如果整個環境迅速發生變化，以至於所有人都感覺落伍了，這就是‘混亂’。”
現在就是這種情況。“世界不僅在發生快速的變化。”多弗·塞德曼補充道，“而且正在發生劇烈的重構，它開始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運行。”這種劇烈變化發生在許多領域，而且是同時發生。“這種重構的速度要快於我們目前重構自己、重構領導力、重構體制機制、重構社會以及道德選擇的能力。”
的確如此，變化的加速發生與我們自身的適應能力之間出現了不匹配，這種適應能力包括我們開發學習系統、培訓系統、管理系統、社會安全保障網以及政府監管體系，以使人們能夠從這些加速中獲得最大收益，並緩衝這些變化對其造成的最惡劣衝擊的能力。我們在下文中將要看到，這種不匹配是今天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政治和社會動盪的根源。現在這很可能是全球所面臨的最為重要的治理挑戰。
阿斯托·特勒的曲線圖
關於這種現象，埃裡克·阿斯托·特勒為我畫出了一張最具啟發性的曲線圖。特勒是谷歌X研發中心的首席執行官，X研發中心的一項重大發明就是谷歌的無人駕駛汽車。特勒在X研發中心被稱為“探月隊長”，這稱呼再合適不過了。他每天都要到辦公室與他的同事們一道“探月”，把別人眼裡的科學幻想變成能夠改變我們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產品和服務。他的爺爺是愛德華·特勒，氫彈設計師。他的外公是吉拉德·德布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像人們常常說的，基因優良。X研發中心的總部由一座購物中心改建而成，我們坐在其中一間會議室裡。特勒穿著旱冰鞋趕來接受我的採訪，這是他準時奔赴每天各種會議的方式。
他沒有說一句廢話，立即向我解釋摩爾定律的加速發展以及思想的加速流動如何形成合力，進而導致變化的加速發生，並對人類的適應能力構成挑戰。
特勒先拿出了一張小號的3M黃色記事貼，說道：“想像一下一張圖上有兩條曲線。”接著他畫了一個坐標軸，Y軸記錄“變化的速率”，X軸記錄“時間”。第一條曲線剛開始的時候非常平緩，緩慢抬升，但後來斜率變陡，曲線朝著右上方極速攀升，看起來就像是一根冰球棍。特勒說：“這條線代表了科學的進步。”最初，科學進步是緩慢而漸進的，隨著創新不斷積累，斜坡越來越陡，接著便開始直衝雲霄。
這條線上的點代表什麼呢？這條線上有印刷術、電報、人工打字機、傳真機、大型機、第一台文字處理機、個人電腦、因特網、筆記本電腦、移動電話、網絡搜索、移動應用、大數據、虛擬現實、人類基因測序、人工智能以及無人駕駛汽車，等等。
特勒說，1000年前，這條代表科技進步的曲線爬升得非常緩慢，要讓世界的面貌煥然一新，要讓人們的感覺截然不同，可能需要100年的時間。例如，西方於12世紀發明了大弓，但直到13世紀中期才開始在戰場上廣泛應用。如果你生活在12世紀，你的基本生活與11世紀的人不會有太大區別。在歐洲或亞洲的城市裡發生的改變，需要經過很久才能傳至農村地區，更不用說傳到遙遠的非洲或者南美洲了。沒有任何東西是同時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和擴張的。
但是，到了20世紀，特勒注意到，科學與技術的變化“開始加速”。“這是因為技術是站在技術自己的肩膀上發展的，每一代的新發明都是建立在此前已有發明的基礎之上。”特勒說道，“所以到了20世紀，重大科技進步的出現週期縮短到了20～30年。比如說汽車和飛機，只用了20～30年的時間就大行於世。”
接著，科技進步曲線的斜率幾乎變成了直角，一飛沖天，突破了圖表的邊界。這一時期發生的變化是移動設備、寬帶接入能力以及雲計算同時出現。這些發明將創新的工具散佈到世界的每個角落，為越來越多的人所使用，使他們能夠以更低廉的成本驅動更為深遠、更加迅速的改變。
“隨著每一代技術在前一代的肩膀上繼續演進，這個時間窗口變得越來越短。”他繼續說道，“到了2016年，已經縮短到了5～7年的水平。也就是說，從某個東西剛剛發明，到它變得無處不在並讓世界感受到衝擊，只需要很短的時間。”
這種進程給人一種什麼感覺呢？在我第一本關於全球化的書《凌志車與橄欖樹》中，我記錄了一個小故事。這個故事是著名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告訴我的。1988年，薩默斯是邁克爾·杜卡奇斯總統競選團隊的一員，有一次他被派往芝加哥發表演講。到了機場，有一輛車來接他，上車之後，他發現車的後座安裝了一部電話。“我第一次發現有一部蜂窩電話安裝在車裡，我可以用它給妻子打電話，並告訴她我是坐在一輛車裡打的電話，這種感覺好極了。”薩默斯對我說。他還給所有他能夠想到的人都打了電話，他們同樣感到興奮。
9年之後，薩默斯當上了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有一次他出差前往西非的科特迪瓦，為一項由美國資助的醫療計劃啟動剪綵。這個活動是在科特迪瓦的主要城市阿比讓上游的一個小村莊舉行的，那個小村莊剛剛挖了第一口飲用水水井。令他記憶最深刻的是，當他從那個村落返程，乘坐一條獨木舟順流而下的時候，一個科特迪瓦官員遞給他一部手機，說：“華盛頓有事找你。”9年前，薩默斯還在為在芝加哥的一輛車裡有無線電話激動不已，9年後，他在阿比讓的獨木舟上打手機都不再覺得新奇。改變的速度不僅加快了，而且現在是在全球範圍內發生。
另一條線
以上就是科學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變化。但是，特勒還沒有畫完他的曲線圖。他說過要畫兩條線，現在輪到第二條線了。第二條線是一條直線，以前這條直線一直位於科學進步曲線的上方，但還是以緩慢的速度攀升，速度之慢，以至於你都無法感覺到這是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直線。
“一個好消息就是，還有一條與科學技術曲線相競爭的曲線。”特勒解釋道，“這就是人類——個人與社會——對環境變化的適應速度。”這些變化，他補充道，可以是技術的變化（移動互聯），可以是地球物理的改變（例如地球變暖或變冷），可以是社會變遷（以前，至少是在美國，跨種族婚姻是被禁止的）。“許多重大改變是由社會驅動的，我們也已經適應了。有一些改變多少讓人感覺有些不適。但我們最終適應了。”
的確如此。所以好的消息就是經過這麼多個世紀之後，我們的適應能力變得更強了一點，這要歸功於讀寫能力的提高和知識的廣泛傳播。特勒說：“我們的適應速度提高了。1000年前，可能需要兩代人到三代人的時間才能適應新的東西。”到了20世紀初，適應變化的時間縮短到了一代人。“我們的適應能力現在已經非常強了，習慣一樣新的事物只需要10～15年時間。”
但是，可能這還不夠好。特勒說道，今天科技創新的加速變化（這裡，我認為還應該加上新理念，例如同性婚姻）可能已經超過了普通人和我們社會組織結構的適應和消化能力。講到這裡，特勒在曲線圖上又畫了一個巨大的點。這個點就位於我們的適應曲線上，而科技進步曲線剛剛和適應曲線交叉，隨後到了適應曲線的上方（圖2-4）。
他說：“我們在這裡。”
特勒解釋道，這個點揭示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儘管人類及其社會已經逐漸適應了變化，但是總的來看，科技正在加速改變，已經超出了大多數人能夠適應的平均水平。我們中的許多人已無法跟上腳步。
“這就給我們帶來了文化焦慮。”特勒說道，“它也妨礙了我們充分利用這些日新月異的新科技……內燃機發明之後，還沒有等到街道被大規模生產的汽車淹沒之前，我們就逐漸訂立了交通法規和習慣。直到今天，這些法規和習慣中的許多具體內容仍然有用。在一個多世紀裡，我們有充足的時間調整法律，使其適應新的發明，例如高速公路。但是今天，科學進步對我們的交通方式造成了劇烈的衝擊，我們的立法機構和市政機構手忙腳亂，疲於應對；科技公司對過時的，甚至有時是不合理的規則詬病不已，而公眾對此還渾然不知。智能手機技術催生了“優步”，我們還沒有搞清楚如何管理共享乘車行為，無人駕駛汽車就會讓這些監管措施變得過時了。
圖2-4 特勒的曲線圖1
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當“快”變得更快，適應得稍微“慢”，就會讓你變得更慢，並且迷失方向。好比我們站在機場的自動人行道上，原本是以每小時5英里（1英里=1.60934千米）的速度自動前進，突然速度提高到每小時25英里，即使周圍的一切還是大體上不變，對許多人來說，這的確讓他們失去了方向感。
特勒說：“如果社會的技術平台每隔5～7年就要發生一次顛覆性的改變，但卻需要10～15年的時間才能適應，我們就會感到失控，因為我們無法適應一個變化如此之快的世界。等我們習慣了這些改變之後，世界又變了，我們又將面對更多的衝擊。”
對許多人而言，這讓他們感到迷失方向、焦躁不安，因為他們聽到各種領域的進步，例如機器人手術、基因編輯、克隆或者人工智能，但卻並不清楚這些變化會將我們領向何方。我們下面還將講到，在社會領域也是如此，新的社會理念也在以更快的速度產生並傳播，例如變性人如何使用衛生間的問題。
“沒有一個人具備同時深刻理解多個領域的能力，人類知識的總和已經遠超任何一個個人的學習能力，即使是這些領域的專家也無法預測下個10年或者下個世紀將發生什麼。”特勒說道，“不能清楚地知道新技術在未來的潛力或者可能帶來的意想不到的負面後果，就不可能提出監管措施，而我們又必須依靠監管措施推廣重大的技術變化，同時避免各種負面衝擊。”
現在，我們需要10～15年的時間才能理解一項新的技術並制定監管措施，但新的技術每隔5～7年就會更新換代。我們該怎麼辦呢？這是許多領域都面臨的一個問題。
以專利體系為例。專利體系是為變化速度更加緩慢的社會設立的。特勒解釋說，標準的專利安排是這樣的，“我們將授予你一項思想壟斷權，為期20年”。通常還要減去頒發專利所耗費的時間，“作為交換，人們將在專利過期後獲得相關的信息”。但是，如果新的技術在4～5年之後就過時了呢？而且，如果專利的頒發就需要4～5年的時間呢？這就讓專利在科技界變得越來越落伍了。
另一個重大挑戰是我們的教育方式。我們在兒童和青少年時期通常會接受12年甚至是更長時間的教育，接下來就不用學習了。但是，當改變的速度變得如此之快時，唯一能夠保持終生工作能力的辦法就是終生學習。2016年美國大選告訴我們，有一大群人在20歲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自己需要接受終生教育，他們現在對此很不開心。
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的社會組織結構落後於變革發生的速度。”他說道。每件事都像是在不停地追趕之中。應該怎麼辦？我們顯然不想放慢科技進步的腳步或放棄監管。特勒說，唯一有效的回應就是，盡全力提高社會適應能力。這是唯一能夠把我們從對科技的焦慮中解放出來的辦法。“我們可以抗拒或推遲科技進步。”特勒說，“或者，我們也可以承認人類社會正在面臨一個新的挑戰：我們必須更新社會的工具和體制機制，以使其能夠讓我們跟上腳步。第一種選擇——試圖放慢技術進步——看似是對變化不適應症最簡單的解決辦法，但是人類正在面臨一些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災難性的環境問題，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堆裡迴避問題是不會有好結果的。解決世界所面臨的這些大問題，大部分解決方案還是來自科技進步。”
“如果我們可以提高我們的適應能力，哪怕只提高一點點。”他繼續說道，“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他接著回到剛才那幅曲線圖，又沿著適應曲線畫了一條斜率更大的虛線（圖2-5）。這條線模擬了我們學習和適應能力變得更快的情況，因此它與科技變化曲線的交點位於一個更高的位置。
圖2-5 科勒的曲線圖2
特勒提出，加強人類的適應能力，90%在於“優化學習能力”。每一個機構，無論是專利局，還是其他監管部門，都必須變得更加敏銳，願意快速試驗，並從錯誤中學習。政府應不斷重估其服務社會的方式方法，而不應幻想監管措施會在幾十年後依然奏效。大學應該嘗試著以更快、更加頻繁的速度調整課程設置，以便與變化的速度保持一致，例如在某些課程上可以標上“有效期”。政府監管者需要像創新者那樣具有創新思維，他們需要以摩爾定律的速度運行。
“創新就是一個試驗、學習、運用知識，而後評估成功或失敗的循環。”特勒說道。當結果失敗了，只不過是要重啟這一循環，僅此而已。X研發中心的一句口號就是“快速失敗”。特勒告訴自己的團隊：“我不在乎你這個月取得了多少進展。我的工作就是推動你提高改進的速度，我們怎樣才能用一半的錢、花一半的時間去犯錯誤。”
總而言之，特勒說，這就是我們今天所感受到的：創新的週期越來越短，學習和適應的時間越來越少。“這就是間歇性失衡和持續性失衡之間的區別。”靜態穩定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法獲得一種新的穩定。“這種新的穩定必須是一種動態的穩定。就像是騎自行車，你不能停止不動，但是當你開始運動時，其實它就會變得很簡單。這不是我們自然的狀態，但是人類必須學會在這種狀態下生存。”
我們都必須學會騎自行車。
特勒說：“我們會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再次感受到平靜。但是要達到這一點，需要從頭重新學習。我們還沒有以一種動態平衡的方式來教育和訓練我們的孩子。”
但是，我們需要這麼做，並且做得越多越好——如果我們希望子孫後代能夠生生不息、穩定發展。接下來的四章我們將講述定義今天的世界機器運行方式的摩爾定律、市場以及大自然是如何加速的。如果我們要實現特勒所說的動態平衡，我們必須瞭解它們是如何重構我們的世界的，以及為什麼它們從2007年左右開始變得特別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