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翁·貝克波爾是“潛望鏡”（Periscope）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這款在線視頻應用於2014年3月推出，在4個月的時間裡便擁有了上千萬的用戶。推特很快就收購了“潛望鏡”，因為推特明白，這個應用就是一個視頻版的推特。“潛望鏡”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風靡全球，是因為它建立了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用戶可以利用他們的智能手機與世界上的任何人分享任何事件：無論他們是親歷者還是旁觀者；無論是颶風、地震、洪水，還是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大會；無論是在迪士尼世界的驚險之旅，還是警察對峙或者美國民主黨的議員們在眾議院靜坐示威。貝克波爾將“潛望鏡”的使命描述為使所有人都可以“通過別人的眼睛去探索世界”，並在此過程中“建立同理心並發現真理”。使人們設身處地與他人相互接觸建立同理心，通過視頻直播發現真理。你看到一切都是原始而未經編輯的。
究竟有多麼原始？貝克波爾給我講述了下面這則故事：
2015年7月，我搭乘飛機從舊金山前往倫敦，去觀看溫布爾登網球賽。我坐在美聯航的飛機上，發現居然忘記用iPad從iTunes媒體商店上下載電影了。9小時的飛行，我該做點什麼呢？這讓我有些抓狂。於是，我決定試一試美聯航的機上無線網絡信號，是不是足夠讓我在“潛望鏡”上看視頻。我登錄了“潛望鏡”，成功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女朋友在舊金山金門大橋附近的克裡斯場海灘溜狗，而且是現場直播。接著，我想看看還有什麼人也在“潛望鏡”上。當你登錄應用平台後，你會看到一幅世界地圖，如果有人在線直播，地圖相應的地方就顯示出一個小點。點擊一下這個點，你就可以看其他人的直播了（你還可以看直播的重播）。我在紐約的哈德遜河邊找到了一個點。我想：“這會是什麼內容呢？”我點擊進入，原來是一位女士正在暴風雨中搭乘渡輪橫渡哈德遜河。她當時正在說：“我遇到了一場很大的風暴，真的嚇壞了。”她說話的時候，外面很黑。她坐在渡輪的前排。你能看見船長的背影，他正轉動舵輪。外面大雨傾盆，重重地砸在玻璃上。你能感受到河水湍急、船身震盪。這位女士嚇壞了。
同時還有其他7個人也在網站上觀看這段直播，我們所有人都在安慰她不會有事的。我的飛機此時大約正在格陵蘭島上空，也正在遭遇氣流顛簸。其他人身處世界各地，我們都是陌生人，但我們都在安慰她。我看了10～15分鐘。後來我心裡想：“我們居然發明了這樣一個東西，能夠如此身臨其境，就好像具備了超能力一樣。”當你通過其他人的眼睛看外面的時候，你就會情不自禁地擁有同情心，特別是那些平常你沒有機會去接觸的人。想像一下，你是一個敘利亞難民，坐在一艘船上，直播穿越地中海或是走進塞爾維亞的場景……
貝克波爾的體驗證明了全球化正在加速。在這本書中，我用“市場”這個詞總括全球化的方方面面。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許多經濟學家一直主張，度量全球化的標準就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金融交易的總和。這一定義過於狹窄。對我而言，全球化意味著任何個人或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競爭、聯繫、交換或協作的能力。按照這個定義，全球化正在爆發。我們現在可以讓許許多多的東西數字化，並且借助超新星可以將這些數據流發向任何一個地方，或從任何一個地方接收數據。這些數據流驅動了更深層次全球化：友誼與仇恨，商業與金融，教育與新聞，八卦與謠言，等等。雖然近年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金融交易的增長已經放緩，甚至有所下降，但是，以流量（flow）度量的全球化正在飛速發展，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傳遞信息、思想和創新，並進一步擴大全球經濟的參與度。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16年3月發佈了《數字全球化：全球流動的新時代》。這份研究報告認為：“世界正在以前所未見的方式深度互聯。”
想一想臉書上的朋友，愛彼迎（Airbnb）上的租客，推特上的各種意見和觀點，通過亞馬遜、騰訊以及阿里巴巴實現的電子交易，通過Kickstarter、Indiegogo和GoFundMe等眾籌網站募集到的資金，WhatsApp和微信上思想和即時信息的交流，Paypal和Venmo上點對點的支付和信用信息，Instagram上的圖片，可汗學院上的教育課程，大規模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s）上的大學課程，歐特克公司提供的設計工具，蘋果、Pandora和Spotify上的音樂，Netflix上的視頻，紐約時報網站或BuzzFeed.com網站上的新聞，軟件營銷部隊上的雲基工具，谷歌上的知識搜索，潛望鏡和臉書上的視頻。所有這些信息流量都證明了麥肯錫公司的觀點，即世界確實比之前聯繫得更緊了。
這些數字化的流量變得日益洶湧澎湃。21世紀，數字化流量的重要性，就像古代的河流對當地文明和城市的重要性一樣。在古代，人們會把村鎮或工廠建在河流兩岸，例如亞馬孫河。奔流不息的河水給人們帶來能量，養育了人們，並帶著人們去往遠方，認識他們的鄰居，探索外邊的世界。今天超新星上流入和流出的數字化河流也是如此。古代穿城而過的河流到了現代變成了亞馬遜網絡服務平台（Amazon Web Services, AWS）或是微軟Azure平台（源於法語，語意為像天空一樣蔚藍）。這些連接器能夠使你、你的生意或你的國家獲得超新星裡所有的計算能力和應用。在這顆超新星上，你可以與世界上你想要參與的任何一股流動建立聯繫。
當這麼多的領域開始以前所未見的廣度和深度進行互聯，世界不可能不進行重構。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超新星的技術百寶箱，成為創造者或破壞者；全球各國在金融層面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深，以至於每個國家都更容易受到其他國家經濟狀況的衝擊；陌生人之間的聯繫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速度、廣度和規模不斷加強，以至於各種思想，無論好壞，都通過互聯網在大範圍內快速傳播，以更迅速的方式消滅或製造偏見；每位領導人的一舉一動都變得更加透明，暴露於公眾的監督之下；各國在國外的一舉一動，都變得代價更大，這形成了一種新的地緣政治約束條件。
互聯互通v.s.人際交流？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使用手機接入這顆超新星，數據河流也將變得更加混雜，流速越來越湍急。2015年1月，波士頓咨詢集團發佈了一份由高通公司資助的研究報告，題為《移動革命：移動技術如何產生上萬億美元的影響》。他們的一項結論就是：人們已經變得越來越離不開自己的手機了。波士頓咨詢集團做了一項調查，他們問美國、德國、韓國、巴西、中國和印度的受調查者一個共同的問題：“如果讓你選擇放棄某樣東西1年時間，以換得在個人生活中繼續使用手機的權利，你會放棄什麼？”外出用餐：64%的受調查者選擇放棄這項活動；飼養寵物：51%的受調查者選了它；外出度假：50%；每週少休息1天：51%；拜訪朋友：大約有45%的受調查者準備放棄。接著，就是一個更加嚴肅的問題：你的手機，或是性生活，如果兩者中必須有一個放棄1年時間，你怎麼選擇？
38%的受調查者說，他們寧願放棄性生活1年，也不願交出他們的手機。
按照國別進行細分，韓國最不願意放棄手機。60%的韓國受調查者表示願意用語音和數據交流代替人際交流！他們的理由不難理解。瑞典電信巨頭愛立信注意到：
移動技術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生活、工作、學習、旅行、購物以及保持聯繫的方式。今天，全球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發生了迅速而劇烈的大爆炸，其程度遠超過工業革命。手機幾乎能夠做所有的事情，而且讓幾乎所有的事情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在不到15年的時間裡，3G和4G使用者的數量已經達到30億之多，移動通信技術也成了歷史上消費者適應和應用得最快的技術。
如果是在10年之前，我們會說像是生活在一個擁擠的村落。多弗·塞德曼說道：“現在我們就像生活在一個擁擠的劇場。世界不僅僅互聯互通了，而且變得相互依存。我們比以往更加榮辱與共、休戚相關。今天，一小部分人就可以輕易地對遠方的大眾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能夠更加直接、更加真切地體驗他人的抱負、期許、挫敗或傷痛。”就好像是貝克波爾在飛越大西洋時與一位陌生人共乘渡輪的感覺一樣。
圖5-1 每100人中移動蜂窩電話用戶數，1960—2010
2015年9月，法國總統奧朗德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召集了一場專欄作家的小範圍早餐會，討論的主題是從中東和非洲湧進歐洲的難民潮。會議結束後，奧朗德的一名隨從對我說：這些難民之間傳播信息的速度快得驚人；他們在不停地移動，試圖跨越地中海，同時還通過社交網絡保持信息高度靈通，能夠知道所有他們需要知道的事情。
這名法國外交官說：“有一天，我們調整了法規，規定任何船上只要有一名殘疾人士，就不得將這艘船驅離歐洲海岸。”第二天，從各個方向抵達的船隻上便都搭乘了坐在輪椅上的人。“就是這麼的快。”
2016年4月，我前往西非國家尼日爾，為國家地理頻道的《多災凶年》系列拍攝紀錄片。我們攝制組沿著移民路線，經過尼日爾，穿過撒哈拉沙漠，來到利比亞，再渡海前往歐洲。我們來到尼日爾北部城市德庫，這裡距離利比亞邊境大約100英里。我們採訪了那些未能穿越利比亞到歐洲去、身無分文回到祖國的尼日爾人。他們站在一輛裝滿了乾貨的卡車旁邊。在完成拍攝之後，我問他們，能否用我的iPhone手機給他們拍一張照片。他們都點頭同意。接著，他們都拿出了他們的手機給我拍照。所以，我就有了一張我拍攝他們給我拍照的照片。
我懷疑他們口袋裡連一毛錢都沒有，但是他們每個人有帶攝像功能的手機，並且正在使用手機加入全球數據洪流之中。借助超新星的能力，每一個人，無論他們多麼貧窮，都可以成為一個主體而非僅僅是一個客體。這些非洲人不再是西方人非洲之旅的點綴花絮，而是也能向全球發聲、講自己故事的人。這是一件好事，但在10年之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看到這些數字化因流動不斷加速擴散，你也許不禁會想，再過10年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加相互依存。麥肯錫的一份題為《數字全球化：全球流動的新時代》的報告注意到：在1990年，“貨物、服務和金融的全球流動總金額達到了5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24%。國際旅客總數大約有4.35億人次。公共因特網還處於雛形階段。到了2014年，全球貨物、服務和金融的跨境流動總金額達到約3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39%。國際旅客總數超過11億人次。”但更有趣的還是下面這段：
跨境帶寬（以每秒1TB計算，即1萬億比特）自2005年起增長了45倍。據預測，在接下來的5年中，隨著商務、信息、搜索、視頻、通信以及公司內部流量的不斷激增，跨境帶寬還將再增長9倍……
因為有了社交媒體和其他因特網平台，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在建立他們自己的跨境聯繫。我們估計，全球約有9.14億人在社交媒體上至少擁有一個國際聯繫人，約3.61億人參與了跨境電子商務活動……在臉書上，50%的用戶擁有至少一個國際友人。在新興經濟體的用戶中，這一比例甚至更高，並且增長得更快。
所有這些相互的聯繫導致“虛擬物品即時交易”的數量急劇擴張：
電子書、應用程序、在線遊戲、MP3音樂文件、流媒體服務、軟件、雲計算，只要在有因特網接入的地方，這些就能夠傳送到消費者手中。許多主流媒體網站正在由面向國內受眾向面向全球逐步轉型；包括英國《衛報》、美國《時尚雜誌》、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新聞聚合網站BuzzFeed在內的許多媒體，在線訪問流量的一半以上來自外國。Netflix網絡電視將自己的商業模式從郵遞DVD光碟轉型為在線訂閱流媒體服務，其服務範圍也隨之急劇擴張到全球190多個國家。如果說媒體、音樂、書籍和遊戲代表了第一波數字貿易，那麼3D打印技術終將把數字貿易擴張到更多的產品類別。
還有比臉書上有越來越多的朋友更加神奇的事情。聽說過“物體”也可以相互交朋友嗎？如果你要欣賞數據流的壯觀，且等“物聯網”發展到一定規模，等到機器開始與位於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機器相連的時候，再回來看吧！思科公司的著名IT工程師普拉門·內德爾契夫2015年9月29日在思科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不可避免，已經到來，我們準備好了麼？》的文章。他寫道：“今天，只有0.6%的物品是互聯的。”1984年，全世界只有1000台設備通過因特網互相連接。1992年這一數字增長到100萬，2008年為100億。預計到了2020年，將有500億台設備實現互聯。2011年，新接入因特網的物品數量超過了因特網的新增用戶數。
麥肯錫發現，數據流“對增長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傳統的貨物貿易流。這是一項令人歎為觀止的進步。要知道，全球貨物貿易網絡已經發展了幾個世紀，而跨境數據流動15年前才剛剛發生”。報告注意到，它還將繼續增長，因為大公司過去都是建設自己的數字平台，管理供應商、聯繫客戶並為全球各地的員工提供內部通信和數據共享服務。現在各種不同的公共因特網平台出現了，包括臉書、YouTube、WhatsApp、微信、阿里巴巴、騰訊、Instagram、推特、Skype、易趣、谷歌、蘋果和亞馬遜等。在這些平台上，人們通過手機，可以和身處全球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聯繫起來。
一些通信應用，例如臉書的即時通信軟件Messenger和微信，不僅用戶數量發生了爆炸式的增長，而且正在逐步取代電子郵件，成為人們更加青睞的通信方式，並承載了越來越多的互動功能。它們正在成為電子商務、電子銀行、旅行預定、即時通信的平台。這一現象被人稱為“對話式商務”，它有望通過使越來越多的複雜互動變得更加簡化和迅速，將世界更加緊密地編織在一起。例如，通過Venmo移動支付應用，今天的年輕人可以毫不費力地使用他們的手機（以及與之相連的銀行賬戶）平分晚餐的賬單，還可以同步分享他們關於食物和對話的想法，用同一條賬單短信就可以實現這些功能。
麥肯錫的商業咨詢顧問伊蓮諾拉·沙雷夫說道，在她的辦公室，諸如Slack、HipChat等即時通信軟件迅速流行起來，它們就好像是一個“有生命的儀表盤，全天不間歇地給你發送關於你的工作的所有相關信息，同時還可以讓你在一種愉快的環境下談論你的工作……所有這些聊天軟件都可以安裝在你的手機上，所以你可以一直與員工保持快速的聯繫，不分白天黑夜地查看圖表和統計——並成為工作的奴隸”！
對我們的孩子而言，這些即時通信軟件正在使電子郵件變得過時。孩子們看待電子郵件，就像當年第一代電子郵件使用者看待傳統郵件。大衛·馬庫斯負責運營臉書的Messenger，他也曾負責運營Paypal。他說，移動即時通信應用就是“下一個平台，他們將改變許多事物”。“如果我們成功了，你日常生活中的許多內容都會在即時通信應用上進行。它將成為日常商業和服務互動的中樞。電子郵件還將存在一段時間，但主要是進行一些時效性不那麼強的聯繫。”當我們在2016年5月見面時，臉書Messenger月用戶數即將跨越10億大關。如果什麼東西有10億個用戶在使用，你就應該注意了。
“想想吧！”馬庫斯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詳細闡述了即時通信平台的崛起意味著什麼：
短消息和文字短信在翻蓋機時代走到了舞台前端。現在，我們可以用手機做更多的事，從打電話、發文字短信到把電腦裝進衣服口袋。就像翻蓋機正在逐漸消失一樣，過去的通信方式也在逐漸消失。通過臉書Messenger應用，我們可以提供文字短信所能提供的全部功能，而且遠不止這些。你可以發送文字短信，還可以發送各種表情包、圖片、視頻、語音留言、GIF動圖、你的地理位置，並可以給他人轉賬。你可以在無須知道他人電話號碼的情況下與他視頻聊天或語音通話。
移動通信應用當然是基於電話號碼的，但是馬庫斯想通過臉書Messenger令電話號碼消失。你只需要點擊臉書圖標中的人或公司的名稱，而不再需要記住他們的電話號碼。他說道：“漸漸地，電話號碼就會變得過時了。”想像一下這又會使數據流動增加多少？
隨著所有這些工具的用戶規模不斷擴大，跨境通信和交易的成本也在不斷下降，以至於設立一家業務面向全球的公司的成本低得令人難以置信。麥肯錫注意到截至2016年，臉書上大約有5000萬家小企業。“這一數量比2年前翻了一番……在中國，阿里巴巴擁有1000萬家中小企業，向全世界出售產品。亞馬遜上有200萬家小企業……大約9億人在社交媒體上擁有國際聯繫人，約3.6億人參與了跨境電子商務。”
出於同樣的原因，麥肯錫補充道：“產品可以通過互聯網快速和廣泛地擴張，其規模增長之快前所未聞。2015年，阿黛爾的新歌《Hello》在發佈後的2天內，在YouTube上的瀏覽量就超過了5000萬；僅一周時間她的專輯《25》在美國的銷量就創下338萬份的紀錄，超過了歷史上的其他任何專輯。2012年，米歇爾·奧巴馬穿了一件從英國網絡時尚零售商ASOS那裡購買的禮服，它的照片在推特上被轉發了81.6萬次，在臉書上被分享了超過400萬次；這件衣服也立即售罄。”
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宏觀和微觀的流動正在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經濟力量的看法。什麼是經濟力量？誰擁有經濟力量？
大變遷
這就是為什麼管理學專家約翰·黑格爾三世、約翰·西裡·布朗和朗·戴維森發明了“大變遷”（the Big Shift）一詞。所謂的“大變遷”指的是，我們正在從一個歷史長週期向另一個不同的世界遷移。在前一個歷史長週期，度量財富、驅動增長的是存量，即你有多少資源可以存儲起來供提取和利用；在後一個歷史長週期，流經一個國家或社區的流量數據是其比較優勢的最根本的來源。這些數據流量有多大、有多麼豐富，有多少訓練有素的民眾能夠熟練地利用這些數據流？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流量壓倒一切，並能掀翻一切阻礙其行進的障礙物。”黑格爾在一次採訪中對我說，“隨著流動的速度加快，它會漸漸掏空過去給我們帶來安全和財富的存量知識。它要求我們通過協作的方式更快地學習，要求我們更加充分地發揮個體和集體的真實潛力。它以種種可能和希望激發我們，只有參與到更廣泛的流動之中，這些可能和希望才會變為現實。這就是‘大變遷’的本質。”
黑格爾、西裡·布朗以及戴維森在2009年1月27日發表於《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題為《拋棄存量，擁抱流量》的文章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主題。“錢從哪裡來？”他們問道：
過去答案很簡單：從存量知識中來。如果你知道某些東西有價值，而其他人無法獲得，那麼你就相當於擁有了一張印鈔許可證。你所要做的就是為這些知識提供保護和防禦，並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在盡可能廣的範圍內提供基於相關知識的產品或服務。可口可樂的專有配方、製藥行業保護暢銷藥的專利，都是這種例子。
這一模式能量巨大、簡單清晰，易於成功，因此給很多公司高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僅公司如此，個人亦然。作為個人，我們通常會在人生早期接受程式化的教育。畢業之後，我們走上工作崗位，堅信學到的技術和知識能確保自己在職業生涯中終生受益。不錯，我們會在工作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知識，但是獲得新知識的關鍵在於有效地利用在受教育階段已經獲得的存量知識。
但是，如果超新星的崛起已經使這一模式完全過時了呢？用三位作者的話說：
如果一種截然不同的價值源變得越來越強大，這將會怎樣呢？我們認為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價值的來源已經從知識存量向知識流量轉移。簡而言之，我們認為流量將勝過存量……
隨著世界的加速，存量知識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貶值。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全球範圍內諸多產業的產品生命週期迅速縮短。即使是最成功的產品也會以更快的速度落伍，因為新一代的產品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生產出來。在過去那個更加穩定的時代，我們一旦學到了有價值的東西，就可以停下來休息和放鬆，因為我們確信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些知識都能產生價值。這種好日子已經不在了。
現在，如果要成功，我們就必須持續更新存量知識，置身於相關領域新知識的流動之中。
但是，你要做的不僅僅是從知識的河流中接一杯水。你還必須做出貢獻，這樣才是真正地“置身於知識的流動之中”。“如果不能貢獻我們自己的知識，我們就不能有效地置身於知識的流動之中，至少不能長時間這樣。”三位作者注意到，“這是因為這些知識流量的創造者們不喜歡搭便車的人；他們希望與那些能夠貢獻自己知識的人和機構發展關係。”
你可以從類似吉特港（Github）之類的開源軟件社區中清晰地看到這一特點，它在更廣的範圍內依然適用。“雖然共享知識當然會產生一些連帶風險，但是知識產權遭盜竊的損失會隨著知識陳舊率的上升而逐漸降低。”他們提出，“與此同時，分享知識的回報會顯著上升。”
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通用電氣。現在，當通用電氣希望開發一個新零件的時候，它不再僅僅依靠公司自己在印度、中國、以色列和美國的工程師們，而是越來越多地通過從全世界的知識海洋中汲取能量，比如，他們會通過舉辦“競賽”的方式，激勵世界各地最強大的大腦一同參與通用電氣的創新。
每一台飛機的引擎都需要用一些核心部件來固定其位置，例如支架和吊架。航空業一直努力讓這些部件變得更強、重量變得更輕，因為重量越輕，飛機的油耗就越低。2013年，通用電氣挑選了一種支架，描述了其工作條件和功能定位，然後在網上發起了一場“通用電氣引擎支架挑戰賽”。無論身在何處，只要能夠運用3D打印技術設計出重量最輕的引擎支架，便將勝出並獲得公司頒發的獎金。在數周的時間裡，通用電氣便收到了來自全球各地的697份設計方案，參賽者包括公司、個人、研究生和設計師。
通用電氣的網站是這麼寫的：
2013年9月，合夥企業選出了10名決賽選手，並給每人頒發了1000美元的獎金。
航空3D公司在其位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增材製造工廠打印出了入選的10件設計作品。通用電氣的工人使用激光金屬直焊機對鈦合金進行加工，用激光將一層一層的金屬粉末熔化後塑形，生產出這些支架。
這些製成的支架被寄往位於紐約州尼斯卡宇納的通用電氣全球研發中心進行破壞性測試。全球研發中心的工程師們將支架綁在MTS伺服液壓控制測試機上，並用相當於8000～9500磅的軸負荷對其進行了測試。
只有一件支架未能通過測試，其餘的產品都進入了扭轉壓力測試階段，並經受了相當於5000磅/英吋的扭矩壓力。
沒有一個決賽選手來自美國，也沒有一個是空氣動力學工程師。通用電氣告訴我，最佳設計來自一名匈牙利的大學三年級學生——阿爾敏·芬德利克。這是他第一次用3D打印技術做設計。但是後來發現他此前在通用電氣的布達佩斯辦公室當過實習生，因此他不能領取獎金。於是，一等獎7000美元的獎金就給了M.艾利·庫尼阿萬，一名來自印度尼西亞中爪哇島薩拉迪迦的年僅21歲的工程師。通用電氣稱，庫尼阿萬設計的支架“在強度和輕量化的組合方面做得最好。原始的支架重2033克（4.48磅），庫尼阿萬做到了將重量減輕了近84%，降至僅有327克（0.72磅）”。通用電氣的管理層告訴我，負責此項競賽的經理在通用電氣工作的時間比這個孩子的年紀都大。
通用電氣的網站引用庫尼阿萬的話：“很快，人人都會使用3D打印技術。”庫尼阿萬接著說：“因此，我希望盡可能地使自己熟悉增材製造技術。”他和他的兄弟合夥開設了一家小型工程設計公司，名為“DTECHENGINEERING”。
最終，通用電氣向那位匈牙利的實習生提供了一份工作。他顯然在此領域天資甚高，但據通用電氣增材製造實驗室的高級機械工程師比爾·卡特說，這名匈牙利學生在學校期間連工程結構分析課的結業考試都沒有通過。“這件事表明，如果你能夠激發起年輕人對某件事物的興趣，使他們有一種歸屬感，他們就會變得興奮。與其在課堂裡學習，不如讓他們到課堂外，比如參加我們的競賽。他會向外界學習，而原本他根本不會和這些人對話。”
普拉布約特·辛格是通用電氣增材製造實驗室的經理，在談論起兩年前的這個項目時，他向我介紹，如今像通用電氣這樣的公司都會在全球範圍內充分利用各種人才。“當你在尋找新創意的時候，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各種不同的答案，你可以通過與這一群體接觸來提高速度。我可以在短時間內擴大或縮小研究團隊的規模，這完全取決於我希望在多大的程度上利用這一群體。這有助於我們一直保持在科技的最前沿。”
這也意味著，隨著這些四面八方湧來的能量，競爭也更加激烈。麥肯錫報告的另一位作者詹姆斯·馬尼卡注意到，在過去，公司會緊盯著“看起來像它們，與它們處於同一個行業、同一個地域”的競爭對手。現在不再是這樣了。谷歌開始時是一個搜索引擎，現在還成了一家汽車公司和一個家庭能源管理系統。蘋果是一個計算機製造商，現在則成為全球最大的音樂銷售商，並且也開始進入汽車行業；它還發明了蘋果支付並正在成為一家銀行。亞馬遜作為一家零售商，居然在雲計算領域對IBM和惠普偷襲成功。10年前，這兩家公司無論如何也不會把亞馬遜當作自己的競爭對手。亞馬遜發現其需要更多的雲計算能力來經營自己的生意，接著就決定把雲計算當作一門生意！而且現在，亞馬遜還是一家好萊塢的工作室。
2016年1月12日，CNNMoney.com（CNN網站的金融新聞板塊）刊登了一則關於金球獎頒獎典禮的新聞，開頭是這麼寫的：
“我要感謝亞馬遜，感謝傑夫·貝佐斯……”
這些話是導演吉爾·索羅威在週日的好萊塢頒獎典禮上說的，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因為亞馬遜的系列喜劇片《透明家庭》擊敗了HBO電視台、Netflix和CW電視網製作的電視劇，摘得兩項金球獎桂冠。
這些獎項再次證明電視行業正在不斷拓寬，像Netflix和亞馬遜Prime即時視頻（Prime Instant Video）等流媒體服務也能像電視台一樣，製作和播放能獲大獎的節目……
過了一會兒，《透明家庭》的明星傑弗裡·坦波爾又榮獲了電視喜劇最佳男主角的獎項。他將亞馬遜稱為“我新任的最佳朋友”。
不知道HBO電視台聽到後會有何感想？
出於以上種種原因，麥肯錫提出了關於全球化的新度量指標，其實就是詢問一個國家、一家公司或者一個人這樣一個問題：你置身於全球流量之中了嗎？這個指標被稱為“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連接指數”（MGI Connectedness Index）。它對各國在全球各種不同類型的流動中的參與程度進行排名，同時這個指標也相當準確地反映出了各國的繁榮和增長程度。新加坡位居榜首，荷蘭、美國和德國緊隨其後。
這一排名背後傳遞出一則信息：新加坡在基礎設施和教育上作了大量投資。投資基礎設施以確保它能夠參加各種數字的流動；投資教育以確保其勞動者隊伍能夠充分利用這些數字流量。只有這樣去做的城市，才能充分從中獲益。道理並不複雜：受教育程度越高，所介入的流動流量越大，享受的治理和基礎設施越好，這樣的人就能夠勝出。他們擁有數量最多的數據可供挖掘；他們可以第一時間瞭解最新的思想；他們將最先遭到質疑，也能夠最先回應。置身於全球流量之中，將成為一項重大的戰略和經濟優勢。
2013年2月《國際商業、人類和科技雜誌》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指出GDP高與“因特網普及率高”存在相關性，並且不僅僅是在那些高度發展的、因特網已經飽和的北歐國家，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一種模式漸漸地開始顯現：信息通信技術首先開始發展，之後，人口越來越適應新技術，生產力變得越來越高，GDP水平也相應開始增長。”
這是一次大變遷。但這就是新的全球化時代的全部內涵。
無處不在的大變遷
流動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最激動人心之處就在於，數字的河流正在流向四面八方，每一個擁有手機或平板電腦的人都可以接觸到這些河流，借助河流的力量開展競爭、取得聯繫、共同協作並發明創新。2011年11月，我到印度訪問，目睹全世界最貧窮的人民是如何置身這條數字洪流之中的。我受時任印度理工學院拉賈斯坦邦分院的院長普雷姆·卡爾拉的邀請，前往印度理工學院作報告。印度理工學院拉賈斯坦邦分院位於焦特布爾市，是一座精英學校，被印度人譽為當地的麻省理工學院。卡爾拉邀請我去他的學校做一場訪談，與學生見面，並看一看他正在開展的一個項目，項目的宗旨是將印度最貧窮的人與全球的數字洪流連接起來。
卡爾拉向我解釋，在電信領域有一個概念叫作“最後一英里”，也就是從主幹線接入人們家庭的那段距離，這是最難的一段距離。印度理工學院開展的項目致力於克服一個類似的挑戰：與“最後一個人”建立聯繫。怎麼才能與最後一個人，也就是印度最貧窮的人建立聯繫？印度“經濟上最貧窮的人”能否被“賦予能量”？也就是說，能否給他最基本的工具，使其能夠獲取足夠的知識來擺脫赤貧狀態？在一個75%的人口日均生活水平不足2美元的國家，還有比這個問題更大的問題嗎？
這個項目是這樣來的。印度人力資源發展部提出了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卡爾拉和他的學院決定接受這項挑戰：有沒有人能夠設計並製造出一個功能簡化的類似iPad一樣的平板電腦，基於因特網並能夠接入無線網絡，從而使一個最貧窮的印度家庭（每個月只有2.5美元的結餘）在接受了政府補助之後能夠負擔得起。這個簡單的平板電腦應該可以用於遠程教育、英語和數學教學或者用來跟蹤大宗商品價格，而售價不得超過50美元，還要讓製造商有錢賺。能否利用這樣的廉價平板電腦，讓數以百萬計的、邊緣化的印度窮人加入全球知識洪流？
卡爾拉的團隊由兩名印度理工學院的電氣工程教授領導，其中一人來自一個至今仍然不通電的村莊，他們最終贏得了這項挑戰並發佈了Aakash平板電腦。Aakash是印地語“天空”的意思。最原始的版本基於安卓操作系統2.2版，有一個7英吋的觸摸屏，電池可以支撐3小時，可以下載YouTube視頻、PDF文件和教育軟件。卡爾拉說，如果印度人只能去買西方製造的平板電腦，價格將非常昂貴，印度貧窮的“最後一個人”肯定買不起，所以必須打破這個價格。他們通過借助全球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們從中國和韓國進口零部件，使用開源軟件和協作工具，利用數據風公司和康奈森系統公司這兩家西方公司以及印度本土的四方公司的設計、製造和組裝能力。
但是，這次訪問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卡爾拉的夫人烏米拉講的一個故事。2011年10月5日，印度的報紙上刊登了Aakash平板電腦發佈的消息。烏米拉的女傭找到了她，這個女傭有兩個年紀尚小的孩子。她說，她聽值夜人說起，卡爾拉先生生產了一台非常便宜的電腦，就連她都能夠負擔得起。值夜人給了她一張從報紙上剪下的圖片，她問烏米拉這是不是真的。
烏米拉對她的女傭說，是的，這是真的。這台機器就是為那些負擔不起一台大電腦的人設計的。
她問：“那它要賣多少錢呢？”
烏米拉說：“大概需要1500盧比（30美元）。”
這個價格低得讓女傭有些不敢相信。她問：“是15000盧比，還是1500盧比？”
烏米拉說：“1500盧比。”但是，烏米拉繼續對我說道：“女傭非常確信如果政府真的是在為窮人做一件這麼好的事情，那背後一定有什麼圈套。‘我能用它做些什麼呢？’她問我。我說：‘如果你的女兒去上學，就可以用它來下載課堂教學的視頻。’就像她曾經看到我的兒子每週從麻省理工學院的網站上下載物理課視頻一樣。”
烏米拉的兒子已經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網絡開放課程平台上聽課了，也就是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慕課”（MOOC）的前身。“慕課”後來由麻省理工學院免費設立並放到了因特網上。烏米拉對她的女傭說：“你看到過我的兒子坐在電腦旁邊聽老師講課。這個老師實際上人在美國。”
女傭的眼睛“越張越大”，烏米拉回憶道：“接著她問我，她的孩子能否用這台電腦學習英語。我說：‘是的，他們當然可以學英語。’英語是當地人向上爬的通行證。我說：‘它非常便宜，你可以給你兒子買一台，再給你女兒也買一台！’”
烏米拉的兒子已經開始從全球的知識洪流中獲益了，他可以在焦特布爾市的家中登錄麻省理工學院的在線平台學習，而女傭的孩子們也不會落後很遠。你與發達世界的大城市距離越遠，就能夠越清晰地看到今天的全球化正在快速地將能量傳遞給“最後一個人”。
這絕非誇大其辭。這也是讓我感到無比樂觀的重要原因。
現代數字全球化在其初期階段往往都是與“外包”有關，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充分利用了快速、免費、便利和觸角遍及世界各地的網絡，在世界各地僱傭了大量廉價的工程師來解決美國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晚期，大規模外包第一次成為可能，當時大多數人想要解決的大問題是“千禧蟲”問題——許多電腦將在2000年1月1日停止工作，因為其內部時鐘存在一個程序錯誤。數以百萬計的計算機系統需要打補丁修復，而印度有數十萬廉價的工程師能做這份工作。很快，問題就解決了。
然而，隨著超新星的出現，複雜問題也能夠得到快速、免費以及便利的解決，全球化意味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只要有因特網連接就可以接入全球數字洪流，於是一些激動人心的事就發生了：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和烏克蘭的工程師，以及許許多多其他人，開始接入數字洪流來解決他們的問題。而現在，那些低成本的創新中有一些已經開始向我們回流，並使我們獲益。印度長期以來在數學、科學和工程學教育領域有著優良的傳統，而美國曾經是這種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當這種全球的流動在許多國家還不存在或只有涓涓細流時，那些在印度受過高等教育的畢業生在當地找不到工作，於是他們成群地來到美國，幫助美國彌補勞動力隊伍的不足。現在，隨著超新星將這些數字洪流推往他們的方向，他們可以留在家中，同時參與全球合作。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獲得全球最重要的機會，並參與解決那些最重大的問題。
我每到一處都能看到這樣的場景。每一次我為專欄寫作訪問印度，我都會去拜訪高科技企業協會NASSCOM，與印度最新的一批創新者對話。他們只是印度12億人口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其中大多數人仍然十分貧窮，但是我關注這些創新者，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正致力於使印度擺脫貧困。
2011年，NASSCOM團隊把我介紹給了艾洛克·巴吉帕。和他年輕團隊裡的其他人一樣，巴吉帕曾經為西方的科技公司工作，後來回到印度，決心自己做一番事業，雖然他並不確定自己該幹什麼。後來，他們做出了Ixigo.com，這個網站可以提供旅行搜索服務，並且可以在最便宜的手機上運行，為印度人預定最廉價的出行方式，無論是希望花幾個盧比乘坐大巴或火車從金奈趕往班加羅爾的農民，還是希望搭乘飛機前往巴黎的百萬富翁。Ixigo現在是印度最大的旅行搜索平台，有上百萬的用戶。巴吉帕在打造這個平台時，充分利用了超新星，他們使用免費的開源軟件、Skype以及基於雲端的辦公軟件（例如谷歌的各項應用），並在臉書上通過社交媒體開展推廣和營銷。這些“使我們在沒有一分錢的情況下就能快速發展”，他對我說。
如果你去了墨西哥的蒙特雷，也會為之感到振奮。這裡是墨西哥的科技中心，聚集了數量眾多的“不聽話”的年輕人：他們不相信墨西哥政府已經陷入混亂，不相信中國會奪走他們的午餐，也不相信墨西哥街頭到處都很危險。他們利用全球數據洪流，來做自己的事情。蒙特雷的棚戶區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窮人，他們在那裡生活了幾十年。現在，這一切都要改變。因為一群年輕、自信的創新者，立志要通過利用科技和全球化解決墨西哥的問題。
2013年我來過蒙特雷，並寫了一個專欄。我講了我遇到的幾位年輕人的故事，勞爾·馬爾多納多就是其中之一。他是Enova的創始人。Enova是一個課後學習計劃，通過“教師+英特網”的方式教窮孩子數學和閱讀，教成年人計算機語言。“在過去的3年中，有8萬人從我們這裡畢業。”他對我說，“我們計劃在接下來的3年中開設700個中心，並在接下來的5年裡覆蓋600萬人。”另一個年輕人來自艾利維奧資本公司，他叫帕特裡西奧·贊布拉諾。他建立了一個牙科、眼科和耳科援助診療中心，提供低成本的補充醫療，還為那些沒有保險的人提供醫療貸款。還有安納金公司的小安德雷斯·穆諾茲，他向我展示了自己發明的太陽能加熱器，不僅能夠淨化飲用水，還可以用來煮肉。還有CEDIM的管理員，這是一家新成立的大學，開設“商業創新的碩士學位課程”。還有阿圖羅·加爾萬，他是橙子公司（Naranya）的創始人，這是一家移動互聯網公司，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務，包括為身處社會金字塔底層的消費者提供小額支付功能。“我們在這裡已經很多年了，但是我認為我們剛剛開始建立信心。”加爾萬解釋道，“你開始看到各種各樣的榜樣，他們從零開始，現在已經公開上市。我們是相當有創造力的。我們也必須面對諸多挑戰。”他補充道：“我們認為，我們現在變得強大了，而且創新的生態環境也形成了。”“Naranya”是從西班牙語的“橙子”一詞（naranja）而來。“為什麼取這個名字？”我問加爾萬。“因為蘋果已經被註冊了。”他說。
但是，我們要講的並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如何能夠更方便地利用數據洪流，發明新的產品並出口到國外市場。全球數據洪流也能夠惠及地球上最窮苦的人群。馬達加斯加的3—2—1服務公司創始人、國際人類網絡的首席執行官大衛·麥卡菲說道：
有手機的人可以從網上獲得各種各樣的有用信息。通話人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撥打免費電話，並按照菜單選項選擇想聽的內容：“你需要瞭解哪方面的信息：健康問題，請按1。農業問題，請按2。環境問題，請按3。水及衛生問題，請按4。土地使用權問題，請按5。小微金融問題，請按6。計劃生育問題，請按7。”
我們所用的800電話都在使用現成軟件——“英語請按1。西班牙語請按2。”但是我們重新設置了命令，那些目不識丁的聽眾也可以用手機收聽事先錄製好的信息，不用花任何錢。這裡的創新之處在於隨時接聽。只要通話人有需求，就可以隨時接聽有關的信息。到目前為止，發展機構和人道組織一直在努力尋找什麼才是這些窮人“有需求的時刻”。有些發展項目希望改變窮人的行為方式，例如，鼓勵母親讓孩子在蚊帳內睡覺。負責實施項目的工作人員使用大眾媒體，比如無線電、電視或人際交流，甚至用挨家挨戶敲門的方式傳遞他們的信息。但是這些“直接推送”信息的渠道並不適合用來滿足人們個性化的即時需求。人們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需要獲得知識，並且是在他們自己需要的時候，這聽起來可能非常傻，而且不言自明。但是，當人們需要信息的時候，他們不能把信息從收音機中“拉出”來！……在項目啟動後的6年中，有超過500萬人提出了6000萬項信息請求……都是對最終用戶免費提供的。
3—2—1服務現在已經在柬埔寨、加納、馬達加斯加和馬拉維上線，並計劃在2016年底將服務擴大到其他11個非洲和亞洲國家。一旦3—2—1服務在這15個國家啟動後，將有1.2億用戶可以接收免費的、按需點播的公共服務信息。2016年，每個月平均有40萬人聯繫3—2—1服務，提出了170萬次信息查詢。這就是大量的信息在“推”和“拉”。麥卡菲的團隊接著對這些數據的流動進行挖掘，並在此基礎上改進服務。與非洲的廣播站和電視台不一樣，麥卡菲注意到，“我們準確地知道有多少人在聽取我們的關鍵信息。我們對每一次通話都進行大數據分析：電話號碼、日期和時間、菜單選擇以及關鍵信息選擇”。
需要特別強調但往往容易被忽視的一點是，我們現在還處於這種信息加速流動的早期階段。下一個階段正在逐步形成，比如，成立清算中心式的平台，有效地將來自發展中世界的信息流與希望進入發展中世界的信息流相匹配，從而更緊密地將全世界編織在一起。在這個領域，我所見過的最有趣的創業企業就是全球網（Globality.com）。這是由喬爾·海亞特和萊爾·德爾哥於2015年3月創立的一家企業。他們致力於建立一個使用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的平台，助力中小企業成為“跨國企業”，幫助它們像大型企業一樣輕鬆地參與全球經濟。
舉個例子，你是一個美國的小型製造商，需要在秘魯的利瑪找一家律師事務所和一家市場營銷公司；或者你是印度的一家數據服務公司，要購買一家在休斯敦的3人創業企業。你可以登錄全球網的平台，運用網站的技術儀表盤創立一個項目簡介。“我們將使用人工智能和手工管理，免費挑選出一些最適合你需求的公司，我們做出的選擇是基於我們的行業專業、研究以及匹配算法。”海亞特解釋道。
全球網接著為你和你選擇的公司建立聯繫，通過在其網站上召開視頻會議的方式為雙方談判合同細節和敲定法律框架提供技術支持，接著它還會進行背景調查，訂立合同並生成所有的賬單，最後還有一個評級系統讓雙方互評，就像優步、愛彼迎（Airbnb）和易趣一樣。一家公司在全球開展經營所需要的任何事情，“從第一分鐘到最後一分鐘都在一個平台上，以一種簡單、統一的格式完成。”海亞特說道。全球網的盈利方式是向服務提供商（賣方）收取基於交易金額一定比例的佣金。它把自己比作愛彼迎（Airbnb）。愛彼迎（Airbnb）幫助小業主在全球出租他們的房子，並幫助那些自助遊客在全球旅行時尋找一種住家的體驗。全球網致力於為那些希望在全球開展業務的公司提供類似的服務。它希望在陌生人之間建立一種信任，使全球商務更多地在小企業之間流動。這就是數字全球化的進一步加速。
現在已經有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利用全球網平台尋找中小型公司。相比大型國際企業，後者可以以更低的價格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當大傢伙不再只與大傢伙進行交易，開始接受越來越多的小企業參加全球商業活動時，全球化的另一個加速器便啟動了。
當大變遷觸及金融流
全球化一直以來都是金融流動所驅動的，拜超新星所賜，這些數字化的金融流動現在正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前進，並成為世界由“超級互聯”向“相互依存”轉變背後最大的推動力。2015年8月26日，CNN網站報道了以下一則新聞：
過去6天，市場混亂的後果令人大吃一驚，美國股票市場的市值減少了2.1萬億美元。
如此巨大的損失反映出一種深深的恐懼。市場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會進一步衝擊全球經濟。
道瓊斯、標準普爾500指數和納斯達克都已經跌入了修正階段，自2011年創下新高以來第一次出現10%的跌幅。
根據標準普爾道瓊斯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美國大公司的最佳晴雨表——在自上週二以來連續6天的拋售過程中損失了上萬億的市值……
這就好像是整個英國版的標準普爾500的市值都被清零了，英國版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又被稱為S&P BMI U.K.……
華爾街這次戲劇性的大回撤受到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市場對其可能產生的後果非常擔心。
每時每刻，都會有新的方式，使得貨幣流通日益數字化，不管是貸款、存款、提款、支票、交易，還是賬單支付。於是，全球的相互依存將變得更加緊密。這個問題本身就值得寫一本書進行討論，這裡我只能淺嘗輒止。我講的故事就從2010年5月6日上午9時30分開始。
這一天開盤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站在了10862點上。看起來似乎是平淡無奇的一天。但是5小時之後，歷史將被創造。下午2時32分，道瓊斯指數開始跳水；到了2時47分，已經下跌了9%，創下了有史以來日內指數下跌之最，下跌了998.5點至9880點。1小時13分鐘後，在4時收市時，它又回到10517點，收復了當天大部分的失地。如果你是在這90分鐘裡進行了買賣的交易，你或者掙得，或者損失了相當於中等規模國家的GDP：股市下跌在30分鐘內就導致超過1萬億的市值灰飛煙滅。
為何市場情緒在短時間內變化得如此之快？人們在想些什麼？
人並沒有在思考，是機器在思考。這是在加速和相互依存的時代，由計算機驅動的算法導致的擦槍走火事件。
人們花了一段時間才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2015年4月21日，英國當局應美國檢察官的請求逮捕了36歲的納文德·辛格·薩羅。美國檢察官指控他協助導致了這場暴跌並從中獲利87.5萬美元。令人驚訝的是，薩羅是在他父母位於倫敦西部豪恩斯洛區的家中進行的計算機操作。在一個超級互聯互通的世界裡，他成功地使用計算機算法操縱了市場，通過提交虛假指令欺騙了芝加哥商品交易。調查當局認為他的所作所為引發了一連串的鏈條反應。
“電子欺詐是一種不合法的手段。”彭博商業新聞網站2015年6月9日的一篇文章解釋道：“利用大量虛假的買入或賣出指令，驅動價格的變化。這種做法的核心思想是欺騙其他交易商，無論是人類還是計算機，從而使犯罪分子可以低買高賣……調查當局稱薩羅於2009年6月開發了這一計算機算法，以改變其他計算機對他所下指令的認知……（他創造的）算法能夠讓人形成存在大量拋售指令的錯誤印象。”
他的方法與其他使用高頻交易方法的公司不同，但正是由於市場上有這麼多高頻交易公司以及由計算機驅動的高速全球交易，薩羅的欺詐才會被如此放大。在摩爾定律的刺激下，這些公司之間開展了一場軍備競賽，看誰能夠以更快的速度執行更多的交易。人們追求實現的速度如此之快，我所能找到的最有幫助的背景材料並非來自金融期刊，而是來自科學和物理學的期刊。
《自然》雜誌是全球知名的科學週刊。2015年2月11日它發表了一篇題為《金融物理：以光速開展交易》的文章，裡面提出：
（金融交易員）正在開展一場不斷提高交易速度的競賽。在今天的高科技交易條件下，公司可以在1秒鐘的時間裡為一個客戶執行超過10萬筆交易。
這個夏天，隨著造價3億美元的跨大西洋光纜“海伯尼亞快車”的開通，倫敦和紐約的金融中心可以以比過去快2.6毫秒的速度（提速10%）進行通信。隨著技術的進步，交易的速度越來越僅受限於根本性的物理條件的限制，也就是終極的障礙，即光速……
高頻交易依賴高速的計算機和算法，根據交易所提供的實時金融數據信息，來決定什麼時候買賣什麼標的。每一微秒的優勢都必須爭取。與交易所之間更快的數據連接可以使進行交易的時間縮至最短；公司之間相互爭奪誰能夠將其計算機安置在最接近的位置上；交易員們則爭搶離通信管道最近的位置。這些都需要花錢，租用快速連接的每月成本大約是10000美元。
《自然》雜誌報道，這種競賽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交易員認識到“光纜可以承載的數據量最大，但是卻無法實現需要的速度。最快的連接是沿著大地曲線傳遞信息，也就是地球上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所以視距微波是一個更好的選擇；而微米波和激光就更好，因為它們的數據密度更大”。更快的交易速度確實可以使市場充滿流動性，《自然》雜誌注意到，這“可以使交易獲益，就好像自由流動的交通有益於運輸一樣。這樣的市場往往‘點差’會比較小。點差就是股票買和賣的價格差。點差反映了交易商的費用，亦即投資者的交易成本”。
文章繼續寫道，這也有非常不利的一面，“使他們獲益頗豐的交易算法也會製造更多的錯誤。當市場波動過於激烈時程序設定就要完全撤出。由於數量眾多的高頻交易公司使用的算法高度相似，他們會在同一時間拋售，這樣問題就被進一步放大。這就是2010年閃崩時發生的情況”。人也會做出同樣的事，但是機器能夠做得更快，規模更大，而且更容易被電子欺詐並造成巨額損失。“2012年，美國最大的高頻交易公司之一騎士資本公司所用算法中的一個缺陷，在短短45分鐘內造成了4.4億美元的損失，因為計算機執行的買入價格高於賣出價格。”
《自然》雜誌這篇文章接下來的內容是我最喜歡的。文章指出：“在美國，一些大型交易公司成立了私人交易場所，來消滅高頻交易商的時間優勢。例如，於2013年上線的另類交易系統IEX設置了所謂的交易‘減速帶’，為交易自動延時350微秒，這樣交易商就不可能從更快的速度中牟利了。”
沒有看錯吧？今天的市場裡，350微秒已經足以構成“減速帶”了。我立即想起沃爾瑪的工程師曾經告訴我，當我點擊“購買”的圖標時，他們的計算機可以從容地在不到1秒鐘的時間裡算出如何將電視送到我家。
難怪《自然》雜誌的這篇文章得出了如下結論：“金融交易也許有一個最優的執行速度，但是今天的市場早超過了這個最優速度。”但沒有什麼跡象表明“減速帶”能夠逆轉全球市場變得相互依存的趨勢。摩爾定律不斷驅動創新，將買方、賣方、儲蓄者和投資人編織進一張越來越緊密的網絡。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邁克爾·L.柯白特舉了一個我最喜歡的例子。
如果你是一個拿著英國養老金但生活在澳大利亞的人，英國財政部一貫的做法是給你寫一張支票，裝在一輛郵政卡車上拖到希斯羅機場，在那裡經過分揀後搭乘飛機前往悉尼，倒進一個分揀筐裡，再由澳大利亞郵政局寄送，最終經過7～10個月的時間，寄到養老金領取人的郵箱。他或她需要把支票存入銀行，並兌換成澳大利亞元。在每個月12號左右，兌換後的澳元金額才能夠轉到他們的戶頭上，當然還要扣去一些手續費。
柯白特說，花旗銀行提出，“我們可以第二天就把錢打進他們的銀行賬戶，費用更低並且立即可用。我們可以用當地貨幣進行電子轉賬。”於是英國政府委託花旗銀行開展這項工作，接著歐洲其他國家政府也如法效仿，然後亞洲和全世界的其他國家也這麼做了。有一天，柯白特回憶道：“意大利政府找到我們，說‘我們有一些養老金領取人已經100多歲了’，他們生活在非常偏遠的地方，‘我們怎麼給他們匯款呢？’為了通過電子方式提供服務，我們需要證明他們仍然健在。過去的傳統做法是填表和公證。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無紙化了。”幸運的是後來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案。上了年紀的養老金領取人現在可以通過門戶網站確認他們的身份並且領取養老金，錢直接打入他們的賬戶。這是怎麼做到的呢？柯白特解釋道，後來他們發現，一個人的聲音記號實際上比他們的指紋、虹膜或者其他身份確認方式更加準確。隨著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使用智能手機進行日常支付、獲取數據、檢查賬戶，密碼和PIN碼也變得越來越不可靠了。所以你的聲音特徵現在成了打開所有大門的鑰匙。“當一個信用卡持卡人致電服務中心，你可以選擇不再輸入密碼、PIN碼或者社會保障號碼。”柯白特說，“你只需要說‘你好，我是托馬斯·弗裡德曼’，而我們從你的聲音中就可以知道你就是你。系統就會答道，‘湯姆，你好，你是要查詢賬戶餘額麼？’系統不僅知道你是你，而且它還瞭解你想要做什麼。”所有的這些交流全部都數字化和自動化了，其中的一些已經可以由語音激活。柯白特說道：“這就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和資源處理那些令客戶不滿意的問題。”
今天金融數字化背後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就是PayPal。它是一個電子支付平台，最初是二手交易平台易趣的一部分，專門負責各類金融交易的安全、高速的電子傳輸，它可以覆蓋所有賣家和買家，從最偏遠地區到最四通八達的城市。
PayPal的首席執行官丹·舒爾曼說，公司的目標是“使金融服務大眾化，使移動錢財和管理錢財的機會成為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事，而不僅僅是富人們的特權”。他繼續說：“銀行是建立在實體存在而非電子流動佔據統治地位的時代的，實體世界需要昂貴的基礎設施。一家支行需要3000萬美元的存款才能盈利。於是，哪裡的銀行正在關門呢？在那些平均收入水平低於全國中位數的社區。”是那裡吸納不到足夠的存款。
舒爾曼說道：“隨著移動電話和智能手機的大爆發，現在一家銀行能做的事情就都在消費者的股掌之上。當軟件的應用規模足夠大之後，新增一個消費者的成本幾乎為零。突然之間，兌現支票、支付賬單、獲得貸款或給你愛的人匯款，都變得簡單和方便了，並且變得幾乎免費了。過去，人們需要排3小時的隊才能兌換貨幣，然後還需要接著去排另外一個隊伍去支付賬單，並且還被收取了10%的手續費。技術極大地改善了他們的狀況。”
例如，PayPal成立了一個名為“運營資本”（Working Capital）的全球貸款平台，可以在幾分鐘的時間內為PayPal的用戶簽發貸款，而銀行通常需要幾周時間做相同的事。這對需要補充庫存或面臨發展機遇的小企業來說有巨大的區別。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該項產品已經發放了20億美元的貸款。他們怎麼做到的呢？
大數據。
舒爾曼解釋道：
關鍵就在於現在可供分析的數據量。我可以對平台上的所有數據進行分析。我們的平台上每年有60億次交易，並且還在呈指數級增長，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你需要貸款麼？如果你是PayPal的常客，我們就瞭解你。我們瞭解每一個和你一樣的人。我們瞭解你沒有變，但是你的遭遇可能發生了變化，例如你丟掉了工作或者遇到了天災，我們知道你會找到另一份工作。在1秒鐘的時間裡，利用我們的算法，我們可以把你和全世界其他像你的人進行比較，因為我們擁有所有這些數據和建模能力，我們可以基於這些模型給你發放貸款。
PayPal的“運營資本”平台不僅依靠FICO信用評分。FICO是銀行和信用卡公司使用的傳統的信用評分系統，FICO評分代表了一個人的信用等級以及他們歸還一筆貸款的可能性。有可能有些人曾經宣佈過破產，於是在他們的FICO記錄上就有了一個永久的污點。PayPal發現，它自己基於客戶在其網站進行真實金融交易記錄的大數據分析，往往能夠給出比FICO評分更加可靠的信用評估結果。通過這種方法，他們可以對全世界更多的人即時發放貸款，並且償還率也更高。
使用同樣的大數據分析方法，PayPal還可以對在其網站開展的每一筆交易進行擔保。如果一個印度的小商人開設了一個網站銷售印度民族服裝紗麗，有一個歐洲的客戶想從這個印度商人那裡買兩套紗麗，並通過PayPal付款。這個客戶“如果無法收到預定的紗麗，我們就會給他退款”。舒爾曼說道：“我們之所以能夠提供這種擔保，還是因為我們瞭解你，並且我們擁有所有的數據……我們在全世界有1.7億用戶，每1年新增用戶1500萬到2000萬。”這些擔保也正在驅動更多的全球化。
慢慢地，但是毫無疑問地，人們就開始更多使用PayPal而不用現金了。
和所有大型金融企業一樣，PayPal也在實驗“區塊鏈”這一新興技術，即通過多個計算機來驗證並傳遞全球交易數據。區塊鏈以在虛擬貨幣比特幣領域的應用而著名。“它是一種在金融交易的雙方之間建立絕對信任的方法。”舒爾曼解釋道：“它使用因特網協議，使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交易都對所有的參加方公開，無須任何中間商和監管機構，因此能進一步降低成本。”以貨幣數字化進程的速度計算，我確信在本書的下一版中，我會寫一段關於區塊鏈的內容。
當陌生人遭遇大變遷
2016年2月24日，臉書宣佈啟動“朋友世界”倡議，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是跟蹤長期敵對國家的民眾在其網站上結成好友的情況。臉書說，在一天之內，印度和巴基斯坦有2031779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154260人，烏克蘭和俄羅斯有137182人相互之間建立了連接。當然，通過這些交流是否能夠形成感情深厚的友誼，能維持多久，是否有助於克服長期的敵意，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但是，如果你看到這些數字，卻沒有感受到這象徵著陌生人和敵人之間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聯繫，那你一定是一個心存偏見、非常固執的人。
流動的加速顯然也使各種形式的人際交往加速，特別是陌生人之間的交往。與人類此前的歷史相比，現在無論你身在何處，只要不是這個星球上那些最最偏遠的地區，你都很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到更多不同的想法和人。我曾經找來已故的歷史學家威廉·H.麥克尼爾的作品來讀，麥克尼爾是經典歷史著作《西方的崛起》的作者。1995年5月，在那本書出版25週年的時候，麥克尼爾為《歷史與理論雜誌》寫了一篇題為《世界歷史正在改變的形狀》的文章，再一次提出並回答了對歷史學家而言最為複雜、同時也是激發他25年前寫那本書的那個問題：歷史的發動機是什麼？在諸多因素中，哪一個對歷史的推動力更大？
是不是他曾經描述過的“偶發但不可避免的自由的進步”驅動了歷史的進步？“這種‘自由’讓那些帶有民族偏見的歷史學家形成了一種歐洲中心論的歷史觀。他們總是按照政治制度定義‘自由’。這是他們唯一熟悉的政體，因為在歐洲各國，‘自由’是司空見慣的。”按照這種觀點：“世界的其他部分，在被歐洲人發現、定居或征服之後，便加入了這一歷史的主流。”
不是這樣的。麥克尼爾認為，這不是歷史的引擎。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了這一理論的破產。19世紀歷史學家認為，自由政體應當帶來的自由，並不是在戰壕中選擇生存或死亡的自由。
於是，他又提出了另一種流行的解釋：“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是兩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他們回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自由體制所遭遇的奇怪死亡。”麥克尼爾寫道。他們的觀點是：
理解人類歷史的一個最佳角度是將其視作不同文明或多或少命中注定的崛起和衰落。每一個文明似乎都在重複更古老的文明或同時代的其他文明所走過的路徑……對於許多善於思考的人來說，他們的作品為那些意料之外、令人壓抑的歷史事件，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德國的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兩次戰爭後勝利方聯盟的瓦解，給出了一個全新的、冷靜的解釋。今天，當這些政治事件已經消逝，他們作品中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變得更加重要（至少對我而言）：在探索有歷史記載的時候，斯賓格勒和湯因比將歐洲文明和非歐洲文明放在同等的位置，這是對19世紀流行的那種聚焦歐洲光榮歷史的“近視史觀”的一次真正變革；而且，至少是潛在地，將我們時代的歷史編纂學與之前的時代區分開來。
麥克尼爾提出的第三個解釋，是回答他自己在《西方的崛起》書中提出的理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這個理論的信念也越來越堅定：“推動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社會變革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接觸那些擁有新的、不為你熟知的技術的陌生人。”他認為，這一理論的一個推論就是：
擁有高技術的中心（即各個文明）往往會讓他們的鄰居感到不快，因為鄰居們不得不面對各種新奇事物的誘惑。那些先進技術為其擁有者帶來了財富、權勢、真知和美好。於是，出於自身的追求渴望，高技術中心周圍的那些技術相對不發達的民族被迫試圖自己掌握這些新奇事物。但是，這種努力也帶來了一種痛苦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模仿的強烈動力，另一方面是保留習俗和體制的那種同樣強烈的渴望。這種習俗和體制試圖保護模仿者不會受到文明生活中的腐敗和不公平的腐蝕。
麥克尼爾解釋道：
儘管學者們對如何定義“文明”莫衷一是，而且對於哪裡是文明之間的“交換區域”也沒有公認的一致意見……我相信，我們必須承認跨文明的遭遇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這種跨文明的遭遇已經變得越來越多，並將成為未來世界歷史的主流……
當我寫作《西方的崛起》時，我決心要在湯因比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展現出這樣一幅圖景：歐亞大陸上的各種文明從一開始就是互相影響的，它們從別的文明獲取關鍵的技術，並不斷地進行改變，因為學習外來的新知識和保護本國的舊傳統變成了一種必需……
人類多樣性是我們能發明新想法、新做法和新體制的源泉。但是這些發明最為繁盛之際，往往是在與陌生人接觸並迫使人們通過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做法競逐注意力的時候，所以選擇變成了有意識的，對過去做法進行修修補補變成了常態，而且實際上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打了興奮劑的交流
我是麥克尼爾這一史觀的堅定追隨者，因為這一理論與我作為一個國際記者的所見所聞完全吻合。就像氣候變化會導致空氣環流改變一樣，全球化正在改變思想傳播和改變的速度。這一點給我們的適應能力提出了一些真實的挑戰。隨著這些流動的加速，今天陌生人之間的交流就像打了興奮劑一樣，文明與個人通過臉書、電子遊戲、衛星電視、推特、即時信息應用、移動電話和平板電腦等無數種新的途徑發生遭遇、碰撞，相互吸收或拒絕對方的思想。一些文化、社會和個人傾向於吸收與陌生人接觸的結果，向他們學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其他一些文化、社會和個人可能更脆弱一些，這樣的接觸會給他們造成威脅，或令他們感到羞辱，因為在他們眼中自己原本的高等文化現在需要適應他人，向他人學習。
一方面是能夠處理並善於利用與陌生人的接觸、陌生人的思想，對這種與陌生人交流的大爆炸來者不拒的文化，另一方面是那些不適應這種大爆炸的文化。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這個加速的時代將成為許多歷史事件的推動力，甚至比麥克尼爾筆下的那些時代影響還要大。特別是，那些對貿易、信息、金融、文化或者教育的流動最為開放、最願意從中學習並做出貢獻的社會，將最有可能在加速的時代繁榮發展，而那些做不到的則將痛苦掙扎。
置身洪流之中的益處可以舉一個例子加以說明。霍薩姆·海克是以色列理工大學的教授。他是一個以色列人，一個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人，也是一名以色列納米科技專家。而且，他還是第一個在一所以色列大學，用阿拉伯語在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慕課”上講授納米科學的阿拉伯裔以色列教授。
2014年2月，我為了撰寫專欄去以色列海法市採訪他。他對我說，註冊他“慕課”課程的學生遍佈整個阿拉伯世界，他們給他發了許多有趣的電子郵件，其中的問題包括：你是一個真人麼？你是一個阿拉伯人，還是一個會說阿拉伯語的猶太人假扮阿拉伯人？海克是來自拿撒勒的基督教阿拉伯人，他在以色列的高等科技學府理工大學教書。
他講授的這門課程的名稱是“納米技術和納米傳感器”。海克的專長是新型傳感工具。這些工具利用納米技術來過濾、探測並監控我們個人或職業生活中的不同事件。這門課程對任何感興趣的人開放。課程表包括10節課程，每節課分成3～4個短視頻，用英語和阿拉伯語雙語授課。任何人只要能夠接入因特網就可以收看，並免費參加每週測試和論壇活動，參與終期項目。
如果你對今日中東地區對教育的渴望還有任何懷疑，不確信它能否克服陌生人之間的隔閡乃至民族間的世仇，海克的“慕課”課程可以打消這些疑慮。他的阿拉伯語課程有近5000名註冊學員，他們來自埃及、敘利亞、沙特阿拉伯、約旦、伊拉克、科威特、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蘇丹、突尼斯、也門、阿聯酋和加沙河西岸。伊朗人則註冊聽取英文版的課程。因為註冊是在位於美國的Coursera“慕課”網站上完成的，許多註冊用戶剛開始並沒有意識到講授這門課程的是一名以色列理工大學的阿拉伯裔以色列科學家。海克說，當他們發現這一點時，一些教授和學生退出了，但大部分人留了下來。
我問他，為什麼他的課程在中東地區廣受歡迎。海克對我說：“因為納米技術和納米傳感器被認為是未來的學科，人們對理解未來的模樣總是充滿好奇心。”當時海克只有40歲，是一名科學神童。他是以色列理工大學的博士畢業生。他的父親也畢業於該所學校。海克與以色列理工大學共同成立了一個創業企業，開發一種被他稱為“電子鼻”的產品。這是一組陣列傳感器，模仿狗鼻子的工作方式來進行探測，探測的對象是人體呼出的氣體。海克及其團隊研究發現，人呼出的氣體中含有獨特的標記，能夠顯示出人體內不同部位的癌症。在創業開發和在學校講授化學工程的同時，以色列理工大學校長皮雷斯·拉維建議海克帶領學校踏入流動的大潮之中，開設“慕課”課程。
海克解釋道，拉維認為“非常有必要令科學跨越國家的邊界。他告訴我有這麼一個叫作‘慕課’的東西。我當時並不知道‘慕課’是什麼。他說這是一門可以在網上對上千人講授的課程。他問我能否用阿拉伯語在‘慕課’上開設以色列理工大學的第一門課程”。以色列理工大學資助了該項目，並耗時9個月進行準備，海克則貢獻出了他的講座。海克告訴我：“有阿拉伯世界的年輕人對我說：‘你已經成為我們的榜樣。請告訴我們如何才能成為像你一樣的人。’”
2016年2月23日，美聯社採訪了埃及學生扎伊德·捨哈塔，他完成了海克課程。“有人讓我從簡歷中把完成這門課程的證書拿掉，”捨哈塔說，“他們說我可能會面臨一些麻煩。我並不關心這是不是一所以色列大學，但是我為海克教授而驕傲。我視他為一個領袖。”
在加速的時代，不要試圖離間渴求學問的學生和知識的甘泉。
思想的融合
陌生人之間的接觸，以及社交網絡上思想的加速流動，是導致公共輿論觀點劇變的根本原因。傳統的智慧和觀點看似像冰山一樣亙古不化，現在可能會在突然之間融化。一天之內發生的改變，過去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才能發生。
象徵美國南部的邦聯旗已經在南卡羅來納州議會門前飄揚了54年。但是2015年7月10日，一支南卡羅來納高速公路巡警護衛隊永遠地把這面旗幟降了下來。幾周前，南卡羅來納州州府查爾斯頓的一座歷史悠久的黑人教堂發生了一起槍擊案，一名支持白人至上的狂熱分子槍殺了9名信徒。這個槍擊犯曾經有一張和這面邦聯旗合影的照片。這起槍擊案在社交網絡上掀起了巨大的波瀾，很快，這面邦聯旗就從州議會的門前消失了。
2008年4月17日，當時正在競選總統的巴拉克·奧巴馬宣佈：“我認為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聯合。那麼，對於像我這樣的基督徒而言，這是一個神聖的聯合。上帝在我們其中。”僅僅過了3年，2011年10月1日，奧巴馬總統在非政府組織人權戰線的年度晚宴上，談到男人與女人這一歷史上最古老的關係時說，他支持同性婚姻。他說：“每一個美國人，無論是男同性戀、異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還是變性人，每一個美國人都應當在法律和社會面前獲得平等對待。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命題。”
過去的5年，人們對於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的態度發生了迅速改變。帕洛阿爾托未來學院的執行主任瑪瑞納·戈比斯認為：“你不得不承認，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了一場全球範圍內關於人生價值的討論。這一交流放大了人際關係。有人利用這種交流去欺負別人，但這一交流也創造出更多的交流機會，原本仇視同性戀的人可以接觸到更多的同性戀者。人際互動可以產生同情心，這個體系為同情心的產生創造了越來越多的機會。”
我採訪瑪瑞納的時候，未來學院的一位研究員貝蒂納·瓦伯格告訴了我一個她最近在舊金山地區通勤時發生的故事：“有一天我用Lyft應用與前往同一方向的其他人拼車。我的司機和我聊了一會兒天，他說上一個乘客被大家‘投票趕下了車’，因為他講了一些仇視同性戀者的極端觀點。”他說，“在舊金山，要是你這麼仇視同性戀，沒人願意讓你搭車，你來錯地方了。當時，車裡有一個黑人、一個西班牙裔和一位女性，我們正在談論一個看重參與的平台，這和狹隘、偏激是格格不入的。”
現在，科技提供了數不清的機會讓陌生人互相接觸。“社區的概念也在演變”，臉書負責全球運營和媒體夥伴關係的副總裁賈斯丁·奧索夫斯基說道。在還沒有臉書的時候，在社交網絡還沒有出現的時代，社區的概念“局限在你的周圍，局限在當時當地”。現在，有了社交網絡，你“有能力與你生活的各個階段維持關係，只要你願意”，這在10年前是無法想像的。“如果沒有這種高水平的互聯互通，每個人的生活實際上是相互割裂的。”他解釋道，“現在，你可以和別人互相聯通，跨越地域限制去尋找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我們的使命是連接整個世界。隨著世界的連接，‘社區的性質’也將發生變化。在過去，你基本上只有兩種人生選擇，留在一個社區或者離開它。今天，如果你在一個安裝了臉書的手機世界長大，那麼，不管你是留在社區，還是離開社區，一樣能夠和大家保持緊密的聯繫。”
奧索夫斯基說：“如果你是個關於厄立特裡亞政治問題的專家，你可以找到更多與你志趣相投的聽眾。在沒有臉書之前，如果你或你的孩子得了某種罕見的疾病，你會感到孤獨和失落。現在，你可以迅速地找到有同樣經歷的互助小組。”
這就是全球數據流動帶來的最好的一面：在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之間建立聯繫，使已成陌路人的老友重拾舊日情誼和社區生活。
不幸的是，如果志同道合的人越來越容易走到一起，也有不好的一面。有些人希望成立新納粹主義或自殺式聖戰分子的互助小組。社交網絡成為極端分子之間相互聯繫、招募年輕人和容易輕信的陌生人的天賜良機，而超新星還在不斷加強他們的火力。這令人不安，但卻是在所難免的（我會在第9章討論“破壞者”時進一步談及此問題）。但是，目前我看到的正面效應要大於負面影響。
當你看到我們能夠輕鬆地利用這種全球流動召喚美好的事物、打擊邪惡的力量時，你會感到非常振奮。本·拉特雷在2007年成立了改變網（Change.org），這是一個可以讓任何數字化的大衛挑戰巨人歌利亞的平台，無論這個巨人是公司、政府還是其他組織。2013年8月5日，改變網被《快公司》稱為“各種各樣的業餘活動家的大本營”。現在，它已經在全球擁有超過1.5億的用戶，並且數量還在穩步增長。他們每天要發起超過1000個請願。改變網既就如何發起在線請願提供咨詢建議，同時也是一個發起倡議並吸引支持者注意的全球平台。
發生在南非的紐米·方達事件證明，改變網可以迅速改變潮流，推動社會變革。方達是南非的一名女同性戀者，她的未婚妻被5個男人輪姦了。他們因為她的性取向而對她實施了所謂“矯正性強姦”。此次性侵導致她的未婚妻患上了隱球菌腦膜炎，這是一種腦部和脊柱的感染，並於2007年12月16日不幸去世。“矯正性強姦是一個相對新出現的名詞。”2011年，方達在接受女性新聞網（WomenNewsNetwork.net）採訪時說道，“這種‘充滿仇恨’的強姦在全世界都發生過。這種性侵是強迫女同性戀者與男性發生性關係，強姦者聲稱這將使她從‘變異的人生’中‘康復’過來。這種性侵還常常伴有極端的暴力。”
2010年12月，方達在開普敦市的一家網吧通過改變網發起了一項請願，要求政府採取行動阻止在南非的棚戶區對女同性戀的“矯正性強姦”行為再次發生。這份請願立即在全球獲得了17萬個簽名。根據女性新聞網報道，數字化活動家網站Avaaz.org發起了另一項請願。這兩項請願加起來在全球獲得了近100萬的簽名支持。南非議會感到非常尷尬，不得不成立一個全國特別小組來取締這一做法。自2007年起，同性婚姻在南非已經合法，儘管“矯正性強姦”的問題仍然存在，但是犯罪分子已經不再為公眾所容忍。
我曾經問過拉特雷，他和他在改變網的團隊從這一經歷中學到了什麼。他答道：“如果你跟人們討論一個像強姦這樣的重大社會問題，他們會告訴你他們反對它，但是他們很少會為此做些什麼。但是如果你告訴他們一個活生生的故事，有個活生生的人受到了直接的侵害，並給他們機會參加進來，一起推動變革，他們會立即用行動予以回應。”
打好地基，不要砌牆
全球化一直都是一切事物及其對立面的合體。它可以賦予普羅大眾難以想像的影響力，也可以將無限的權力集中在巨大的跨國公司手中；它可以對微小之物大書特書，令最小的聲音可以傳播到每個角落，也可以讓不同事物變得雷同，使大品牌淹沒任何地方的一切事物；它可以賦予難以想像的巨大能量，使小公司和個人可以在一夜之間設立全球性的公司，在全球拓展客戶、尋找供應商和協作者；它可以令你在一夜之間失去一切，一股不知從哪裡來的巨大力量會把你壓成齏粉。全球化往哪個方向傾斜，取決於我們注入何種價值觀並怎樣使用這些工具。
在難以控制、愈演愈烈的移民潮面前，全球化感受到了比以往更大的威脅。我們在英國投票脫離歐盟事件中看到了這一點，也在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的過程中看到了這一點。但是與這個數字互聯程度不斷加深的世界斷開聯繫，絕非促進經濟增長的良策，因為這些數字的流動將成為智力、創新和商業能力的核心源泉。
儘管如此，人既有肉體，又有靈魂，如果你只為其中之一提供了營養，卻忽視了另一個，就會遇到麻煩。當人們感到他們的身份、家園遭到威脅時，他們會將經濟利益放在一旁，不假思索地選擇砌牆而非聯網。不是每個人都會做出這個選擇，但是相當多的人會這樣。
挑戰就在於如何找到平衡點。在太多的方面，我們的西方民主工業化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都未能找到平衡點。如果許多美國人現在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壓力，那是因為驅動全球化（移民、貿易、數據流動）的技術變革走在了社會變革（學習和適應的工具）的前面，而且把後者甩開了一大截。這些社會變革是緩衝全球化衝擊所必需的。當變革的巨浪襲來，當各種陌生的思想和陌生人不請自來，我們需要社會變革，讓人們能夠依然扎根於自己熟悉的健康社區，不會被雨打風吹去。在加速的時代，如果一個社會不能為人們提供能夠站穩的地板，他們就會要求砌牆，而砌牆的結果只能適得其反。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是我們今天的政治領導層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之一。我在本書的後半部分，特別是第9章關於政治的部分將著重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