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引用查爾斯·達爾文的名言：不是強者生存，而是適者生存。然而，根據考證名言出處的網站“名言調查網”（QuoteInvestigator.com），沒有證據能夠證明達爾文在他的經典著作《物種起源》中寫過這句話，甚至沒有記錄可以證明他在其他場合說過這句話。“名言調查網”的研究顯示，這句話源於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一位商科教授利昂·麥金森於1963年在西南社會科學協會大會上發表的講話。
據報道，麥金森是這麼說的：
是的，改變是自然的基本法則。但是，這些改變對不同的個人及組織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根據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能夠生存下來的物種，既不是最聰明的，也不是最強壯的，而是在自己所處的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能夠最好地調節並適應改變的。將這個概念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得以存活的文明，是那些能夠隨著所處的環境發生物理性、社會性、政治性、道德性及精神性改變，不斷地自我調節和適應的。
感謝你，麥金森教授！
無論達爾文是否說過這些話，這段話都講得太精彩了。套用上面的說法，能夠流傳下來的話，未必是那些最強的，但一定是最適合的！上面這段話非常契合我們當前所處的環境。在21世紀的第一個15年，我們經歷了一個重要的技術轉折點：互聯互通變得更加迅速、簡單、免費，並且無處不在，而複雜性變得更加快速、免費、簡單。技術進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並與氣候變化一起重塑我們的工作環境及地緣政治，促使我們反思對這兩種變化的應對之策。然而，這還不夠。在這個市場、大自然、摩爾定律加速變化的時代，我們還需要反思國內政治，一來為了使那些在工作場所或地緣政治中亟需的政策調整得以實施，二來也是為了營造一個能夠增強我們韌性並使我們繁榮發展的社會。這將要求在政治上嘗試一些截然不同的方法，而政治的重組現在似乎也正在進行。
在上一章中我提出，在這個加速的時代，一些弱勢的國家將會分崩離析。而現在那些強大的國家似乎也正在發生政治上的內部分裂。它們的邊境仍然是完整的，但是它們的政黨開始出現裂痕。以現在的組織形式，它們無法協調一致以應對科技、全球化及環境領域同步發生的、相互聯繫的改變。在美國和歐洲，主要的政黨仍然沉湎於過時的議題，這些議題是為了應對工業革命、新政、冷戰、民權運動和早期的信息技術革命而提出的。這些政黨目前的聯盟方式和內部妥協的約定已經無法應對加速變化的時代。共和黨內部已經產生了這樣的裂痕，他們甚至拒絕承認氣候變化的現實。伯尼·桑德斯成功地吸引了許許多多的民主黨年輕人，這意味著民主黨也出現了分裂。歐洲也經歷著相同的情況。英國脫歐公投，在保守黨及工黨內部都產生了巨大的裂痕。來自無序世界的移民給歐洲各國的其他政黨帶來了日益嚴峻的挑戰和壓力。
正如我之前指出的，自2007年後，美國和許多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的國民感到他們被裹挾著快速進入未來。他們的工作環境、身邊的社會習俗都在急劇變化，全球化帶來了無數新人和新的觀點。但是，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政府卻因為官僚主義或政治僵局而陷入治理困境。沒有人能告訴人們，當前的世界正在發生什麼變化，我們該如何應對。大多數政黨關心的問題，以及它們提出的答案，都與這個加速時代完全無關。在這個空曠的政治空間裡，民粹主義者站了出來並提出了簡單的答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承諾會通過打倒“惡人”讓一切回到正軌；而特朗普則承諾以一己之力抵抗改變的颶風，並讓一切回歸正常。在美國或者歐洲，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人士都沒有在加速時代進行徹底反思和具有政治創新的自信。
2016年5月16日，《紐約時報》報道了一則有關奧地利選舉的新聞，文中有兩則引述道出了工業化世界中許多選民的心聲。一段話來自自由主義週刊《側面》的一位專欄作家格奧爾格·霍夫曼-奧斯頓霍夫：“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人們已經不再能理解這個世界了，因為它變化得太快了。大規模移民湧入讓人們覺得，政治家們已經失去了對邊境的控制。這加劇了人們對社會已經失控的總體感受。”另一段話來自沃爾夫岡·佩特裡奇，他是一名資深外交官，也是奧地利前中左翼總理布魯諾·克賴斯基的首席助手：“社會的民主一直都是靠思想驅動的。然而，現在我們沒有任何思想。”
這種政治真空發生在一個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時點。在這個時點，我們事實上正同時經歷著三個領域的“氣候”變化：科技的氣候、全球化的氣候以及真實的氣候與環境。這三個領域都在同時加速。現在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所有的工業化民主大國都應該停下腳步，重新思考和構思全新的政治，找到我們在加速時代能夠保持適應力和活力的辦法。
這一章是我的一些個人反思。我要先從一張白紙開始。不要再問“保守派”或“自由派”意味著什麼（說實在的，有誰在意這個呢？）。我們要問自己的是，如何才能讓美國的國民和社區能夠保持適應力和活力，讓他們在這個歷史轉折點能夠更好地抵禦衝擊、繼續前行。這需要一種不同的政治方法，一個全新的政治議程，不同於今日美國任何一個政黨的主張，我想這是必須要有的。
大自然的殺手級應用軟件
在提出我的反思建議之前，首先，我們要找一位導師。我問自己：誰在應對環境變化方面最有經驗，最能保持適應力，而且維持持久的繁榮？答案很清楚：有位女士擁有38億年的經驗。她就是我們的大自然母親。
大自然是我們最好的政治導師。正如約翰·羅克斯特倫所說的，大自然沒有生命，但它是一個覆蓋了生物、地質和物理，運轉良好的複雜系統。大自然由海洋、大氣、森林、河流、土壤、植物和動物等組成。從生命跡象最早出現的那一刻起，大自然就開始了進化的旅程。在將近40億年的時間裡，大自然承受了各種各樣的衝擊、氣候變化和意外事件，甚至還遭受了那麼一兩顆小行星的碰撞，總能夠在最糟的時代中成功存活，在最好的時代繁榮興盛。單憑這些獨特的經歷，就足以使大自然成為重要的導師。如今，大自然能給我們更多的啟示，因為人類用雙手、大腦、肌肉、電腦和機器創造了自己的複雜系統。這套複雜系統內部相互連通，相互依存，其複雜性已經堪比自然世界。
“如果我們會進化得更像大自然，那麼我們最好能做得好一點。”物理學家埃默裡·洛文斯評論道。
我同意洛文斯的看法。讓我們首先嘗試去理解大自然的基礎策略，去理解大自然是如何建立可以承受衝擊並不斷發展的生態系統的。然後，我們再來考慮這些策略能給政治提供什麼樣的啟示，怎樣更好地幫助美國人在加速時代破浪前行。
我不是第一個想到大自然是我們的導師的人。珍妮·本尤斯被認為是仿生運動之母，她喜歡將大自然稱作是一個“典範”、“度量”和“導師”。我最感興趣的是大自然所扮演的典範和導師的角色。誠然，大自然的行為都是無意識的，並且經過了數千年的進化，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從中取經，去模仿它的行為。如果大自然能夠為我們描述它用以建立適應力和復原力的殺手級應用軟件，它會說些什麼呢？
它一定會告訴我們，它所具有的不可思議的能力是一系列機制運轉多年的結果。第一個機制就是通過自然選擇來進化。洛文斯注意到，大自然所做的99%的實驗都失敗了，並且“被造物主召回了”。而那1%的實驗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它們學會了適應自然界中的某一種獨特生態環境，並因此繁榮成長，使自己的DNA能夠大量繁衍。此外，大自然也會通過“社會分工”或後天習得行為學會適應。這些適應經過了千年的進化。洛文斯向我解釋道：“一些螞蟻走出家門尋找食物，而另一些螞蟻待在家照顧小螞蟻，這樣的分工使得出門尋找食物的螞蟻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尋找食物。專業的螞蟻族群由搜食者與守巢者組成。這樣的分工也是適應的結果。這是一種習得行為，而非螞蟻與生俱來的DNA使然。你不能為這些不同的行為檢測DNA排序，但是你可觀察它們、模仿它們。久而久之，這種觀察和模仿能發揮強大的威力，能夠這樣做的生物體都可以在它自己的生態圈裡佔據統治地位，好比人類在哺乳動物圈中的地位一樣。”更通俗地說，大自然相信“活到老，學到老”這一說法，不持續學習和不適應的物種就會消失。
非常奇怪的是，要觀察DNA的進化式適應行為，最好的地方是去沙漠。沙漠似乎是野外旅行最不該去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嚮導就會大不一樣。我和我的妻子在納米比亞最西北部的塞拉·卡菲瑪營地就曾遇上了一位好的嚮導。這個營地俯瞰著流經納米比亞和安哥拉邊境的庫內內河。在這裡，你會發現沙漠擁有無比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同時，因為沙漠是如此荒蕪，以至於最小的甲蟲都會顯得格外突出，因此你可以近距離觀察到大自然在適應性方面的天才設計。你能夠近距離觀察那些屬於1%成功實驗的昆蟲和植物，它們通過進化出不尋常方式來獲取及保存水分，從而在沙漠的嚴酷環境中存活。
《連線》雜誌在2012年11月26日發表過一篇文章，是關於一家美國的創業公司。
它們正在開發一種可以自動蓄水的水壺，其原理是通過冷凝作用吸收大氣中的水分，而這和納米布沙漠中的甲蟲獲取和保留水分的方式是一樣的。
非洲納米布沙漠每年降水量僅有13毫米，生存在這片沙漠中的甲蟲是該地特有的物種，它在學術界激發了一些理論研究，但這是第一次有人仿照其生存原理製造出一個可以自動蓄水的水壺。這種甲蟲利用翅膀上的硬殼凝集海風中的水汽，從而獲得水分。它的外殼表層覆蓋著一層極小的凸起。這些凸起的頂部可以吸收水分（即具有親水性），而其邊緣則是防水的（即具有斥水性）。甲蟲會迎著吹來的海風伸展自己的翅膀，捕捉潮濕的空氣。最終，在其背部會凝聚出直徑15～20微米的水珠，並直接流進它的嘴裡。
NBD Nano公司[9]由兩名生物學家、一名有機化學家及一名機械工程師組成。他們在過去研製的基礎上開發出了結構更優的仿甲蟲殼合成材料。
大自然打造適應力的另一個途徑就是通過其不屈不撓的企業家精神。她一直在尋找新的小環境，不斷探索，不斷實驗，從而找出哪些植物和動物可以最好地共同進化。“如果在自然界中有一片空曠的空間，一些植物或動物就會找到獨特的方法去適應這個空間。另一些植物或動物會將那些動植物吃掉，而其產生的排泄物又可供其他植物或動物當作美食或養料。”洛文斯說，“大自然一直都在創新。隨著新機會的出現，它不斷創造新的突變。”
這些突變會接受整體生態系統環境的考驗，檢驗它們是否與系統相適應，並能增強整個系統的適應力。如果它們在不經意間產生了危害整個系統的毒素，那麼大自然就會創造出一個修正方案。大自然從不傲慢專斷，它的思維一直是敏捷的、非正統的、混雜的，具有企業家精神和實驗精神。喬治梅森大學的環境科學系教授湯姆·拉夫喬伊補充道：“大自然是永不停歇的，它一直在探索、發明、嘗試，也一直在失敗。每一個生態系統，每一個生物體，都是針對一系列問題的答案。”
因此，大自然的另一個殺手級應用軟件就是多樣性。大自然在各種各樣的植物和動物中培養多樣性，並獎勵多樣性。大自然明白，要進化出最好的想法，莫過於鼓勵多種多樣的想法，然後看看哪種方法既能適應特定的小環境，又能服務於整個系統。因此，大自然是非常多元化的：它明白，如果要強化生態系統的適應力，培養一種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沒有什麼比豐富多樣的環境更重要。這個環境中盛產多種多樣的植物和動物，每一個物種都彼此互相適應，同時也適應某一個特殊的小環境。
高度的生物多樣性意味著每一個特殊的小環境都已各有其主，各個小環境都在保持整體系統平衡的過程中持續發揮著自己的作用。“想想那些行動緩慢的懶猴。”洛文斯說，“這種體形小小的、在夜間活動的靈長類動物，在樹枝上極其緩慢而輕柔地挪動身體，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人在打太極。它食用的是長在最纖細的樹枝的最頂端的嫩葉。”懶猴將這些樹葉轉化成能量。另一種體重稍重的懶猴則會專門挑粗一點的樹枝上的樹葉，這些粗一點的樹枝恰好能夠承受它們的重量。還有一些懶猴會尋找其他不一樣的食物。大自然會為每一個特殊的小環境進化出相應的生物，並且只要還有空曠的小環境，大自然就會為它們填充適應得更好、進化得更好的物種。大自然各個部分之間的流動會進一步增強適應力，保持平衡並促進增長。
明尼蘇達大學的生物學家G.大衛·蒂爾曼是生物多樣性領域中世界領先的專家。他在2000年5月11日的《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生物多樣性的誘因、影響和倫理》。該篇文章總結了對生物多樣性做的主要的科學田野調查研究。他提到：
總體來說，更多的生物多樣性會給植物群落帶來更高的產量，給生態系統帶來更好的養分保持和穩定性。舉例來說，在北美及八個不同的歐洲國家——南到希臘、東到葡萄牙、西到愛爾蘭、北到瑞典——所開展的草地田野實驗顯示，將一塊土地上的植物種類減半，會導致產量減少10%～20%。在一塊相同大小的土地上，只種植一種植物的產量比種植24～32種植物的產量減少50%。植物多樣性減少也會導致更嚴重的土壤營養流失，降低土壤肥力，並進一步降低植物的產量。
大自然增強適應力的另一種方法是，以一種聯邦分權的方式進行自我組織。大自然將其社群安排在一個靈活的體系內，使得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大自然建立了數萬億個小規模網絡，從微生物系統開始，逐漸發展成越來越大的生態系統。但是，每個小規模網絡都是一個小社群，都能不斷適應和進化，從而得以生存和繁榮。
“從微生物到位於食物鏈最頂層的捕食者，每個生態系統都是一個社群，而它們的運行方式也像一個社群。”拉夫喬伊補充道。當你的生態系統是由數萬億個小規模網絡交織而成的時候，它就很難破壞，具有更強的適應力。邁克爾·斯通在“生態教育中心”所編纂的生態法則手冊中這樣寫道：“一個生態系統中的每一種生物都通過關係網絡相互連接。它們的生存依靠這張生命之網。舉例來說：在一個花園裡，由傳粉者所組成的網絡提升了基因的多樣性；反過來，植物為傳粉者提供了花蜜和花粉。大自然就是由系統套嵌系統而組成。每一個單獨的系統都是一個完備的整體，但同時也是一個更龐大的系統的一部分。生命是通過生態系統互聯互通，而非互相戰鬥的方式接管了地球。”
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讚揚了所有權和歸屬感。誠然，大自然的各個系統沒有主人，也沒有自利的管理者，這一點和許多人類系統不同。人類創造出了一種為了集體利益管理整個系統的概念——即所謂的“統治”。大自然中沒有獅子王。儘管如此，各個物種會與其最適合的獨特小環境共同進化。每一個生態系統都有著其獨特的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生態平衡，還有能夠連通它們的“管道”。這些組合的不斷進化使得每一個生態系統都如此獨特。在這個地方中進化的每一組獨特的動物和植物都擁有這裡，而非僅僅棲息其中。這是它們的家園，它們屬於這裡，這是因為它們互相之間形成了平衡，而這種平衡創造了巨大的適應力。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就“擁有”這個地方。當一個特定的小環境充滿了與之相適應的植物或動物，單一的外來物種就難以入侵並打亂整個系統。
生態系統及其平衡每天都需要更新和維護。每時每刻，新的物種會出現，舊的物種會消失，它們之間的競爭也從不間斷。這就是大自然的另一個殺手級應用軟件。大自然不會把靜態當作穩定。穩定是通過不斷的動態行為而產生的。在大自然中，穩定和均衡的系統其實並非處於靜止狀態。如果一個系統看上去是靜態，實際上也是靜態，那就是一個行將滅亡的系統。為了保持穩定，你必須接受不斷的改變，沒有一種植物或動物可以將其在系統中的地位視為理所當然。馬裡蘭大學的赫爾曼·戴利說道，這就好比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它在宏觀上是穩定的，但在微觀上是不斷變化的。
大自然保護協會的首席外聯官格倫·普利科特表示：“適應力最強的生態系統和國家，能夠吸納許多外來影響因素，並將其融入自身系統，同時還能保持自身的整體穩定。”美國、印度或新加坡在這方面都做得不錯。
大自然在建立具有適應性的生態系統方面還有一個殺手級應用軟件，那就是它具有很強的可持續性。它構建了一個高度複雜的循環系統：食物、進食、排泄、種子、植物、生長、進食、食物、排泄、種子、植物、生長……它沒有浪費任何東西。一切都循環往復，形成了一個沒有終點的世界。
大自然也相信破產。它相信，要讓整個生態系統獲得成功，就必須接受一些動植物的個體失敗。對於它自己的失誤，對於那些弱者，或是那些不能適應環境的物種，它毫無憐憫之心。允許弱者死亡，就會給強者釋放出更多的資源和能量。市場通過破產法所實現的，和大自然通過森林大火所實現的類似。“大自然會通過殺死自己的敗筆，來為它的成功騰出更多的空間。”英國銀行家、人類學家愛德華·克勞德在他1897年的書《進化先鋒：從泰利斯到赫胥黎》中如是寫道。“不適者將會滅亡”，而“只有適者才能生存”。灰燼中會生長出新的生命。
大自然認為表層土至關重要。土壤最上面的那一層是所有植物和樹木生根的地方，它們從中獲取生長所需的主要營養素。想想我們的地球，它其實就是一塊巨大的石頭，表面覆蓋著一層薄如蟬翼的下層土和表層土。“支撐每一個生態系統的基礎就是表層土。”能源創新公司的創始人、能源工程師哈爾·哈維說道，“在絕大多數地方，表層土都是非常薄的，很容易被沖刷走。這一層薄薄的黑土覆蓋著整個地球。”通常來說，表層土的平均厚度不會超過6～10英吋。哈維表示，“儘管如此，從表層土上生長出的生態系統是如此的多姿多彩，物產豐厚，使它能夠支撐起極為多樣化的動植物世界。”另一方面，正如生物學家傑拉德·戴蒙德及早先的歷史學家所記錄的，幾乎所有的失敗文明都是因為它們沒有照料好自己的表層土。
大自然相信耐心是一種美德。它知道欲速則不達。它欣然接受遲到。它之所以擁有適應性，就是因為它緩慢地、耐心地建立了生態系統。你不能把一年四季縮短成兩季。你不能縮短大象或螞蟻的妊娠期。你也不能拔苗助長，讓猴麵包樹生長3000年。
最後，正因為大自然實踐了上述所有的策略，所以它能夠理解多弗·塞德曼所說的“健康的相互依賴性”與“不健康的相互依賴性”。西德曼解釋道：“在健康的相互依賴的系統裡，所有的成員一起成長。在一個不健康的相互依賴的系統裡，他們會一起沒落。”
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它應該是大自然所有殺手級應用軟件一起發揮作用：適應性、多樣性、企業家精神、所有權與歸屬感、可持續性、破產、聯邦性、耐心以及表層土。就政治而言，美國和加拿大就是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它們共同繁榮；俄羅斯和烏克蘭是不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它們共同沒落。
我問保護國際基金會的羅素·米特邁爾，請他就自然界中能夠使整個生態系統共同成長的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舉一個最生動的例子。他給我舉了一個中南美地區熱帶雨林蜘蛛猿和絨毛猴的例子。
他解釋道，這些靈長類動物之所以能夠存活，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食用生長在闊葉樹上的果子。通過進化，大自然讓果子外殼的顏色變得鮮亮，從而讓食果動物能更容易地找到這些果子，更容易被果子所吸引。猴子們會將果子砸開，找到裡面的種子。種子被假種皮包裹。這是一層具有甜味、富含糖分的外衣，是自然進化出的引誘猴子和鳥兒的誘餌。猴子們飢不擇食，也沒有足夠的靈敏度剝下這層假種皮，因此它們會把整個種子塞入嘴裡，享受美味。它們消化和吸收有甜味的部分，其餘的部分經腸道排出。事實上，有一些種子只有在經過某些動物的腸道代謝後才會發芽，因為這些動物腸道中的細菌能夠分泌某種酶，可以使種子的表皮破裂。幾個小時後，猴子們就會排出這些種子，它們被排泄物完好地包裹著。當種子落到雨林的土壤上後，猴子們的排泄物就成了種子的養料。這些種子最終會長成什麼呢？它們會成長為更多的闊葉樹。所以，猴子們實際上是在為它們最喜愛的食物構建成長的花園。在自然界中，闊葉樹同時是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並將其封存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米特邁爾解釋道：“大型鳥類，例如巨嘴鳥、鳳冠鳥和冠雄，甚至是生活在森林裡的烏龜，它們都食用闊葉樹的種子並將它們四處散播，它們與這些猴子們扮演著相同的角色。”
然而，這種具有韌性的相互依賴的系統很容易就會變得不健康。這些能夠使熱帶雨林保持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中的物種——例如蜘蛛猿和絨毛猴、烏龜和巨嘴鳥，“常常遭到人們大量的捕獵，以至於在許多看似保持了完整生態的森林中，這些動物已經滅絕了”。米特邁爾解釋道。接著會發生什麼呢？如果大量蜘蛛猿、烏龜和巨嘴鳥被捕殺，在不知不覺間，我們就會失去種子的傳播者，最終我們會失去更多的闊葉樹，剩下一個不那麼茂盛的森林，只能對碳封存做出更少的貢獻。很快，你就會發現溫室效應加重了，在幾十年間，你的海濱房屋外的海平面會再上升幾英吋（或者，再過一段時間之後上升幾英尺）。在大自然中，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無論其間的相互依賴是健康的還是不健康的。
我們人類可以向大自然學習很多東西，“但我們永遠都不應該將大自然理想化”。米特邁爾指出：“大自然是凶殘的。這是一個充滿著衝突、壓力和適應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為了自身的繁衍，不同種類的植物和動物無時無刻不在相互鬥爭。每一種植物和動物都渴望成功繁衍，它們必須尋找最佳適應方式，以使自己不斷繁衍後代。這就是大自然的動力。”
在一個物種高度多元化的系統中，當動植物都竭盡全力試圖繁衍的時候，對於每一天中被淘汰的那些物種或種子來說，這或許不是一個健康或富有適應性的環境。即便如此，當總體處於平衡的時候，它會是非常有韌性、非常健康的——因為其組成部分能夠共同繁盛，因為整個系統在遇到突如其來的氣候變化或新情況時會更加堅韌。這樣的適應性來自物種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不同的生物體不僅為彼此提供食物，也會共同創造一個彼此都可以繁盛生長的環境。
文化與政治
現在，讓我們停頓一下，看看之前關於大自然的討論與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有什麼聯繫。麥金森曾經講過：“所有能夠生存下來的文明，都能夠根據物理、社會、政治、道德和精神的改變而調整自己，並從改變中發現自己。”我的論點是，在這個加速時代，那些有意識地效仿大自然的殺手級應用程序的國家、文化和政治制度，就是適應能力最強的。但是，這裡的關鍵詞是“有意識地選擇”。數十億年來，大自然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在完全不顧及道德的情況下，發展和進化了她的適應能力。我們人類要增強韌性，不能如此殘酷，或是在道德上麻木不仁。我們也沒有數千年的時間從容地探索如何完善這些工具。我們必須謹慎地、有意識地盡可能團結一心地盡快將大自然的殺手級應用程序轉化為人類政治。
首先，我將聚焦這些殺手級應用程序中的5個，因為它們能夠立即應用於今天的治理：（1）面對經濟、軍事實力更強大的陌生人時不懼屈辱的適應能力。（2）擁抱多樣性的能力。（3）對未來及自身問題承擔所有責任的能力。（4）在聯邦及地方政府之間達到平衡的能力，即能夠懂得：健康的社會就如同一片健康的熱帶森林，是由多個子生態系統組成的，每個子生態系統都可以自然生長，同時也從總系統那裡獲得滋養。（5）在加速時代，以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混雜的、非正統的、非教條的思維方式來處理政治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即能夠混合、匹配任何可以創造韌性與推動力的想法及意識形態，而無論其來自哪個陣營。
當然，任何一個社會採取這些策略的速度都會受到政治、文化及領導力的影響。文化塑造了一個社會的政治反應，而反過來，一個社會的領導力與政治塑造了文化。那麼文化究竟是什麼？我喜歡商業字典網站給出的簡明定義：文化是“在一個群體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為了處理在其成員間以及成員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而發現、發展或發明出來的應對模式。這些應對措施被認為是正確的感知、感受、思考、行動方式，並通過潛移默化及教育代代相傳。文化決定了什麼是可接受的，什麼是不可接受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對的或錯的，可行的或不可行的”。
一個記者可能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便是低估文化在社會對重大變革做出回應時的影響力，可能犯的另一個錯誤就是認定文化是不可改變的。文化會改變，且經常改變，有時候是受到危機事件的壓力，或出於生存的需要，而有時候則是由於領導人所做的政治選擇。已故參議員丹尼爾·帕特裡克·莫伊尼漢曾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保守主義相信文化才能決定社會的成功，而不是政治。自由主義則相信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之免於自我墮落。”
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哈佛大學領導力問題專家羅納德·海費茲對領導力的定義，他指出，領導人的作用就是，當大環境改變時，“幫助人們面對現實，並動員他們做出改變”，以確保其所處社群的安全與繁榮。加速時代使許多人都面臨物理、技術以及社會環境的改變，今天的領導力就體現在培育出與大自然殺手級應用程序相像的正確的文化與政策選擇。
在適應能力面臨考驗的重大時刻，具有遠見的領導人擁有引導社會和文化通過考驗的能力。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是《成事在人》。這部電影講述了納爾遜·曼德拉在其擔任南非總統第一任期時，如何領導該國著名的跳羚隊獲得1995年橄欖球世界盃，並以此來治癒被種族隔離制度撕裂的南非。跳羚隊幾乎所有隊員都是白人，一直以來它都是白人統治的象徵，並常常遭到黑人的反抗。種族隔離制度被廢止之後，由黑人領導的南非體育委員會提出動議，要改變球隊的名字及隊員的膚色。曼德拉總統制止了他們。他說，在黑人領導的南非，要讓白人也感到這是他們的祖國，那就不能把他們珍視的象徵連根拔起。
在電影裡，曼德拉（由摩根·弗裡曼飾演）說：“這是自私的想法，不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談到南非的白人，曼德拉補充道：“我們必須用我們的同情、克制和慷慨讓他們出其不意。”
我喜歡這句台詞：我們必須讓他們感到出其不意。要改變一種文化，需要一個偉大的領導，能夠讓其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感到出其不意，並能超越其個人歷史、選民團體以及民意調查結果的影響，只做對自己國家正確的事情。憑借他的開明領導，曼德拉為改變南非文化做了許多努力。他在黑人和白人之間創造了多一點的信任，以及更健康的相互依存的關係，並因此讓國家更具適應性。
讓我們記住曼德拉教給我們的寶貴一課，思考如何在我們今日的世界裡借鑒大自然的五大殺手級應用程序。
如何在遇到陌生人時快速調整自己
遇到陌生人時如何作出回應，這是導致不同的文化或政治制度存在適應能力差異的關鍵之處。你所處的文化更容易因為落後而感到羞恥並自甘墮落，還是能壓制自尊心並嘗試向陌生人學習？在一個與陌生人頻繁接觸的時代，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一些領導人、一些文化在面對環境發生重大變革時能表現出更強的適應能力？這是一個未解之謎，但我們無法對這種差異視而不見。自從1978年成為記者以來，我投入了很多時間報道人與人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領導人與領導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有些更願意向“對方”學習，在落後時努力追趕，而另一些在與陌生人的接觸中感到被“對方”羞辱，並選擇猛烈抨擊而非努力適應。這個主題貫穿了我的報道，有時候我甚至想在名片上印上：托馬斯·弗裡德曼，《紐約時報》全球恥辱事件通信員。
有一個關於高爾夫球的故事被廣為流傳。這個故事揭示出文化傾向會如何影響適應能力。2012年9月馬克·隆與尼克·賽茨在《高爾夫文摘》上發表了題為《球童說》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湯姆·沃森的長期球童布魯斯·愛德華茲所講述的一個故事。愛德華茲多年來長期擔任沃森的球童，其間曾有過短暫的時間為格雷格·諾曼效力，但後來又回到沃森身邊。愛德華茲描述了沃森與諾曼各自開了個好球後的不同反應，假設這個好球的落點正好在球道中間，但擊球點卻都翻起了一點草皮：“幾年前，我問布魯斯·愛德華茲，在與格雷格·諾曼相處數年後，回到湯姆·沃森身邊有何感受。那時格雷格還是個厲害角色，但他們多年合作中並未贏得比賽。布魯斯說，‘假設今天打的球低於標準桿3桿，但在第16洞擊球時翻起了一點草皮。諾曼會看著我說，‘布魯斯，你能想像我怎麼那麼倒霉？’而湯姆會看看球，看看草皮，說道，‘布魯斯，看我的！’”
有些人總是不斷地詛咒自己的運氣，有的人無論遇到什麼挫折都會竭盡全力，並將其視作一個挑戰。他們知道自己不能控制球的反彈，但能夠控制自己打球時的心態。在這種情況下，自信和樂觀本身就是力量。在一些文化中，當面臨逆境或是重大外部挑戰時，人們會說：“我們落後了，問題出在哪裡？讓我們向最好的人學習，並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們學著去適應改變。而在另一些文化中，人們會說：“我們落後了，你們對我們做了什麼？都是你們的錯。”
19世紀的日本是不懼恥辱的典範。日本曾經盡其所能避免與外界的接觸，將自己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當時日本還是封建農業經濟，受到儒家社會等級制度的影響，正在逐漸走下坡路。商人處於日本社會的最底層。除了與中國、荷蘭保留了有限的接觸外，日本禁止了與其他國家的所有貿易。後來，日本意外地遭遇了一個陌生人：馬修·佩裡將軍。1853年7月8日，他闖入日本，要求日本開放港口和對美貿易，並要求日本善待美國沉船失事的船員。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絕。1年之後，佩裡再一次來到日本，他帶來了更大的戰艦、更強的火炮。他向日本人解釋了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的好處，最終雙方於1854年3月31日簽署了《神奈川條約》，日本對外國開放其國內市場，結束了200年的閉關鎖國。這次遭遇震驚了日本政治精英，使他們意識到日本在軍事技術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差距有多大。
意識到這一點之後，日本拉開了國內革命的序幕，推翻了自1603年以來以天皇之名統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明治天皇以及他身邊的改革者登上了舞台。他們選擇向那些打敗他們的人學習，以適應新變化。他們發起了對日本政治、經濟、社會的革新。他們認為，如果想要像西方一樣強大，就得打破原有的文化規範，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技術、工程、教育、藝術、文化，甚至是服飾和建築。這一進程遠比他們想像的困難，但到了19世紀後期，日本已經變成了一個工業化強國，不僅有能力修改西方列強強加給他們的不平等經濟條約，還在1905年的戰爭中擊敗了一個西方強國：俄羅斯。明治維新不僅讓日本更具適應性，而且變得更加強大。
然而，並不是每種文化都能夠像日本一樣，在與陌生人的接觸中，壓制自己的驕傲，盡快吸收一切能夠從陌生人那裡學到的東西。
中國人把鴉片戰爭到日本侵略這段時間稱為“百年屈辱”。《經濟學人》在2014年8月23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位於東西方的中心，像太陽一樣被亞洲其他國家圍繞。19世紀中期中國遭到西方國家蹂躪，接著，到了19世紀末，中國又被日本打敗，終結了中國的世界中心地位。”但自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這段歷史激勵自己，為未來注入能量。特別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意識到自己開球不利，並主動與世界廣泛接觸，盡可能地去學習一切來適應、追趕，並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
相比之下，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被恥辱感擊敗。普京總統曾經將蘇聯解體稱作“20世紀的最大悲劇”。勞倫斯·E.哈里森在他聯合編纂的文集《文化對俄羅斯很重要》一書中寫道：
蘇聯解體令俄羅斯蒙羞。它失去了超級大國的地位，只能站在一邊看著前盟友和競爭對手中國一步步邁向大國地位。俄羅斯的出口情況看起來與第三世界國家相仿，大部分出口都依賴自然資源稟賦，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俄羅斯曾在太空領域擊敗美國，現在卻無法生產出符合出口質量的汽車，更別提它在信息科技領域所處的劣勢了。
在這段國家的恥辱期，不難理解為什麼俄羅斯領導人會對俄羅斯運動員在2010年溫哥華冬季奧運會、2012年倫敦夏季奧運會上成績不佳表現得極為敏感。
一些阿拉伯人、穆斯林國家和一些恐怖組織顯然落入了“誰害了我們”的思維誤區。阿斯拉·Q.諾曼尼曾經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她是一名出生於印度的穆斯林作家，曾與丹尼爾·珀爾有過一段密切的合作。後來珀爾遭到了綁架並在巴基斯坦被謀殺。2012年6月20日，她在美國眾議院國土安全小組委員會上就“美國穆斯林對召開穆斯林群體中出現激進傾向的聽證會的反應”議題出席作證：
2005年，聯邦調查局前特工喬·納瓦羅在《打擊恐怖主義：恐怖的精神病理學視角》一書中創造了一個詞。他認為恐怖主義者就是“創傷收藏家”。這本書集合了他多年來研究世界範圍內的恐怖主義者的經驗。他寫道：“恐怖主義者是永遠的創傷收藏家”，他們能翻出“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以前的事件”“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憶這些事件，這些回憶對今天造成的影響，與事件爆發的那一刻一樣深刻。對他們而言，痛苦沒有截止時間。創傷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恐懼與偏執驅動的，這和他們不屈不撓的意識形態一拍即合。創傷收藏的目的在於讓過去的事件仍然鮮明，在今天放大它們的意義，並借此為心中的恐懼和焦慮尋找合法的理由”。
在我看來，這種現象已經在穆斯林群體中大範圍蔓延。穆斯林群體在他們的日常對話中時常表達自己的傷痛，他們被稱為“沙發上的聖戰分子”。這是美國一名執法人員在與我交談時這麼稱呼他們的。納瓦羅對我說，事實上，對於全世界各地的社群來說：“收藏創傷變成了一種文化”。顯然，瞭解一個社群的創傷對於理解其歷史很重要，納瓦羅說道。但他指出：“極端主義的美就在於它不允許寬恕”。
我曾報道過多位中東的“創傷收藏家”，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創傷收藏家”。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既產生了納賽爾和本·拉登，也出現過突尼斯領導人哈比卜·布爾吉巴以及迪拜酋長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他們選擇挖掘歷史，擁抱變革，從他人那裡學習，並建造自己的文化。在拉丁美洲，既產生了委內瑞拉的獨裁者烏戈·查韋斯，也誕生了墨西哥有活力的民選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而在俄羅斯，既有普京，也有他的搭檔迪米特裡·梅德韋傑夫，梅德韋傑夫一度有過更為自由主義的思想。同樣是在東南亞，既出現了採取種族滅絕的柬埔寨總統波爾布特，也誕生了新加坡的建國者李光耀。
擁抱多樣性
要想在加速時代增強適應性，擁抱多樣性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至關重要。因為有了多樣性，無論氣候變化對環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總會有一些生物或生物體的集合知道如何應對。當你擁有這樣的多元化系統時，埃默裡·洛文斯補充道：“它會自行做出適應，將各種形式的逆境轉化為一個可控的問題，甚至轉化為某種有利因素。”（他的導師、已故埃德溫·蘭德曾經說過：“失敗只是一種尚未轉化為優勢的狀況。”）
哈佛大學多元化項目組在其網站上寫道：“多元化不僅僅是多樣性，多元化是多樣性的積極接觸。如果僅僅有多樣性，但它們並未緊密接觸並建立聯繫，反而會加劇社會緊張局勢。”像敘利亞和伊拉克這樣的國家，僅僅存在多元性，而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則擁有多元主義的文化，這是一種難得的成就。哈佛多元化項目同時指出，多元主義“並不是要我們背離自己的身份以及我們為此所做的承諾。多元主義意味著不以孤立的視角看待我們之間最深的分歧，甚至是宗教信仰的差異，而是以相互聯繫的方法看問題”。真正的多元主義建立在“對話”“付出與獲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之上，而“對話意味著不僅要訴說，而且還要聆聽”。
在加速時代，能擁抱並培育多元主義是現代社會的巨額財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會成為社會的巨額負債。在加速時代，多元主義的投資回報率將不斷提高，並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會成為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競爭優勢。
在政治上，擁有多元主義文化的社會享有更大的政治穩定性。他們更能夠在平等的公民之間建立社會契約，大家平等地共同生活，而不是依靠鐵腕獨裁者自上而下地進行統治。在今天的世界裡，所有自上而下的指揮控制系統都日益衰敗，維持秩序的唯一方式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在不同選民群體之間建立社會契約。以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和尼日利亞為例，它們都有多樣性的社會，但缺乏多元主義的文化，並因此付出了高昂代價，因為它們已不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控制一個多樣性的社會了。在21世紀，人員流動會更加頻繁，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像個大熔爐一樣，融合不同背景的公民，使他們能夠完成艱難的偉業，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優勢。
在加速時代，那些能夠在性別、思想、種族、民族等各個維度培育多元主義的社會往往更具創新性。這是因為一個多元主義的社會能夠從世界各個地方吸納最好的人才，將更多不同視角的觀點混合在一起。很多時候，最好的想法都是從這種碰撞中產生的。即使是在民族或宗教上並不多元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日本和中國，如果它們具有多元化的世界觀，能夠養成習慣學習全世界最好的觀點，它們也能享受到多元主義帶來的收益。
2011年12月12日，社會科學家理查德·佛羅里達在城市實驗室網站（CityLab.com）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經濟增長與發展取決於自然資源、技術創新、人力資本。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發現，地理相鄰性與文化多樣性同樣對經濟增長有重要的影響。這些因素決定了一個國家對不同文化、宗教和性取向的開放度。
反對者認為，多樣性只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非其原因。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地區已經很富裕，或正在快速致富，就會有更多的人口湧入。
威廉姆斯學院經濟學家關姆魯爾·阿什拉夫與布朗大學經濟學家奧代德·加勒所做的一項重要研究應該能夠回答很多反對者的質疑。他們在國民經濟研究局最新發表的工作論文《文化多樣性、地理隔離與國家財富的起源》中描繪了從前工業時代到現代，地理孤立或相鄰性以及文化多元性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他們的研究發現，“文化吸收與文化擴散之間的相互作用，推動了全球範圍內出現的多種經濟發展模式。”簡單地說，多樣性刺激了經濟發展，而同質性減緩了經濟增長……
大量證據表明，地理開放性、文化多樣性及文化包容性不是經濟進步的副產品，而是其關鍵的驅動力。
P. V.坎南是“24/7客戶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剛開始的時候，它只是一家印度的呼叫中心，自2007年開始發展成為一家客戶服務、分析公司。他們在世界各地擁有1000個客戶。我曾目睹他的公司從一個班加羅爾的初創公司一步步發展起來，成為一家全球大數據服務公司。我問坎南，他現在的客戶都是些什麼人。他回答說：“我在悉尼有個客戶，他們的數據專家在加利福尼亞，我們之間談的合作項目是關於在菲律賓和印度的呼叫中心。他們的公司高管遍佈全世界。即使是在悉尼工作的員工也都來自不同的國家。在辦公室裡清一色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已經看不到了。如果你要運營一家智能公司，你的員工將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元主義讓你步伐更快，讓你更聰明。
隨著摩爾定律及市場進入棋盤下半局，這一切將變得更加真實，洛文斯指出：
假設你有兩個基因組。基因組A中有一個基因，但它可以完美適應如今的寒冷環境，基因組B中有20個基因，其中只有一個表現出抗寒屬性。在基因發生突變時，基因組A要麼偶然地找到了答案，要麼它就會死亡。基因組B可能會有20個後代，也就有了20種可能答案。或許這20個基因中的某一個會成為解決問題的答案。基因組B的勝算顯然更大。
2014年，我參與了Showtime頻道《多災凶年》系列紀錄片的拍攝。這部片子的主題是氣候變化及環境退化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它也讓我認識到多樣性之美。我們主要想觀察氣候變化和環境破壞如何影響了敘利亞、也門和埃及，然而，最讓我受益匪淺的採訪卻發生在堪薩斯州的塞林娜。這次採訪讓我瞭解到在自然界和政治領域裡單一性和多樣性之間的相似之處。我們的拍攝團隊來到了美國小麥種植州堪薩斯，想瞭解一下2010年堪薩斯州中部地區小麥農場的旱災是如何影響到埃及麵包價格上漲，並最終觸發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我們採訪了韋斯·傑克遜。韋斯·傑克遜是土地研究所的創始人和主席。這個研究所是一個實驗性的農場，傑克遜的生物科學家團隊在此嘗試研發一種多年生的小麥，他們將其稱為“Kernza”，這種小麥不再需要每年都去播種。韋斯·傑克遜是一位獲得過麥克阿瑟基金會“天才獎”的生物學家。他先給我們上了一堂關於草原生態的課。我把他的講解寫成了一篇專欄文章。
傑克遜說，大草原本是一個具有多樣性的野生環境，有著複雜的生態系統，養育了各種各樣的野生生物，以及印第安人。歐洲人來了之後，徹底破壞了大草原的生態，他們將大草原變成種植單一作物的農場（主要種植小麥、玉米或者大豆）。一年一熟的單一作物更容易發生病蟲害，也需要消耗更多的化石燃料能源。農業中使用的農具、化肥、農藥都離不開化石燃料。在單一作物的農場，一種害蟲或是農作物疾病就可以讓整片農地顆粒無收。單一作物也更容易消耗對生命來說至關重要的表層土。傑克遜指出，相較之下，混作則提供了物種多樣性，進而提供了化學多樣性，能增強農地對病蟲害的抵禦性，同時“能夠減少化石燃料和化學品”。混作也有利於維護表層土。在20世紀30年代的黑色風暴時期，大草原上所有的單一作物都死了，但混作的草場則依靠其多樣化的生態系統倖免於難。混作的草場能夠儲存水分，循環養分，控制害蟲，並使自身變得更加多樣、多產、美麗又具有適應性。
我一邊聽傑克遜講，一邊心裡想：這是多麼有趣的對比啊！基地組織總是聲稱，如果穆斯林想要恢復昔日的力量，就需要回到“純淨的”伊斯蘭時期。那時，阿拉伯半島還處於單一作物（單一文化）的狀態，沒有受到外來影響的污染。事實上，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黃金時代”是在8世紀到13世紀之間，那時它以西班牙和北非為中心，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混作區（多元文化區）。這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一段偉大的智力發酵時期，使它成了科學、數學、天文學、哲學和醫學的聖地。當時的伊斯蘭學者架橋鋪路，融會貫通，吸納了從中國、印度到波斯、希臘等多種文化中的精華。正是因為擁抱多元文化，才使得阿拉伯世界變得富有、健康，且極具韌性。
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東，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ISIS）正在利用出售石油所得的資金，以及來自波斯灣遜尼派原教旨主義者的捐款，試圖清洗伊拉克、也門、利比亞和敘利亞的所有其他的宗教和種族。他們正在摧毀這一區域的多元文化，將這些國家變成單一文化國家。巴格達、阿勒波、帕爾米拉、的黎波里和亞歷山大，這些城市都曾經是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大熔爐，是希臘人、意大利人、庫爾德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大熔爐。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ISIS）決心要退出進化進程，變成一個特殊的封閉體系。換言之，多樣性和包容性曾經是中東的本地作物，就像美國中西部原本未遭破壞的大草原一樣，當年的中東也極具適應性，並能和各種不同的文明建立起健康的相互依存關係。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ISIS）正試圖消滅所有這些多樣性文化，創造一種極易受陰謀論和病態思想蠱惑的單一文化。這將導致中東變得更為貧瘠、虛弱且不健康，這對所有的中東居民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認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的共和黨。共和黨一度擁有極其豐富的多樣文化，為我們提供了各種不同的想法。在西奧多·羅斯福時期，設立了國家公園。在理查德·尼克森時期，成立了環境保護署，出台了《清潔空氣法》和《清潔水法》。在羅納德·裡根時期，實施了激進的核武器管控，以及達成旨在抑制臭氧層漏洞的《蒙特利爾議定書》。在小布什時期，提出了旨在控制酸雨的總量碳排放封頂與交易計劃。米特·羅姆尼在當馬薩諸塞州州長時，曾提出市場化的醫療保障改革。在幾十年的時間裡，美國的共和黨本身就是北部自由主義的共和黨人與南部及西部保守派的多元混合體。但在近些年，茶黨（Tea Party）和其他的超級保守的力量開始清除共和黨內曾經的多元文化，試圖將共和黨變成極易受到病態思想影響的單一文化組織。這些政治力量也受到了煤炭、石油公司的資助。他們主張：氣候變化是個謊言；物種進化從未發生；我們不需要移民改革。這一切都削弱了共和黨的根基，所以像唐納德·特朗普在“家庭、婚姻、性”等價值觀問題上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人，所以作者把他稱作外來物種。
考夫曼基金會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研究顯示，有四分之一的美國科技創業公司是由移民們創建的。這份題為《美國新移民創業家的過去與現狀》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4.3%的工程類及科技類創業公司中，至少有一位創始人是移民並在公司中擔任要職”。路透社在2012年10月2日報道：“這項研究著重關注了硅谷，分析了硅谷的335家工程類和科技類創業公司。研究發現，有43.9%的公司其創始人中至少有一位是移民。‘高技能的移民在未來仍會是美國在全球經濟中保持競爭力的一個關鍵資產’，研究報告的作者寫道。”
這不僅僅對美國而言是真理。2014年10月，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一次會議上表示，新加坡所具有的“在高密度網絡中工作的能力、與不同文化建立關係的能力，以及將其轉變成我們自己經濟優勢的能力”是新加坡成功的秘方。“最終，驅動新加坡前進、給予新加坡特殊優勢的，就是從不同文化中套利的能力”。
主人翁文化
人類無法完美地模擬大自然在無意識的情況下進化出來的生態系統中的歸屬感，但是，類比地來看，人類社會可以推廣主人翁文化。這種主人翁文化總是能夠創造出更多的韌性。
美國大學委員會的全球政策及宣介事務主任、教育專家斯蒂芬妮·桑福德指出：“主人翁意識能夠解決更多的問題，並使得更多的問題更容易解決。”在通常情況下，當公民對祖國有了一種主人翁的感覺，當老師對課堂有了一種主人翁的感覺，當學生對學習有了一種主人翁的感覺，將會出現更多的好結果。一切結果都會自發地出現，而且更有可持續性。如果感覺不到自己是主人翁，人們會覺得自己是個過客，這將導致更多的不好的事情。
當一個人成為主人翁之後，他對自己的要求比所有人對他的要求都高。桑福德說，就教育而言，“如果你不把教育當作自己的事，那麼我什麼都幫不了你”。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的負責人安德裡亞斯·施萊徹指出，在該項目測試中得分最高的是來自亞洲國家的學生。這些國家有著“主人翁文化，教師們享有高度的職業自主權，他們能參與教育標準和課程的制定，也有充足的時間進行持續的職業進修”。他們不會離開自己的手藝，就像廚師不能只是加熱別人做出來的菜餚。
當你成為主人之後，你會在意和關注，會開始管理，也會思考未來。如果你造房子的目的只是為了將它轉手賣掉，那你會把房子的地基打得多深呢？人們往往會在他們不自己居住的地方偷工減料。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來我一直引用這句格言：“在世界歷史上，從來還沒有人洗過租來的車。”主人翁意識會使你考慮長遠的問題，而不是短期問題，考慮戰略問題而非戰術問題。
我曾在美國及海外花了很長時間報道不同的群體為爭取其社會主人翁地位所進行的鬥爭，以及缺乏主人翁地位會導致的問題。每一次我都非常驚訝地發現，主人翁地位能夠很快改變一個人的行為，促進其適應性，使其能夠自我驅動，保持韌性並建立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
2011年2月，我在開羅的解放廣場見證了埃及穆巴拉克政權的傾覆。這次發生在解放廣場的起義是長期遭受壓迫的人民爭取權利的行動，他們不願意再生活在恐懼中，不願意再被剝奪自由，不願意再為他們的領導人所羞辱。這些領導人30年來不斷告訴其民眾，稱他們沒做好準備迎接民主。事實上，埃及的民主運動否定了穆巴拉克的說辭：它是源於國內、不屈不撓並且真正屬於埃及的。2月9日早上，我在廣場上觀察並拍攝到一群年輕的埃及學生，他們戴著塑料手套，將垃圾拾起，然後倒入黑色塑料垃圾袋中以保持廣場的整潔。幾個世紀以來，阿拉伯人一直是被國王、獨裁者、殖民勢力統治，他們沒有自己的權利，所以他們並沒有要清洗它的意願。但現在不同了，他們有了這樣的願望。在廣場的附近掛著一個標牌，上面寫著：“解放廣場：埃及唯一一個自由的地方。”我採訪了這支由年輕孩子組成的垃圾清理隊中的一員：23歲的卡裡姆·圖爾基。他在一家皮膚護理店工作。我問他：“你為什麼要做志願者？”他用不太流利的英語告訴我：“因為這是我的土地、我的國家、我的家園。穆巴拉克下台之後，我將把整個埃及打掃乾淨。”
三年之後，在2014年4月，我來到了基輔的獨立廣場（烏克蘭語的發音為Maidan），反抗國家領導層腐敗的抗議行動剛剛在這裡發生。烏克蘭革命分子用鵝卵石、輪胎、木樁以及燒燬的汽車壘起的路障還樹立在廣場中。整個場景看上去就好像是百老匯音樂劇《悲慘世界》中的佈景。人們在臨時設立的祭壇前放上鮮花，紀念在此被殺害的100多位死難者。當地嚮導告訴我，在冬天，也就是革命爆發的時候，整個廣場和旁邊的人行道上通常都會結著一層冰，市政當局從來就沒有把這層冰清理乾淨過。但是，自從抗議者們佔據廣場後，年長的婦女帶著小鏟子和鐵鍬，把冰敲碎，並把廣場整理得乾乾淨淨。這是她們的自發行為，沒有任何報酬，就像埃及解放廣場上那些年輕學生的行為一樣。
主人翁意識同樣能夠產生自我驅動力，因而也是增強韌性的一個重要元素。2015年2月，我受邀前往位於康涅狄格州新倫敦市的美國海軍警衛隊學院進行演講。演講後，我留宿校園。第二天早上，海軍少校布魯克·米勒德帶領我參觀了校園。米勒德在學院裡教授寫作，但此前她曾指揮過一艘海岸警衛隊的緝私巡邏艇。她的身材比我小了許多，我忍不住問她，她是如何對她的男性船員們下命令的。在藍色的大海深處，就算是她的軍階更高，有正式的任命，能做到這一點都不是件容易事。她想了幾天，然後給我回了封郵件。這封郵件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關於如何通過賦予主人翁意識來領導團隊的描述。
感謝你的提問。在我擔任緝私巡邏艇指揮之前，我領導了一支由10名海軍軍士長組成的小分隊。他們的年齡大多超過28歲，已經是各自領域的專家。當時我只是一名26歲的新晉中尉，剛入伍4年。當我對他們下令：“跳”的時候，我本以為他們會提出“跳多高”之類的問題，但我得到的是一種充滿敵意的態度。起初的6個月是艱難的。我不得不尋找另一種領導方式。我知道大人們總會給孩子兩種食物來選擇：“你是想吃胡蘿蔔，還是想吃蘋果？”這兩個選項，無論哪一個都是媽媽認可的，但是，通過給孩子不同的選項，你就給了他（她）一次選擇，迫使他們自己做決定。我在部隊裡運用了同樣的技巧。我向他們說明一個問題或情況，尋求他們的建議和想法，最終總結出兩種選項，一種選項通常比另一種更好，而他們也通常會選擇我最認可的選項。但是，至少對他們來說，他們是自己做出選擇的，所以就會更加認同。這個技巧在訓練營裡效果很好，因此作為船長，我也在決策中用了很多相同的技巧。當時我29歲，領導17名男性船員，其中至少有5人比我年長。我認為在重大的決定上，得到戰友們的認可是有幫助的。這能幫助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覺得自己的想法被聽到了，也幫助我權衡不同的選項，並在實施決定時得到我所需要的支持。
米勒德跟船員們一起分享問題以及解決方案，從而調動了船員們的積極性，使得整個隊伍更有適應性。在麥肯錫公司孟買辦公室工作的管理咨詢顧問阿洛科·科什爾薩格曾對我說，如果你想要解決一個大問題，“你不能獨攬功勞，而要與他人分享榮譽，這樣才能做出更大的成績。如果所有的人都竭盡全力，自然能夠事半功倍”。更大的成績讓每一個成員都感受到更多的榮譽感，而且能讓整個團隊變得更有韌性和動力。
正確的聯邦主義
無論是大自然還是政治，維持各個獨立系統與整體系統之間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如此，它們才能相互滋養。要取得正確平衡，並沒有現成的辦法，但只有在正確的時候達到了正確的平衡，才能增加韌性。進步政策研究所主席威爾·馬歇爾指出，在這個加速時代，美國政治中的聯邦、州和地方之間的關係需要重新找到平衡。
馬歇爾表示，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為了應對當時存在的大問題，歷史的發展朝著政治權力集中化以及政策方案國家化的方向前進。那時最重要的政治工具被認為是正在嶄露頭角的國家機構和行政政府。在20世紀早期的美國，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依靠聯邦政府的力量，應對新興的壟斷企業。這些壟斷企業可以買通立法機構，欺負實力弱小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之後，又出現了大蕭條。馬歇爾補充道，羅斯福新政“極大地擴大了聯邦政府的權力：大力興建公共工程，出台救助計劃；對物價與工資實施管制；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收入補助和勞工保護政策；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增加聯邦機構的數量並由受過大學教育的技術人員出任官員。聯邦政府的政策立場從自由放任轉向了旨在管理商業週期的凱恩斯式的財政支出政策”。馬歇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化的衝動更為強烈，並在“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時期達到頂峰。這段時期，自由派的影響不斷擴大，聯邦政府接手了先前由州政府和當地政府負責的問題，包括種族不平等、貧困、疾病、性別不平等、城市衰敗、教育不平等以及污染問題”。地緣政治的變化也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到聯邦政府。因為只有聯邦政府才能負責資助並維持美國與蘇聯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冷戰競爭。此外，社會也需要聯邦政府僱傭的技術專家來解決工業化時代產生的複雜的新問題。
這是20世紀美國政治最廣泛、最具有決定性的變化趨勢。這一歷史趨勢塑造了我們如今所知的“左翼”和“右翼”政治黨綱中的許多重要內容。保守主義的右翼對所有者及資本的利益表示同情，總是在尋找更多基於市場的解決方案，傾向於減少聯邦政府的干預；而崇尚自由主義的左翼則更偏愛由政府領導的解決方案，他們不僅要創造平等的機會，還想創造平等的結果，尤其要給少數派和貧困者更多的幫助。
然而，加速時代給我們帶來了一系列與工業時代不同的挑戰和機遇。這個時代對中心與外圍、聯邦與地方之間的平衡提出不同的要求。今天，我們需要扭轉過去一個世紀的權力集中化趨勢，支持分權。聯邦政府的官僚機構已經變得如此龐大，以至於完全跟不上快速變化的節奏。與此同時，州政府與地方政府變得更靈活，更有能力。他們生活在冰山的邊緣，最先感知溫度及風力的變化；他們必須快速反應，而現在他們具備了這樣的能力。
如今，許多企業都成了有活力的全球性企業；許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國際貿易代表團，並設立了由當地企業、教育者和慈善家組成的聯盟，幫助提高本地的勞動力技能水平。許多地方智庫和大學參與了公共政策的設置，因此出現了一批熟知當地特點的專家。我常常遇見一些市長，他們比我們的議員們更瞭解世界，更瞭解實現競爭力的要求。與此同時，聯邦政府卻已經癱瘓：它無力為州政府及城市的財政缺口提供支持，在未來一代人的時間內，聯邦政府對此都無能為力，只有等到嬰兒潮時代的這一代相繼離世，情況才會有所好轉。地方政府必須自己想辦法促進增長，提高收入，從而使當地的養老金計劃得以維持下去。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聯邦政府。遠非如此。我們仍然需要聯邦政府管理國家的經濟、安全、醫療、稅收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但是，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不一樣的世界裡。”馬歇爾表示，“今天，權力正流出華盛頓。美國的城市在一個世代之前經歷了經濟和社會功能紊亂，如今已經變成了公共創新的實驗室。”
因此，馬歇爾提出，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聯邦政府成為地方領導的更好的合作夥伴”。簡單的答案是：只要有可能，就要放棄由聯邦政府的官僚提出現成的解決方案，轉由為地方和個人提供激勵和放權，鼓勵各種試驗和創新。
在接下來的兩章，我們會更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但現在，我們作以下結論：在21世紀，美國的各個地方無法再依靠聯邦赤字開支，也無法通過聯邦政府向富人徵稅實現經濟繁榮；美國的各個地方要自己想盡辦法找出走向繁榮的辦法。在加速時代，要提升我們的領導力，就要努力讓美國各個地方的經濟部門和社會部門的創新力量加速增長，培育富有韌性的、積極進取的國民，讓他們擁有與這個加速時代保持同步的技能和體制支持。
大自然的政治黨派
這就引出了在加速時代，我們在思考政治的時候需要有意識地向大自然學習的最後一個殺手級應用軟件。我們需要一種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思維模式，願意以一種完全混雜的、非正統的、非教條的態度處理政治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將不同的想法混合與匹配，不再拘泥於傳統的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教義，讓所有不同的想法共同進化，就好比自然界中植物與動物共同進化一樣。
不幸的是，如今美國的兩大政黨都未採取上述思維模式。迄今為止，他們的思維仍然固守陳規，甚至層層加碼。共和黨主張減稅，放鬆監管，反對移民；民主黨支持增加社會福利，給予教師工會更多支持、更多的政府監管，更多地照顧個人的身份，儘管增長放緩，也要進一步對收入進行重新分配。出於政黨身份及政治籌款的考慮，這兩個黨派無法讓原本能合拍的想法互相配合；出於維繫政治遺產的考量，他們不能從一張白紙出發，重新思考如何圍繞加速時代進行創新。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但不是在現有的兩黨之間居中妥協，而是超越他們，上升到他們之上，直至他們發生崩潰，直到他們直面同時發生的三大挑戰自我重組，以大自然為導師洗心革面。
如果大自然也有一個政治黨派——姑且稱該黨派為“讓明天惠及每個人黨”——我認為該黨派的綱領中會包含如下政策。大自然並不會顧忌同時採取左派和右派的主張。應該共同進化的東西就必須共同進化。我想大自然會提出如下建議：
1.它會傾向於採用單一支付方的全民醫保制度，其資金來源於累進式的增值消費稅（食品和其他日常用品可以不用徵稅）。這一稅種的稅率水平將根據醫療保障的開支每年進行調整，因此公民們能感受到醫保支出與他們在商店裡所支付的增值稅之間的聯繫。如果單一支付方制度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瑞典是可行的，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帶來更好的結果，那麼對於我們來說，這樣的制度也是可行的。它將使美國企業不用承擔員工醫保，並將聯邦醫療保險這一項目剔出工資稅表。
2.它會延長並擴大勞動所得稅抵免（EITC）及兒童稅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這兩項制度通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來激勵他們工作，是貧困群體脫離貧困至關重要的跳板，但這兩項制度都將於2017年到期後失效。天主教社會正義網絡遊說組織解釋了這兩項制度是如何運作的：“對於育有兩個孩子的夫妻來說，收入中第一個13090美元的部分將享受40%的稅收抵免；如果收入達到22300美元，最高能抵免5236美元。超過這個數目的金額，抵免率將出現大幅下降，當納稅人收入超過47162美元時降為零……兒童稅收抵免政策允許每個符合要求的17歲以下孩子享受1000美元不予退還的所得稅抵免額。”這些制度能夠激勵人們工作，幫助他們獲得伴隨工作而來的尊嚴、紀律以及學習到的知識。這是將貧困家庭持續地從貧困中解救出來的最好機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與學前教育或啟蒙計劃等的家庭援助計劃相比，通過所得稅抵免機制提高低收入父母的工資，能夠使他們的孩子在順利完成學業及考取大學這兩個方面更持久地獲益。
3.它將在支持TPP和TTIP等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設立與之相匹配的工資保險制度，保護受到自由貿易影響的工人。TPP即美國與11個環太平洋國家組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TIP是指美國與歐盟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大量進口湧入美國，令某些特定行業的美國工人受到打擊，但也讓更多消費者享受到了價格更加低廉的進口商品。我們非但不應該切斷與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貿易，還應該進一步擴大貿易，這能讓美國經濟整體受益。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認真地考慮有效保護受到自由貿易打擊的群體。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大衛·奧托在2016年2月發表了一篇備受關注的報告。這份報告題為：《中國衝擊：貿易巨變對勞動力市場調整的影響》。它詳細闡述了從中國進口的貨物對美國特定群體的就業帶來的巨大影響。在2016年5月12日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奧托表示，很有可能在美國整體的經濟大餅“增長3%的同時，其中某一些部分會收縮40%，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現象。我們現在仍有許多失去工作的人和許許多多憤怒的人”。
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續的。“許多因為貿易和離岸外包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尚未能找到與其之前工作工資持平的新工作。”布魯金斯學會的政策專家比爾·高爾斯頓在2016年5月10日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採訪時指出：
這些工人及他們的家庭不得不以低於此前工資水平40%的收入勉強度日。這就是為什麼應當通過工資保險制度進一步加強幾乎無效的貿易調整援助制度。工資保險制度讓這些工人能夠得到工資補貼，總金額為他們目前這份工作與上一份工作之間工資差距的50%，每年最高可達10000美元。這項補貼不會是永久的，但因為它與就業相關聯，並且比傳統的失業保險更優厚，因此更能激勵工人們盡快去找工作。這能讓長期失業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同時支撐美國勞動力的增長。
4.它會使所有得到認可的大學或技術學校提供的高等教育課程，不管是線下或線上的，學費都能享受完全的稅收抵免。如果要使每個人都成為終生學習者，那麼我們需要有一個能夠使學習的經濟負擔對每個人都可承受的稅收環境。這也將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終生學習者，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終生教學者。任何有一技之長的人——無論是在烘焙、水管還是專欄寫作領域——都能夠借助應用軟件或博客，將他們的專長教授給其他人。
與此同時，它會將共同核心教育標準推廣到全國，提高整個國家的教育基準，讓高中畢業生所擁有的技能可以滿足那些好工作不斷提高的要求。這些高標準需要分階段實施，並配備足夠的資金予以支持，從而讓每位教師有時間去進修，學習那些高標準所要求的新課程，能夠有錢購買教授新技能所需的材料。
它還會敦促大學將本科學制由4年縮減為3年。如果歐洲的大學（例如牛津大學）或者以色列的大學（例如以色列理工學院）可以用3年的時間給年輕人傳授足夠獲得文學士或是理學士學位的知識，那麼美國人也可以做到。這能為學生的家庭節省25%的大學教育開支以及相應的學生貸款。
5.她會收回2005年的破產法“改革”。這一改革損害了創業公司，使創業家們宣告破產並重頭再來的成本大幅上升，尤其是對於那些靠信用卡貸款作為其種子資本的創業家們。商業內幕網站2011年3月8日的一篇報道寫道：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破產法改革正在企業家群體內部滋生恐懼感，延緩新企業的出現，推遲經濟恢復，並阻礙新的企業及小企業做他們一直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創造工作機會……
南加州大學2010年的一項研究指出，美國破產法的變動與創業活動減少之間存在直接關聯。該研究的作者團隊得出了如下結論：“許多企業家都是經過了幾種商業模式後才最終獲得成功的……而新法規中的嚴厲條款似乎阻止了一些潛在創業者開創新企業，也阻礙了那些有過失敗經驗的企業家重新開始。”
6.在移民問題上，它會支持建造一堵非常高的牆，並裝上非常大的門。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邊界長達1945英里，我們需要建造更多的柵欄，同時也需要更多的傳感器、無人機和視頻監控組成一道無形的柵欄。美國人需要相信，他們生活在一個能管控好自己邊境的國家。但是，他們同樣需要明白，如果一個國家需要繁榮，那就需要穩定的合法移民流入。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能夠擁抱多樣性是我們最大的競爭優勢之一。我們需要控制低技術移民的數量，從而保證我們自己的低技術人員不會因工資競爭而被擠出就業市場。同時，我們需要消除外國高技術知識型人才申請H—1B簽證時所受的限制。我們也應該將所有的國家實驗室和衛生研究所的研究資金增加1倍，推動更多的基礎研究。更多的基礎研究加上更多的知識型人才，沒有什麼能比這樣的組合創造出更多的好工作和好產業。
7.為確保下一代互聯網服務由美國研發，她會實施新的加速稅收激勵機制，並且消除監管阻礙，從而快速大規模地部署超高速寬帶（包括有線寬帶和無線網絡）。無數的研究都指出，一個國家的網絡連接速度和覆蓋範圍與其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直接關聯。
8.它也會以如今近乎於零的利率借500億美元，升級我們的港口、機場及電網，並創造工作機會。
9.它會禁止所有半自動化及其他軍用槍支的製造與銷售，並且讓政府購回所有流通中的步槍和手槍。這麼做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但澳大利亞的經驗表明，這樣的做法能夠減少因槍支所造成的死亡。
10.為了有足夠的政府收入為這些投資埋單，她會支持重大的稅制改革。首先，她會全面降低美國的公司所得稅。目前美國公司所得稅稅率達35%，為全球最高。全球平均公司稅水平僅為20%出頭。《財富帝國：美國經濟實力的歷史》的作者約翰·斯蒂爾·戈登在2014年12月29日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指出：減稅能夠減少遊說團體和會計師千方百計地尋找稅收制度的漏洞；減稅能夠為公司帶來更多的利潤，許多公司將“提高給股東的分紅並增加對廠房和設備的投資，從而給整體經濟帶來積極的影響，並能通過個人所得稅使政府獲得更多收入”。與此同時，“作為對未來收入的預期，股價將會大幅增長，當人們看到自己401（K）賬戶和共同基金價值上漲時，將引發財富效應。這將會引導消費增長，從而帶來更多的稅收……盈利與非盈利組織之間的差別將會消失。因此，非盈利組織不再需要越過重重關卡來滿足資質認證”。而且，“美國企業在海外的2萬億美元收入中，許多是為了避免在利潤匯回時加稅而放在海外，這些資金將在實行稅改之後流回國內”。最後，美國的公司所得稅將從世界最高變為世界最低，從而吸引更多的海外企業投資者來美國投資。
與此同時，它也會接受奧巴馬總統在其第一個任期中考慮過的一個想法——改變社保體系中用於確定生活成本增長的通貨膨脹計算公式，從而減緩社會保障福利的年均增長，以確保社保體系未來的償付能力。除此之外，它不會擅自觸碰社保制度。在零利率時代，退休人員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依賴社保。
為了創造新的稅收來源，以代替公司稅以及其他的政府收入來源，她將引入碳稅，對所有金融交易（股票、債券和貨幣）加徵稅收，並開徵子彈稅，同時對最低收入者設有一定的補償機制。它也將取消股息收益和資本利得的稅收優惠政策，將它們視作正常收入，按照正常比例徵稅。我們的稅制要明確地激勵我們所希望得到的：投資、工作和僱傭；同時要能減少我們不希望得到的：碳排放、企業避稅、過度監管、氣候變化和槍支暴力。我們真的不能再容忍這些了。
想想這一點：2013年1月1日，為了化解財政懸崖談判，美國參議院同意增加6000億美元稅收（每年增加600億美元，連續10年）。但2012年10月，一場叫桑迪的超級颶風席捲了美國東部。2012年12月28日，參議院通過了一個604億美元的援助計劃，用以幫助紐約和新澤西州從颶風帶來的破壞中恢復過來。換言之，一場風暴就能花掉我們在1年內新增的稅收。
11.它會要求在所有含糖飲料、糖果以及高糖快餐上增加標籤，提醒大家過度食用以上食物會導致糖尿病和肥胖，這就好比在香煙的包裝上印製標籤提醒大家吸煙會致癌一樣。2016年4月6日，權威雜誌《柳葉刀》指出，全球每年花費在治療糖尿病上的費用已達8250億美元。新聞稿中提到：“糖尿病會使一個人無法控制其血糖濃度，會增加患心臟病、腎病、視力喪失和截肢等的風險……從年齡調整後的數據來看，該雜誌發現，在過去的35年裡，全球男性糖尿病患者的比例增加了1倍還多：從1980年的4.3%增長到了2014年的9%，這還是在根據老齡化影響作了相應調整之後的數據。與此同時，女性糖尿病患者的比例從1980年的5%增長到了2014年的7.9%。”該新聞稿還補充道：“用於治療糖尿病花費最大的國家是：中國（1700億美元）、美國（1050億美元）和印度（730億美元）。”大自然不會告訴人們該吃什麼，但是它一定會確保大家都清楚過度飲食帶來的後果。
12.它會指派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去重新審查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案以及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從而決定這些法案條款中有哪些是無用的，或會使企業家的募資或創業更為困難。我們要防止的是那些輕率魯莽的行為，而非承擔風險的行為。
13.它會建立監管改善委員會。這一建議是進步政策學會在2013年5月所發佈的一篇政策文件中提出的。進步政策學會指出：“那些隨著時間沉澱下來的聯邦政府規章無意中增加了商業和經濟增長的成本。然而，目前沒有有效的程序能夠回溯歷史，改進或廢除過去的法規。”各個政府機構通常都被要求對自身的法規進行審查，但鮮有有意義的改變。進步政策學會所提出的監管改善委員會將“仿照國防基地關閉和重組委員會的成功案例組建。委員會將由總統及國會指派的8名成員組成。這8名成員將在開展正式的監管審查後，向國會提交15～20條法規調整的列表，由國會表決贊成與否。只有經過國會批准，才能使這些法規調整生效，但是國會只能針對列表進行一攬子表決，不能對列表中的事項進行任何調整”。
14.它會效仿英國的經驗，限制國內政治競選開支，並將全國性政治競選的時間縮減到幾個月。在加速時代，我們美國人沒有資本在4年中僅用100多天的時間去治理國家，而將其餘的時間都用於準備中期競選和總統競選。這種做法太瘋狂了。
15.它會鼓勵每一個州停止為了照顧某種特殊利益重新劃分選區，鼓勵各州效仿加利福尼亞州的做法，建立一個由退休法官組成的無黨派委員會，讓他們以盡可能平衡的方式劃分國會選區。如果沒有按照黨派劃分的選區，就不太可能存在所謂的共和黨或民主黨的安全席位，選舉的競爭將圍繞著中間選民，候選人需要吸引獨立的選民。在一個安全的選區裡，一個共和黨候選人大多數時候只會輸給另一個更為保守的共和黨候選人，一個民主黨候選人也只會輸給另一個更加自由的民主黨候選人。這麼做的結果就是，國會中極左或極右立場的成員比例將會超過全國選民立場的實際分佈情況。當國會中有了更多的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成員之後，就更有可能從中間立場出發，而不是追求極端做法。
它還會在所有的參議員和眾議員選舉中引入排名投票制度。在這樣的機制下，選民將根據自己的偏好，對所有的候選人進行排名，而不僅僅只是為一位候選人投票。如果沒有人得到多數票，那麼在選民的最優偏好中獲得票數最少的候選人將被淘汰。然後，他或她的票數就將被分配給同一選民在排序中次優選擇的候選人。以此類推，直至有人獲得多數票為止。這將使選民有更多選擇，冒險嘗試投票給那些共和黨與民主黨以外政黨的非主流候選人。你可以更放心地在最認同的候選人身上冒險，即使那個人被淘汰了，你給他（她）的選票也會被記到你的次優選擇候選人身上。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拉裡·戴蒙德說：“這樣的機制能鼓勵創新，也能鼓勵新鮮血液的加入。”我們還應該解除對失敗者的禁令。美國有45個州都規定：按照法律，如果你輸掉了黨內初選，就不能參加普選。這樣一來，立場溫和的候選人也許會因為在黨內初選中輸給了極左或極右人士，無法參加普選，儘管在所有選民都能投票的普選中他可能有更高的勝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