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人類能做到的事情最終卻沒有發生的時刻。要是人沒有如此膽大妄為，那除非是因為以下三種原因之一：（1）人類心智從根本上改變了（但願如此！）；（2）全世界的社會契約改變了，“憤怒的人”不再能夠“被賦權”（同樣，但願如此！）；（3）砰！地球爆炸了！
——加勒特·安德魯斯對我2015年10月21日在紐約時報網站上刊登的專欄所做的評論
除非我們彼此相愛，愛到足以修補我們各自的空虛，否則愛不會贏。
——喜劇演員薩曼莎·比2016年6月13日在其TBS節目《薩曼莎·比全面開戰》上對奧蘭多大屠殺發表評論
自1989年《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一書出版後，我一直巡迴於不同的國家，推銷我的每一本書。我至少做了上百場演講，面對各種不同類型的聽眾。那麼，這些聽眾提出的問題中最好的是哪一個？這很容易回答。那是在1999年俄勒岡州波特蘭劇院裡，當時我參加了世界事務理事會舉辦的一次活動，正在推銷我的《凌志車與橄欖樹》一書，一位年輕人站起來，問了我一個問題：網絡空間裡有上帝嗎？
我承認，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他這個滿懷誠意、渴求答案的問題。畢竟人類已經為人與人的互動創造了一個廣闊的新領域。如果超新星位於天堂與地球之間，那麼誰是它的主宰？是亞馬遜網公司，還是高高在上的上帝？這個問題問倒了我。我打電話向拉比特茲維·馬科思尋求解答[10]。拉比特茲維·馬科思是我最敬仰的精神導師之一。他是一位研究猶太教法典《塔木德》的偉大學者。我在耶路撒冷的沙洛姆哈特曼研究所認識了他。他目前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我徵求他的意見，到底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馬科思的解答太棒了，並將它增補進了《凌志車與橄欖樹》一書的平裝版中。之後我便將它放在了一邊，忘得差不多了。當我開始寫作這本書的總結部分時，我發現自己開始更多地反思這個問題，以及拉比馬科思的答案。事實上，我偶爾也會抓住機會向宗教領袖以及其他人提出同樣的問題。我問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網絡空間裡有上帝嗎？”他跟我開玩笑，網絡空間裡一定有上帝，因為每次他總能在倫敦地鐵裡聽到人們衝著自己的手機喊：“哦，上帝，怎麼沒信號了！”
以下是拉比馬科思當初給我的回答。他先是建議，每當我被問到“網絡空間裡是否有上帝”這個問題時，應當首先回答：“這取決於你是怎麼理解上帝的。”如果你認為上帝就是一個能夠現身的全能的神，通過神聖的干預懲惡揚善，那麼網絡空間裡確實沒有上帝。網絡空間裡充斥著色情圖片、賭博、謾罵他人的博客和推特，以及歌詞中充滿暗示意味又夾雜著粗話髒話的流行及說唱音樂，更不用提各種形式的仇恨言論了。現在，諸如“伊斯蘭國”（ISIS）這樣的滿懷憎恨的團體還利用網絡進行犯罪和招募成員。事實上，以前人們總說，萬維網上最常用的三個字母的單詞的排序是“性”（sex）與“MP3”（免費下載音樂的重要協議），而不是“上帝”（God）。
然而，拉比馬科思補充說，當然還有一種後聖經時代的猶太觀點。就聖經的觀點而言，上帝總是在干預，他為我們的行為負責。他懲罰壞人，嘉獎好人。而後聖經時代的觀點認為，我們自己的選擇與決策才是決定上帝是否存在的原因。上帝總是隱藏著的，無論是在網絡空間裡還是在家附近的商場裡。要讓上帝與你共處一室，無論是在真正的房間還是在網絡聊天室，你都需要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道德選擇以及鼠標點擊將他帶到你身邊。
拉比馬科思指出，在《以賽亞書》中有一句經文：“你是我的見證，我是耶和華。”公元2世紀的拉比評論家將其解釋為：“如果你是我的見證，我是耶和華。如果你不是我的見證，那我也不是耶和華。”換句話說，除非我們以善行見證神的存在，不然他不會與我們同在。除非我們的行為體現了上帝對萬事萬物的運籌帷幄，不然他就不再運籌帷幄。按照後聖經世界的觀點，從世界的第一天開始，上帝就信任並賦予人類做出選擇的權力。上帝相信亞當能夠對伊甸園裡哪些水果可以吃這個問題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們有責任通過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所做的選擇，讓上帝的存在顯現。這對網絡世界而言尤為重要，因為沒有人對這個空間負責。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地方能比網絡能給人更多的自由選擇。在網絡空間裡，我們所有人都連接在一起，沒有誰是主導。
所以，正如我在平裝版《凌志車與橄欖樹》中所寫的，我開始告訴所有提出“網絡空間裡是否有上帝”這個問題的人們，問題的答案是“不”——但他想要在那兒。只不過，前提是我們得通過我們的行為將他帶到那裡。上帝會讚美一個人類極度自由的宇宙，因為他知道他在世界上能夠真正顯現的唯一方式，不取決於他是否干預，而取決於當面臨選擇之時，我們能否在當時的環境下選擇神聖與道德。正如拉比馬科思所說：“在猶太后聖經的世界觀中，除非你完全自由，否則你無法成為有道德的人。如果你不自由，就意味著你沒被賦權，而如果你沒有權利去選擇，那你就不能代表你自己。上帝會說，網絡空間是你能夠真正自由的地方，我希望你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因為如果你這麼做了，我就會與你同在。”
已故以色列宗教哲學家大衛·哈特曼補充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網絡空間類似於先知們所描述的那個世界，“一個人類可以聯合起來並獲得完全自由的地方”。但他繼續補充道：“危險在於，我們正在一個沒有上帝的網絡空間裡把人類聯合起來。”網絡世界裡沒有任何價值體系，沒有任何過濾器，沒有真正的治理。這就是為什麼我發現自己會重新提出這個基本問題：網絡空間裡是否有上帝存在？感謝這個加速發展的時代，20年前人們所提出的顧慮在今天全都得到證實，只不過真實發生的情況比預想的嚴重100萬倍。
當我們削弱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強化由下而上的權力架構；當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僅創造出了超級大國，同時也創造出了威力超強的個人；當我們將遠方的陌生人拉近身邊；當我們加速思想及創新能源的流動；當我們賦予機器思考的能力；當我們通過改變DNA來消除疾病、改造植物以及設計新材料；當希臘人民拒不交稅的行為能夠影響到德國波恩、馬里蘭州德國城的債券市場以及銀行；當一個在馬來西亞的科索沃黑客可以竊取美國零售商的資料，將它賣給基地組織，基地組織能通過推特威脅身份遭到黑客攻擊的美國軍人——當所有這些同時爆發的時候，我們聯手打造了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個人的想像、信念、抱負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比起歷史上的任何時刻，如今，人們能夠更快速、更深入、更便宜、更廣泛地將他們的想像、信念與抱負付諸行動。
如果我們需要在某一個時刻停下來進行道德反思，那麼這一時刻就是現在。“每一種技術都在其被透徹理解之前就得到使用。”里昂·韋瑟蒂爾在2015年1月11日《紐約時報》書評欄目中寫道：“一項創新的產生以及理解其所帶來的後果之間總會存在時滯。我們就生活在這段時滯中，而現在我們應該反思了。我們可以得到很多，也可能失去很多。”
坦率地說，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世界：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上帝。我們還創造了一個有許多新疆域（我們稱之為網絡空間）的世界，在那裡沒有律法，沒有價值觀，似乎也沒有上帝。將這兩股趨勢放在一起，你就能理解為什麼近年來我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會問我有關價值觀的問題，並用自己的方式詢問上帝是否在掌管著網絡空間這個問題。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要求我們進行反思：在一個人類越來越像上帝的世界裡，在這個越來越多沒有上帝掌管、沒有價值觀也沒有法律的世界裡，我們應該如何反思倫理道德，應該如何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
簡而言之，他們正在尋找道德創新。誰又能責怪他們呢？
作為一個物種，人類還從未遇見過這樣的十字路口。毫無爭議，就我們擁有的威力而言，我們正變得更像上帝。在今天，“只要是你能想像的事，它就能發生”。神經科學家埃裡克·羅伊特哈德指出：“唯一的問題就是代價是什麼。如果你能設想出一個大混亂的局面，或者提出一個解決貧困或瘧疾的方案，比起之前，如今你更可能（容易地）實現它。”個人行為的延展性在今天既可能是一個問題，但同時也可能是個解決方案。“個人行為現在將會產生全球性影響。如今，我的行為可以擴展到整個世界，而世界的行為也能影響我”。
想一想生物學。“過去只有大自然能掌控物種的進化。現在，人類繼承了這一能力。”克雷格·蒙迪表示：“我們開始操縱作為所有生命之基礎的生物學。”例如，今天人們在問：我們是否應該消滅攜帶寨卡病毒的蚊子，因為現有技術通過計算和數據收集可以使我們做到這一點。這種技術被稱為“基因驅動”（genedrive）。《麻省理工大學科技評論》雜誌在2016年2月8日進行了如下報道：
科學家稱，一項具有爭議性的基因技術將在幾個月內問世，這項技術能夠消滅攜帶寨卡病毒的蚊子。
這種被稱為“基因驅動”的技術只是在去年在酵母菌、果蠅以及可傳播瘧疾的蚊子身上使用過。它使用基因剪切技術CRISPR強制實現基因改變，並通過繁殖活動在種群中廣泛擴散。
三個處理蚊子的美國實驗室——兩個在加利福尼亞州，一個在弗吉尼亞州——表示它們已經在致力發明針對埃及伊蚊的基因驅動技術。這種蚊子被指認為是傳播寨卡病毒的罪魁禍首。一旦實施，該技術理論上可以導致該物種滅絕。
超新星促進了合成生物學的應用，它正在創造之前不曾存在的生物體，使現有的生物具有了它們以前沒有的屬性，並正在消滅大自然進化而來的有問題的或不具生產力的生物體。這一切曾經都是大自然的工作，通過自然選擇的進程來完成。而很快，你就能在家裡玩這個遊戲了。
1945年8月6日上午8時15分，一架美國B-29轟炸機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由此引發了各國的核軍備競賽。從那時開始，我們就生活在一個單一政府能夠摧毀整個地球的世界裡。現在這也適用於描述個人。以前一個人只能幹掉一個人；後來，一個人可以幹掉十個人；再後來，一個人可以幹掉數千人。現在，在我們所處的世界裡，一個人或一個小組織就能夠殺死所有人。或許過不了多久，你就能讀到相關的報道，稱“伊斯蘭國”（ISIS）已經獲取了3D打印技術及相應的材料，可以裝配出一個帶有少量可裂變物質的手提箱炸彈。或許過不了多久，某個恐怖分子或喪心病狂的人就會試圖去獲取類似埃博拉病毒或其他傳染性細菌，並將它們變成生化武器。2016年3月，有報道稱，“伊斯蘭國”（ISIS）武裝分子策劃將比利時核武器科學家劫持為人質，以便進入比利時核武器研究所。
然而，與此同時，我們正在邁向這樣一個世界：如果我們攜手同心，就能夠讓所有人都吃飽、穿暖，並得到保護；就能夠治癒所有疾病，為所有人增加自由，讓每個孩子都能接受教育，並使每個人都能發揮他們的全部潛能。超新星正使更多的人可以走到一起，為解決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問題而共同努力。全球共同信仰運動“世界信仰”（World Faith）的創始人弗蘭克·弗雷德裡克斯指出：“我們是第一代擁有可以解決人類最重大的挑戰所需的人力、思想和資源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堅稱，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站在道德的分岔路口：我們中的某一個人能夠殺害所有人；同時，只要我們真的下定決心，我們也能解決所有難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堅稱，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更像上帝。
總而言之，適當地行使我們這一代人獨有的權利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創新，而這樣的道德創新在美國或全球都幾乎還沒有開始探索。這還需要一定程度的基本道德素養，而這也是大多數領導人所缺乏的。
“也許我們的想法太過浪漫主義了，但我認為領導力需要有解決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問題的能力。”耶魯大學管理學院前院長傑弗裡·加滕說道：
教育需要補充一劑強烈的人文科學。我們應當如何思考隱私問題或基因實驗？這些都是不存在國際制度框架的領域，事實上，幾乎連國內的制度框架都沒有。中國已經在某些動物身上開展大規模的基因工程。未來將走向哪裡？這種活動應以何種法律和道德原則作為基礎？誰有必要的手段來建立正確的原則？你如何在技術進步與人道主義之間保持平衡？這些是你在麻省理工學院學不到的東西，在那裡你學習的都是核物理。這就是最大的諷刺。當我們的技術越來越強大，我們就更需要框架和格局更廣的人。你能夠聘請技術專家讓系統保持運轉，但什麼才是系統的目標？這需要不同類別的領導人來回答。
阿門！
“伊斯蘭國”（ISIS）視頻配啤酒
毫無爭議，我們正在創造大量全新的、不受管制的空間——沒有規則，沒有法律，沒有聯邦調查局，更沒有上帝。在過去兩年中，出現了一些不同異常的新聞。先來看一則2015年3月3日發佈於CNNMoney頻道的報道：這則報道曝光了YouTube網站在“伊斯蘭國”（ISIS）或其他恐怖組織上傳的視頻前插播商業廣告：詹妮弗·安妮絲頓稱讚阿維諾護膚品的妙用；百威啤酒在一場音樂會上炫耀它的啤酒；維多利亞的秘密售賣氣味清香的除臭劑。都是些尋常可見的廣告，但不同之處在於廣告之後播放的內容。這一次，緊接著播放的都是“伊斯蘭國”（ISIS）和聖戰分子的視頻……
像YouTube這樣的視頻網站向公司出售廣告時間，廣告會在視頻播放前自動播放。這篇報道指出：“雖然廣告客戶可以指定傳播的目標人群，但他們並不能直接控制廣告的刊登位置。”報道援引法律分析師丹尼·塞瓦洛斯的話：“從合同的角度來看，這些花了大價錢從YouTube網站購買導流點擊的公司如果發現他們的廣告後緊跟著的是“伊斯蘭國”（ISIS）的招募視頻，那他們可能不會感到高興。”
“伊斯蘭國”（ISIS）的追隨者中也許沒有幾個人喝啤酒。也許網站的算法探測到有許多年輕人訪問了這些網站，並推定其中會有很多愛喝啤酒的人。無論是什麼原因，投放廣告的公司並不知情，也不會感到高興。
在看了一段視頻之後，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負責消費者關係的副總裁向CNNMoney頻道訴苦：“我們不知道會有一個我們公司的廣告與這種視頻放在一起播放。”在CNNMoney頻道報道此事後，YouTube撤下了與“伊斯蘭國”（ISIS）的相關視頻。
以下是Bustle.com網站的跟蹤報道：
YouTube刊登廣告的方式是這樣的：在品牌支付廣告時間費用之後，視頻網站會依據算法將廣告隨機地安排在一段視頻之前，但除非親自觀看，不然YouTube和投放廣告的公司都無法知道廣告究竟投放在哪個視頻之前。儘管公司無法要求其廣告在某一特定視頻前播放，但它可以要求針對某些目標群體投放其廣告。但是，為何百威啤酒、豐田和Swiffer除塵撣的廣告會在“伊斯蘭國”（ISIS）的視頻之前播放，這顯然是個未解之謎。因為，我們可以肯定，沒有哪家公司會選擇瞄準18歲至55歲之間、想要發動恐怖襲擊的極端武裝分子。
再來看看澳大利亞悉尼發生的這則新聞。2015年12月24日，出租車預約公司優步為上周在悉尼發生咖啡店劫持事件時提高車費道歉。在這場16個小時的恐怖事件中，共有3人喪生，槍手也被擊斃。據BBC新聞網站報道，一個槍手控制了悉尼的一間咖啡店，人們紛紛逃離這裡，有人拔腿就跑，有人則乘車逃離，優步公司在乘車需求大幅上漲之時，將車費提高至正常價位的4倍之多。
在悉尼的馬丁廣場發生劫持事件的那天，優步因提高價格而在社交媒體上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因此，它開始提供免費的出城服務。
優步還表示，它將退還受到加價影響的乘客的乘車費用。
“我們沒有立即停止動態定價。這是個錯誤的決定。”優步在週二發表的一篇博客中表示。
優步表示，它的首要任務是幫助盡可能多的人安全離開中央商務區，但是由於溝通“不暢”，導致大家對其動機產生很多誤解。
優步在其他城市捍衛其動態定價的策略，但已與美國監管機構達成協議，在國家面臨緊急情況的時候限制該政策。
所有這些報道體現了一個共同點——做決策的不是人，不是道德，更不是上帝，而是算法。所有這些報道的另一個共同點在於，一些技術力量聚集到一起，使人與機器的力量呈指數級的階段性變化，遠比我們人類重塑自己，重塑我們的機構、法律和領導方式的進程要快得多。
“我們正在讓科技做人類本不應放棄的工作。”西德曼說道，“是人做出的決定，讓YouTube通過算法為視頻匹配廣告。但之前這從來都不是科技要干的工作。”這應當永遠是人類的職責。“科技使新的行為、體驗和連接方式成為可能。”他補充說，“但是，需要人類來為其制定行為準則，讓體驗更有意義、連接更加深入，並根植於共同的價值觀與抱負。”不幸的是，人類進步與道德發展不存在摩爾定律。這項進程是凌亂的，不遵守線性趨勢。它一會兒上升，一會兒下降，曲折多變。這很難，但確實沒有其他辦法。
隨著網絡空間進入家庭，這一切變得更具挑戰。回想一下2015年11月在科羅拉多州卡能市所發生的事件：當地高中100多名學生被發現相互交換裸照，並將照片儲存在智能手機隱秘的照片保險櫃應用中。學生們拍攝了自己的裸照並進行分享，然後使用手機上的“幽靈程序”儲存並隱藏照片。幽靈程序看上去與任何一款正常的應用程序很相似，最受歡迎的一款應用看起來像一個計算器。如果你的父母或老師拿到你的手機，他們看到的就是一個計算器的圖標。但是，如果你在鍵盤上輸入密碼，就會轉入一個隱藏的頁面，你可以在其中儲存色情照片、視頻和短信。這聽上去很像是10年前Q博士安裝在詹姆斯·邦德手機裡的東西。現在，每個高中生的手機上都有。“私人照片保險櫃”（Private Photo Vault）是蘋果應用商城中所有照片及視頻類應用軟件中下載量最多的應用。該應用阻止了父母、警察以及任何其他人向青年人傳播可持續的價值觀。
“在過去，如果父母抓到自己的孩子在做壞事，他們會說：‘回你的房間。’”西德曼說道：“只要孩子在家裡，家長就可以控制他們——所以他們會命令孩子回房間，那裡沒有電視。”但現在，即使你讓孩子回他們的房間，他們仍然能使用秘密的應用程序與整個世界連接，媽媽和爸爸被蒙在鼓裡：看起來他們正在使用計算器，實際上卻在發送色情短信。
你給孩子配一部手機，是想方便地知道他們午夜後的去向，或是讓他們在聚會後呼叫優步回家。但是，這部手機不僅是父母管束的繩索，也能成為孩子們進入禁忌世界的鑰匙。所以，“回你的房間去”這道命令，現在必須改為“把你的智能手機、平板電腦、iPod、蘋果手錶、無線網卡以及手機上保險櫃應用程序的密碼交出來，然後再回房間”。
這些不受控制的領域不僅僅限於前衛青少年特有的工具。2015年12月17日，在巴黎聖戰者自殺襲擊爆發後，CNN.com網站的報道稱：“巴黎襲擊事件的調查人員發現了一些證據。他們認為這些證據表明，一些恐怖分子使用了加密應用程序隱藏襲擊計劃……恐怖分子使用過的眾多應用中就包括Whats App和Telegram。這兩款通信應用軟件都標榜自己採用了難以破解的端對端加密技術來保護用戶的隱私。”
接著，發生了一個著名案件。2015年12月2日，賽義德·裡茲萬·法魯克在加利福尼亞州聖貝納迪諾槍殺了14名民眾。當聯邦調查局要求蘋果公司交出賽義德所使用的iPhone網絡鎖櫃的密碼時，蘋果公司以全世界各地的iPhone用戶的隱私問題為由，拒絕幫助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最終成功破解了這部手機，並通過從第三方網絡安全機構上購買的一個“工具”提取數據（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不願透露這個第三方機構的名字）。這場保護隱私與保護安全之間的軍備競賽才剛剛開始。這要求美國國會進行嚴肅的反思：面對威力強大的憤怒者日益嚴重的衝擊，我們該如何管理和平衡網絡空間中的隱私保護。
是時候讓所有人重返主日學校了
誠然，世界上永遠會有邪惡存在，總會有犯罪行為，總會有騙子利用技術進步的成果或網絡空間的自由來欺騙社會、鄰居或陌生人。當我們談論應該如何更好地管理這些領域的時候，我們能夠期望的最好結果就是提高遏制這些惡行的概率——畢竟，它們永遠不會被徹底消滅。
任何一個社會的第一道防線都是它的防護欄：法律、交通信號燈、警察、法院、監控、聯邦調查局以及臉書、推特、YouTube等領域的基本道德準則。所有這些都是必要的，但在加速時代，光有這些還不夠。顯然，我們還要更加嚴肅地思考如何激發出更多的“持久的價值觀”：誠實、謙卑、誠信、相互尊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信任、社會紐帶，尤其是帶來希望。這一切都掌握在家長、中小學校長、大學校長和精神領袖手中。與這種“持久的價值觀”相對的是西德曼所謂的“情形價值觀”：即無論是在現實世界還是在網絡空間中，“只要所處情形允許，就可以去做”。西德曼認為，持久的價值觀承擔著“雙重責任”，西德曼補充道，既能激發產生信任和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的行為，也能激發希望和韌性。當面對不良行為的時候，持久的價值觀讓我們挺身而出。
當我思考全球範圍內面臨的這一挑戰時，我自己給出的小藥方是：我們需要設法讓更多人踐行黃金法則。至於到底是哪個版本的黃金法則並不重要。既可以是聖經中所說的“無論何事，你想要別人怎樣待你，你就要怎樣待別人”，也可以是這句話在《巴比倫塔木德》中的另一個版本。在《巴比倫塔木德》中，偉大的猶太教老師拉比希列爾曾說過一句名言：“不要對你的同胞做你所認為的卑鄙的行為。這是整個摩西五經的要旨，其他的都是註釋。去吧，去學習它吧。”也可以是你的信仰中信奉的版本。
當我們以一人之力就能殺害所有人；當我們所有人攜手就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當我們一生中有越來越多的時間進行溝通、競爭、協作，並在一個每個人都互聯互通卻不受任何人主宰的網絡中開展商業活動時，黃金法則愈發重要，並急需在大範圍內普及。
哈佛商學院組織行為學教授高塔姆·穆昆達指出，黃金法則的獨特之處在於，雖然它是所有道德指南中最簡單的，但是“它能夠產生各種最複雜的行為。它具有不斷適應的能力，能夠適用於各種可以想像到的情況，而這是其他規則所不具備的”。這個世界已經夠複雜了，你不會希望讓它變得更複雜。若要簡化這個世界，沒有哪個道德法則比黃金法則更為有力——真的，其他所有的都是註釋。
將黃金法則向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情形下推廣和普及，這聽上去完全不切實際，很天真。這一點我也知道。但實際上，這就是當下的現實。如果我們不能讓更多的人以“你想要別人怎樣待你，你就要怎樣待別人”的標準規範自己的行為，如果我們不能激發更多的持久的價值觀，那麼我們將是“第一個自取滅亡的物種”，埃默裡·洛文斯表示。
這對你來說足夠現實嗎？
改變人們的信仰是很難的。要讓這個觀念被普遍接受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今天，即使提出這個想法聽上去都很天真。但是，讓我告訴你什麼才是真正的天真：在這個威力強大的憤怒者層出不窮的時代，繼續無視道德創新面臨的挑戰，期待著這樣下去會有好結果，這才是真正的天真，而且還是不計後果的魯莽。
奧巴馬總統在其第二個任期尾聲的時候訪問了日本廣島。他也是第一位訪問廣島的美國總統。2016年5月27日，他在廣島發表演說時說：“科學使我們能夠跨越海洋、穿越雲霄進行溝通，使我們能夠治療疾病、瞭解宇宙，但科學也能變成更有效的殺戮機器。近代以來的歷次戰爭讓我們認識到了這個真相。廣島讓我們認識到了這個真相。若在技術進步的同時，人類的制度沒有一起進步，那麼結果可能是世界末日。原子科學革命需要一場與之並進的道德革命。”
奧巴馬繼續說道，我們今天的使命，“是將我們不斷加強的相互依存視為和平合作的理由，而非開展暴力競爭的原因。用我們的建設能力，而不是破壞能力，來塑造我們的國家。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反思，作為人類群體的一員，我們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
我找不到更好的話語來表達這個意思。這不是天真，這是當下殘酷現實的本質。讓我再重複一遍：天真才是務實。作為一種物種，我們要想在這個加速時代存活下去，就必須找到新的方法管理新的領域，也要找到新的方法管理舊的領域。是的，這需要我們的社會技術快速進化。
那麼，要從哪裡開始呢？
《火星救援》
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盡可能地讓更多的人團結在一個健康的社區裡。法律和護欄、警察和法庭，都比不上一個強大的社區更有約束力。非洲人的諺語是有道理的。他們說：“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社區肩負著雙重責任。它們創建了一種歸屬感，能夠產生信任，而這種信任是黃金法則的基石。此外，對於那些想要越過雷池的人來說，社區也是一種無形的約束。
2001年9月11日，我在以色列。次日一早，我採訪了以色列情報專家，詢問他們對於自殺式爆炸襲擊者的看法。在與巴勒斯坦人的鬥爭中，他們已經面對過許多類似的情況。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回答。他們說，儘管以色列可以通過嚴密編織的情報網絡阻止一部分自殺式爆炸襲擊者，不讓他們離開位於約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帶的村莊並在公交車上或餐館裡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彈。但是，總會有漏網之魚，除非巴勒斯坦的村莊對他們說“不”，除非這些村民說：這不是他們所認可的烈士，而是他們無法認同的謀殺行為。
在一個健康的社區中，人們不僅會為彼此著想，而且還會從臉書裡走出來，走到彼此面前。一個健康的社區不會認同毀滅和欺凌，而且會動員起來反對這些行為。如果家庭、社區、文化以及宗教約束都消失了，或者從未出現過，那麼，自殺式爆炸襲擊者會更加猖狂。
下面是2016年7月15日法新社發佈的有關尼斯地區卡車司機實施恐怖襲擊的新聞報道：
該名卡車司機涉嫌在尼斯濱海區用卡車衝撞人群並殺害了大量民眾。在司法取證專家搜查他的公寓時，他的鄰居說他是一個沒有明顯的宗教信仰、獨來獨往的人。根據在卡車中找到的身份證明文件，警察確定該司機名為穆罕默德·拉胡瓦傑·布哈勒，是一名31歲的突尼斯裔法國人。該名司機所居住的公寓位於尼斯的一個工人階級社區的一幢四層公寓樓中。法新社的記者採訪了該司機的十幾名鄰居，他們將其描述為一個獨居的人，沉默寡言，也不會在走道裡回應鄰居們的問候。
環境戰略家哈爾·哈維曾經評論道：“讓我夜不能寐的事情，就是想到有一個人坐在小黑屋裡，吃著外賣披薩，盯著電腦，想方設法要打開胡佛水壩的閘門——只有在道德和社交方面與世隔絕的人才會想到要這麼幹。破壞一個水壩要比建造一個水壩容易多了。”在一個充斥著威力強大的個人的世界裡，我們需要加倍努力，確保創建更多的有道德的社會環境，編織健康的相互依賴關係，接納移民、陌生人和孤獨的人，激勵更多地方的更多人去建設而不是去破壞。
一種強大的約束力就是想到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會憎恨或鄙視你的所作所為。這樣的意識只能在一個社區裡激發。“舉國上下，各個學校與組織都在嘗試塑造個性的新方法。”我的同事大衛·布魯克斯在2015年11月27日的《紐約時報》專欄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最好方法，就是塑造濃厚的社區意識。在大多數情況下，個性不是由個體自己形成的，而是在交流中產生，在集體中塑造的。”
要想鞏固並推廣用健康社區塑造性格的做法，一個途徑就是向人們展示心連心、手牽手所能帶來的歡樂和成果。如果我們不僅僅是在對別人做什麼，而且是與別人一起做，我們能取得的結果將是巨大的、堅實的，也是能夠帶來改變的。
我很喜歡《火星救援》這部電影，不僅僅是因為演員精湛的演技和情節設計。電影講述的是馬特·戴蒙所飾演的美國宇航員在火星上陷入困境、孤立無援的故事。我最喜歡的一幕是：美國宇航局需要在很短的時間裡組裝好一個火箭，將至關重要的補給物資運送給被困的宇航員。但是火箭卻在升空後不久爆炸了，因為在如此倉促的準備時間裡，工作人員沒能對火箭進行適當的檢查，也沒能進行飛行前的測試。正當美國宇航局手忙腳亂地尋找另一個解決方法時（建造一個火箭需要很長的時間），場景突然切換至中國。《中國日報》在2015年9月12日發佈的影評中寫道：“中國國家航天局的內部會議室裡，兩名高級官員在討論中國能夠提供什麼幫助，如果這麼做了，在政治上、外交上和經濟上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他們恰好有一個已經整裝待發的火箭。但是，由於這是中國的機密項目，世界上沒有其他人知道這個火箭的存在。所以，即使他們不施以援手，也沒人會知道。”
但是，中國人主動伸出了國際合作的援手，決定幫助這名被困火星的美國宇航員，使其不至於餓死。他們使用自己的運載火箭將這位受困者急需的物資送到火星上。我們看到中美航天專家合力解決了問題。在影片的最後，我們也看到中國國家航天局的領導與美國宇航局的領導肩並肩站在一起，和全世界的人們一道，為這個最終成功的援救任務加油。
遺憾的是，這種故事只會發生在好萊塢。這是一部政治性的科幻電影，因為正如《中國日報》在影評中提到的：“出於人權問題和國家安全考慮，自從2011年開始，美國國會禁止美國宇航局與中國開展合作。時任國會眾議員的弗蘭克·沃爾夫將這條禁令偷偷塞入了預算法案。沃爾夫是一名來自弗吉尼亞州的共和黨議員，在國會服務多年，曾擔任負責監督美國宇航局的國會眾議院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他對《科學內幕報》的記者說，‘我們不想給（中國）提供任何機會從我們的技術中謀取好處。與他們打交道也不能為我們帶來任何收穫。’”
但是，《火星救援》的編劇和製作人有他們的想法。那個虛構的國際合作場景打動了我，而且它不止打動我一人。據報道，許多去影院觀影的民眾在影片的最後紛紛鼓掌，為好萊塢所描述的國際合作而鼓掌。然而，該影片的奇妙之處在於，導演使整個情節看上去十分正常，十分符合邏輯，十分正確——這不禁讓人思考：“為什麼我們不能一直這麼做呢？若是如此，我們的生活不是會變得更好嗎？”
作為一個物種，為了人類的生存，我們必須將對“社區”的定義拓展到整個星球。這話說得很大，但卻是句實話。如果大自然把我們所有人視為一個整體；如果一個人的力量、機器的力量以及流動的力量能夠同時影響我們每個人，那麼，無論我們是否願意，無論我們是否承認，我們都屬於同一個社區。如果我們屬於一個全球性的社區，那就必須像一個社區一樣行動。
“相互依賴是一種符合道德要求的現實。”西德曼解釋道，“在這樣的現實中，我們同舟共濟，榮辱與共；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即便彼此相隔甚遠，也能相互產生深刻的影響。在這樣的世界裡，生存與繁榮的策略只此一條：形成健康的、深刻的、持久的相互依賴關係，無論是人與人的關係，社區裡的關係，商業活動中的關係，還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這樣，我們才能共同繁榮，而不是一起沉沒。這並不複雜，但卻艱難。”英國環保主義者湯姆·伯克說：“我們在當今世界的座右銘應該是：‘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顆星球。’”
為何會如此艱難呢？因為“作為人類，我們的最大缺陷就是部落性”。未來研究所執行主任瑪瑞納·戈比斯說：“我們需要依靠集體定義自己的身份。我們的思維就是這麼設定的。自人類燃起第一堆篝火開始，我們就一直是一種部落動物。”
這蘊藏著挑戰，也蘊藏著道德創新的需要：在一個更加相互依賴的世界裡，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我們所在的部落，我們必須拓寬社區的邊界，就好像奧巴馬總統在廣島演講中所提出的：“我們這個物種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我們不受制於遺傳密碼，不會重複過去犯過的錯誤。我們可以學習。我們可以選擇。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孩子講述一個不一樣的故事，一個講述共同人性的故事，一個不太會有戰爭、不太輕易容忍殘忍行徑的故事。世界曾經在這裡被永久地改變了，如今這座城市裡的孩子將生活在和平之中。”
戈比斯所言不差。我們生來就具有部落性，但我們的部落觀並沒有被鐵絲網牢牢地限制住。與動物不同，我們是具有適應性的，我們能夠通過學習瞭解到：為了生存，我們必須擴大篝火圈子，才能看到共同的人性，將鄰座的人視為兄弟或姐妹。36歲的歌劇明星卡拉·蒂裡科夫·卡納萊斯在全球各地表演了80多次《卡門》。我與她的初次相見是在肯尼迪藝術中心舉辦的一個藝術節上。她在密西根州長大，母親是墨西哥人，父親是保加利亞人。她向我闡釋了這種生活給她帶來的挑戰。她說，作為一個在美國長大的非盎格魯撒克遜人，她從小到大填表填到“種族”一欄的時候，都需要“在‘其他’這個方框中打鉤。這令我覺得我不屬於任何群體。這令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外星人。我不喜歡這樣的感覺。我認為，作為人類，我們渴望得到歸屬感。我試圖在一個更廣的層面上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我是一個人，所以我屬於‘所有’這個方框。我們都屬於‘所有’這個方框……我們需要從‘其他人’轉變為‘所有人’”。就在美國逐漸變成一個“少數對多數”的國家的時候，卡納萊斯創立了自己的小組織，致力於拓寬圍在篝火邊的圈子，“幫助其他人完成由‘其他人’向‘所有人’的轉變”。
2016年5月3日，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早間節目》欄目播報了社會科學記者尚卡爾·韋丹塔姆所做的一則新聞報道。韋丹塔姆的專長是研究人類行為中看不見的規律。這則新聞報道是關於一項與他人共舞能帶來什麼健康益處的研究。韋丹塔姆解釋道，牛津大學的心理學研究者於近期在《進化與人類行為》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講述了讓志願者們進入一個舞池，並教授他們不同的舞步時會發生的故事。在舞池中，研究人員將志願者們分成四人一組，給大家帶上耳機聽音樂。配對的舞伴，有的是兩個人學同樣的舞步，有的是兩個人學不同的舞步。在志願者們隨著音樂起舞之前和之後，研究人員將血壓計袖帶捆在他們的手臂上，測量了他們對疼痛刺激反應的閾值。
研究人員發現了什麼呢？韋丹塔姆說道：
志願者們在一起跳舞前和一起跳舞後，他們對疼痛的感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那些學習同樣的舞步，並且聽到同樣樂曲的志願者，他們的舞步能夠彼此同步……在跳過舞之後，明顯顯示出更強的忍痛力——他們的疼痛閾值提高了。
相比之下，聽到不同樂曲的志願者，或者就同一曲音樂學習不同舞步的志願者，他們的舞步無法彼此同步。這些志願者在跳舞之後，或是對疼痛的感覺沒有變化，或是疼痛閾值降低了，感覺很疼。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現象呢？韋丹塔姆表示，研究人員是這麼認為的：
當人們感覺某種經歷是好的，那往往標誌著這些體驗達到了某些進化的目的。比如，由於某些食物對我們的祖先有生存價值，因此大腦在進化後會覺得這些食物是好吃的。
作為社會性的物種，成為一個組織的一部分有著生存價值。進化也可能使大腦適應這樣的情況：當我們與別人共同完成一件事，或者當我們為了他人做一件事時，大腦會感受到一種獲得獎勵的感覺。和別人一起跳舞，尤其是在動作同步的情況下，會給予你這樣的暗示：實際上，你與許多人都保持著和諧。研究者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文化中都有群舞的習俗，這也是為什麼群舞會給人的健康帶來益處。
在我對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默西的一次採訪中，他也認同這個觀點：“我們十分癡迷於新的藥品和新的療法，但是，只要你思考一下就會發現，同情與關愛是我們擁有的最古老的藥品，它們已經存在了千年之久。當你行醫之後，你很快會發現同情與關愛在康復過程中發揮了多麼重要的作用。”
擴展這種療法當然很困難，我並未心存幻想。或者說，我知道，有很多人仍然會想要逃離“所有人”的方框，而在“其他人”的方框中尋求庇護。歐盟之所以會誕生，是因為在經歷了種族間的競爭和仇恨所導致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痛定思痛，覺得還是聯合成一個“共同市場”更好。但是，這樣的認識近年來似乎在逐漸消退——英國公投脫歐就是一個例子。而且，這不僅發生在歐洲。自成年以來，我一直都以一個記者或專欄作家的身份在中東進行採訪。我發現，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什葉派教徒與遜尼派教徒、伊拉克人與伊拉克人、敘利亞人與敘利亞人，都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奔跑。最令人傷心的是，他們很多人其實都明白這一點。
2016年5月2日，正當我在給本書收尾之時，《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則關於敘利亞的報道，講述了五年內戰後當地的悲慘生活。在報道的最後，作者引用了85歲的薩利姆·艾爾-裡法伊所說的一句話，他是大馬士革的一座清真寺的看守人。裡法伊說，即使是最糟糕的災害也不會永久地持續下去，“這個同樣也會過去”。但是，在它過去之前，裡法伊說，他的同胞需要改變：“我們需要相信上蒼，去做他要求我們做的事情。我們需要互相幫助，重新做人。”
25萬人死於內戰，這接近敘利亞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敘利亞人已經忘記如何在敘利亞做一個人了。對於伊拉克、利比亞、索馬裡、也門、剛果、盧旺達、烏克蘭和波斯尼亞的許多人來說，也是如此。他們之中有太多的人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對彼此的憎恨超過了對自己孩子的愛。這就是忘記如何做一個人的真實寫照。忘記如何做一個人，意味著殺一個人僅僅是基於他的宗教派別、宗教信仰，或者他的身份證或他的口音。即使殺人者知道這樣做意味著撒下仇恨的種子，並且仇恨之火終將焚燬他們的後代腳下的土地，摧毀他們的未來。這與建設社區是截然相反的。
如今也存在值得注意的相反的趨勢。例如，2016年4月22日，這一天是地球日，來自175個國家的領導人簽署了《巴黎氣候協定》。儘管協定僅達成了自主控制碳排放的最低標準，但我們要看到，這個最低標準的數字已經非常之大。在此之前，這樣一份為了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危險上升的、期盼已久的協定，還從未在這樣“全球化”的範圍達成過。的確，可能是大自然加速的挑戰終於讓人類的思維從“其他”轉向了“所有”。哈爾·哈維表示，該協定是一個最佳的例證，證明了人類有能力在消滅所有人或者拯救一切之間做出選擇。隨著可再生能源的價格持續下降以及能效的上升，“破壞氣候和拯救氣候的代價是相等的。我們所要付出的金錢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在微觀的層面上，會產生不同的贏家和輸家”。煤炭和石油公司，以及傳統的公共電力設施企業將成為輸家。而風能、太陽能、水能、核能以及其他高效的分佈式能源的供應商將會成為贏家。“然而，在宏觀層面上，要麼全世界都獲勝，要麼整個星球都會失敗。由此帶來的影響將會波及未來的每一代人，並且絲毫不會受到國家疆域的限制”。
這是對我們的召喚。重複一遍奧巴馬總統在廣島所說的：“我們可以為我們的孩子講述一個不一樣的故事。”我們必須這樣做，這不是天真爛漫的想法，而是一種戰略性的選擇。這是每個人的工作——家長和政治家、老師和精神領袖、鄰居和朋友。如果你在尋找一個故事，我可以向你推薦喬納森·馬爾茲曼所講述的一個故事。馬爾茲曼是我所在的馬里蘭州科爾沙龍猶太教堂的拉比。2015年的猶太新年時，他用如下這段話開始了他的布道：
一位拉比曾經問他的學生：“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夜晚什麼時候結束，白天什麼時候開始呢？”學生們認為自己領悟到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因為，有許多只能在夜間開展的祈禱、儀式和習俗，也有許多只能在日間進行的祈禱、儀式和習俗。因此，知道夜晚什麼時候結束，白天什麼時候開始是很重要的。
於是，最聰明的學生最先回答：“拉比，當我朝田野望去，能夠分辨出我家的田地與鄰居家的田地，就是夜晚結束、白天開始的時候。”第二名學生給出了他的回答：“拉比，當我從田間看到一間屋子，並且能夠分辨出我家的房子和鄰居家的房子，就是夜晚結束、白天開始的時候。”第三名學生給出了另一個答案：“拉比，當我看見遠處的一個動物，並能分辨它是什麼動物，不管是牛、馬或是羊，就是夜晚結束、白天開始的時候。”接著，第四名學生又給出了一個答案：“拉比，當我看到一朵花，並能分辨出它的顏色，無論是紅色、黃色還是藍色，那就是夜晚結束、白天開始的時候。”
孩子的回答讓拉比越來越悲傷、嚴肅。最終，拉比大喊：“不！你們都不明白！你們只會分隔！你們將自己的房子和鄰居的房子分隔，將自己的田地和鄰居的田地分隔，將一種動物與另一種動物分隔，將一種顏色與所有其他顏色分隔。我們能做的只有這個嗎？分隔再分隔，直到將世界撕裂成碎片嗎？世界還不夠支離破碎嗎？世界所裂成的碎片還不夠多嗎？這是律法存在的意義嗎？不，我親愛的學生們，不是這樣的，完全不是這樣的！”
學生們震驚地看著拉比悲傷的臉。“那麼，拉比，請告訴我們：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夜晚什麼時候結束，白天什麼時候開始呢？”
拉比注視著學生們的臉，嗓音突然變得溫和而懇切。他回答道：“當你看著你身邊人的臉，看到的是你的兄弟或是姐妹時，夜晚才結束，白天才開始。”
讓那樣美好的一天加速到來，是我們這一代的道德使命。我不知道它將在哪裡結束，但是我知道它必須從哪裡開始——它的開始，必須通過將人們安置在緊密團結的家庭和健康的社區裡。如果人們是漂泊無定、內心不安的，那麼，我們不可能期望人們會在所有的場合都遵循道德的黃金法則。以我的能力，我無法告訴你如何塑造牢固的家庭，但是我對於強大的社區略知一二，因為我就成長在這樣的一個社區裡。因此，請允許我帶你回到我的家鄉，作為我們這段旅程的結點。在那裡，我會討論在這個加速的時代中，提升韌性和驅動力所需的最後一種創新——建設健康社區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