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裡長大，喝著泉水，在鄰里玩耍，人們曾經這樣生活。重返這些地方是他們重新喚醒真正自我的機會。
——摘自教皇弗朗西斯關於氣候變化的通諭，
“Laudato Si”，2015年5月24日
2015年秋天，我正在寫這本書。一天下午，我一邊開車一邊聽著廣播。一家名為“咖啡屋”的民俗音樂電台播放了一首歌，引起我強烈的共鳴——這種感覺如此強烈，以至於我找了個地方盡快靠邊停車，並記下了歌詞和歌手的名字。這首歌的名字叫《眼睛》，由鄉村民俗歌手布蘭迪·卡莉創作和演唱。我希望每次你翻到這一頁的時候就播放這首歌，就像你打開音樂生日賀卡一樣，因為它成了這本書的主題曲。
這首歌的副歌是：
你的愛像鐵鏈一樣纏在我身上，
但我不害怕它會死去，
你可以在颶風中起舞，
只要你站在風眼處。
我希望現在大家都能認識到，今後的每一天，我們都將在颶風中起舞，一場由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的加速所引發的颶風。一些政客提議建立一堵抵抗颶風的牆，傻瓜才會這麼做。現在要做的是發現並創造自己的風眼，只有這樣才能夠讓我們繼續保持繁榮和發展。颶風的風眼隨風暴一起移動，從其中吸取能量，同時在其內部形成穩定的庇護所。它既是運動的，又是穩定的——我們也必須如此。我們不能逃避這些加速的力量，而必須深入其中，並利用它們的能量和流動，與它們一起移動；利用它們更快地學習，更巧妙地設計，更深入地合作，這樣我們可以建立自己的風眼，來錨定和推動自己和家庭自信地前進。
在我看來，政治領域的風眼就是健康的社區。我的朋友安迪·卡爾斯納的父親在明尼蘇達州的德盧斯長大，母親在埃及的卡薩布蘭卡長大。他常常說，當人們融入社區的時候，他們就感覺到了“保護、尊重和連接”。現在，這種融入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如果人們在一個健康的社區中感受到這種被保護、受尊重和相互連接的感覺，就會產生巨大的信任，就可能更好地借鑒大自然的殺手級應用程序。當人們相互信任時，他們可以更加適應和接受各種形式的多元主義文化，可以著眼長遠，更容易達成合作，更傾向於試驗，以開放的態度對待他人、新想法和新方法，並擴大黃金法則的適用範圍。他們不會把精力浪費在糾結每個錯誤上；他們可以失敗，然後再試一次，然後繼續失敗，接著繼續嘗試。
“我們經濟的未來基金會”負責與城市合作的克裡斯·湯普森在其網站上寫道：“合作以信任為基礎。”如果人們相互信任，就會主動承擔解決問題的責任，成為問題的主人。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會美德和繁榮創造》一書中，解釋了為什麼最成功的國家和社會更能展現出高水平的相互信任。他指出：“社會資本是一種能力，它源於社會或社會的某個部分中普遍存在的信任。這個部分既可以是家庭這個最小、最基本的社會群體，也可以是國家這個最大的群體，還可以是所有位於這兩者之間的其他群體。”他解釋道，如果信任感普遍存在，群體和社會就可以通過許多非正式合同迅速前進和適應。“相反，無法相互信任的人最終只能在一套正式規則和規制的體系下開展合作。這些規則和規制必須通過談判達成，還可能訴諸司法訴訟和執行，有時需要通過強制性手段”。
正因為如此，多弗·塞德曼認為，信任“是提高法律績效的良藥”，但是信任不能通過命令而產生，而只能由健康的社區培養和激發，在那些感受到某種社會契約約束的人之間產生。哈佛大學的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補充道：“信任是人們為了互惠互利的目的，通過一套體制制度，在政治互動中而產生的。健康社區能夠創造強大的民間力量，並產生更多的信任。”
信任對個人或社區能夠產生情感效應，在此方面我聽到的最貼切的比方來自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維韋克·默西，他說信任將生機送入社區，就好像我們的身體把氧氣送進心臟：
心臟泵血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收縮期和舒張期。我們經常認為收縮是最重要的階段，因為這個週期心臟可以將血液送到你身體的任何地方。但如果你研究過醫學，你就會明白，那些向心臟供血的冠狀血管，是在舒張期為心臟補充能夠維持生命的氧氣。所以沒有舒張期就沒有收縮期，沒有舒張就沒有收縮。
信任可以創造舒張期。人們只有在心靈和頭腦放鬆的時候，才會開放地聽取別人的意見並與他人接觸，而健康的社區為其創造了環境。
幸運的是，今天的美國有許多健康的社區。這就是為什麼我經常告訴外國朋友，如果你想對美國保持樂觀，就要“倒立起來”，因為從下往上看美國，要比從上往下看好多了。我們的國家政治毒性變得越來越大，無法產生我們所需要的、能夠跟上市場和摩爾定律加速度的社會技術。在這樣的時刻，只有那種來自城市、城鎮和社區的自下而上的活力能夠拯救我們。這些已經不再期待華盛頓能夠團結起來採取行動。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在建立地方層面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在商人、教育家、慈善家和政府之間開展合作，以打造民眾和孩子們在颶風中起舞所需要的工具。
健康的城市、城鎮或社區將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治理基石。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一位老師是以色列的吉迪·格林斯坦。他是列烏特研究和策略集團的主席。這個集團聚焦於思考如何重建以色列的社區。格林斯坦認為，在這個加速時代，我們需要“重塑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當然，我們仍然需要聯邦和州政府來維持國民經濟的基礎以及提供福利、安全和醫保。但是，格林斯坦說道，越來越清楚的一點是，“一個有韌性的、繁榮的21世紀社會的基本架構必須是由健康的社區組成的網絡”。
他認為，國家政府太笨重，遙不可及，在大多數時候由於各方僵持不下而不具備加速時代所需要的靈活性；而單個家庭太過脆弱，不能單獨抵禦變化所帶來的那種颶風般的威力。許多家庭，尤其是單親家庭，生活極為困難。他們沒有儲蓄、養老金或自有住房，只要一場健康、車輛或就業的危機就能使他們的生活脫離正常軌道。此外，這是一個需要通過終身學習來維持終生就業和收入的時代，而這些家庭缺乏保障他們自己的就業能力和生產力所需要投入的時間和財力。
因此，格林斯坦認為，在這個時代，越來越多的家庭需要靠當地施以援手來跟上加速變化的步伐。“21世紀的模範社區將是一個專注於支持其成員的就業能力、生產力、包容性和生活質量的社區”。
格林斯坦堅信，健康的社區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但“前提是要再造其核心機構——社區中心、公園、幼兒中心、學校、體育、藝術和文化機構以及青年和老年人中心”。他解釋道，這意味著，學校還將充當托兒所和成人終生學習的場所，為兒童及其父母和老年人提供服務；孵化出大量的社會服務團體，確保不遺棄任何一個家庭或孩子；打造與商業機構的合作夥伴關係，以確保學校教授的技能是21世紀最需要的技能。格林斯坦說道，絕大多數人都是由這些社區機構培養出來的，因此“它們構成了天然的基礎設施，來支持人們的就業能力和生產力”。
他補充道，如果社區能夠發揮作用，“就可以改善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一個好消息就是，在社區層面，今天的美國已經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創新。社區與華盛頓特區截然不同。格林斯坦最後說道：“解決我們社會面臨的挑戰所需要的創新，已經在我們之中自下而上地發芽了，現在需要的就是進一步突出、效仿和擴大。”
聖路易斯公園的故事
我非常瞭解聖路易斯公園，因為我見證了這個健康的社區從一磚一瓦、一街一區一步步建成的全過程。聖路易斯公園位於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郊區，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這個美國中西部的社區長大。這是我最熟悉的社區，也是為什麼我要用以下三個章節來結束這本書。
這並不是在懷舊。回到聖路易斯公園是結束這本書的合理方式，因為兩個簡單的原因。首先，這裡是我作為專欄作家的價值觀形成的地方，特別是我的政治傾向——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混合，包容性和多元主義，總是試圖用大自然的最好方法來治理。這種價值觀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由這個社區灌輸給我的。第二，因為此時此刻，這些價值觀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與美國和整個世界息息相關。種族間的緊張關係和政治爭論正在撕裂我們國家的組織結構，因此我越來越渴望瞭解是什麼使這個我長大成人的小城區在政治上生機勃勃，錨定和激勵了我和許多其他人。我發現自己渴望重新審視，半個世紀前我成長過程中親眼所見的那張包容性的織網，究竟是夢幻還是真實的。我想評估這些民間引擎在今天這個更加多元化的社區裡是否仍然運行良好，並且評估這些經驗能否分享和擴大。
提示：是的，它是真實的。這些引擎仍然在運行。現在的挑戰更加嚴峻。故事的結尾還未寫就。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讓我來一一解釋……
早在我在貝瑟斯達市的停車場遇到伯嘉之前，我就意識到，我把一套非正統的價值觀帶進了專欄寫作之中。我可以把我的核心價值觀印成貼紙貼在汽車保險槓上，這張貼紙的長度足以蓋住一整條保險槓：我傾向於自由主義、極度愛國主義，熱愛多元主義，社區導向，財政立場溫和，傾向於自由貿易，癡迷於創新，同時還是環保主義者和資本主義信徒。我相信，處於最佳狀態的美國——儘管我們並非總是處於最佳狀態——能夠為自己的人民提供體面、安全、充滿機會和自由自在的生活，還可以成為這個世界的穩定堡壘以及自由和正義的燈塔。我是怎麼形成這種世界觀的呢？我的這些觀點不是通過閱讀某個哲學家的著作而形成的。相反，它是在鄰里之間，在公立學校，在我19歲前所居住的社區的土壤裡一點一點地出現的。
在我成長的那個時代和地方，中產階級是個“目的地”，你可以到達這個目的地並一直留在那裡。在20世紀50年代，我的媽媽和爸爸上了電梯，按下標有“中產階級”的按鈕，在中產階級的那一層下了電梯，在那裡待了一輩子。在那個時代和地方，雖然也有兩黨紛爭，但政治還在有效運作，在最後的時刻，兩個主要政黨和社區的領導人會相互合作、相互妥協來一起做些富有挑戰的大事。在那個時代和地方，大企業將其總收入的5%捐贈給藝術和教育，並開創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傳統。
在我成長的那個時代和地方，我的父母托《美國退伍軍人法案》之福，購置了他們的第一座房子，因為我的母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海軍服役。我的父親直到1973年去世前，年薪也從來沒超過2萬美元，但我們仍然可以支付本地高爾夫俱樂部的會費。差不多我所有的朋友和我們一樣都住在同樣大小的房子裡，我們一起讀完了當地的公立學校，開著同樣的汽車。就算有人比其他人更有錢，至少看起來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區別。在電影《傑裡·馬吉爾》中，由雷內·澤維格扮演的秘書多蘿西·博伊德對她的兒子說，坐飛機頭等艙“以前就是吃得好一些，現在它標誌著更好的生活”。但在當時，這句話並不成立。
我成長的那個時代和地方，對“公共”這個詞有深深的共鳴。“公共”是創新的來源——公立學校、公園、公開討論以及公共私營夥伴關係——並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在那個時代和地方，我被穩穩地錨定在一個好像是同心圓的社區裡。在這裡，美國夢似乎是那樣的確定無疑，“我的父母比他們的父母過得更好，我會過得比我的父母更好”，就如同冬天過後是春天，春天過後是夏天一樣。
在我成長的那個時代和地方，猶太人是最大的“少數民族”，但他們逐漸融入進去，與占主導地位的白人非猶太社會和文化融為一體。雖然這一過程並不總是那麼容易，但不管怎麼樣它發生了。
這個在彩虹之上的地方在哪裡？那個時代又是什麼時候？
對我來說，《綠野仙蹤》裡那個彩虹之上的奧茲國就是明尼蘇達州；我的翡翠城，那個我長大的地方，就是明尼阿波利斯市近郊的一個郊區小鎮，名叫聖路易斯公園。那個時代（我出生於1953年7月20日）是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當時在那個社區長大，是一份禮物——一份由持久的價值觀和樂觀精神做成的禮物——並且這種精神一直哺育著我。中東地區30年的記者生涯試圖將這種樂觀精神從我身上抹掉。所以，今天的我不是天真的樂觀，認為一切都會變好；我知道事情絕非這麼簡單。但是，今天的我抱有一種樂觀的信心。我相信，如果人們準備好實行妥協的政治，追求多元主義的道德，那麼一切可以變得更好。
有種說法叫作“明尼蘇達式的友善”，大意是像明尼蘇達人那樣友善。這聽起來有些自吹自擂的意思，但它是當地生活的真實寫照。2014年8月，我回到聖路易斯公園參加朋友的婚禮，並和我的童年朋友傑伊·戈德伯格坐在一起。傑伊告訴我，有一天，他的妻子伊萊恩回到家，非常慌張和氣憤。她開車行駛在明尼阿波利斯附近的一條主要高速公路上，一個司機徑直把車並進了她行進的線路，幾乎把她逼出公路之外。
伊萊恩回到家後告訴傑伊說：“傑伊，我火極了，我幾乎都要按喇叭了。”
當傑伊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對他說：“關於‘明尼蘇達式的友善’，還有比這個故事更好的定義麼……‘我對這個司機很生氣，我幾乎被他的車逼出高速公路，我幾乎都要按喇叭了！’”這就是明尼蘇達人憤怒的表現，也是這個十分正派的地方塑造出的正派的人所作出的反應。
這個關於聖路易斯公園的故事講述的是，多元主義的道德和健康的社區是如何建成的，每一段關係、一次分手、一次補救、一次侮辱、一個受歡迎的鄰居和一間教室，一次一小步，用那些原本無法組裝到一起的磚頭和原木一步一步建成。可以說，聖路易斯公園是“普通人的奇跡”，它就是處於最佳狀態時美國的樣子。我講這個故事，是因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些普通人的奇跡，即那些讓居民感覺到相互聯繫、互相尊重和受到保護的社區，那些在加速時代能夠錨定並推動他們的公民前行的社區。
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之後，作為記者兼專欄作家，我仍然在追尋明尼蘇達，總是在尋找辦法來再造包容性和公民理想主義的精神。我成長的那個時代和那個地方向我灌輸了這種精神。自從我1973年離開家鄉，讀大學而後從事新聞事業，我就一直試圖再次回家。
水裡有些東西
每當回想起明尼蘇達州聖路易斯公園對我成長的影響，我都不禁想起音樂劇《澤西男孩》的開場音樂。樂隊的創始人湯米·德維托講述了他們是如何開始的。在一段法國版的“四季樂隊”的經典曲目《如此的夜晚》之後，德維托走在舞台上並宣稱：“這就是我們的歌，《如此的夜晚》，2000年巴黎排行第一。這是怎麼發生的？你問這四個傢伙，會得到四個不同版本的回答。但這就是他們開始的地方——新澤西州的貝爾維爾。1000年前，艾森豪威爾、洛基·馬爾恰諾和幾個傢伙在街燈下唱著別人的最新單曲。”
那段反覆重複的音樂小節總會把我送回我從小長大的地方，我的根之所在。從那個小鎮到《紐約時報》的評論版是一段長長的旅途。這是怎麼發生的？明尼蘇達。60年前，休伯特·漢弗萊、沃爾特·蒙代爾，明尼蘇達維京人。塔吉特明尼蘇達州嘉年華。幾個男孩和女孩，他們在只有一所高中的郊區小鎮長大，這裡名叫聖路易斯公園。
聖路易斯公園1886年建村，1955年升級為城市。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那裡的水裡有些東西——無論是隱喻意義上還是字面意義上都是這樣。明尼蘇達州衛生局的網站解釋了字面意義的部分：從1917年到1972年，賴利焦油和化學公司——在聖路易斯公園這裡又被稱為共和木餾油防腐公司——生產“干餾木焦油，並製作各種產品，包括木餾油，用於處理堆在這裡的鐵軌枕木和其他木材。該地區最初人口稀少，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區的不斷發展，這裡地塊的外觀和氣味讓居民以及市和州政府官員感到越來越擔心”。
它們確實讓人擔心。美國環境保護署稱：“賴利公司將生產的廢物傾倒在幾條水溝裡，然後流入相鄰的濕地中。1973年，工廠被拆除並出售給聖路易斯公園市……主要污染物是多環芳烴或PAHs，它污染了廠址所在地的土壤、附近的濕地和地下水。”1986年9月，聖路易斯公園成為《1980年聯邦超級基金法》的第一批執法案件，根據達成的和解，賴利公司必須清理受污染的地下水，並向市、州和聯邦政府支付372萬美元。在20世紀80年代，泥炭沼更換為乾淨的土壤，該廠址被重新開發為城市公園和多住戶房屋。正如環境保護署所說：“據估計，大約有47000人使用了附近的地下水，現在這些地下水都已經經過處理並達到所有的衛生標準。”
我、我的父母、我的兩個姐姐和我們所有的鄰居都喝這種水長大。
但是除了多環芳烴之外，水中似乎還有其他的東西。
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聖路易斯公園是個佔地面積10.86平方英里的小鎮，大約有45000名居民。電影導演科恩兄弟——喬爾·科恩和伊森·科恩、政治學家諾姆·奧恩斯坦、參議員和前喜劇演員艾爾·弗蘭肯、兩次獲得格萊美獎的古典吉他手莎朗·依斯賓、已故的R&B超級巨星普林斯的鼓手鮑比Z（又名鮑比·瑞夫肯）和前芝加哥熊隊的總教練馬克·垂斯特曼（我們高中的四分衛，他們在高中低年級時與鮑勃Z組建了一支樂隊），他們從小都在這裡長大。它也是女權主義歷史學家瑪格麗特·斯特羅貝爾和格萊美獎得主、作曲家丹·威爾遜的故鄉。威爾遜與英國歌手阿黛爾合作創作了她的熱門歌曲《像你這樣的人》（Someone Like You）。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女孩與性》以及《灰姑娘吃了我的女兒》的作者佩格·奧倫斯坦，以及環保主義記者、2007年《時代》雜誌最佳非小說類圖書《沒有我們的世界》的作者艾倫·韋斯曼，他們也都是聖路易斯公園高中的畢業生。還有豪特曼家族：皮特·豪特曼的書《無神論者》獲得了2004年青年文學國家圖書獎；喬·豪特曼、詹姆斯·豪特曼和羅伯特·豪特曼是全國著名的野生動物藝術家，他們贏得了10次聯邦鴨子郵票設計大賽，並啟發了科恩兄弟的電影《冰血暴》中的鴨子郵戳的小情節。科恩兄弟和豪特曼家是兒時的朋友。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就在緊鄰聖路易斯公園市的霍普金斯市長大，但他上了聖路易斯公園“塔木德律法希伯來語學校”（和我同班）。奧普拉最喜愛的裝潢設計師奈特·貝克斯也是聖路易斯公園希伯來語學校的畢業生。
我們所有人，還有許許多多從這個小鎮獲得動力的人，或是在聖路易斯公園長大，或在大約相同的15年間念完了這裡的公立學校或希伯來語學校。科恩兄弟2009年的電影《嚴肅的男人》就是以1967年左右的聖路易斯公園和我們的希伯來語學校為背景。科恩兄弟在他們年輕時，經常在距離我家幾英里的明尼蘇達林蔭大道上的邁克·佐斯藥店閒逛。如果你仔細觀看他們的經典電影《老無所依》，就會看到，在墨西哥邊境那邊有一家“邁克·佐斯藥店”。由賈維爾·巴爾登扮演的影片主角奇哥在炸毀一輛停放的汽車後，走進這家藥店竊取藥物。這個細節是科恩兄弟電影中許多致敬片段之一，向我們的故鄉和不太可能在那裡存在的猶太社區致敬。那些人定居在這片寒冷的中西部平原，並稱自己是“冰凍的上帝選民”。
到目前為止，我不確定我們中的任何人知道是什麼釋放出了這些人的能量。但在我看來，它與多元主義有關，與一次融合有關，新一代美國猶太人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明尼阿波利斯猶太聚居區解放出來，並與一群進步主義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一起被扔到了一個小郊區城鎮。如果以色列和芬蘭有個孩子，那個孩子就是聖路易斯公園。
在離開政府後，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和我一起在明尼阿波利斯舉辦了一場晚餐活動，我們邀請科恩兄弟、弗蘭肯和奧恩斯坦為活動用書信的方式解釋，他們認為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聖路易斯公園發生了什麼。1999年12月5日，《明尼蘇達州明星論壇報》發表了這些信件。其中一些內容摘錄如下：
尊敬的副總統先生：
我很榮幸給你寫這封信，並由你在介紹我的朋友湯姆·弗裡德曼時大聲朗讀出來。我理解這樣可以使你免去自己執筆寫點什麼，並且給你留出更多的時間來處理你的律所的大量工作……人們聽說我們五個人成長於同一個郊區小鎮，他們都很震驚。“那裡的水裡有什麼？”他們有時開玩笑道。但是這不是個玩笑。在我們的童年時代，聖路易斯公園的植物含有木餾油，生產木餾油的工廠將大量的有毒化學品排入我們的地下水中。研究表明，攝入大量的木餾油可以導致兩件事：增加智商和創造力，和（或）前列腺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湯姆堅持我們都要定期做前列腺檢查，也是為什麼諾姆、湯姆和我在看科恩兄弟的電影之前都不會喝大杯的健怡可樂。
午餐愉快（晚餐？）
艾爾·弗蘭肯
——
收件人：沃爾特·蒙代爾
來自：諾姆·奧恩斯坦
主題：聖路易斯公園
我不瞭解艾爾·弗蘭肯、湯姆·弗裡德曼或者科恩兄弟是怎麼長大的（雖然我的妹妹曾經和湯姆約會過一次）。他們比我年輕幾歲……我們相互聯繫在一起，依靠的不僅僅是相似的背景和經歷，還有我們對於政治和政府的熱愛。我們全都感受到了這之間的聯繫。聖路易斯公園，或者更籠統地說是明尼蘇達州，為我們創造了這層聯繫。坦率地說，我把它的大部分歸因於你和你的同時代人。我們都是漢弗萊、蒙代爾、弗雷澤和弗裡曼時代的孩子——
在那個時代，明尼蘇達的政治家們大大高於平均水平，他們渴望為弱勢群體和世界穩定做一些事情……你和你的同伴被選中，不是因為你們長得不好看，不是因為你們是呆板乏味的電視主持人，而是因為你們的想法和激情。因為漢弗萊、蒙代爾、弗雷澤和弗裡曼的關係，我們感到明尼蘇達很特別，所以我們也必須很特別。當然，木餾油也是如此。
諾姆·奧恩斯坦
——
親愛的湯姆，
有一件奇怪事經常被人們拿來評論，在世紀之交，在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善良庇護下的匈牙利，有一個小的、不起眼的地區，培育出了幾個物理和數學領域的參天巨人，其中有愛德華·泰勒、喬治·德海韋西、尤金·維格納、利奧·西拉德、約翰·馮·諾伊曼。這個群體的所有人都出自猶太中產階級家庭，其中有很多人成了諾貝爾獎得主。流散海外的猶太人把他們稱作“火星來客”，因為他們來歷不明，並且帶著一口濃濃的芬蘭-烏爾戈語口音。在喀爾巴阡山脈的這個偏僻的角落，究竟是哪裡來的火種點燃了這樣一場天才的森林大火？沒人知道。許多年以後，在偏僻且不起眼的明尼蘇達州聖路易斯公園的猶太中產階級裡也產生了一群人，他們也是猶太移民，克服了滑稽的口音並取得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成功。他們的異教徒守護神不是皇帝弗朗茨·約瑟夫，而是唐·弗雷澤、休伯特·漢弗萊以及沃爾特·蒙代爾。是什麼在這個不起眼的地方創造了智力的百花齊放？為什麼聖路易斯公園被人們稱為花城？因為每個角落都有“花朵綻放”？是巧合嗎？我們不這麼認為……也許聖路易斯公園不太容易解釋，就像宇宙本身一樣。但是，和宇宙不同，它的旁邊就是霍普金斯市。也許當地的評論家喬治·萊斯或艾爾·奧斯汀可以解釋清楚——或者，如果他們解釋不清楚，“圓形車庫”羅德尼叔叔也許可以。但是他們已經離我們而去。也許你可以，湯姆，你已經解釋了那麼多的東西，可以把你的注意力轉移到這件事上了。
我們祝你們一切順利！
喬爾·科恩，伊森·科恩
在這些信件的字裡行間，不僅包含我們對這個被稱之為家的地方的深厚感情，還有對這個發軔於文化混合之中的社區的由衷讚賞。這個社區的出現並不是偶然——我們有幸擁有傑出的地方和州領導人，以及校長和家長。他們一次又一次做出決定，要建立包容性。他們為了這些價值觀而與根深蒂固的對立面進行鬥爭。多元主義不僅僅因為不同的人被驅趕到了一起就會發生。像這個時期美國的其他社區一樣，這裡的地方領導也有他們的盲點——猶太人受到歡迎或至少被容忍，但黑人並沒有獲得這種待遇；有些人接受得比其他人慢，但是漸漸地，他們建立了一個不同尋常的社區，歡迎那些被那個時代認為是不合適的人、不同的想法，以及帶有有趣口音的不同的人。
冰凍的上帝選民
讓我們從我開始的地方講起：所有這些猶太人怎麼走到明尼蘇達州的大草原，然後又聚集在這個看似不可能的聖路易斯公園小鎮的呢？要知道這裡最大的產業是一家木餾油提煉廠。明尼蘇達看起來並不是猶太人定居最順其自然的選擇。在科恩兄弟的電影《嚴肅的男人》的新聞宣傳素材中，伊森·科恩2009年9月25日在《明尼蘇達郵報》網站上評論道：“對我們來說，在平坦的中西部平原上有一些猶太人，這是個有趣的景觀，你知道嗎？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電影的開頭引入那個小故事（一個猶太人小村莊的場景），某種意義上說是用來設定敘事框架。你看到一個猶太人的村落，你會說：‘是的，一個猶太人的村落。’然後你再看看明尼蘇達州的大草原，你可能會想，‘他們在那裡做什麼？’這一幕似乎很奇怪。”喬爾·科恩補充道：“梅爾·布魯克斯曾經唱過一首歌，歌名叫《太空中的猶太人》，我想就是這種感覺。”
他們定居的地方原本不是聖路易斯公園，而是北明尼阿波利斯的內城。在1880年至20世紀初，許多猶太移民，包括我們的祖父母，來此地扎根。事實上，那裡才是我出生的地方，還有我的父親哈羅德·弗裡德曼和母親瑪格麗特·弗裡德曼。我的父母就讀於北明尼阿波利斯高中，這所高中有很多黑人和猶太人。在合眾國際新聞社和紐約時報的前任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也是這個猶太社區的一分子。他1925年畢業於北明尼阿波利斯高中，比我的父母要早幾年。
我的姥爺是廢品商人。我的爺爺是攝影師。在大蕭條時期，他們的生意都垮掉了。我的爸爸是主業為銷售球型軸承的聯合軸承公司的副總裁。這家公司是他的朋友開的。我的母親是個家庭主婦和兼職簿記員。我出生時，我們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北詹姆斯大街的一座兩層樓的公寓裡，和我小姨一家人住一起。他們家擁有一間雪茄店，名叫“伯特煙館”，店裡還有個小餐廳。我的姨父和他的合夥人在前台做早餐和午餐，在後台他們還開設了一個小小的賭博場所補貼收入。
在明尼阿波利斯曾經有一個相當活躍的猶太人黑手黨，其勢力在禁酒令時期達到鼎盛，黨的首領是臭名昭著的伊沙多·布魯門菲爾德，當地人都稱他為“基德·卡恩”。我的父親沒有參加這個黑手黨，但他與其中許多人物一起長大。他偶爾會告訴我他們的故事。事實上，我最早的童年記憶之一就是我爸爸告訴我，他的一個朋友被判處監禁。這對一個小男孩來說是相當震驚的。我想不到我父親認識的人居然會進監獄。我問我父親：為什麼？於是，我聽到了有生以來最委婉的一句表達，以至於這麼多年來這句話一直記在我的腦海之中——我父親告訴我，他的朋友被判處監禁，是因為“他在商店還沒有開門之前就去購物了”。
破門而入從來沒有被描述得如此柔和。
最大的少數群體——猶太人和黑人——定居在北明尼阿波利斯，“因為在那個住房種族歧視蔚然成風的年代，這裡是為數不多的幾個願意對他們出租房屋的地方。”瑞秋·奎德瑙在2013年6月2日刊登在城市空間網站上的一篇題為《北明尼阿波利斯猶太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簡史》的文章中寫道：
來自俄羅斯和東歐的猶太人在20世紀初大移民時期遷到了城市的北邊。1910年，他們建立了一個希伯來語學校——塔木德律法學校。這個學校至今仍然非常知名。當時除了提供教育之外，它還提供社會服務。猶太人也紛紛開始在這個地區經營起生意。而非洲裔美國人在此之前就在北明尼阿波利斯建立了家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們的人口開始大幅增長……
猶太人和非裔美國人是北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共住房項目——薩姆納田地家園項目——的很大一部分居民。這個項目是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建造的。當時的公共住房項目是種族隔離的。但是根據過去對住戶的採訪（這和我父母告訴我的故事基本一樣）……來自不同背景的兒童們一起玩耍，他們在其他方面也混在了一起。
對於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生活穩定的祖父母和父母那一代人來說，最大的社會問題不是與黑人的關係，而是與反猶太人的白人的關係。凱雷·麥克威廉姆斯於1946年9月在《共同立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明尼阿波利斯：好奇的雙胞胎》的文章。聖路易斯公園歷史學會網站援引了這篇文章。麥克威廉姆斯宣稱：“明尼阿波利斯是美國反猶運動的大本營。在明尼阿波利斯幾乎各個社會階層中，一道‘鐵幕’把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分隔開。”雖然只佔4%的人口，但猶太人被“公開地和斷然地被排除在各種組織之外，如私人的鄉村俱樂部、扶輪社、獅子會和吉瓦尼斯少年同濟會以及諸如國際英語演講會等團體。猶太人甚至被禁止參加美國汽車俱樂部的明尼阿波利斯分會”。我記得我的父母告訴我，有段時間他們都不能加入美國汽車協會。“1948年，猶太醫生因為無法使用明尼阿波利斯的醫療設施而開設了他們自己的醫院——西奈山醫院。”我就出生在那裡。這篇文章還指出，猶太人被禁止加入由猶太組織者在紐約發起的工會的地方分會，而且“明尼通卡湖夏季度假村的廣告上寫著他們只服務‘非猶太人’。蒙哥馬利等百貨公司拒絕面試猶太人的求職者。許多街區都是‘限制入內’，禁止猶太人、黑人甚至天主教徒和意大利人進入”。猶太教師數量很少。根據麥克威廉姆斯所述，歧視在“明尼阿波利斯比在聖保羅更明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人終於得到了機會，離開明尼阿波利斯北部的城市核心區，大量遷徙到聖路易斯公園。正如奎德瑙所說：“在他們或他們的父母移民到美國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階級和財力上都有所上升，這使他們能夠更加自由地選擇他們的住房，並在住房市場上得到更多公平對待的機會。”
但搬到郊區並不是那麼容易。許多鄰近明尼阿波利斯西郊的小鎮並沒有規劃那麼多的簡易屋，有的只有大面積的農場，或者歷史上就有拒絕將房屋賣給黑人或“希伯來人”的傳統。但是，聖路易斯公園早在20世紀初期就已經規劃了40英尺見方的小地塊，歷史學會的珍妮·安德森解釋道。“由於某種原因，這裡社區的早期開發商和工廠所有者具有一種朝前看的思維模式。”她告訴我。因此，有很多可居住的房屋庫存，房地產開發商“完全樂意賣給猶太人”。這與當時其他的一些郊區小鎮，如黃金河谷或埃迪納完全相反。要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圍繞明尼阿波利斯發展起來的郊區小鎮，安德森說道：“除了聖路易斯公園，我沒有看到任何其他地方舉著牌子歡迎明尼阿波利斯不受待見的猶太人。”
我的父母，還有幾乎我所有猶太朋友們的父母都是那個偉大的20世紀50年代的出逃一代。1956年，我3歲時，我的父母把所有家當裝進我們的別克車，加入了向西的猶太移民潮，從北明尼阿波利斯遷移至相距7英里遠的聖路易斯公園。我們住在一幢有三間臥室的鋁板制簡易房裡——我有兩個姐姐：雪萊和簡。和其他住在西23街上的人一樣，我們都去當地的公立小學、初中和高中唸書，12年間我們同班同學幾乎沒有變化。我們的房子一共花了我的父母14500美元。
這個小鎮看起來和所有周圍城鎮一樣，也沒有被隔離牆或護城河分開，很難相信它能夠發展出一種獨特的自由主義文化。但它確實做到了。安德森評論道：“從一開始，聖路易斯公園就對陌生人、怪人、酒吧和調酒師持一種歡迎的態度。”雖然其他的郊區小鎮拒絕了酒吧和加油站，但是“聖路易斯公園不會說‘不’。當然，作為這種‘進步主義’態度的一部分，小鎮也歡迎那些骯髒的工業，給我們帶來了加工鉛、鋰、混凝土和木餾油的工廠。但這些產業提供了工作機會”。
我的家庭和信仰所在的社區，是我日後成長過程中許許多多相互支持的、同心圓式的社區中的第一道。我父親的兄弟就住在距離我們家200多米遠的公寓裡；我母親的妹妹和妹夫住在與我們家隔了三座房屋的地方。我們的大家庭一起慶祝每個猶太和非猶太節日，我們的媽媽們輪流製作逾越節的猶太無酵餅和感恩節的火雞。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強烈地意識到，我們這代人是我父母的時代和我女兒的時代之間過渡性的一代人。我的父母那一代總是認為生活就是個手提箱，箱子的底部還不太牢固，所以你永遠都不應該過得太舒服；而對於我的女兒那一代，反猶主義是他們在歷史書裡才能學到的東西。我們的祖父母一代大多數是為逃避猶太人大屠殺而從歐洲各地遷來的移民。我們的父母們則出生於大蕭條時期，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他們即使在聖路易斯公園找到了自己的“黃金國度”，也總是很警惕。他們在美國和明尼蘇達安了家，但是這個家讓他們神經緊繃。他們總是擔心日子好得令人感覺不真實。他們曾經看到過大屠殺，曾經經歷過大蕭條的谷底。他們知道惡魔總是潛伏在表象下面。對他們而言，猶太人被接受以及以色列復國似乎是個驚人的異象——而不是自然應有的特徵。
這種感覺體現在很多不起眼的生活方式上，並牢牢地印刻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腦海之中。我童年時的朋友霍華德·卡普曾經這樣談起他在明尼蘇達的猶太祖母：“一隻雞對於我的祖母來說，就和一頭水牛對於印第安蘇族人一樣——沒有哪個部分是沒有用的，包括脖子和屁股。我們曾經問道：‘奶奶，我們這是吃什麼？’”霍華德的祖母從來不知道她什麼時候能夠買得起一隻雞，所以她知道最好把這隻雞的一切都用上。
我在這裡成長的大部分時間裡，明尼阿波利斯地區的高爾夫俱樂部都不接受猶太人。我們有自己的猶太高爾夫俱樂部：布魯克維爾。它也成了猶太社區裡的另一個社區：會員們每年夏天都上演自己創作的戲劇；他們定期舉辦夏季星期日晚宴和猜字遊戲，組建了一支游泳隊，舉辦家庭才藝大賽，還成立了撲克俱樂部，每週的所有獎金都會進入獎金池，當總獎金額足夠大的時候，丈夫們就會帶他們的妻子去阿卡普爾科旅遊。布魯克維爾是我們生活中真正的錨之地，是我們的精神家園。在冬季，高爾夫球俱樂部每個星期天早上會組織一場保齡球聯賽，每個球員使用保齡球讓分體系與其他球員相互下注。作為小男孩，我總是陪我的父親一起去參加保齡球星期日，觀看他比賽並為他加油。借用哈佛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的說法，在那些日子裡，在我所在的聖路易斯公園社區，沒有人“獨自玩保齡球”。
在布魯克維爾，我從小給我的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當球童，並從5歲開始學習打高爾夫球。我今天一些最好的朋友仍然是我當時的玩伴和球童夥伴。而且，我當球童服務的這些人中的大多數都擁有自己的小生意，從他們在高爾夫球場上的閒談，我也接觸到了商業世界，並由此產生了對企業家和風險承擔者的尊重。我會無意中聽到他們談論他們的交易、他們的成功、熱門的股票，當然還有損失。我第一次接觸破產的概念就是在高爾夫球場上。有一個人是我們俱樂部的會員，有一天我的父親告訴我他不得不退出，因為他“破產”了。我不知道這個詞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我可以看得出他沒錢了，沒有高爾夫球了，因此離開了俱樂部。我不想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父親的身上。當球童教會了你許多事情，但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個洞察人的性格的機會。我們這些小球童都知道誰作弊了。我們都知道誰是誠信正直的。我們都知道誰會因為一桿壞球責怪他們的球童。最重要的是，我們知道，正如偉大的業餘球員吉米·鄧恩在2011年9月8日《高爾夫文摘》上評論的那樣，在打完九洞後，在食品店裡，“有些人會給你買一瓶汽水。有些人會給你買一瓶汽水和一隻熱狗。只有一個罕見的傢伙，他會給你買一瓶汽水和一個漢堡。你知道這些傢伙都是誰，你知道的”。
我的父親曾經在夏天下班回家後和我一起打高爾夫球——在用完晚餐後到太陽下山前打6～7個洞。去俱樂部的路上，我們會開車經過路易斯安那大道和12號高速公路的交叉口。每次開車經過，我父親就會提醒我，在大蕭條時期，他在距離這裡不遠的民間資源保護團的營地工作，當時他是個十幾歲的毛頭小伙。民間資源保護團是羅斯福政府1933年到1942年間設立的公共工程救濟計劃，為年輕的未婚男子提供就業，負責建造公共建築和公園。我父親不止一次地告訴我，他在那裡工作每天可以掙得1美元，大部分他都交給家裡存了起來，只能買一塊麵包當飯吃，而且他至今“仍然可以感覺到那塊乾麵包卡在喉嚨裡”。每當我們開車經過那個交叉路口時，我就會像每個自作聰明的少年那樣說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仍然可以感覺到那塊麵包卡在你的喉嚨裡。”他從來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幸運的是，我的女兒永遠不會知道這種感覺。
布魯克維爾最終搬遷了，在更西邊的郊區小鎮哈梅爾建了一片新球場，我的父親是在那裡去世的，他在打一個標準桿為5桿的第15洞時心臟病突發。當時我19歲。1973年我父親去世後，有一次我在奧克裡奇鄉村俱樂部和我父親的朋友一起打球，最早發家的一批猶太人都屬於這個俱樂部。這是一個美麗的夏日，球場上的綠草和鮮花無處不在。我們一起在球場上走著，不知為何突然之間，我父親的朋友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低聲說道：“湯米，如果那些非猶太的異教徒知道我們有這麼好的東西，他們一定會從我們這裡拿走。”
我在高中時經歷過幼稚版的反猶太主義——孩子們向猶太人扔硬幣，就好像後者是低賤的乞丐一樣會接住這些硬幣。我對於這樣的事情並非不諳世故，但他的話讓我感到非常刺耳。這是我父母那一代的猶太人永遠遵循的倫理——什麼事情太好了反而不能成真。
如果聖路易斯公園的猶太社區有一顆跳動的心臟或一個最神聖的場所，這個地方並不是一座猶太教堂或猶太社區中心，它是林肯熟食店，大多數時候被簡稱為“德爾”，也是我的姨娘和姨夫開設的“大道熟食店”的競爭對手。為了讓我的姐姐簡能讀完布林莫爾學院，我的母親在林肯德爾當簿記員。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曾經在麵包師的木桌上玩，有時幫著做猶太白麵包。林肯熟食店是我父母的密友莫裡·貝倫貝格和泰斯·貝倫貝格開的。莫裡每天下午和晚上在餐廳的桌子上辦公，接待顧客的同時照顧一下熟食的櫃檯。
貝倫貝格的孫女文迪·澤琳·羅森斯泰恩和基特·內勒正在撰寫一本題為《林肯德爾的記憶和食譜》的歷史書。他們在寫作大綱中評論道：“無論是對猶太客人，還是非猶太客人，這裡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版的‘歡樂酒店’，只不過在德爾，每個人真的知道你叫什麼名字。”是什麼使德爾如此受歡迎呢？羅森斯泰恩補充道：“因為這是明尼阿波利斯猶太社區真正的生活中心——這裡是人們放學後或看電影前碰頭的地方，是乘坐公共汽車去觀看體育賽事前用簡餐的地方，也是訂婚的地方，或參加葬禮後紀念生活的地方。從畢業到商務會議，林肯德爾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和聖路易斯公園長大的人聚會的地方。”德爾還是整個聖路易斯公園社區至關重要的混合區，非猶太人可以在這裡很舒服地吃到猶太食物，體驗猶太文化。人們開車前來購買德爾的貝果麵包圈。
我在這裡要承認一件事——這也是我第一次坦白這件事——當我在與林克德爾競爭的大道熟食店工作時，我會每天開著我們的卡車到林肯德爾的麵包房去取貝果麵包圈，大道熟食店從林肯德爾批發進貨。偶爾，我也會經受不住誘惑的味道——從卡車後部飄來的麵包圈的香味實在難以抗拒。不止一次，我忍不住從卡車的後箱偷一個原味的貝果麵包圈，趁熱狼吞虎嚥。我至今仍然記得它的味道。
我的父親突然去世後，母親不能負擔我的大學學費。莫裡和他的朋友傑克·加伯，即我爸爸的老闆，還有我的姨娘和姨夫都出錢幫忙。莫裡是這一切背後的推動力。當時我並沒有去找他尋求幫助。有一天，他找到我說：“你負擔不起這個。”他回去後就到處找錢。這給我上了一堂關於社區的一課，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你在一個真正的社區裡，不要，永遠不要對需要幫助的人說：“如果你需要幫助就給我打電話。”如果你想幫助某人，直接去做就行。
我們的希伯來語學校是很嚴肅的。從三年級到七年級，週一到週四，我們下午3點左右走出公立小學的校門，直接登上希伯來語學校的校車，校車會把我們送到聖路易斯公園的塔木德律法學校。我們吃著巧克力餅乾，喝著巧克力牛奶，上90分鐘的希伯來語課，每週4個下午外加星期天的早上。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課後活動，直到我們13歲成人禮。幾乎每個我所認識的在那裡長大的猶太孩子都受過當地希伯來語學校的教育。它的活力最終吸引了更多來自北明尼阿波利斯的猶太人。
結果，到了20世紀60年代，約20%的聖路易斯公園居民和公立學校的學生都是猶太人。正如艾爾·弗蘭肯在2009年7月20日對《紐約客》說：“還不完全是一個猶太人村落，但按明尼蘇達標準，已經有了很多猶太人。”
聖猶太公園
美國多元主義文化的一次偉大的意外微型實驗就這樣開始了。
就好像美國的國父們又重新聚在一起說：“讓我們做一些有趣的事。讓我們實驗一下合眾為一，用‘許多人’能做出怎樣的‘一個人’：讓我們把那些新近從內城中釋放出來，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時代能量的激勵的人聚在一起，把那些名叫戈德伯格、科恩和弗裡德曼黑頭髮的第三代猶太人，與瑞典、挪威、芬蘭和德裔的名為斯溫森、安德森和比約恩森的金髮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在一起，讓他們一夜之間聚在明尼蘇達州一個很小的城鎮，看看會發生什麼！”難怪人們開始稱它為“聖猶太公園”。科恩兄弟在《嚴肅的男人》中非常巧妙地捕獲到了這種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在一場猶太教堂成人禮儀式的場景中，年長的老人舉起摩西五經的律法卷軸，這是猶太人禮拜的傳統，但經文卷中的重量對他來說太重了。律法卷軸從他手中滑落，他喊道：“耶穌基督呀！”
建立多元主義文化，把許多人融合成為一個人，這是偉大的美國傳統，但它卻不會自動或者輕而易舉地發生。真正的多元主義從來都是來之不易的，因為它不僅建立在對他人的寬容之上，還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幾個世紀以來，這樣的文化碰撞一直在美國不斷發生著，有對“他者”的著迷和拒絕、吸引和排斥，以及相互理解的美好時分和誤會彼此的痛苦時刻；有碎裂和分裂，聯姻、離婚和再婚。在任何一周，我都能看到偏見的消失融化與重新再現。在同一時間，我們相互約會，互相輕視，彼此容忍，悄悄地嘲笑和擁抱。無論是年鑒、報紙、運動隊還是學生會，我們都一起工作。儘管我們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上帝禱告，但通過反覆試錯，我們建立起了一個社區，當然這一路也少不了那些刻骨銘心的痛。
根據聖路易斯公園歷史學會的記載：“像往常一樣，聖路易斯公園1949級高中畢業舞會將在布魯明頓的汽車俱樂部舉行。那裡的經理禁止一名想要參加舞會的猶太學生進入。聖路易斯公園高中的校長哈羅德·伊斯特維特親自告訴俱樂部，如果他的學生不受歡迎，那麼畢業舞會將在別的地方舉行。俱樂部妥協了，每個人都按計劃去了舞會。”
我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在艾略特學校——我的小學——後面的瀝青球場上打籃球。那時候我七、八歲。有個男孩子——他並不是猶太人——被我的鄰居基思·羅伯茨——他也不是猶太人——揍了一頓，因為他違反了球場的規矩。那個被痛揍的男孩朝著基思喊道：“你這個骯髒的猶！”他有點大舌頭。他是向基思表達他所知道的最難聽的侮辱之詞——“骯髒的猶太人”。基思嘲笑著對他說道：“我不是猶太人。”
我相信他們倆很快就忘了這件事，但是我沒忘。當時，我知道這個孩子無法辨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很明顯他是在家裡學會這句話，並把它拿來作為操場上全能的咒罵。
保羅·林尼1964年畢業於聖路易斯公園高中，後來成為一名當地的警察。他對我提起，在他長大的時候，與100號高速公路平行的托萊多大道被人們稱為“加沙地帶”。在這個地帶以東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猶太人，以西的人口中則有很多非猶太人。
而對非洲裔美國人來說，他們甚至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居住區。保羅·林尼的妹妹蘇珊——她後來是美聯社東非、西非和西班牙記者站的負責人——提醒我注意這一點。她回憶起發生在1962年夏天的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就在托萊多大道2716號他們的家裡。她回憶道：
托萊多大道是不同尋常的，因為不同的房子與人行道的距離是不一樣的。有些離得很遠，有些與人行道齊平，有些在還沒有人行道的時候就建造了。但是，如同當時聖路易斯公園所有的臨近社區一樣，這些建築都非常白。我們南邊的鄰居斯伯林斯一家是這附近的第一個猶太人家庭。曾經有人發起一項運動，要聯合所有房主拒絕將房屋出售給猶太人。這些房子的主人都是超級虔誠的基督徒，他們並不關心將房子賣給誰。街對面的鄰居上門拜訪我的母親簡，要求她簽署請願書。我的母親下了逐客令，並對她說道：“這個街區終於開始變得有趣起來了。”
我的爸爸從小就是路德教徒，而我的母親是非斯堪的納維亞的聖公會教徒，他們後來都轉向了公理教會，因為它更“自由”。他們終生都是民主黨人。我的父親對支持一個天主教徒當總統感到十分痛苦，如同很多新教徒一樣，他擔心“教皇有朝一日會入主白宮”……我們在餐桌旁邊放著一套世界百科全書，用以解決任何可能出現的糾紛——主要是在我和爸爸之間。保羅和我曾經數次談起，除了我父親對教皇的恐懼——不久之後就消失了——以及對共和黨的反對，我們都不記得在家有任何種族主義或讓人無法容忍的話語，甚至就連學校裡也沒有。
蘇珊於1960年畢業於聖路易斯公園高中，後來就讀於明尼蘇達大學。通過她當時的男朋友，她在一次聚會上遇到了來自聖保羅馬卡萊斯特學院的一名非洲學生。她記得“他穿著風衣，頭戴帽子，看起來像是法國犯罪電影中的某個角色”。在1962年夏天的一天，她邀請這個異國情調的非洲人和一些其他朋友來到她位於聖路易斯公園的家中——當時她的父母不在家。
一個鄰居看到有黑人進了房間，便立刻給警察打電話。幾天過後她的父親叫她坐下來講述事情的原委。蘇珊將這段對話的回憶發給了我：
我的父親在傍晚走進我的房間，十分猶豫，非常不自然。他是一位保守的瑞典人。
父親：“嗯……你最近有……呃……黑人……訪客嗎？”
蘇珊：“怎麼了？你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
父親：“嗯……嗯……呃……我們不在家時，有人給警察打電話說有黑人進了我們家，然後警察給我打了電話。”
蘇珊：“什麼？他是誰？誰打的電話？”
父親：“呃……嗯……他們不說……”
蘇珊：“好吧，這是你們不在時所有來到家裡的‘男人’：弗萊德、科菲、大衛，等等……”
父親：“等等，誰是科菲？”
蘇珊：“他是加納人，來自非洲的……”
父親：“非洲，所以他是黑人？”
蘇珊：“我想是的……”
過了一會兒，媽媽說：“我們邀請他們所有人來吃晚飯吧！”
於是，在1962年夏天的一個晚上，馬卡萊斯特學院的學生科菲·安南和他的幾個朋友開著一輛番茄色的史蒂倍克車返回聖路易斯公園。是的，就是那個科菲·安南，後來成為加納的外交官，接著出任聯合國的第七任秘書長。當時他正拿著福特基金獎學金在馬卡萊斯特學院攻讀經濟學學位。
“許多人正在戶外修剪他們門前的草坪。”蘇珊回憶道，“科菲帶領著大家。我的父母出去迎接他們，並且握了手。所有人都進了屋，圍坐在一起吃玉米棒。2013年4月7日，我媽媽去世，享年100歲。我問科菲是否要為她的葬禮準備說些什麼，他很快就答應了。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在2007年和2008年選舉後的暴力事件發生後，我們在內羅畢見了一面。他總是會問起我的母親，儘管在那之後他們再沒有見過面。”
54年後，我詢問科菲·安南是否還記得那次事件，他說他還記得每個生動的細節。
“我當時還是一名年輕的學生，我們一群人——一個印尼人，一個印度人，還有一些其他人，我們在馬卡萊斯特學院經常一起出去玩耍。”安南說道，“總體來說，明尼蘇達州的人非常好，而且熱情好客。我的妻子來自瑞典，她說明尼蘇達州的瑞典移民將我賜給了她！”對於蘇珊的母親，安南補充道：“她有很多寶貴的品質，她有這樣一種態度：‘如果要別人來告訴我，誰可以來我家或我可以招待誰，我會感到非常討厭。’”來自非洲、印度或印度尼西亞這些新近獨立國家的外國學生對這些種族主義的做法——鄰居因為看到黑人走進房子就會給警察打電話——感到一絲震驚。安南說道：“在一個加納的年輕人看來，他的國家幾年前剛剛獨立，他為其祖國而感到自豪，因此你需要花一些時間來理解這類事情。在我們所在的文化中，我們都是主流，因此我們之前從來沒有過這種經歷。我有時聽到社會上有人說‘我們沒有種族歧視’，我確信他們沒有，直到他們歧視了某個人。”因此，安南說道：“你應該尊重那些敢於站出來反對歧視的人，尊重他們的勇氣，他們得到了你的尊重，你們之間的紐帶與友誼也隨之加深，這就是蘇珊和她的家人給我的感受。這仍然令人感到難以置信，因為有一些人會做出不同的反應——而一些人也確實這麼做了。”總之，回顧他在聖路易斯公園和明尼蘇達的經歷，安南總結道：“那是一個社區，我們這些從外面進入這裡的人能夠體會到。”
科菲·安南是蘇珊的哥哥保羅·林尼見到的第二個黑人。那是在1962年。他回憶道：
我當時在明尼蘇達大道5125號的得克薩斯公司諾姆加油站做加油工。一輛髒兮兮的堪薩斯州牌照的1962年款雪佛蘭貝萊赫汽車開進加油站，要加一箱“火焰隊長”等級的汽油。我用小掃帚打掃副駕駛座時，坐在駕駛員位置上的那個相當高大的黑人問我鎮上是否有寵物醫院。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黑人說話。我告訴他，菲奇的寵物醫院就在“消遣空間”門店的後面。不久之後，我聽說他從菲奇博士那裡買下了寵物醫院，開始自己經營，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這個人就是羅伯特·劉易斯博士，他是一名獸醫，後來競選並擔任聖路易斯公園學校的董事，之後，又成為第一個當選明尼蘇達州州議會參議員的非洲裔美國人。他同時也是第一個在雙城學校董事會任職的非洲裔美國人，還是聖路易斯公園人際關係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他後來成了得克薩斯公司諾姆加油站的常客。我想我可能是他在聖路易斯公園遇到的第一個人，而他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第一個黑人。”林尼說。
林尼回憶道，得克薩斯公司諾姆加油站是旨在促進各種宗教信仰的人們合作和諒解，培育泛宗教主義精神最不同尋常的溫床：
公司的所有者諾姆·瓦倫斯基是個怪人。在聖路易斯公園這裡，我所知道的大多數猶太人都是職業人士或者生意人，他們不會“弄髒他們的手”。但是諾姆不同……諾姆僱傭了我和其他不到10個非猶太青少年和稍微年長一些的“機械發燒友”做加油站的服務員兼機械師。他的公司可能是聖路易斯公園唯一的猶太人開的加油站。因此，大多數猶太人喜歡來這裡修車、加油，在寒冷的冬天清晨會打電話來尋求幫助，給他們的車借電瓶啟動一下。每個聖誕節前幾天，諾姆和“他的孩子們”會把兩層的車庫打掃得乾乾淨淨、煥然一新，然後在修車的升降台上鋪上桌布，購買一些上等的假日小食以及幾瓶好喝的東西，為所有顧客和員工舉辦一次節日慶典。我永遠記得每年與所有成功的猶太醫生、牙醫和律師一同高呼節日快樂的情景。
40年後，聽聽非猶太人說一說他們眼中的聖路易斯公園以及這些湧入的猶太人，對我來說非常有趣。簡·普拉特·哈格斯特羅姆是聖路易斯公園1978級的學生。她在維斯特伍德山社區長大，那裡是聖路易斯公園新開發的地區之一，房子大一些。她回憶道：“我們家在1960年搬到那裡。我還記得房地產經紀人告訴我的父母，‘這附近不會有任何猶太人’。我的父母來自南達科他州和愛荷華州，他們聽成了‘這附近不會有樹’。無論如何，在幾年的時間裡，這裡就成為猶太人佔多數的社區。我的父母喜歡開玩笑說我變成了猶太人，因為我一直在說猶太人的口頭禪‘Oy’……但是，我記得上大學後會遇到一些偏執的人。人們會問：‘你來自聖猶太公園嗎？’”
然而，歧視並非總是單向的。我的一個非猶太人的朋友回憶道，他們曾經聽到一個猶太朋友的祖母警告他，堅決不能和“shiksa”結婚。這是猶太意第緒語裡外邦女孩的意思。讓我總是感到很驚訝的是，這些你在小時候聽到並且並不能完全理解的部落私語，數十年後仍然會被外人牢牢記住。
是的，我們猶太人有時也會讓人感到非常惱火。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一家當地的電視台贊助了一個名為“測驗碗”的節目，由當地聰明的高中生組成的團隊在節目上相互競賽，回答數學、科學、文學和歷史問題。這是本地版本的“通用電器學院碗”超級競賽，當時在州內也算是件大事。我的高階歷史課程老師瑪喬麗·賓漢姆是聖路易斯公園隊的長期教練。她告訴了我這個故事：
我們表現得很好，但是需要和聖托馬斯軍事學院隊一決高下，而他們一直是當地的冠軍。所有團隊在每場比賽之前都會相互認識熟悉。但是，在我們比賽之前，聖托馬斯隊的顧問——他是個牧師——將他的團隊圍成一圈並帶領隊員們進行禱告。我們的團隊主要是猶太人，等聖托馬斯隊完成他們的禱告儀式，聖路易斯公園隊自發地圍成一圈，開始吟誦一些東西——我不記得具體是什麼了，也許是英國超現實主義戲劇團體蒙提·派森的某個橋段。我制止了這一幕。那個牧師瞪著我，像在說：“你不能管管你的學生嗎？”但是老實說，我真心覺得就該這樣對待聖托馬斯隊，而且我並沒有道歉。我們贏了。你永遠不知道聖路易斯公園的學生們會想出什麼。
瑪格麗特·斯特羅貝爾出生在北達科他州，但是她的家人在20世紀50年代搬到了聖路易斯公園，她在那裡讀中學並且作為1964級學生從聖路易斯公園中學畢業，比我的姐姐早一些。她後來成為伊利諾伊大學婦女研究項目的主任，還是六本關於女權主義、種族和非洲歷史書籍的作者或編輯。她同時還是簡·亞當斯·霍爾豪斯博物館的負責人。她回憶道：
我知道，和學校裡的許多猶太孩子在一起成長的經歷影響了我。當時距離猶太人大屠殺結束也不是很久。我所在的長老會青年團體與一個保守猶太青年團體共度了一個週末夜晚，我們學習了霍拉舞。我仍然記得是這個猶太青年團體帶著我去聖路易斯公園，挨家挨戶地敲門為民權運動籌款。雖然具體時間我不能確定，但現在看來那一定是1964年“自由之夏”民權運動的一部分。我記得敲開一扇門，一位女士說道：“我們應該讓他們在那裡就把自己的問題解決了。”這是我人生中遇到的一個種族問題時刻，至今仍然如鯁在喉。
斯特羅貝爾提醒我，我們學校也有一些日本裔美國人，他們的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拘禁在俘虜收容所。“我第一次成為房間裡唯一一個白人的經歷就是，我的朋友黛安娜·清水邀請我去她所在的日本裔美國青年團體。”斯特羅貝爾回憶道，“我記得她告訴我，她的父母從戰俘收容所搬到聖路易斯公園時，在想要購買房子的街區裡兜了一圈，挨家挨戶詢問鄰居是否介意他們搬到這裡。我對此感到非常憤慨。”要論學習多元主義文化，沒有比在“別人家”上餐桌更好的方式了。“體驗式學習非常重要。”斯特羅貝爾說道：
我在戴安娜的家吃飯時，他們在桌子上放了醬油。我當時想：“在桌子上放醬油，這是幹什麼用的？”我的家人從來不出去吃飯……我還記得在星期五晚上去朱迪·賴特的家裡吃飯，他們會有安息日的晚餐，在我印象中非常奢華。我記得她媽媽把一張餐巾放在她的頭上，點燃蠟燭並且禱告。我確信這些事情有助於我學習如何與他人共處。這些環境不會滋生任何的敵意，你是作為訪客被邀請到他們家的。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
黛布拉·斯通是非洲裔美國人，比我大1歲。她的弟弟梅爾文和我同班。2012年6月22日，她接受了傑夫·諾曼的採訪，主題是諾曼的文章《選定之地：北明尼阿波利斯的猶太人向聖路易斯公園的遷移，1945—1970年》。斯通的家人像猶太人一樣從北明尼阿波利斯搬到聖路易斯公園。她栩栩如生地說起她在多元主義方面的經歷故事。
斯通說，她的家人在1963年從北明尼阿波利斯搬到南愛達荷大道1637號，離我長大的地方不遠。她和她的弟弟和我在同一所小學——艾略特學校。諾曼問她，為什麼她的家人最終會選擇落腳在聖路易斯公園，而不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其他地方。
“他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東北部找了找。”斯通說道。“但由於住房歧視和種族主義，他們說搬到聖路易斯公園會更容易些。”她說道，“在明尼阿波利斯東北部，房地產經紀人甚至不帶我父母看房子……他們放棄了那個房地產經紀人，然後又找了一個經紀人，他帶著他們看了聖路易斯公園的房子。第二個經紀人是個猶太人……我理解，我們是那個社區裡的第一個非洲裔家庭……當時聖路易斯公園還沒有其他非洲裔美國人居住。我們可以沿著雪松湖路散步，可以在聖路易斯公園四處遊玩，可以去諾爾伍德購物中心購物。除了一些皮膚很黑，看起來像西班牙裔的猶太人外，我們不會看到其他黑色的臉龐，這裡只有我們一個黑人家庭……直到我八年級的時候，另一個非洲裔美國家庭才搬到了這個社區。”
“鄰居們的反應是什麼？”諾曼問道。
“我的父母有很強的防護意識。”斯通說道，“我聽到有人來敲門，說道：‘你們是剛搬進來的非洲裔美國家庭嗎？’我父親說：‘是的。’他說：‘你們考慮搬走嗎？’我父親說：‘不。’然後他們交談了一會兒。我母親告訴我：‘你父親說：‘如果你還不離開這裡，我就要開槍了！’……我和小夥伴們一起在他們的院子裡玩耍，在他們家裡玩洋娃娃——就是這樣。猶太和非猶太家庭。”
你曾經參加過猶太男孩或女孩的成人禮儀式嗎？
“是的，我參加過。”斯通說道，“我有個猶太人好朋友帕姆·拉斯。我去參加了她兒子以及女兒的成人禮儀式。她在羅賓斯代爾長大。我和她後來才成為朋友。當時我們在以色列教堂，我參加孩子們的成人禮和之後的聚會。帕姆是個很隨和的人。這個活動辦得非常好——祖父母、親戚和朋友，非猶太人和猶太人。這是場非常感人的儀式，我可以感覺和理解為什麼孩子們要經歷這個過程。”
“歸根結底，成為班級裡唯一的非洲裔美國人是什麼感覺？”諾曼問斯通。
“我沒有遇到過什麼問題。”斯通說道，“每當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我的母親都是我們的堅強後盾。有一次，有人做了一張‘黑人奶媽’形象的海報，貼在學校的展示櫃裡十分搶眼。我忘記了海報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但我記得一些孩子在竊笑，諸如此類。我回家後對母親說：‘有張這樣的海報。’然後她說，這張海報非常不合適。於是她去找了校長，這張海報第二天就不見了……”
斯通回憶起中學時她曾經當選啦啦隊的隊長，並連續幾年都是學生會的成員。她說：“是的，這段經歷很好。沒有任何種族熱點事件或任何類似的事情發生。我們去上學，可能有幾個孩子會叫我們‘黑鬼’，然後我們痛揍他們一頓，就是這樣。”
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憶過去這一切，她總結道：作為在全是白人和猶太人社區長大的非洲裔孩子，多虧了我家庭的支持，我在聖路易斯公園的生活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好的經歷。我在許多方面受益於它……我能夠上大學，環遊世界，做很多很多我的非洲裔美國女同胞無法做到的事情。”
正因為黑人的數量如此之少，“我們猶太人認為，我們就是當地的少數人”。我的童年最親密朋友之一弗雷德·阿斯特倫回憶道，他現在是舊金山州立大學猶太研究系主任。“當時有3個中國孩子，3個日本孩子，2個黑人，其他人都是斯堪的納維亞人或猶太人。我們可以成為民權的自由主義者，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地遇見‘生活在另一邊的人’”。
公共空間
我們對公共空間和機構的尊重和紀念，部分是源於聖路易斯公園公立學校的教學質量和我們對它們的自豪感。這些公共空間既是信任、多元主義文化和社會資本的產物，同時也是推動它們發展的引擎。每個公共空間都是一台“攪拌機”，將來自不同經濟、宗教和種族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幾乎每個我知道的人都念公立學校。事實上，在我小的時候，我一直以為私立學校只是為那些社交和情感有障礙的孩子準備的，把孩子送到那裡去是對父母的一種懲罰。某些人會支付超出他們納稅層級的額外的錢，把孩子送到條件更加優越的私立學校。這種想法當時在我們的意識裡還不存在。
我們當時沒有意識到，但是現在我們中的很多人意識到，這所公立學校究竟有多麼好。
我在1968年9月進入聖路易斯公園高中，10年級時，我選修了我們當時的傳奇人物、高中新聞學老師海蒂·斯泰恩伯格的新聞學課程。人們經常談起那些改變他們人生的老師，而海蒂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在313教室上了她的新聞學入門課程，從此之後再也不需要、也再也沒有上過另一門新聞學課程。這並不是因為我很優秀，而是由於她教得太好。在她去世後，我為她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我寫道，海蒂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她相信生活中成功的秘訣就是把“最基本的事”做對了。她將新聞學中最基本的原理灌輸給她的學生，不僅僅是如何報道一條新聞線索或者如何精確地轉述一句引言，更重要的是，如何以一種專業化的方式來規範自己的一言一行，並總是高質量地完成工作。直到今日，每當我外出採訪忘記戴領帶時，我都會想到海蒂在批評我。我曾經採訪過一位我們校報的廣告主管，那個人使用了一個罵人的四個字母的單詞。我們辯論要不要在報道中用它，海蒂決定我們要這麼做。當這個詞出現在報紙上時，那個廣告人幾乎丟掉了他的工作。她希望借此告訴我們什麼是“後果”。
海蒂是我遇到的最嚴厲的老師。你在10年級完成她的新聞學課程後，你會在她指導的校報《回聲》上試一試筆。競爭非常激烈。11年級時，我沒有達到她的寫作標準，所以她讓我做業務經理，向當地的披薩店賣報紙廣告。儘管如此，那一年她還是讓我寫了一篇關於一位以色列將軍的報道，他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成為英雄。當時，他來到明尼蘇達大學做演講。我報道了他的演講內容並簡短地採訪了他。他的名字叫阿里爾·沙龍。這是我作為校報工作人員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報道。我當時並不知道15年後，我們的人生會在貝魯特再次交集。
我們那些在校報和年鑒（也是由海蒂負責）工作的人住在她的教室裡。我們在上課前和放學後都待在那裡。當然，你必須明白一點，海蒂當時是個年近60歲的單身女性，那是20世紀60年代。她是“酷”這個詞的極端對立面，但是我們把她的教室當作冰激凌商店，待著不走；把她看作美國著名DJ沃夫曼·傑克，圍在她周圍。當時我們沒有人能夠說清楚這種感覺，但我們喜歡她的高談闊論，喜歡受她錘煉和教導。她是一個在不確定性時代頭腦十分清晰的女人。她的高中報紙和年鑒每年都會贏得許多全國頂級獎項。在海蒂介紹給我的新聞學“最基本的事”之中，就有《紐約時報》。每天清晨它都會被送到313教室（比實際發行日期要晚一天）。而在此之前，我從未讀過它。
除了海蒂，我還遇到了其他幾位傑出的老師，我們至今還保持珍貴的友誼，尤其是我的英語老師米裡亞姆·卡戈爾，還有我的美國歷史高階課老師瑪喬麗·賓漢姆，她縱容我癡迷於肯尼迪暗殺陰謀論、以色列、六日戰爭以及中東問題之中。我很感興趣他們對公立學校的高質量教學作何回憶。“我有錢去買任何我想要的書。”賓漢姆說道，“有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撥款，還可以參加全國性的會議。你從不會感覺到你被孤立在教室裡。你感覺像站在一個更大的舞台上，能夠與伊利諾伊或加利福尼亞的人們對話。如今一位老師會自己花400美元或500美元用來為學生提供課本，但當時不是這樣。”聖路易斯公園的“老師在管理層的鼓勵下變得更有創意”。
這也是教育部根據《高等教育法案》第四篇C部分撥款的時代，該項目允許個體教師通過他們所處的地區申請創立新的課程，而其他地區可以低價或免費購買這些課程的教學材料。例如，教我世界研究的老師李·史密斯和他的同事韋斯·博丹創立了一門世界宗教課程。這門課程部分是受到聖路易斯公園學生宗教背景多元化的激發，部分是因為1971—1972年聖路易斯公園學校董事會想要就當地學校裡允許從事哪些宗教活動以及不允許從事哪些活動設置一些指導原則。後來，全美國的學校都使用了她們創設的課程。賓漢姆回憶道，1977年她和來自離聖路易斯公園不遠的郊區小鎮羅賓斯代爾的教師蘇珊·格羅斯，憑借一項關於世界婦女的地區研究計劃贏得了第四篇C部分項目的撥款。這項計劃旨在向高中學生介紹女性史。最終她們編寫的課程在全國範圍內散發，印製的教科書超過10萬冊。
我第一次見到米裡亞姆·卡戈爾是在高中高年級課上。她教授英國文學的文獻檢索課程，並且是我們文學雜誌的顧問，也是這本雜誌的創始人。她教我如何欣賞拜倫、雪萊、濟慈和葉芝，以及其他優秀的小說和詩歌。這並不是個容易的任務。她記得我經常問她一些有關這些大詩人的問題：“為什麼他們不能直白地表達他們的意思呢？”卡戈爾來自明尼蘇達州南部，她家在那裡有個休閒農莊。她當時22歲，這是她的第一份教學工作。卡戈爾回憶道：“1967年我被聖路易斯公園中學聘用，簽了一份年薪5600美元的合同。我告訴了我的父親，他震驚地看著我，說道：‘你要好好工作，對得起每一分錢。’”
卡戈爾和我一直是朋友。回想起社區在設定價值觀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卡戈爾沉思道：
我記得有個孩子抄襲了一首詩並投稿給高中文學藝術雜誌《曼德拉》，我們發表了這首詩。當時並不知道它是抄襲所得，直到後來才發現。我們帶這個孩子去見校長，他告訴那個學生：“你的所作所為是對這位老師的大不敬。”我知道無論什麼情況校長都會支持我。如果我懲罰了他們的孩子，我不必擔心他們的父母會打電話要取我的腦袋。整個社區都尊重這個體系和老師——即使父母認為老師錯了。
當時聖路易斯公園街坊四鄰的家門都沒有上鎖，今天依然如此。在我的朋友和我到達可以開車的年齡之前，我們都搭乘相同的公交車。我們10歲或12歲時都還沒有拿到駕照，當時的週末福利就是“去市中心”。我們乘坐公交車從聖路易斯公園到明尼阿波利斯中心的亨內平大道，要花費10～15美分。我們會去代頓商場“購物”，但從來都是只看看櫥窗。我們會買一些焦糖玉米，並在明尼阿波利斯最著名的中國餐館“南京”吃午餐。然後我們會看場電影，再乘公交返回聖路易斯公園的家中。當時我們還只是孩子，但我們的父母似乎從來不擔心我們在城市裡自由自在地閒逛。除了學校，明尼阿波利斯另一個極好的公眾“攪拌機”就是它的一連串湖泊。湖泊周圍住著城市中一些最富有的家庭，但每個湖都配有步行道、自行車道和對所有人開放的公共沙灘。從小到大，我會和母親一起在那些湖邊散步，在那裡你會經常遇到你認識的人。
明尼蘇達州所擁有的強大的社區精神也是嚴酷氣候的副產物。零下的溫度使得道路凍結，走在路上很容易打滑，水管被凍裂，積雪也必須清除。現在住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弗雷德·阿斯特倫說，這些都“使合作成為必然，而不僅僅是一種美德。你可能不喜歡你的鄰居，但你總是會幫他在早晨發動他的汽車，而他會在你跌倒在冰上時扶你站起來。你的老闆會讓你回家去處理冬季的緊急情況。結果就是，人們總是熟悉他們的鄰居，而不像在灣區，很少有機會把鄰居們聚在一起。在明尼蘇達州，不合作的鄰居是罕見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在某個寒冷的一天，他們會需要幫助。冬天總會來的……”。
我們的隔壁鄰居鮑勃·邦德從家裡的農場搬到這個新的郊外社區。每年冬天，他都會在他家後院用雪堆砌一個溜冰場，再在地面澆上水凍成冰。這裡就是我學習滑冰和打冰球的地方。到了夏天，他會把後院的地犁一遍，精心種植玉米、胡蘿蔔、萵苣和西紅柿，變成了一個美麗的花園。我的姐姐簡趴在地上看著胡蘿蔔生長，並不停地糾纏鮑勃，問他什麼時候可以拔起一根來嘗嘗。我們家的房子在街道的盡頭，後院與那些同一條街上房子的後院彼此相鄰，之間沒有任何圍欄，成了一片天然的、長長的綠茵橄欖球場。4月份大部分積雪都融化了。這時我會拿出我的高爾夫球桿，在我家後院地勢略微高處，用5號鐵桿將球擊出175碼遠，一路穿過六個鄰居的後院到達街區的另一頭，有時還會打到路盡頭的開放區域。我從來沒用球砸壞過任何人的窗戶，也沒有收到過鄰居的抱怨。從那以後，我就一直用5號鐵桿了！
街區盡頭那個尚未開發的露天場地是我們玩耍的“前沿陣地”。我們在高高的灌木、雜草和樹木之間玩捉迷藏。我們並不知道，這片區域將我們與美國鋰公司的一座巨大工廠隔開。在為這本書的寫作進行研究時，我從2006年11月1日的《雙城商業報》刊登的一則故事中瞭解到：“從1942年到1960年，美國的兩家公司，即美國合金公司和美國鋰公司，為美國軍隊生產碳酸鋰，主要用於電池和救生設備。這些碳酸鋰在埃奇伍德大道盡頭的一棟廠房裡生產，就在聖路易斯公園雪松湖路的旁邊（距離我們的房子僅有幾個街區）。雖然公司是在履行愛國義務，但鋰離子、燃料油和各種金屬仍然源源不斷地洩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約翰·邁耶三世在他的回憶錄《不要告訴道格拉斯》中聲稱，美國合金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用這個工廠生產“轟炸廣島的原子彈中必不可少的一種成分”。我的上帝啊！在那座工廠和幾英里外的木餾油工廠之間長大，我和我的姐姐居然沒有遭到輻射並在黑暗中發光，真是讓人驚喜萬分。（然而，我的姐姐簡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在另一個方向的兩個街區之外是一片更大的公共區域，夏天變成棒球室內場，而冬天則變成冰球場地。那裡有一座木製地板的溫暖小屋，我們在裡面將靴子換成溜冰鞋，當溫度驟降至大大低於零攝氏度時，我們還可以躲進去避寒。我至今仍然記得煤氣取暖器散發的氣味。城市提供燈光照明，你可以在任何一天下午、傍晚甚至晚上打一場冰球。馬克·垂斯特曼是聖路易斯公園高中橄欖球隊的四分衛，比我小3歲。他後來繼續為明尼蘇達大學打球。作為進攻協調員或四分衛大師，他先後指導了2個大學隊和10個美國橄欖球大聯盟球隊，並於2013年到2014年達到職業生涯頂峰，成為芝加哥熊隊的主教練。當時，在明尼蘇達州成為中產階級意味著，你可以得到你所想到的任何東西。週末的午夜過後，垂斯特曼和他的同伴們偶爾會租用都市體育中心的溜冰場，當地的國家冰球大聯盟專業球隊明尼蘇達北極星隊也在這裡訓練。他回憶道：“當時沒有社交消息服務，沒有手機，沒有人有信用卡，也沒有自動提款機。場地租金午夜過後是1小時150美元。回想起來，我們是怎麼做到在星期六早上4點把20個人聚集到職業的冰球場的？東拼西湊一些現金，也沒有教練。”
當時的中產階級生活包括了多得多的“說走就走”的隨性成分。和今天不一樣，錢還沒有完全統治公共空間。垂斯特曼告訴我：“記得有一天，媽媽突然說：‘我們看棒球賽吧。’當天雙城隊正在與紅襪隊進行比賽。我們前去觀戰，坐在第二層看台的第一排。雷吉·史密斯打了一個犯規的球，我媽媽站起身，伸手抓住了它。”
1970年，美國高爾夫公開錦標賽在明尼蘇達州查斯卡的黑澤庭國家高爾夫俱樂部舉行，距離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40分鐘車程。我當時上高中11年級。夏天我定期在我的俱樂部——布魯克維爾俱樂部當球童。明尼阿波利斯周圍的大多數俱樂部獲邀為美國公開賽推薦4個孩子當球童，我被我的俱樂部選中。當時，美國高爾夫球協會不允許職業高爾夫球手將職業球童帶入公開賽，因為業餘愛好者也會受邀參賽，帶職業球童參賽會被視為偏袒專業運動員。比賽的前幾周，我們所有當地的球童都聚集在黑澤庭，與職業球員領隊唐·沃彥一起走一遍比賽路線18個洞，並填寫他們給我們每個人發的數碼筆記本，詳細說明了從不同的樹和陷阱到達綠色果嶺的距離。接著，我們回到俱樂部的餐廳，房間正中間擺著一隻大銀碗，裡面裝有一些折起來的小紙片，上面印有每一位參賽運動員的名字。他們會叫你的名字，然後你走向這個大銀碗，把手伸進去，從中挑選給哪位參賽運動員當球童。這就是平等主義吧！有些孩子挑選了傑克·尼克勞斯，也有人挑到了阿諾德·帕爾默，還有人挑到了最終的冠軍托尼·傑克林，而我選到了偉大的波多黎各高爾夫球手奇奇·羅德裡格斯。他在第一天過後並列第二，成功晉級之後的比賽，結果最終排名第26。後來他付給我175美元，並把他包裡所有的球和手套都送給了我。這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今天17歲的孩子永遠也不可能有這樣的際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