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這麼多人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的時間和見解，我是不可能完成本書的。我想盡我所能感謝他們每一個人。
首先，我需要感謝——並且是再次感謝——《紐約時報》的主席和出版商小阿瑟·舒爾茨伯格和我撰寫本書時的評論版編輯安迪·羅森索爾，感謝他們允許我將專欄寫作的工作量減半，以完成作為本書的基礎的所有研究和採訪。如果不是這樣，就不可能有這本書。我於1981年加入《紐約時報》，至今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報紙。在這裡我領取了諸多不同的任務，獲得了一個可以親歷歷史的前排座位，得到了在不同環境下旅行和學習的機會。我永遠感謝阿瑟和他的已故父親阿瑟·奧克斯·“拳頭”·舒爾茨伯格在過去的近40年中為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我有幸在我的職業生涯中結交了一群朋友，他們是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一群人。你可以與他們合作，探討觀點，反覆推敲，並最終使這些觀點足以撐起一本書的骨架。我將這本書獻給他們所有人。但是就這本書而言，我還需要表達一些額外的感謝：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沒有人比我的朋友和老師多弗·塞德曼更慷慨地與我分享他的時間、見解並不斷給我鼓勵。西德曼是LRN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怎麼辦》一書的作者。他是一個真正與眾不同的人類生存狀況觀察者。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人、組織和價值觀的知識，這就是為什麼他的話在本書得到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的引用。但是，他對我的觀點和思路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書中被引用的那些內容。在我們數不清的談話中，由他首次闡述的那些想法貫穿於本書之中。有多弗·塞德曼這樣的朋友是多麼幸運的事。
我的老師和朋友、前微軟高級主管、現在的執行教練克雷格·蒙迪又一次引導我穿行於最新一代的技術，確保我不僅自己理解得很透徹，而且更重要的是，幫助我準確地解釋它們！這是蒙迪幫助我寫作的第四本書。讓克雷格·蒙迪做你的技術導師，就像是讓傳奇巨星貝比·魯斯做你的棒球教練一樣。
說到長期的導師，這是我的朋友邁克爾·曼德爾鮑姆貢獻他見解的第七本書，但這一次尤其有趣，因為他當年就在明尼蘇達州，我們是同一所希伯來語學校的同班同學。邁克爾關於公民美德與一個健康的社區之間互相加強、相互豐富的想法特別有價值。
埃裡克·布萊恩約弗森和安德魯·麥卡菲是《與機器賽跑》和《第二次機器革命》的作者，他們對我的想法有很大影響。正如我在本書中所指出的，他們也慷慨地與我分享了他們的深刻見解。
邁克爾·桑德爾聽取了本書幾個部分的不同版本，並幫助我更好地瞭解我們的社區——我們幼年時一起長大的這個社區——所具有的公民美德。
當然，還要衷心感謝阿耶勒·伯嘉，馬里蘭州貝瑟斯達市地下公共停車場的服務員，他讓我停下車並詢問我如何才能改進他的博客，是他的這一舉動啟發了本書的創作！
瑪瑞娜·戈比斯是聽我最初談及本書想法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也是第一個為我召開一個主題圓桌會議討論本書的人，地點就在帕洛阿爾托未來研究院。她總是慷慨地與我分享她的見解和時間。
約翰·羅克斯特倫在我訪問他的研究中心時非常友好地帶我走遍了斯德哥爾摩的各個角落；他還校閱了本書的部分文字。沒有比他更好的環境問題老師了。我還要感謝漢斯·韋斯特伯格在同一次瑞典之旅中在愛立信公司接待我。
約翰·多爾和他的同事比爾·喬伊一如既往在一次次的雪道上和遠足中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的見解，並改進我的認識。還有亞倫·伊茲拉西，這也是他幫助我寫作的第七本書，每一次他都能教我一些新的東西，迫使我更深刻地思考我已經寫下的內容。
此外，在過去兩年裡，我從與許多人的內容豐富的對話中受益匪淺，他們是：拉裡·戴蒙德，埃裡克·拜恩霍克，里昂·韋瑟蒂爾，羅伯特·沃克爾，沙迪克·伊爾迪茲，P.V.坎楠，喬爾·海亞特，傑夫·貝佐斯，肯·格裡爾，南丹·奈爾卡尼，高塔姆·穆昆達，艾倫·科恩，莫什·哈爾伯特爾，特茲維·馬克思，拉比喬納森·馬爾茲曼，羅素·米特邁爾，格倫·普利科特，林·韋爾斯，湯姆·拉夫喬伊，傑弗裡·加滕，莫伊西斯·奈姆，卡拉·蒂裡科夫·卡納萊斯，大衛·羅斯科普夫和五角大樓的淨值評估辦公室主任詹姆斯·貝克爾。我感謝他們每個人，他們的分享讓我變得更聰明，無論是政治、倫理、氣候還是地緣政治問題。
衷心感謝牛津大學的伊安·格爾丁在馬丁學院接待了我，讓我度過了三個令人興奮的日子；加爾·伯特在柏林的美國學院為我做了同樣的事。我還要感謝納達爾·穆薩維扎德和他在倫敦MAP的同事，他們總是使我的思想變得更加銳利。
如果沒有拜倫·奧古斯特、凱倫·喬普拉、斯蒂芬妮·桑福德和大衛·科爾曼的慷慨輔導，我絕對無法理解從教育到工作的渠道。他們絕對是教育和工作領域的頂級團隊和思想家。還要特別感謝LearnUp公司的亞歷克西斯·林沃爾特與我分享她對該問題的見解。
在明尼蘇達，我非常感謝前任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已故的比爾·弗蘭澤爾、參議員艾爾·弗蘭肯、參議員艾米·克洛布沙爾、莎朗·依斯賓和諾曼·奧恩斯坦花時間與我分享他們的見解。特別感謝明尼蘇達大學漢弗萊學院的拉裡·雅各布斯，他不僅接待了我，而且閱讀了本書的部分內容，並使我深受教益。我也非常感謝蒂姆·威爾士和他在明尼阿波利斯麥肯錫公司的同事茱莉亞·希爾維斯，感謝他們所做的所有引薦，感謝他們幫助閱讀本書的部分內容，為我介紹正確的人，讓我能夠理解伊塔斯加項目。桑德拉·薩繆爾斯耐心地為我講解北部成就區所開展的各項非常好的工作。聖路易斯公園學校的負責人羅布·梅茨和高中校長斯科特·梅耶斯都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使我可以與他們的學生和同事們聚在一起，並與我分享他們自己的見解。
還要特別感謝珍妮·安德森，她是聖路易斯公園歷史學會背後的發動機。珍妮把我和有趣的社區成員聚集在一起，我借鑒了她的歷史寫作，她很慷慨地審閱了本書的最終稿。我非常感謝她的幫助。同樣還要感謝“兒童第一”的協調員卡倫·阿特金森，她向我介紹了聖路易斯公園索馬裡社區的一些了不起的成員，並分享了她的見解；還有保羅·林尼和蘇珊·林尼以及花時間告訴我他們年輕時在聖路易斯公園故事的所有人。
我的高中美國歷史高階課程老師瑪喬麗·賓漢姆和我的英語老師米裡亞姆·卡戈爾在離開學校40年後仍在教育我。我非常感謝她們幫助我理解過去和現在的聖路易斯公園中學。我是多麼幸運有這樣非凡的老師和一生的朋友。還有聖路易斯公園市長傑夫·雅各布斯和傑克·斯帕諾、城市經理湯姆·哈門寧和吉姆·布裡邁爾以及技術領導者克林特·皮雷斯，與他們交談並向他們學習是一件樂事。
特別要感謝我童年的朋友弗雷德·阿斯特倫仔細閱讀我的部分初稿並貢獻他的見解，以及賓夕法尼亞大道撲克俱樂部其他成員的貢獻和他們終生的友誼：馬克·格林、霍華德·卡爾普、史蒂夫·特拉格爾和傑·戈爾德伯格。我們已經是聖路易斯公園50多年的兄弟了。還有布拉德·萊爾曼，我們曾經一起在星期天早晨和我們的父親一起打保齡球，他也非常慷慨地與我分享他關於我們老社區的想法。
還有，一如既往，我最好的朋友肯·格裡爾和他的妻子吉爾，他們從一開始就傾聽和鼓勵這個項目，是我們經常一起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某個湖邊散步的時候。沒有什麼比與肯分享我的思考更有趣的了。
在公司方面，非常感謝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領導蘭德爾·斯蒂芬森和他的同事約翰·多諾萬、拉爾夫·德拉維加、比爾·布萊斯和克裡什·普拉布。斯蒂芬森把我領進他們人力資源政策的大門，這對我理解今天的工作世界非常有幫助，接著又帶著我走向技術的前沿。無論他身在何處，約翰·多諾萬都在郵件收件箱響起第一聲“叮咚”時便回答了我的問題。
IBM的沃森（Watson）團隊——特別是大衛·姚恩和約翰·凱利三世——在我兩次訪問IBM期間，非常慷慨地向我講解了沃森的智慧所在。
在谷歌，我特別感謝負責谷歌X創新中心的阿斯托·特勒。他一時興起為我繪製的小圖成為這本書的一個中心主題。他和他的同事柯特尼·霍恩和格拉迪斯·吉米內斯一絲不苟地確保我正確地理解他們的觀點，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朋友安迪·卡爾斯納不僅把我介紹給了特勒，而且是本書不同部分和我的許多專欄文章的全能思想發電機。能夠與安迪一起上演思想的爵士樂，是我最大的樂趣之一。
在英特爾，戈登·摩爾、布萊恩·克扎尼克、比爾·霍爾特、馬克·玻爾和羅伯特·馬內塔為我提供了非常多的幫助。臉書的艾略特·施拉吉和他的同事丹·馬庫斯和賈斯丁·奧索夫斯基提出了諸多寶貴的見解。非常感謝塞巴斯蒂安·圖恩在我多次訪問優達學城時，告訴我關於數字時代教育的故事。湯姆·武耶奇和卡爾·巴斯在歐特克公司接待了我，並讓我度過了神奇的一天。在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詹姆斯·馬尼卡和他的同事蘇珊·隆德、理查德·多布斯、喬納森·沃澤爾和阿洛科·科什爾薩格提供了非常棒的研究資料，豐富了這本書的許多方面。
在惠普，梅格·惠特曼和霍華德·克拉波非常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的見解，使我進入他們公司創新的內核。在通用電氣公司，非常感謝威廉·魯赫和梅根·帕克與我分享他們的想法，並感謝經他們介紹我認識所有通用電氣的工程師們。在沃爾瑪，道格·麥克米倫、尼爾·阿什、丹·托普雷克和他們的同事向我展示從沃爾瑪的移動應用購買一台電視時，幕後每一個數字互動的具體細節。他們還向我介紹了阿肯色州最好的牛排。
我非常感謝來自哈度普公司（Hadoop）的道格·卡丁和來自吉特港公司（GitHub）的克裡斯·萬斯特拉斯耐心地給我講解他們兩家公司的發展歷程，並確保我正確地理解每一個事實。我經過多次訪問和後續隨訪才充分理解了他們的創造，對於他們的指導我萬分感激。
高通的共同創始人歐文·雅各布斯在我兩次訪問他的公司時也是這樣做的。他和他的兒子保羅以及他的整個團隊非常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的時間。我特別感謝高通的喬·舒曼為我提供一些特別的圖表並進行事實核對！
基迪·格林斯坦花了很多時間與我分享他在加強以色列社區方面所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基迪是一個特別的思想家和神奇的朋友，他的想法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我也會對我與哈爾·哈維的多次對話作同樣的評論，他也是一個真正的原創思想家。如果沒有物理學家埃默裡·洛文斯，我是無法完成大自然與政治這一章節的。他是一名偉大的老師，總是把他的幽默和精確的思考結合在一起。
還有，一如既往要特別感謝我的高爾夫球夥伴們：喬爾·芬克爾斯泰恩、裡克·索斯金、傑裡·塔德、湯姆·奧尼爾和已故的艾倫·科茨。（夥計們，想念你們。）最後，還有紀錄片《多災凶年》的了不起的拍攝團隊約翰·巴赫、大衛·戈爾伯、悉德尼、特拉特勒和約翰·帕帕斯，他們帶我去了我從未想像過的地方（並把我活著帶回了家）。
這是我與喬納森·加拉西合作的第七本書，他是FSG出版社的主編。他的靈感和支持讓我的人生變得大不相同。其他的我已經不能用語言表達了。我的文學經紀人伊瑟·紐伯格總是站在我的背後支持我，做了非常精細的工作，處理了所有的細節問題。自1988年以來，喬納森、伊瑟和我一直在一起合作。我不能想像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寫一本書。FSG出版社的亞歷克斯·史帶是我這個項目的編輯，他以一種不易察覺但堅定不移的方式貢獻了他了不起的智慧，確保本書中的所有觀點都相互聯繫起來並閃閃發光。他的工作使每一稿都有所提高。我長期孜孜不倦的助手格文·格爾曼總是幫我做從研究到預訂的任何事情。我很幸運她能與我一起工作這麼久。我的姐姐簡和雪莉為我核對了我們在聖路斯公園幼年時所發生的事。
但是，沒有一個人比我的光彩照人的妻子安·弗裡德曼更值得感謝。她編輯了本書的每一頁，對組織結構和遣詞用句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也讓我能夠把一切都做得更好。我寫作這本書耗時三年多，中途還摔斷了肩膀。安忍受了很多，同時還創建了自己的博物館文字星球。正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講述其妻子的音樂劇《漢密爾頓》中說的，她是“最好的妻子和最好的女人”。當然，我的女兒，奧莉和娜塔莉，總是在支持她們的爸爸，並成為我永遠的靈感來源。
有這麼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慷慨相助的朋友，我怎麼能不成為一個樂觀主義者呢？
托馬斯·弗裡德曼
貝塞瑟達，馬裡蘭（但其實還是在明尼蘇達）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