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有四個主題詞：加速，改變，錨定，創新。
這是一個加速的時代，新事物正以驚人的速度和加速度取代舊事物，小到通訊方式、工作技能，大到國家興衰和地緣政治演變。作為研究經濟全球化、參與經濟全球化、過去十多年投身國際貿易談判的政策研究者和談判人員，我對此感受頗深。2001年世貿組織啟動以“發展”為主旨的多哈回合談判，談判進程為2008年金融危機所中斷，此後多邊主義江河日下，區域主義蔚然成風。全球金融危機過去七年後，國際貿易、跨境投資、國際信貸依舊復甦乏力，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湧動，作為當代多邊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奠基者的英美兩國先後上演“英國脫歐”和“美國優先”的政策大反轉。熟悉歷史的人都會不禁感慨，這個世界變了。
弗裡德曼在書中對當今世界的這種加速及其對工作崗位、國家政治、地緣政治、社會倫理和社區生活等領域引起的劇變做了深刻描述，發人警醒。本書的英文名是“Thank You for Being Late”（謝謝你遲到），我覺得弗裡德曼在書名中還藏著一個隱喻：Better Later Than Never（這是一句英國諺語，大意是：遲到總比不到好）。作為個人，偶爾的遲到可以讓你在忙忙碌碌中放慢腳步，去反思並再次與內心深處最堅定的信仰建立聯繫（“錨定”），進而重新上路，所以要謝謝你遲到。但是，這個加速時代已經讓許許多多個人和國家都遲到了，大到國際關係和國家政治，小到工作場所和社區組織，都迫切需要重構和革新（“創新”）。切莫從“遲到”變成“不到”，不然也許就真的來不及了，這就是弗裡德曼的隱喻。
知易，行難。作為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一線談判人員，秩序與規則重構過程之曲折、矛盾之複雜，我有切身體會。而在本書中，弗裡德曼將這種變革的困境概括為一個兩難選擇：必須要做的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是必須要做的事。這是一絲略顯悲觀的論調：面對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你的信心和樂觀從何而來呢？
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會時不時感慨翻譯這個古老行當何時會最終消亡。書中提到，在認知計算時代，計算機通過比較海量文本尋找重複模式，可以輕鬆地將烏爾都語譯成中文，“它會自行學習，而且永遠不用學習語法、烏爾都語或中文，一切都不過是統計數據”。無獨有偶，2016年9月，就在弗裡德曼寫完本書後1個月，谷歌推出了“神經機器翻譯”服務，通過集合海量現有翻譯來訓練其神經網絡，其工作原理類似戰勝李世石和柯潔的Alpha Go。
但譯完本書之後，我又增添了幾分信心。校對文稿時，何帆老師推薦我們讀一讀餘光中的《翻譯乃大道》，書中余老對“公式化”翻譯提出了嚴厲批評。不錯，機器翻譯的核心就是公式化的翻譯，試圖對兩種語言進行標準化轉換，而這恰恰錯失了翻譯的“大道”：翻譯是一門語言轉換的藝術，中西語言變化之妙存乎一心，真正好的翻譯，須得其意而忘其形。在機械化的翻譯上，人可能不如計算機；在文字的推敲、文化背景的切換、字裡行間的文意表達和情緒傳遞上，計算機遠不如人。翻譯如此，其它工作也是一樣，這也是人類能夠在加速時代保持樂觀的原因之一：人工智能許會替代人類的某些工作，但更可以成為人類在更多領域的智能助手。而因循大道不僅適用於翻譯領域，也同樣適用於國家政治、社區生活的方方面面。弗裡德曼在書中對此做了充分闡述。這也是為什麼他將本書的英文副標題定為An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在加速時代繁榮發展的樂觀主義指南）”。
翻譯本書讓我獲益匪淺。感謝第一財經的楊燕青老師將此書推薦給我。感謝何帆老師對譯稿和譯者們的點撥和指導。感謝一財的兩位同事朱映臻和崔藝的合作，我們三人時常身處三地，在繁重工作之餘通過雲平台協作，在不到三個月時間裡完成了翻譯初稿。翻譯過程中，我時常能夠看見凌晨的星光和清晨的月亮。如果沒有湖南科技出版社孫桂均老師的督促，我想這也是一份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凱恩斯年輕時曾經打趣道，“在一天的兩端，我的蠟燭都是熄滅的”。天分讓他無需熬夜和早起，但是他的編輯老師所處的那個時代也沒有今天速度這麼快吧。
本書第一章記錄了弗裡德曼邂逅停車場收銀員伯嘉的故事，弗裡德曼向伯嘉傳授了專欄寫作的心得和訣竅。想要寫好文章的人都應該認真讀兩遍。而翻譯過程中的一個發現更顯出弗裡德曼對待文字的態度。我拿到的電子書稿標注著“完成於2016年8月13日凌晨1點54分”的字樣，英文版圖書最終出版於2016年11月22日。在3個月時間裡，成書稿與電子書稿相比又做了諸多刪減和調整，文字更洗練、結構更合理、觀點更突出。如此大名鼎鼎的專欄作家尚且思索不止、磨字不倦，怎能不成為吾等後生的榜樣呢？
是為譯後記。
符荊捷
2017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