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困難的事情（決策）出現時，我們感覺很難做決定，僅僅是因為當我們在思考它的時候，所有支持和反對它的理由沒有同時呈現在我們的腦海中……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方法是在一張紙上列出兩欄，一欄寫上支持的理由，另一欄寫上反對的理由。隨後，我就以兩種不同思路思考，得出不同動機的線索……支持或反對……我努力評估它們各自的份量，如果我發現有一條標準兩邊是一樣的，那麼我就會把它刪除。如果我發現有一條支持的理由等於兩條反對的理由，那麼我會把這三條都刪去……就這樣不斷尋找平衡……儘管理由的重要性無法以代數方法量化處理而得到準確值，但是當你去考慮每一條理由時，或者分開考慮，或者對比式地考量，那麼整件事情便會呈現在你面前，我認為此時我們便能做出更好的判斷，從而避免做出輕率的決定。
——本傑明·富蘭克林
我們可以將本傑明·富蘭克林關於如何做決策的建議稱為「決策分析」。富蘭克林給出的這個詳盡完整的決策分析方法，其雛形可以追溯到17世紀中期，當時的數學家、物理學家、發明家和基督教哲學家布萊士·帕斯卡提出了該方法。在使用這種「期望值分析法」的時候，你需要列出每個選擇可能導致的結果，評判它們的價值（正面的或負面的），然後再計算每種結果會出現的概率。隨後，用概率乘以價值，其乘積就是每種行動的期望值。接下來，你就可以選擇期望值最高的那一項了。
帕斯卡設計了後來廣為人知的博弈情境來描述其決策理論：每個人都必須決定是否信仰上帝。在今天，我們將他的分析法的核心稱作「支付矩陣」：
帕斯卡博弈情境下的支付矩陣
如果上帝存在，而且我們信仰他，收穫就是永生。如果他存在但我們不信仰他，結果便是永生受到折磨。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們信仰他，那麼會有一些無關緊要的損失——大多數情況下是失去了做壞事的樂趣，不過這樣我們就不會有傷害他人的自私行為。如果上帝存在而我們不信仰的話，就會產生相對而言最小的收益——放任那些犯罪帶來的愉悅，表現得很自私。（這裡順便提一下，今天的許多心理學家會認為帕斯卡將「有限收益」和「有限損失」的位置放反了。實際上，你在付出錢財時會比得到它們更加幸福，善待他人也會讓一個人快樂。但是這些並不影響帕斯卡支付矩陣的邏輯。）
如果帕斯卡的矩陣是正確的，我們會為那些在上帝存在的條件下的可憐的無神論者感到遺憾。只有傻瓜才不會信仰上帝。然而，不幸的是，你並不會因為這樣念叨兩句就產生信仰。
帕斯卡為此提供了一個解決辦法。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心理學理論，今天我們稱之為認知失調理論。如果我們的信仰與行為不符，則有一些事情需要改變：要麼是我們的信仰，是我們的行為。我們無法直接控制自己的信仰，但是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因為失調是一種有害的狀態，因此我們的信仰需要貼合我們的行為。
帕斯卡對於無神論者的描述是，他們調整自己的狀態，「在做所有事情時都呈現出一種好像有信仰的狀態，取聖水、去做彌撒等。這會讓你信仰……你會失去什麼呢？」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帕斯卡只是碰巧說對了。改變人們的行為，接著他們的信仰、想法也會改變。帕斯卡的決策理論大體上成為在他之後所有的標準決策理論的核心。
成本-收益分析
一位經濟學家會堅持說，對於任何決策，無論其結果如何，你都應該進行可以計算期望值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的正式定義應為，能獲得最大淨收益且花費成本最小的行為是你應當採取的行為。具體而言，一個人應該按照下列步驟來行動：
1.列出所有可能的行動方案。
2.確定行動會影響到的所有對象。
3.確定行動為各方帶來的成本和收益。
4.選擇你衡量方案優劣的形式（通常會以金錢作為標準）。
5.預測在相應的時間段裡每種方案的成本和收益所帶來的結果。
6.衡量這些結果出現的概率。
7.隨著時間推移，對結果打一定折扣（一棟新房子現在對你的價值要比20年後它對你的價值高，因為到那時你能夠享受它的時間更少了）。這種折價的結果被稱作「淨現值」。
8.進行敏感性分析，這意味著你要隨時調整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結論，因為你可能會在估計成本花費和收益時犯錯誤，或是錯誤地估計了某個結果出現的概率。
當然，所有這一切聽上去令人生畏，而在實際操作時可以省去或簡化一些步驟。
在生活中，一次完整的成本–收益分析會比以上那張清單展示的簡單得多。一家日用器具公司可能需要決定是否推出一種或兩種顏色的搾汁機新品。一家汽車公司可能需要在兩種車型中決定生產哪一種。成本和收益比較容易計算（而估測它們出現的概率特別難），金錢是一個明顯的量度，折扣率對於兩種選擇是一樣的，而敏感性分析相對而言也很容易操作。
個人的決策同樣也不太複雜。讓我們來看看一對夫妻遇到的一件事，他們是我的朋友。這對夫妻的舊冰箱該換了。A選擇是買一台新的普通冰箱，就像大多數人家中的一樣，根據其質量和性能（例如製冰裝置和冷卻器）的差異，價格1500~3000美元不等。這種冰箱有一些不足，它們的維修記錄不是特別好，並且使用壽命相對較短，可能只有10~15年。B選擇是買一台在質量上高於普通冰箱的產品，它的品質極其優良，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它性能完美，維修記錄很棒，而且預計可以使用20~30年。但是，它的售價是普通冰箱的好幾倍。
在這類決策中，計算期望值並不算難。收益和成本都很清楚，而且估測它們出現的概率也不太難。雖然選擇對他們來說可能有些困難，但是我的朋友們還是很順利地做出了選擇，因為他們已經考慮了所有應當考慮的因素，他們評估出了成本和收益的合理數值，以及兩者出現的概率。
然而，還是有略微複雜一些的選擇，它們包含了多種成本與收益評估。比如，你在考慮買一輛豐田車還是一輛本田車。如果一輛豐田車的整體價值為X，那麼你不會買，或者說，不應該買一輛整體價值也為X且價格更高的本田汽車。
好的，這是當然了（肯定會選價值相同的兩者中更便宜的）。然而，這個選擇的細節中存在陷阱。
問題一：如何限制選擇空間，即你實際要考慮的所有選擇方案。誰說你一定要在豐田車和本田車之間做選擇？一輛馬自達汽車如何？為什麼一定要執著於日產汽車呢？德國大眾和美國福特也不錯啊。
問題二：什麼時候可以終止搜集信息。你會真的考察豐田車和本田車的每一項性能嗎？你知道這兩輛車每一年的油耗是多少嗎？知道這兩輛車的相對貼舊換新價值嗎？最優選擇並不是真實生活中你做選擇時要達到的實際目的。如果我們確實想優化選擇，便會陷入「哲學家的驢」所處的困境，飢腸轆轆地面對兩捆乾草，猶豫不決。（「這一捆看上去更新鮮一點兒。另一捆似乎草量更多一些。這一捆距離更近一點兒。」）
讓我們回顧一下前面章節中介紹的赫伯特·西蒙的理論，對了，就是那位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心理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和管理學專家。他試圖以成本–收益理論解決上述兩個問題。他認為，試圖讓決策最優化往往是非理性的。這是由高速計算機借由其無限信息存儲量完成的任務，而不是我們這些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我們的決策過程則是有限理性的。我們尋求的不是最優決策，而是滿意策略〔satisfice，是「滿意」（satisfy）和「足夠」（suffice）這兩個詞的結合〕。我們在進行決策時需要根據其重要性而決定自己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這是對微觀經濟學理論的一次修正，到目前為止它都被證明是正確的，而西蒙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方面，那些要花費10分鐘才能決定選擇巧克力味還是香草味的人是需要幫助的；而另一方面，也會有「結婚太急，後悔莫及」。
然而，滿意策略本身也存在一個問題。它作為一種規範性解釋（你應當做什麼）是不錯的，但是它並不能恰當地描述人們實際的行為方式。人們可能在買一件襯衣時比買一台冰箱花費更長的時間，可能在比較燒烤架的價格時比評估按揭利率時投入更多精力。
一個關於人們在做重要決策時投入時間極少的極端一點兒的例子是，大多數學者在做絕大部分重要金融決策時只會花費兩分鐘。當他們去填寫自己的僱員登記表時，行政職員會問他們將如何分配退休金中的股票和債券的比例。新僱員通常會問：「大多數人都會怎麼做呢？」負責登記的人回答：「大多數人會按五五開。」「那我也這樣吧。」在過去的70多年裡，這樣的決策讓那些教授們在退休後獲得的收益大大減少，對半分配股票和債券獲得的收益要比將退休金都投入股票少。（但是，請注意，我不是真正的金融分析師。如果你不顧我的非專業性而要聽從我的建議，那麼也請記住，有些分析師會建議在你退休前的幾年，將投入股票中的很大一部分資金拿出來，轉而投向債券或兌換成現金，這樣做的話，一旦在你退休時股市低迷，你的損失會小很多。）
那麼，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決定買哪一輛車比較合適呢？當然，這因人而異。富有的人不必思慮他們的選擇，只要把那些車全都買下來！如果富有的人因為錯誤計算了概率而得到了不好的結果，他們也只是損失一些錢而已。不過，對大多數人而言，花費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為買車做一些研究是必要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個極其複雜且影響很大的例子。這是我在寫作本書過程中，發生在我的朋友身上的一件事。
我有一個朋友是中西部一所大學的教授，他最近接到了美國西南部的一所大學的邀請函。那所大學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去那裡創建某個醫學領域的研究中心，我的朋友是這個領域的開創者之一。因為之前世界各地都沒有針對這個領域的研究中心，因此相關專業的醫學院學生、博士後人員都無處可去。我的朋友非常想促成這個中心的建立，並希望能借此讓自己名垂青史。
以下是一部分他需要考慮的關於這個抉擇的成本和收益的項目：
1.選擇很簡單：走或是留。
2.受到影響的各方面：生活在中西部地區的我的朋友、他的妻子和他們已成年的子女，可能要授課的本科生，醫學院的學生和博士後，全世界的人——因為我朋友的研究領域中的任何醫學發現都可能是極其重要的，所以如果研究中心能建立，便有希望產生更多這類發現。
3.確認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從這次決策中花費的成本和獲得的收益是一件混合了很多因素的事情。有一些收益顯而易見：創建一個新中心的激動心情，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逃離中西部地區惱人的冬天，更高的薪水，在學術工作狀態上的一次轉變。而評估這些收益中的某些項目的發生概率卻並不容易。一些成本同樣明顯：搬遷的各種麻煩，行政工作的負擔，西南部地區的夏天，離開原先珍貴的朋友和同事。那麼，對於世界的影響呢？很難講：沒有辦法知道如果換一個人來領導這個研究中心，他們能取得什麼成果，能有多大的進展。我朋友的妻子的成本與收益則比較容易衡量，她是一個小說家，對工作地點的要求並不高，但是她從搬遷中獲得的價值與各項事務的發生概率依然很難計算。
4.衡量指標是什麼呢？薪水可以用錢數來看。但是，一個有60華氏度（約15.5攝氏度）高溫的晴朗1月和一個氣溫為20華氏度（約6.5攝氏度）的多雲的1月的價值如何比較呢？如何衡量建立一個研究中心得到的快感和因為各項人員招募與行政管理事務帶來的煩惱呢？那些各種未知的成本和收益呢？真的不可能衡量。
5.如何看待折扣率？目前的薪水是合適的，但是很難講之後的情況。
6.如何做敏感性分析？除了能說大部分的成本和收益值都很大之外，還能有什麼發現呢？
所以，既然有這麼多無法確定的因素，為什麼還要把成本–收益分析做得這麼完整呢？
因為，正像富蘭克林說的那樣，經過這個分析過程你會對各種信息認識得更清楚，減少了做出一個草率決定的概率。但是我們也不必自欺欺人，並不是每次的決策過程都能得出一個確切的數字來指導我們怎麼做。
我的一個朋友曾在她要進行一次重要行動的時候使用了成本–收益分析。當她在快要結束那個任務之際，她不禁感慨：「天哪，這方法根本沒用！我不得不考慮更多的東西。」看，這就是她的答案。誠如帕斯卡所言：「理智永遠不明白我們的內心所願。」而弗洛伊德也說過：「當要做一個不太重要的決定時，最便捷的方法是列出它的所有優缺點。然而，對於十分重要的事情，最終的決定來自一種非理智的判斷，它源於我們內心深處。」
我的朋友顯然是跟隨了內心的感覺，而理性在此退居一旁，但我們必須明白，即使是內心的選擇也會受到外界信息的影響。一如我在前面的章節中指出的，那種無意識的判斷需要所有相關的信息，而其中有些信息只能通過理性而有意識的過程產生。有意識獲取的信息被添加到無意識的信息當中，無意識思維隨後分析出一個答案再送回我們的頭腦中。無論如何，在面對重要抉擇的時刻，你還是應該採用成本–收益分析，之後，就隨它去吧。
機構的抉擇和公共政策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討論關於期望價值理論和成本–收益分析的一個大問題，類比來說，即如何比較蘋果的成本和橙子的收益。對於各類機構，也包括政府，採用同樣的標準比較成本和收益是必要的。如果我們可以用「人類福利單位」或「功利點數」比較成本和收益自然不錯，但是沒有人想出有說服力的方法來量化這兩樣東西。因此，通常我們只能用金錢來衡量。
現在想一想，我們該如何用成本–收益分析來評估一個相當複雜的政策呢？舉個例子，為年齡還不夠上幼兒園的貧窮的少數族裔孩子提供高質量的日托照顧是否值得。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詹姆斯·赫克曼就和他的同事一起對此做了分析。與高質量的日托照顧相反的做法顯而易見，即不採取日托照顧。赫克曼和他的團隊需要分析出受到影響的各方，並估計一段時期之內的收益，他們最終決定將這段時期的終點定在這些孩子40歲。他們必須將所有成本和收益折算成金錢，並考慮折損率。他們不必估算這個過程中所有成本和收益的出現概率和價值，因為有些東西在前人的研究中已有結果。比如，因為接受救濟而省下的錢，因為接受特殊教育和在學校留級的比例降低而節省的錢，那些進入大學的孩子的讀書開銷，在40歲之前收入上的增長。另外的一些項目則需要估算。研究者估算了給孩子提供高質量的日托照顧的成本，同時將一般日托照顧（或根本不照顧）的成本作為控制組，而後比較了兩者，不過它們並沒有相差太多。
赫克曼和他的團隊按照每年1.3萬億美元的標準計算了總體犯罪成本。這個標準則是根據美國國家統計數據中的犯罪案件數量和犯罪性質的惡劣程度來估算的。然而，犯罪成本的估測值是不確定的。我很遺憾地告訴你，國家統計數據並不可靠。對那些作為研究對象的孩子在40歲前犯下的罪行的數量和類型的估計是基於個人被捕記錄的，這些記錄顯然不夠準確。一個人在孩童期被指控，而在成人後不再犯罪，這種可能性的降低很難用金錢作為單位來衡量。赫克曼的團隊只是簡單地將那種可能性的價值定為0。
將所有高質量日托最後會影響到的人和事物都列出來是不太可能的。估算出不計其數的研究對像花費的所有成本和獲得的收益也不可能。事實上，赫克曼和他的同事在此也沒羅列出所有已知的收益。例如，接受過高質量日托的人去吸煙的可能性更低，而這個結果對這個人本身和對其他人的收益（包括那些為了治療與吸煙有關的疾病而支付更高保險費用的人）都很難衡量。對於在犯罪行為下的受害者，只有他們在金錢方面的損失能計算，而他們所受的傷痛和折磨無法計算。
最後，我們要如何給那些參與過日托項目的人提升自尊賦值呢？如何給這些人對他人增加的滿意感賦值呢？
許多未知橫亙在這裡。然而，赫克曼和他的團隊還是設法通過計算來評估了這個項目。他們計算出的收益對成本比率為8.74，意思是對於付出的每一美元都能獲得將近9美元的回報。這對於一個有著很多不確定性和猜測要素的分析來說是一個相當精確的數字。我對人們未來會用經濟學家所用的這種分析法來行事持懷疑態度。
儘管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並不實際，但進行分析的過程真的沒有意義嗎？不，進行分析還是必要的。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了敏感性分析的最後階段。我們知道在極端情況下，許多數字是可疑的。比如，假設為避免犯罪而耗費的成本被誇大了一個數量級，然而淨收益仍然為正值。更重要的是，赫克曼和同事排除了許多收益內容，要麼是因為那些收益不為人知，要麼是因為計算它們的金錢價值或發生概率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除了上表中列出的成本之外，再沒有我們已知的比較重要的成本，而且我們只是遺漏了收益，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高質量的日托項目是成功的且收益很高。另外，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是影響公共政策的一種嘗試。正像一句老話所言：「在政策博弈中，每次總是聊勝於無。」
羅納德·裡根在1981年成為美國總統，在眾多「左」派人士強烈反對中通過的首批法案中的一項是，所有由政府簽署通過的新規定都要經過成本–收益分析。這項政策被後來所有的美國總統沿用。奧巴馬總統下令要對美國所有現存的法規做成本–收益分析。負責執行該命令的政府官員表示，公眾因此省下的錢已經相當多了。
生命的價值
公司和政府做出的一些重要決策事關人命。從這個角度而言，這些決策涉及的收益（或成本）需要計算。然而，我們應該都不會想去計算人的生命的價值吧？
事實上，無論你覺得計算生命這件事多麼令人厭惡，你仍然得認同，我們必須至少對人的生命賦予一種默認的價值。如果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安置一輛救護車，那麼就能挽救更多生命。可是，你並不會真想這麼做。儘管花錢添置救護車可能在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裡每週可以多拯救一兩個生命，但是這筆開銷會被否決，因為這筆花費可能會讓政府預算無法全力支持教育、康樂設施或其他公共福利，以及其他（除救護車之外）醫療衛生開支。在一個城市中，你肯犧牲多少教育的資源去換取合適數量的救護車呢？我們可能會明確說出這個交換的價值，也可能保持緘默。但是，無論最終怎樣決策，我們還是會賦予人的生命一個價值。
那麼，一個生命的價值幾何呢？你可能想在為政府機構買單的過程中尋得答案。美國食品與藥物監督管理局在2010年明確而果斷地給一個生命賦了值——790萬美元。這個數額與兩年前相比躍進了一大步，2008年一個生命價值500萬美元。運輸部也計算出了在自己的標準中一個生命的價值，600萬美元。
實際上，並沒有衡量生命價值的統一途徑。美國環境保護署就為一個生命賦值910萬美元（應當是在2008年時估算的）。這個數額基於人們為了規避確定的風險所花費的金錢數，以及公司為了讓員工承擔額外的風險而在其身上花費的額外金錢數。另一種計算生命價值的方式是去評估我們到底會花多少錢去挽救某一個人的生命。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經濟學家通過我們在做腎透析項目上的花費來計算生命價值。有成千上萬人如果不接受腎透析治療便不知道在哪一天就會離世。有學者研究表明，對於需要透析治療的人而言，一年「質量調整生命」價值129000美元，因此我們可以推斷，這個社會賦予那些「質量調整生命」的價值是129000美元。（這裡的生命質量改善是基於透析患者一年的生命而計算的，雖然經過透析，但是這些患者的生命狀態稱不上舒服，他們一年的生命價值平均只有健康者生命價值的一半。在同年齡層的人中，因為老年癡呆和其他病症而接受透析治療的人更常見。）對於接受了透析治療的人而言，他們50年的生命價值大約為1290萬美元（129000美元×2×50）。
經濟學家將這種根據某種理性方式得出的生命價值稱為「顯示性偏好」。某種事物的價值通過人們希望為其付出的東西而顯示出來——這與人們說他們會拿出什麼做交換是極其不同的。人們談到自己的偏好時可能會自相矛盾，因此很難判斷其偏好的真偽。一些隨機被選出的人表示，他們會花費一些錢拯救2000只因為原油洩漏而受到傷害的鳥；而另一些隨機挑選出的人則會花費同樣多的錢拯救20萬隻同樣的鳥。很明顯，人們對於拯救因原油洩漏而受到傷害的鳥類有一個預算，不管最終拯救了多少隻鳥，他們花費的資金總額不會超出預算。
有很大一部分發達國家在為公共醫療或私人醫保買單的時候大致會將需要一年治療（以改善生命狀況）時間的生命定價為50000美元。這個數據並非基於科學測算，它似乎只是一個被大部分人認為合理的數值。這意味著，這些國家會為一個現年75歲的身體不甚健康的老人在其未來10年的醫療保健上支付500000美元（假設該老人的預期壽命為85歲），國家不會支出600000美元，或者哪怕是500001美元。國家最多會為一個5歲的生命在其未來80年中（即預期壽命為85歲）共支出400萬美元。（在美國並沒有一個公認的針對人們生命價值的醫療預算成本，儘管民意調查顯示，如果存在這樣針對生命價值的預算成本，大部分民眾會或多或少比較安心。）
那麼，在發展中國家，一個生命價值幾何呢，比如孟加拉國或者坦桑尼亞？那些國家自然沒有發達國家富裕，但是我們也一定不會認為，那些國家國民的生命要比發達國家的人生命價值低。
可是，事實上，我們的確這樣講了。有跨國研究機構計算過，發達國家的國民生命價值要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國民。（其實，這樣的計算結果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國民而言也是有一定良性影響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指出，發達國家針對因氣候變化而帶來的後果——避免一個生命的死亡——的花費為發展中國家的15倍。）
講到這裡，我相信，你肯定對計算一個生命價值的技術深感懷疑，而我甚至本來不打算和你分享下面的故事。保險公司給一個煤礦工人的賠償會少於一個辦公室職員，這是基於煤礦工人自己選擇了高危職業而導致他的生命價值會更低。福特汽車公司決定不召回汽油箱有安全隱患的「平托」系列汽車，因為召回將會讓公司損失1.47億美元，而賠償那些因問題汽車而殞命的人僅需0.45億美元！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仍需要為生命估計出一定的價值。否則，我們可能會浪費大量金錢而無法讓人的生命質量提升，同時也無法做到花費最少的成本而讓成千上萬的人得到生命質量的提升。
公地悲劇
一個有關成本–收益理論的問題是，我的收益可能是你的成本。讓我們思考一下知名的「公地悲劇」概念。有一片對所有人開放的草原。每位牧羊人都想在這片草原上盡可能多地放牧。然而，如果每個牧人都讓自己的羊群數量增加，那麼到一定時間點，這片草原達到過度放牧的臨界點，這會威脅所有人的生存環境。問題（或者說悲劇）在於對每個牧羊人來說，他們從增加一隻羊那裡得到的好處都是+1，而大家因此對公共草原的破壞卻只是–1的一部分（–1由分享這片草原的牧羊人數量均分）。我對利益的追求與其他所有人對利益的追求結合起來的結果是，我們所有人的損失。
當政府介入這個問題時，無論是有執政黨自己組織的政府，或是借由外部代理人運轉的政府都只有以下途徑可走。牧羊人必須同意限制每個人的羊群數量，或者政府必須給定限制。
污染物也會帶來類似的公地悲劇問題。我十分享受我的航空旅行，我的空調環境和汽車之旅。然而，因為每個人的享受而製造出的空氣污染物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氣候惡性變化會讓大家所處的環境變得糟糕。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外部事物會傷害地球上的所有人。我自己當然也會深受污染和氣候變化的傷害。然而，我這種「應當帶有負罪感」的快樂的價值的收益是+1，而成本只有：（–1）/7000000000。
70億人的自我管理是超出我們能力範圍的，換言之，「自我監管」在一個國家中只存在形式上的可能性。
這一章講述的成本–收益分析對任何人來說都並不新鮮。我們顯然在生活中都做著類似的事，然而成本–收益理論中蘊含的一些東西並不明顯。本章已經展現了一些該理論背後隱藏的內容。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選擇中錯過了最優結果的例子，原因便是我們沒有辨認並應用成本–收益理論背後隱藏的內容。
小結
微觀經濟學家並沒有在人們如何做決定或者他們應該怎樣做決定的問題上達成一致。但這些學者都認同，成本–收益分析是研究人們通常做什麼決定，怎樣做決定的一種方法。
要做的決定越重要、越複雜，做此類分析也就越關鍵。同樣，決定越關鍵、涉及的因素越多，那麼在做完決定後立即將它拋諸腦後的速度就越快越好。
有時候，即使是有明顯缺陷的成本–收益分析也會在極大程度上拯救你的決策。一次敏感度分析可能會表明（在一項決策中）特定的成本或收益值的可能變動範圍是極大的，即便如此，這次具體的決策也將明顯是眾多備選決策中最明智的一項。然而，當有一位經濟學家精心為你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的結果時，還是在手邊準備一隻鹽瓶吧（以免他誤導了你，你生氣想扔東西，卻沒有可扔的）。
目前並沒有完備的計算成本與收益的基本度量單位，但是我們總是能通過一定方式比較它們。雖不完美，但金錢的確是目前可使用的唯一度量單位。
計算一個人生命的價值總是令人反感的，而且這種方式會時不時地被極端誤用，然而這仍是目前出台一些相對合理的政府決策時的必經之途。否則，我們將要面臨耗費巨大資源而收效甚微的結局。
面對一方收益卻造成另一方損失的「公地悲劇」，唯有強制性的公共約束才有可能解決。這可以通過涉事各方達成公約，或是由地方、國家乃至國際機構從中斡旋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