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階層結構基本取決於構成這些不同階層的人的天生的智力及其他素質……
——H. J. 艾森克，《人類的不平等》（1973年）
H. J. 艾森克對於社會階層和智力的看法代表了不少主流智力專家的觀點。智商的高低決定了社會階層的高低。窮人之所以窮就是因為他們不聰明，無論是金錢、社會階層，還是父母的養育方式，都不能使一個人變得比別人更聰明。社會階層主要是由出身決定的。
在第2章中，我們瞭解了這些觀點是完完全全錯誤的。毫無疑問，一般來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擁有不同的智力基因，但是社會階層對智力起著極大的決定作用。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看到的有關遺傳度的內容，一個社會階層較低的孩子，在中上階層的家庭中長大與在社會階層較低的家庭中長大，其智商平均相差12~18分。我們可以這樣估計，研究中社會階層較低的家庭位於社會經濟等級最底部的10%~15%，而中上階層的家庭則位於最頂部的10%~15%。位於社會經濟等級最底部1/3的人的子女平均智商是95分，而位於最頂部1/3的人的子女平均智商是105分。這10分的差距是由所有引起不同社會階層智力差異的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基因，胎兒期、圍產期及產後的生物因素，以及所有與社會階層相關的社會因素，包括居住的社區、學校及父母教養的質量。收養研究的結果表明，產後的環境因素的影響（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加在一起）可能會大於遺傳因素的影響。
所以，艾森克以及其他遺傳決定論者的觀點簡直是無稽之談。家境的優劣會對智力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這一章中，我會重點說明哪些社會階層方面的差異會直接影響智力的高低。雖然我不能將某個具體因素對智力影響的大小進行量化，但是我們知道，在這些眾多的因素中，每一個因素都至少會對智力產生一定的影響。不僅如此，如果窮人能變得富裕一些，其中一部分因素就能夠得到改善。我們還知道，美國的窮人及工人階層的困窘境況存在很大的改進空間。與大多數發達國家同等階層的人們相比，他們的經濟狀況差了很多。
我們也知道，不同社會階層的父母，其養育方法也不同，他們對子女的不同養育方式自然會使孩子未來的職業及社會角色出現分化。教育家如果想幫助窮孩子提高成績，就應該瞭解這些孩子究竟在哪些方面沒有做好上學的準備。窮人只有改善認知功能，才能充分利用新信息經濟帶來的種種就業機會。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些定義。窮人包括那些經常失業的人、長期靠救濟生活的人，以及非技術工人。工人階層包括技術或半技術工人，例如機械工人以及服務行業從業人員和辦公室初級職員。我將這兩個階層統稱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中等階層包括較高級別的辦公室職員、教師以及初級管理監督人員。中上階層是指專業人士和較高級別的管理人員。我將這兩個階層統稱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這樣的定義可能有些武斷，因為還有其他方法來劃分社會階層，不過這樣的定義能夠與在第2章中談到的劃分社會階層的方法保持前後一致。
在這一章中，我在討論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的差距時，沒有考慮種族因素。在下一章我會談到種族與社會階層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
生物性質的環境因素
貧窮與許多生物性質的環境因素有關，這些環境因素會影響智力和學習成績的提高。
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之間存在的差異可能與營養有關，不過現有的證據表明，母親在懷孕期間營養不足不會影響孩子的智力，當處於飢餓中的孩子得到更好更充足的食物後，他們的智商會有所增加。西方國家不同社會階層在營養方面的差距是否足以造成不同社會階層在智力方面的差異，現在還不得而知，因為現在仍然有一小部分窮人處於飢餓狀態中。即使不存在挨餓的情況，我們知道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孩子也極有可能會缺乏維生素和礦物質。有證據顯示，缺乏維生素和礦物質的孩子在補充維生素和礦物質後智商也有所提高。
鉛也會對智力造成不利影響。與生活在中等階層家庭的孩子及郊區的孩子相比，在市中心平民區生活的孩子由於環境污染及剝落的舊油漆更易受到鉛的危害。
孕婦即使攝入兩盎司的酒精也會對孩子的智力產生不利影響。母親在懷孕期間飲酒會影響孩子的注意力、記憶力和推理能力，會給孩子的日後學習造成很多的困難。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女性相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更有可能在懷孕期間繼續飲酒。
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通常健康狀況欠佳，而這會在很多方面對學習造成不利的影響。生病的孩子比健康的孩子學習起來更吃力。一些在窮人中常見的健康問題也會影響智力和學習成績，例如牙齒健康狀況不佳、受到二手煙的危害、接觸污染引發的哮喘，以及視力和聽力受損等。
子女出生時體重偏輕的情形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中更為常見，而體重偏輕則與低智商有關係。殺蟲劑與胎兒頭圍較小和智商偏低有關係，雖然某些殺蟲劑已經逐漸停止使用，但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仍然隨處可見。
另一個我們可以量化的，或者說可以近似估計的因素就是母乳餵養。對於遺傳基因最一般的孩子來說，如果採用母乳餵養，孩子的智商似乎要比不採用母乳餵養時高出6分，甚至更多。這種智商上的差異不僅出現在孩提時代，而且會一直延續至成年後。母乳中含有牛乳及配方奶粉中所沒有的脂肪酸，所以母乳餵養也許會促進大腦發育。不過對於母乳餵養與智商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尚無定論。一項研究發現，母乳餵養的孩子的智商並不比沒有接受母乳餵養的兄弟姐妹的智商高。如果母乳餵養與智商之間確實存在因果關係，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與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的智商會因此產生約2分的差距。
另外，窮人接觸到的醫療條件也較差，這不僅會導致與其他生物因素、聽力和視力受損以及哮喘有關的問題進一步惡化，還會引發新的問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沒有醫療保險的可能性幾乎是其他人的2倍。即使享有醫療保險，工人階層的父母也不太可能帶子女去醫院看病，因為這樣會減少薪金收入或是因請假而受到處分。不僅如此，服務於窮人的醫生也比服務於中等階層的醫生少得多，為經濟狀況較好的白人看病的醫生的數量，是為經濟狀況較差的非白人看病的醫生數量的3倍。
有些環境因素雖然會嚴重損害生物過程，但即使是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中間也不常見，例如鉛中毒或懷孕期間攝入酒精。有些破壞程度較小的環境因素則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間比較常見，例如接觸受到污染的空氣進而引發的哮喘。我們尚不清楚這些因素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智力及學習成績方面的差異，不過我們不能把每個因素造成的差異簡單相加，然後把不同社會階層智力差異的主要原因歸結於這些因素的總和。這是因為這些不利因素彼此之間顯然也存在著聯繫——酗酒的母親生出的孩子更有可能接觸到脫落的牆漆，牙齒健康狀況也可能更差，所以我們不能把這些不利因素做簡單的加和。
社會性質的環境因素
其他一些環境因素，乍看雖然不是生物性質的，卻毫無疑問會對智力造成嚴重的破壞性影響。這些環境因素可能是通過大腦的生理機能發揮作用的。
其中一個不利因素就是，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相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搬家的頻率要高得多。這樣一來，這些家庭中的孩子不得不面對經常搬家帶來的壓力，而且他們會轉入不同的班級，這些孩子要麼趕不上新的學習進度，要麼不得不重複學習已經學過的知識。即使孩子是在一所學校內持續學習，也經常有其他學生轉入或轉走，導致班級內缺乏穩定的環境，教學效果也就難以保證。
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存在行為問題，這些行為問題給周圍的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麻煩。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家庭的孩子相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中的孩子更經常面對各種各樣的不穩定因素。這些孩子所居住的社區往往更令他們壓力倍增，他們生活的家庭也充斥著更多的混亂與爭吵。
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父母相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父母往往不會和顏悅色，不會經常鼓勵和支持子女的決定，相反更有可能會嚴厲地指責他們的過錯。發展心理學家馮尼·麥克羅伊德指出，與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父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父母教養孩子的方式往往更具有懲罰性，更令孩子緊張。
幼年時期的情感創傷會損傷前額皮質，而前額皮質與液態智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你可以回想一下第1章）。我們不清楚究竟多大的壓力才會損傷中樞神經系統，但很有可能有的家庭的養育方式會帶來更多的壓力，再加上該家庭面臨的其他壓力，確實會對中樞神經系統造成損傷，至少在社會經濟地位極低的家庭中是這樣的。而液態智力對於學習以及低年級的學習成績來說尤為重要。
當然，不是所有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的孩子都會面對這樣極端的困難。實際上，大多數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的孩子都生活在充滿愛的家庭裡，父母不僅與子女相處融洽，而且非常關心他們的身體和智力發育。很多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家庭的孩子生活的社區也沒有那麼多危險。但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一般來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家庭的孩子接觸的同齡人，也不如社會經濟地位較高家庭的孩子接觸的同齡人那樣能夠激發智力的發育。不僅如此，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家庭的孩子念的學校，很有可能在教師素質、班級人數、學校設施和父母的參與程度上也不能令人滿意。這樣看來，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所處的環境會造成智商偏低、學習成績不佳，也就不難理解了。
如何讓窮人的孩子變得更聰明？
如果窮人能夠變得富裕一些，智力和學習成績方面的差距會有什麼變化嗎？我們知道，在美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的孩子，其智商低於其他發達國家中同等階層家庭的孩子。我們應該從美國各階層貧富差距懸殊的角度，來考慮社會經濟狀況造成的成就差異。美國的收入差距比其他歐盟國家或日本要大得多[1]。雖然美國的人均收入比其他大部分發達國家高出25%~35%，但收入最少的1/3的工人，比歐盟國家或日本同等收入的工人要窮得多。歐盟國家中收入最少的10%的工人，其平均收入要比相對應的美國工人平均收入多44%。即使是這樣的統計數字，也低估了最窮的歐洲人與最窮的美國人之間的差距。歐洲人都享有國家健康保險和其他福利措施，而美國大多數低收入者都是自掏腰包，要是負擔不起就乾脆不上保險。
美國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其速度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個發達國家。1979年，收入最高的10%的工人，其時薪是收入最低的10%的工人時薪的3.5倍。26年後，前者的時薪是後者的5.8倍。對於有子女的家庭，在1979—2002年，收入最低的1/5的家庭，其稅後收入僅增加了2.3%。相比之下，有子女的中等階層家庭的稅後收入，在同一時期裡增加了17%。聯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在1997—2006年沒有任何增長。雖然最近已經通過了一項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的法案，但如果按照美元的實際價值計算，2009年的最低工資即使得到最大幅度的提高，也僅相當於1968年最低工資的73%。
如果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收集的在讀寫技能、數學和科學方面的得分來衡量，美國不僅在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存在的技術差距也比很多歐洲發達國家大得多。美國社會經濟地位最高的1/4的人的得分，比最低的1/4的人的得分幾乎高1個標準差。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這一比較中的結果是不到2/3個標準差。造成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中社會經濟地位最低的1/4的人的得分要高一些。美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與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在閱讀與數學技能方面的差距，比研究中的其他22個工業化國家都要大。美國與韓國的差距就更明顯了：在韓國，社會經濟地位最高的1/4的人與社會經濟地位最低的1/4的人，平均學習成績只相差1/3~1/2個標準差。
實際上，在美國，成績最低的1/4的人與最高的1/4的人之間的差距，更接近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水平，而非發達國家。
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收入有所增加，美國人在智商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就有可能縮小。低收入會引發很多問題，不僅會影響營養與健康狀況，還會因頻繁搬家而擾亂正常的生活和學習，更會降低對教育的期望。這樣就陷入了惡性循環，收入低造成學習成績差，學習成績差造成這些孩子未來的社會經濟地位低，社會經濟地位低造成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低，這就使他們的社會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
總之，如果我們想讓窮人變得更聰明，我們就需要先設法使他們富起來。
父母的養育方式不同也會造成孩子智力水平的差距
但其他造成測試得分產生巨大差距的因素就不是光靠錢能夠解決的了。其中一些因素涉及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父母養育子女的方式。他們的方式不僅使孩子們很難從家庭內部學到任何知識，而且還給孩子們在學校裡的學習造成了更多的困難——簡而言之，就是認知文化的問題。
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父母從子女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未雨綢繆。當孩子還躺在搖籃裡時，這些父母就開始著力培養孩子善於提問、善於分析的能力，而這些都是成為一名專業人士或高級管理人員所必不可少的素質。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的養育方式，不是在培養未來的醫生或首席執行官，而是在塑造未來的工人。只要他們長大以後聽話守規矩，讓僱主滿意，別人也不會對他們進行進一步的評估或抱有什麼其他指望。
堪薩斯大學的心理學家貝蒂·哈特和托德·萊斯利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了一項關於兒童言語行為差異的研究。研究對像包括白人精英階層的子女，白人工人階層的子女和黑人工人階層的子女，以及社會底層靠救濟維持生活的黑人的子女。研究人員在他們的家裡對孩子及其父母進行了數小時的觀察。在這一章，我會把重點放在精英階層與工人階層的家庭之間的差別上。
身為專業人士的父母會比一些工人階層父母花更多的時間和子女談話。母親會對孩子說很多話，不斷告訴孩子她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她自己的經歷和情緒，並詢問孩子的需要和愛好。一些工人階層父母則和孩子談話較少，即使開口也大都是命令，而命令是不會激發孩子們智力方面的好奇心的。精英階層的家庭會讓孩子加入飯桌上的討論中，並鼓勵孩子思考所討論的問題，同時注意擴大孩子的詞彙量。相比之下，一些工人階層父母只顧自己聊自己的，從來沒有想過孩子也可能對討論的話題感興趣，或也想要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身為專業人士的父母每小時大約對子女說2 000個單詞，而一些工人階層父母則大約說1 300個單詞。到三歲時，專業人士的子女已經聽過3 000萬個單詞，而一些工人階層的子女只聽過2 000萬個單詞。由此產生的詞彙方面的差距非常明顯。到三歲時，專業人士的子女掌握的詞彙量大約是一些工人階層子女的1.5倍。
不同階層的家長在情感方面對待子女的方式也不同，而這些方式很可能會影響到孩子智力興趣的培養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身為專業人士的父母每責備孩子一次，接下來就會有6次鼓勵，而一些工人階層父母每責備孩子一次，只有2次鼓勵。父母對孩子鼓勵的多少與智力發展和孩子信心的樹立是息息相關的——身為專業人士的父母在這方面的做法是無人能及的。
中等階層父母的養育方式：主動分析和求知
我們所瞭解的關於社會階層及孩子學習讀寫技能與對學校生活的準備之間的關係，大部分都來自人類學家雪莉·布萊斯·希斯關於社會化的經典研究。希斯在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城鎮裡花費了數月的時間，研究中等階層的白人家庭（父母中有一方是教師），工人階層的白人家庭（大多數家庭中的父親在當地的一家紡織廠工作），以及工人階層的黑人家庭（主要是農業工人、工廠工人或者靠救濟生活的人）。希斯實際上就住在這些家庭裡，從早到晚進行觀察，並跟蹤記錄孩子們在學校的情況。她發現，無論是在與讀寫技能相關的活動中，還是在準備上小學的充分程度上，這三組孩子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儘管希斯開展研究的時間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研究對象也只是某個社區中的一小部分家庭，但是後來進行的參與者更多、範圍更加廣泛的大量研究都顯示，不同社會階層父母在養育子女的方式上的差異，與希斯研究的結果幾乎完全一致。接下來，我會主要介紹一下希斯的研究以及安妮特·拉赫的研究。
與一些工人階層父母相比，中等階層的父母會花更多的時間讀書給子女聽。中等階層的家庭中有很多兒童讀物。孩子只有6個月大的時候，父母就開始唸書給他們聽，而那時孩子剛剛能夠坐著。中等階層的父母讀書給孩子聽，不僅僅是給孩子提供一種娛樂方式，更是要鼓勵孩子把在書上看到的內容與外部世界的情況聯繫起來。父母有意把從書上讀到的與日常生活和周圍的事物聯繫起來。（「比利有一隻黑色的小狗。你認識的人裡還有誰有一隻黑色的小狗呢？」「這是一隻知更鳥。我們在哪裡讀到過知更鳥呢？它們都吃什麼呢？」）家長們還鼓勵孩子分析讀到的內容。（「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她要做什麼呢？為什麼她要這麼做呢？」）
從孩子很小的時候開始，中等階層家庭的父母就常常會根據讀到的內容發問，孩子們也知道應該怎樣回答這些問題。父母讓孩子們找出物體的特點，並且教他們如何根據這些特點對物體進行分類。（有一次我在飛機上正好坐在一對父子後面，孩子只有三歲大。父親拿著一本圖畫書，正在問兒子哪些物體是長的，哪些物體是短的。「不，賈森，睡衣是長的。」）中等階層的父母還問一些「什麼」式的問題（「那是什麼」，「博比要做什麼」），接著問一些「為什麼」式的問題（「為什麼博比要那樣做」），然後問一些要求孩子做出評估的問題（「你更喜歡哪個士兵」，「為什麼你更喜歡他」）。大人們鼓勵孩子談論書上的內容，甚至讓他們根據從讀到的故事中受到的啟發來編一些新故事。
中等階層的孩子已經完全做好了上學的準備。他們知道如何從書本上獲取信息，並且期待從中得到樂趣，而且他們也熟悉如何回答所謂的已知答案問題，即提問的人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低年級的課程對這樣的孩子來說很輕鬆，並且他們對要求分析和評估能力的高年級學習也準備得更加充分。
工人階層父母的養育方式：被動接受
工人階層的家庭裡也有一些兒童讀物——《金色童書》或《聖經》的一些故事，不過也許總共就十來本書。家裡的牆上裝飾著幾幅畫，上面有幾首兒歌，也許還掛著一串風鈴。家庭成員、朋友、鄰居們都會和孩子說上一兩句話。
雖然一些工人階層的父母也唸書給孩子聽，也會就書的內容提問，但是沒有有意識地把書中的內容和外部世界聯繫在一起。如果書上畫著一隻小鴨子，母親或許會問孩子是否還記得有一次他在湖中看見的鴨子，不過她不會接著解釋書上畫的毛茸茸的小鴨子與湖中完全長大的野鴨有什麼聯繫。大約在三歲以後，父母就不再鼓勵孩子們就讀到的內容進行一問一答。相反，孩子們聽到的是「現在你要用心聽……」孩子們要做的就是專心聽父母讀書，如果孩子們想要談談自己的感想或是提上一兩個問題，都會被家長視為是一種打斷。
（費城的一項研究揭示了不同社會階層讀寫技能差距的外在表現和內在原因。在那些幾乎所有成年人都受過大學教育的地區，書商為每100名兒童準備了最多1 300種不同的兒童讀物；而在愛爾蘭和東歐的藍領工人居住的社區裡，每100名兒童最多只能買到30種不同的兒童讀物。估計再也沒有什麼能比這組數字更觸目驚心地反映出不同社會階層在讀寫技能上的差距了。）
中等階層家庭中的各種活動都是用言語來引導的。一位中等階層家庭中的父親，如果要給孩子示範如何用球棒擊打棒球，他會說：「用你的手指交叉握住球棒底部，保持大拇指放在這個位置；握球棒的手不要超過這條線；別把球棒搭在肩膀上，要與肩膀上方保持兩三英吋的距離。」而一些工人階層的孩子就無法獲得如此詳細的指導，也沒有將口頭指導轉化為身體動作的經驗。相反，他們的父母只是簡單地告訴他們「這樣做」，「不對」，「應該像這樣」。當要開始一項新遊戲時，中等階層的家庭都會大聲讀出遊戲規則，並表明自己的看法。而一些工人階層的家庭往往只是胡亂猜測遊戲的規則，然後就開始遊戲，一邊玩一邊制定規則。中等階層的母親都會按照菜譜做菜，她們或許會大聲把菜譜讀出來，這樣孩子就能把聽到的和實際使用的原料及正在進行的步驟一一對應起來。而一些工人階層母親則不怎麼按照菜譜做菜，即使使用菜譜，她也不太可能為孩子創造機會，讓他們把菜譜和手邊的原料聯繫起來。
工人階層的孩子進入學校之前也做了足夠的準備，這些準備讓他們在低年級時的表現還說得過去。他們通常都認識字母表；能說出顏色的名稱，會數數；能告訴別人家庭住址和父母的姓名；能夠安安靜靜地坐著聽故事，也知道如何回答「什麼」式的與故事有關的問題，但當被問到「你喜歡這個故事的哪一點呢」，就沒有幾個孩子能馬上回答出來。當被問到「換成你，你會怎麼做」時，通常他們都被難倒了。隨著年級越來越高，學習的重點變成歸類、分析和評估時，這樣的孩子就會處於明顯的劣勢。當要求他們寫一個故事時，他們往往只是重複父母念給他們聽的某個故事。當被問到實際沒有發生但在其他條件下可能已發生的事情時——「如果比利沒有告訴警察發生了什麼事，會發生什麼呢」——他們就完全摸不著頭腦了。
遇到這些困難的孩子到了初中很容易喪失信心，並產生厭學情緒，一步步走向輟學的邊緣，最後無法順利從學校畢業。
希斯的研究發現，不同社會階層在培養孩子讀寫技能和為上學做準備的方面存在差別，這一發現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孩子們的智力和學習技能在暑假期間發生了哪些變化。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的智力及各種技能在這段時間通常沒有進步也沒有退步。但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中的孩子，各項技能都有所退步，因為不能指望他們的家庭在暑假這段時間裡能夠提供中等階層家庭所給予的一樣多的文化激勵。中等階層家庭的孩子在暑假中不會退步，因為他們肯定會參與一些更能使人受到教育的活動，例如閱讀或聽父母唸書，在餐桌上傾聽具有啟發性的談話，參觀博物館和動物園，參加一些藝術、音樂甚至學習方面的課程。一項研究發現，處於從學前班到小學一年級的過渡期的孩子中，社會經濟地位最高的1/5的家庭中的孩子，實際上在暑假期間有一定進步，而社會經濟地位最低的1/5的家庭中的孩子，則有明顯的退步。所以，中上階層家庭的孩子和較低階層家庭的孩子在智力和學習技能方面存在差距，主要要歸因於較低階層家庭的孩子在暑假裡累積起來的退步。這些孩子在接下來的學年裡也難以一下子追趕上來。
遺傳決定論者讀到這裡或許會想：「我們怎麼知道這些社會化方面的差距實際上會決定孩子的智力和學習成績呢？我們怎麼知道這不是僅僅因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的孩子比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的孩子更聰明呢？我們怎麼知道這是因為環境的影響，而不是因為他們幸運地繼承了父母的優秀基因呢？況且擁有更聰明遺傳基因的父母確實會做出刺激孩子智力發展的種種努力，他們的基因使他們樂於做這樣的事情，並且這樣做能夠在孩子們身上收到更好的效果，因為孩子們變得更聰明了。」
毫無疑問，遺傳決定論者所說的確實可以用來解釋目前發生的部分實際情況。在一定程度上，環境的差異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擁有高智商的基因，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往往擁有低智商的基因。
不過想想看，遺傳不可能是造成智力和成績差距的主要原因。純粹由環境因素造成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和較低的群體（有可能大體上就是最高的15%和最低的15%）之間的智商差距是12~18分，這並沒有給基因留下太大的空間。社會經濟地位最高的1/3的人與最低的1/3的人之間的差距是10分，而我們知道其中一大部分是由於環境差異造成的。
在後面的章節裡我還會討論，我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工人階層和較低社會階層家庭的孩子的智力，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環境能夠對智力起到很大的決定作用這一點牢記於心。根據我們前面已談過的收養研究結果，以及我在本章中詳細列舉的種種環境因素，我們知道還有很大的空間留給我們，即通過改善環境來做一些改變。
改善窮人的經濟狀況一定會使情況有很大改觀。不過，即使經濟狀況能夠得到改善，在經濟狀況好轉後的第一代人裡，來自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家庭的孩子，其智力和學習成績也不一定會有很大提高。將軍們總是要為最後一戰做準備，而家長們對子女進行社會化教育時，參考的都是他們父母的生活狀況，而不是他們自己或子女的生活狀況。事實上，一些證據顯示，在家庭收入有所增加的第一代人裡，孩子智力水平提高的程度極其有限。單純由收入改善引起的智力提高，都是通過一代又一代人漸進地實現的。
幸運的是，正如你將要看到的那樣，學校可以加快縮小社會階層之間智力差距的速度。如此一來，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的孩子，就能夠更好地把握信息時代經濟帶來的種種機遇。
不過在此之前，還是讓我們先來看看不同種族的人在智力和學習成績上的差距。造成這些差距的原因中，有一部分與造成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的原因相同，其餘的則不盡相同。
[1] 這一段和下一段中出現的經濟及讀寫能力的統計數字，來自理查德·弗裡曼出版的一本關於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