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有關種族與智力的話題一直是一種禁忌，所以我們從未就這個話題展開過自由的討論。這恰恰使得現在大部分測試專家堅信種族間的智力差異是由基因造成的。某種觀點如果不能得到公開的討論，就不能被駁倒。
——托馬斯·索威爾（1994年）
黑人孩子似乎……在潛意識裡認為黑人不如白人。我覺得我會對他們造成不利的影響。
——人類學家約翰·奧格布採訪的一名俄亥俄州高中黑人學生（2003年）
黑人與白人的智力是否天生就存在差距的問題，可以追溯到1 000多年前。那時正值摩爾人[1]入侵歐洲，摩爾人猜測歐洲人恐怕天生就不能進行抽像思維！（1 000多年前，歐洲南部的居民對北部的居民心存種種疑問。西塞羅警告羅馬人，不要把英國人買來做奴隸，因為訓練他們太困難了，不過愷撒認為他們「至少還能做點兒粗活」。）但是到了19世紀，可能大多數歐洲人都認為他們的智力技能天生就勝過非洲人。
20世紀初發展起來的智力測試則強化了這種遺傳論的觀點。由於白人在測試中的分數高於黑人，不少心理學家在智力主要來自遺傳的假設下，認為黑人與白人之間智力差距的根源在於遺傳基因。
幾十年來，白人在智力測試中的平均成績是100分，而黑人則是85分——差距是15分，也就是整整1個標準差的差異。如果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或全部原因在於基因，那麼這會對美國社會造成極其可怕的影響。即使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仍會有比例遠遠高於白人的黑人難以養活自己，而且能夠在商業或專業領域中取得成功的黑人的比例也要比白人少得多。
在這一章中，我會針對用來證明黑人與白人的智力差異是由基因所致的證據進行討論。同時，我還會向大家說明，現在社會上仍然存在不少巨大的社會障礙，以及一些典型的美國黑人的社會風俗，這些都嚴重地阻礙了黑人在教育和職業方面的進步。
黑人和白人的智力差距不是基因造成的
關於種族間的智力差距究竟是部分由基因引起的還是純粹由環境造成的，外行們的看法迥然不同——行為科學家們也是如此。我認識的一些外行以及科學家認為，根本不用證明就能夠知道，種族間的差距不可能是基因造成的，但是這樣的論斷沒有任何根據。有可能有100種方式導致不同種族的智力天生就存在差異——不是黑人智商更高，就是白人智商更高。這是個要靠實驗證明的問題，而不能因為相信所有種族都是平等的，就認為不同種族之間不存在天生的智力差異。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有大量通過實驗取得的證據。
1994年，心理學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政治科學家查爾斯·莫瑞出版了《鍾形曲線》一書，認為黑人的智力水平明顯低於白人。他們自稱以不偏不倚的態度看待所得到的證據，而這些證據指向的結論就是，種族間的智力差異主要是由基因造成的。查爾斯·莫瑞（赫恩斯坦幾乎在《鍾形曲線》一書出版的同時就去世了）不斷強調，他們並不確定種族之間的智力差距究竟有多少是由基因造成的，但書中出現的證據明顯向遺傳決定論的觀點傾斜。黑人與白人的智力天生就存在差距，公眾和科學界的大多數人都認為這就是該書支持的觀點。
赫恩斯坦和莫瑞在《鍾形曲線》一書中給出了支持這一觀點的論據。J. 菲利普·拉什頓和阿瑟·詹森在2005年出版了一份長達60頁的報告，對赫恩斯坦和莫瑞給出的證據進行了核查，也提出了支持這一觀點的相關論據。在這一章及附錄二中，我會將這些論據一一呈現，不過這個附錄不是為一般讀者準備的，可能更適合那些想要看看我是如何駁斥遺傳決定論觀點的專家。
黑人與白人在智力上的差距並不是一些顯而易見的人為原因造成的，例如黑人不熟悉較為正式的英語，或者他們缺乏參與智力測試的積極性，又或者他們的老師或智力測試人員對於他們的表現沒有抱太高的期望。
不過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有時候黑人在智力測試和成績測驗中的表現不佳，往往是因為這些場合凸顯了他們的種族，並帶來一種「刻板印象」，導致他們無法好好表現。如果在更放鬆的環境裡，也就是不需要擔心白人測試人員對他們存有刻板印象時，他們的表現會更好。社會心理學家克勞德·斯蒂爾和喬舒亞·阿倫森證實了這一點，隨後無數的研究也都證明了這一點。當黑人與白人一起參加測試時，並且測試人員明確表示測試的是智力時，黑人極有可能無法發揮出正常水平。如果測試的題目是拼圖遊戲，並且黑人確信在這項測試中他們和白人的表現會一樣好時，黑人的表現通常會勝過在承受更大壓力的環境下的表現，有時這兩種環境下的表現還會有很大的差別。
不過實際情況是，一般而言，黑人在學校或工作上的實際表現並不如他們在智力測試中的分數所預測的水平。至少直到1980年詹森調查這個問題時，黑人的學習成績和職業成就實際上低於根據他們的智力測試分數預測的水平。處在同一智力水平上時，白人的學習成績和職業成就都高於黑人。
大體來說，黑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智力測試的得分也不會高。但這個事實本身並不能說明遺傳度的問題，因為尚不清楚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在多大程度上會導致智商較低，或是智商較低在多大程度上會導致社會經濟地位較低。不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社會經濟地位的各個等級裡，黑人的智商都比同級的白人低，所以社會經濟地位不可能是造成兩者智力上存在差距的全部原因。
遺傳決定論者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黑人與白人在智力上的差距是由基因決定的，但是所有這些證據都是間接證據。例如，有證據顯示腦容積的大小與智商的高低有關，大腦容積與智力的關聯度或許高達0.4。而且根據拉什頓的大量研究，黑人的腦容積小於白人。
不過，腦容積與智商的關聯度並不能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如果腦容積大就意味著更聰明的話，那麼我們應該能夠在家庭成員之間找到這種關聯性。因為遺傳而腦容積更大的兄弟姐妹，在智力測試中的分數應該更高，但實際上這種現象並不存在。
不僅如此，根據拉什頓和詹森的報道，男女腦容積的差異比黑人與白人腦容積的差異大得多，但是男女在智力測試中的平均得分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在厄瓜多爾的一個地區裡，遺傳基因導致一群人頭部畸形，他們的頭都非常小——因此腦容積也很小——但是他們的智力水平卻和他們未發生畸形的親戚們一樣高，而且學習成績遠遠勝過他們居住區裡的大多數人。過去幾千年裡人類進化的趨勢恰恰也是腦容積逐漸縮小。完全是出於興趣，我注意到愛因斯坦的大腦只有1 230克，明顯小於拉什頓的研究中黑人的平均腦容積。
就像關於大腦容積這樣的證據一樣，遺傳決定論者們提供的證據大多是間接證據。如果我們掌握了關於智力差距的更直接的證據，就沒有必要依賴於這些間接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借助自然實驗來證明一下，和非洲的基因相比，來自歐洲的基因是否能使一個人具有更高的智商。美國黑人的基因中大約有20%來自歐洲，也就是說，任何黑人的基因都處於100%純非洲基因和歐洲基因佔大多數的範圍內。如果歐洲的智力基因更優秀的話，那麼擁有更多歐洲基因的黑人的智商，就應該高於擁有更多非洲基因的黑人。
對這一假設進行證明的一個測試，就是確定帶有典型歐洲人遺傳體貌特徵的黑人智商是否更高。結果是，淺膚色和帶有典型高加索人特徵的五官——都是用來衡量一個黑人擁有歐洲血統多少的指標——與智力的聯繫非常微弱（相關度介於0.10~0.15）。即便如此，我們應該預見到兩者的聯繫很可能會更大一些，因為這些特徵使這樣的黑人在社會上具備一定的優勢。
另一個關於遺傳假設的測試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美國的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都與一些德國女性育有子女。因此，有些孩子的基因100%都是歐洲人的基因，有些孩子的基因則主要是非洲人的基因。在童年即將結束時，對這些孩子進行智力測試，父親為白人士兵的德國孩子，平均智商是97分；父親為黑人士兵的孩子，平均智商是96.5分——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歐洲人的基因具備優勢，那麼最聰明的黑人孩子的基因就應該大部分都是歐洲基因。但是一組調查人員將芝加哥所有學校裡最聰明的黑人孩子找出來，並詢問他們父母和祖父母的種族後發現，這些孩子的基因中含有歐洲基因的比例並不比黑人的整體水平高。
血型檢測一直被用來評估黑人個體擁有歐洲基因的多少。血型化驗並沒有顯示含有歐洲基因的多少與智商高低之間有什麼聯繫。同樣，在黑人中與高智商聯繫最密切的血型也並不是歐洲人中最常見的血型。
對「遺傳vs.環境」問題進行測試的一個方法就是研究在白人的環境中長大的黑人孩子。如果黑人在智力上的劣勢地位完全是由環境所致，那麼在白人環境中長大的黑人孩子的智商應該高於在黑人環境中長大的黑人孩子。在這一點上，遺傳決定論者引用了20世紀80年代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顯示，由白人父母收養的黑人孩子的智商低於白人父母收養的白人孩子。被白人父母收養的不同種族的混血孩子的智商，介於黑人孩子與白人孩子之間。但是，正如研究人員承認的那樣，這項研究有很多缺陷，例如，黑人孩子被收養時的年齡遠遠大於混血孩子被收養時的年齡，而收養時年齡的大小與智商的高低之間是有一定聯繫的。
發展心理學家埃爾茜·穆爾進行了一項更大範圍的收養研究。這項研究將黑人或白人中等階層家庭收養的黑人孩子和混血孩子進行了比較，並沒有發現這些孩子的智力有什麼差別。
一些最近的重要研究幫助我們找出了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不同種族在智力上的差距。心理學家約瑟夫·費根和辛西婭·霍蘭對社區學院裡的黑人和白人學生進行了測試，評估這些學生瞭解多少詞彙和概念，以及運用這些詞彙和概念學習和推理的能力。白人學生掌握的詞彙和概念比黑人學生掌握的要多得多，但當測試參與者學習新單詞的能力時，不論是學習字典上的定義還是在文中出現該詞的含義，黑人學生的表現並不比白人學生遜色。
白人學生對格言的理解能力更強，識別事物相似性的能力也更強。尤其是當需要使用一些詞彙和概念才能找出相似之處時，白人學生明顯更勝一籌，而黑人學生往往根本不瞭解這些詞彙和概念。不過當使用雙方都瞭解的單詞和概念測試這種推理能力時，雙方的表現並沒有什麼差別。在每個種族內部，先驗知識能夠體現學習和推理能力。但是在不同種族之間，先驗知識的不同並不能代表學習或推理能力的高低。
如果不同種族在學習和推理能力上沒有差距，那麼知識上的差距就不太可能是由基因造成的。更為可能的解釋是，知識上的差距完全是由環境造成的。（儘管如此，我一定不會爭辯說知識上的差距不屬於智力上的差距。因為智力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瞭解詞彙和概念的多少。）
費根和霍蘭的研究極為重要，但是還需要使用各種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參與者反覆進行測試，我們才能完完全全地相信由此得出的結論。
關於智力差距是否由環境所致的問題，最具說服力的證據來自弗林關於最近幾代人智商變化的研究。這項研究，也就是我們在第3章裡介紹過的，證實了1947—2002年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的智商有了顯著提高。在美國，智商提高了18分。基因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使智商發生這麼大的變化，這一定是強大的社會因素帶來的改變。如果這樣的社會因素使整體人口的智力水平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它們也一定能在特定時間裡使其中某個族群發生很大的改變。事實上，黑人現在的智商就高於1950年時白人的智商。如果黑人的智力基因不如白人的智力基因，這樣的情況就不可能發生了——除非你說黑人今天所處的環境比白人在1950年所處的環境更有利於培養出較高的智商。恐怕不少人都要做這樣的爭辯。
最後，既然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黑人所處的環境改善的速度遠遠快於白人的，那麼如今黑人與白人的差距和過去相比應該縮小了才對。而實際上，在過去的30年裡——在很多方面，這30年比此前所有的時代都更有利於黑人的發展——12歲黑人兒童和白人兒童的智商差距確實已經由15分縮小到了9.5分。美國教育進展評估長期趨勢測試也顯示出黑人取得了同樣的進步。白人在閱讀和數學方面的提高並不明顯，而黑人卻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在美國教育進展評估的測試中，黑人與白人的差距縮小的程度大致上等同於迪肯斯和弗林在智力測試中發現的5.5分。
黑人與白人的智商差距縮小了這麼多，其重要性我們怎麼估計都不為過。當人口的平均智商發生改變時，鍾形曲線兩端的差異就會很大。如果白人的平均智商比黑人的平均智商高出15分——這是兩者過去的差距——那麼白人智商超過130分的概率是黑人的18倍。這就意味著，那些成功的醫生、科學家和專業人士在白人中所佔比例要遠遠多於黑人。但如果差距是10分，白人和黑人的這一比例就接近6︰1。雖然取得最高成就的還是白人佔多數，但是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差距就不會如此巨大。智力測量表另一端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黑人與白人的智商差距是15分（黑人低於白人），那些無法養活自己的黑人的比例要比白人高得多；而如果差距是10分，黑人的比例只是可能比白人更高一些而已。
阻礙黑人取得成就的因素在於環境
那麼為什麼多數黑人在智力測試中的分數一直很低，而且學習成績不佳，事業上也沒有取得什麼成就呢？證據顯示，基因在這中間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所以我們可以認為這全部是環境因素所致。
首先，那些影響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的能力和成就的問題，在黑人身上更加嚴重，窮人中黑人所佔的比例遠遠超出他們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我來提醒一下這些潛在的問題都是什麼：胎兒期護理及營養不足，不採取母乳餵養，飢餓，維生素和礦物質不足，鉛中毒，胎兒酒精中毒，醫療條件差，更易接觸到污染進而導致哮喘，情緒創傷，學校和居住的社區環境較差，住在同一社區的同齡人不出意料地也不太令人滿意，頻繁搬家以及因此造成的對教育的不良影響。和白人窮人相比，這些問題對於處於社會底層的黑人來說更為嚴重。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問題也導致了黑人境況的進一步惡化。2002年黑人家庭的收入是白人家庭的67%，但是黑人家庭的財產僅僅是白人家庭的12%！造成這種差距的部分原因是黑人很難得到貸款——白人可以利用財產創造更高的投資回報，而黑人則被排擠在外。所以大體上，在就業不足或失業的情況下，黑人幾乎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用來暫緩經濟上的壓力。社會階層較低的黑人幾乎一無所有。另外，這種財富的差距也反映了一個事實：位於中等階層的美國黑人也不過是剛剛邁入這一階層而已。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他們養育子女的方式不同於典型的中等階層白人家庭，而更接近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社會階層。
美國女性中黑人未婚生子的比例是72%，而白人的這一比例是24%。這一統計數字意味著黑人孩子會遇到更多的問題，特別是單親家庭的貧困率要遠遠高於雙親家庭。或許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家庭只有一個成年人，而家裡的成年人越少，這個家庭的環境就越不利於孩子的智力發展。
不過黑人的經濟狀況也並非一成不變。在美國黑人中正在形成兩個不同的發展趨勢，一個有利，一個非常不利。
有利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黑人邁入了中等階層，早已成為中等階層的黑人則正在鞏固他們的經濟地位。機會均等行動計劃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過有些研究人員認為，黑人早在機會均等行動計劃普及之前就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步）。
非常不利的趨勢是，處於較低階層的黑人的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不光是黑人，所有處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階層的人都面臨著窘迫的境況。回想一下我們在上一章中談到的，和過去相比，窮人和工人階層的實際收入反而降低了。機會均等行動計劃對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黑人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大部分黑人的經濟狀況比以前更糟了，尤其是年輕的黑人男性。
社會對黑人的不信任態度嚴重地挫傷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尤其是年輕的黑人男性。僱主都心存偏見地認為年輕的黑人男性不夠可靠，工作缺乏熱情，不善於與人合作，行為也不太友善，不能很好地在一個團隊裡與他人合作，而且缺乏與人溝通的技巧。
不幸的是，有證據顯示，即使前來求職的黑人並沒有這些缺點，僱主也難以拋開這種偏見。當條件相當的黑人和白人競爭同一職位時，勝出的往往是白人。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讓黑人大學生與白人大學生裝扮成申請初級工作的求職者，結果令人極為心寒。這些年輕人都扮成穿著得體、口齒伶俐的高中畢業生，他們的資格和素質都是一樣的，但即使是承認自己曾經犯過重罪[2]的白人申請者，也比記錄中沒有這樣污點的黑人申請者得到了更多的積極回復。
如此根深蒂固的成見甚至會影響到高中畢業的黑人男性，這就意味著，在現實中學歷帶給黑人男性的價值要小於白人男性。不難理解，這一定會挫傷黑人男性完成教育的積極性。相較之下，黑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於黑人男性，從事的工作性質也好於黑人男性，也就講得通了。早在1965年，也就是帕特裡克·莫伊尼漢發表著名的關於黑人家庭的報告時，黑人女性高中畢業的概率就比黑人男性高出30%。2005年，在所有25~29歲的黑人中，持有大學文憑的女性和男性的比例是1.69︰1。
大約在1980年，智商超過120分的黑人女性的數量是黑人男性的兩倍。既然我們知道更多的學校教育和更認真地對待學習的態度能夠使人變聰明，這樣的事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這種性別差異當然不是由基因造成的，因為白人男性與女性在平均智商上並不存在什麼差距，而且對於白人來說，在智商較高的人中男性的數量多於女性（在智商較低的人中男性的數量也多於女性，這就是兩者的平均數相差無幾的原因）。如此一來，至少部分是因為學歷上的優勢，黑人女性在聯邦政府裡擁有白領工作的機會是黑人男性的兩倍。
因此，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黑人不僅要面臨他們這個階層要面臨的所有問題，還要面對他們的種族帶來的大量其他問題。黑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低於白人，而大部分黑人還背負著幾乎令人崩潰的社會偏見，這些偏見不僅削弱了他們獲得體面工作的競爭力，也挫傷了他們完成學業的積極性。
美國由來已久的種族歧視對黑人職業成就的影響
正如岡納·邁爾達爾的一部經典作品的題目那樣，種族問題或許是一個「美國難題」（American Dilemma），不過全世界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都面臨和美國底層黑人類似的問題。根據非洲人類學家約翰·奧格布回顧的證據顯示，處於社會底層的少數族裔，例如新西蘭的毛利人、日本的部落民、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以色列的瑟法底猶太人，以及在印度注定要成為社會底層的人（「不可觸摸的人」），都具有類似的特點，例如學習成績不佳，輟學的可能性極大，智力測試分數很低，違法犯罪率很高。在印度，較低種姓的人和較高種姓的人的智力差距，要比美國已知的黑人與白人的最大差距還要大。不僅如此，據記載，世界上很多非洲人以外的群體，平均智商只有85分或更低——這不僅低於過去美國黑人的平均智商，而且也遠遠低於黑人現在的智商。這些群體包括20世紀初在阿巴拉契亞山脈居住的白人，美國第一代意大利移民的子女，英國一些運河船工，以及蘇格蘭海岸附近赫布裡底群島的居民。
約翰·奧格布集中研究的是他稱為「被動的」少數族裔，就像美國黑人那樣被強虜後帶到美國的種族。與之相反的是他稱為「主動的」少數族裔，他們自己選擇離開自己的種族，就像摩門教信徒和阿米什人那樣，以及所有移民至美國的少數族裔。移民往往不會將自己與其移入國家中的大多數人進行比較，他們比較的對象是自己故國的同齡人，這樣一比，他們發現自己活得更好。和處於較低社會階層的少數族裔相比，移民的犯罪率往往低於其移入國家的整體犯罪率。（不過他們的子女往往犯罪率較高，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他們經過比較發現，自己的境況不如移入國家中佔多數的群體。）
奧格布認為，處於較低社會階層的少數族裔往往不能充分利用他們可以爭取到的機會，因為他們不怎麼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也就是說，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努力會得到回報。這種信念的缺失常常導致他們不努力學習，因為他們不認為努力會有所回報。少數族裔的年輕人對教育價值的看法或許與社會大相逕庭。就拿美國黑人來說，年輕人會把認真學習看作是「效仿白人」的行為。奧格布幾十年來一直都在研究黑人青年的價值觀，尤其是黑人男青年。這些年輕的黑人學生，即使出身中等階層家庭，念的是中等學校，也常常不做作業，並且往往更具破壞性。另外，有很多人都認為自己能夠憑借體育特長去念大學，所以根本沒有必要努力學習拿到高分數。即使有老師和輔導員的鼓勵，他們也不會去努力學習那些較難的科目。
瞭解美國黑人的文化史，對瞭解當今的種族問題大有裨益。這裡我會回顧一部分歷史，並將之與另一個群體的歷史做比較，即以前受到極大歧視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在19世紀的美國北方，很難預測21世紀究竟是愛爾蘭人還是黑人會活得更好。在此之後，我會著重講述托馬斯·索厄爾和詹姆斯·弗林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
歐洲人剛到美洲大陸定居時，黑人就已經存在了。在弗吉尼亞殖民地建立12年後，20個簽了契約的黑人傭工在詹姆斯頓登陸。在18世紀的弗吉尼亞，黑人與白人融合的情況與現在一樣，甚至在一些方面與今天非常相像。黑人和白人去同一所教堂，如果教堂裡有黑人牧師也並不稀奇。非洲文化的很多方面，包括農耕方法、飲食以及神話，都被歐洲定居者們融入了兩者共同構建的文化中。
在18世紀的美國，不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的黑人，雖不能說和其他群體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但至少都得到了全社會一定的承認和尊重。很多黑人的生活和白人契約傭工的生活並沒有什麼兩樣，這些白人契約傭工在當了一段時間的學徒之後，就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黑人也不是一輩子只屬於一個主人。
從很早開始，北方的很多黑人就從未做過奴隸，或者說從奴隸制中被解放了出來。到20世紀初期，在北方的大城市裡，「自由的有色人種」比愛爾蘭人更容易被僱主或鄰居接受。那時在工廠和商店的窗戶上，還可以見到一些標識，上面寫著「黑人優先，愛爾蘭人不必申請」。雖然北方大多數恢復自由身的黑人都是傭人、半技工、非技術工人，但也包括一些手工業者、小業主和早期的技術工人。在1860年的波士頓，黑人的職業地位高於愛爾蘭人，紐約的酒店中黑人僱員的工資要高於愛爾蘭僱員。
1855—1880年，居住在北方和南方的自由黑人家庭有85%都是由男性當家。在費城，男性當家的家庭在自由黑人中比在別的群體中更常見。而在19世紀，愛爾蘭家庭中由男性當家的比例遠遠低於黑人家庭。直到20世紀之前，北方城市裡的種族隔離情況都並不嚴重。1910年，芝加哥超過3/4的黑人都居住在白人佔大多數的社區裡。
為了理解居住在城市裡的自由有色人種的生活有多麼的今不如昔，我們以1800年華盛頓的500個黑人以及他們的後代為例來進行說明。這群人在1807年創辦了自己的學校，在1862年被准許進入公立學校以前，黑人孩子都到黑人自己開辦的學校上學。到了1870年，他們又開辦了第一所黑人高中。從那時開始直到20世紀中期，該高中裡3/4的學生都上了大學，甚至比今天白人上大學的比例還高。20世紀初，黑人高中的學生在全市成績測驗中的得分高於華盛頓任何一所白人高中學生的得分。最初使用智力測試時，這所黑人高中學生的得分超過了全美的平均得分。這所高中的畢業生包括美國第一位黑人將軍、第一位黑人內閣成員、第一位黑人聯邦法官、自南北戰爭後南方重建以來的第一位黑人參議員，以及血漿的發現者。
在北方的自由黑人並不是注定不能成為完全平等的公民的。他們比愛爾蘭人領先一步。但是大量黑人在南方淪為奴隸，由此導致19世紀末期大量一無所有、目不識丁的黑人湧入北方城市，這才使北方黑人的努力化為了泡影。
奴隸制使得南方黑人的境遇和愛爾蘭人當初在愛爾蘭的境遇頗為相似。兩個群體最關鍵的共同點就是，他們的勞動對自己而言沒有創造任何價值，所以這兩個群體最初並沒有形成努力工作的價值觀。奴隸們的勞動只是讓奴隸主受益而已，愛爾蘭人的勞動成果也全部歸遠方的英國地主所有。即使是他們居住的小屋——更多的是簡陋的茅屋——都屬於地主，所以愛爾蘭人根本沒有動力把他們的住處收拾得更好一些，因為這樣只會讓地主得到好處。另一個生態方面的情況也是傳統的愛爾蘭人不願意工作的原因：愛爾蘭的土地最適合種植土豆，但是這種作物每年只需付出幾周的勞動就可以等待收穫了。當19世紀中期大量愛爾蘭人第一次湧入新大陸時，他們根本沒有踏踏實實工作的傳統。100多年過去了，他們才終於摘掉了「懶漢」的帽子。
南方廢除奴隸制並沒有使黑人獲得經濟上的自由。實際上，奴隸制下黑人們的生活條件在很多方面都勝過南北戰爭後那段時期的窘況。雖然在南北戰爭後南方重建初期，黑人獲得了少許政治自由——確實有不少黑人在當時擔任聯邦職務，因為曾經的南方士兵沒有選舉權，也不能競選聯邦職務——但是大量黑人因此不得不以租種的形式來償還債務。到19世紀下半葉強行採取種族隔離制度之後，大部分黑人的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有的甚至到了令人絕望的邊緣。為了擺脫貧困和歧視，南方的很多黑人都逃到了北方的中心城市地區。從19世紀末開始，出現由南方湧向北方的黑人大潮；到1940年時，每10年人數就大約會翻一番。
到達北方的黑人幾乎一貧如洗，既沒有掌握任何技術，也沒有念過什麼書，並且在生活習慣和處世態度上完全保持了鄉下人的特點。他們的人數遠遠超過北方原有的自由黑人的後代，這改變了原來自由黑人的特徵，並在北方城市中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如果當時的勞動力市場完全向這些新來者敞開，那麼20世紀北方城市黑人的歷史或許會呈現出一番非常樂觀的景象。但是總的來說，勞工運動大多將黑人排斥在外。他們不能加入工會，而那時只有成為工會會員才有可能找到高薪的工作。只有在部分地區的部分行業裡，例如底特律的汽車行業，黑人才被准許大量進入工會。在其他地方，黑人們只能找到不需要熟練技術或非技術工人的工作，但即使是這樣的工作，黑人也是最後受到僱用並最早遭到辭退的。
愛爾蘭裔美國人因為也是白人（或者像諾埃爾·伊戈內特夫在書中寫的那樣，變成了白人），所以逐漸被准許加入工會，然後從社會底層逐漸升到了較低的階層，並最終大量湧入中等階層。愛爾蘭裔美國人崛起的另外兩個原因是政治——以及隨之而來的資助——和天主教教會。天主教教會為了使貧窮的天主教移民得到教育，進行了英勇的鬥爭。
20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的愛爾蘭人的智力和美國黑人的智力處在同一水平線上。英國心理學家H. J. 艾森克認為這是遺傳的結果，也就是說，聰明的愛爾蘭人都逃離了愛爾蘭，剩下的都是呆頭呆腦的愛爾蘭人——還有他們的劣質基因。愛爾蘭的基因庫肯定比艾森克認為的更優秀，因為現在愛爾蘭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越了英國，兒童的讀寫能力也比英國的兒童強（取得這樣的成就不是沒有原因的，一部分是得益於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行的一項深入的教育舉措，中學後教育的入學率從1965年的11%提高到了2003年的57%）。
雖然黑人從南方大量湧入北方打亂了北方城市原來的社會秩序，對黑人自己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這些黑人移民幾乎無法進入工會，從而找到像樣的工作），但與待在南方時相比，他們的經濟狀況還是有了很大的改善。除了大蕭條時期以外，整個20世紀中城市窮人的處境一直在穩步好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們的經濟狀況有了質的飛躍（也許並不是巧合，學習成績取得很大進步的孩子們正是這段時期出生的）。到了1970年，夫妻雙方都工作的黑人家庭與同一水平的白人家庭的收入幾乎不相上下。
邁入中等階層的黑人數量還在不斷增加。擁有中等水平工作的黑人的比例，從1950年的10%上升到1976年的31%；到2002年，已經升至52%。但是早在20世紀60年代時，黑人群體的財富就開始出現兩極分化。雖然中等階層家庭的數目不斷增加，但還是有大量黑人在貧困的泥潭裡拚死掙扎。
黑人群體的分化與婚姻狀況的穩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個家庭內如果有男性存在，並且這個男性有工作，這個家庭的情況就會相當不錯，而大約2/3的由女性當家的黑人家庭，其條件則遜色很多。有一個沒有完成學業並因此經常失業的黑人男性，背後就可能有一個必須自食其力的單身母親。每個由女性當家的家庭都有可能產生沒有完成學業並因此經常失業的黑人男性，這樣的男性往往也無法承擔起婚姻的責任，長此以往就構成了惡性循環。
西印度群島移民為什麼能出類拔萃？
除了北方自由黑人的後代以及從前奴隸的後代，還有第三個與眾不同的黑人群體。它的過去非常不同也非常多災多難，但現在情況改善了很多，未來更將無限光明。這個群體就是美國的西印度群島移民，他們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但卻擁有與這一比例極不相稱的卓越的非裔美國人——從黑人領袖馬庫斯·加維到美國第一位黑人國務卿科林·鮑威爾，都出自這個群體。1970年，第二代西印度群島移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就業比例都超過了全美的平均水平。和來自南方的黑人移民不同，移入北方大城市的西印度群島移民和其他的外國移民群體頗為相似。他們能找到什麼活就幹什麼活，把賺來的錢積攢起來，然後自己經營或盤下一些小本生意，他們寧願放棄奢侈品或生活必需品，也要保證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西印度群島移民從事高級職業或在職場中佔據高級職位的比例，遠遠高於美國本土的黑人。
從表面上看，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制在各個方面都比美國的奴隸制更加慘無人道，因此他們能取得如今的成就更加非同尋常。西印度群島移民在美國取得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擁有更多的歐洲基因，或是有更多的接觸歐洲文化的機會。西印度群島移民的基因庫裡摻入的歐洲基因比美國黑人要少得多。和美國黑人的文化相比，西印度群島移民的文化有著更深的非洲文化的印記（索厄爾最近認為[3]，美國舊城區「貧民窟」裡的黑人文化並不是起源於18世紀的西非，而是起源於那個時期北愛爾蘭和蘇格蘭邊境地區的文化，而後美國南方的「紅脖子」鄉下人把這種文化的火炬傳給了南方的黑人）。
在索厄爾看來，西印度群島移民之所以出類拔萃，關鍵在於新大陸上的奴隸制經濟史。在美國南方，奴隸們都是在一間廚房裡一起吃飯，或者領到食物後回到自己的住處再進一步加工。而在西印度群島，黑人們自己種莊稼，然後把剩餘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由於白人很少，因此所有的技術勞動、手工藝活以及一大部分小買賣都不得不由黑人獨立承擔。雖然西印度群島移民初到美國時很窮，但是和他們的南方黑人兄弟相比，他們能夠更好地把握美國的種種機會。
但我必須指出的是，西印度群島移民並不是從全部西印度群島人群裡隨機挑選的代表。西印度群島移民中沒有包括多少在西印度群島社會最底層的人，這些移民中專業人士和管理階層所佔的比例，大大高於西印度群島人口的整體水平。簡而言之，造就西印度群島移民在美國高成功率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自我選擇，而這種自我選擇無疑和他們的優秀智力基因有一定關係。
雖然西印度群島移民中，具有一技之長的人的比例要比平均水平高，但他們的學業和職業成就告訴我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種族主義是造成黑人職業成就較低的罪魁禍首。如果黑人掌握過硬的技術，並且對工作抱有積極的態度，那麼不管種族主義多麼嚴重，也不能阻止黑人取得很大的成就（當然，在紐約和其他西印度群島移民大量聚集的地方，人們對這個群體的固有印象是他們很勤奮，並且值得信賴，這一點幫了他們不少的忙。抑揚頓挫的加勒比口音在勞動力市場上可是很吃香的）。
養育方式的差異會影響孩子認知能力的發展
西印度群島移民在文化上投入的資本高得不同尋常，而有些本土黑人在文化方面的投入明顯低於白人。在所有美國黑人整體上具備的劣勢之中，首當其衝的就是許多黑人父母養育子女的方式。與社會及經濟狀況都較為接近的白人相比，用他們的養育方式教育出來的孩子，不太可能取得智力測試的高分以及優異的學習成績。
沒有什麼比許多黑人父母和子女進行交流的方式更能說明問題的了。我在上一章中曾指出，精英階層的孩子每天能夠聽到2 000個單詞；而工人階層的孩子，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每天僅能聽到1 300個單詞。靠救濟維生的黑人的孩子每天聽到的單詞量只有600個。精英階層的孩子到三歲時，已經聽到過3 000萬個單詞，而父母靠救濟維生的黑人孩子只聽過1 000萬個單詞。與靠救濟維生的黑人婦女與子女交談時所使用的詞彙相比，精英階層三歲大的子女與父母交談時使用的詞彙要豐富得多。
讓我們回想在上一章中提到的人類學家雪莉·布萊斯·希斯所做的關於美國南方一個農村社區裡的孩子的研究。整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希斯和三種不同類型的家庭共同生活達數月之久，並跟蹤記錄了孩子們在學校的表現。她研究的家庭包括父母至少有一方是教師的中等階層白人家庭，工人階層的白人家庭以及社會階層較低的黑人家庭。工人階層的家庭在很多方面不同於中等階層的家庭，而這種差異在不少窮苦的黑人家庭裡也比比皆是。不過，在語言的社會化方面，黑人既不同於工人階層的白人家庭，也不同於中等階層的白人家庭——他們的養育方式甚至遠遠不足以使子女做好上學的準備。
窮苦的黑人孩子往往出生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裡，家裡人與孩子既有口頭上的溝通，也有非口頭上的。大人們通常都不直接跟孩子講話——他們懶得去猜孩子發出的聲音究竟代表著什麼意思。他們不會使用適合兒童的語言和孩子說話，他們也不會賦予物體或事件特定稱謂，或者試著將當下的物體與在其他環境中遇到的其他物體聯繫起來。換句話說，他們不會將事物串聯起來，使孩子學會觸類旁通。
這些黑人孩子也沒有什麼能夠開發智力的玩具，他們的玩具只是些不會傷著人的家居物件——勺子、塑料餐具，還有壺蓋什麼的。大一點兒的孩子或許有一些電動或機械玩具。不過他們都沒有鍛煉動手能力的玩具（積木、能夠拆裝的玩具或者拼圖）可以玩。
他們也沒有什麼書可以讀。大人們讀報紙、郵件、日曆、廣告冊子以及《聖經》，但是卻沒有為孩子準備專門的兒童讀物，除了有時從主日學校拿回的一點材料外。大人們也不會耐心讀故事給孩子聽。晚上臨睡前也沒有什麼慣例活動，甚至入睡前父母也不給孩子們講睡前故事。
而且，這些父母也不會就孩子周圍的環境提出「什麼」式的問題，他們問的都是不夠具體的比較，例如「那個像什麼」。（這很有可能會提高孩子們辨別相似之處的能力。黑人在智力測試的類同小測驗中的成績是所有小測驗裡最高的。）這種將兩個事件以隱喻的方式聯繫在一起的能力，並不會給孩子們在學校裡的生活帶來優勢。實際上，這種能力經常會造成問題，因為孩子們看到的聯繫並不是老師所要求他們指出的那種聯繫。到了高一點兒的年級，孩子們要學習比較和評估的時候——也就是孩子們發現相似之處的能力本可以大展拳腳的時候——這些孩子就遠遠地落在了後面，因為他們不具備口頭及書面的理解能力，無法找出老師可能認可的那種相似點。
在家裡，父母們的問題也不是已知答案類型的問題——也就是說，那些大人知道答案的問題（「大象是什麼顏色的，比利」）。這樣一來，孩子們上學後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這類問題。即使老師提出最簡單的問題，他們都有可能答不上來，因為這種提問的方式使他們困惑（「要是連老師都不知道答案是什麼，我肯定也不知道」）。
不過，孩子們在家裡有時還是會講些故事的——如果他們能夠長時間地吸引家庭成員注意力的話。但是以學校的標準來看，他們講的故事可並不怎麼樣：這些故事通常都沒頭沒尾——只不過是為了娛樂一下，聽眾聽了一會兒就失去興趣了。這些孩子的敘述能力超過了工人階層的白人孩子，甚至勝過很多中等階層的白人孩子。（黑人的敘述能力從娛樂業和神職人員身上就可以看出來。有一句話說得好：最差的黑人傳教士禮拜日在教堂裡的最差表現，也要好過最好的白人傳教士禮拜日在教堂裡的最好表現。）
在學校裡，老師要求孩子們根據形狀、顏色或大小將物體分類。但是貧窮的黑人孩子根本沒學過怎麼分類，他們對這樣的練習非常陌生。不僅如此，如果老師要求他們口頭描述書中出現的場景時——這些場景都有固定的描述模式——他們通常很難將這些場景與現實世界裡具體的物體或事件聯繫起來。
20世紀80年代末，希斯又回到了北卡羅來納州，繼續研究20多年前她所研究的那群孩子的子女。以前她住過的社區已經不復存在了，原來一些家長工作的那家紡織廠也早已關門了，農場實現了機械化。當年的孩子們中有一部分現在已經在城市裡找到中產階層的工作，剩下的人則是希斯這次研究的對象，他們有的依舊居住在原來那個城鎮的貧民窟裡，有的則住在亞特蘭大一幢低收入者聚集的高樓裡。
當年的那些孩子現在都已經為人父母，並且通常都很早就結婚生子了。實際上，希斯當年研究過的社區裡，每一個女孩都在十幾歲時就已經有了一個孩子。這些年輕的媽媽既不會使用適合孩子的語言與孩子交流，也沒有告訴孩子環境中出現的東西的特定稱謂。她們也從不讓孩子們描述每天是如何度過的，而當孩子開口說話時，母親有時候還會嘲弄孩子們賣弄知識。
在大多數情況下，孩子都交由她們的媽媽來撫養，這些十幾歲的年輕女孩則返回高中唸書，恢復自己的社交生活。希斯的研究對像中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大多數時間都靠救濟度日，她很少與自己的孩子進行交流，或是對孩子說上幾句話，即使開口對孩子說話，一般也不會超過一分鐘。與她所在的那個北卡羅來納州的大家庭相比，她的語言世界和社會生活要單調許多。她很少主動開口說話，只是被動地收看電視節目，或是讀一些電影或電視方面的雜誌。與她來往的人大都是她所在的住宅區內那些做臨時工的婦女。這些女性只盯著眼前的事——怎樣準備好材料去福利部門申請救濟，或是托兒所的規定可能會發生變化，又或是怎樣才能夠讓孩子的父親重新開始寄孩子的撫養費過來。
從希斯的報告中不難看出，20世紀80年代末出生的年輕父母生育的孩子中，至少有一部分孩子的認知、社會及情感生活遠不及他們的父母成長時那麼豐富多彩。
另外一項關於20世紀80年代典型黑人家庭生活的研究更加系統，同時也印證了希斯的觀點，那就是，在那個時代以及現在，黑人的家庭環境不僅不利於智力的發展，而且情感上也不夠溫暖。梅雷迪思·菲利普斯、珍妮·布魯克斯—岡恩以及他們的同事對一些研究的結果進行了詳細的分析，這些研究評估了黑人家庭與白人家庭中各個方面的家庭環境情況。他們的分析建立在兩組數據的基礎上。一組數據來自一項叫作「美國青少年研究調查（兒童組）的研究。這項研究始於1986年，研究對象是在1979年年齡介於14~22歲的青少年的子女，共計6 000個孩子。這項研究考察了大量人口變量和家庭變量。另一組數據來自嬰兒健康和發展項目。這個項目研究了在8家不同醫院出生的嬰兒，這些嬰兒出生時的體重都不足2.5千克——這樣的嬰兒不僅可能智商低，而且可能還存在不少身體健康方面的問題。有一項干預計劃旨在提高這些孩子的智力和學習成績。在下一章中，我會談談這個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物力和財力的計劃所取得的成效。不過現在我們還是只討論這個項目控制組中的315名黑人和白人孩子，這些孩子出生時的體重為2~2.5千克。
菲利普斯及其同事考量的主要指標，基本上就是家庭環境測量觀察法（HOME，Home Observation for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所採取的測量標準。採訪者到研究對象的家中進行觀察，並向孩子的母親詢問一些情況，然後給出這個家庭在考量指標上的得分。這些指標包括「從家庭外部獲得的學習經驗（參觀博物館、拜訪朋友、去雜貨店買東西），從家庭內部獲得的文化經驗（孩子擁有10本以上的書籍、母親讀書給孩子聽、家庭成員讀報紙、家庭訂閱雜誌），家庭內部的感知刺激活動（能夠促進技能學習的材料，例如辨別字母、數字、顏色、形狀以及大小的能力），懲罰（在採訪者家訪的過程中孩子是否挨過打以及母親管教孩子的風格），母愛（在家訪過程中母親是否親吻、撫摸或擁抱了自己的孩子，在家訪過程中母親是否稱讚了孩子的成就），以及其他物理環境因素（家裡是否足夠乾淨整潔，孩子遊戲的環境是否安全）」。
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在這兩項研究中顯示出極大的差異，在某些考量指標上，兩者的差距竟然高達0.6個標準差。黑人家庭在考量指標上的得分往往都與認知變量密切相關。在美國青少年研究調查（兒童組）的研究中，和從來不讀書給孩子聽的情況相比，如果每天讀書給孩子聽，五六歲孩子在詞彙上的得分相當於孩子的智商提高4分。在嬰兒健康和發展項目中，如果一個家庭的得分比所有考量指標得分的平均值高出1個標準差，那麼這個家庭裡的孩子的智商就比別的孩子高出9分。
我在第5章中曾經提到過哈特和裡斯利有關堪薩斯城的家庭的研究。哈特和裡斯利發現，來自不同群體的父母在對待孩子的方式上（是慈愛還是嚴厲）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讓我們回想一下，身為精英階層的父母每責備孩子1次，就有6次鼓勵；一些工人階層的父母每責備孩子1次，只會鼓勵孩子2次；而靠救濟生活的黑人父母，每責備孩子2次，才會鼓勵1次。到3歲時，精英階層的孩子受到了50萬次的鼓勵和8萬次的責備，而母親靠救濟生活的黑人孩子則受到了7.5萬次的鼓勵和20萬次的責備。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差異會對孩子認知能力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也知道，在一定程度上，黑人父母養育方式中某些不利的方面在中等階層的黑人家庭中也很典型，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是這樣的。讓我們回想一下埃爾茜·穆爾關於中等階層白人或黑人父母撫養黑人或混血孩子的研究。白人養父母收養的黑人或混血孩子的智商，比黑人養父母收養的黑人或混血孩子的智商高出13分。雖然我們不知道這樣的差距究竟有多少是家庭環境造成的，多少是學校和鄰里環境造成的，但是有一點我們是肯定的，那就是黑人孩子成長的環境不會像白人孩子成長的環境那樣能促進孩子認知能力的發展。
穆爾和研究人員走進每個受訪家庭，讓孩子完成一項積木圖案的任務——也就是讓孩子先看一個圖案，然後嘗試用積木把這個圖案擺出來，孩子的母親在一邊觀看。和黑人養母相比，白人養母對孩子的鼓勵遠遠多於責備。在擺積木的過程中，當孩子們遇到問題時，白人養母往往會開開玩笑，以緩解孩子的緊張；而黑人養母更多地會皺眉或沉下臉來。白人養母會鼓勵孩子努力解決問題（「哎呀，這真是個有趣的想法」或者「你可真在行」），而黑人養母則更多地表示否定（「你知道那樣擺肯定不對」或者「如果你真努力了，肯定比現在做得好」）。白人養母還會向孩子們提供幫助，而她們的方式會促進孩子們學習，例如她們會提出建議，孩子們會利用這些建議自己探索出如何將積木擺成要求的圖案（「你為什麼不試試每次只擺一部分呢」）；黑人養母則會給出具體的指示，這樣孩子們就沒有機會自己去發現如何完成這項任務（「應該用那塊，不過你得先把它像這樣翻轉過來」，然後示範正確的方法給孩子看）。白人養母的態度基本上都是「只要你努力了，出錯也沒關係」；而黑人養母則往往會發火，並且對孩子缺乏信心。
對於這些有關白人養母和黑人養母行為的證據，我想強調兩點：第一，我們不清楚阻礙孩子智力發展的究竟是上述的行為，還是諸如周邊環境、同齡人的影響或者學校等其他環境因素。第二，如今不太可能在中等階層的白人養母和黑人養母之間再發現這樣的差異了。這項研究差不多已經過去25年，第二代中等階層父母的養育方式可能不同於第一代中等階層父母。當然我們可以期待，第二代中等階層父母的行為方式會促進孩子的探索能力和智力發展。
上一章的結論與這一章的結論是契合的。黑人與白人的智力差距不是基因造成的，可測量的環境因素才是造成差異的全部原因。雖然較低社會階層的黑人和白人同樣地受到許多不利條件的影響，但是黑人——尤其是工人階層和處於社會底層的黑人——還要忍受種族歧視，而正是種族歧視阻礙了他們的職業發展。與白人文化相比，黑人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存在於每個社會階層的黑人家庭中——會阻礙孩子認知能力的發展。除了中等階層的黑人以外，其他階層黑人面臨的周邊環境和選擇的學校，不僅使這些文化的不利影響擴大了，還使這些黑人很難擺脫這種文化的影響。即使是中等階層的黑人，在青少年時期也受著否定成就的亞文化的影響。在這種亞文化的鼓動下，這些青少年往往認為體育特長、表演天賦和在街頭闖蕩的本事足以代替學習能力。
我相信，按照正常的發展進程，黑人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智力水平會慢慢得到提高。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黑人的犯罪率和吸毒率持續下降（不過自從2005年開始，暴力犯罪率又開始有所回升）。不僅如此，還會有越來越多的黑人躋身中等階層，黑人的智力和學習成績也會逐步提高。
在下一章裡，你會看到怎樣做才能使窮苦的黑人邁入工人階層，工人階層的黑人又如何逐步邁向中等階層。
[1] 摩爾人（Moors），中世紀時西歐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對北非穆斯林的貶稱。摩爾人實際上是阿拉伯人、柏柏爾人以及北非黑人的混種人，公元8世紀皈依伊斯蘭教並由北非進入並統治西班牙等地。——譯者注
[2] 美國各州對重罪的定義不盡相同，但大致上都是以暴力為手段的犯罪，包括謀殺、強姦、惡意傷害和侵入私宅等。——譯者注
[3] 這一點值得我們詳細引用索厄爾的觀點。下面這段話來自他的著作《狹隘的黑人與開明的白人》的第6頁，「在南方白人之間大行其道的文化觀和社會模式包括：厭惡工作，傾向使用暴力，不重視教育，私生活糜爛，缺乏遠見，酗酒，不思進取，不顧後果地尋求刺激，喜歡奔放的歌舞，他們的宗教演講往往充滿過於華麗的詞藻，激情洋溢，聯想豐富」。下面這段話來自第1頁和第2頁，「這種文化很久以前就在它起源的英國消亡了，不過在美國南方卻存活了下來。後來，在南方黑人和白人之間也幾乎銷聲匿跡了。但是今天，在最貧窮最落後的城市黑人貧民窟裡，還是可以看到這種文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