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只有亞洲人才能得到這樣的分數！
——一名就讀於硅谷一所歐美合辦高中的高三學生聽到她的同學得到了極高的SAT分數後的反應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荀子《勸學》
下面這些統計數字應該能夠引起具有歐洲血統的人的注意。
‧ 1966年，在美國高中學習的華裔高三學生參加SAT考試的人數比歐裔學生高出67%。儘管並不是最優秀的學生，但平均來說，這些華裔學生的分數和歐裔學生的分數非常接近。
‧ 1980年，「66級」的華裔學生已經32歲了，他們中成為專業人士、管理人員或技術人員的比例比歐裔學生高出62%。
‧ 20世紀80年代末，在加利福尼亞州橘郡的加登格羅夫，東南亞「船民」[1]的子女只佔當地全部人口的20%。然而在當地的14所高中裡，有12所學校都是由這些孩子作為畢業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上致辭的。
‧ 1999年，第三次國際數學和科學研究的結果顯示，美國八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比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新加坡的同年級學生低0.75~1個標準差，科學成績低0.33~0.5個標準差。
‧ 雖然亞裔美國人只佔美國總人口的2%，但是2008年西屋科學大獎賽的5位獲獎者全部是亞裔美國人。
‧ 哈佛大學現在有20%的學生都是亞洲或亞裔學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45%的學生是亞洲或亞裔學生。
所以歐裔美國人還是認輸的好，亞洲人[2]就是更聰明。
事實很可能並不是這樣。至少傳統的智力測試顯示的結果並不是這樣。赫恩斯坦和莫瑞，拉什頓和詹森，菲利普·弗農和理查德·林恩以及其他人都曾在報告中指出，亞洲人具有智力優勢。不過弗林已經證實，這些報告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果，是因為研究人員使用了過時的智力測試版本，而不是最新的版本，並且研究樣本的規模較小，也不具有代表性。所以，使用過時的智力測試版本就會錯誤地提高亞洲人的智商。弗林回顧了16項不同的研究，這些研究的結果都基本一致，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東亞人的智商略低於美國人的智商。[3]
毋庸置疑的是，亞裔美國人取得的成就遠遠高於他們測得的智商顯示的成就水平。亞洲人在成績上的成就，更多的是靠辛勤的汗水換來的，而與智力無關。
亞洲人的智力成就來源於刻苦努力、積極和堅持不懈
哈羅德·史蒂文森及其同事對三個不同城市的學生進行了研究，這三個城市的社會經濟水平非常接近：日本仙台、中國台北，以及美國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研究人員從一年級和五年級隨機挑選出一部分學生作為樣本，然後對他們進行了智力測試以及閱讀和數學水平測試。我們並不清楚他們對於三個不同人群的智力測試是否具有可比性（不過研究人員認為有可比性——並且給出的論據也比較有說服力）。儘管如此，一年級時，美國學生在絕大多數智力測試中的分數都高於日本學生和中國學生。作者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的家長在子女進入學校以前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激發子女的智力發展。不論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美國一年級學生的表現更加優秀，到了五年級時，美國孩子在智力的優越地位幾乎喪失殆盡。從這些事實中我們瞭解到，不管一年級時誰比誰更聰明，五年級時美國孩子在智力上的優勢已經拱手讓給了亞洲孩子。
不過這項研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研究結果是，亞洲學生的數學成績遠遠高於美國學生。使用同樣的試題對日本、中國台灣地區和美國的孩子進行測試，到了五年級，中國台灣孩子的數學成績比美國孩子高出將近1個標準差，而日本孩子的數學成績比美國孩子高出1.3個標準差。更令人吃驚的是，在一項範圍更大的研究中，史蒂文森及其同事研究了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地區以及日本很多所不同學校中五年級學生的數學水平。結果顯示，這些亞洲孩子的數學成績沒有太大的差別，這些學校的數學成績大致在同一水平上，而美國學校之間的差距就比較大。但是美國數學成績最好的學校，其水平僅相當於亞洲最差的學校！
智商不是差距存在的關鍵所在，使美國學校或美國兒童與亞洲學校或者亞洲兒童有所區別的是學習的積極性。
讓我們先從學校說起。日本孩子每年上學的時間是240天，而美國孩子上學的時間大約是180天。亞洲的學校可能更好，但美國學校中亞裔學生的表現說明，問題的關鍵在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於1966年發表的關於美國教育機會平等性的科爾曼報告，測量了隨機選取的大量美國孩子的智商，弗林跟蹤記錄了這些孩子直到平均年齡36歲時的情況。其中，有東亞血統的美國人在智力測試非言語部分的得分是100分，語言部分的得分是97分，所以他們的總體智商略低於有著歐洲血統的美國人。
儘管在智力測試上略遜一籌，1966年這個班級中的華裔美國人在基礎教育中留級的比例比其他孩子低50%。不僅如此，這些華裔兒童小學時成就測試的成績也略高於歐裔小學生。到了高中，華裔美國人在成就測試中的成績比歐裔美國人高出1/3個標準差。在同一智力水平上，華裔美國人在典型的成就測試中的成績比歐裔美國人高出1/2個標準差。這種優勢在數學測試上尤為明顯。在微積分和分析幾何測試中，華裔美國人的成績比歐裔美國人高出整整1個標準差。當進入高中三年級時，華裔美國學生的SAT考試成績比具有相同智商的美國學生高出1/3個標準差。
到32歲時，那個班級中的華裔美國人的付出得到了雙倍的回報。為了獲得成為專業人士或管理或技術工作所必需的教育資格證書，華裔美國人的智商至少要達到93分，白人則要達到100分。更重要的是，在智商達到了這些標準的人中，有78%的華裔堅持不懈最終拿到了資格證書，並且得到了期望的工作，而白人的這一比例則為60%。最終的結果是：55%的華裔擁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工作，而只有1/3的白人獲得了這樣的工作。日裔美國人的數據大概介於華裔和白人之間。
弗林在對東亞人的大量研究中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即亞裔美國人在成就測驗和職業方面取得的成就高於根據他們的智力預測出的結果。
請注意，亞裔美國人的超預期成就，也就是他們智力測試的結果與其學習成績之間的差異，足以證明從學前班到十二年級進行的成就測驗以及SAT考試絕不是智力測試的代名詞。這些考試反映出的智力成就不同於智力測試測量的記憶力、感知力和推理能力。另外，亞裔美國人的超預期成就也證明了，學業成就比智力更能準確地預測人們最終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
最近，弗林研究了1966年那個班級中的亞裔學生的子女。既然我們知道成長於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與高智商有關，我們就可以認為這些孩子的智商不僅應高於他們父母的智商，而且應高於全部人口的整體水平。實際情況的確如此。這些亞裔孩子上學之前的智商就比白人孩子的平均智商高9分。但是後來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進入了普通的美國中學讀書，我們可以想像，這對於他們的智力發展並不理想。事實上，他們的平均智商持續下降，直到成年時，他們的智商僅比白人的平均智商高3分。
請注意，我將亞洲人的成就稱為「超預期成就」可能有些不合適。我有一位韓國朋友在美國生活剛滿一年，他的孩子在公立學校裡唸書。有一次，我在他面前使用了「超預期成就」這個詞。「你所說的『亞洲人的超預期成就』是指什麼呢？」他爭辯道，「你應該說是『美國人的成績不良』！」他告訴我，有一次他參加女兒學校的期末典禮，著實吃驚不小。他發現，有一個獎項竟然是頒發給完成全部家庭作業的學生的。他的女兒就是兩名獲獎者之一。在他看來，對完成家庭作業的學生進行獎勵簡直和對吃午飯的學生進行獎勵一樣可笑。亞洲人顯然認為完成家庭作業是理所應當的事。他堅持認為這種現象代表的是美國人的成績不良，這是合理的。在他眼裡，取得好成績是一個人的本分，而絕大多數美國學生對待學習的態度卻多少有些懈怠，這也是有道理的。
這位韓國朋友的困惑觸及了理解亞洲人成就「魔法」的關鍵。
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的成就並沒有什麼神秘的，完全是靠刻苦努力得到的。20世紀80年代，日本高中生平均每天學習3.5小時，現在可能時間更長。東南亞「船民」的子女讀高中時每天平均學習3小時，美國高中生整體上平均每天學習1.5小時。（底特律的研究顯示，黑人八年級學生平均每週學習2小時。當然，不能完成作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學校對學生的要求不高。）
亞洲人和亞裔兒童學習如此刻苦的原因也沒有什麼神秘可言。孔子在2 500多年前就已經把這件事說清楚了。他把能力的來源分為兩類：一類來自自然——是上天給予的；另一類則是刻苦努力的結果。
如今亞洲人仍然相信智力成就——至少是優異的數學成績——主要是通過刻苦努力而取得的，而歐裔美國人則更願意相信智力主要是天生的能力或者得益於好老師。亞裔美國人在這件事上的態度介於東亞人和歐裔美國人之間。
和西方人（包括歐裔美國人）相比，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還有另外一個積極性上的優勢。如果他們在某一件事情上表現欠佳，他們就會更加努力地鑽研。加拿大的幾位心理學家將一些日本大學生和加拿大大學生帶到一間實驗室，讓他們參加一項關於創造力的測試。測試進行了一段時間以後，研究人員向參與者們致謝，並告訴他們測試的結果。不考慮他們實際上究竟完成得如何，研究人員告訴一部分參與者，說他們的表現非常出色，然後告訴另外一部分參與者，說他們的表現不令人滿意。然後研究人員又向參與者們分發了一個類似的創造力測試，並告知他們願意花多長時間來完成這個測試都可以。在第一個測試中被告知表現優秀的加拿大大學生會花更多的時間完成第二個測試，而在第二個測試上花費了更多時間的日本大學生，都是在第一次實驗中被告知表現欠佳的學生。
面對失敗堅持不懈是亞洲人自我提升傳統中的重要元素。而在自我提升的過程中，亞洲人習慣於面對批評，而西方人的回應方式往往是逃避或者憎惡。日本的教師在任教10年以後還會有人在教室裡旁聽觀察，其他教師會給出有關教學方法的各種反饋意見。在日本，人們一般都認為沒有很多年的經驗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名好教師。而在美國，我們往往採用投硬幣的方式來決定哪位老師管理哪個班級，我們假設他們一開始就能夠勝任教師的工作，如果他們不能勝任，那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掌握要領。
亞洲人能夠最大限度地開發他們天生的智力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們的文化——由他們的家庭傳承給他們——要求他們這樣做。以中國文化為例，早在2 000多年前中國人就非常重視學業成就。一個男孩如果聰慧好學，並且在官府主持的考試中取得優異的成績，就極有可能為自己謀得一個收入豐厚的顯赫官位。這不僅給他的家族帶來了榮耀和財富，連他的同鄉也能跟著沾光——是家人和父老鄉親的希望和期待在激勵著他用功讀書。和西方相比，早在2 000多年前，中國人就開始將教育作為升入更高社會階層的雲梯。
所以，亞洲家庭能夠更成功地促進子女取得優異的學習成績，因為亞洲家庭比美國家庭更能對子女施加強大的影響力——他們更加看重學業成就。
東方人的相互依靠和西方人的各自獨立
為什麼亞洲家庭能夠施加強大的影響力呢？在這裡我需要暫且退回一兩步，先說說亞洲社會和西方社會在某些方面的巨大差異。亞洲人彼此之間互相扶持，更具集體主義精神，而西方人則比較獨立，更傾向於個人主義。這種東西方之間的差異[4]早在至少2 500年前孔子和古希臘的時代就出現了。
孔子強調，嚴格遵守各種角色之間的關係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這些關係包括君臣關係、夫妻關係、父子關係、兄弟關係和朋友之間的關係。作為所有東亞社會的原型，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尤其是嚴重依賴灌溉的農業社會，農民彼此之間必須要和睦相處，因為經濟活動要求他們必須進行緊密合作。這樣的社會往往等級森嚴，權力從上至下傳遞。個人的行為受社會束縛與限制的程度很深。家族，是中國社會尤其關鍵的構成單元。即使是現在，服從長輩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將家庭成員維繫在一起的重要紐帶。
家庭的傳統角色仍然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亞裔美國人與父母的關係之間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我的一些亞裔學生曾經告訴我，他們很想從事心理學或哲學方面的研究，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父母想要他們成為醫生或工程師。而對我的一些歐裔學生來說，父母對於他們未來職業的期望就好像父母的藝術品位一樣，與他們毫無關係。
古希臘人的傳統促生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關係模式。希臘的經濟基礎不是建立在大規模的農業活動上的，而是貿易、狩獵、釣魚、畜牧、海盜掠奪以及小規模的與農業相關的生意，例如葡萄栽培或生產橄欖油。所以這些活動都不要求人與人之間形成固定模式的緊密聯繫。所以，希臘人大都獨立，可以享受不受社會限制和束縛的自由。他們有很大的自由空間展現他們的才華，滿足自身需求。個性得到了張揚，並成為評論和研究的主題。羅馬社會延續了古希臘尊重獨立及個人主義的傳統。之後一段漫長的歲月裡，歐洲的農民很可能與中國的農民一樣不具備個人主義的精神。不過後來的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又使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得以延續，甚至加速了個人主義的發展。
只接受過歐洲文化熏陶的人很難理解，在東方個人的成就關乎整個家族的利益，而不僅僅是個人的驕傲和地位。就像中國古代等待走入仕途的生員一樣，一個人的成功關係到整個家族的利益（既包括經濟利益，也包括社會利益）。儘管成就能夠給個人帶來成就感，但絕不僅僅是一件給自己帶來利益和榮譽的事情。
不僅如此，對於家庭來說，為家庭取得成就似乎比為自己取得成就更能激勵人追求成功。如果我，一個按照自己意願行事的西方人，為了給自己帶來榮耀或財富而選擇追求成功，這是我個人的決定。如果我認為我的才能不夠或我不想努力用功，我就可以選擇退出忙忙碌碌的生活或工作。但是如果我和我的家庭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在自我謀生的同時還要滿足家庭對成就的需求的話，我就別無選擇了，只能在學校和未來的職業生涯中拼盡全力。而這種需求也是合理的，因為我已經完全清楚只要努力就可以取得成就，而不是依靠天生的才能。
相對於歐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的成就優勢很有可能會繼續擴大。在1968年以前，來到美國的亞洲移民很可能天生並不比他們在國內的同胞聰明。不過20世紀60年代的《移民法》使得專業人士移民到美國變得相對容易一些，而非專業人士則相對困難一些。因此，亞裔美國人來到美國之初，就比歐裔美國人擁有文化上的優勢，他們不光是專業人士或身居管理職位，同時他們還是東亞人。他們所屬的社會階層和所接受的文化都有利於子女在教育和職業方面取得最大的成就。這也會使他們的子女具備遺傳優勢。（不過這種基因優勢很可能並不大。在下一章我們就會看到，對於受瓶頸制約的人的後代來說，環境瓶頸並不會對他們的智力產生多大影響。）
全局型思維與分析型思維
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不僅僅使兩者在智力成就上有著量的差距，在思維方式上也產生了質的差別。東亞社會的有效運轉都依賴於將個人的需要和行動與他人結合在一起。和諧是中國2 500年來所有社會關係的關鍵詞。而西方社會的有效運轉則不依靠與他人打交道，而是個人採取獨立的行動，不考慮他人的意願。
這些社會差異導致東方人在思維方式上形成了一定的特點，我將其稱為「全局型思維」。東方人往往關注的是一個很廣的範圍內的事物；他們更關心事物彼此之間的關係和相似之處；他們使用辯證思維去推理，這其中包括在完全對立的觀點中找出「折中的道路」。而西方人的感知和思維方式則是「分析型」的，也就是說西方人關注的是整個環境中的局部，也就是他們能夠對其施加某些影響的物或人。他們關注這些局部往往是為了進行分類並根據其行為構建模型。他們通常使用邏輯定律進行推理。
顧及他人也就意味著東方人的感知都向外集中於廣泛的社會環境，並因此集中於物理環境。增田貴彥和我向一些人播放了一些展示水下場景的動畫短片，然後讓參與者說出他們都看到了什麼。我們來看一下圖8–1，這是從這些片斷裡截取出來的一幅定格的畫面。美國人主要將注意力放在明顯的物體上——例如，迅速游動的大魚。通常他們的第一反應都是：「我看見三條大魚游向左邊；它們的白肚皮上有粉色的斑點。」
圖8–1 從一段彩色動畫中截取的畫面
日本人看到了這個環境中更多的東西——岩石，水草，靜止的生物（例如蝸牛）。典型的第一反應是：「我看到的好像是一條溪流，溪水是綠色的，我看見底部有岩石和貝殼。」除了觀察大環境以外，日本人還注意到了環境中的具體物體與整體環境之間的關係。例如，他們往往會注意到一個物體與另一個物體挨得比較近，或者一隻青蛙正在躍上一株植物。日本人說出的環境中的細節比美國人多60%。
在另一項研究中，增田將一幅卡通圖片展示給不同的人看，這幅圖片的中心有一個人，這個人周圍簇擁著其他一些人。增田要求觀看者判斷這個位於正中的人的情緒。與美國人相比，日本人往往會更多地根據周圍人的表情來判斷這個人的情緒。
亞洲人和西方人看到了不同的東西，是因為他們關注的東西不一樣。我和我的同事讓觀看者佩戴了一些儀器，這些儀器能夠觀察到觀看者在千分之一秒內所關注的圖片的部分。中國人比美國人花了更多的時間觀察整個背景，並且眼睛在明顯的物體和背景之間來回轉動的次數也多於美國人。
更注重整體使得東亞人能夠在一定的情景中對因果關係做出正確的判斷，而美國人則往往做出錯誤的判斷。社會心理學家已經發現了他們稱之為「基本歸因錯誤」的現象。人容易忽略某種行為發生的重要社會和情境原因，而將這一行為認定為行動者的特徵——個性特徵、能力或態度。例如，某個科目的任課老師或某項心理研究中的實驗人員讓某位作者寫一篇支持死刑的文章。當讀到這篇文章時，美國人往往認為作者表達的觀點一定是他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實驗人員剛剛要求他們按照指定的觀點寫一篇支持的文章，他們仍然認為所讀文章的觀點就是作者自己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韓國人往往會做出正確的判斷，他們不會認為文章的作者實際上也持有他在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
東亞人這種把握全局的特點早在中國古代就開始形成了，這使得他們能夠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某個事物，所以他們就有可能發現磁力和聲學的原理，以及潮汐產生的真正原因（這個連伽利略都沒有發現）。相反，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則完全關注物體本身的特徵。在他的理論體系中，石塊落入水中後就會沉底是因為自身存在重力，一塊木頭浮在水上是因為自身存在浮力。然而物體自身當然不具備浮力和重力的特徵，只有在物體和其他物體的聯繫中才存在浮力和重力的概念。
雖然中國古代的物理知識更正確，中國古代在科技上的成就也遠遠超過古希臘，但創立了形式科學的還是希臘人，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希臘人將注意力都集中在物體上，他們關注的是物體的特點和歸類。為了理解物體的運行狀況，他們就推測那些控制物體運行的規律。規律和分類是科學的基本組成部分。沒有規律和分類，就不存在具有概括性的顯式模型來驗證世界。不論事物多麼複雜，都一定存在規律。
第二，希臘人發明了形式邏輯。據說，亞里士多德聽膩了市場上和政治集會中那些漏洞百出的論點，於是發明了形式邏輯，以避免論點存在邏輯上的漏洞。不管怎麼說，邏輯確實在西方實現了這樣的功效。
中國人好像從來都對邏輯不太感興趣，事實上，邏輯只在公元前3世紀短暫地出現過一次，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學科。希臘人能夠發明形式邏輯完全是因為有被社會普遍接受的辯論習慣。在中國古代，以及如今在東亞的大部分地區，提出不同意見是有風險的——你或許會因為提出了不同意見而在不經意間樹敵。所以東方的抽像推理模式並沒有朝邏輯的方向發展，而是朝著辯證的方向延伸，注意從對立的觀點裡求得「折中的道路」，並且強調不同觀點的相互融合。
就像定律、分類和顯式模型一樣，形式邏輯對於科學來說是一個極其有用的工具。不過希臘人對邏輯辯論的熱愛走向了極端。他們不承認零的概念，因為按照他們的推理，零就等於「不存在」，而「不存在」怎麼可能存在呢？還有芝諾[5]著名的悖論，就是邏輯不受控制的結果。（例如，運動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一支箭要到達靶子，就先要經過弓與靶之間一半的距離，然後再走剩下的距離中一半的距離，不斷進行以至於無窮，所以箭永遠也射不到靶子上。在我們現代人看來這種邏輯多麼可笑，但當時的希臘人卻認為這是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社會風俗和思維習慣往往根深蒂固，所以如今東方和西方在社會和認知方面的差異仍和古代沒有太大的差別。西方人更強調規律、分類和邏輯，而東方人往往更關注事物之間的聯繫和辯證推理。我和我的同事在實驗中得到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
我們給參與者提供三個單詞，例如牛、雞和草，然後讓他們將其中兩個詞歸為一組。我們從東方人和西方人那裡得到了非常不同的答案。美國人更多地將牛和雞歸為一組，因為它們都是動物，也就是說，他們同屬於一個分類學範疇；而亞洲人更關注關係，所以更多的將牛和草歸為一組，因為牛吃草。
我們還向美國人和亞洲人展示了一些三段論，並要求他們判斷這些三段論的結論是否成立。我們發現，當判斷一些用抽像概念表述的三段論——所有的A都是X，一部分B都是Y——的結論是否成立時，亞洲人的判斷和美國人一樣正確；而當參與者熟悉三段論中的內容時，亞洲人往往容易被誤導。亞洲人往往認為如果三段論的結論本身不合理，那麼即使這個結論是根據前提推導出來的，也是不成立的。（例如，所有的哺乳動物都冬眠/兔子不冬眠/所以兔子不屬於哺乳動物。）他們容易將不是根據前提推導出來的但卻合理的結論，判斷為正確的結論。
最後，我們還發現，美國人有時在推理上也會犯錯，就是因為他們也採取了古希臘人典型的「超邏輯」立場。我和我的同事發現，比起不存在與之相悖的命題，如果有一個給定的合理的命題與一個不怎麼合理的命題相悖，美國人更傾向於認為與一個不怎麼合理的命題相悖的命題是真的。美國人認為，如果兩個命題之間明顯相悖，更合理的那個命題肯定是真的，而不怎麼合理的那個命題肯定是假的。而亞洲人犯的錯誤正好相反，他們認為，明顯相悖的兩個命題中，更不合理的那個肯定是真的——因為他們樂於在兩個對立的命題之中都找出一些合理的內容。
這些感知和認知差異所反映的，是東方人和西方人大腦活動的差異。例如，當中國人看水下場景的動畫片時，大腦中與背景和全局相對應的區域，活動得比美國人更頻繁。相反，大腦中對應明顯物體的區域的活動不如美國人頻繁。另一項有關大腦功能的研究顯示，美國人在忽略掉問題的週遭環境時更容易做出判斷，而東亞人在全局環境中考慮問題時更容易做出判斷。大腦的活動也證明了這一點：當人做出非優先的、更加困難的決定時——也就是需要美國人把問題的前後關聯考慮進來做出判斷，以及東亞人忽視問題的前後關聯時做出判斷，與注意力控制有關的額葉和頂葉皮質區域的活動更加頻繁。
那我們如何知道這些感知和思維方面的差異是由社會造成的，而不是由基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在我們進行的幾項研究中，我們比較了亞洲人、亞裔美國人和歐裔美國人。在所有的研究中，亞裔美國人的感知和推理方式剛好介於亞洲人和歐裔美國人中間，但是通常更接近歐裔美國人。第二，眾所周知，中國香港是一個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地區，中國習俗與西方習俗交織在一起。我們發現香港人推理的方式介於中國人和歐裔美國人之間。當我們要求香港人對魚的行為進行因果歸因時，如果他們看到的是廟宇和龍的圖片，其推理方式就接近中國人，而當他們看到的是米老鼠或美國國會大廈的圖片時，其推理方式就更接近西方人！
東方工程師和西方科學家
從東方人和西方人在社會傾向和思維模式上的差異，就可以推斷出他們適合做工程師，還是更合適做科學家。
每個人都聽說過這樣的陳詞濫調：日本人只能成為優秀的工程師卻做不了優秀的科學家。這可不完全是對日本人的成見。日本人在工程學方面的卓越才能是美國工業中的一個奇跡。我的一些教授工程學的同事和聘用工程師的朋友都告訴我，亞裔美國人中工程師的比例很高，而且他們的平均水平大體都優於歐裔美國工程師。
儘管如此，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裡，有44項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都居住在美國，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美國人，只有一位是日本人。這和科研資金的多少並沒有太大關係。在過去的25年裡，日本人進行基礎研究的費用只是美國的37%。雖然德國進行基礎研究的費用只有日本的一半，但德國在20世紀90年代獲得了5項諾貝爾獎。中國和韓國直到最近才漸漸富裕起來，所以現在就說他們的國民在基礎研究中能夠取得何種成功還為時尚早。不過我們現在可以發現一些通往科學成果的路上存在的障礙，而這些障礙可能會擋住所有具備全局型思維、傾向於彼此依靠的民族。
第一，東西方的一些社會差異對西方取得科學進步更為有利。與西方國家相比，日本在很多方面的社會等級劃分更加嚴格，也更尊重前輩，所以更多的研究經費會劃撥給那些已經上了年紀的、不再有什麼成果的科學家。我相信，西方對個人成就的重視和對個人抱負的尊重更有利於人取得科學成就。在實驗室裡長時間工作並不會給科學家的家人帶來什麼益處，卻能給科學家本人帶來聲望或榮譽。在西方，辯論是司空見慣的事，也被認為對於科學事業來說是非常必要的，而在東方，這樣做則是非常無禮的行為。一位日本科學家最近說：「我在華盛頓的卡內基學會工作，我認識兩位卓越的科學家，他們兩個人私下裡是好朋友。可一旦涉及工作，他們就會進行非常激烈的辯論，有時甚至在報刊上公開向對方開火。這種事在美國可能會發生，但在日本絕對不會。」
第二，儒家傳統並不贊同「知識本身是寶貴的」這種觀點，而日本和韓國在這方面也受到了儒家傳統的影響，這和古希臘的哲學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古希臘的哲學傳統認為這樣的知識在所有的知識裡是最寶貴的。（我要強調上一句話中出現的哲學傳統幾個字。在《理想國》裡有一個有趣的故事，講的是一個雅典商人痛斥蘇格拉底追求沒有實際價值的知識。他說，年輕人追求這樣的知識很令人讚賞，而上了年紀還追求抽像的知識就很令人反感。）
第三，西方人比東方人更習慣於在現實生活中運用辯論的智力工具，即邏輯。即使西方人有偶爾過度使用邏輯的習慣，這也對科學非常有幫助，不管它在現實生活中是多麼不好用甚至可笑。在正式的科學、法律和政策分析的論述中，西方人最常使用的修辭就是邏輯，其中包括概述討論的主題，與主題有關的種種問題，具體的假設，對假設進行論證的方法，相關事實的討論，對有可能出現的相反論點進行駁斥，以及對結論的總結。這種對辯論模式的訓練從幼兒園就開始了：「我喜歡這只泰迪熊，因為……」西方對這一修辭手段的普遍使用也許與其辯論和形式邏輯的淵源有關，但這在東方並不常見。我從我的東亞學生身上發現，標準修辭形式是他們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最不願學的科目。
最後，好奇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西方人似乎比東方人更富有好奇心。西方人探索地球並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學之中，西方人將哲學研究視為人類的本質。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不過我可以猜測其中的一個原因。我們都知道西方人一直不斷地構建世界的因果模型。實際上，美國老師經常認為，因為經商而居住在美國的日本人的子女缺乏分析能力，因為他們不會搭建這種因果模型。搭建顯式模型可能會出現的結果就是得出意外的結論。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實際情況正好相反，這就促使一個人尋求更加正確的觀點——也就更加激發了好奇心。
東方人典型的思維習慣並不會在他們通往科學成就的路上設置難以逾越的障礙。科學實踐促生了我的認知——認為西方具有優勢的思考模式，並且接受的科學文化越多，頭腦就會越來越自然地養成科學思考的習慣。這樣東方人就可以將他們與眾不同的思維習慣沿著有利於科學探尋的方向加以改進。物理學裡量子理論的矛盾之處令西方人極為頭疼，但和東方人卻很契合。尼爾斯·玻爾就將自己做出的量子假設歸功於自己對東方哲學的深刻理解。
目前，在與東方的友好競爭中，西方在科學上的優勢或許正是他們的秘密王牌。不過，不要指望這樣的優勢能夠保持多久。不要忘了，直到20世紀過了一多半的時候，歐洲科學家還在疑惑為什麼美國就沒有什麼重要的科學發現呢。
[1] 「船民」，指20世紀70年代末期，被越南當局強迫乘船離境的難民。——譯者注
[2] 在這一章的所有討論中，全部的概括和總結都只適用於東亞人，而不是南亞人。我相信有些概括也適用於南亞人，但是證據——有很多證據——主要與東亞人有關。後面的內容中我談到的「亞洲人」或者「東方人」都是指東亞人，例如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的人、日本人、韓國人、新加坡人。儒家學說構成了所有這些國家的文化根基，並深深地影響了這些地方的文化。
[3] 我所知道的所有有關亞洲人，或者亞裔美國人，與歐裔美國人之間的比較都顯示，和種種測量言語智商的測試相比，亞洲人或者亞裔美國人在智力測試，尤其是例如積木圖案這樣有關視覺空間的測試中的得分更高，不過這兩類測試的得分差距很小。赫恩斯坦和莫瑞認為，亞洲人的操作能力略強於歐裔美國人主要是基因所致，我們當然不能排除這種情況。不過另一方面，正如你們在這一章後面的部分將要看到的那樣，亞洲人或者亞裔美國人的文化，更強調關注更廣闊的視覺空間世界。另外，我的東亞同事曾經告訴我，東亞學校中教授的類似於智力測試中的空間問題要比西方學校裡教的難得多。
[4] 我所談到的東方人和西方人的社會差異，以及由此造成的兩者在認知方面的差異，都是對我在《思維版圖》中提出的觀點的概述。這本書介紹了歐洲人及歐裔美國人，與東亞人及東亞裔美國人在歷史和現代不同時期、不同社會中的認知發展趨勢。我推薦大家參考一下這本書，因為裡面不僅包括了這一章中出現的絕大多數有關亞洲人和西方人的歷史差異的論斷，還詳細介紹了大量有關現代人感知和認知習慣的研究。
[5] 芝諾（Zeno），公元前5世紀前後古希臘埃利亞學派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