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嘗試過補償教育了，不過根本沒有用。
——阿瑟·詹森（1969年）
沒有證據顯示學校改革能夠顯著縮小「能力」測試所反映的認知能力的差距。
——克裡斯托弗·詹克斯等
沒有理由相信「顯著並永久性地提高智力」應該作為我們當前的一項政策，這和我們願意花多少錢沒有關係。
——查爾斯·莫瑞（2007年）
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法案》，要求美國學校在2014年以前消除不同社會階層以及少數族裔和白人在學習成績上的差距。我不清楚大多數國會議員是否真的相信如此輝煌的成就是可以實現的。如果他們確實相信的話，那麼只能說他們對那些能夠成就優秀學業成績的因素簡直一無所知。
刺激孩子的智力發展，支持孩子在家裡、社區和學校進行探索並取得成就，這才是智力資本得以積累的方式。認為通過命令——而且僅在學校裡實行——就可以提高智力的看法，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不僅如此，少數族裔和窮人就讀的學校在很多方面都迫切需要加以改善，而這些問題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這些問題包括，願意在這些薪酬不高的學校裡任教的老師的素質、學校管理的質量、高年級學生不服從老師管理擾亂教學秩序、學生的家庭以及他們居住的社區都不太可能鼓勵他們追求優異的學習成績等等。
看過前一章後我們就應該清楚，黑人與白人在學習成績上的差異最終能夠得以消除的論斷，在理論上完全成立。我們通常所說的「拉美裔美國人」也是一個人數眾多、高度多元化的文化群體。雖然能夠證明他們天生的智商並不低於白人的證據少之又少，但我相信他們與白人的差距有朝一日一定能夠消除。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明白，與黑人/白人和拉美裔美國人/白人在成就和智商上的差距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是永遠不能夠消除的。這毋庸置疑，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只是因為富人總是想方設法讓他們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總能在養育方式上更勝一籌，並且總能為子女提供一流的居住環境。此外，較低社會階層和中等階層的基因構成多少還是有些差別的。回想一下第1章，在一個家庭裡，智商較高的子女的社會經濟地位要比其他智商平平的兄弟姐妹高得多。既然高智商部分得益於更優秀的智力基因，那麼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也總有一部分是得益於優質的智力基因。所以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能夠把自己更優秀的智力基因遺傳給後代，並且為後代提供更加有利的環境。
不過我們不應該因此就抱有悲觀的看法，認為社會階層較低的人的智力無法得到較大的提高。回想第2章（關於遺傳度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的子女如果在中上階層的家庭長大，其智商可以提高12~18分。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想要提升智力，確實大有空間。
對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和目前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族裔，我們能夠期待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智力的提升呢？
兒童早期教育與智力改善
當我告訴別人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智力可變性的書時，有些人會告訴我，美國先行教育計劃沒有效果，勸我別白白浪費時間。對於很多人來說，他們對於某一項教育計劃的看法就預示著他們對智力能否發生改變的看法。
美國先行教育計劃是一項補償計劃，最初主要是為了改善三到四歲貧困兒童的健康和福利狀況。這項計劃的開創者希望該計劃還可以提高孩子們的智力和學習成績，並使這些孩子在未來的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該計劃每次活動半天，每週5次，通常持續34周，不過每次活動只有一小部分的時間專門用來訓練孩子的認知能力。
美國先行教育計劃是個失敗的計劃嗎？這就取決於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了。從改善身體健康狀況的角度來看，這項計劃取得了十足的成功。相比未參與該計劃的健康狀況相近的兒童，參與這項計劃的兒童的死亡率要低33~75個百分點。實際上，參與這項計劃的兒童的死亡率已經降到了美國兒童的整體死亡率水平。
在這項計劃實施的早期，完成該計劃的5歲兒童在認知測試中的得分提高了大約0.35個標準差，相當於智商提高了5分。而最近的研究顯示，孩子六七歲時某些智商和成就變量上仍然保留著0.1~0.2個標準差的水平。不過到了孩子升入小學高年級時，這些效果就完全消失了。最近有一些報告顯示，5歲的效果值更低——接近0.25個標準差。不過在那個時候，對學前教育措施進行效果測試時，很難找到真正意義上的控制組，因為那時即使是窮困的少數族裔的孩子，也有一大半在上學前班之前就已經接受過一定的教育了。這樣一來，在比較效果大小時，比較的就不是治療組和完全沒有接受過治療的控制組了，而是與其中半數孩子都上過日托班的控制組在做比較。
令人吃驚的是，幾乎沒有什麼評估美國先行教育計劃對孩子學習成績產生的長期效果的研究。僅有的一些研究顯示，孩子們念完高中時這項計劃還保留極少的一部分效果，比控制組大約高出2~5個百分點，當孩子們即將升入大學時還有一小部分成效在，比控制組大約高出3~6個百分點。美國先行教育計劃的成本大約是每個孩子7 000美元，所以，從提高智力和學習成績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回報究竟值不值得，恐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早期先行教育計劃從嬰兒剛出生時就開始實施，到孩子3歲時結束。不過和先行教育計劃一樣，這項計劃也被證明不會改善孩子的智力狀況。這項計劃的服務項目包括兒童成長、兒童看護、家訪、父母養育方法教育，以及家庭支持服務。每個家庭都可以根據孩子的實際情況自由掌握各項服務所佔的比例。在考察這項計劃的效果時我們衡量了一系列變量，從純粹與認知有關的變量到與情感和社會有關的變量，這些變量的效果值介於0.1~0.3個標準差之間——對少數族裔孩子產生的效果略大於對白人孩子產生的效果。取得的最顯著的短期效果也就是智商提高了不到4分而已（儘管詞彙得分提高了0.4個標準差）。這項計劃花費不菲，但是現在仍無法確定其長期效果（很可能不會得到測量）以證明這樣的投入是值得的。
還有比先行教育計劃更耗時耗資的計劃，並且其中一部分計劃取得的效果更大更持久。一些托兒所和學前班項目主要面向黑人兒童，這些項目的規模要小一些，但執行的情況也相對好一些。對十幾個這樣的項目進行研究後發現，這些項目大大提高了孩子們的智商——在孩子5歲時提高了0.7個標準差甚至更多。不僅如此，孩子們在小學低年級時的學習成績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過這樣的效果一般都會逐漸減弱，最後完全消失。
如果無法維持高質量的環境，這種成效盡失的結果是在所難免的。只有孩子們的大腦像黏土一樣，我們才能期待大腦一旦被塑造成形，在很多年以後仍能保持當初的形狀。而如果孩子們的大腦像肌肉一樣，那麼只有勤加練習，例如刺激智力發展的環境和活動，才能使其保持良好的表現。我傾向於認為孩子們的大腦更有可能像肌肉一樣，數據顯示的結果也是如此。
實際上，一些兒童早期教育計劃確實使智商在短期內得到了大幅提高，在長期內也使智商或學習成績得到了顯著提高，有些孩子的智商和學習成績甚至都得到了提高。讓我們來看一看更加有效的三項計劃。這些計劃隨機選取了一些孩子編入治療組和控制組，然後一直跟蹤記錄到這些孩子即將成年或者成年以後的數年時間。
1962—1967年，勞倫斯·施瓦哈特和戴維·韋卡特在密歇根州的伊斯蘭提開展了一項叫作佩裡計劃的早期教育計劃。總共有58名黑人兒童參加了這項計劃，這些孩子家境貧困，母親在斯坦福—比奈智力測試中測得的智商在75~85分之間。計劃開始實施的第一年裡，孩子們參加時的年齡是4歲；後面的4年裡，孩子們參加時的年齡是3歲。除了第一組孩子，其他孩子參加這個計劃的時間都是兩年。
佩裡計劃要求在一年的時間裡，孩子們每天上午在教室裡度過兩個半小時，持續30周的時間，主要是進行一些促進孩子認知和社交能力發展的活動。孩子與老師的比例平均是6︰1，這個比例確實很低，所有的老師都接受過很多兒童早期發展和教育方面的培訓。每週老師會進行一次家訪，在孩子家裡待上90分鐘，鼓勵孩子的母親參與到孩子的教育過程中來。參與這項計劃的58名孩子構成了治療組，其他65名孩子構成了控制組。當項目計劃結束後，這些孩子都進入他們所在社區裡教育水平較低的社區學校上學。
項目結束時孩子們5歲，控制組中孩子的平均智商是83分，治療組中孩子的平均智商是95分。此後，治療組孩子的智商隨著年級的增加逐漸下降，到10歲時，他們的智商已經下降到了控制組的平均水平，也就是85分。
這樣的結果令人失望，但考慮到孩子們在項目結束後的家庭情況、居住環境和就讀的學校，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令人感到吃驚的是，孩子們的學習成績和後來的社會經濟地位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這些都顯示在了圖7–1（a）中。控制組的孩子大約有1/3在某個時期內不得不接受一些課外輔導，而治療組只有13%的孩子接受過課外輔導。14歲時，控制組裡只有14%的孩子在加州成就測驗中的百分位排名高於第10位，而治療組裡有大約一半的學生的百分位排名都高於第10位。閱讀、數學和語言成績的得分比控制組高出0.5~0.75個標準差。控制組裡有43%的孩子能夠從高中畢業，而治療組的這一比例是65%。治療組的高中成績比控制組高出0.57個標準差。到27歲時，控制組裡只有6%的人月工資達到2 000美元，治療組裡則有28%的人可以掙到這樣的工資。控制組裡有11%的人擁有自己的住房，而治療組裡有33%的人擁有自己的住房。控制組裡有20%的人從未接受過救濟，而在治療組裡這一比例達到了40%。控制組裡有8%的女性結婚，而治療組裡有40%的女性結婚。到了40歲，控制組裡有55%的人被拘捕了5次以上，而這一比例在治療組裡是36%。這樣的成果對社會和經濟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圖7–1 佩裡學前教育計劃和初學者計劃的 參與者在學習、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成果*
* 淺色的圖柱代表治療組，深色的圖柱代表控制組。
（a）佩裡計劃在參與者年滿27 歲時收集到的數據。成績百分位排名高於第10 位，是指孩子們14 歲時在加州成就測驗（1970 年）中的排名高於成績最低的10% 的學生；高中畢業率，是指按時從高中畢業的孩子的比例。
（b）初學者計劃在參與者年滿21 歲時收集到的數據（卡羅來納初學者計劃以 及卡羅來納反應式教學方式，1972—1992 年）。
資料來源：Knudsen, Heckman, Cameron, and Shonkoff, 2006.
不光是佩裡計劃，還有一些教育計劃也顯示，雖然治療組的孩子們獲得的智商優勢逐漸消失了，但是後來他們在生活中取得了更多的成就。這些成就包括留級率和接受課外輔導的比例降低，高中畢業率升高。即使智商上的優勢完全消失以後，學習成績和生活狀況還能得到如此大的提高，這使得很多人懷疑這樣的提高恐怕不是由於智商提高本身造成的，而是因為這樣的干預措施導致孩子發生了一些性情上的變化，或積極性得到了提高。即使當環境不再有利於提高智力時，這些變化也能使得孩子們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群研究人員在密爾沃基實施了一項比佩裡計劃更加耗時耗資的早期教育計劃。計劃的發起人裡克·希伯發現，這個城市裡有一個很特殊的地區，這一地區的人口佔全市總人口的3%，但智力發展遲緩的兒童的數量卻佔到全市總人口的33%。於是他決定把這個項目的資源集中用到這一地區。參與這項計劃的孩子都是非裔美國兒童，這些孩子都是智力發育遲緩的高風險人群，因為他們的母親經濟條件很差，並且智商只有75分甚至更低。研究人員隨機選取了一些孩子編為控制組（18個孩子）和治療組（17個孩子）。編入治療組的孩子要參加該計劃所提供的日托項目，從不滿6個月時開始，一直到上小學一年級之前結束。
密爾沃基計劃的目的是給孩子們提供類似中等階層家庭的環境，重點培養孩子們的語言能力和認知能力。輔導人員經常利用當時最好的發展計劃和益智玩具與孩子們進行有趣的互動。每天的活動時間是7小時，每週5天。這項計劃不僅為孩子們提供了營養充足的食物和高品質的醫療及牙齒健康服務，而且還對孩子們的母親進行家政和幼兒保育方面的培訓。研究人員不僅常常將治療組的孩子與控制組的孩子進行比較，還把他們與另一個比較組裡的孩子進行比較。這個比較組裡的孩子幾乎不存在智力發育遲緩的風險，因為他們的母親的智商都達到了中等或中上水平（使用韋克斯勒成人智力測驗量表測得的智商是108分）。在孩子們30個月大的時候，使用斯坦福—比奈智力測試測量他們的智商，控制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94分，治療組孩子們的平均智商是124分，比較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13分，也就是說治療組孩子們的平均智商實際上超過了比較組的孩子。到孩子們5歲時，使用韋克斯勒學前兒童及小學生智力測驗量表測量他們的智商，控制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83分，治療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10分，而比較組孩子的平均智商是101分，治療組孩子的平均智商仍然高於比較組裡那些低風險的孩子。
當孩子們7歲時，也就是這項計劃結束的時候，治療組的平均智商仍然高出控制組22分。（請注意，這一差距甚至大於在較低社會階層和較高社會階層的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之間的智商差距。）到了要進入小學學習時，與佩裡計劃中的孩子們不同的是，密爾沃基計劃的孩子進入了相當優秀的學校——這些學校在成就測驗中的水平都達到或超過了全美平均水平，這使得治療組裡的孩子保持住了已取得的智力優勢。在這項計劃結束9年後，也就是孩子們到青少年時，使用韋克斯勒兒童智力測驗量表對他們的智商進行測試，控制組的平均智商是91分，而治療組的平均智商是101分——與比較組大致處於同等水平。比較組裡那些母親擁有中等或中上水平智商的孩子，平均智商是97分。
從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治療組的學習成績一直高於控制組，如果以標準差來計算的話，兩者的差距很大——大約0.75個標準差。不過，由於樣本的人數較少，所以就存在10%的可能性，即如此大的差距可能是偶然獲得的（雖然對於任何一組來說這種差異的可能性都是10%，但是單就治療而言，被高估的可能性只有5%）。
克雷格·雷米和弗朗西斯·坎貝爾及其同事嘗試了一項更為細緻複雜的計劃——初學者計劃。有111個孩子參加了這項計劃，這些孩子出生於1972—1977年之間，絕大多數都是非裔美國兒童。這些孩子被認為是面臨極高的智力發育遲緩的風險，因為孩子的母親平均智商只有85分，受教育年限平均只有10年，還有其他一些風險因素，例如家庭收入低、母親獨自撫養孩子、母親缺少社會救助和家庭支持、兄弟姐妹學習成績差、父母從事非技術類工作、依賴公共機構的救助等。這項計劃是一項全日制干預計劃，全年沒有一天中斷，從孩子們未滿6個月時開始實施。剛開始時幼兒與教師的比例是3︰1，後來隨著項目的進行提高到6︰1。這一干預活動一直持續到孩子們進入學前班學習為止。此後研究人員堅持定期收集參與者的數據，直到他們年滿21歲。
研究人員把孩子們編為4組，每組大約25個孩子。其中一組不但參加學前干預計劃，還參加學齡兒童干預計劃。在孩子念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期間，學齡兒童干預計劃會派出一名家庭—學校教師，這位教師經常和孩子的父母見面，教給他們如何在家裡進行輔助的教育活動，並鼓勵家長每天至少抽出15分鐘的時間和孩子一起學習。家庭—學校教師還是家長和孩子的老師之間溝通的橋樑，她們每兩周和家長以及孩子的老師碰一次面。此外，她們還幫助這些家長找工作，和社會服務機構打交道，並帶孩子去看醫生。除了第一組孩子外，另外一組孩子只參加了學前干預計劃，一組孩子只參加了學齡兒童干預計劃，第四組孩子作為控制組沒有參加任何干預計劃。
到孩子們3歲時，沒參與學前干預計劃的孩子平均智商是84分，參與了學前干預計劃的孩子平均智商是101分。到學前干預計劃結束時，控制組的平均智商是94分，參與了學前干預計劃的孩子平均智商是101分。接著，孩子們並沒有進入位於市中心平民區的水平較低的小學，而是進入了大部分都是家境富裕的白人孩子的學校讀書。到孩子們12歲時，參加干預計劃的孩子中只有13%智商低於85分，而在控制組中這一比例高達44%。即使到了21歲，參加學前干預計劃的孩子的平均智商，也比沒有參加學前干預計劃的控制組裡的孩子高出4.5分。那些母親智商最低（不足70分）的孩子從這項計劃裡受益最大。不過證據顯示，學齡兒童干預計劃並沒有進一步提高接受學前干預計劃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學齡兒童干預計劃本身也沒有取得多大成果。這項研究導致很多人對家訪的效果心灰意冷——除非是投入了很多心血和時間的家訪。
等研究對像到了21歲，就可以明顯看到，初學者計劃中的學前干預計劃對學習成績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些影響都列在圖7–1（b）中。控制組中幾乎一半的孩子在學習生涯裡的某段時間都接受過課外輔導，干預組裡只有不到1/4的孩子接受過課外輔導。控制組中超過一半的孩子曾經留過一級，而干預組裡只有30%的孩子曾經留過級。在15歲時，干預組孩子的閱讀得分比控制組孩子的得分高1.4個標準差，數學得分高0.86個標準差。到21歲時，干預組孩子的閱讀成績比控制組的孩子整整高出兩個年級的水平，數學成績高出不止一個年級的水平。控制組的孩子有半數從高中畢業，干預組裡有2/3的孩子從高中順利畢業。控制組的孩子只有12%繼續讀了四年大學，而干預組裡有1/3的人都念了4年大學。在21歲時，干預組裡有2/3的人得到了一份技術工人的工作或在大學裡深造，而在控制組裡這一比例不足40%。
不過初學者計劃的實際效果很有可能比這樣的成果還要大一些，因為控制組裡的孩子都曾經接受過一些學前教育。
有幾項研究對初學者計劃的一部分進行了重複測試。其中一項叫作關愛計劃的研究比較重要，因為這項研究的結果可以用來駁斥赫恩斯坦和莫瑞的觀點。赫恩斯坦和莫瑞認為，初學者計劃得到的結果並不可信，因為他們發現，參與者一歲時的智商就存在很大的差距。那時這項計劃並沒有實施多久，所以計劃本身不可能造成這樣大的差距。這就表明，這不是計劃取得的成果，而是研究人員從一開始就未能完全隨機選定智商相當的控制組和干預組。關愛計劃使用了和初學者計劃基本相同的方法，在編定控制組和干預組時，選擇了6個月大時在貝萊智力發育指數中得分完全相同的孩子。等到孩子們一歲時，智商得分相差11分。所以初學者計劃對如此小的孩子的智商也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一項重複測驗尤為重要，因為根據這項研究的結果，那些因早產或出生時體重過輕——2.0~2.5千克——而面臨智力發育遲緩風險的孩子，也可以通過初學者計劃來提高智商。研究中的嬰兒有2/3都是來自黑人家庭或拉美裔美國人家庭。這些孩子的母親，有大約40%高中沒有畢業，只有13%讀完了大學。這項計劃和初學者計劃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計劃不是從孩子出生不久開始的，而是從1歲時開始3歲時結束的。孩子們在3歲時分別參加了幾種不同的智力測試，結果顯示，干預組的平均智商比控制組高出9.2~12.5分。
這項計劃結束兩年後，根據使用的智力測試，干預組的平均智商比控制組高出2.5~5.4分（2.5分在統計學意義上並不顯著）。孩子們8歲時，這項計劃仍然還有一些效果，根據使用的智力測試，干預組的平均智商比控制組高出3.6~5.4分。即使是在18歲時，仍然可以察覺到這項計劃的效果，干預組的平均智商仍然比控制組高出3.8~5.3分。不過這些孩子的學習成績一直都沒有很大的差別。
研究證明，參加這項計劃時間最長的孩子，智商提高得最快。不過這種分析——顯示出參與時間最長的孩子受益最大——難免存在自我選擇的嫌疑，即使調查人員採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也不能完全抵消自我選擇的影響。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對於出生時體重極輕的孩子——不到2千克，這項計劃在這些孩子3歲以後並沒有取得多少效果。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就是，和白人孩子（平均來說，白人孩子在這些干預措施針對的方面本身就具備更大的優勢）相比，黑人孩子和拉美裔孩子從兒童早期教育計劃中受益匪淺。同樣，與中等階層的孩子相比，窮人家的孩子受益更大。
總之，兒童早期教育干預計劃對於處於不利地位的孩子和少數族裔的孩子是卓有成效的——只要研究人員盡心盡力地執行了這些計劃。很多計劃在結束時都使參與者的智力得到了大幅提高，但是在上小學期間這些效果就逐漸消失了。不過有一些證據顯示，如果孩子們能進入高水平的小學唸書，智力上的優勢就不會被消磨殆盡。比提高智力更重要的是孩子們取得了更好的成就：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少了，留級的孩子也少了，參加標準化考試的成績提高了，高中順利畢業繼續深造的人多了，違法犯紀的行為少了，收入提高了，靠救濟生活的人也少了，而且有時這些變化之大還真是讓人吃驚。
家訪活動主要是為了改善父母養育子女的方式，不過一直沒有多少研究對家訪活動的效果進行評估。一些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養育干預計劃，不僅改善了母親的養育方式，還提高了孩子的情感和認知能力。成功的關鍵似乎就在於針對某些具體行為對家長進行培訓。
蘇珊·蘭德裡及其同事實施了一項卓有成效的養育干預計劃，結果顯示，這樣的計劃很可能具有極大的價值。參與該計劃的大都是低收入的黑人和拉美裔美國女性，子女的年齡介於1~2歲之間。研究人員走進這些家庭，向這些母親講解如何對孩子採取更有益的回應模式，每次一個半小時，持續10~20次。他們還教媽媽們學會如何通過孩子發出的積極或消極的信號來識別孩子們的意圖——當孩子沒有服從母親的要求時，如何以更加溫暖、更加細膩的方式回應孩子們的行為；當進行互動和遊戲時，如何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並激發和培養他們的興趣，以及如何使用更豐富的語言來形容各種物體和動作。這項計劃在很多方面對母親們產生了顯著的效果，包括對待孩子的方式更加溫暖更加細膩，正確地回應孩子的意圖，在各種活動中激發孩子的興趣，在口頭上對孩子進行鼓勵。這些方面的效果值最高達到了1個標準差。
這項計劃對孩子們的行為也產生了明顯的效果。孩子們變得更願意配合了，與母親進行互動時更加投入，使用的詞彙更加豐富，並且能夠很好地運用語言描述他們周圍發生的事情，並在一項圖片詞彙測試中得到了更高的分數。這些方面取得的最大效果值高達0.7個標準差。
雖然我們尚不清楚這樣的養育干預計劃長期效果究竟如何，然而按這樣的結果來看，我們應該對此充滿信心。而且這種計劃的效益成本比也有可能會很高。
學齡兒童教育干預計劃的實效
那麼學齡兒童干預計劃效果如何呢？對於那些從未參加過學前干預計劃的孩子，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對於那些在幼兒園裡曾經接受過一定學前教育干預的孩子，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保持住他們已經取得的進步呢？
我得先說點兒壞消息——很遺憾，壞消息還不少。在第4章中我曾經討論過為了提高孩子的學習成績所付出的種種努力。錢本身並不能使所有孩子們在整體上取得任何進步，所以我們不能指望只用錢就可以縮小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學生以及少數族裔和白人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我們向窮孩子和少數族裔的孩子派發教育券，使他們有機會進入私立學校唸書，但是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種做法能夠真正解決問題。對於特許學校來說，情況也差不多。一部分特許學校比公立學校要好一些（實際上，你在後面會讀到一個這樣的例子），但即使是在已經開辦了一段時間以後，特許學校在整體上似乎仍和公立學校的水平差不多，事實上，在開辦之初還不如公立學校。
那麼有沒有一些公立學校能夠顯著提高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成績呢？兩份不同的報告都堅持認為，至少有一部分學校使處於社會底層的少數族裔學生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一份報告出自一個保守派的機構，另一份報告則出自一個自由派的機構。
美國傳統基金會是一個保守派的機構，該機構宣稱已經找到了21所主要面向貧困學生的學校，而這些學校學生的成績都超過了全美平均水平。他們認為這些學校之所以能夠鶴立雞群，是因為都擁有具有遠見卓識的校長。這樣的校長樂於抵制「對公共教育的盲目推崇」，能夠辭退不合格的教師，強調向學生教授基礎知識而不是難度過高的內容。
理查德·羅斯坦曾經是《紐約時報》國家教育專欄的專欄作家，他證明了美國傳統基金會所說的情況並不屬實。在他看來，這21所學校中只有6所是對生源完全沒有選擇權的社區學校，其餘學校的情況是：（1）一部分是磁鐵學校；（2）有些學校很多學生的家長都是「掙錢很少的」研究生；（3）有的學校注重基礎知識，例如語音，所以在低年級時學生的分數確實很高，但到了高年級，學生的分數卻直線下滑，這正是因為早期過於強調基礎知識而忽略了對推理和解讀能力的培養，而高年級的學生要想取得好成績，以上兩種能力必不可少；（4）有些學校家長必須提出申請孩子才能入學，因此也就存在自我選擇的問題。
美國教育信託基金會是一個自由派的機構，其宣稱找出了1 320所學校，這些學校裡至少有一半的學生都是貧困的少數族裔學生，但是考試成績全部位於所在州的前1/3的水平。不過羅斯坦認為美國教育基金會所說的情況也不屬實。這1 320所學校的學生分數確實很高，但只是在某一年級裡、某一科目上和某一學年裡取得了高分。這樣的成就只不過是統計上出現的意外情況而已。
道格拉斯·裡夫斯宣稱在密爾沃基找到了一些「90/90/90」學校，也就是說，在這些學校裡，90%的學生都是貧困學生，90%的學生都是少數族裔，90%的學生都達到了「很高的學習水平」。上述發現也被羅斯坦揭穿了，所謂「很高的學習水平」實際上只是威斯康星州規定的基本的非熟練水平的分數而已。
還有人宣稱，如果把窮困的少數族裔孩子送入家境富裕的孩子就讀的學校，他們的成績就會發生質的飛躍。情況真的如此嗎？《紐約時報》2005年時在頭版上（並分別於2007年和2008年在頭版上以及雜誌報道裡再次刊登）宣稱，在北卡羅來納州羅利市的維克郡已經取得了這樣的效果。這篇標題為「按家庭收入分配生源，羅利市學生成績大幅提高」的文章寫道：在過去的10年裡，維克郡的黑人學生及拉美裔學生在閱讀和數學標準化考試中的成績邁上了好幾個台階，這已經引起了美國教育專家們的關注。
維克郡（包括郡政府所在地羅利市及附近的郊區）的官員和家長們都表示，孩子們取得這麼大的進步，要歸功於這一學區一直同心協力地運用經濟手段來促進學校的融合。
文章接著介紹說，從2000年開始，官員們就開始按學生的家庭收入將學區的生源分配到不同的學校，目的是為了將學校中低收入學生的比例控制在40%以下。結果如何呢？
十幾年前，維克郡三到八年級的黑人學生中，只有40%在全州統考中的成績達到年級平均水平。後來，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了80%。拉美裔學生的進步幅度與之類似。
總體上看，這些年級中有91%的學生達到了年級水平，而10年前這一比例是79%。
不幸的是，並沒有證據顯示羅利市的學校比全州其他學校更有利於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實際上，在2004—2005學年度，維克郡的學校中黑人與白人學生的差距大於全州整體水平。不僅如此，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維克郡的學校中少數族裔學生取得的進步主要是因為全州統考的標準降低了，學生們更容易拿到熟練等級的分數。按照新標準[1]，95%的白人學生都可以達到熟練的等級。這就是說，這個標準太低了，根本不可能完全顯示出黑人學生與白人學生的真實差距。
不過，將維克郡與全州整體水平進行比較之後，還是發現了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現象。那就是，家庭收入低的學生與家庭收入高的學生在同一所學校裡學習，對彼此都沒有什麼壞處——或許還能使雙方取得一些社交方面的收穫。不過我們還需要瞭解更多的情況——例如，全州及羅利市的黑人與白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水平——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不過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和在主要由黑人或拉美裔學生構成的班級裡學習相比，黑人及拉美裔學生在種族融合的班級裡學習效果更好。
那麼，對學校的管理和學生的課程安排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會取得什麼樣的效果呢？從第4章中我們瞭解到，有很多這樣的全面的學校干預措施，對課程及教學策略進行了全面的改革。不過這樣的干預措施大都沒能顯著提高學生的整體學習成績，所以我們也就對這樣的措施能否有效地縮小學習差距心存懷疑。
教師的資質及高學歷也不一定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執教的經驗倒是很關鍵，並且與社會階層較高的學生和白人學生相比，教師的經驗很可能對社會階層較低的學生和少數族裔的學生更重要。教師素質對學生的成績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樣，很可能教師的素質對窮孩子和少數族裔的孩子更重要。我們當然還記得第4章中提到的A女士。她對曾經教過的一年級的窮孩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另外，對於那些窮孩子和在學前班時就很令人頭疼的孩子來說，他們在一年級時得到的教學支持和情感支持會對他們的學習成績產生巨大的影響。
我們還知道，學生在人數較少的班級裡學習時學習成績更好，這對黑人學生的效果要大於白人學生——分別是0.33個標準差和0.25個標準差——對窮孩子的效果要大於中等階層的孩子。
不過學齡兒童教育干預在基礎教育（從學前班到高中三年級）方面倒是有一些成功的故事可以分享。窮困的少數族裔孩子參加的兩個教育項目（一個是數學項目，另一個是閱讀項目），現在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效。
數學訓練項目叫作種子計劃，是一項課外補充項目，專門聘用並培訓數學家、科學家以及工程師，讓他們給貧困的少數族裔學生上數學課。教師們採用蘇格拉底的問答法，逐步引入抽像的數學概念，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教學——採用對話、辯論和集體回答的形式。全職教師會旁聽全部的課程。這項計劃並不是要取代平時的數學課，而是一種課外學習。一項在達拉斯進行的研究對種子計劃的效果進行了評估。該研究選取了244名參加了種子計劃的四年級學生，然後在這些學生所在的學校內選取了244名沒有參加該計劃的四年級學生，又從其他學校裡選取了244名和這些學生成績接近的四年級學生組成控制組。研究人員將這3組學生在加州成就測驗中的得分進行比較後發現，參加種子計劃的學生其成績比控制組的學生高出0.37個標準差——這算得上是很大的差距了。不過，參加了種子計劃的學生的成績，只比同一學校內未參加該計劃的學生高0.19個標準差。未參加種子計劃的兩個組都可以作為控制組，但是選擇哪一組進行對比會有很大的差別。這項計劃的成本不算太高，能夠取得0.37個標準差的效果值當然是值得投入的，不過如果效果值只有0.19個標準差，或許就很難說了。
在一些面向窮孩子和少數族裔孩子的閱讀項目中，最有效果的要屬閱讀恢復計劃了。這項計劃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開發的，旨在輔導學習成績較差的一年級小學生進行閱讀訓練。該計劃對孩子提供一對一的輔導活動，每次30分鐘，每天一次，持續12~20周。孩子們讀一些他們聽過的故事，重讀一遍前一天讀過的故事，再自己寫一些故事。研究人員隨機選取了一些孩子，對計劃的效果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在絕大多數反映閱讀熟練度的指標上，這一計劃的效果值是從0.57到0.72個標準差不等。雖然這些效果隨著時間漸漸流失了，但直到孩子們三年級時仍有大約0.2個標準差的效果。對於這項計劃中的西班牙語項目進行評估的獨立研究發現，不同指標的效果值是從1到1.7個標準差不等。不過我們仍然需要對這項計劃進行更多的重複測試，才能完全相信它的效果。
全面學校干預措施和特許學校對學生的成績沒有太大的作用，但這種說法至少存在一個極其重要的例外：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知識就是力量項目）。這個項目的創始人邁克爾·范伯格和戴維·列文曾經是休斯敦的小學教師，兩人教齡相差4年，在1994年攜手開創了這一被寄予厚望的教育項目。他們根據貧困學生尤其是少數族裔學生的需求制訂了這項計劃。他們坦承當時也是一邊上課一邊摸索。不過他們得到了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老師的幫助——哈麗雅特·鮑爾——她在休斯敦一個種族隔離的社區裡長大，但她教出來的學生個個都行為端正、成績優異。
范伯格和列文建立的學校最初主要面向中學生，上課時間是從早上7點半到下午5點（沒錯，每天9.5個小時），暑假必須再上三周課，每隔一周的週六上半天課。他們會定期進行家訪，要求學生做到心地善良、行為端正。校長有權聘用或辭退教師，教師之間要通力合作。學校還建立了獎懲機制來監督學生的行為和學習成績。而且學校還有大量額外的接觸時間，使得學生們可以接觸到中上階層的學生在家裡或昂貴的公立或私立學校裡進行的活動——體育運動、參觀博物館、舞蹈、藝術、樂器、劇院和攝影。最早建立的兩家學校——在休斯敦和布朗克斯——在這兩個地區所有的學校裡成績排名第一。從2001年開始，KIPP得到了來自杜麗斯和唐納德·費捨爾（蓋普品牌的創始人）的資助，開始在各地建立連鎖學校。大部分KIPP學校都是特許學校，同時幾乎全部都是KIPP基金會的特許經營學校。還有兩項計劃與KIPP極為相似——成就第一計劃和北極星計劃，但並沒有得到更多的研究。
KIPP的學生幾乎都是家庭極其貧困的學生，超過80%的學生都符合申請聯邦免費或補貼午餐的條件。大部分學生都是非洲裔和拉美裔。KIPP堅信「進入KIPP的五年級學生在全國統考中平均位於最底部的1/3（百分位排名第28位），但當他們八年級參加閱讀和數學的常規參照性考試時，得分比全美3/4的學生都要高（百分位排名第74位）」。
不過也有一些KIPP學校裡的學生，成績並沒有取得多大提高（值得稱讚的是，這是KIPP學校自己主動承認的），這些KIPP學校所宣稱的成績大都是學生們在KIPP的老師自己設置的考試中取得的，而不是經獨立研究評估得到的。21世紀初的幾年，美國斯坦福國際研究所對位於舊金山灣區的五所KIPP學校進行了獨立研究，下面我詳細地介紹一下研究的情況。
在舊金山灣區的5所KIPP學校中，72%的學生家境貧寒，75%的學生是非洲裔和拉美裔。研究中的每所學校都和兩所學校進行比較，這兩所學校中學生家庭的經濟狀況和少數族裔學生的比例都和KIPP學校很接近。在2002—2003年度，KIPP學校只有一個五年級的班級，以後逐年增加一個班級。
學校的校長要對KIPP的模式進行一年的研究，才可以開辦自己的特許經營學校。不過KIPP模式並沒有規定特別的教學方法或課程，所以教師們不用學習一個新的教學方法體系，這和大多數的全面學校干預措施不同。在進行研究的時候，舊金山灣區所有KIPP的教師中，大約有一半都來自「為美國而教」項目，他們在加入KIPP時的平均教齡是兩年。
KIPP學校的學生也有可能考試不及格。校長們認為這樣做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學校不能「讓其他孩子看到不努力的孩子的成績也能得到提高」。教師、學生和家長都要記住，有一些行為他們是必須要做到的。KIPP的信條是：「如果有問題，我們要找到解決辦法。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我們一定要找出來。如果我們需要幫助，我們就向他人求助。如果隊員需要幫助，我們就要伸出援手。」一些典型的KIPP的口號有「努力學習，禮貌待人」，「我們每個人都要學習」，以及「KIPP的人即使在沒有別人在場的時候，也只做對的事情」。
學生們每週都會得到「支票」，支票的數額和記分系統掛鉤，記分系統會根據他們的行為和學習表現增加或減去一定的分數。學生們可以用支票在KIPP商店裡買東西，包括零食和學習用品，也可以用來購買校外考察的參與權。學生們如果行為違反規定或沒有完成任務，就要受到單獨坐在「長凳」上的懲罰。在一所學校裡，學生們甚至只有連續三天支票上沒有被扣去任何數額時，才能離開「長凳」。教師們向美國斯坦福國際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再三強調，學生的所有行為都會得到獎勵或懲罰。不過教師們堅持認為，學生們並不是因為害怕被懲罰才約束自己的行為。
「在我們的學校裡，從來沒有一個孩子在背後褒貶老師，孩子們也從來不打架。我認為這不全是由於紀律的約束，而是從一開始就讓孩子們感受到自己背負的期望。即使是最小的細節我們也不會放過……這是因為孩子們相信這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我們也一直這樣教育他們。我相信他們不會因為害怕「長凳」懲罰就不去取笑他人，而是在KIPP學校裡他們不會這樣做。KIPP就是一所學生不會遭到取笑的學校。孩子們在這裡感到很安全，所以學習效果更好。」
另一位老師說：「在這所學校裡，做一個聰明的學生不會有任何壓力。這是大多數市中心的公立學校所缺少的……在我原來任教的學校裡，我面對的是一直以來都缺乏幫助的孩子，我發現學校不能完全滿足孩子們的需要……我去參觀了一所附近的KIPP學校，感覺就像在沙漠裡發現了綠洲一樣。」
從學生們的評價來看，他們完全清楚KIPP學校與他們曾經上過的其他學校之間的差異。「每個人都努力學習」，「其他的學校沒有這裡要求高，我發現這裡處處都充滿了挑戰」，「現在我明白了要想上大學就必須用功讀書」。在這些學校中，學生們都說，和他們以前就讀的學校相比，這裡的學生很少打架，實際上幾乎沒有誰打架：「在這所學校裡，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阻止我和別人打架。」
當然，學校對於教師的要求很高。教師們從早上7點15分到下午5點15分要一直待在學校裡，通常實際待的時間還會更長一些。除了備課以外，他們要上課，監督學生們上自習，組織各種課外活動，例如參觀動物園和博物館，對學生進行輔導，還要在晚上給學生家長打電話溝通學生的表現。暑假裡他們還要工作幾周，隔周週六還要上班。這樣一來，他們自然身心俱疲。絕大部分KIPP的教師都表示，這樣下去，他們恐怕只能堅持幾年。
所有這些努力會有什麼樣的成效呢？在舊金山灣區KIPP學校裡唸書的孩子，成績遠遠高於根據他們的家庭狀況和種族預測出來的成績。學生們分別參加了春季和秋季的斯坦福成就測試（SAT10）中的閱讀、語言藝術和數學測試，這些測試都是全美統考。對於五年級的學生來說，秋季考試的分數是他們剛剛加入KIPP時得到的分數。我們以百分位排名在第50位或更前的學生的比例，來衡量孩子們從秋季到春季取得的進步。秋季五年級的語言藝術考試中，有25%的孩子百分位排名在第50位或更靠前（所有參加考試的四所學校的平均成績），稍稍高於我們根據學校的學生構成預測出的比例。到了春季考試時，這一比例上升到44%，遠遠高於根據學校的學生構成預測出的比例。秋季五年級的數學考試中，這一比例是37%，春季時上升到了65%。六年級的學生同樣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如此大的進步顯示出，在僅僅就讀於KIPP學校一年之後，占學生總數絕大多數的少數族裔窮孩子，在標準化考試中的得分就已經接近或者超過了全美的平均水平。由於這些學生年初時的分數並不算太高，我們就可以排除春季時取得的成績完全是自我選擇的結果這一可能。
春季，所有孩子（全部五所學校）都參加了法律規定的加州成就測驗。英語語言藝術的考試中，所有KIPP五年級學生中有43%達到了熟練及以上的水平，而在一所學生構成與KIPP接近的學校裡，這一比例是19%。數學考試中，KIPP五年級學生中有55%達到了熟練及以上的水平，在與之對比的學校裡這一比例是20%。六年級學生在加州成就測驗中的成績與五年級非常相似。同樣，他們也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基準線是：KIPP學校和與之對比的學校在年初加州成就測驗中的成績接近）。
在介紹SRI的研究時，我違背了我自己定下的絕對準則。在這項研究中，在KIPP學校唸書的學生並不是隨機選取的。不過我們可以這樣做：有時會有一些孩子等待進入KIPP學校唸書，KIPP就會採取抽籤的形式來錄取學生。沒有抽中的學生被編入隨機分配的控制組，並且參加KIPP學生參加的考試。其實KIPP也擔心他們錄取的都是成績已經很不錯的學生。令人稱讚的是，有的KIPP學校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來保證盡可能多地招收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族裔學生，因為這才是他們的目標生源。
不過這裡面依舊存在嚴重的自我選擇問題，因為決定孩子是否要進入KIPP學校學習的是家長，而不是研究人員。這就意味著，KIPP學生所取得的成就中，有一部分或許並不是學校努力的結果，而是在家長或其他優勢的作用下取得的。但問題是，自我選擇能使學生們取得這樣大的進步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至少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有些學生由於成績不理想而退學，並不是KIPP學校取得輝煌成績的主要原因。在SRI研究的5所KIPP學校中，每年只有9%的學生中途退學，其中一部分是因為家長擔心影響孩子的發展。學校會勸退一些學生，不過實際上沒有一個學生是被學校開除的。退學的學生數量極其有限，所以學校造成的自我選擇似乎並不是孩子們取得高分的主要原因。
總之，選擇了KIPP學校的家長一定比類似階層和家庭條件的家長更具遠見，這一點我並不懷疑，不過我不相信KIPP取得的成績都應該歸因於自我選擇。儘管如此，在社會將大量資金投入到KIPP學校之前，我們還需要對KIPP進行一些完完全全的隨機研究。
我堅信，這樣隨機選取研究對象的研究會證明窮困的少數族裔學生（至少這些孩子的父母重視孩子的發展才把他們送進KIPP學校唸書）的學習成績完全能夠達到中等階層白人學生的成績水平。下一步[2]就是要找出，那些不太重視子女教育的家長是不是也能從KIPP這種類型的計劃中受益。
少數族裔學生的數學成績也可以很優秀
你或許看過電影《為人師表》。這部電影講述的是數學教師詹姆·艾斯卡蘭德的故事，他使東洛杉磯南美移民的子女——那些通常連高中都無法畢業的學生——通過了大學預修課程的微積分考試，並且考試通過率超過了在貝弗利山高中就讀的富家子弟，從而也就超過了全美大多數英才高中的學生。但電影裡的故事是真實的嗎？
關於艾斯卡蘭德的舉措，人們褒貶不一。最重要的是，電影中的故事絕非杜撰，而是確有其事。
遺憾的是，真實情況並不像電影中那樣。在現實生活中，艾斯卡蘭德並沒有向信任他的學生們承諾他要把他們培養成為數學高手。他在直屬初中開發了數學課程，參加這些數學課程的學生都以優異的成績升入了他任教的高中。他確保這些學生在成為他的學生之前，就可以受到很好的高中數學教育。他做到了，但遭到了他任教以來就受其領導的第一位校長的強烈反對。後來學校換了一位支持他的校長（這位校長禁止平均成績低於C的學生加入體育團體），事情才逐漸好轉。後來艾斯卡蘭德又和教師工會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因為他所帶的班級人數大大超出了工會規定的學生人數。因為他找不到足夠多的好老師來開設更多的班級，所以班級的規模越來越大。
後來另一位不怎麼支持他的校長取代了支持他的校長。艾斯卡蘭德最後因為班級規模問題和其他問題離開了學校。在他走後，他所開設的數學課程也沒有以前那麼成功了，不過他曾任教的高中的大學預修數學成績，還是遠遠好於大多數同類學校。
艾斯卡蘭德所取得的成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處於不利地位的少數族裔學生也可以取得遠遠超出全國平均水平的數學成績。
社會心理學家提出的簡單且效果顯著的干預措施
我的一些社會心理學家同行最近登上了教育的舞台，他們帶來了一些既容易操作又非常划算的干預措施。
很多美國人都相信，一個人的能力在出生時就決定好了：要麼你生來就有數學天賦，要麼生來就沒有。其他人則認為能力完全可以通過鍛煉得到提高：如果你努力的話，你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就一定比你不努力時的能力強。卡羅爾·德韋克及其同事在一所主要由少數族裔學生構成的中學裡開展了一項調查，調查學生們對於能力的態度。他們通過學生們對一些問題的回答來瞭解他們的看法，例如，「每個人的智力都是由遺傳決定的，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人的智力」以及「你一定可以變得比現在更聰明」。調查的結果正如人們所料，認為付出努力就可以提高能力的學生，其學習成績好於那些認為能力完全取決於基因的學生。
隨後，德韋克及其同事努力使一群窮困的少數族裔初中學生相信，智力絕不是一成不變的，付出努力就可以提高智商。這項干預措施的要點在於，學習可以使大腦長出更多的神經連接，進而改變智力，所以學生們完全可以掌控這一改變的過程。德韋克介紹說，當聽到智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人們自己來控制的時候，一些平時非常難以管教的初中男生竟然掉下了眼淚。據老師們反映，接觸到這一干預計劃的孩子學習更加用功了，並且他們的分數也高於控制組中的孩子。和傾向於相信付出努力就可以提高智力的孩子相比，這項干預措施對那些最初相信智力完全由基因決定的孩子更有效果。
喬舒亞·阿倫森及其同事進行了類似的實驗，得到的結果也很激動人心。其中一項研究是在得克薩斯州一些窮困的少數族裔學生中進行的。他們對這些學生進行了強化的干預措施，取得了驚人的效果。
在這項研究中，每一名學生在初中一年級時都被配備了一位大學生輔導員。這些輔導員會和學生們談論關於如何適應學校的一系列問題。控制組的輔導員會和孩子們討論毒品的問題，並鼓勵他們遠離毒品。干預組的輔導員會告訴學生智力是可以改變的，並指導他們怎樣做才能使大腦在一生中不斷形成新的連接。干預組的每個學生都能看到一個網站，這個網站用動畫的形式向學生展示大腦的構造，包括神經元和神經細胞樹突的圖片，並配有語音介紹，向孩子們解釋當新問題被解決時大腦是如何長出新的連接的。輔導員們還幫助孩子們設計了一個網頁，孩子們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親手畫的圖，在網頁上展示了他們從輔導員那裡接收到的信息。這一切都強化了輔導員向他們傳遞的信息。
這項干預措施的效果非常顯著。在得克薩斯州學業能力評估的數學測試中，干預組中男孩的成績比控制組中男孩的成績高出0.64個標準差。女孩往往擔心由於性別原因學不好數學，而干預組中的女孩的成績高出控制組1.13個標準差。在閱讀測試中，干預組的平均成績比控制組高出0.52個標準差。
達芙娜·沃耶斯曼及其同事精心設計了一項專門針對窮困少數族裔初中生的干預措施。他們開辦了幾期活動，目的是要讓孩子們仔細考慮一下他們究竟想要什麼樣的未來，在通往未來的過程中他們會遇到哪些困難，他們如何處理這些困難，他們有哪些朋友最能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困難。他們同時還創辦了幾期活動，把孩子們分成小組，討論如何解決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問題，社交上遇到的困難，學習上的問題，以及如何為順利從高中畢業做好準備。這項干預措施使參與了這些活動的孩子們的成績平均分提高了0.23個標準差，在標準化考試的成績的效果就更好一些，有0.36個標準差，留級的可能性也顯著減少，降到0.6個標準差。
即使是一些很小的干預措施，在大學裡也同樣會引起一些改變。很多大學校園裡的學生都擔心是否能夠被學校接納，自己能否融入學校生活，少數族裔的大學生在這個問題上尤為苦惱。如果他們交不到朋友，因為校園裡沒有那麼多少數族裔學生，或者他們沒法自在地和白人學生相處，他們或許就會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適合大學生活。隨著學習的深入，少數族裔的學生會逐漸喪失動力，成績平均分也越來越低，這在大學校園裡是很常見的事情。
社會心理學家格雷戈裡·沃爾頓和傑弗裡·科恩認為，每個學生都會擔心自己能否被學校接納，這與種族無關，目前的狀況在將來很可能會有所改觀。如果少數族裔學生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學習成績每況愈下的情況就可以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研究人員對一所名牌私立大學裡的黑人學生採取了一項適當的干預措施。他們邀請黑人和白人學生在大一即將結束時參加一項心理研究。實驗人員的目的是要讓干預組的學生相信，擔心自己能否被學校和同學接納是很常見的問題，隨著他們建立起更多的友誼，這種憂慮就會慢慢消失。研究人員希望這樣能夠幫助黑人學生認識到，不應該從種族的角度來理解自己面臨的社交困難（「我想我們這類人真的不太適合這種地方吧」），而是要相信大家都面臨這樣的問題（「我想每個人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研究人員相信，只要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普遍性——以及可能的對策——就不會再擔心歸屬感的問題，而是會將精力集中到學習上來。
言歸正傳，沃爾頓和科恩讓干預組中的學生每人寫一篇文章，內容圍繞著他們在未來是否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並且要求他們在攝像機面前發表一個簡短的演講。研究人員告訴這些學生，他們的演講會被放給學校的新生們聽，「以便讓他們瞭解大學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周以後，研究人員調查了這些學生的學習成績，以及下一學期的成績平均分。
這項干預措對黑人學生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不過對白人學生卻沒有什麼成效。根據報告，參與干預措施之後的那段時間，黑人學生學習的時間變多了，和教授們的接觸也比以前頻繁，參加複習課和學習小組會議的次數也增加了。接下來的一個學期，干預組中黑人學生的成績也反映了這些情況：他們的分數比控制組中的黑人學生整整高出1個標準差。
發揮大學消除智力差距的作用
實際上，大學會對黑人學生的智力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比對白人學生的影響要大得多。
黑人與白人的智力差距在高中時開始逐漸拉大。一些遺傳決定論者認為，基因在發展的過程中會逐漸顯現出它的威力，所以黑人與白人的智力差距在高中時才會越來越大。隨著教育水平的提升，黑人越來越被甩在後面。例如，赫恩斯坦和莫瑞就堅持認為，高中以後的教育不可能縮小種族之間的智力差距。
顯示黑人與白人的智力差距在高中時逐漸增大的數據，來自全美青少年縱向調查，這個機構管理著武裝部隊職業資格測試。武裝部隊職業資格測試是軍隊對未來的士兵進行測試時採用的一系列能力測試的一部分，由於與智力測試高度相關，所以也可以將其視為是智力測試。所有全美青少年研究調查的參加者，都在14~21歲的不同時間裡接受了武裝部隊職業資格測試。
不用說，正如赫恩斯坦和莫瑞所說，在高中時黑人的能力提高得比白人慢，兩者之間差距增大的速度著實令人擔憂。剛進入高中時，黑人在武裝部隊職業資格測試中的成績比白人低了不到0.6個標準差，但當高中畢業時，黑人在武裝部隊職業資格測試中的成績比白人低了將近1個標準差。
心理學家喬爾·邁爾森及其同事開始著手調查黑人在大學裡是否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如果按照能力差距隨著時間會越來越明顯的說法，黑人學生的智商在大學裡的提高值就會比白人學生的小，所以兩者間的差距應該比高中時還要大。
但邁爾森及其同事得到的結果恰恰相反。最終從高中畢業的黑人，比最終從高中畢業的白人的智商低1個標準差。但是白人學生在大學期間智力增長極少，而黑人學生的智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到大學畢業時，黑人學生的平均智商與白人學生的平均智商的差距僅稍稍大於0.4個標準差。大學教育給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帶來的附加值有著巨大的差別。
為什麼黑人在大學期間能夠取得如此大的進步呢？恐怕把這個問題換成「為什麼他們在高中時的進步那麼小呢」更合適。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就是他們讀的高中比白人差。另一個答案就是，黑人學生在高中時比在大學時更難面對被同伴指責為「模仿白人」的壓力（如果他們在大學也面臨這樣的壓力的話）。
第三個可能的答案來自有關刻板印象威脅的研究。這項研究顯示，黑人學生的測試表現和積極性有著很大的差別，這取決於他們面臨的社會環境。例如，斯蒂爾和阿倫森的實驗研究裡有記錄顯示，當採用一種不會讓黑人學生感到威脅的方法進行測試時——也就是這些學生沒有明顯感覺到這些測試測量的是他們的智力時，他們的表現就會好很多。這是因為如果他們意識到這是智力測試，他們就會變得緊張，生怕他們的表現恰恰印證了別人心目中的黑人智商低的印象。這會影響他們在測試中的表現，而且黑人學生比白人學生更有可能採用消極的方式來面對這種評估行為帶來的不適，例如迴避挑戰，對自己的學習成績漠不關心，這些都是黑人初高中時面對刻板印象威脅的典型反應方式。一項跟蹤調查黑人學生高中生涯的研究發現，整個高中階段，黑人男學生花在學業上的時間急劇減少，所以到了十二年級的時候，他們的自我價值感與學習成績就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了。那些接受了他人對黑人的刻板印象的學生，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另外一項長期研究發現，黑人學生越是擔心別人對黑人持有的消極印象或許是真的，他們就越不會用功學習。所以那些將刻板印象威脅最大化的情形，可能在高中校園裡尤其普遍。
不過，為什麼黑人會在大學裡取得更大的進步，我們不得而知。我們能夠確信的是，大學教育能夠顯著縮小智力上的差距。遺傳決定論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流逝，智力上的遺傳劣勢就會發揮越來越明顯的作用，所以隨著年齡的增長，智力的差距會越來越大。而可靠證據顯示，實際上智力差距在大學期間會顯著縮小。
總結
那麼，現在關於針對窮孩子和少數族裔孩子的干預措施，我們都瞭解了哪些內容呢？有些內容令人感到非常意外。也許我們學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只有實驗才能證明哪些措施有效，而哪些措施無效。
有些早期兒童教育計劃看起來科學合理，但實際上沒有多大——或持久——的效果。先行教育計劃是個很明智的計劃，本應該取得很好的效果——在早期也確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當孩子們回到貧窮的家裡，簡陋的社區，進入條件很差的學校，孩子們在智力上取得的進步就會慢慢流逝，學習成績也沒有太大的起色。不過，一些學前干預計劃最初確實極大地提高了孩子們的智力，如果孩子們可以進入更好的公立學校唸書，這些取得的顯著效果就不會消失。即使孩子們沒有進入好學校唸書，那些效果最好的計劃還是可以對學習成績產生巨大的作用，並且對社會也大有裨益，例如減少犯罪和靠救濟生活的人的數量。大體上，學前干預計劃對窮孩子和少數族裔孩子所起的效果，大於對家境較好的白人孩子所起的作用。
小學和初中的干預措施也存在同樣的情況。我已經介紹了不少對學生學習成績沒有太大作用的干預措施，所以也不可能消除種族之間和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差距。真正能夠帶來改變的是：教師個體的素質、對教師發放獎金（有這種可能，不過還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找出最有效最實用的獎勵計劃），以及班級規模（對黑人學生的效果比白人學生大）等因素。
我們在第4章中討論過的一些教學方法花費不多，但效果卻相當好，或許這些方法有助於縮小學業成績上的差距。這些教學方法包括，使用電腦程序來教授數學和寫作（這實際上也許並不比標準教學方法更昂貴）以及「合作學習」（幾乎不會增加任何成本）。即使這些方法都被證明不能縮小差距，但它們也確實能從整體上提高孩子們的學習成績，所以應該被用來教育所有類型的孩子。即使漲潮將所有小船托起來的高度都是一樣的，這樣的漲潮也是受歡迎的。
我們知道有一個數學項目——種子計劃，和一個閱讀項目——閱讀恢復計劃，在少數族裔孩子身上取得了極大的效果。尤其是閱讀恢復計劃，成本不高，但取得的效果卻很大。
我們已經嘗試過大量的全面學校干預計劃，但結果大都令人失望。儘管如此，還是存在一個極其重要的例外——KIPP。就像詹姆·艾斯卡蘭德一樣，KIPP學校的教師能夠使貧困的少數族裔小學生的數學成績，提高到中等階層白人學生的一般水平。即使是較晚進入到KIPP學習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五年級時加入KIPP的學生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不過我們還需要確定年齡較小的孩子加入KIPP能獲得多大的提高，讓我們期待這一天早日來到。
為消除差距買單
不過，我們能承擔得起有效干預措施的代價嗎?或許這樣問更好：我們能承擔得起不採用這些有效干預措施的代價嗎?許多經濟學家都曾經對最成功的學前干預措施的收益成本比進行過計算。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詹姆斯·赫克曼就對佩裡學前教育研究計劃的回報進行過評估——包括由此節省的課外輔導的費用，留級的孩子重讀的費用，犯罪和福利的支出，以及由此給參與者帶來的未來收入的增加——收益與成本的比是8︰1。這相當於年投資收益率達到17%。而這計算的僅僅是金錢方面的收益，並不包括參與者、參與者的家庭和鄰居們的生活質量的提高。佩裡項目的初期成本很高——按照2007年的美元價值計算，估計每個學生的成本在12 000~16 000美元。這比先行教育計劃的成本高多了（不過以後類似佩裡項目的項目成本就會有所下降，因為不再需要支付研究費用，而研究費用佔到了佩裡項目所有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但是效果也要好得多。初學者計劃也是如此。這項計劃的收益成本比估計是3.78︰1。即使只計算與納稅人有關的收益，包括由此省下的教育、福利和刑事審判的支出，這項最成功的學前干預計劃最終也能收回成本。
如果讓家庭最貧困的1/3的孩子從出生到進入學前班之前一直參與佩裡計劃或初學者計劃，總共的費用是多少呢？在美國大概有700萬這樣的兒童，佩裡計劃或初學者計劃花在每個孩子身上的費用每年約為15 000美元。這樣計算下來，總共的費用就是1 050億美元。不過先不用太震驚，因為我接下來要告訴大家，現在國家對各種學前干預計劃的投入也已經達到200億美元了。這還沒有包括一部分私人在教育上的投資，母親們在計劃實施期間及計劃結束後的幾年間增加的收入，以及孩子們和社會最終得到的收益。不僅如此，我們也並沒有對成本最高的項目進行充分的研究——有可能花在每個孩子身上的錢遠遠少於15 000美元，就足以使認知和社會職能取得極大的進步。最後請注意，學前項目的收益和需要是成比例的。母親的智商和社會經濟地位越低，從學前項目中獲得的收益就越大。所以即使我們只向最貧困的1/6或1/12的5歲以下兒童提供大力度的干預計劃，回報也是非常大的。
請注意，2001年以後美國對最富裕的1%的家庭實行減稅，光是這一項就會使財政部2009年的收入減少940億美元。我們可以將這個數字作為衡量兒童早期教育總開支成本大小的標準。
那麼效果極為明顯的KIPP呢？KIPP學校的支出實際上比一般的公立學校多不了多少。（一些KIPP學校比它們所在地區的公立學校支出還少。）不過這都是因為KIPP學校的教師大多年輕、有理想，所以心甘情願地為學校付出，而他們的工資僅僅略高於公立學校裡同等水平的教師。但KIPP的老師無法一直都保持這樣的工作強度，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工會已經開始就這些問題與KIPP學校進行交涉了。
如果向KIPP學校的老師支付和公立學校教師相當的小時工資——這樣做不僅是出於公平的考慮，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為學校找到足夠的教師——學校的支出會是多少呢？KIPP學校的老師與學生接觸的時間比別的學校多出60%，大部分的教育成本都是實物產業成本，行政管理和維修成本，以及負債利息，這些費用都與KIPP採用的教學方法無關。2005年美國公立學校學生的平均教育支出是8 000美元，其中1/3都用於支付教師的工資。如果我們假設教師的工資增加了60%，4 000萬名5~14歲的美國兒童中有1/3參加類似KIPP這樣的計劃，那麼成本就會增加350億美元。同樣，由此省下的兒童托管費用以及孩子母親增加的收入能夠抵消這些成本的一大部分。雖然現在還不能計算出加入這樣的學校的孩子在一生中能夠獲得的經濟收益，但至少能夠用來支付一大部分這些多出來的成本。
要說明的是，我並不贊成現在實施任何早期干預計劃。類似佩裡計劃、密爾沃基計劃或初學者計劃的早期干預計劃，在全美範圍內推廣是否有效和可行，我們還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才能夠最終確定。類似KIPP的計劃也是如此。對於並沒有努力爭取使子女進入KIPP唸書的家長，他們的子女能夠在KIPP項目中取得多大的進步，這才是我們要繼續關注的。
有大量證據能夠證明，我們確實有可能顯著縮小人們智力和成就之間的差距，並且我們清楚，有效的干預計劃的成本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進行必要的研究，找出最有效的干預計劃，否則就是不負責任。
最後，如果我們想使窮人變聰明，或許先讓他們變得富裕一些才是更好的選擇。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收入分配上比美國更具平均主義傾向，該國最窮的孩子和最富的孩子之間的差距也反映了這種相對的均等。誠實守法地守著一份符合社會價值觀的工作就應該能夠養家餬口。提高最低工資（即使最近增加後的最低工資也只相當於40年前的73%），勞動所得稅扣抵制以及兒童稅收抵免或許能夠使這個問題得到部分解決。
提高窮人的生產力，降低犯罪率和靠救濟生活的比例，至少可以彌補這些減免政策的部分經濟成本——甚至有可能不止是成本。幫助別人或許真的就是在幫助我們自己。
[1] 2005—2006年的數學成績更能說明問題，因為熟練一級的分數檔比2004—2005年降低了許多。正如很多州的情況一樣，北卡羅來納州熟練一級的分數檔每年都會進行調整，而調整的依據並不是學生的實際成績水平，而是出於政治的需要。2005—2006年，數學成績熟練一級的分數檔再度提高時，結果也是一樣的，維克郡的學校中黑人與白人學生的差距大於全州整體水平。紐約時報那篇報道的作者應該從源頭處獲取數字，而不是依賴教育者提供的數據和解釋，這些教育者也是完全參考維克郡的區報告才獲得這些數據的。
[2] 還有另外兩個設計與KIPP極為類似的項目，一個叫作成就第一，主要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開班；另外一個叫作北極星，主要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市開班。這兩個項目宣稱，他們的學生類似於KIPP學校的學生，這些學生也同樣能取得極大的進步。不過據我所知，這兩個項目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