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的遺傳決定論者們認為，智力主要是由基因決定的。你的基因決定你有多聰明，你就只能有多聰明，沒有什麼環境因素——父母的養育方法，或者你就讀學校的好壞——能夠改變智力。即使不是全部，美國絕大多數研究智力的科學家和普通大眾也都這樣認為。這樣的想法對於個人來說是非常不幸的，因為這就意味著即使努力付出也不能使「真正的」智力有所提高。這對於公共政策來說更是一場災難，因為這意味著種種教育干預措施注定是要失敗的。不過幸運的是，這種認為智力由基因決定的觀點是錯誤的，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是如何發現這一點的。
智力的遺傳度沒有固定的數值。在某種環境中生活的一群人，和在另外一種環境中生活的一群人，兩者智力遺傳度的高低會有很大差異。如果生活的環境有利於智力的發展，那麼智力的遺傳度就確實要高一些——或許能夠達到70%。發達國家裡中上階層的家庭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們提供的環境能夠促進智力發展，在這方面每個家庭之間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某個特定人群中的每一個人，生長的環境幾乎完全相同，那麼能夠引起智力差異的唯一因素就是基因。中上階層和這種情況比較接近，所以這個群體的遺傳度就是決定智力差異的重要因素。
但是如果環境差異很大——不同家庭之間的環境差異很大——那麼引起個體智力差異的主要因素就是環境。窮人就屬於這種情況。對於窮人來說，只有10%的智力差異是由基因引起的，這也就意味著，改善窮孩子所處的家庭環境會對孩子的智力起到很大的作用。實際上，如果把貧困家庭的子女放到中上階層家庭裡撫養長大，那就有可能使其智商提高12分，甚至是18分之多。這對於學業成就的影響也很大——至少是0.5個標準差，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達到1個標準差。
雖然不同人群的智力遺傳度高低不同，但遺傳度不會限制可變度的大小——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這樣。發達國家的人的身高在最近幾代人裡實現了很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和遺傳基因沒有任何關係。
在20世紀的100年中，人的智力水平也經歷了極為相似的增長。在過去的60年裡，智力測試的分數增加了超過18分，在過去100年裡甚至增加了將近2個標準差（30分）。不僅如此，在瑞文推理測驗（幾十年來都被認為測量的是與文化無關的真正的智力）中的分數在不到60年的時間裡提高了2個標準差。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增長呢？根本原因很簡單：學校和文化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會提高智力測試中很多小測驗的分數。家長和學校越來越多地教孩子如何使用適合科學分析的分類方法對事物進行分類。孩子們也從媒體上瞭解了世界運轉的方式——為什麼警察要穿警服，為什麼街上的地址要按順序編號，為什麼人們要納稅——這使得他們在智力測試理解小測驗中的分數大大提高。瑞文推理測驗——以及這一測驗所測試的液態智力——的分數有所提高，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在最近的幾十年裡，學校在教授算術時越來越多地運用幾何和分析的方法，還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電腦遊戲的作用。幾年前，麥當勞的開心樂園餐中包含的迷宮遊戲的難度，甚至超過了天才兒童參加的智力測試。
不僅如此，和以前的時代相比，人們接受的教育也越來越多了。在過去的100年裡，人們接受學校教育的平均年限由7年增加到14年。既然在智力測試的分數中，一年的學校教育能夠抵得上年齡增加兩歲，那麼如果智力在那段時間裡沒有發生極大的增長就是不正常的了。
智力增加的部分中有多少是屬於「真正的」智力的增加？在這一點上我有一些話要說。首先，如果我們將智力廣泛地定義為「推理、計劃、解決問題、抽像思考、理解複雜概念……的能力」，那麼1910年時10歲的人，他（她）的曾孫輩的智力不可能比他（她）高出兩個標準差。不過，現在的人們確實比他們祖輩們的智力更高。在某種意義上，能夠告訴你為什麼街上的地址都要按順序編號的孩子，就是要比不能解釋清楚的孩子更聰明。能夠運用歸類法的術語尋找事物之間相似性，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優勢。推理的步驟，例如對假設進行驗證的步驟，是每一層級的學校都會涉及的教學內容，這樣的學習還可以解決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問題。通過廣泛教授有關概率論和成本收益推理的知識，「計劃」和「選擇」這兩個智力組成部分的能力也都得到了提高。
既然學校可以使孩子們變聰明，我們就無須懷疑好學校能使孩子們變得更聰明。雖然教育券、特許學校、全面的學校干預措施、教師的資格和高學歷都不一定會提高教育的質量，但是其他一些因素可以——有的還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教師素質的高低有很大差異，所以想辦法提高教師的素質和能力能夠產生很大的效果。如果每年我們能用平均水平的教師淘汰表現最差的5%的教師，那麼短短幾年內孩子們的學習成績就會取得突飛猛進的進步。使用電腦輔助教學也會大大提高學習的效果，有些合作學習的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回憶一下赫恩斯坦在委內瑞拉進行的強化項目。這一項目不僅大幅提高了普通中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還使他們的智力實現了不小的增長——在測試多重問題解決能力的測驗中，其得分提高了5分。
對於社會階層和智力的關係，大家普遍認為，主要來自於遺傳的智力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階層。聰明的人遺傳基因更優秀，所以他們注定要進入社會的上層，而不聰明的人遺傳基因較差，所以注定要落入社會的底層。的確，智力有一部分是來自遺傳，而且平均來說，更聰明的人因為繼承了高智商的基因，所以一般都處於較高的社會階層。不過我認為遺傳基因對於決定一個人的社會階層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社會經濟狀況最差的1/3的孩子和社會經濟狀況最佳的1/3的孩子，其平均智商相差大約10分。我們知道造成這一差距的一部分原因是生物原因而非遺傳因素，包括鍛煉，母乳餵養，母親在懷孕期間飲酒或吸煙，以及接觸各種危險的化學品和污染。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孩子就讀的學校水平較低，他們接觸的同齡人大都會使他們的智力水平有所降低。我們還知道，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對子女進行社會化的方式，既不能促進他們的智力發展，也不能讓孩子做好上學的準備。不僅如此，如果將出生在社會經濟地位最低的1/6家庭中的孩子，交給社會經濟地位最高的1/4的家庭撫養，這些孩子的智商會提高12~18分，所以這並沒有給基因在社會階層的方程式中留下什麼空間。我並不懷疑基因會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我很難相信遺傳基因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們所處的社會階層。社會經濟狀況最差的1/3的孩子和社會經濟狀況最佳的1/3的孩子，平均智商相差了10分，這樣的差距絕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從根本上說是由環境因素造成的。
我們能夠滿懷信心地說，種族之間在智力上的差異與遺傳沒有任何關係。絕大多數證明種族之間智力差異是遺傳因素造成的證據都是間接證據，很容易就被駁倒了。美國的黑人中，有的全部都是非洲血統，有的大部分是歐洲血統，我們從自然實驗中得出的幾乎所有直接證據都顯示，智力與遺傳基因的差異沒有任何關係。而且種族之間在智力和學業成就方面的差距正在以每代人大約1/3個標準差的速度縮小。黑人現在的平均智商就高於1950年時白人的平均智商。
《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法案》要求學校在半代人的時間裡消除不同社會階層和種族的學生在學習成績上的差距，這是很荒謬的。這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社會階層和種族的差異在嬰兒期初期就存在了，而且這些差距不僅與學校有關，還與經濟因素、居住的社區和文化差異都有關係。
這對於消除差距來說實在是個壞消息。不過好消息就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孩子和少數族裔的孩子是有可能提高智力和學習成績的。我們至少已經能看到這種提高的雛形了。我們已經嘗試過一些不徹底的辦法了，但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我們需要對窮孩子進行高強度的兒童早期教育，我們需要進行家訪，教父母如何促進孩子的智力發展。這樣的努力不僅能在短時間內使孩子的智力得到很大提高，還能使他們在學習成績和職業成就方面取得長遠的進步。大規模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計劃也能夠使孩子們獲得更高的學業成就。還有一些簡單又不用花錢的干預措施，效果最明顯的就是使學生相信他們能在很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智力，這能夠使學生們顯著提高學習成就。
相信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智力——再加上看重成就的父母——就能夠創造出奇跡。至少亞洲人和猶太人驗證了這一點。沒有可靠的證據能夠顯示，具有東亞血統的人和具有歐洲血統的人在智力遺傳基因上有什麼分別。實際上，智力測試顯示兩者的智力不相上下。甚至有一些證據顯示，東亞孩子剛上學時的智力還不如美國的白人孩子，但是經過幾年的學習以後，這種差異似乎消失了。但是東亞人的學業成就——尤其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數學和科學——比歐裔美國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具有東亞血統的美國人與歐裔美國人在智力上也沒有多少差別。此外，亞裔美國人所取得的學業成就和職業成就，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智力水平預示的他們「應該」取得的成就。亞洲人和西方人之間存在差距的原因就在於亞洲人刻苦努力並且能夠持之以恆。
猶太文化毫無疑問也取得了同樣有益的成效。一般來說，猶太人看重成就，尤其是智力成就。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所取得的最高的智力成就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而這些差距不是遺傳基因造成的。中世紀時歐洲人與阿拉伯人和中國人之間存在著更大的差距，從中世紀（意大利和英格蘭交替處於領先地位，蘇格蘭則在不到200年的時間裡，從未開化的蠻荒狀態發展到精明睿智的文明狀態）開始，歐洲各國在不同歷史時期也存在差距，美國各個地區之間也存在差距，這些都不是基因造成的。我們要面對的是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在智力上存在2/3個標準差的現實，這個差距至少有一部分是文化原因造成的。
最後，有很多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提高孩子和我們自己的智力和學業成就。不論是生物方面的方法（體育鍛煉，孕婦避免吸煙、飲酒，對新生兒採用母乳餵養）還是教育方法（教會孩子如何進行分類，遵循有效的輔導原則），都能夠大大提高智力水平。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卸下所有遺傳決定智力的思想包袱了。相信智力在我們自己的掌控之中，這種信念本身雖然並不會讓我們變得更聰明，但它是個很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