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觀點吸收了西方的許多觀點——或許，尤其是美國的觀點。美國人認為每個人在內心裡其實都是美國人，如果不是，那也只是時間問題，他們遲早會是這樣的。有足夠的有力證據支持這一觀點。每個國家的人都穿牛仔褲、T恤衫、耐克鞋，喝可口可樂，聽美國音樂，看美國電影和電視。（甚至是法國也認為很有必要把美國原創的電視節目數量調整到占總數的25%。另一方面，他們調整了語言教育計劃，法國所有的小學生從今以後都要學英語。）亞洲的學者使我確信亞洲的教育在本質上更西方——強調解決問題的分析、批評、邏輯和形式方法。
有一些證據顯示東方孩子的社會化正在轉向西方的模式。哈羅德·史蒂文森及其同事對北京某個小學的孩子們的母親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了10多年的調查，他們問這些母親對孩子有什麼期望。在這項研究剛開始的時候，這些母親所關心的是孩子處理各種關係的能力——與他人和睦相處的能力。10年後，這些母親最感興趣的大部分都是和西方的母親同樣的事情：我的孩子有沒有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能力和獨立性？
幾年前，我和彭凱平、南希·王就開始認識到對許多價值觀的調查表明東方人意識到他們比西方人更強烈地持有某些「西方的」價值觀，我們發現北京大學的學生比密歇根大學的學生更看重平等、想像力、獨立性、心胸開闊以及多樣性的生活，而據報道密歇根的學生比北京的學生更看重自律、忠誠，甚至更尊崇傳統、尊敬父母和長者！（我作為兩名密歇根大學學生家長的體驗使我對這一最終發現感到十分困惑。）這些奇怪的結果或許部分原因是價值觀對照表甚至是對心態的測量都不是瞭解價值觀的好方法。當我們在描寫價值觀發生衝突的某個情節的時候，我們問參與者在那些情景下他們會怎麼做，或者希望別人怎麼做，我們得到了與亞洲和美國學者們研究亞洲的直覺知識相一致的結果。但是，如果人們會成為他們所努力要成為的樣子，或者是成為他們所說的那個樣子這種觀點有什麼道理的話，那麼這種對價值觀的探索或許就是對未來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