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讀過一本書，叫《戰天京》。天京是太平天國的首都，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誰在戰天京呢？是以曾國藩為首的一幫晚清中興名臣。
這本書替我打通了對那個時代的感覺。我個人對太平天國史包括晚清史感興趣，是大學時候的事情。但是，自從十年前讀完了這本書之後，我突然對那個時代以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有了一種親近感。
這本書將正史和野史雜糅在一起，引用了大量的奏章、書信，用一種非常輕鬆的筆調，來描寫當時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非常好看。
而這本書裡的靈魂人物就是曾國藩。曾國藩作為一個中興名臣，就是把大清王朝從生死線上拉回來的那個人。
中興這件事，是歷朝歷代都曾夢想過的，因為王二小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誰不想有個人給自己打一針雞血，讓這個王朝又興奮起來呢？
但是中國古代每一次王朝中興，都不是特別理想。比如說著名的光武中興，光武帝就是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但是這算中興嗎？劉秀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了一個王朝。南宋也號稱中興，但事實上只是在南方站穩了腳跟而已。
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中興，其實就是晚清這一次。當時清朝就快要滅亡了，內憂外患，兩次鴉片戰爭加上太平天國、捻軍以及西北的大規模叛亂，都讓帝國元氣大傷。
可是，以曾國藩為首的一幫人突然天神般出現，不僅拯救朝廷於水火，後來又讓這個國家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幾十年。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太平天國是如何滾雪球的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農民戰爭。我們通常看農民戰爭，都覺得大概是這樣一個過程：地主階級殘酷壓迫，農民階級實在吃不飽飯了，有人振臂一呼，於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後蔓延至全國。
但是，如果僅僅是因為飢餓而引發的民變，就很容易被鎮壓下去。因為老百姓畢竟不是職業軍人，怎麼能對抗得了朝廷的軍隊呢？所以，要想達到太平天國那樣的水準，至少需要兩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就是組織化資源。因為中國是農耕社會，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有人想要登高一呼聚集一支隊伍，會選擇站在哪兒呢？總不能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招呼吧？那又能呼出幾個人呢？
組織化資源中最厲害的一種就是宗教。東漢末年的黃巾軍大起義，就是借助了太平道這種宗教的力量，所以才能聚集那麼多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後在甲子年（184年）爆發了起義。太平天國也是一樣，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會這個組織化工具。
當然，僅有這個要件是不夠的，因為如果僅僅是把縣城打下來，把府庫裡的糧食分掉，那吃飽了以後，誰還有動力繼續造反呢？
所以，第二個要件就是流動化的作戰。曾國藩講過一句話：「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天下無了日矣。」
意思就是，一支軍隊沒有糧食供給，就會向百姓徵糧，把當地的糧征完以後，老百姓吃什麼？沒辦法，只好跟著義軍走，去搶下一個地方的糧。下一個地方的糧食也被搶光了，怎麼辦？只好去搶下下個地方。所以這就演變成了流動作戰，從而導致天下糜爛。
無論是黃巾軍大起義、黃巢起義、明末農民戰爭，還是太平天國運動，都有這個特徵。
1851年1月11日，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當時他38歲，藉著自己做壽聚起了拜上帝會會眾兩萬人，然後揭竿而起，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金田起義」。
起義軍雖然只有兩萬人，而廣西當時大概有三萬綠營兵，從鄰省又借來幾萬人，但還是迅速就被打敗了。起義軍一路北上，等把武昌拿下來的時候，已經有50萬人了。洪秀全從武昌打到南京用了多長時間呢？一個多月。這就是連續的滾雪球效應，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機理帶來的效果。這種勢如破竹的勢頭實在是太可怕了。
曾國藩復出後的困境
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後，已經有實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隸，距離北京城其實已經不遠了。太平軍不僅北伐，還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長江上游打，先後攻下安慶、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時實在是應對乏術。
但是後來太平天國自亂陣腳，給了清王朝喘息的機會。這就是「天京事變」，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人發生內訌，打成了一團。清政府趁著這個機會，立即重建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
但讓清政府萬萬沒想到的是，太平天國後期湧現出來的將領，如李秀成、陳玉成、楊輔清、李世賢這些人更厲害，打運動戰的時候，經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國一點衰敗的趨勢都看不出來。當然，太平天國在戰略上是有問題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但是從戰場上的趨勢來看，太平天國一點都沒慫。
當時的兩江總督何桂清縮在常州一地，江南大營被擊破後，馬上一溜煙奔到上海，躲進租界。當時有些常州士紳抱著他的大腿不讓他走，他還派衛隊開槍打死了19個人。
清朝從建立起就有一個規矩，地方官守土有責，如果地方丟了，你還活著，那就是抄家滅門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選擇了走，這說明什麼？說明當時清廷的主流官員已經沒有鬥志了。
這大概是1860年前後的事情，曾國藩在這時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調整了心態，心量變大了許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問題是，光心量大有什麼用？戰場上都是一刀一槍的事情。
曾國藩復出之後，面臨的處境十分艱難。一般來說，打仗至少需要三樣東西，第一得有權，第二得有錢，第三得有人。這都是資源，是在戰場上必須要用到的東西。
在權力這方面，曾國藩要來要去，終於要到了一個兩江總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這個兩江總督比較可憐。
歷朝歷代的中興名臣往往都是被國家賦予了大權的，比如說郭子儀，他是唐代的中興名臣，安史之亂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當得有多大呢？司徒、尚書右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既是軍隊的最高總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國藩呢？他表面上是一個兩江總督，可以節制四個省的軍事，實際上誰聽他的呢？連他自己培養出來的人都不怎麼聽他的。比如說，他舉薦左宗棠到浙江當巡撫，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後，立即翻臉不認人，要錢要餉，門兒都沒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國藩還大力提攜了一個叫沈葆楨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撫的位置。在當時兩江的轄區內，江蘇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戰區，所以這兩地的稅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徵稅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楨到了江西之後，就翻臉不認曾國藩了，他不僅截留湘軍的餉銀，還總是跟皇上講：「能不能不支持曾國藩？」
所以，當時曾國藩沒有太大的權力。
曾國藩在錢的方面也是非常侷促。通常的中興名臣在錢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說南宋的岳飛，宋高宗當時就對其許下一條：甭管多難，就算皇帝勒緊褲腰帶，也一定要保證岳飛的軍餉。
但是，清朝的財富體制決定了曾國藩得不到這樣的支持。清朝有一項規矩，叫「永不加賦」，所以國家的財政收入相對比較固定，每年就那麼多。道光末年的時候，國庫裡面還有800萬兩，到了咸豐年間，只剩20萬兩。用20萬兩紋銀維持這麼大一個國家，已是不易，再給前線撥軍餉幾乎毫無可能。
那怎麼辦呢？只能允許捐官，也就是賣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紅頂子總是有限的，實在沒辦法，清朝就讓各地開放釐金。釐金簡單地說就是收商業稅。商人送一擔貨要過某個關卡，對不起，抽1%的稅。曾國藩後來就是靠收一點釐金來過日子，經常捉襟見肘。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人。曾國藩作為中興名臣，總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國藩在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來的老班底已經凋零殆盡，塔齊布、羅澤南，包括他的親弟弟曾國華，這時候都已經戰死了。原來對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這個時候也死了，所以他幾乎是舉目無助。
我們再來看曾國藩這個人，他年輕的時候，是以理學自命的，在北京城當京官，天天跟倭仁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談心性之道，搞經史子集，根本沒有搞過什麼兵書戰策。
晚清最會帶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軍事才能的。《戰天京》寫到一個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給自己的兒子寫信，說我跟曾國藩關係特別好，但是這個人沒什麼本事，終非戡亂之人。
曾國藩自己也講：「我有滅賊之志，但無用兵之才。」
當時著名的文人王闓運，寫了一本書，叫《湘軍志》，就是把曾國藩帶兵打仗這些事寫成了一本書。這本書寫出來之後，湘軍的將領都不幹了，因為在這本書裡面，湘軍幾乎沒打過漂亮仗。哪個中興名臣沒有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可是在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的過程當中，還真的沒有能夠擺得上桌面的戰例，這也好奇怪。
所以民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蕭一山就說，曾國藩一生的事業成功完全來自於學問。這句話就大有文章，就是說曾國藩的成功不是來自於他的才情，不是來自於他臨場發揮的智慧，而是來自於他的學問。那他到底有什麼學問呢？
六字心法打天下：「結硬寨、打呆仗」
曾國藩一生打仗講六個字，叫「結硬寨、打呆仗」，就是把軍營扎得非常硬，打仗時要擺出一副堅若磐石的姿態。
曾國藩帶兵打仗有一個規矩，他到任何地方安營紮寨之後，不管當時是颳風、下雨，首先命令士兵們挖掘戰壕。這壕要挖多深？大概兩米，比一個人還要高。而且要築牆，牆要築到八尺高，牆外還要再挖一道溝，保證把這個營盤護住不失。
曾國藩包圍城池的時候用的也是這一招，動不動就挖幾十里長的戰壕。而且一道不夠，通常是六道，就像北京城一樣，一環、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所以湘軍簡直就不像一支戰鬥部隊，更像是一支工兵部隊。
一般打仗，講究的是運動戰，不爭一城一池之得失。但湘軍不是這樣，就是一個城池一個城池往下打，這就導致行軍速度特別慢，因為他們要挖溝、築牆。這種打法顯得特別笨，要不怎麼叫「結硬寨、打呆仗」呢？
左宗棠有的時候就說曾國藩用兵「每苦鈍滯」，就是說他經常苦於遲鈍和不靈活，明明有戰機他不抓，就在那兒挖溝築牆。曾國藩也有自己的道理：我承認我笨，我承認我不會用兵，但是我用這種方法也沒有什麼錯誤。而且曾國藩特別討厭他手下的將領「浪戰」，就是動不動就出去跟人打仗。
曾國藩有一個好基友叫李元度，這個人跟他是老鄉，他一開始出山的時候就陪著他。有一次曾國藩戰敗要跳水自殺，就是李元度拚命將他抱住，然後還費盡唇舌平復他的心情，勸解他要禁得起敗仗。曾國藩第二次出山的時候，李元度繼續跟著他。兩個人平時還以詩文相會，後來甚至結成了兒女親家。
有一次曾國藩派李元度去徽州守城。李元度去之前，曾國藩就反覆告誡他，不要打仗，你給我死死把城守住就好。李元度去了之後，一看局勢，覺得跟太平軍打仗還是有幾分勝算的，就開打了，結果大敗，然後死守徽州城。
這個時候曾國藩給他寫信說：「你給我守上六天，六天後援兵就到。」李元度又不聽，出城跟侍王李世賢大戰了一場，結果把徽州給丟了。
曾國藩氣得要死，要彈劾他，要把他一擼到底。曾國藩周圍所有的人都來勸他，說不要彈劾，這是自己人。李鴻章也因為這件事情跟曾國藩翻了臉。可曾國藩還是堅持要彈劾。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他的戰略是如何地堅持。雖說我不會打仗，那我就先確保自己不會輸，這在兵法上叫「以己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反正你打不贏我，你輸不輸，咱倆再找機會對決。
民間有一個傳說，說曾國藩是一個蟒蛇精。這話是怎麼來的呢？因為曾國藩小時候得了一種皮膚病，經常撓得皮屑撒一地。所以有人就說他是蟒蛇精轉世，這是在蛻皮。
我覺得，蟒蛇精這個比喻用在曾國藩的身上，也真是不冤枉他。他從不跟敵人搞什麼精彩的決鬥技法，他就像一條蟒蛇一樣，一點一點地把敵人給箍死。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有一個外號，叫曾鐵桶，就是形容他總把城圍得像鐵桶一般。而曾國藩最後真的就把太平天國給箍死了。
處理人際關係：就事論事
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邏輯和他打仗的邏輯是一樣的，也是「結硬寨，打呆仗」。
一個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他面對的對手又何止是敵人呢？其實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個陣線裡的隊友，有豬一般的隊友，有狼一般的隊友，有隨時準備給你捅刀子的隊友，還有隨時準備防著你的隊友，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過程當中的對手。
按照常理，曾國藩在前線打仗，慈禧太后應該支持他吧？支持沒問題。問題是，當天京打下來之後，曾國藩手握幾十萬湘軍，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認曾大帥，不認朝廷，朝廷能放心嗎？
原來咸豐皇帝曾說過，誰打下太平天國，我就封他一個王爵。後來沒有兌現，就是為了防範曾國藩，只封了他一個一等毅勇侯，連公爵都沒有給他。
曾國藩身邊的戰友，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甚至包括他的親弟弟曾國荃，都經常在他背後捅刀子。
再比如說他迎聘的幕僚們，按說應該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現實往往是大難來時，樹倒猢猻散。《戰天京》裡面就講到一個細節，曾國藩在祁門設立大營的時候，《湘軍志》的作者王闓運就在營中。當時太平天國的軍隊將祁門大營四面圍住，猛烈攻打，情況非常之危急。
有一天晚上，曾國藩派僕人去看王闓運在幹什麼。僕人回來說，老人家在讀《漢書》，夜半時分，點燈熬油，繼續用功。
曾國藩說，你再去看看他的僕人在幹什麼。一會兒僕人回報說，他的僕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國藩說，我就說嘛，像王闓運這樣的經學大家，《漢書》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怎麼還會在這麼緊急的時候讀《漢書》呢？他這是假裝鎮定，等著僕人收拾好行李好開溜呢。
歷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業的大人物，在本質上都是孤獨的，誰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親如手足的人。
歐洲的拿破侖也是如此，在他稱霸歐洲的時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個國家當國王，以至於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國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歐洲。可是等到拿破侖和英國人、俄國人對決的時候，這幫兄弟幫他了嗎？沒有。他們不僅袖手旁觀，甚至還為了一點點蠅頭小利繼續跟英國人做生意。
當一個人要做大事，而身邊所有人都要對付時，那該怎麼辦呢？在讀完《戰天京》這本書之後，我覺得曾國藩的心法仍然是剛才講的那六個字：「結硬寨，打呆仗。」
曾國藩剿滅了太平天國，然後又忙著跟捻軍作戰。緊接著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別棘手的事情。
當時很多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他們也會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無家可歸的兒童。很多地痞流氓聽說外國人收留兒童，就到處拐孩子，然後賣給教堂，這也是一樁發財的生意。
當時國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緒，再加上民智未開，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傳教士的做法，傳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兒的眼珠子、腦子做藥引子。當時教堂還有一個職能，就是給人看病，但西醫跟中國人的觀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衝到教堂裡，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時法國駐天津的領事叫豐大業，這個人的脾氣特別暴躁。他聽說這件事後，就去找天津的知縣算賬，然後一言不合，就掏槍把知縣的一個隨從（也有人說是知縣的兒子）給打傷了。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發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幹了，當場就把豐大業給打死了，然後衝到教堂裡見人就殺。一些法國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殺害，這次事件還波及其他國家，比如有幾個俄羅斯人也被殺害。最後老百姓一把火將教堂和法國領事館都給燒了。
從國際外交的道理上講，這是中國人的不對。但是當時的輿論認為，我們這些子民還是挺棒的，老外欺負我們這麼多年，終於可以出口惡氣了。
所以，怎麼處理這樁天津教案，就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當時朝廷把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要讓他處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國內的輿論壓力，誰要是偏向洋人，誰就是漢奸，肯定會遺臭萬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當時法國人已經把軍艦開到大沽口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協，不做出適當的處理，就是對國家的一種不負責任。這道難題就擺在了曾國藩的面前。
曾國藩是怎麼處理的呢？我們今天再來看，會發現他其實處理得很簡單，分三步。
第一步，誰殺的人？誰殺人就是誰犯法，抓起來就得殺頭。後來一調查，有十幾個人衝進教堂裡殺了人，全部抓起來砍了。
第二步，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國家嗎？其他國家的大使、領事、外交官也別圍著我鬧，你們說我們賠多少，我們就賠多少，最後總共賠了45萬兩銀子。
最後輪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國人。中國人不是把他們的領事豐大業給殺了嗎？我們單獨再跟法國談判。這就到了第三步。
你們說殺了外交官是有辱國體，那麼我們道歉。是誰縱容這些人殺的外交官呢？當時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沒處理好這件事，就要代表中國政府到法國去賠禮道歉。當時在法國當政的也是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爾。梯也爾接見了崇厚，只講了一句話：「既然你們處理成這樣，我們也交個底牌，我們並不是要中國人的頭顱，我們只是要相應的秩序和國家之間交往的正常禮節。」
處理這次事件的過程其實就體現了四個字：就事論事。你不要以為這個事情很簡單，我們一般人處理不好人際關係，往往就是因為欠缺就事論事的能力。
總防範別人，自己先犯錯
清代歷史上，誅殺顧命大臣的事件只有兩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爺擒鰲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親王奕訢，誅殺肅順，發動辛酉政變。
咸豐皇帝死的時候，小皇帝同治尚且年幼，慈安、慈禧倆太后年紀輕輕，又是婦道人家，所以咸豐皇帝事先把身後的政局安排得非常好。他安排了以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為首的八個顧命大臣，將朝廷所有的日常行政事務都交給他們處理，但是皇家也保留最後的否決權。咸豐皇帝把自己的兩枚印章分別給了兩個太后，一枚叫御賞印，給了慈安；另一枚叫同道堂印，給了慈禧。
當時朝廷的公文下發流程是這樣的：所有要下發的諭旨最後都要讓太后過目，太后覺得不行就行使否決權；如果覺得沒問題，慈安太后就在諭旨開頭蓋下御賞印，慈禧太后在諭旨末尾蓋下同道堂印。這樣一頭一尾，就算是皇家同意了。
按說這個體制沒有問題，可以照此運行。但是肅順不這樣想，他一直擔心這倆太后要奪他的權，甚至在咸豐皇帝還沒死的時候，他就建議：「你把這倆寡婦留在世上，恐怕對國家不利，你要不要學學漢武帝，行鉤弋之事？」
什麼叫鉤弋之事？漢武帝臨死的時候，覺得兒子年幼，他媽媽鉤弋夫人還很年輕，萬一將來勾搭上外面的男人，那劉家的江山不就完了？所以就把小皇帝的媽媽鉤弋夫人給殺了。
肅順一開始就對慈禧相當顧忌，也想讓咸豐皇帝把慈禧宰了算了，可惜沒能如願。咸豐皇帝死後，他越來越擔心。
當時有一個叫董元醇的御史，上了一道折子，提議請太后出來垂簾聽政，並且讓恭親王也加入執政隊伍。
這時候肅順如果心裡沒什麼的話，其實完全不用搭理他，把他當個屁給放了就算了。
但是肅順如臨大敵，他擔心這個人萬一挑動了太后們的心思，真要垂簾聽政怎麼辦？所以他草擬了一道諭旨，用非常嚴厲的話批判了董元醇，然後拿到太后那兒蓋章。
但兩宮太后拒絕蓋章，她們覺得在沒有回北京之前就把這樣的矛盾暴露出來，沒有必要。這道折子就不要發了，按照當時的術語，叫「淹了」或者「留中不發」。肅順當然不幹了，他的小狗腿子、另外一個顧命大臣端華，就跑到太后那兒去吵，聲震屋宇，把小皇帝都給嚇哭了，而且還尿了。即便如此，兩宮太后依然堅持不能發。於是八大顧命大臣就「罷職擱車」，意思是只要你們不發這道諭旨，我們就罷工，愛咋咋地。
太后們一看，也沒辦法，只好同意了。但問題是，這個仇就此結下了。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哥哥死了，作為弟弟，於情於理，恭親王奕訢都該到避暑山莊去奔個喪。可是八大顧命大臣特別緊張，擔心他和兩宮太后串通密謀，一直不讓他們見面。後來據宣統皇帝溥儀講，當時恭親王奕訢扮成薩滿，見了兩宮太后，密謀如何把這八個人幹掉。所以，在兩宮太后扶著咸豐皇帝的靈柩回京的路上，奕訢就派兵把八大臣給抓了。
回到北京之後，兩宮太后當著所有大臣的面一通大哭，聲淚俱下地說：「我們孤兒寡母，受了這幫奸賊的逼害，大家說應該怎麼辦？」大家都說宰了他們，於是慈禧太后就把這幫人給宰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辛酉政變」。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個過程，就會發現肅順也是作死。因為肅順這個人是一個能臣，他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旗人都是渾蛋，一定要重用漢人。像曾國藩這種人，一定要重用。」有一次咸豐皇帝要殺左宗棠，肅順還設法營救，可見他是一個明白人。
明白人為什麼會犯下這樣的大錯呢？很簡單，不會就事論事。他總是在想，別人會對我怎麼看？兩宮太后會不會奪我的權？如果要奪我的權，我應該怎麼防範？說白了，就是他想多了。
一想多，他的行為就會變形；行為一變形，對方心裡就會結疙瘩；對方心裡結了疙瘩，對方的行為也會變形，最後雙方自然而然就產生了衝突。
如果肅順能夠學學曾國藩就好了，「結硬寨，打呆仗，」遇到什麼事都不管周邊的因素，先看這事該怎麼處理。董元醇上折子不對，把他駁了就完了，跟太后較什麼勁呢？奕訢跑來奔喪，就讓他見，你攔什麼呢？正是因為肅順在防範別人的時候，自己掉到了一個大坑裡，最後才會身家性命不保。
其實，我們普通人處理人際關係的時候，也經常會犯這樣的錯誤。還記得俄國作家契訶夫寫的那篇著名的小說《小公務員之死》嗎？主人公是怎麼死的？被將軍嚇死的。將軍真要處理他嗎？沒有，他不就是在戲院看戲的時候，把唾沫星子濺到了將軍的光頭上嗎？他老是擔心將軍要對他怎麼樣，最後把自己活活嚇死了。這就是一種糾結。
還有另外一種糾結：為了防範別人而做出過度的反應。《呂氏春秋》裡面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越王有四個兒子，有個奸臣就陷害他們，說這個兒子要造反，那個兒子要造反。越王就先殺了一個，又殺了一個，然後再殺了一個。等到奸臣想要陷害第四個兒子的時候，越王已經不信了，自己只剩下這一個兒子了，他還能造反嗎？但是越王沒想到，他的兒子不這麼想。他的兒子想，奸臣一陷害，你就把我的三個哥哥砍了，這個時候我還能保得住命嗎？最後真的就造反，把越王給殺了。越王臨死的時候就後悔萬分，早知道把這最小的兒子也宰了。
這就是人際關係當中的互動博弈，當你總在防範別人會怎麼樣的時候，你的行為、你的判斷就一定是錯誤的。
破糾結最好的法門：專注於當下
我想通過《戰天京》這本書裡描述的故事，還有曾國藩這個人，來破解一個話題：兩難中的糾結。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當中都會遇到兩難。舉個例子，有朋友找你借錢，你捨不得，可是又怕得罪他，這不就糾結了嗎？在這種情況下，仔細分析一下你糾結的具體事情，馬上就能捕捉到原因——你是把未來可能發生的兩個矛盾的結果，放在了現在。其實，只要你往前走，你會發現根本沒有矛盾。這話怎麼理解？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個朋友在網上問我，說最近與一個女孩網戀，但是父母堅決反對。他要是跟女孩在一起，就是對父母不孝；要是跟父母在一起，又斷送了一段美好的愛情，所以很糾結，這該怎麼辦？
我說很簡單，該愛這個女孩你就去愛，該結婚就結婚；同時，該孝順父母，你就孝順父母，哪有父母會一輩子記恨子女的？只是你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調到了現在，所以才讓它產生了矛盾。
因此，專注於當下，就是破糾結最好的法門。
我自己為人處世其實就是這樣。我這個人有點直，說得不好聽一點兒，就是個二桿子。二桿子一定不好嗎？不見得。比如說遇到事情的時候，我該發火就發火，然後該跟別人好就跟別人好。時間一長，別人就知道我是這樣的性格，誰也不會把我當壞人來看，會覺得我具有很大的確定性，跟我交往的時候不需要玩什麼心眼，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這套心法我是從哪兒學來的呢？我是通過觀察我一個同學認識到的。我這個同學在一個很大的機構裡工作，那裡面人際關係非常複雜。但是他有一個特點，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幾乎為零，我總說他「政商」為零。他對很多人的陰謀詭計完全無感，看見就跟沒看見一樣。但是他專注於自己的業務，在業務上非常棒。這樣一個人，最後反而成了那個環境裡面的最後贏家，現在官還當得挺大。
從他的身上，我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為人處世切忌「目光遠大」，一定要「鼠目寸光」，把眼下該辦的事辦好。這樣所有的矛盾，都會在你往前走的過程當中自然化解掉。
一個「誠」字走天下
曾國藩用的其實也是這樣一套心法。有個字在古代儒家的修身當中非常重要，就是誠懇的「誠」字。李鴻章在晚年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就說我的老師曾國藩，教我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誠」字，這真的是讓我受益無窮。
曾國藩曾經問李鴻章：「你跟外國人打交道，打算用什麼方法？」李鴻章說：「我跟他們打痞子腔，跟他們耍無賴。」曾國藩說：「不好，你要跟他們用一個『誠』字，不管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是人，人都講道理。只要你用一個『誠』字，該怎樣就怎樣，對方就不會欺負你；即使他欺負你，那也只是實力差距帶來的正常結果，總比你耍無賴、使巧計，最後吃一個大大的暗虧要好得多，對誰我們都應該秉承一個『誠』字。」
在人際關係的處理過程當中，經常就是這樣的。《戰天京》這本書裡還寫到一個例子——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刺馬案。慈禧懷疑是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干的，於是把他叫來，陰陽怪氣地問：「此事甚奇呀！」曾國藩回答得非常簡單：「我也覺得此事甚奇。」一個字也不多說，完全不跟老佛爺辯解。老佛爺拿他一點兒招都沒有。
另外一個例子，朝廷要封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一個官，曾國荃嫌小，就打算撂挑子，給朝廷上了一個表章，要求再給自己降級。曾國藩勸他不要這樣，說慈禧、恭親王奕訢都是明白人，千萬不要跟老中醫玩偏方。何必呢？跟明白人不要幹這種事。
再比如說，左宗棠經常在背後給曾國藩捅刀子，曾國藩的處理方式也非常簡單，該解釋這件事就解釋這件事，過後我全當沒發生過；該幫你左宗棠的時候，我還是要幫你。
這就是曾國藩為人處世的準則，這也就說回到了我前面講的那個貶義詞：鼠目寸光。我就處理眼下這一件事，處理好了，不考慮周邊的第二層、第三層博弈關係，這反而是在亂局中、變局中最最聰明的方法。
有一則禪宗故事，有個小和尚問老和尚：「師父，你年輕的時候都幹些什麼呀？」
師父說：「我就是砍柴、挑水、做飯。」
小和尚問：「那你得道開悟之後，你都幹些什麼呀？」
師父說：「我還是挑水、砍柴、做飯。」
小和尚問：「那有什麼區別呢？你活了一輩子也沒什麼進步啊？」
老和尚說：「不對，有進步。我年輕的時候是砍柴的時候想著挑水，挑水的時候想著做飯。現在呢，我開悟了，我現在砍柴的時候就砍柴，挑水的時候就挑水，做飯的時候就做飯。」
人的境界差距就是這麼一點兒。我們如果在地上畫一道半米寬、5米長的通道，你走過去完全沒有問題。可是如果這條通道兩旁是懸崖，你還能走過去嗎？你就會肝兒顫。
為什麼會肝兒顫？因為你會想到未來，向左一步會掉下去，向右一步也會掉下去。其實是你想多了，如果你沒想兩邊，半米的寬度足夠你走很長的距離，完全不會掉下去。
為什麼有的人做事那麼順呢？往往就是他專注於當下，沒想太多。
最後，我再給大家講兩句我聽來的話。
第一句，仍然來自於曾國藩：「未來不迎，當時不雜，過往不戀。」這就是說，未來發生的事情，我根本就不迎上去想它；當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讓它雜亂，要做什麼就專心做什麼；當這件事情過去了，我絕不留戀它。
第二句，來自於我師兄劉春，就是微博上非常著名的劉春。他曾經也在一個人際關係非常複雜的大機構中工作，我就問他怎麼處理這些複雜的關係。當時劉春師兄跟我講了十六個字的箴言，我一直記到了今天。哪十六個字？「不問是非，埋頭業務，屁股乾淨，盡力協調。」
如果一個人真能做到這一點，不管他處於什麼樣的處境，幹什麼樣的工作，即使做不出像曾國藩那樣的事業，我想他的人生也一定會立於不敗之地。
不知道讀完這些故事以後，你會得出什麼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