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道德問題是否值得商榷這個問題，無處不在的現代思想則顯得更為混亂。許多人辯稱不是這樣，他們說進行「價值觀判斷」是錯誤的。這種觀點是虛構的。如果價值觀判斷是錯的，那麼倫理學、哲學和神學在大學課程中就不會出現了——這種觀點顯然是愚蠢的。正如下列情況，避免進行價值觀判斷是不可能的。
拉烏爾·沃倫伯格是一位年輕的瑞典貴族，1944年他去了布達佩斯。再往後的一年，他騙過了納粹並從死亡集中營救了多達10萬猶太人（他自己不是猶太人）。在1954年，他被蘇聯當局逮捕，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被關押在蘇聯的勞動營。最終他死在了那裡。24今天，如果我們把他當作英雄（有很好的理由這麼認為），我們就是進行了價值觀判斷。但是，如果我們中立地判斷，認為他和別人沒有區別，我們也進行了一次價值觀判斷。我們可以認為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惡棍，僅僅是平常人。
看一下另外一個案例。紐約市一個20歲的母親將她的3個幼兒丟在滿是垃圾的出租屋裡，不管不顧。25警察後來在屋裡發現了這3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小的孩子被卡在床墊和牆壁之間，身上爬滿了蒼蠅和蟑螂，而最大的那個在二樓的窗台上玩耍。警察判定這個母親犯了過失罪，法院同意這種說法。他們判斷錯了嗎？不，判斷是無法避免的。她要麼犯了過失罪，要麼沒有。
不管做出這種道德問題的判斷有多困難，我們必須對其做出判斷。價值觀判斷是社會規範的基礎，就如同我們的道德系統一樣。我們的法律質量直接受到我們道德判斷質量的影響。如果一個社會判斷黑人是低劣的，就不太可能對黑人同等對待。一個相信婦女應該待在家裡的社會，就不太可能保障婦女有平等的就業機會。
還有些人只接受在一種文化中做出的、與其他文化無關的價值判斷。他們認為，不同文化中的對錯判斷相去甚遠，一種文化反對的行為在另一種文化中可能是被接受的。這種現象是存在的，但差別往往被人為誇大了。他們初次碰到陌生的道德觀點時，總是先關注差異，而不是共同之處。
例如，在中世紀的歐洲，動物會因犯罪而受到審判，且常常會受到正式處決。事實上，有時蟑螂和其他蟲子是會被逐出教堂的。26這聽起來很荒謬，不是嗎？但當我們透過謬論看本質時，發現謬論的基本觀點不外乎「一些行為應該受到譴責和懲罰」，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例如，一個人被狗咬了很冤枉，要求狗還他一個公道，其實質和上述觀點是一樣的，區別在於我們排斥「狗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觀念。
那麼，我們在其他時間和地點通過道德標準做出的判斷是合理的嗎？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們深思熟慮，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得出結論，認為別人的觀點都是錯的就行。例如，一種文化認為女人是一種財產或者認為她們比男的命賤，這種文化否定了女人的人權，是不道德的。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例子。
19世紀，在巴西里約熱內盧，一名戲劇製作人開槍殺死了他的妻子，原因是他的妻子不顧他的反對，執意要在植物園散步。該製作人被指控殺人，但法官駁回了指控，於是該製作人被無罪釋放。在這種文化主導的道德觀之下，如果妻子不服從丈夫（即使因為很小的事情），丈夫的殺妻行為也會得到寬恕。百年之後，這種道德觀並沒有多大變化。同樣是在里約熱內盧，一個富有的花花公子因為他的情人和別人調情，憤怒地朝自己情人的臉部連開4槍，導致後者當即斃命。由於「捍衛了自己的榮譽」，他被判兩年徒刑，緩期兩年執行。27
如果僅僅因為這些例子發生在不同的文化中，就不對其做出價值判斷，顯然是不負責任的。在上述兩個例子中，兩個男子的行為很明顯屬於謀殺，是對女人的「冒犯」反應過度，因此說明了他們對女性權利的無視。因此，理應判定這兩個男人的反應是不道德的。這種判斷還有另一種含義：赦免這種行為的文化本身就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