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家，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家，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家。
雖然這只是一本歷史報告文學，並不是什麼嚴格的史學著作，但它的出現起碼在某種程度上打碎了已跨越百年的康有為神話。雖然我們並不會因此而否定偉大的戊戌變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為，但是歷史無疑揭開了一層新的面紗，一百多年來籠罩在康有為身上的神聖光環破滅了。從《溫故戊戌年》開始，我們將重新認識康有為，重新走向十九世紀末那個內憂外患、苦難深重的年代。一句話，無論我們是否相信本書的結論，我們都不可能無動於衷！
關於康有為，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有無數人寫過無數的文章與書籍。這本不足三十萬字的歷史報告文學只是因為作者讀了台灣戊戌變法史專家黃彰健早在一九七○年寫的史學專著，才毅然改寫成這個樣子的。這以前，他筆下的康有為依然是「聖人」一般無暇(至少在戊戌年以前是這樣)，和百年來多少寫戊戌年的作品沒什麼兩樣，是那本發黃的《戊戌變法史研究》改變了這一切。
我們今天難以理解的是黃彰健的書出版了近三十年，為什麼一直沒有引起史學界的重視？也許是證據不足，也許由於其他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們多麼不願意看到一個神話破滅，一個慣於造神的民族總是在不斷地造神的同時，也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過去的神話(這個神話和史前時代的神話無關)。康有為作為清朝末年改革維新的象徵人物，早已成為一個神聖的符號。恐怕也只有這一因素才能解釋幾十年來海峽兩岸歷史學家們的沉默，儘管多少年來一直都不乏對康有為的種種批評。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家，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家，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家。
我們可以說現有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溫故戊戌年》一書的結論，但很顯然也沒有充分的證據推翻本書所提出的一系列與歷史教科書完全兩樣的事實：
神話之一：儒學大師、大學問家的神話。康有為用以托古改制、推動戊戌變法的兩本最重要的學術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原來剽竊自廖平的《辟劉篇》、《知聖篇》。對此，當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為晚清學術史上最大的版權官司。康本人雖然極力迴避或否認，這一點梁啟超提供的證詞也許最值得重視。他說：康有為「見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他的本意也許是讚美老師勇於創新，卻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實。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列文森就在他的代表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紹廖平其人和康、廖之爭，應該是可信的。廖平曾是張之洞的幕僚，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之前就和他相識，康曾得到過他一八八六年完成的《辟劉篇》手稿，康也完全可能讀過《知聖篇》的手稿，因為「始終尊敬先生但觀點與康又不盡一致的梁啟超承認廖的指責有根據;中日學者對此形成了一致的判斷：康的《新學偽經考》(第一部成名作，出版於1891年)被人們有意識地抬高了，它的許多資料取自於廖平的《辟劉篇》。康的《孔子改制考》(出版於1897年)剽竊了廖平的《知聖篇》的論點和形式」(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鄭大華等譯，P276)。當然，這位美國學者同時認為：「不管康是否是一位抄襲者，但正是他臨危不懼地改變了歷史。」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一個抄襲、剽竊了同時代另一個人的學術成果的人，無論怎麼解釋披在他身上的那件學術大師的神聖外衣還是被剝落了，神話終究是神話。
神話之二：感動了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的「公車上書」原來並沒有上書。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與日本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正在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包括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麥孟華等)湧動著一股愛國的激情。康有為連夜起草了長達一萬四千字的上皇帝書，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書》，提出了「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張。全文慷慨激昂，一氣呵成，浸透著康有為變法思想的精髓，即使一個世紀後讀來，我們仍然會被康有為那滿腔熱血、他對祖國的愛所深深打動。然而，《溫故戊戌年》告訴我們，這封激動人心的萬言書並沒有像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的，由他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聯名上書，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其實並沒有真的上書，史料的依據有康有為最忠心耿耿的弟子之一徐勤《南海先生四上書記》所附《雜記》、當時參加過松筠庵聚會的「哀時老人未還氏」的《公車上書記序》、張大千提供的他的老師曾農髯、李梅庵(他們都參加過當年的松筠庵聚會)的回憶。事實是這樣的：萬言書確有其事，康有為召集各省舉人齊集松筠庵也有其事，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傳來了《馬關條約》已經簽字的消息，第二天又傳出了康有為中進士的消息，「公車上書」也就半途而廢了。所以，所謂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為發動十八省一千二百多舉人(這個數字根據他的自編年譜。此外，他在1895年寫過一首詩，題為「東事戰敗，聯十八省舉人三千人上書，次日美使田貝索稿，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題曰《公車上書記》」)聯名上書都察院被拒，只是一個神話，是康有為們虛構出來的。
康有為雖然沒有領導什麼「公車上書」，但歷史記下了那一天多達十五起的公車上書和官員上書，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的舉人都曾在這一天上書，一樣的充滿了愛國熱情。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家，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家，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家。
神話之三：康有為在海外號召華僑和留學生參加保皇事業的「密詔」原來是他自己精心編造的。百日維新第九十五天，風雨飄搖，光緒帝無計可施，變法已到了最後的關頭，所以他才會給他所信任的「軍機四卿」之一楊銳這樣的一封密詔：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康有為偽造的密詔則說：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從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這一偽造的密詔最關鍵的有兩處：一是康把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偽造成給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緒帝密詔原意(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完全相反，變成了要康等「設法相救」。和康有為一同流亡日本的變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軟禁了王照，但王還是對日本人說出了真相，同時歷史也留下了楊銳交給他兒子的密詔原本，康有為看到過的只是楊銳抄寫給他的副本。
神話之四：一百年來激勵過、鼓舞過整個中華民族，讓一代又一代人激動不已的譚嗣同《獄中題壁詩》，原來被梁啟超篡改過。
先烈用鮮血寫成的這首絕命詩根據史家黃彰健考證原來是這樣寫的：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面對死神，譚嗣同豪氣沖天，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然而，這首詩卻洩露了戊戌的一個秘密，所以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要用他的如椽大筆，用墨水改寫這首血水寫成的詩篇：
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果然是大手筆。這一改，「我自橫刀向天笑」，彷彿比原詩更加豪邁，但是卻違背了先烈的原意。這一小小的改動就完全遮掩了康有為所代表的維新派曾有武裝奪權的謀劃，沒有了譚嗣同「留將公罪後人論」的坦誠。
神話之五：流盡了自己全部熱血的譚嗣同沒有留下其他證詞，但他的湖南同鄉好友畢永年留下的至關重要的一本日記《詭謀直記》結束了康有為沒有「以兵圍頤和園」的神話。
變法第九十二天(1898年9月12日)，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已進入倒計時，畢永年來到北京，成為戊戌歷史的重要見證人。他親身經歷了康有為欲借助袁世凱的力量實行軍事政變的密謀，這一密謀中就包括了由畢永年帶一百人進頤和園殺慈禧太后。雖然梁啟超當面恭維畢永年「沉毅」，是當世兩大英雄之一(另一人是唐才常)，但畢還是沒有答應。政變發生的當天一早，他匆忙離開了北京(後削髮為僧)。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家，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家，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家。
這本日記歷經歲月的封存，終於在八十五年後被歷史學家湯志鈞從日本挖掘出來，塵封的歷史開口說話了。康有為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曾密謀兵變，他不知道畢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詭謀直記》。
神話之六：汪康年主持《時務報》，排擠康有為弟子，後期不發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報道維新派消息的神話在事實面前也經不起一擊。
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著名的《時務報》在上海創刊，總理為汪康年，梁啟超一度還是該報的主筆。汪是康、梁變法的親密同志，《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多年來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有力地推動了戊戌變法，「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一創刊便風行全國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一萬七千份，是當時全國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
可是，百日維新第四十六天光緒帝下旨將《時務報》改為官辦，派康有為督辦。原來是康有為試圖通過權力，把創辦多年、影響巨大的民報變成官報，把老百姓的喉舌變成政府的喉舌，最終達到自己把持的目的。當汪康年釜底抽薪，改辦《昌言報》，給康有為留下一個「時務報」的空名時，怒氣沖沖的康致電兩江總督，試圖再次動用權勢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權力來奪取一家民辦報紙，即使在當年也不得人心。後世的人們因為把康、梁看作戊戌變法至高無上的代表人物，往往會忽略這些歷史的細節，其實只要查閱當年的《時務報》，我們就能看清那真實的一幕。
本書揭穿的康有為神話還遠不止這些，就足已讓我們觸目驚心。我當然並不認為這些都已是歷史定論，但我完全相信我們在歷史教科書和大量歷史書中所認識的那個康有為是被人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為，而不是歷史中真實的有血有肉的康有為，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為什麼僅僅百年前的歷史就會如此模糊？為什麼歷史學家會從塵封的史料中發現如此石破天驚般的事實？我們不禁要追問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騙一個民族百年之久？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我們習慣了造神，一旦有人風雲際會，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聖的光環往他頭上套。彷彿從來就是英雄創造歷史，明星創造歷史，廣大普通參與者、更不用說芸芸眾生都只是權力的墊腳石。多少年來，我們的造神運動又何曾中斷過？
太平天國在某種意義上只不過是洪秀全造神的歷史，我們從以往的歷史書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樣，戊戌變法也造就了康有為的神話，因此一百多年來，當我們回首那段歷史的時候，總是籠罩在康有為自己和後世的人們所精心編織的神話之中。如果還歷史本來面目，在十九世紀末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關心民族前途與命運的絕不是個別「領袖」與「英雄」，還有大量的普通知識分子、青年學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準備參與「公車上書」的就有一千多舉人啊，僅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書。還有那些參加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那些辦報、著書、寫文章的，是他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名的與無名的，共同推動了轟轟烈烈的悲壯的維新運動。這其中光緒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變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貢獻也不會比康有為少，辦報的汪康年影響也很大。
當然，康有為倡導變法，順乎當時的時代潮流，是大勢所趨;他寫的上清帝書，也確實慷慨動人，文采飛揚，頗有見地，其救國熱情躍然紙上。正是因為康有為通過講學培養了一批追隨他倡導變法維新的骨幹，通過著書立說，傳播他的維新思想，通過不斷的上書、組織學會、辦報、演說使他成為名動一時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有力地推動了戊戌變法的思想家和行動者，他功不可沒，康有為之名也因此永遠載入了史冊。
但不能因此就不顧事實，把康有為的作用人為地誇大。我始終堅信任何歷史都是由無數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種合力的結果，並非某個人特別偉大、英明，獨自創造了歷史，那恐怕只在電影、戲劇當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中，康有為的作用也極為有限。變法第三十七天，光緒帝下令把康書中關於「孔子改制稱王」的字句全部刪除，同時下令印發另一位改革思想家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千部，張之洞的《勸學篇》也是官員人手一冊。作為維新變法的思想家，康有為當時顯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特別重視。康本人只是一個工部主事，梁啟超只是辦譯書局事務，光緒帝給楊銳的密詔中也沒有提到康有為的名字。重要的「軍機四卿」中沒有一個是康門弟子，他們後來無一倖免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當康有為流亡海外，享受著世界各地華僑捐給保皇事業的巨款時，又何曾想過這些為變法流血的志士？康有為在意的是他的領袖地位，在意的是滿清皇室對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準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國時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別墅，一看中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就毫不羞恥地納為小妾，一邊寫《大同書》說什麼眾生平等，一邊卻是三妻四妾。
《溫故戊戌年》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個康有為，一個不是聖人卻立志成為聖人，一個處心積慮要做帝王之師的人，一個不滿足於做變法維新的精神領袖、不惜偽造密詔、一心渴望成為政治領袖的政客，一個曾推動了歷史又拉歷史後腿的思想家，一個曾抄襲別人學術成果的學問家，一個為謀求進身之階不惜獻媚權貴的書法家(他早年的書法名著《廣藝舟雙楫》肉麻地吹捧大權貴翁同龢父子的書法成就以取悅翁)。他當然是戊戌變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蓋了一切對他不利的事實，試圖把戊戌變法變成他一個人的獨角戲。《溫故戊戌年》僅僅把康有為的神話撕開了一個口子，我們從中可以窺見某些歷史的真相。走出康有為的神話，走出所有大大小小歷史的神話，只有從神話中走出來，我們的民族才會有希望，一個總是生活在神話中而不能正視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