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清代「奴才」一稱的理解基本依照陳垣與魯迅先生的看法
清代官員，常常自稱「奴才」，既見於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現在官員覲見皇帝之時。學界對此基本依照陳垣與魯迅先生的看法，視為清廷強行區分滿漢官員身份的措施。
陳垣是這麼說的：「滿人稱奴才，有時可以稱臣;漢人稱臣，無時可以稱奴才」。魯迅先生說：「在清朝，旗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賜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這其實是排滿浪潮影響下對「奴才」一詞的理解，當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與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實上，這兩個稱謂所對應的對象有一個變化過程。
奴才一詞，亦作「奴財」、「駑才」，在北方少數民族中是常見詞彙
奴才一詞，亦作「奴財」、「駑才」，在中國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數民族中，是一個常見詞彙。魏晉以降，常常作為賤稱、卑稱或詈罵之詞，出現於歷史記載之中。《晉書》卷101《載記第一·劉元海》：「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至明清時期，宮內宦官常常自稱為奴才，也被人罵作奴才，如《明史》卷244《楊漣傳》：「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
另一方面，在北方民族中，臣與奴才本屬一意，並無多少分別。如《隋書》卷84《北狄》：「沙缽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臣與奴才二詞通假，起自於北方，由來已久。清入關以前，奴才一詞已出現於官方文獻中，《清稗類鈔·稱謂類》：「當未入關以前，滿洲曾貢獻於高麗，其表文，自稱『後金國奴才』。可見奴才二字之來歷，實為對於上國所通用，其後逐相沿成習耳。」可見，滿洲舊俗，以奴才與臣相等，並不以為有辱國體。
清廷起於北方，滿語中有阿哈(Aha)，漢語意譯為「奴才」。沿其舊俗，奴才一詞在社會上也得以廣泛使用，當時及後世各種小說中也常有反映。《紅樓夢》33回，賈政說寶玉：「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罷了」。在很多時候，奴才及其衍生詞語都是賤稱和含有貶意的。入關後，這類詞語有時也出現在正式官方文獻中和煌煌上諭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上諭中有「此等卑污之習，皆始自包衣下賤奴才」之語。在此種背景下，稱謂用語中出現「奴才」一詞，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了。
清入關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旗人有稱臣的，也有稱奴才的。雍正朝還曾要求統一用臣字
資料表明，清入關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並未對奏章中稱奴才或稱臣進行統一規定。沿襲入關前滿洲舊俗，旗人面見皇帝及在給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稱奴才的。康熙時期，仍有兩稱並用，甚至同一奏折中，既稱奴才又稱臣的情況。雍正初，清廷試圖統一相關稱謂，《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試圖統一相關稱謂：「凡奏章內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後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雖然如此，我們看到，雍正時期的奏章中，仍然是兩稱並存，同為旗籍官員，既有稱臣的，也有稱奴才的。漢文文獻如此，滿文文獻也如此。雍正帝亦並未因其自稱「奴才」、「臣」而表示批評或斥責，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語。
直到乾隆前期，此種兩稱並存的情況仍然可以見到。
與雍正朝要求統一自稱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滿族大臣公事與私事分稱臣、奴才
然而，此時旗員稱呼問題也已經開始出現變化。一個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貴州官員張廣泗上奏請求將長子留在自己身邊，奏折中，自稱為臣，而將兒子稱為奴才，乾隆帝為此專門下旨，對張進行訓斥。這表明，雖然旗籍官員奏章中仍然兩稱並存，但這一現象已經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對於旗下官員私事折，已經開始要求稱「奴才」，以維護滿洲舊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對官員自稱進行規範。不過，這一次與雍正朝的要求統一自稱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與私事分開辦理：「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後頒行公事折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折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至此，清代官場稱謂中，奴才與臣的稱呼規矩基本確定。《清稗類鈔·稱謂類》記載了奴才稱呼運用的基本情況：「不獨滿洲也，蒙古、漢軍亦同此稱，惟與漢人會銜之章奏，則一律稱臣。」同時，「漢人之為提督總兵者，稱奴才，雖與督撫會銜，而稱奴才如故，不能與督撫一律稱臣也。王公府邸之屬員奴僕，對於其主，亦自稱奴才。」
大體上說，官方文件及正式場合稱奴才的，有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滿洲等旗下官員，覲見皇帝、皇后時，自稱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這一自稱，無論官職尊卑，甚至官居大學士、尚書之職，仍然自稱為奴才。而漢族官員無論在覲見還是奏章中，都自稱為臣。這時稱奴才，顯示出清自乾隆以後，對滿洲舊俗的極力維護。
第二種情形：清制中，武職官員對皇帝，也自稱為奴才，雖然與督撫大員會銜上奏，都自稱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則視為習慣。至咸豐二年，將武職稱奴才之規矩推廣至武科舉人，令「嗣後中式武舉引見。俱一律奏稱奴才。如再有錯誤。即將該提調等奏參。」
清末，反滿浪潮迭起，人們對旗員與漢官的不同稱謂多有議論， 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等聯名上「滿漢平議」折，提出「奏折中無論滿漢一律自稱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樣」。至宣統二年(1910)，清廷宣佈：「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當此豫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後內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將此通諭知之。」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清自乾隆時確定此制，並與整個清王朝相始終。其初制，本意在維護旗下舊俗，提示旗籍與武職人員時刻記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謂「國語騎射」，隨時準備效忠於王朝統治，這也推動了這一稱呼在社會上的廣泛使用。客觀上，這一稱謂也區別了旗人與漢臣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