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功業道德文章，世所矚目，堪稱晚清第一重臣。坊間關於他的研究可謂俯拾皆是，但可惜能兼得嚴肅與趣味者甚少。近日讀到的《給曾國藩算算賬：一個清代高官的收與支》(中華書局)，算是一部以小見大、有依有據，又極具趣味的上佳之作。作者張宏傑從曾國藩的日記、書信等材料入手，替他仔細盤算了一番工資收入、人情往來、日常花銷等情況，進而鉤沉出曾國藩鮮為人知的一面，獲得了一個觀察晚清社會的特殊視角。
這中間最讓我驚訝，也可能是最鮮為人知的一面是：原來曾國藩很窮！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借貸和哭窮一直是曾國藩居京經濟生活的主旋律。因為「胸中無學手無錢」，連僕人都敢鄙視他，捲鋪蓋另尋高枝。雖然中了進士，但大舅依然「陶穴而居，種菜而食」，過著半野人的生活，二舅也是貧病交加，直到去世，也沒能沾到外甥一點好處。
為何做京官的曾國藩這樣窮？據張宏傑的分析，這與清代京官的低俸制有很大關係。在京做官十三年，雖然曾國藩屢經陞遷，但年俸一般只有一百多兩白銀，高也不過四五百兩。這點銀子，要養全家大大小小十幾口人，還得養車租房、交際應酬，根本不夠花。「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中進士後欽點刑部主事，因為家境貧困，無力支持當京官的花銷，竟一度不想就任！
許多京官為了彌補赤字，只能靠家族資助，或者放下身段，厚著臉皮「打秋風」，交結地方大員收受「碳敬」、「冰敬」，甚至以權謀私，包攬詞訟，干預公事。但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如此窮困拮据，曾國藩依然能保持清節，克制「利慾」，立下了「學作聖人」「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的誓言。
此書考察的是曾國藩做京官時期的經濟生活。這是他蓄勢待發的時期，那麼，後來他離開京城，辦團練，辦洋務，位日高，權愈重，是否守住了當初「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呢？
據張宏傑在另一本著作《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中的研究，即使在身為方面大員以後，曾國藩也並沒有像民間傳說的那樣暴富。在湘軍時期，他作為湘軍最高統帥，帶兵十二年，擁有絕對的財政權，先後支出軍費三千五百萬兩左右。如果曾國藩稍有貪念，則十多年軍旅生涯，很輕鬆就能積累百萬資財實。但實際上，他並沒有上下其手，發財致富。雖然，此後又歷任兩江總督等要職，但終其一生，所積的「養老錢」也不到兩萬兩白銀——這是一個相當小的數目，可堪對照的是李鴻章的存款：八百萬兩白銀。
這一點在今天讀起來尤讓人感佩。這幾年，隨著反腐的日漸深入，改革公務員薪酬制度、高薪養廉的議論時有耳聞。實事求是地說，以今天公務員的正常收入，要想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十有八九也要像曾國藩那樣窮困拮据。但收入少並這不能成為可以肆意弄權貪腐的理由。最起碼，在曾國藩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為官者的品德和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