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其擅長“裝”的中國歷史上，似乎只有呂不韋一人對政商關係的利益驅動直言不諱。《戰國策》曾經記載了呂不韋與他父親的對話。呂不韋問：“耕田之利幾倍？”呂父回答：“十倍。”又問：“珠玉之贏幾倍？”答：“百倍。”再問：“立國之贏幾倍？”答：“無數。”呂不韋告訴父親：“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這段對話，發生在呂不韋到邯鄲經商，遇到秦國留在趙國的人質“異人”(又名“子楚”，即後來的秦莊襄王)之後。另據《史記》記載，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覺，是“此奇貨可居”。這是“奇貨可居”這個成語的來源。
商人呂不韋的確敏銳地看到了商機：對子楚這件“奇貨”進行投資，可以撬動盈利“無數”的“立國”生意。日後，他也的確從這樁生意中收穫了巨大的利益。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是兩人：除了戰國時的呂不韋之外，就是西漢時的桑弘羊，兩人都混到了總理級別，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實際上把持朝政，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發揮了巨大的影響。不過，在高收益的背後，也有著高風險。這兩人下場都極為悲慘：呂不韋因擔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殺，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則更慘，被“烹”而死，全族被滅。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賈文》中，曾對包括呂不韋和桑弘羊在內的四位著名商人的命運有所點評，常為後人所引用：“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這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跨越政商兩界。膠鬲是商朝末年的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孟子註疏》)，因此，孟子說“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孟子·告子下》)。他與後世的范蠡一樣，從政時都是賢臣、功臣，經商主要是為了全身遠害。區別則在於膠鬲的經商似乎僅僅是謀生而已，不如范蠡那樣聲勢浩大，成為商界典範甚至後世的財神;膠鬲後來再度進入官場，為周文王效力，范蠡則終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來，是處理政商關係得當，因此得以善終的典範。
呂不韋、桑弘羊，則與膠鬲、范蠡不同：呂、桑二人，都是商賈出身，而後入仕，最終，兩人都死於政治。四人對比，但凡不斷遠離體制、棄“政”從“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終;但凡不斷貼近體制、棄“商”從“政”、甚至以“商”從“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險地。呂不韋看中子楚“奇貨可居”之後，開始運作這樁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政治生意”。他迅速獲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經營思路很簡單：協助子楚返回秦國，爭奪秦國的王位。子楚則承諾，成功後對半分成：“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在這一過程中，呂不韋作為天使投資者，承擔了子楚的所有運作經費及生活費用。甚至，根據司馬遷的描述，呂不韋還將已經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給子楚，生下一子，取名為“政”，據說這就是日後的秦始皇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