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千古明君唐太宗如何靠篡改歷史美化自己

唐太宗晚年大興土木 濫用民力

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當時還是秦王的李世民滅洛陽王世充後,看到隋煬帝所修富麗堂皇的宮殿,不由得感歎:「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因此即位後,抑情損欲,躬行節儉。但隨著社會經濟的恢復,太平盛世的來臨,太宗也逐漸醉心於崇修宮殿之中。

李世民先是以自己身體有氣疾為理由修建飛山宮;飛山宮剛剛建成,又修建了翠微宮;翠微宮尚未完工,又開始興建玉華宮。持續不斷的興建,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負擔。當馬周向太宗進諫時,太宗竟然說「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魏征聽聞之後進諫,認為這「恐非興邦之至言」。賦役的加重,導致原來已經安居的百姓再次出現逃亡,並且有人自殘手足來逃避賦役。唐太宗下詔禁止,並將其歸結為隋朝遺風。當時隋朝滅亡已經二十多年,誰又會保留這樣的遺風呢?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決定再次征討高麗,下令讓劍南道(今四川)造船,由於官府催迫甚急,導致劍南百姓出現賣田宅、子女的情況,釀成暴動,太宗不得不調大軍彈壓。為防止事態擴大,宣佈將劍南道造船費用改為官府支付,騷動才得以平息。

唐太宗晚年並不喜歡臣下勸諫

「貞觀之治」的亮點之一就是唐太宗的從諫如流。太宗即位初年,就鼓勵群臣進諫,厚賞進諫臣僚。在太宗的倡導下,群臣紛紛進諫,王珪、劉洎、岑文本、馬周等都是有名的諫臣。流風所及,後宮徐賢妃、太子李承乾乃至輾轉入唐的隋煬帝蕭皇后都有諫言留下,隋煬帝的佞臣、處處逢君之惡的裴炬也變得敢於直諫。其中最傑出的自然是魏征。僅史書所載,魏征在太宗朝的進諫次數就高達兩百多次,對其進言,太宗也基本能做到從善如流,從而演繹出一段君臣佳話。但隨著文治武功的鼎盛,太宗逐漸志得意滿,漸漸聽不進諫諍意見了。

貞觀十二年(公元637年),魏征在與太宗的對話中指出,太宗貞觀初年,恐怕別人不進諫,鼓勵群臣進諫;三年以後,見到臣僚進諫,還可以高興地接受;再過一兩年,就不喜歡大臣進諫了,雖然能勉強聽從,但內心終究不平。

太宗晚年,決定東征高麗,當時大臣房玄齡、褚遂良、張亮、李大亮等紛紛進言反對,但唐太宗完全聽不進去,一意孤行,最終遼東之役無功而返。太宗對納諫態度的轉變,也導致臣僚開始變得沉默。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讓大臣直言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等人卻說:「陛下無失。」諫諍風氣的改變,恰好反應了太宗對諫諍態度的改變。

唐太宗篡改歷史記錄美化自己

起居注主要是用來記載帝王言行、朝政大事的,它按日記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是以後編纂史書的基本素材。它的內容既不能外傳,帝王也不能過問。這就能使想青史留名的帝王多少有些收斂。玄武門之變中,太宗殺兄害弟、逼父退位的事實,使他既擔心社會輿論的指責,更怕史官秉筆直書,招致後世非議。這塊心病一直伴隨著太宗,讓他寢食難安。

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他終於忍不住向宰相房玄齡提出要看起居注,房玄齡感到為難,幸好諫議大夫朱子奢進諫,認為太宗此舉將開惡例,導致以後史官記事會隱惡揚善,難以取信後世。太宗只好作罷。但過了七年,太宗又忍不住問諫議大夫褚遂良,假如自己有什麼不善的舉動他會不會記下來?褚遂良回答得很乾脆:「臣職當載筆,君舉必書。」意思是說我的職責就是記載皇帝的言行,您的一切言行自然會忠實記錄。這時一旁的黃門侍郎劉洎也說:就算褚遂良不記,天下的人也會記住。

既然起居注無法看到,太宗就改變策略,對房玄齡說自己要看國史。房玄齡對太宗的目的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又不敢違令,只好將起居注、國史刪略成《高祖實錄》二十卷進上。太宗看了之後大為滿意,對刪改的房玄齡等人大加賞賜。可見房玄齡在如何隱藏玄武門之變的事實上頗下了一番功夫。

就今天的研究來看,貞觀君臣修改的並不止玄武門之變這一件事,對於唐朝開國時期的許多事情都進行了篡改。晉陽起兵反隋,唐高祖李淵毫無疑問起了主要作用,這從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裡可以明顯看出,但貞觀君臣卻將主要功勞都攬到了太宗頭上。太子李建成才能不雖及太宗,但也絕非懦弱無能之輩,但在貞觀君臣的改寫中,建成完全變成了一個嫉賢妒能的小人形象。這種改寫,將唐朝建立的主要功勞放到太宗頭上,顯然是表明太宗打下來的江山自然應該坐下去。

唐太宗千古明君形象的確立,主要是由於其文治武功,但也與上述的歷史改寫有關。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吳兢的《貞觀政要》。這部進呈於唐玄宗開元年間的書,其撰寫目的就是為了後世帝王以太宗為榜樣,學習如何治理國家,因此所記基本上是太宗的嘉言善行。該書在後世影響很大,甚至不少帝王如明憲宗、乾隆帝都親自為此書作序。隨著此書的流傳,唐太宗的明君形象也變得更加高大。

唐太宗晚年曾對太子李治總結自己的一生,認為自己「益多損少」、「功大過微」。這一總結是十分恰當的。在帝制時代,國家的治亂繫於皇帝一身,皇帝勵精圖治,則國家興盛;驕奢淫逸,則國家敗亡。唐太宗的一生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風險係數非常高的制度,皇帝個人的性格、慾望等都有可能改變國家的命運。權力的不受約束,使國家隨時都有可能逸出正常軌跡之外

結語:貞觀君臣對史書的改寫表明歷史上的明君多少有虛假的成分,今天唐太宗的形象與最初的歷史真實差異很大,尤其隨著《貞觀政要》的流傳,太宗的形象在不斷變得高大,越來越成為後世帝王不可企及的典範。

《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