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君唐太宗的惡劣事跡 開創君主幹預修史先河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皇帝,正是他開創了大唐盛世的局面,推動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繁榮的頂峰,由於他的文治武功,歷朝歷代都視之為聖明君主的代表。然而對於他取得皇位的過程,卻有著各種各樣的傳說。在野史和民間傳說中,李世民是通過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長兄李建成,逼迫父親唐太祖李淵退位,才登上了皇位的,可謂心狠手辣、殘忍暴虐。但在正史記載中,李世民在開創大唐的過程中勞苦功高,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劃和組織者,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麼正史中的記載是否屬實?李世民繼位後有沒有為維護自身地位而篡改國史呢?這就要從大唐的創立過程說起。

據史料記載,李淵共有四個兒子:長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淵家世顯赫,威望頗高,隋煬帝對他十分猜忌,而李淵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韜光養晦、深藏不露,雖然早有異心,卻一直按兵不動。此間由於朝廷橫徵暴斂,連年戰亂,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到處都是農民起義,李淵趁機在亂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開始覬覦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煬帝還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監視李淵,在朝廷耳目眾多的情況下,李淵急需一個可靠的助手來幫助他。

溫大雅所撰《大唐創業起居注》是關於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記載,而且他親自參與了起兵反隋的晉陽起兵,其記載具有較高的真實性。據此書所述,當時李淵身邊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為其他幾個兒子都不在身邊,所以他就將自己真實的內心想法告訴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輕勇武、血氣方剛,自然是李淵最為得力的助手。

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淵受命南下鎮壓起義軍,北方突厥趁機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轄下的馬邑(今山西朔縣),隋煬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淵。李淵非常惱火,便想起兵,但由於身邊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還在河東,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絕佳時機,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於突厥的猖狂,隋煬帝下令赦免李淵,讓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機會,李淵便不會輕易放過,他馬上通知建成、元吉,讓他們立即準備起兵,於是李建成在河東召集英傑之士,李世民在晉陽拉攏強兵能將,下大力氣招攬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淵的女婿柴紹陸續到達太原。

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淵在晉陽命令劉文靜偽作了一份隋煬帝的敕書,在太原、雁門、馬邑等郡徵兵。二月,李淵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劉武周南下汾陽宮(今山西寧武南)之機,以防備劉武周為名,下令募兵。與此同時,李淵向突厥始畢可汗稱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擊的後顧之憂。在做好這種種準備之後,李淵終於起兵反隋。由於他準備充分,謀劃精密,加上兵多將廣,又個個驍勇善戰,所以一路上勢如破竹、威不可擋。他們很快攻破了西河城,進城後秋毫無犯,慰撫民眾,恢復舊業,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淵以李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負責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淵親領三萬人,誓師動兵,改易旗幟,開向關中,不到半年的時間便推翻了隋朝的統治。

由此可見,太原起兵的全過程,包括此前數年的苦心經營,都是李淵一手操辦的,他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唐王朝創立的主要功勞應該在他身上。而一直以來「陰結豪傑」、勇而有為的李世民,是李淵得力的助手,是積極的配角。然而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正史中,事實卻發生了歪曲。

《舊唐書》記載,隋煬帝南巡江淮的時候,瓦崗寨農民起義正如火如荼,嚴重威脅到了隋朝的統治,李世民見有機可乘,便與劉文靜密謀起兵,並做好一切策劃和安排,待欲起事時才告訴父親李淵。李淵聞之大驚,只是迫於當時緊急的形勢,已經沒有商量的餘地,於是不得不勉強聽從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書》、《資治通鑒》都沿用了這種說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勞劃到李世民身上,李淵則成了消極被動的角色,從而使李世民成為起兵反隋、開創大唐的首要人物。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矛盾,與李世民奪取帝位後重修史書有關。李世民通過玄武門政變,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殺死了親生哥哥李建成,這無論如何是不合乎道統和倫理的。為掩蓋這種殘暴的行為,為自己的登基確立合法性,李世民決定設置史官,撰修國史,於是下令創立了宰相監修國史的制度,這就使史官很難做到秉筆直書,只能按統治者的意圖撰寫歷史。李世民在位期間一再違例要求親看國史和起居注,並為自己辯白道:「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們把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的動因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大義行為,從而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

按照李世民的意圖,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費盡筆墨鋪陳李世民在武德年間的功勞,竭力抹殺太子建成的成績,降低高祖李淵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謀描繪為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這樣,李世民便是開創李唐王業的首功之人,皇位本來就應該是他的,李淵退位後也就理應由他繼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顯得水到渠成了。

還有一種解釋,認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國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貶低李淵的功勞,乃是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貞觀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淵由主動起兵變為被動起兵,目的是為了把李淵描繪成一個忠臣的形象,從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淵是在煬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劉文靜等又設下圈套逼得他走投無路的時候才不得不反的,而且在起兵時李淵還曾號稱「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這樣一來,李淵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顯,這種刻畫有利於李世民維護統治。

而李世民之所以將起兵反叛事跡加到自己身上,乃是為了強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這與他要求史官們在撰寫《太宗實錄》時,極力渲染他出生時「二龍戲於館門之外,前後三日才離去」的異象是一致的。他也要求史官們在記述太原起兵的過程中,竭力描寫他的謀略過人和勇武善戰,更進一步印證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

這種說法多基於心理和邏輯上的推測,沒有太多的史實依據,權且可以當作一種另類的解讀。由此可見,李世民繼位後修改創業國史是沒有疑問的事實,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國史,首要目的就是掩蓋「玄武門之變」的惡劣行徑,讓自己的繼位顯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統上的合法性。至於他還有沒有其他目的,我們今天已經很難判斷了。

《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