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昏聵:是否因高宗無能才致使武則天上位

李治字雉奴,是唐太宗的第九個兒子,在文德皇后長孫氏所生諸子中排行第三。由於他得了風眩病,眼睛無法看東西,就讓武則天替他處理政務。武則天最後控制了朝廷大權,於是人們對唐高宗的昏庸就堅信不疑了。不過,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李治是唐朝第三代君主,在位33年。由於病弱,655年,在武則天成為皇后之後,他就讓武則天參與朝政,時人稱為「二聖」。對唐高宗在歷史上的作用,一般認為他是個昏庸之主。範文瀾先生說:「唐高宗臨朝,臣下來奏事,不會作判斷,要宰相提出意見,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這種昏懦的性格,勢必扶植起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勢力,引導國家從亂到亡的道路。」這樣的說法,把唐高宗這個人徹底否定了。

主張高宗昏庸的觀點認為唐高宗患風眩不能視物,百官奏本常由武後代為參決。自顯慶五年(660年)起,政事都委託給武後,權力和皇帝相等。但武則天不久就作威作福,連唐高宗要辦的事也受她控制,唐高宗十分不滿。麟德元年(664年),武後常讓道士入宮行「厭勝」之術,被宦官王伏勝上告。高宗大怒,找西台侍郎上官儀來商量。上官儀說:「皇后專恣,海內所不允,請廢之。」唐高宗就命上官儀起草廢皇后詔書。不料武後安插在唐高宗身邊的耳目隨即將此事報告武後,武後立刻到高宗面前解釋。唐高宗昏庸懦弱,心有不忍,又怕武後發怒,竟說:「我本來沒有廢你的心思,都是上官儀教我的。」於是,武後指使許敬宗誣告上官儀、王伏勝和廢太子李忠謀反,都被處死,與上官儀有來往的大批朝官,都遭流放或貶官。從此,每當唐高宗上朝,武後都坐在簾後,大小政事都參與裁決,升黜官員或生死大事,都憑武後決定。此後,唐高宗只是名義上的皇帝,直至弘道元年(683年)在洛陽宮中病死。

與其相反的觀點認為,說唐高宗昏庸是缺乏根據的。說他「昏庸」,最早見於《新唐書》。《新唐書》卷76《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傳》說:「(武後)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也懦昏,舉能鉗勒,使不得專。」同書卷105《長孫無忌傳》也說:「帝暗於聽受。」同卷《褚遂良傳》說:「帝昏懦,牽於武後。」歐陽修說他昏庸的主要論據,認為唐高宗為武則天所控制,並按其旨意貶殺了褚遂良和長孫無忌。唐代書法家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其實,褚遂良被貶在武則天當皇后之前,長孫無忌的被殺,是在武則天當上皇后不久的事情。一些專家認為,這時的武則天還沒有把皇后的位子坐熱,怎麼就能夠「盜威福」貶殺高宗的顧命大臣?實際上,貶殺褚遂良和長孫無忌的不是別人,恰恰就是唐高宗自己。在立武則天為皇后的過程中,這兩位老臣堅決反對,而一心想立武則天的是唐高宗,因而他是武則天最有力的支持者,很明顯,褚遂良、長孫無忌和唐高宗在立武後問題上產生了較大的矛盾。不僅如此,長孫無忌憑著國舅的地位,專橫跋扈,而褚遂良以顧托之重,也是「悖戾犯上」。兩人以元老重任自居,一心想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是想著曾經對唐高宗有功,根本沒有把高宗放到皇帝應有的崇高地位,而唐高宗此時血氣方剛,對他們的表現早已不滿。當許敬宗誣陷兩人時,唐高宗不派人仔細調查,立即削去長孫無忌的太尉官職和封地,安置到邊遠的黔州。已死於貶地的褚遂良,也被削去官爵。兩人的兒子都在放逐途中被處死。可見,褚遂良和長孫無忌被殺,是武則天的心願,但更是高宗的旨意。整個過程中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則天控制的問題,唐高宗的昏庸無從談起。

一些人認為,高宗顯慶以後,唐中央政府與吐蕃、突厥、高麗等或戰或和,以及研討方略、獎懲將士等全系唐高宗決策,對公卿宰臣的任用黜陟也是如此。從唐高宗去世到武則天稱帝,共經歷了7年時間,武則天的力量主要是在這個時期集聚起來的,而在此之前,武則天雖然預問朝政,但權力有限,不能左右朝政。

唐高宗在位前14年中,他的政績之犖犖大者主要有:一、他繼續推行了唐太宗時加強中央集權的各項制度。二、唐高宗在位前期,至少是尚能維持國力於不墜,而統治區域還稍有擴展。三、唐高宗在位期間社會經濟仍在向上發展。唐高宗政績之所以史書記載較少,也不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即位初期元老勳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權重,精明而又有才幹的武則天為皇后後,又直接參與執政。

也有人指出,唐高宗根本沒有昏庸之舉。在即位之前,曾參決朝政,頗得唐太宗稱讚。即位之初,也勤於國政,每日臨朝,孜孜不倦。他不僅能夠遵循唐太宗的大政方針,而且也表現出了管理國家的才幹。具體表現在他十分重視法制建設。他令長孫無忌等修成《永徽律》,還逐條對之進行註釋,寫成《唐律疏議》30卷頒行天下。他在即位之初,鼓勵臣下進諫,他自己也能很好納諫。他賞罰分明,對貪贓違法者堅決予以打擊,不留一點情面。褚遂良就是因為低價強買中書省翻譯人員的土地,被左遷為同州刺史。他維護了國家統一,討伐西突厥,鞏固了唐王朝在西域的統治。他有過錯,如容忍和支持武則天對王皇后、蕭淑妃的殘酷迫害,在對褚遂良和長孫無忌等人的處理上,也沒有很好地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但這並不能說明他是個昏庸之君。用昏庸來解釋武則天參預朝政的原因,顯然是不妥的。

上元二年(675年),高宗風眩症加重,曾想禪位給則天皇后,「使攝知國政」,正式臨朝稱制。宰相郝處俊進諫說:「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後乎!」中書侍郎李義琰也附和郝處俊的意見,高宗無奈作罷。如果說高宗不是昏庸之君,那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但如果我們說他真是個昏庸國君,那麼史書上描述他尊禮大臣,問百姓疾苦,稱為「永徽之政,有貞觀遺風」,這又是怎麼得來的呢?所謂的唐高宗「昏庸」,至今仍是一謎,令我們左右為難,無法圓滿解釋。

《武則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