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國建立後，朱元璋的「小夥伴們」全部成為帝國的開國元勳，享有崇高的榮譽、地位、權利與待遇。比朱元璋小4歲的徐達甚至成為這些武將中的首席功臣。最後，這些人除了早死的之外，只有一位中風後不停地淌口水的湯和算是逃脫了洪武皇帝的荼毒，其餘無一善終，有的還死得極其悲慘。這些都是後話。
而在打江山的過程中，無論如何，朱元璋的捨生忘死、「有肉大家吃」的義氣、才幹及其對未來的預期，可能是相當多的好漢死心塌地跟著他的重要原因。
顯然，江湖義氣這玩意兒，既不是爭奪江山手段的全部，也不是朱元璋的專利。對於大凡想要建立自己班底、籠絡人心的中國人來說，這只是一個必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朱元璋最重要的對手之一張士誠也是深暗個中三昧的老手。
張士誠是泰州地區的一個私鹽販子。
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可能很難想像，從兩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代開始，食鹽這種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壟斷在國家手裡，由官府所專賣。由此，有效地培養起了一個專門從事食鹽走私的行業。
販賣私鹽有利可圖，卻也相當危險。據史書記載，元明時期，製作精良的私鹽價格在大多數時候只有粗糙的官鹽價格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而且即便在這種情形下，私鹽銷售仍然有利可圖。由此可見官府壟斷經營的惡劣程度。
唯其如此，歷代王朝對此控制得都很嚴酷。
唐代法律規定，走私食鹽一石者，即處死刑。就是說，當時的一條人命相當於一百多斤食鹽;到了五代十國時，則是不論多少，抓住就殺頭，比今天懲治販毒最嚴厲的國家還要嚇人;宋代最寬厚，取消了走私食鹽的死刑;元明清三個朝代則又一次規定，走私食鹽而又拒捕者，處死。(沈家本《歷代刑法考》)
根據短缺經濟學理論，不必深入考究，一個國家用如此令人畏懼的刑罰壟斷自己的人民消費一種生活必需品時，導致的後果必定包含而又不限於如下數種：
——社會在此方面的整體停滯。
——官方強迫提供質次價高的惡劣產品與交易方式。
——培育出如狼似虎的貪官污吏。
——走私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職業。
——培養出與國家和社會為敵的、貪婪的力量與社會心理。
泰州白駒場鹽丁張士誠就是在這種制度之下培養出來的一個私鹽販子。
泰州白駒場的治下在今天江蘇大豐。公元1353年，即元至正十三年，張士誠32歲。史書記載說，他「頗輕財好施，得群輩心」。(《明史》卷35，張士誠傳)意思是，此人並不拿錢當回事，時常仗義疏財，因此相當得眾人心。在官修正史《明史》中，也清楚記載了他在販私鹽時，遭受官吏與富豪欺凌侮辱的情形。使我們的上述說明，部分地得到了佐證。這一年正月，他與自己的幾個弟弟和販運私鹽的一幫同伴，號稱「十八兄弟」，殺掉當地為非作歹的官吏與富豪，起兵造反。
從時間上看，他比朱元璋投奔造反軍還晚了一年，但其起點卻比朱元璋高出許多。原因可能是在充滿風險與變數的販運私鹽生涯中，張士誠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馬班底與組織網絡。因此，他不像朱元璋那樣，以投奔別人的造反部隊當一個小兵開始，而是出手便自立門戶，自成一派。
這些私鹽販子精明強悍，相互間結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因此，戰鬥力頗為可觀。
當年五月，張士誠在攻破泰州、興化等地之後，佔領高郵，稱周王，從而聲威大震。結果，引來元帝國宰相脫脫親率重軍征剿。
這位脫脫宰相號稱能文能武。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官修正史——堂皇二十四史中的《遼史》、《金史》和卷帙最為龐大繁雜的《宋史》，都是由此人主持修撰的。這樣一位人物，應該算是有元一代最高決策層高官中，受華夏文明文化浸潤頗深的一類了。在他的主持下，元帝國恢復科舉取士、太廟祭祀，變更鈔法，治理黃河等，史稱「更化」。在元朝稱得上是少見的明白人。因此，在古今中外元明史學者的口中筆下，對此人常有褒贊，並被認為是元帝國最後的希望。(《元史》卷138，脫脫傳)
然而，正是這位宰相的作為與命運——如前所述，就是這位宰相曾經為自己的弟弟謊報戰功——準確地預示了大元帝國的不可救藥與不配有更好的結局。
公元1352年，即元至正十二年九月，脫脫率軍征剿徐州的紅巾軍。我們知道，徐州古稱彭城，乃今天魯、豫、皖、蘇四省交匯處的第一繁華之地，人口常在數十萬之間，為古今兵家必爭之重鎮。政府軍隊攻破城池後，作為整個國家行政首相的這位脫脫宰相，下達的第一道命令是——屠城。(《元史》卷138，脫脫傳)
明正統《彭城志》記載說，此次屠城，徐州男女老幼無一倖免，以至於十六年過後，大明帝國宣告立國，這裡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彌望」，殘磚廢瓦荒草萋萋中，出沒著狐鼠豺兔。(《明正統彭城志》)
時年24週歲的朱元璋，就是在這一年投奔了紅巾軍。
兩年後，公元1354年，即元至正十四年，以血洗徐州之功晉陞為太師的脫脫，再次率領百萬大軍征剿佔據高郵的張士誠。史書記載其出師盛況云：「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元史》卷138，脫脫傳)
這場高郵大戰昏天黑地地打了三個月，外城已被攻破，內城危在旦夕，張士誠彈盡糧絕，正在走投無路之際，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件發生了。
脫脫宰相在前線領兵浴血奮戰，即將大功告成。誰知，京城中有一位權貴很想要這個宰相權位，於是在皇帝面前控告脫脫。大意是說：天下盜賊蜂擁而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宰相不稱職導致了人民的怨恨。只要罷免脫脫的宰相職位，天下自然就太平無事了。此時，皇帝以為叛亂真的已經平息，也有些擔心脫脫功勞太大，不好安置。聽了這個指控，正合寡意。於是立即下詔，指控脫脫師老糜財，下令罷職流放。皇帝的詔書中用語極為嚴厲，曰：若膽敢抗命，即時處死。
結果，事情變得完全無法收拾，詔書下達到高郵前線時，數十萬大軍無不忿恨，哭聲震天，一時間潰不成軍，風流雲散，其中大批士兵投奔了紅巾軍。(《元史》卷138，脫脫傳)張士誠雖然僥倖，但以高郵彈丸之地，能夠與號稱百萬的國家正規軍周旋、對抗三個多月，也足見其頑強凶悍了。
此後，續上了一口氣的張士誠，在很短的時間裡，便狂飆般席捲了東南沿海一帶，今天江蘇、浙江、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最富庶地區盡入張士誠手中。在當時，這裡便號稱東南膏腴之地，以「天下賦稅盡出其半」而傲視宇內。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出於此地，很有可能是那時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從龐雜的史料中判斷，張士誠生性遲重卻精明能幹，沉默寡言而頑強機詐，重然諾，講義氣，而且對人慷慨大度，十分寬厚。(《明史》卷35，張士誠傳)按照中國古代人甚至現代人的標準，這是一些很優秀的品質。這種品質可能是幫助他團結了一大批同志和戰友，從而打下這片基業的重要因素。
張士誠將大本營設置在蘇州，建立起了割據一方的政權之後，對於與自己一同起事的老弟兄相當夠朋友講義氣。他使他們每個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權的高官大吏。同時，他對文人士大夫極其友善，對百姓也輕徭薄賦。同時，他還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因此，贏得治下人民相當廣泛的支持。
這一點，曾經使朱元璋極為惱火，以至於當了皇帝後還抱怨說：「當初張士誠竊據江東，那兒的老百姓至今還稱呼他為張王。我為天子，那幫傢伙反而只叫我為老頭兒。」(呂毖《明朝小史》卷1洪武紀，「老頭兒」)因此，打下蘇松地區後，朱元璋曾經有過「屠其民」的念頭，就是要殺光蘇州、松江一帶的居民。後來，勉強改為向該地區徵收比以前高出十餘倍，最高達三十三倍的重稅，以示懲戒。這是明代為什麼蘇松地區賦稅特重的原因，也為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埋下了特別意味深長的伏筆。此是後話。(鄭克晟《明清史探實》，35—40頁，明代重賦出於政治原因說)
既然如此，張士誠又是如何敗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其中，必定有比江湖義氣更為重要的東西在發生作用。
有一種說法認為，張士誠是個有名的孝子，他的母親也是一位享有廣泛賢良名聲的老太太。後來，朱元璋攻打蘇州之前，曾經專門下令給前敵總指揮徐達，讓他嚴格約束部下，不許驚動老太太在蘇州的墳墓。(《明太祖實錄》卷16)到了公元1964年6月，蘇州要擴建一所小學，發現這位老太太的墓仍然完整無損，表明朱元璋的命令得到了很好的執行。據說，這位老太太對張士誠家教極嚴，致使張士誠稱王之後，有一段時間，「自奉甚儉」，就是說不近女色，不鋪張奢侈，表現得很有氣象。
對此，張士誠感覺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與他一同起事的那些老弟兄們的心情，卻顯得相當痛苦，以前做私鹽販子時，要受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們的窩囊氣，如今，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踏著多少人的屍體打下了這片錦繡江山，弟兄們也都當上了大官——不是大臣，就是大將，可是卻不能痛痛快快地享受榮華富貴醇酒婦人。他們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既然如此，要這江山和權力幹什麼用？
此時，如果張士誠告訴他們：「天下還沒有拿到手，大敵當前，任重道遠，弟兄們還需努力。」他們可能還會再拼一把。可惜，張士誠自己並沒有這種打算。這位私鹽販子出身的好漢畢竟目光短淺了些。他對佔據了中國最為繁華富裕的魚米之鄉極感滿足，並沒有爭奪天下的雄心壯志。他很想保境安民，不願再冒什麼太大的風險。他甚至沒弄明白，值此天下大亂之際，虎狼遍地，自己已然處身於不是吃人，就是被吃的境地，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者，此之謂也。他不知道，狼顧虎視之下，想單獨保住自己的一方基業，從而長享富貴是沒有可能的。
然而，張士誠可能還真就是這麼想的，他的所有「基本國策」都是圍繞著這種胸無大志的想法展開的。這種遠大志向與戰略眼光的缺失，甚至根本稱不上是一種戰略的戰略，可能是張士誠屢屢錯失良機，並最終栽在朱元璋手中的重要原因。須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朱元璋的形勢與實力都曾經遠遠不如這位張士誠。
很難說，是江湖義氣妨礙了張士誠的戰略眼光與心胸，還是本來就缺少雄才大略，從而使他的江湖義氣被推到極致，達到了一種名副其實濫用的程度。換個角度或許也可以說，如果當初起兵時他還有一些雄心的話，那麼，如今在這溫柔富貴鄉里，也消磨得只剩下一些已經無用、反而有害的江湖義氣了——儘管這份義氣曾經幫助他達到了今日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