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員上書皇帝，是其議政的一個重要方式和渠道。這些奏疏，有益國計民生、治國安邦的固然不少，但也有很多不著邊際、平庸瑣屑，有的甚至相當雷人。讓我們來看看，當年明成祖是如何應對的吧。面對「求直言難」的問題，他又是怎樣暢通言路以更多瞭解民情的呢？
直言難求以及官員奏疏質量不高，曾經困擾著一代又一代的帝王。相當一部分官員出於保身、固位的目的，在向皇帝上書或口頭報告時，會提出一些無關宏旨、沒有「風險」的意見。讓我們看看，明朝永樂皇帝遇到的這樣幾件雷人的奏疏。
「皇帝您講話多了，要養養精神」
永樂年間，明成祖與群臣討論政事，一談就是老半天。有官員便進言：皇上啊，您講話這麼多，可不利於身體調養啊。作為君王，貴在「簡默」(講話簡約，有時不發一言)。明成祖不領該官員的情，說道：天下這麼大，百姓的苦樂、措施的利弊，必須廣詢博訪才能有透徹瞭解。並非我喜歡多講話，而是不得不如此。不敞開講，官員們怎能言無不盡？
否定原因：有阿諛之嫌。
「陰雲遮住日蝕，提議祝賀」
永樂四年(1406)夏歷六月初一，預報這一天應當發生日蝕，因陰雲遮蔽而不見。禮部尚書鄭賜以為是吉兆，提議祝賀。明成祖說：在天的這一方，因陰雲蔽日見不到日蝕，不等於他處也見不到。天空很大，能見到日蝕的地方，多得很呢。
否定原因：缺乏常識。
「野蠶結繭，建議開慶祝會」
永樂初，禮部尚書李至剛上奏：今年山東有野蠶結繭，繅的絲送到禮部，請率領百官慶賀此事。明成祖一句話就把他們打發了。他說：「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
否定原因：少見多怪。
「有兔唇的人不能擔任武官」
永樂年間，兵部提議，凡有「兔缺」(兔唇、唇裂)缺陷的，均不得世襲武官。明成祖說：「武臣當察其智勇怯弱及武事如何，豈當論相貌？孫臏既刖，智尚可用。」他說，戰國時軍事家孫臏雖然被削掉了膝蓋骨，但他的智謀可用。明成祖斷然拒絕採納兵部的提議。
否定原因：歧視有生理缺陷的人。
「山谷中傳出『萬歲』聲，要求慶賀」
永樂十三年(1415)春，貴州布政司向朝廷報告：有人在太巖山聽到山中連續發出「萬歲」的呼聲，這是皇上威德遠播、感動山川的明證。尚書呂震請求慶賀。明成祖說：在山中呼喊，會聽到回聲，這是常識，哪裡是什麼奇異的事情？
否定原因：捕風捉影。
「天上見到壽星，要求慶賀」
永樂十五年(1417)，壽星現，群臣請賀。對此，明成祖不以為然：往年壽星出現，你們以為是祥瑞，紛紛致賀。然而四方旱澇、蝗災、流行病比比皆是，卻很少有人向我報告。他對群臣的這個提議未予採納。
否定原因：只關心天上的事，不關心地上的事。
廣開言路，禁止通政司擅自截留奏疏
針對「求直言難」問題，很多帝王都曾對官員進言作過引導。他們用各種方式向官員們表明了求諫的誠意。
封建時代官員上書皇帝的書面報告，名稱很多，有奏報、奏章、題本、奏本、題奏等等。上奏帝王的各類文字，總稱奏疏或奏議。這些都是官員議政的重要方式和渠道。而掌管奏疏的通政司這類機構，對於朝廷來講，是一個重要的機構。下情上達，靠它;帝王和朝廷瞭解全國民情、輿情，靠它;最高當局掌握全國官僚機構的運作情況，靠它。
按規定，通政司所收奏疏，要全部上呈皇帝，不得以種種借口截留。然而，曾有通政司官員擅自做主，將所收四方奏疏，分成「要件」和「非要件」，只將「要件」上呈明成祖，而將他們認為的「非要件」直接轉送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明成祖得知後非常生氣，他說：設立通政司，目的就是使言路暢通、信息暢通，現在全國各地的報告，我都不能全面瞭解，通政司不是等於虛設了嗎？
在明成祖看來，通政司官員眼中的非要件奏疏，很可能就是重要奏疏。他說：我治理天下，希望全面掌握民情，「雖細微事不敢忽」，連細節都不敢忽略。又說，一個皇帝，不熟知民情和民生之事，是很危險的，「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他正是吸取了歷史上亡國之君的教訓，才這麼重視官員的書面報告。
口頭報告，是百官議政的另一種重要方式和渠道。他們可以在上朝時或皇帝召見時，向皇帝提出建議、意見。勤於政事的明成祖告訴大臣們，早朝因時間關係不能暢所欲言的各方面，「午朝」或「晚朝」時盡可從容向他報告。
樹立上書言事的「樣板」，讓官員們學習
在求諫方面做得好的，無過於唐太宗。
貞觀初年，他對王公大臣們說：「帝王如果以為可以自我完善，不必借助官員們糾正自己，是很危險的。隋煬帝就是因為把官員的口封住了，聽不到他們講君王的過失，才導致敗亡的。隋朝的滅亡離我們不遠，你們看到凡施政不利於民眾的，都要直言進諫、規勸。」他為了表示求諫的誠意，還把官員們的上書一篇篇貼在牆上，時常觀看。
為引導官員更多進言，明成祖則樹立了上書言事的「樣板」，讓官員們學習。他命黃淮、楊士奇等編纂《歷代名臣奏議》一書。永樂十四年(1416)，此書編成，共350卷。所收奏議，上自商周，下迄宋元，漢以後搜羅大備。《四庫全書提要》稱此書為「古今奏議之淵海」。
想聽實話為何這麼難
清醒的皇帝都希望聽到臣下的真話、實話。他們深知，專喜聽阿諛話的皇帝會犯糊塗，而皇帝犯糊塗，就意味著有可能步歷史上昏君的後塵。但是，皇帝要想聽真話、實話，可不是那麼容易的。明代的好幾個皇帝，都曾感歎「求直言難」。
明成祖曾對通政司官員說：地方官來朝，我都命他們報告民間疾苦，他們總是說，「田谷豐稔，閭閻樂業」，只講讚頌太平盛世的話，不說真話，不說實情。最近聽說山西饑民有吃樹皮草根的，然而沒有一個官員向我報告這件事。
明仁宗也曾因大臣們很少有人向他進言，下了一道詔令，其中說道：我繼位之初，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詔向全國的官員求直言，這是我的真實意思，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響應者寥寥。
明宣宗因負責監察的御史們「多懷顧忌，少有敢言」，遂對右都御史顧佐等說：朝廷立法，凡各衙門官員及普通百姓，都允許向朝廷提建議、意見。況且提意見是御史們的職責所在，你們都是我所倚信的，「豈可有所顧忌」？你們要明白自己的職責，「若當言不言，以失職論」。
其實，深感求直言難的皇帝，豈止明代的幾個皇帝？就連唐太宗都有過這樣的感慨。貞觀十五年(641)，他問魏征：近來大臣們都不議論政事，這是什麼原因呢？魏征答道：陛下虛心聽取意見，應當有人進言。不過官員中有三種人：懦弱之人心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君王不信而不得言，懷祿(留戀爵祿)之人害怕危及自身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保持緘默。
聽不到官員的真話，有帝王自身的原因，也有官員方面的原因。從皇帝這個角度講，他雖然下了詔令，懇求直言，但官員們多不信，因為歷史上向皇帝進言的官員罹禍的不在少數。從官員的角度講，官場不乏「官油子」。唐朝宰相蘇味道便是這類官員的典型。他擔任宰相，從未提出過有獨到見地的建議、意見，一味阿諛皇上，處事圓滑。他常對人說：「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官場上這樣的「模稜手」越多，君王越難聽到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