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古代政治變革史有兩條線索，一條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另一條是皇帝與宰相的權力之爭。但人們往往容易忽略權力博弈遊戲中實力稍遜一籌的另一個群體——由廣大普通官僚組成的官僚群體所形成的利益集團。參照皇權和相權的叫法，我們不妨稱之為臣權。
臣權在大多數時候由於實力的原因是無法與皇權或相權相抗衡的，只能扮演被皇權和相權全面壓制的角色，在歷史舞台上也沒有什麼出彩的表現。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臣權卻可以左右一個王朝的發展走向乃至最終命運。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相權極端弱化甚至相權完全缺失了。
縱觀歷史，相權一直是在不斷被分割弱化。從漢朝的一相，到唐朝的二相，再到宋朝的多相，直至明朝的無相。相權從集中到分散，從強勢到虛化，從有到無，而臣權卻在相權的加速衰弱中不斷走強。到了明朝，蟄伏已久的臣權等到了復甦的春天。
一、廢相權強皇權——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
公元1380年至1392年，大明王朝上演了一出《一個馬車伕引發的血案》。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怒殺馬車伕這一小事為發力點大肆發飆，掀起了一場持續十二年之久導致三萬多顆人頭落地的胡惟庸大案風暴。這一場風暴不僅徹底消滅了創立明朝的功臣集團，也徹底宣告了持續幾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的死亡——後嗣不許復立宰相，臣下敢以請者，治重典……後世有言變更祖制者，以奸臣論。
誅殺胡惟庸清除功臣集團這些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傾軋我們姑且不去論朱元璋的是非短長，但是廢除宰相制絕對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誤。
存在即合理，宰相制頑強的存在了幾千年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宰相制至少有三大優點，首先，宰相在治理國家管理群臣方面比皇帝更為「專業」，皇帝宰相雙首腦制也符合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相分離的現代企業管理思想；其次，宰相作為皇帝的代言人起到了皇帝與臣民之間的緩衝層的作用；最後，宰相必要時可以作為政治責任的背黑鍋者，成為廣大臣民不滿情緒的發洩點，可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肉體生命維護皇帝的「永遠英明」。
但是宰相制也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統領群臣的宰相客觀上具備了挑戰皇權的政治資本，歷代宰相擠占挪用部分皇權的例子比比皆是，假若宰相再有點什麼異志的話，對皇權的安危絕對是災難性的。
明朝最後的皇帝-崇禎上吊
出於對不容侵犯的絕對的皇權的迷戀，朱元璋痛下決心徹底封殺了宰相制。
廢宰相之後，皇帝需要直接統領群臣，大小事務必須事必躬親了，皇帝的工作量和工作難度無疑加大了，這對超人加工作狂的朱元璋、朱棣來說或許不算什麼，但是對後來接班的朱允炆、朱高熾、朱瞻基來說就有點力不從心了。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初步形成了內閣制度，所謂內閣，實際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書班子，幫助皇帝謀劃及處理部分日常工作。表面上看，內閣具備了宰相的部分職能，好像可以看做是宰相的「山寨版」。但實質上，內閣與宰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首先，宰相的數量少，權力較為集中，而內閣則由幾位成員組成，且多數情況下，成員來自不同的政治派系，權力分散且嚴重相互掣肘，很難形成強大的合力；其次，名分問題，有道是名不正則言不順，內閣成員一般品級較低，說破天去終究只是私人秘書，名分與威望是無法達到宰相的高度的；最後，政治立場問題，宰相與皇帝關係較親密，是皇帝的忠實代言人，和皇帝穿一條褲子，而內閣成員與群臣的關係更為緊密，在皇權與臣權對抗時更多的時候是傾向於臣權。
總之，內閣作為山寨版的相權，被嚴重分散與弱化了，已經不具備力壓群臣的實力，甚至其政治立場更多的時候是倒向臣權。至此，宰相制度算是徹底的名亡實亡了。
與此同時，廣大的普通官僚（甚至包括內閣成員）為了共同的利益表述，集合成了一個強大的群臣集團。這個集團雖然並沒有明確的組織性，但是他們的協同組織能力卻超越了許多組織嚴密的集團，基於從眾心理和法不責眾的心理優勢，他們往往能夠十分默契的達成攻守同盟，迅速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和輿論壓力，從而逼迫皇帝就範。而皇帝要展開反擊或是報復行動時，卻是老虎吃天，無處下嘴，總不能把所有大臣都殺了吧？所以皇帝的鐵拳多數打到了空氣上，而群臣的拳頭卻是招招到肉。皇帝對群臣的反擊就***美英聯軍遭遇到了游擊隊——你打他們時，他們在哪裡？他們打你時，遍地是他們。從朱瞻基開始，之後的明朝，臣權幾乎全面壓制了皇權，這與朱元璋的初衷實在是相差的十萬八千里了。的確頗具諷刺意味。朱元璋廢相權強皇權的初衷並沒有實現。廢除宰相制之後，後世皇帝的皇權非但沒有加強，反而是一步步弱化，直至完全邊緣化。
朱元璋的廢相權強皇權運動以宰相的悲劇開場，卻是以皇帝的悲劇收場。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二、皇權對臣權的完敗——不是廢物的皇帝不是好皇帝
明朝皇權與臣權之爭的一個最重要的節點是土木堡之變。
明英宗朱祁鎮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幼年登基。此時的明朝經過幾十年的磨合，群臣集團已然成型，幼主老臣自然是主弱臣強，皇帝的權力已經被群臣瓜分殆盡。年輕氣盛的朱祁鎮顯然是不滿於權力蛋糕的分配方案，十分熱衷於搶回本屬於自己的那一塊。
深感勢單力薄的朱祁鎮找到了他認為合適的全權代言人——宦官王振。王振的威望與能力雖然存在諸多的先天不足，但是此刻他卻是唯一一個和皇帝穿一條褲子的人。朱祁鎮選擇他也是一種極其無奈的事情。不可否認王振在打壓臣權強化皇權方面的確取得了不小的戰果。但是雙方的矛盾也在不斷的積累升級。
公元1449年，王振的一次外交失誤引發了蒙古瓦剌部與明朝的邊境衝突，這一事件也成為了皇臣雙方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索。由於事端的引發者是王振，群臣普遍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看待即將到來的武裝衝突，他們甚至惡毒的推薦毫無軍事經驗的王振掛帥出征，一種看王振笑話的惡毒心態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認可。沒有人肯去替王振擦屁股，當然更沒有人敢去，因為這是要觸犯眾怒的，千夫所指必將死無葬身之地。群臣在坐等王振的戰敗，只要王振戰敗的消息一傳來，蓄勢已久的倒王運動大幕就會揭開。引發邊境衝突、出師不利、宦官不得干政……要命帽子有的是。
毫無任何軍事才能經驗的王振被迫出征，為了壯聲勢同時也是為了給自己找個最大的責任擋箭牌，王振慫恿23歲的朱祁鎮御駕親征。於是50萬明軍浩浩蕩蕩出征了。
這場戰爭的過程沒有什麼值得書寫的地方，統帥王振的軍事無能，群臣的袖手旁觀（一個極端的例子是當明軍受困土木堡的關鍵時刻，正鎮兵於宣府的總兵楊洪卻下令封城閉門，拖延了十五日後才出兵收拾殘局），戰爭的勝負已經沒有了任何懸念。
明軍在土木堡遭遇到了蒙古軍隊的突襲，明軍幾乎全軍覆沒，王振死於亂軍之中，明英宗朱祁鎮則成了蒙古人的俘虜。如獲至寶的蒙古人裹挾朱祁鎮乘勝直奔北京殺來。
皇帝被俘，外族入侵，國家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消息傳至北京，群臣的第一反應居然不是去考慮「國無君」「保衛京師」等緊要問題，而是去清洗王振勢力。清洗的過程極盡瘋狂，甚至發生了在朝堂上將王振的三個親信群毆致死的鬧劇。直到徹底清洗完王振勢力後，群臣才想起這個帝國現在還缺一個皇帝——可見在群臣心中，皇帝也就那麼回事兒。
群臣擁立了朱祁鎮的廢物弟弟朱祁鈺為新皇帝，徹底拋棄了令他們十分不爽的朱祁鎮。這種拋棄不僅僅是政治上的，他們甚至想直接殺死朱祁鎮——當蒙古人來到北京城下時，守衛北京的明軍毫無顧忌的朝蒙古軍隊開炮亂轟一氣，雖然他們明明知道朱祁鎮就在蒙古人軍中。
群臣對強勢皇帝的不滿和拋棄撕去了最後的遮羞布。
之後，于謙領導的北京保衛戰讓蒙古人鎩羽而歸。朱祁鎮開始了長達七年之久的囚徒生涯。七年之後，他被釋放了。因為蒙古人也發現這個已經被大明臣民拋棄的可憐蟲已經是一個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的廢物了。獲釋後的朱祁鎮黯然回國，在南宮又做了冠名為「太上皇」的囚徒。
但皇權與臣權的鬥爭並未結束，因為經過七年歷練，廢物朱祁鈺卻越來越不像廢物，逐漸強勢起來，新一輪的皇臣之爭又拉開了序幕。
對群臣來說，在皇權與臣權的博弈中，為了臣權利益的最大化，國家機器只能掌握在群臣手中，皇帝必須是廢物。如果皇帝不是廢物，試圖插手國家事務，那他必然會被群臣拋棄從而被一個廢物取代。朱祁鈺顯然沒有悟出土木堡之變和自己被擁立的幕後真相。
朱祁鈺的好日子到頭了。
景泰八年（1457）將領石亨、太監曹吉祥帶兵攻入南宮釋放並重新擁立朱祁鎮為帝，廢掉了朱祁鈺的帝位，史稱奪門之變。
奪門之變實際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機分子的政治賭博，左右未來政局走向的並不在投機分子手中，而是在群臣手中。如果群臣反對政變的話，他們完全可以迅速剿滅這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所以在整個奪門之變過程中，群臣的對待政變的態度是決定最終勝負的決定性因素。那麼群臣對政變的態度是怎樣的呢？默許。群臣這一次拋棄了朱祁鈺選擇了朱祁鎮。
之所以有這樣的選擇，是因為現在的朱祁鎮更像廢物了——論威望，被外敵俘虜還有威望？論個性，這麼多年的囚徒生涯早把他的稜角磨平了。論覺悟，吃了這麼多苦頭該長記性了。朱祁鎮更像廢物，自然也就更像皇帝，群臣這一次把選票投給了他。
果不出群臣所料，復辟後的明英宗朱祁鎮十分識趣的選擇了身居皇宮，不問政事。他已經徹底喪失了與群臣對抗的資本和勇氣。
皇權對臣權的怯懦一直延續了好幾代，我們甚至懷疑是不是朱祁鎮把他的人生感悟秘傳給了子孫後代。朱祁鎮之後接連出現了朱見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載垕五位廢物皇帝。他們延續了對臣權挑戰的逃避和妥協。
這五位皇帝中，僅有嘉靖皇帝朱厚熜發起過一次試探性的進攻。這就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大禮儀之爭。
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身父親是興獻王，本來是不能承繼大統的，但是由於前任皇帝朱厚照無後，朱厚熜才得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
嘉靖登基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給他已經死去的父親興獻王追封為皇帝。嚴格來說，這樣做是違背禮制的，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畢竟只是給死人加個虛名而已。但政治嗅覺敏銳的群臣卻不這麼認為，他們對這一事件的解讀是皇帝企圖插手政務的一次試探性進攻。皇帝選擇了一個看似最無關緊要的節點進攻，如果成功了，接下來必然會擴大戰果進而一步步擠壓群臣。嘉靖的本意是不是如此我們不得而知，至少群臣是這麼認為的。
絕不能讓對手的進攻意圖得逞，群臣十分默契的達成了攻守同盟。上書反對皇帝的提案，直至發展到220多名官員跪伏在左順門採取集體上訪的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某些激進的大臣甚至喊出了「仗義死節，正在今日」的口號以死相逼。屁大點事犯得上死嗎？這不是故意給皇帝找茬又是什麼？
怒火攻心的嘉靖動用了維護皇帝權威的終極武器——梃杖。一百八十餘名官員被當眾脫掉褲子打屁股，十七個倒霉鬼因此斃命。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好多官員居然是踴躍報名要求打屁股，被皇帝打屁股甚至成了之後許多明朝官員的最高理想（海瑞甚至極端到了以被皇帝殺為榮），臣權群體意識下的從眾心理和法不責眾心理又一次發揮到了極致。
大禮儀之爭以嘉靖皇帝的勝利收場，但是他贏了面子，卻輸了裡子。大禮儀之爭後，皇權與臣權的對抗幾近不可調和。寸步難行的嘉靖皇帝同樣逐漸喪失了政治熱情和勇氣，開始醉心於修仙煉丹。哥煉的不是仙丹，是寂寞。
嘉靖終究也沒有擺脫廢物的宿命。
皇權與臣權的三次較量——土木堡之變、奪門之變、大禮儀之爭——均以皇帝的完敗而收場。在強勢臣權面前，皇帝只能乖乖當廢物。
三、復辟新相權對臣權的完敗——冒尖的大臣不是好大臣
在皇帝、群臣、民眾三者共存的社會形態下，皇帝和群臣是天然的盟友，他們都屬於統治階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共同通過壓搾民眾實現其自身的利益訴求。但是隨著王朝的發展，統治階層由於奢侈和腐敗，對民眾的壓搾會逐漸升級，當民眾負擔沉重到了幾近革命的時候，皇帝為了王朝的延續會利用某位強勢人物（一般是宰相）對以群臣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打壓，以減輕民眾負擔，緩解階級矛盾。
封建王朝中後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於這樣的目的，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和明朝的張居正改革。
說起張居正，他絕對是明朝歷史上的一個另類。作為萬曆早期的內閣首輔。他得到了皇權（當時皇權的實際擁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團（馮保）的全力支持，同時由於他過人的權謀和鐵腕手段使他實際擁有的權力遠遠超過了歷代的宰相，甚至可與攝政王比肩。身為萬曆小皇帝老師和半個父親的張居正甚至毫不掩飾的說過「吾非相（宰相），乃攝（攝政王）也」。
張居正讓久違的相權在明朝萬曆年間復活了！
張居正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極大的觸動了以群臣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明朝的階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張居正之所以能有這麼大的手筆，不僅是由於他過人的權術技巧和鐵腕性格，更是由於為他得到了皇權的全力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講，張居正改革與其說是一場以財政改革為主的經濟改革，倒不如說是一場新相權在皇權支持下對臣權的打壓清算。
這種打壓馬上遭到了群臣集團的抵抗，雙方的對抗終於在「奪情案」中發展到了白熱化。
公元1577年，張居正父親病故。按照明朝慣例，官員的父親死了，官員應該離任回鄉服喪三年，等到服喪期滿後才可回任，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為皇帝可以行使「奪情」權，強行留任該官員而不必讓其服喪。群臣自然是贊同讓張居正滾蛋回家服喪三年的，三年的時間不僅是喘息的機會，更是團結起來將張居正徹底清除出局的絕佳時機。而張居正自然是希望繼續留任。雙方的角力就此開始。
在雙方角力的關鍵時刻，皇權選擇了維護新相權，萬曆皇帝行使了「奪情」權。不出意料，萬曆的提案馬上遭到了幾乎所有大臣的反對。嘉靖朝的「大禮儀之爭」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群臣集體上訪——脫褲子打屁股——皇帝勝利。故事情節一模一樣，只是人物不同罷了。奪情案終以萬曆和張居正的表面勝利終結。
但是皇權和相權的勝利並沒有持續多久。公元1582年張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權臣權之爭的另一個重要節點。張居正死後，新相權由於缺乏新的領軍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權馬上抓住時機展開了反撲。張居正被徹底清算，險被開棺戮屍，家產遭到抄沒，長子慘死獄中，政治上定性為奸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爭又回到了張居正出現之前的局面。萬曆皇帝從此開始了二十七年不問政事的廢物皇帝生涯。
以往學者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對萬曆清算張居正一事多從「青春期少年對父親的叛逆」等心理學角度進行解釋。我認為這種解釋是十分膚淺的，因為當時的萬曆只有18歲，還受到李太后的節制，李太后雖然不能左右政局的發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萬曆朱翊鈞的瘋狂舉動。十分耐人尋味的是，李太后對萬曆的瘋狂舉動選擇了默許，全然不顧她和張居正的交情。如果小萬曆的舉動是「青春期叛逆」，難道李太后的打醬油是「更年期綜合症」？
合理的解釋只有一種，那就是新相權衰敗瓦解後，皇權（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強大的盟友，沒有足夠的能力對抗臣權。在經過反覆權衡後，皇權選擇了向臣權妥協，認同了群臣對張居正的報復行動。
張居正之死終結了新相權的復辟，群臣集團對張居正的瘋狂報復也封殺了新張居正出現的可能，因為不會再有人冒著身敗名裂禍及子孫的風險去觸動群臣集團了。世間再無張居正，相權的復辟已無可能。
四、強勢臣權最後的狂歡夜——崇禎的死局
繼皇權和新相權的慘敗之後，臣權失去了最後的制約力量。國家機器完全掌握在了群臣手中，成為了他們攫取個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約的臣權對民眾的壓搾一步步升級，社會逐步走到了崩潰的邊緣，整個大明王朝就像一個大柴火堆，只要一點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權內部由於利益的爭鬥分化出了眾多的小集團。這些小集團常常以一些芝麻綠豆大的小事為發力點黨同伐異大肆打壓對手，吵來吵去。明朝朱翊鈞、朱常洛時期的「廷擊」「紅丸」「移宮」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寫照。而天啟皇帝朱由校時期的閹黨和東林黨之爭則將明朝的黨爭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績而是看是不是在黨爭之中站對了隊伍。這些毫無意義的黨爭耗盡了大明王朝最後的元氣。
所以到崇禎皇帝朱由檢接班時，他面臨的已經完全是一盤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縛住了手腳，大臣們只關心私利和黨爭，無人去關心社稷民生，民眾已經被壓剝到了崩潰的邊緣，王朝的崩盤只是時間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死局，不甘心當廢物和亡國之君的朱由檢只能寄希望通過瘋狂的更換內閣來撞撞運氣，寄希望能能「淘到」一個張居正式的人物來挽救危局。當然，從理論上講，崇禎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瀾，但這僅僅是理論上的可能，因為崇禎的能力和威望距離真正的宰相還有很遠。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朱由檢為張居正平了反，並發出了「板蕩之後，而念老臣;播遷之餘，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間再無張居正，相權的復辟已無可能。
在連換50名內閣成員後（史稱崇禎五十相），新的張居正始終沒有出現，朱由檢最後的努力也失敗了，崇禎面臨的這盤死棋已經沒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終於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檢煤山自縊以身殉國，明朝滅亡。
「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或許這真的不是朱由檢推卸責任的推諉之詞，而是他對強勢臣權政治的無奈和對自己命運的無盡悲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