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的消失和它的興起一樣猝然。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國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體陷入了亢奮乃至瘋狂狀態。他們放下日常工作，晝夜不息地審查著帝國內所有的漢字，而皇帝卻在這個時候不動聲色地轉向了。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萬青被人舉報。舉報者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有嚴重問題。其匾額曰「豆登常新」。其對聯是「吾祖吾宗，貽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這類氣勢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適，平民百姓怎麼可以妄用？
指控當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卻絕不會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後，類似的荒唐冤獄數不勝數。地方官不敢怠慢，將此案列為大案火速上報，等待著皇帝對他們辦事勤敏的嘉獎。沒想到，等來的卻是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皇帝說，閉著眼睛都能看出這是一起誣告案件：「此等扁對雜湊字句，謂之文理不通則可，指為語句違礙則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節，看來竟屬險詐誣罔，斷不可因此拖累無辜，致長刁風！」
既然皇帝不為已甚，地方官當然也就樂得不再傷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後(1783年)，文字獄稀稀落落，顯著減少。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撫大員鄭重重申，文字獄不可擴大化：「外間著有詩文，果有如錢謙益、呂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孫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應搜查嚴辦;若並非有心違悖，不過字句微疵，朕從不肯有意吹求。」這道諭旨之後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獄的絕響。腥風血雨終於停息，讀書人提了幾十年的心終於放了下來，全國上下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皇帝為什麼停下了殺戮之手？因為文字獄運動已經成功地達到了目的。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獄的目的是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消滅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一切有膽量、有頭腦、有野心和他較量的人，都已經從肉體上消失;一切稍涉異端的書籍字紙，都已經被燒光;連綿不斷的慘痛絕倫的大案，已經嚇破所有活下來的人的膽。
一張一弛，寬嚴相濟，是乾隆的一貫統治原則。嚴了三十年，終於可以寬一寬了。不但高壓鍋內臣民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崩潰的邊緣，就連他這個給高壓鍋加火的人，也實在太疲倦了。更何況，文字獄運動的勝利結束，就如同一幢超級雄偉壯麗的建築封了頂，標誌著乾隆盛世構想的全面完成。物質的盛世很容易曇花一現，只有掃滅了一切精神敵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恆。而文字獄運動的成功標誌著乾隆物質精神的雙重勝利：物質上，他已經把傳統社會的物質生產潛力發揮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創造了消滅一切異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貞觀、開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頂峰，他的子孫後代將要繼承的會是一個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