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前夕，光緒皇帝頒發的兩道「密詔」，是研究維新運動的重要資料，也是康有為後來保皇活動的重要憑借。然而，「密詔」發佈，即有人產生懷疑，和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也說它是「偽作」，近年來，對「密詔」的來源、時間、內容、性質諸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視，如台灣黃彰健先生即有專文考核，為此，這裡準備就我接觸到的各種文獻，提出一些看法。
「密詔」是怎樣露布的？刊發中又有哪些變動，這是首先要弄清的問題。
較早提到「密詔」的是1898年9月27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的《字林西報》，謂：「聞本月初二日，皇上曾密詔康有為作速出都，此間怨家太多，不宜久處」。
至於康有為，在旅日期間也多次談到「奉詔求救」，如《戊戌八月國變記事四首》的第三首謂：「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第四首謂：「南宮慚奉詔，北闕入無軍。」康有為去世後，《康南海先生墨跡》印行，中有「密詔」兩道，但它是抄件。
如今看到的光緒皇帝「密詔」，來源不一：一是楊銳之子楊慶昶繳呈的第一詔，即《光緒大事彙編》卷九所載;二是報刊上登出的兩道「密詔」全文，如《新聞報》《字林西報》《台灣日日新報》;三是羅惇曧之由王式通、趙熙「錄以見示」的;四是康有為、梁啟超記述的，如《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奉詔求救文》《致英國駐華公使照會》《戊戌政變記》《康南海先生墨跡》。
在這四類中，羅惇曧所錄第一詔來自楊慶昶所繳呈，文字稍異(見後)。第二詔或據報刊傳抄。至於報章所載，最早刊登的《新聞報》，前有康有為的信件，日本外務省檔案和《台灣日日新報》也是附在康有為《奉詔求救文》之後。那麼，兩道「密詔」的來源，實際是兩個：一是楊銳之子，一是康、梁。前者只有一道，後者則有兩諭。
這兩道「密詔」，第一道由楊銳之子繳呈都察院，趙炳麟據以錄入，這時慈禧、光緒剛死不久，在他的呈文中，述及手詔「令其珍藏」及楊銳「復奏大綱」經過，自有根據，趙炳麟據以錄出，當為可信。兩詔全文之用中文刊出，則最早為1898年10月19日的《新聞報》。這樣，要探索「密詔」的真偽及其演變，就得首輯趙炳麟所錄和《新聞報》刊出的「密詔」。
先論第一詔
詔文據趙炳麟所錄為：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這就是楊銳之子楊慶昶繳呈的第一詔。
第一次密詔的另一個來源，是據《新聞報》1898年10月19日《國事續聞》二十六所載則為：
朕維時局艱維，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楊慶昶所繳「密詔」(下簡稱「楊本」)既有源由，語氣亦合;而出自康、梁的「密詔」(下簡稱「康本」)，則與之不同。主要差異是：
第一，「楊本」是「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感到自己「權力實有未足」，希望改變舊法，「而又不致有拂聖意」，從而頒詔，囑「妥速籌商」的，詞意婉轉，內容近實;而「康本」則一開始就從「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著眼。「楊本」只說如果「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則「朕位且不能保」;「康本」則作「今朕位幾不保」，語氣大有差別。
梁啟超，光緒帝和康有為第二，「楊本」作「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而《康本》初刊時作「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查「密詔」交楊銳傳出，諭中「爾」應指楊銳，不應再加「楊銳」之名，下面為林旭、劉光第、譚嗣同三人，則傳諭軍機四卿，原無康有為之名。「康本」在《新聞報》初刊時，「爾」作「汝」，說是「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云云，變成「密詔」是交給康有為的了，後來且寫「汝康有為……」，把康有為的名字都寫上去了，顯然，這是中經竄改。
照此說來，「楊本」和「康本」的不同在於：「楊本」只說變法危機，囑軍機四卿想出既能「轉危為安」，又不「有拂聖意」的「良策」;而「康本」則明言「朕位幾不保」，囑「設法相救」(「設法相救」四字，即為「楊本」所無)。「楊本」的「爾」指楊銳，諭交四卿;「康本」的「汝」指康有為，後來且徑添康有為名。顯然，「楊本」是真詔，而「康本」則經改竄。後者不是一般的傳抄錯誤，而是另繕重寫;不是稍有增刪，而是改易諭意。關鍵之處是添加了「設法相救」和把「密詔」說成是寫給康有為的。
再說第二詔
至於光緒皇帝的第二次「密詔」，在《新聞報》最早刊出時作：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朕有厚望焉。特諭。
第二道「密詔」是給康有為的，與第一詔之另有楊慶昶繳呈之本不同。它既乏原件，又只有康有為一個來源，無法判定「真詔」。
照此說來，兩道「密詔」，均有改竄，其關鍵之處，除表示寫給康有為外，是在「設法相救」、「出外國求救」，而第二詔之加上「國求救」三字，作為「奉詔出外國求救」的張本的。
由於康有為將「密詔」改竄，王照又稱其為「偽作」，引起了人們的懷疑，甚至懷疑光緒曾否有此詔書，而予根本否定。我認為，這還得具體分析。
第一，光緒皇帝是曾經發下兩道「密詔」的，第一通「密詔」交由楊銳帶出，宣統元年，楊銳之子繳呈都察院，說明確有其事。「密詔」首言「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明諭飭其迅速離京，「密詔」再予慰勉，合乎情理。再查《諭折匯存》：「八月初二日，召見軍機及袁世凱、成勳、周蓮、陳春瀛、林旭。」與《康南海自編年譜》「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詔來」，梁啟超：《南海先生詩集，明夷閣詩集》下「按語」：「第二次乃八月初二日，由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林旭傳出者」相合。即袁世凱在八月初三日見譚嗣同持來墨筆所書「密詔」，也說「彷彿亦上之口氣」，知「密詔」是確實有的。
第二，王照稱之為「偽作」，但他並未說沒有「密詔」。政變發生，王照和康有為、梁啟超同往日本，在他和犬養毅的筆談中，就承認有「密詔」，他說：
皇上本無與太后不兩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諸逆賊殺軍機四卿以滅口，而太后與皇上遂終古不能復合。今雖欲表明皇上密詔之實語，而無證矣。惟袁世凱亦曾見之，而軍機之家屬亦必有能證者。然榮祿、剛毅譖皇上以擁太后，此時無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證，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
這件筆談，甚為重要，他不但說明確有「密詔」，還說「諸逆賊殺軍機四卿以滅口」。他提到的袁世凱、四卿家屬「必有能證者」也有根據。袁世凱《戊戌日記》即有記載，楊銳家屬又持以繳呈，可見王照是承認光緒發過密詔的。
康有為將第一詔改為寫給他自己，無非表示他奉有衣帶之詔，是「奉詔」，是能代表光緒旨意的;至於加上「設法相救」、「出外國求救」，又是他為政變後流亡海外、保皇復闢作輿論準備，表示他是「奉詔求救」。
康有為最早在報紙登出「密詔」時，就有了「奉詔求救」的設想。當時，他曾分函中、西各報，要求「遍告天下」。中文報中，《新聞報》說是「本館雖用華文，本系西報，故將原函不易一字，並所抄之密諭二道照錄於後」。康有為的原信是：
善長大人足下：天禍中國，際此奇變，呂、武臨朝，八月五日遂有幽廢之事，天地反覆，日月失明，天下人民，同心共憤。皇上英明神武，奮發自強，一切新法次第發行，凡我臣庶，額手歡躍。偽臨朝貪淫昏亂，忌皇上之明斷，彼將不得肆其昏淫，而一二守舊奸民復環跪泣訴，請其復出(以革懷塔布之故，此事皆榮與懷贊成之者)。天地晦冥，卒致幽廢。偽詔征醫，勢將下毒。今實存亡未卜，誠人神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偽臨朝毒我顯後，鴆我毅後，憂憤而死我穆宗，今又幽廢我皇上，罪大惡極，莫過於此。僕與林、楊、譚、劉四君同受衣帶之詔，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今將密詔呈上，乞登之報中佈告天下(中文報不能登，西文報亦可)。皇上上繼文宗，帝者之義，以嫡母為母，不以庶母為母，偽臨朝在同治則為生母，在皇上則先帝之遺妾。再《春秋》之義，文姜淫亂，不與莊公之念母，生母尚不能念，況以昏亂之宮妾而廢神明之天下哉！若更能將此義登之報中(中西文皆可)，遍告天下，則燕雲三十六州，未必遂無一壯士也。專候近妥。弟某叩首。
信中稱慈禧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罪大惡極」，提出「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國求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