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了晚期癌症之後，社會機構剛開始的時候頒發給我一本百分之百殘疾者證書，幾年後評定我為終身百分之六十殘疾者，無論是百分之百還是百分之六十殘疾，都意味著我可以享受社會救濟和優待，我是不是該心安理得地拿著社會救濟輕鬆度日呢？我的生命該怎樣前行？
拿社會救濟與向國家交稅
我拿著德國護照，但我永遠也學不會像一些德國人那樣理所當然、心安理得地拿社會救濟。在德國，領社會救濟的人橫一把椅子在勞動局的辦公室裡坐著，憤世嫉俗地指責政府不能創造出更多的工作位置，而且政府應該為國民創造出好的工作位置，清潔工、垃圾工當然是波蘭人、南斯拉夫人幹的職業，勞動局的工作人員必須耐心地聽他們抱怨，小心翼翼地安慰他們。
芭比年輕貌美，她28歲完成了大學學業，剛工作了兩年，30歲的時候，她出了一場車禍，後遺症是雙腿走路時不受控制，雙手神經質般地顫抖不止，因為雙手抖個不停，頭腦的注意力也不可能集中。她父母的朋友是位音樂學院的校長，送了芭比一把手風琴，建議芭比去學學音樂，說練習彈琴的時候，也許能克服雙手的顫抖，還能幫助大腦集中注意力，芭比的醫療保險為她支付學習費用。於是，芭比開始嘗試學習拉手風琴，在她拉了6年以後，她的雙手基本不顫抖了，注意力也能集中了。音樂讓她的氣質更佳，她獲得了愛情，結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儀表堂堂而且收入不錯的銀行主管。如今，12年過去了，芭比幸福地生活著，把家裡料理得溫馨舒適。為了過溫馨高雅的日子，她決定不再工作，而甘願被評為百分之百的殘疾。芭比熱愛藝術，因為她是百分之百的殘疾，她出入美術館看展覽、出入音樂廳聽音樂會都會獲得優惠門票，而她的丈夫作為她這位百分之百等級殘疾者的陪同人員則獲得免票。芭比的手風琴拉得很不錯了，她也完全可以勝任一些工作，但是她不再願意工作了，她願意就這樣一輩子成為幸福的百分之百等級的殘疾者。
每次我在美術館或者音樂廳裡碰到芭比夫婦，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羨慕他們還是不滿意自己，但是我內心深處也沒有因為自己成功而有驕傲的感覺。
一隻腳曾經踏入死亡之門，我更不能接受為了職業和收入去幹自己覺得單調、無聊、不能施展的工作。為了干自己喜歡的事，必須有創意、堅定，並有一定的運氣，我堅守了自己的文化業務。在做化療的時候，我掛著24小時化療的藥水瓶子跑律師和公證處，註冊了一個小小的文化公司，我沒有拿過一分錢社會救濟，反而為德國社會創造了工作崗位。在高失業率的德國，創造一個工作崗位意味著什麼呢？當我小小的文化公司向德國的勞動局送發一份招聘時，我會馬上獲得勞動局詳細的咨詢，獲得幾十份、甚至上百份的求職申請資料，我想起吉姆找工作時投求職資料的情景……我從自己獲得的那些求職資料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詳盡的學歷、工作經歷描述、證書、質量不錯的文件夾子……可以說，我面對的求職者以及工作中接觸的人都是在德國被定義為「超質量」的人。德國社會發明了「超質量」這個詞，特別定義那些獲得了很高學位，但是得不到社會使用的人，比如博士，某單位確實有一個工作崗位，出於薪水要求等各方面的考慮，只聘用了一位碩士甚至一位本科生，那麼這時，這位失業的博士就可以算作是「超質量」的人。我在德國對那些「超質量」的人失業的精神痛苦感同身受。溫飽之苦與精神之苦，孰重孰輕？
開辦一家公司，提供一個工作崗位意味著什麼呢？我只有一家很小的文化公司，對此我只有相應的很小的體會，但是這種體會很直接。公司有會計、有稅務師，每個季度、每年我都要在一堆報表上簽字，搞清楚各種稅對我來說不是難事，但是每次聽德語的內容我都很頭疼，儘管我的德國會計和稅務師都很友好、很有耐心。我知道，一個公司就是要給國家交各種稅，公司先給國家交稅，剩下的錢才能給老闆自己和員工發工資，員工的工資先要被國家扣除了所得稅等之後才能到達員工的手上。
不管怎麼說，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向國家交稅的小老闆，自己工作的時間越長、越辛苦，壓力越大，我越能體會到吉姆的愛，我知道自己的博士學位、自己德語博士論文的發表、自己中文專著的出版都是吉姆當年用愛、用他向國家納完稅之後的工資來支持的，而且吉姆從來沒有因此把我當成一個沒有收入就必須做所有家務、伺候丈夫的家庭主婦。他對我的學業給予過尊重，有過自豪與關懷。當然，我因為沒有生活的壓力曾經也做了勤儉持家的妻子，但是時隔多年，我不能停止對自己的審問和批判。其實在吉姆面臨失業壓力的時候，沒有給他足夠的理解和支持的是我自己，原因至少有兩條：一是我自己當時還沒有經歷過工作的辛苦，還不知掙錢的不易；二是我太自大了，沒有足夠的寬容，我覺得自己能力很強，我在骨子裡的最深處沒有接受吉姆，尋思他為什麼連個工作位置都不能輕鬆保住。我還不想把自己缺少寬容這一點歸於我沒有宗教信仰，不過我去教堂的次數增多了。
也可能正是由於擁有過吉姆的那份愛，因為自己愛過而且還有愛，我成了一個不放棄的人。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直接的納稅人，我依然不能放棄自己的研究，我繼續寫文章、翻譯書、寫書。
大學的時候，我讀過愛因斯坦在普朗克生日會上的演講文章《探索的動機》，印象很深。愛因斯坦講到，在科學的廟堂裡有許多房舍，住在裡面的人各式各樣，而引導他們到那裡去的動機也各不相同。有許多人愛好科學，是因為科學給了他們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學是他們自己的特殊娛樂，他們在這種娛樂中尋求生動活潑的經驗和對他們自己雄心壯志的滿足。在科學的廟堂裡，還有許多人之所以把他們的腦力產物奉獻在祭壇上，為的是純粹功利的目的。愛因斯坦說，如果有一天上帝派來一位天使，天使會將以上兩種人驅逐出去，儘管這兩種人中有許多卓越的人物，他們對建築科學廟堂有過很大的也許是主要的貢獻，在許多情況下，天使也會覺得難以作出決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廟堂裡只有被驅逐的那兩種人，那麼這座廟堂就不會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能稱其為森林一樣。因為，對於這些人來說，只要有機會，人類活動的任何領域都會去幹，他們最終會成為工程師、官吏、商人還是科學家，完全取決於環境。
在愛因斯坦看來，哪些人是為天使所真正寵愛的人呢？
他們大多數是相當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獨的人，儘管有這些共同特點，他們又彼此不一樣，不像被趕走的那些人那麼彼此相似。究竟是什麼把他們引到這座廟堂裡來的呢？這是一個難題，不能籠統地用一句話來回答。首先，愛因斯坦同意叔本華所說的，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是要擺脫人們自己反覆無常的慾望的桎梏。一個有修養的人總是渴望逃避個人生活，希望進入客觀知覺和思維的世界，這種願望好比城市裡的人渴望逃避喧囂擁擠的環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靜的生活，在那裡透過清寂而純潔的空氣，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於那似乎是為永恆而設計的寧靜景色。
在愛因斯坦看來，叔本華描述了科學探索的消極動機，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積極的動機。人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於是，他就試圖用他的這種世界體系來代替經驗的世界，並來征服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辨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他們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去做。這些人把世界體系及其構成作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點，以便由此找到他在個人經驗的狹小範圍裡所不能找到的寧靜和安定。
為什麼我幾乎長篇累牘地抄寫了愛因斯坦的這段文字，翻來覆去地琢磨這段文字，這是因為我在患晚期癌症後，在作為文化公司的小老闆自己養活自己和家庭的同時，我還進行著撰寫、研究與翻譯工作，出版了中文、德文近百萬字，我也近百遍甚至近千遍地對照愛因斯坦的分類，自問過探索的動機，卻沒有給自己的動機找到一個單純確切的答案。
活著是什麼？怎樣活著？
世界上的人活得很不同，活得天差地別嗎？
活著是什麼？
怎樣活著？
以上這些問題在25歲出國留學之前我沒有認真想過。
從我5歲記事開始，爸爸媽媽作為雙職工的工資都是每月45元人民幣，兩個人的工資合起來每個月能買150斤豬肉。後來父母漲過一次工資，到我離開家鄉去北京上大學時，兩個人的工資合起來每個月能買200斤豬肉了。後來我出國了，父母退休了，他們告訴我，他們的退休工資合起來每個月還是能買200斤豬肉。小時候，隔壁鄰居多是父母國有大單位裡的同事，日子過得都差不多，很多人家裡有台縫紉機，有一輛或者兩輛自行車，後來有的人手腕上戴上了亮閃閃的手錶，而買手錶的錢都是省下來的，那些人家的孩子們早上吃的是用醬油泡的前一天的剩米飯，然後上學。我家也有一台縫紉機，逢年過節爸爸裁、媽媽縫，我有新衣服穿，但是我家沒有自行車，父母每天走路上班，上班前媽媽每天早上給我吃泥鰍湯麵或者雞蛋湯麵，然後我再去上學。我的父母手腕上沒有亮閃閃的手錶，但是家裡買了一台留聲機，不僅亮閃閃的，還能放唱片，孩子們都圍到我家來聽音樂。我考上了名牌大學，父母為我買了一塊手錶，我成了家裡第一個戴手錶的人。到了北京，我的大學同學都穿得差不多，用的也差不多……我上了大學又上研究生，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拿國家每月幾十元的獎學金，我覺得同學們過的日子也都差不多。
從我到達德國留學開始，我曾經讀到和看到的西方生活慢慢變成了生活中的真實，我才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差別。
教德語的美麗和氣的女老師，一天換一身衣服、一天換一套首飾，每天都是一道風景線。我天天換襯衣，但是外套永遠都只有一件牛仔服。
我在高速公路上攔車旅遊，好幾次都坐上了豪車，車速開到220，車身穩如磐石。開車的人鎮定自若，示意我車速極限可以開到260.
過聖誕節，教授家裡請客，一棟小別墅，客廳裡的吊燈和凡爾賽宮裡的吊燈當時在我的眼裡只有大小的區別。
而剛到德國的我，是屬於馬路邊撿東西活著的人。
學生宿舍的自行車棚裡經常有被丟下不能騎的自行車，熱心的男生弄來兩三輛，拆東補西就幫我組合成一輛還能騎的車。
德國人的舊傢俱只能在規定的日子扔到街上，會有車來運走，在這些規定的日子裡，我騎著自行車沿街挑選，沒有費多少工夫，我撿到一台17寸的彩色電視機。回到宿舍插上電源就能看，就是有些舊了。
初到德國的我發現了不同的生活，但是作為學生，我對此的感受不可能很深，因為我很快就勤奮地打工掙錢了，我在學生中不是最窮的。後來我又和吉姆談戀愛了，吉姆有收入，家庭又不錯，我很快進入了一個衣、食、玩不愁的生活狀態，對別的生活狀態的感受又淡漠了。
我是中國著名大學出來的浪漫女孩，在大學裡接受的是理想教育、學業教育，但是沒有接受職業教育。我大學畢業了將接受國家分配，我無法選擇工作，工作來選我。好在我考上了自己喜歡的專業的研究生。畢業後在中國，我只在外文雜誌社工作過一年，一周開一次會，一個月組一篇稿，一年出一個廣告專刊，靠自己拉廣告掙到了比一般人多10倍的工資，用這個錢買了國際機票我就出國了。出國後，我打工，深夜蹦迪，高速公路攔車旅遊，期待西方王子出現，有浪漫的愛情……後來我和吉姆結婚了，吉姆從小就受到職業教育，他會英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7種語言，他讀小說都讀原文，他還寫過小說，但是上大學時，他既不學文學，也不學語言，他學土木工程了，為什麼？為了職業。吉姆所受的教育是，人首先應該有一份職業。我拿到了博士學位，仍然沒有工作，我也不急於找工作，我應中國的邀請開始撰寫一部學術專著，中國給的稿費，換算成馬克正好夠我回國交稿來回一次的機票，我夢想在德國建立一個中德文化比較研究所，不上班而做白日夢。吉姆說，梅啊梅，你學我的土木工程就有班上，你學了藝術，藝術教育專業連德國人大部分都沒有班上，你去哪兒上班呢？
在德國，藝術史以及和藝術相關的很多專業被稱之為「失業專業」，畢業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更何況我是中國人。與藝術相關的專業在德國又被稱之為「富有太太專業」，因為很多女士學這些專業是為了變得有修養、有氣質，畢業後成為闊太太是很合適的。本來我也成為準闊太太了，如果沒有經濟危機，如果吉姆的工作崗位不受到衝擊，吉姆對我是否有工作是持無所謂態度的，我出版了中文專著，吉姆也很自豪。其實，我回國交書稿是吉姆掏的路費，我自己的稿費用來孝敬我的父母了。因為出國前我研究生畢業第一個月的工資給父母買了彩電，出國後我反而沒有孝敬父母了，我心裡很慚愧。後來經濟危機出現了，吉姆受了刺激，他從小在優越的條件下長大，完全不知怎樣面對危機，面對可能的失業，如果失業了他只夠一個人去世界旅遊的錢，他覺得帶不動我了，養不活我了，我和吉姆分手了。我也受刺激了，不工作就沒法活了，我必須工作了。
在和吉姆分居以後，我不再寫專著，我放棄了創立一個中德比較文化研究所的夢想，也不再做被養著的家庭主婦，我在柏林四處找工作。很快，我在德國一家做國際培訓的公司找到了工作，這是我在德國的第一份工作，收入不低。但是我不滿足於這份工作，我攢足了路費就想回中國，腦子裡都是與中國和藝術相關的創意。我利用休假在國內講學，立即有國內的同行請我做美術展覽，展覽完了照例要在歐洲轉轉、看看，這些業務我剛開始還和德國公司一起做，我拿工資，業務算公司的。沒過多久，我自立了，不僅做展覽，還創立了我夢想的中德藝術節。
事業揚帆起航，但是一切的重擔也壓在我肩上。
患了晚期癌症，動過大手術後的我怎麼辦呢？
工作、工作、工作，我在癌症的手術台上還想著工作，我是工作狂嗎？不是。我是中國培養的工作模範嗎？也不是。那我怎麼簡直死到臨頭還想著工作？因為我喜歡我的工作，我還必須工作，因為我不工作就不會有收入，兩個原因加在一起，工作的動力是雙倍的，動力之大讓我忘記了癌症與死亡，也走過了當初雲和妹妹給我造成的痛苦。
吉姆和我結婚後，我沒有像德國習俗一樣隨夫姓，而是像新中國習俗一樣保留了自己的姓名。我在德國辦事的時候，如果提到丈夫的姓「好房子」，對方就會親切地稱呼我為「好房子夫人」。我剛開始不適應自己是「好房子夫人」，但是時間長了，我試著適應德國人稱呼我為「好房子夫人」，並試著在電話裡直接通報自己是「好房子夫人」。我發現，尤其是在電話裡，德國人稱呼我「好房子夫人」，聲音就非常友好，非常親切，少去很多陌生感。
當我離開了德國丈夫，要以自己的中國名字來面對所有的一切時，真的很難，我感到這個國家和我的距離又拉大了。
離開了德國丈夫，生了一個中國人的兒子，患了晚期癌症，動了三次大手術，這些成了我的命運。命運並不改變人生的責任，除非你放棄承擔，責任很多時候會使人疲憊，我捨不得死，渴望活下去，除了承擔責任之外。想活的最原始動力是我還有自己的夢想。
做人的另一些東西，我卻是不需要詢問動機不需要尋找答案的。
我16歲上大學後就沒有和父母一起好好生活過，出國後就沒有和父母一塊兒好好過過年。年輕的時候，對這一切好像也不在意。沒有想到人到中年，我慢慢開始在意起這些。12年前，父母從國內飛到德國照顧我，正是病魔給我送來了和父母的團聚，讓我重歸父母的懷抱。正是父母在德國照顧我的時候，老家傳來了父母終於能分得並購買新房的消息。這些年，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父母終於能夠買新房了，我能幫忙了，我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在德國準備首付買房子的錢先為父母買了最大的房子。十多年過去了，最大的幸運是父母依然雙雙健在。我的父母年紀大了，在中國大型國有企業辛苦了一輩子，我要讓父母過無憂而快樂的晚年，不能讓白髮人送黑髮人就是我掙扎要活下去的動力之一。我總記得和吉姆結婚的時候沒有捨得讓父母去歐洲的事，我希望自己的父母因為有我這個女兒，也能像我在德國看到的滿車滿車退休的老人一樣，經常到處旅遊，遊遍全中國，也看看歐洲，看看世界。
不能讓才一歲多的兒子沒有母親，這是我當時想活下來的最強大動力。十多年過去了，我帶兒子回中國上完了小學，讓他打下了中文和中國文化的根基，又把兒子送回了德國，上愛因斯坦曾經上過的中學，他快要畢業了。
人生有時候像場考試。
十多年過去了，我在北京和柏林各有一個家，像候鳥一樣工作。
做過十多個美術展覽，出版過十多本畫冊。
做過100場音樂會。
翻譯出版過兩本專業書。
出版了兩本小說。
做了16屆每屆規模為近千人參加的中德青少年藝術節，中央電視台對此報道過兩次，德國電視台報道過三次。
36歲本命年患晚期癌症，命運還讓我成了單親母親。十多年過去了，當我百易其稿，交出這本書的時候，我感覺有點像完成了一場人生的考試，但絕對不是「終考」，而只是「中考」，我交出了一份人生的「中考答卷」。
我很難說自己對這份答卷是否滿意，但是我很清楚，今後的人生會有新的內容。我深深愛著中國和德國這兩個國家，深深愛著生命，我開始徒步行走德國的父親河——萊茵河，開始徒步行走中國的母親河——黃河，希望生命在這兩條河流加起來的雙倍的養分中獲得滋養，希望交出一份更好的人生終考答卷。
感恩寫作，它真的具有療傷的作用。當我完成這本書，尤其是這本書又慢慢獲得迴響獲得認可的時候，我發現書中的過去就離我遠去了。
天空已重放異彩。
生命之島依然寬闊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