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節的前一天，下雪了，直到春天雪才停。劍橋的整個冬天都白雪皚皚，人行道上堆出了一道道消融不了的雪牆。我走在雪中，想著雪在文學中的象徵意義，我之前對此不以為然。可是，在那一年，我感覺，自然在試著淨化人類的惡行，覆蓋那血跡斑斑的地球，讓它安息。
也許，並沒有哪一年比其他年份更糟；一年十二個月中，有多少傷痕纍纍的肉體，就有多少鮮血在暴力之下匯入土壤。很難統計暴力致死的數據。怎樣才算是謀殺呢？人們因為政府和企業的政策而餓死，這算是謀殺嗎？自然本身也會帶來殺戮，正因如此，人類才有了主宰自然的想法，這似乎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了。沒人相信解藥可能比疾病本身還糟。或許確實不是。細菌侵入，損害人體，也算是謀殺。我想一切死亡都是暴力導致的死亡吧。按照這個邏輯思考下去，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一九六八年給人的感覺，仍然比其他年份糟糕。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個抽搐著的龐大身軀裡的細胞，那身軀被無數子彈擊中，橫躺在地上，而馬丁·路德·金、肯尼迪和「美萊村大屠殺」那些無名的受害者，正是死於這些子彈。負罪感折磨著我們，因為殺人犯正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受害者也是我們中的一員。當然，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受害者的身體在尖叫，像鐵水流過大腦、胸腔和肚子，滾燙、灼熱、痛苦向每個感官蔓延，緩緩地翻轉、下落，一枚射入身體的小小子彈，就能讓一切都成空。殺人者——那個緊張的男孩，用顫抖的手指扣動扳機，他的同謀，腋窩被汗水浸濕，收了錢的殺手則流露出毫無顧忌的眼神，那個自認將世界從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和阿爾比派[28]中拯救出來的人，繃緊了脊背。每個人都會是加害者或受害者。一九六八年，像一個動作緩慢的殺手，跨越了一年，跨越了大陸；像是一張照片，捕捉到了一次永恆的墜落。
人皆有一死，一切死亡都源自暴力，它摧毀了生活固有的狀態。那麼，那一年為什麼如此可怕呢？馬丁·路德·金、肯尼迪或某個村莊的村民就比比夫拉的餓殍或底特律的受害者[29]更重要嗎？或許，我只是在玩一個智力遊戲，根據日曆隨便編造一兩個年份，說這是最糟的兩年，它們因而有了特殊的意義，逐漸不再那麼可怕，甚至成為值得紀念的日子。人類喜歡想方設法感謝苦難，他們將跌倒視為幸運，將死亡看作重生。我覺得這種看法也不錯，如果無論如何你都要遭受苦難，倒不如感謝它。但有時我會想，如果我們沒有去期待苦難，那我們也不會經歷這麼多的苦難了。
我的思緒繼續飄遠。我看到了那一年和接下來一年暴力的徵兆，卻不是簡單感知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切行為都可以只是象徵符號，可只有死亡那一刻是真實的，這令我感到害怕。好像舞台上用來刺殺凱撒的道具匕首，在碰到真正的血肉時漸漸變成了真的，好像米達斯[30]金手指的怪誕變體——這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傳奇。
有的人鬥牛，有的人做彌撒，有的人搞藝術，為了將死亡儀式化，為了將死亡轉變為重生，或者至少是為了讓它有意義。可我害怕的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將一切變為死亡的儀式。人們斥責媒體編造事件——用他們的話說是扭曲事實。許多事件只是為了被傳播而策劃的：遊行、靜坐罷工以及人們把自己綁在柵欄上。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一次主動策劃的遊行總好過圍攻，象徵性的抗議比真正的轟炸強。你仔細想一想，其實媒體事件每天都在發生。那些壯觀的場面、莊重的儀式和不絕於耳的喇叭聲，那些穿著皮草、天鵝絨外套，戴著珠寶首飾的政府官員以及神職人員都參與其中，獎章宣告了地位，戒指用來索吻，權杖要你臣服，這些都算是我們如今所謂的公關事件。只是，這些事件的受益者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吸引的卻是那些無權無勢的人的注意力。我想，這才是問題所在。誰能比亨利四世更瞭解「公關」這一行為呢？為了向卡諾薩的教皇格利戈裡悔罪，他能赤腳在雪地裡走上幾公里。[31]
然而，哪些事件只是象徵，哪些事件是真實發生的呢？你相信馬丁·路德·金是被聯邦調查局、被那些想要殉道的黑人激進分子，還是被那些信奉撒旦的蠢貨殺死的？象徵意義會根據你所相信的東西改變，而死亡是不會改變的。博比·肯尼迪曾經同情那些以色列人；美萊村民可能救助過北方的士兵。但這些推測和已然發生的事無關。在這些案件中，被謀殺的只是一個形象，而死去的人才是真實的。那些年的所有運動都遵循著同樣的規律：從伯克利到芝加哥，那些被我們拳打腳踢的蓬頭垢面的怪人和癮君子；從加利福尼亞到芝加哥，再到亞拉巴馬，再到阿提卡，那些被我們用石頭砸、用槍射擊的「懶惰的」黑人；那些被我們用機關鎗掃射、用汽油炸彈轟炸的斜眼[32]越共，都在說他們並非我們認為的那樣，都在說，殺戮導致仇恨，如果我們殺害他們，他們就真的會變成我們所認為的那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尼克鬆去麥迪遜大道[33]買了一個新形象。如果把這些事件都當作媒體事件來看，或許那些死者還活著。
那麼，存在於肌肉、骨骼、血液和肉體之外的真實自我，究竟是什麼呢？外在形象可以內化，可以塑造言論、視野和行為。如果你一輩子都是服務員，你站著的時候身體可能會習慣性向前傾。但肉身和自我也可以分離，伽利略因而沒有被燒死。況且肉身也不是固定的，它會因年齡增長、體重變化、事故、鼻子整形、染髮和彩色隱形眼鏡而改變。
我看見，我們赤身裸體地坐著，圍成一個大圈，我們顫抖著，抬頭看著天色漸暗、星星閃現。這時，有人開始講故事，說他看到星星上有一個圖案。然後，又有人講起了颶風眼和老虎眼睛的故事。那些故事、那些形象都變成了真的，我們寧願自相殘殺，也不願改變故事中的任意一個詞。可過了一會兒，又有人看到，或自稱看到了另一顆星星，她說那星星在北邊，它的圖案會變化，而且它還會帶來災難。於是人們怒髮衝冠，開始把怒氣轉向那個發現它的人，將她亂棒打死。然後，他們又喃喃自語著坐了回去。他們開始抽煙。他們將視線從北方移開，不希望別人以為自己在尋找那個大逆不道者幻覺中的景象。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忠實的信徒，他們故意直視北方，看都不看一眼她所指的東西。那些深謀遠慮的人聚集在一起，竊竊私語。他們知道，如果人們接受另一顆星星存在的事實，所有的故事都得改寫。於是，他們滿腹猜疑地去尋找那些可能偷偷轉過頭去尋找另一顆星星的人。他們發現了幾個他們以為在偷看的人，不顧他們的抗議，將他們處死。必須斬草除根。可長者們還得繼續看啊，由於他們一直看著，其他人開始相信那裡真的有什麼東西，於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轉身，時間一久，每個人都看到了，或是想像自己看到了，甚至沒看到的也說自己看到了。
於是，地球感覺受了傷，而大自然母親也在寶座上，通過她的「作品」發出歎息，顯露出災難的跡象。一切都完了。所有的故事都得改寫，整個世界都在發抖。人們歎息、哭泣，感慨在過去的黃金年代裡，也就是人們還相信那些古老故事的時候，生活是多麼快樂、平靜。其實，除了那些故事本身，什麼也沒有改變。
我想，那些故事就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是讓我們區別於獅子、公牛和那些岩石上的蝸牛的東西。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想與那些蝸牛區別開來。基本的人類行為，就是呈現、創造或發明一個謊言。比如，我所在的這個世界一角流行的說法是：人可以沒有痛苦地生活。他們摘掉鼻環，無視心結，拔除白髮，修補壞牙，摘除病變的器官。他們還試圖消除飢餓和無知，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他們執著地研發著沒有核的桃子、不帶刺的玫瑰。
真的有不帶刺的玫瑰嗎？對此，我也很困惑，一部分的我認為玫瑰要是不帶刺就太好了，而另一部分的我卻又緊緊握著它的刺，哪怕掌心還在滴血。而完整的我認為，若沒有飢餓和無知該多好——可或許無知也是一種智慧。我也不想沉溺於痛苦，因為會難以自拔。也許世上一切清醒的痛苦，都已隨雪化去，被雨沖走，隨風而去了，否則，世界如何去承受它身上滿目的瘡痍？我們已經忘記了巴黎保衛戰[34]、阿爾比派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古老故事。如今，燕尾旗，那些裝飾華麗、傲氣十足的馬，還有貂皮和天鵝絨都已成為新的神話故事。
重點是，如果只有確定的東西是真實的——如莎士比亞所認為的那樣，那麼就只有死亡才是真實的了，剩下的都是想像，是短暫的、易變的。就連我們的故事也是這樣，儘管它們留存得比我們長久。既然除了死亡，一切都是謊言，都是虛構的，那麼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去死呢？
兩邊的人都說，回到一九六八年的願望就值得我們為它去死，儘管那些聲音最大的人幾乎都不是會去死的人。有一天，在雷曼餐廳，當大家談論「革命」這個話題愈發深入時，米拉大膽地說，革命不怎麼有趣。這時，坐在吊燈下、面前放著芝士漢堡和炸薯條的布蘭德·巴恩斯放下手中的可樂，看著她說：「那好，米拉，等革命爆發時，我會攔著那些革命者，讓他們對你這種唱反調的網開一面。畢竟，我知道你沒有惡意嘛。」他最近才加入了「新左派」組織[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