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聖誕節，米拉回新澤西老家看望父母，卻絲毫不快樂。沃德夫婦上了年紀，處處表現得體。在四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們從沒有穿著睡衣吃過早餐，他們的孩子也沒有過，直到米拉上個聖誕節回去。她不僅穿著睡衣下來了，而且在那裡坐了一兩個小時。他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沃德先生吃飯時也不忘穿襯衫和外套、打領帶，就連週末一整天在院子裡鋤草時也不例外。沃德太太也每次都穿著得體的裙子，戴著首飾。他們看見米拉穿著便褲、毛衫坐在餐桌邊時，都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可是，女兒已經三十九歲了，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年也才回來一次，再數落她顯得不合禮數。於是，他們什麼也沒說，可是他們坐在她身旁，感到很緊張，很不自在。
沃德家有固定的習慣。他們下午四點為晚餐更衣，五點喝茶。他們只喝一種茶——曼哈頓冰茶，所以不理解別人為什麼會喝其他的飲料。晚餐通常是一塊羊排、兩茶匙豌豆配馬鈴薯罐頭，偶爾會有抹著濃蛋黃醬的生菜沙拉，或者烤雞胸肉加兩茶匙罐裝青豆。過節的時候，可能會多一塊烤牛排和煎土豆。甜點照例是兩塊蛋糕，一黑一白，其中一種沃德太太每週都會烤一批，已經做了將近四十年。
他們的房子和食物如出一轍。所有的東西都很有品質——卻很單調，重在耐用，是以一種沃德夫婦所謂的「高品位」的眼光挑選的，他們對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嗤之以鼻。已經褪了色的棕色威爾頓機織絨地毯比淺褐色牆紙的顏色還要深，粗花呢椅套已經用了十八年。他們話裡有話地說，他們的傢俱之所以保養得這麼好，是因為他們不抽煙。米拉在家的時候，他們常故意當著她面把窗戶打開。
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愛米拉。而是因為她不在的時候，他們的家非常乾淨、安靜、整潔，她每次來，他們都得痛苦地忍受她把家裡弄得亂七八糟。當然，她確實很小心了，這點他們得承認。晚上，她會自己倒煙灰缸，自己拿白蘭地和杜松子酒，自己洗杯子。可是，她走後好幾天，原來散發著檸檬味的客廳裡仍殘留著煙味。每天早上，廚房裡都有一股酒精的味道。她的牙刷、梳子和刷子胡亂堆放在洗臉架上，有時水池裡還落滿她的頭髮。他們並沒有抱怨。可她感覺到了他們的難處，他們很難接受在他們看來的那種髒亂的生活，她侵犯了他們那單一的生活方式。
可她還想更進一步地侵犯——她想和他們聊天。但那是不可能的。他們嚴格地遵守著對話原則。他們家有各種層次的禮節。沃德太太的朋友們可能在某個下午過來喝咖啡，低聲告訴她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沃德先生可能去五金店見某個人，聽他講一個可怕的故事。他們還會在床頭私下交流這些嚇人的信息。有時候，有夫婦來訪，當妻子進廚房幫沃德太太準備男士們喝完薑汁和威士忌之後要用的咖啡和蛋糕時，沃德太太也會小聲地把這個故事轉述給她。但這些事絕不能公開討論，也不能當著孩子的面講。米拉現在已經不是孩子了，可以贏得母親的信任，當她們午後坐在客廳裡，聽著沃德先生在地窖裡敲打什麼東西時，沃德太太會告訴她一些自己的小秘密。但那些秘密只能很小聲地說出來，說的時候還得用餘光瞟著地窖的門，米拉明白，這樣的話題稍後便不能提起了。很小的時候，米拉就已經清楚地明白了這些不成文的規矩。她並沒有多想，但她明白，那講的是男人和女人間的事。生活中的一些跡象表明，要麼是因為男人太脆弱，要麼是因為他們不想被打擾，所以女人只在私下裡悄悄說這些事。可她感覺，母親肯定偶爾也會在私底下和父親說起這些事。這在她看來就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禮節遊戲，她想要打破它，想把它擺到檯面上來。
米拉年輕的時候，只能公開談論一些規定了的話題。你可以談論你的孩子，但前提是他們還小，而且不可以說他們的壞話；可以談論如廁訓練；不可以談論高中輟學；絕不可以談在晚上狂歡的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談論自己的房子；可以談錢，但不可以談資金問題；可以談論新水壺的價格；可以談論稅收提高了多少；不可以談論家裡入不敷出。你可以談論你的丈夫或妻子，可也只能說某些方面。可以提他剛加入了高爾夫俱樂部，可以提他剛買了一台割草機，也可以提他升了職，但絕不可以提他剛被查了稅，否則意味著你地位不保。而且，如果你提到他週六晚上在俱樂部裡喝醉了，跟人打架，那麼你會說出這件事帶給人的震驚比這件事本身給人的震驚還要大。有些事可以提一下，但不能說得太詳細。比如，那年夏天，關於亞當斯家的閨女在離家三棟樓開外被強姦的那件事。大家都知道她晚上十點從汽車站步行回家，突然一個男人朝她走過來，然後……你懂的……那可憐的孩子開始尖叫，可是沒人來救她……後來她被送到了醫院，但她看上去並無大礙。歎息聲、嘖嘖聲不絕於耳。這些留白導致大家窮盡一切想像，把這件事想得非常暴力、下流。毫無疑問，對沃德先生和沃德太太的每位朋友來說，「她被襲擊了」這句話包含了許多隱含的內容，那些未說出口的細節，每一個都演變為生動的桃色畫面，盤旋在蒼白的事實後面。
沃德夫婦不喜歡猶太人、有色人種、生很多孩子的天主教、離婚以及其他不同尋常的行為。沃德太太瞧不起愛爾蘭人（他們搭棚子住）、意大利人（邋遢、有大蒜味）、冷漠的英國人（她從沒說過自己和丈夫是否屬於這類人）、德國人（酒鬼和惡霸）、法國人（好色——儘管她一個法國人也不認識）和共產主義者（他們就像面目模糊卻無比可怕的魔鬼）。至於其他人種，則太過陌生，甚至不被認為屬於人類的一員。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們周圍的環境改變了，各種各樣的人搬了進來。於是，好奇又愛社交的沃德太太會停住腳步，跟嬰兒車裡的嬰兒溫聲細語地說話，然後不知不覺又和嬰兒的母親攀談起來。她可以跟別人解釋：「嗯，雖然他們是……但他們人真的不錯。」她甚至還有一個猶太人朋友。
米拉離婚，對他們來說是一次可怕的打擊。他們無法原諒米拉成為第一個讓家族蒙羞的人。儘管他們知道提出離婚的是諾姆，知道米拉曾經是一名模範妻子，可他們仍然深信，妻子的首要職責就是牢牢地抓住自己的丈夫，而米拉失敗了。諾姆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住在那座漂亮的大房子裡，這讓他們很受傷。他們只是偶爾和米拉提一下，可每次提起，眼裡都會有一種悲痛的神情。
「那天我們去巴克斯特家時，路過你以前的家，看見諾姆栽了新的灌木。」他們說。
每次米拉到家，他們都會激動地擁抱她、親吻她。他們會給她做午飯，然後坐在餐桌旁喝咖啡，問她：接下來要去哪裡？路上堵不堵？學業還順利嗎？這對沃德太太來說，又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她一輩子都想不通，為什麼一個中年女人還想回去讀書，每當想起這個問題，她就很難忍受。你現在在幹什麼？口試。噢，是什麼口試呀？噢，那之後呢？你什麼時候才能畢業，重新回到成人世界？論文。噢，當然。論文都寫的什麼？去年他們也問了同樣的問題，而且明年還會再問。
朋友的話題在家裡是可以討論的，於是米拉會和他們講發生在她朋友間的新鮮事。可他們除了瓦爾，誰都記不住，哪怕她經常和他們提起伊索，以及最近在她信裡提過的克拉麗莎和凱拉。似乎在他們看來，瓦爾和她年紀差不多，所以才能被歸為朋友之列，而其他人則只是「年輕學生」。米拉決定給他們講講派對的事。他們聽得雲裡霧裡。沃德太太不明白，那些年輕學生本來就沒多少錢，為什麼還要浪費錢去做這些無聊的事。
「為了好玩啊。」米拉說。可沃德夫婦更不能理解了。
聊天過程中她提到過幾次本，可他們誰也沒問本是誰。
該輪到沃德太太說他們的朋友了。沃德夫婦有許多認識了三十多年或更久的朋友。他們還認識這些人的兒孫、堂表親、叔伯（大多數都已經過世了）、姨嬸。他們知道很多故事。這個人的女兒搬走了，她的丈夫升了職，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去了；那個人死了。誰家生了小孩，誰家的孩子上大學了，還有誰又離婚了——她特意降低了音調，誰的兒子在吸毒——說到這裡，她的聲音更低了。
米拉很震驚，原來就連貝爾維尤也在發生變化。她還記得，小時候父母周圍的世界是多麼清白、純淨。她知道自己不符合那裡的標準，還一直怕自己污染了那裡。當然，當媽媽的朋友們來訪時，她總會被遣回房間。她結婚以後，偶爾回家看望父母時，還記得他們談論起某些老朋友的醜事。比如，據說馬丁森家有人離婚了——可能是哥哥吧。有人提到哈利·克朗凱特時，大家沉默了一陣，最後說，「那件事」已經過去了。可現在，他們在吃飯時談到了離婚，還有毒品。沃德夫婦頻頻搖頭。世界大難臨頭了。米拉想，這是真的，他們的世界真的會這樣，因為像毒品和流產一類的醜事會打破他們那精心打造的社交生活的表面。處處都有生活危機。
可她仍不得不聽著那些陌生人或是其他她沒什麼印象的人的無聊故事。他們的行為沒有動機，也沒有結果，就像核潛艇的零件目錄一樣枯燥乏味。可沃德夫婦樂在其中。偶爾，沃德先生會打斷他妻子的話，「不對，不是亞瑟，是另一個兄弟，是住在克利夫蘭的那一個，唐納德」，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小小地爭論一番。他們不停地說著這些，好像可以說上三天三夜似的。這讓米拉想起了她從伊索那裡借來的色情小說。其中有一個男解說員，基本上每一頁，他都會做愛。其中有一些細節：他和A，B或者C做愛，在火爐前的毛毯上、在鞦韆上、在浴缸裡。可大部分情節都是機械、囉唆的生理行為的描述。
「他們就這樣來激起自己的性慾。除了手淫，他們還希望做愛像舉行儀式一樣。」伊索解釋說。
「那是意淫。」凱拉補充道。
「我還以為你喜歡那樣呢。」米拉說。她還無法說出「意淫」這個詞。
「哦，當發生在別人身上時，的確如此。你知道嗎，當你撞見兩顆心彼此點燃，而且你還能感覺到火花，那種感覺棒極了！但這種情況不同。」
米拉想，如果她對父母說，她覺得他們是在意淫，他們會作何反應。
可她最終只說了一句：「要來杯杜松子酒兌奎寧水嗎？」反正無論說什麼，他們都會嚇一跳。
好消息講完以後，該輪到壞消息了。由於失禮的舉止和資金問題是禁止談論的，所以，唯一可以談論的壞消息就是疾病和死亡。對此，沃德夫婦可謂移動的百科全書。他們知道每個朋友的每種病的每個症狀的每處細節，知道醫生開給每個人的賬單。因為沃德夫婦和他們的朋友已經七十多歲了，所以那是一筆數目可觀的花銷。看病的花銷確實令人驚愕。沃德夫婦被病痛本身和昂貴的花費嚇到了，可除此之外，他們還感到困惑，儘管他們也說不清究竟是什麼令他們困惑。他們憂心忡忡地說：「真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麼了。」
在大蕭條時期，沃德夫婦的大多數朋友都和他們一樣，並不寬裕。他們生活節儉、工作辛苦，快五十歲的時候，因為戰爭日子才好過起來。他們並沒有想到是戰爭帶來了他們優渥的生活，他們對此並無道德負擔。他們都相信科技，相信科技帶來進步。社會主義令他們感到恐懼，在他們看來，就連公費醫療制度也是罪惡的。米拉想，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社會，它恰恰摧毀了那些支撐著它的規則的人。因為連那些人都負擔不了高額的醫療費用，而且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就連還沒生過大病的沃德夫婦，也很難依靠沃德先生的退休金度日。自從認識了本，米拉對政治的那一點兒微弱的興趣漸漸變得濃厚起來，他經常談論政治，可她這次回家才第一次看到政治的實際運用。除了道德方面，這個國家的體制並不支持那些擁護它的民眾，這樣的體制遲早要完蛋。她試著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告訴父母這一點，可他們聽不進去。在他們心中只有兩種概念：資本主義好，高額的醫療費不好，但這兩者之間並沒有聯繫。她最終放棄了。
九點半時，米拉開始感到頭痛了。她盼著十點趕緊到來，那是沃德夫婦看電視新聞的時間，之後他們就會就寢。她已經走神了。明天就是平安夜了，她要買一些小東西，要包禮物，下午，孩子們還要過來。他們會留下過夜，一直待到聖誕節的下午，再去他們父親家。接下來又是一頓聖誕節晚宴，然後要打掃衛生，接下來要談論禮物。之後，她只需再待上一天，就走了，沃德夫婦並不會不高興。她走了以後，他們就可以給家裡通通氣，擦亮盛白蘭地的矮腳杯，把它放回瓷器櫃的最裡面。她暗自想著是不是可以早點兒走。突然，沃德太太不說話了，她當時正在講惠特科姆先生家二堂兄的肝病，米拉沒怎麼聽。
房間裡突然的沉默令米拉抬起了頭。沃德太太正坐在一把直背椅上，旁邊是一盞昏暗的檯燈。母親骨節粗大的手一動不動地、輕輕地握著，放在膝頭。
「我們很快也會死的。」她說。
米拉驚訝地看著她。母親看起來並不老。她髮色灰白，可在她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她是個精力旺盛的女人，可以穿著高跟鞋、戴著耳環在家裡跑來跑去打掃衛生。她的動作比米拉還敏捷。父親動作一直都很遲緩，自從退休，他的身體狀況就大不如前了。他甚至會打破過去的規矩，在晚餐前穿著絨拖鞋。他整天在家裡逛來逛去，找點兒物件修修補補，他堅持認為，有很多東西需要他修補。
她望著他們，他們並不老，至少不比以前更老。他們一直是這麼老，她也記不起他們別的模樣。她曾見過一張母親的照片，那是在她結婚之前照的。那時的她，頭髮烏黑，長得像格洛麗亞·斯旺森[6]，看起來美極了。她一手扶著寬邊帽簷，微笑著，秀髮隨風飄揚。她的眼眸明亮、富有生氣，笑得很燦爛，看上去充滿活力，發自內心地快樂。她也見過父親年輕時的照片。他穿著「一戰」時的軍服，正準備出國作戰。他修長白皙，她想像他的臉頰是紅撲撲的，就像克拉克一樣。他眼裡滿懷希望，看上去靦腆、文弱，就像一個浪漫詩人。
他們後來怎麼了？坐在她面前的，顯然已經不再是那個充滿活力的漂亮姑娘，那對未來滿懷希冀、敏感溫柔的小伙子。此刻，他們不在這間屋子裡，也不在那兩具面目全非的皮囊之中。生活已將他們困在按揭和貸款裡，不是嗎？是不是僅僅生存本身對他們來說已經那麼難，以至於其他一切都成了奢侈品？認為自己還活著就算奇跡的她，是否只是比他們更幸運一些而已？毫無疑問，精神要依賴於肉體的存在，但艱辛的生活並不一定會扼殺所有受難者的心靈。或者，真的是這樣嗎？他們真的過得那麼艱難嗎？還是說問題在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對自己職責的理解，以及對未來的期望？她回憶起他們以往的生活，他們所居住的環境，又覺得他們無可指責。他們沒有更廣闊的生活空間。而現在，令人難以忍受的不只是他們現在的樣子，更因為他們接受不了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她彷彿能聽到瓦爾說，這就是生活的代價。他們被迫為自己的生活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他們曾經想要什麼呢？是穿著卡林頓太太那樣漂亮的繡花衣服、用銀茶壺上茶嗎？那一套銀茶具還用布蓋著放在瓷器櫃裡呢。是提高社會地位嗎？是吧。可那需要一定的目標和一定的方式。他們確實提高了，已經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們現在是貝爾維尤的老居民。卡林頓家的人和他們的朋友很久以前從巴黎、棕櫚灘、薩頓來到這裡，舊的卡林頓宅邸現在是一所私立學校，米勒為老人們重新安了家。
隨著新聞播報員說出「晚安」，她的父母站起來，關了電視，轉身對她道晚安。她也站起來，走上前去擁抱他們，是真正地擁抱他們，而不只是禮節性地貼面親吻。他們吃了一驚，身體稍稍僵硬了一下。父親甜甜地、靦腆地一笑，母親則笑得很爽朗。可最終她只說了一句：「親愛的，別睡太晚了，知道嗎？」父親則說：「你睡覺時得把暖氣關小一點兒，米拉。」他們說完就上樓睡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