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都已人過中年的我和維爾參加在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呼喚眾生》的開幕式，這是沃克·埃文斯三十年代末在紐約市地鐵車站偷拍的人物肖像照的首次展出。
社交專欄的作者喜歡把這種活動說成是「轟動事件」。男人系黑色領帶，與照片的色調相呼應；女人則身著長短不一的鮮艷衣物，長的垂及腳踵，短的可至大腿根。失業的年輕演員端著小小的圓盤送上香檳酒，沒人看那些照片，大家都忙著自娛自樂。
一位年輕的社交界名媛喝得醉醺醺的，跌跌撞撞地追逐一個服務生，差點兒把我撞倒在地。她這種情況不是個別的，在正式的社交聚會中，八點前就喝醉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得可以接受，甚至是時髦的了。
不過，這也許不難理解。五十年代的美國把全球倒拎起來，還把他的零錢全都從口袋裡晃了出來，歐洲成了一個窮親戚——掛滿勳章，卻連塊桌布都沒有。非洲、亞洲和南美那些難以區分的國家才開始像太陽下的火蜥蜴一樣偷偷從我們教室的圍牆外面溜過。沒錯，共產主義者就在圍牆外的什麼地方，不過我們有墳墓裡的喬·麥卡錫1 ，還沒人去月球，俄羅斯人當時也只是在間諜小說裡時隱時現。
所以，我們所有人都喝得多少有些醉了。我們像衛星一樣一頭扎入夜色中，在地球上方三千多米處環遊這個城市，動力是越來越不值錢的外幣和精加工的烈性酒。我們在餐桌上大喊大叫，摟著彼此的丈夫或妻子溜進空房間裡，像希臘諸神一般激情似火，輕率魯莽。早上，我們在六點半準時醒來，頭腦清醒，樂觀向上，準備重新回到我們不銹鋼辦公桌前的位子上把握世界前進的方向。
那天晚上的焦點不是埃文斯這位攝影師。他六十五歲左右，因為不講究吃，人已萎縮，撐不起那套晚禮服，看上去頗像通用汽車公司退休的中層管理人員，一臉愁容，毫不出眾。偶爾有人和他搭上一兩句話，大部分時間他像舞會上最難看的姑娘那樣拘束地站在角落裡。
是的，眾人的目光沒放在埃文斯身上，而是投在一個頭髮稀薄的年輕作家身上，他因為寫了一部自己母親的不忠史而成為眾人的焦點。他被自己的編輯和出版代理人夾在中間，正接受一小群書迷的追捧，看上去像個淘氣的新生兒。
維爾好奇地盯著這群拍馬屁的傢伙。他通過促成一家瑞士連鎖百貨商店和一位美國導彈製造商進行合併，一天就能賺上一萬美元，卻一輩子也想不明白，一個搬弄是非的傢伙為什麼可以引起這麼大的轟動。
總對周圍環境感覺敏銳的出版代理人與我目光相遇，他招手讓我過去，我趕緊揮了一下手以示回應，挽起丈夫的胳膊。
——來吧，親愛的，我說。我們去看看那些照片。
我們走進不那麼擁擠的第二間展廳，開始不緊不慢地繞牆觀看。實際上，在所有的照片裡，只有一兩個地鐵乘客坐在攝影師的正對面。
這是一個表情嚴肅的黑人區居民，留著法式小鬍子，頭戴硬圓頂禮帽，帽子硬邦邦地翹起來。
這位是戴眼鏡的四十歲男人，穿毛領大衣，戴寬邊帽，像極了黑幫團伙的會計。
這兩個單身姑娘是在梅西商場賣化妝品的，肯定有三十歲了。她們知道青春年華已過，面露酸楚，雙眉緊蹙。
這是一個他，那是一個她。
這是一個小伙子，那是一個老人家。
這個衣冠楚楚，那個衣著邋遢。
雖然是二十五年前拍下的，這些照片卻從未公開展出過。埃文斯顯然是擔心侵犯他作品主角的隱私。考慮到這些人是他在地鐵這樣公共的場合拍攝的，這聽起來或許有點奇怪（甚至有點妄自尊大）。但看到牆上一溜兒的臉龐，你就能理解埃文斯的遲疑了。因為，事實上這些照片捕捉到了某種赤裸的人性。這些在思緒裡漫遊、隱匿於通勤的芸芸眾生之中的照片主人公，大多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被訓練有素的相機徑直瞄準，因而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內在的自我。
那些為了生計一天得搭乘兩次地鐵的人，明白那是怎麼回事：剛上車時，你展現出來的人格面具與你和同事及熟人待在一起時是一樣的。你帶著這樣的面具通過旋轉式柵門，穿過滑動門，同車的人們就能看出你是什麼人——自負的還是謹慎的，多情的還是冷漠的，富得流油的還是領固定救濟金的。但你找到一個位子，車子開動了，到了一站又到下一站，一些人下車而另一些人上來，火車像搖籃一樣晃蕩，你精心構建的人格面具開始滑落，在心思開始漫無目的地在你的憂慮與夢想之間遊走時，你的超我溶解開來，或換句話說，它飄移至催眠的狀態中，在那兒，就連憂慮與夢想也退卻了，平和的沉靜瀰漫開來。
這種情況發生在我們所有人身上，問題只在於需要經過多少站。對一些人來說是兩站，對其他人來說是三站。68街，59街，51街，中央火車站。真放鬆啊。在這幾分鐘裡，我們放鬆警惕，目光迷離，在獨處中找到真正的慰藉。
對那些沒有人生經驗的人來說，縱覽這些照片的確愜意。年輕的律師、資淺的銀行家和勇猛的社交女郎經過展廊看到這些照片時，一定在想：真是傑作啊，真是偉大的藝術成就，這至少是人性的面目！
但對在那個時代度過青春年華的我們來說，這些照片裡的人就像鬼魂一樣。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那真是個折磨人的年代。
大蕭條爆發時，我十六歲，剛到很容易受二十年代的浮華奢靡所蒙蔽而被激出諸多夢想與期待的年紀，好像美國爆發大蕭條，只是為了給曼哈頓—個教訓。
大崩盤後，你聽不到人們跳樓時身體撞擊人行道的聲音，但似乎所有人都在齊聲喘氣，然後一片寂靜如雪花般飄落到這個城市。燈光搖曳，樂隊放下樂器，人們悄悄朝門口走去。
沙塵暴從西向東，鋪天蓋地，把俄克拉荷馬的塵土一路刮回42街。它如漫天烏雲席捲而來，降落在報刊亭上，降落在公園的長椅上，如龐貝城的火山灰般籠罩所有人，不管是得福的還是遭咒的。突然，我們有了自己的裘德2 ——衣衫襤褸、一臉憔悴、腳步沉重地沿著小街走過燃燒的油桶，走過一個個橋拱下簡陋的棚屋和廉價的旅館，腳步緩慢但目標堅定，朝內陸加州走去，那裡也一樣貧窮不堪，無可救藥；貧困與無力感，飢餓與絕望，至少在戰爭的徵兆照亮我們的腳步之前是這樣的。
是的，沃克·埃文斯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間用隱蔽的相機拍下的那些人物肖像展現了人性，不過是一種獨特的人性——經過淬煉的那種。
在我們前面幾步遠處，一個年輕姑娘正看得入迷。她不會超過二十二歲，每張照片對她來說似乎都是意外的驚喜——彷彿她正身處城堡的肖像畫廊，所有的面孔都顯得莊重而遙遠。她的皮膚因無知之美而泛起潮紅，令我羨慕不已。
對我來說，這些人物並不遙遠：飽經滄桑的臉龐，得不到回應的凝視，都是那麼熟悉。就像走進另一座城市的一家賓館大堂，客人的衣著和言談舉止都與跟你同城的人如此相似，以至於你注定要碰上某個你不想看到的人。
在某種程度上，事情正是如此。
——是廷克·格雷，我說。這時維爾正朝另一幅畫走去。
他回到我身邊，又看了一眼這幅肖像照。這是個二十八歲的男子，鬍子拉碴，衣服破舊。他瘦了約二十斤，臉髒兮兮的，幾乎血色全無。不過他的雙眼明亮，十分警覺，受過訓練的目光直視前方，雙唇隱現一絲笑意，彷彿是他在研究攝影師，彷彿是他在研究我們。這凝視穿越三十年，穿越相遇的峽谷，看上去如同一次探望，每個細節都像極了他自己。
——廷克·格雷，維爾印象模糊地重複道。我想我的兄弟認識一個叫格雷的銀行家……
——是的，我說。就是他。
維爾此刻更靠近地仔細端詳照片，表現出一種對與他關係疏遠、在不景氣年代落魄的人出於禮貌的興趣，但一定還會提一兩個有關我跟這個男子有多熟的問題。
——不可思議，維爾只說了這麼一句。他的眉頭皺了皺，幾乎察覺不出來。
我和維爾開始見面的那個夏天，我倆都已三十多歲，已經錯過了彼此成年人生中的十來年；但那段時間夠長了，足夠引導和誤導我們的整個人生。如詩人所說，時間夠了，足夠我們謀殺或者創造——或至少，足夠有正當理由對某人扔出一個問題。
但維爾很少回頭算舊賬的習慣是他的一項美德；而對待我過去的種種謎團，如同對待許多其他事情一樣，他首先是位紳士。
不過，我做了讓步。
——他也是我的一個熟人，我說，有段時間他在我的朋友圈裡。不過在戰爭開始前，我就再沒他的消息了。
維爾的眉頭舒展開來。
也許他從這些瑣碎的具有欺騙性的簡單事情中得到了安慰，他以更具評估意味的眼光審視著照片，輕輕搖搖頭，對這一巧合表示了應有的感慨，同時認定大蕭條是如何的不公平。
——不可思議，他又說了一遍，不過口吻更顯同情。他挽起我的胳膊，輕輕推著我離開。
我們在下一幅照片前花了必要的時間，然後是下一幅，再下一幅，不過，現在經過的這些臉龐就像走進對面電梯的那些陌生面孔，我幾乎視而不見。
看到廷克的微笑……
經過這些年後，我對此毫無準備，真是突如其來。
也許這只是一種自滿，一個富有的中年曼哈頓人甜蜜而無來由的自滿。但在通過博物館的一扇扇門時，我本想發誓證明，我的人生已經達到了一種完美的平衡。那是兩顆心靈的聯姻，兩個大都會的靈魂的聯姻，它們都輕柔卻不可逃避地向未來傾斜，如同白水仙向太陽傾斜。
然而，我發現我的思緒卻在觸及過去，轉身背對此刻所有來之不易的完美，尋找過去歲月那甜美的迷茫，尋找所有的因緣際會——那些相遇在當時如此偶然，令人興奮，隨著時間的推移卻顯露出那只是命運的表象。
是的，我的思緒轉向廷克和伊芙——也轉向華萊士·沃爾科特和迪奇·旺德懷爾，轉向安妮·格蘭汀。萬花筒轉起來，我的一九三八年有了色彩和形狀。
站在丈夫身旁，我暗自決定將那一年的記憶留給自己。
這不是說他們中有哪一位令人反感，會讓維爾震驚或威脅到我們婚姻的和諧。相反，如果我跟維爾分享那些經歷，他很可能更加愛我，可我不想分享，因為我不希望那些記憶被稀釋。
最重要的是，我想獨處。我想走出周圍人的眼光。我想去賓館的酒吧裡喝上一杯，或者更棒的是，打出租到格林威治村，這可是多年來的第一次……
是的，照片裡的廷克一臉窮相。他看起來貧窮、飢餓、沒有前途，可也顯得年輕，充滿活力；生動得奇怪。
突然，牆上那些臉龐似乎在盯著我。地鐵裡的鬼魂，疲憊而孤獨，它們認真地琢磨著我的臉，領會著那些妥協的痕跡，這些痕跡賦予上了年紀的面孔一種獨特的悲憫感。
接下來，維爾的舉動出人意料。
——我們走吧，他說。
我抬起頭，他笑了。
——來吧，等到哪個上午沒這麼多人了，我們再來。
——好吧。
展廊中間人擠人，我們一直靠邊走，走過那些照片。照片裡的臉龐一一閃過，像囚犯從牢房的小方窗口裡望出來。他們的目光追隨我，似乎在說：你以為你要去哪裡？就在我們要走到出口時，其中一道目光止住了我的腳步。
我臉上浮起嘲弄的笑容。
——怎麼啦？維爾問。
——又是他。
牆上，在兩位老婦人的照片中間，又有一張廷克的照片，山羊絨外套，鬍子刮得乾乾淨淨，襯衫是定做的，溫莎領結從領口處活潑地冒出頭來。
維爾拉起我的手往前拽，直到我們離照片只有一步之遙。
——你是說跟前面那位是同一個人？
——是的。
——不可能。
維爾轉回到第一張照片那裡，我看到他在大廳那邊仔細研究那張髒兮兮的臉，要找出不同的地方。他回來，站到離羊絨外套男人三十厘米的地方。
——不可思議，他說。就是同一個人！
——請離藝術品遠一些，一位保安說。
我們退後。
——如果你不認識他，會以為他們是兩個人。
——是的，我說。你說得沒錯兒。
——嗨，他又站穩腳跟了！
維爾的心情突然好了起來。從破衣爛衫到羊絨的歷程，讓他恢復了天生的樂觀。
——不，我說。這張照片是更早的。
——什麼意思？
——那張照片在這張後面，是一九三九年的。
我指了指那張穿破衣服的照片。
——這張是一九三八年照的。
你不能怪維爾犯錯，人們很自然把這張穿好衣服的照片看作後來的，不僅因為它掛在後面，而且因為在一九三八年那張照片裡，廷克不僅看上去情況好轉，而且也顯得年紀更大些：臉更圓，顯得飽經滄桑，看破紅塵，似乎成功的身後拖拽著一些醜惡的現實；而那張一年後照的更像是和平年代裡的二十歲小伙：充滿活力，無所畏懼，天真爛漫。
維爾有些為廷克尷尬。
——哦，他說。不好意思。
他又挽起我的手，搖了搖頭，為廷克，也為我們所有人。
——一夜落魄，他輕輕說道。
——不，我說。不完全是這樣。
紐約，一九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