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日子，我奔波在地鐵4號線與11號線之間。早晨去上學，一出地鐵站，滿目歐洲舊式大學區的安寧與優雅；一回住處，迎面非洲與中亞的氣息，黑哥兒衝我叫：「表妹，來幾根烤玉米，馬伊絲，馬伊絲！」
據說，巴黎的風向是從西南吹向東北，位於東北角的19區是傳統工業區，歷來住著勞工與平民，近年來又成了移民的天下。我回去，房間小小的窗，窗外是臨冬的蕭瑟風景，幾片枯葉被風攜起，捲來捲去落地無依。
阿美在喝「保靈孕寶」。恍惚想起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姨懷我表妹時，桌上也有幾盒這樣的營養液。阿美他們在遙遠的法國，租中國人的房子，去中國超市，看中國醫生，替中國人打工。華人圈的時光停留在上個世紀90年代。
我問她說，我的床墊有個碗口大的洞，能不能替我換一個。
阿美淡然：「你去路邊撿一個。」
撿？我一時摸不著頭腦。
「路邊經常有舊傢俱，法國人不要就扔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些還是能用的。」她說，「這些桌椅和衣櫃，都是我們撿來的。」
「我們都是這麼過來的，以前的留學生也是這麼過來的。」她好意，「等阿勇回來，我讓他幫你去撿一個。」
我覺得還是自己解決比較好。我跑了趟傢俱店，一米多寬的海綿床墊賣60歐元，我認為太貴，後來乾脆把破床墊調個頭，有洞的那頭移到腳邊，算是了事。
學林教頭隨遇而安。
阿美有時會跟我聊天，說他們的過往：「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來的。當時去的是瑞士，年齡也就你這麼大，年輕沒想那麼多啊，就覺得這個國家好，辦的是留學簽證，不過第一天我們倆就去打工了，學沒上，只想賺錢。
「後來沒法子混下去，不上學沒居留只能打黑工。在親戚的幫助下來到法國，還是覺得法國的政策好，雖然仍然沒有合法居留，不過打工容易些，可以生活，就是有時候要防警察來查。我們『黑』了很多年了。」
牆上掛著他們去年的結婚照。阿美有些憔悴，我想阿美年輕時應該很漂亮。
他們有過宏偉的夢想，也曾付諸行動，走了那麼遠，可遠方除了遙遠還有什麼？
一晃10年。
阿美決定生孩子，她說，孩子比較容易成為法國人，以後他們可以以法國公民監護人的理由，試著申請合法身份。
他們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擁有一紙合法身份，然後賺錢。
其餘的，都不算什麼，包括愛情。
阿美上夜班。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陰暗的地窖裡重複著，一個月賺600歐元。她還沒跟人說懷孕的事，怕老闆不要她。
她上班前還特地囑咐我少用點兒電，作業盡量在學校裡完成。
他們是從牙齒縫裡省錢的漂泊者。
我樂得去學校圖書館寫作業。皮製的桌面、光亮的檯燈，比窩在不足6平米的小房間裡強太多。只是每每到點，街燈綻亮時，回去的路黑漆漆的，心裡會有股莫名的不安。
一天放學，阿曼達請我去她家，同去的還有另外幾位同學。
阿曼達的住處離學校只有兩分鐘的路，60平米的公寓，底樓，外帶一個私家花園，她一個人住。我曾問她租金多少，她說3000歐元，那時候的歐元與人民幣匯率差不多是10：1，3萬人民幣每個月，我在腦子裡過了下，覺得林教頭有道理。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堂課上，絲麗薇問大家，祖父母的工作是什麼。我這個中國人，包括日本同學、韓國同學和荷蘭同學，回答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而美國同學阿曼達的祖父是銀行家，祖母是鋼琴家。
當時我想，沒有被近代炮火洗禮過的國家多幸福啊。
窗台有束新鮮的玫瑰，精心剪過枝，開得剛剛好。空氣中有香，室溫恰好，人情溫暖。我們聊盧浮宮裡的藏品，聊巴爾扎克，聊學校咖啡館裡難吃的三明治，也聊香榭麗捨大道著名的「皇后」舞場。
夜幕不緊不慢地拉攏，天色愈變愈濃，最後完全黑去。阿曼達建議大家去外面喝一杯，而我趕著回去，我害怕19區完全天黑後的模樣。
路口晃蕩的不良少年，街角的劫匪或偷兒，暴力，刀影……這位熱情的美國同學不知道我住在巴黎的哪個角落，她也不可能知道阿美的故事。
我到底沒有久留。
待我到家時，聽見絲絲縷縷的啜泣聲，壓抑、絕望地隔著門飄來。哭聲若隱若現，我一度以為是錯覺。
阿美大概10年沒見家人了吧。
她快生了。
我記得，那晚的風聲特別淒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