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僅感激我的師長，也常回味航校裡的青春時光，那些最珍貴、最豐富的記憶，來自我青春勃發、陽光閃動的同學們。
我們小組三個人，我的代號是 75，就叫「拐五」。在師兄弟當中，跟我交流比較多的是「86」，名字叫蔡春祥，現在在山東。在學員隊的時候，我和他曾在一個班級，他當班長，我當副班長。後來學飛行又分在一起，關係自然親密得多。
蔡春祥是吉林白城人，個頭比我高，有 1.75 米，打籃球是把好手。他在白城老家的時候曾經是個短跑健將，百米的成績是 11 秒 4。我自認為百米成績不錯，可他比我還厲害，讓我心裡很是欽佩。
在八航校的時候，我們週日愛踢足球。那時不是雙休日，只有週日休息，這個愛好的形成，實際上有些被強制的成分。
航校不是特別提倡我們踢足球，怕踢球受傷影響飛行員的體質。但是，幾個鐵桿球迷卻是非踢不可的。有時湊不齊人手，他們就來為你「服務」。所謂的服務，就是幫你「曬被子」。週日早早地他們就來了，說我幫你曬被子，其實就是強行抱起你蓋在身上的被子，把它掛出去。被子沒了，覺也睡不成，就只能跟他們去踢球了。年輕人在一起，說說鬧鬧很正常，即使玩起來「不講理」也都很開心。
我們同學週日經常一起出去玩。八航校附近很荒涼，只有很小的幾個小村子。當地人沒有好玩的去處，八航校畢竟是個建設很棒的部隊大院，規整的院區，筆直寬闊的大道，綠樹成蔭，在這偏僻的地帶就被當成一個景色最好的地方，當地人會經常到學校附近走走看看，就像逛公園一樣興奮。
而我們則會出去，看他們司空見慣的「風景」。
冬天的時候，我們就會去山上的冰川鑿下來好大好大的冰塊，然後坐在冰塊上，你推我我推你地打滑。回想起來，這些遊戲本不應該是我們那麼大年紀的人玩的了，但在單調的生活中，我們卻感覺到很快樂。夏天，我們到老鄉家裡去買杏和葡萄，把工作服的兩個褲腿繫好，變成一個大口袋，扛在肩上回到隊裡給大伙分著吃。
現在戰友聚會，大家提起當年依然特別興奮。我記得我們曾經用一雙膠鞋換過一板車的哈密瓜。像我和蔡春祥這樣的北方人哪見過哈密瓜啊，又甜又香，我倆就天天吃。也沒人告訴我們哈密瓜糖分高，愛上火，結果很多人吃多了嘴上都起了好多大泡。
那時候交通不發達，沒有現在到處可見的物流，農貿產品往往只在本地自產自銷，大城市都很難見到外地的稀罕瓜果，綏中這種小縣城更是沒見過沒吃過哈密瓜。我假期探親回家時帶了兩個哈密瓜，把家鄉的朋友驚奇壞了。
我們還跑到軍馬場跟軍馬照相，維族兄弟非常熱情好客，想騎馬，維族兄弟就把韁繩送到你的手上，我就在那時學會了騎馬，不過後來很多年我都再也沒有機會騎馬了。
我們搞偵察時去爬天山，用天山雪水洗臉，天山雪水多涼啊，我們也不懂皮膚會凍傷，回來後，臉上蛻皮了，出現好多圈，一圈圈，大圈套小圈，好長時間才下去，我皮膚算好的，是不容易出問題的，可那回真傻眼了。所以現在，我還比較怕涼水，手特別怕冷。雖然在邊疆工作生活都比較艱苦，但那時跟大夥一起，並不覺得苦，反而留下了很多珍貴的回憶。我比較念舊，對過去的戰友都記得很清楚，誰誰叫什麼名字都忘不了，他們現在來航天城找我，我都十分高興，熱情地跟他們聚會。
那時的娛樂遠沒有現在豐富。當時隊裡除了一台大錄音機，什麼娛樂器材都沒有。我攢了好長時間的錢，花 30 多塊錢托人從哈密買了一把「美聲」牌吉他。這把吉他讓我們幾個人大大地風光了一把。
「八一」建軍節各班都要出節目，為了把別的班比下去，大家都鉚足了勁排練節目。沒親眼見過樂隊，只在電視上見過樂隊演出。我們開始了最早的「模仿秀」，組織了一個最簡陋的樂隊。我還算有點文藝細胞，我吹口琴，主要負責主旋律部分。一個同學彈吉他，實際上，他還不怎麼會彈吉他。蔡春祥找來一個木頭墩，把裡邊摳空翻過來，又拿了兩把勺子，模擬架子鼓。
那天演奏的曲目是校園歌曲《外婆的澎湖灣》。我們一上場就把觀看的學員都震住了。因為社會上剛開始流行樂隊，我們在這麼偏僻的邊疆玩樂隊，副隊長都興奮得拉著隊長來觀看。結果，我們的新潮玩法贏得了獎項。
不光是演節目要評比，平時各項活動和任務都要爭第一。在學員隊的時候，我們挖菜窖、拓土坯，連學校道路兩側的馬路牙子，都是我們用泥夯實抹平的。
有一年「八一」建軍節，去巴裡坤湖勞動，任務是割油菜，我們揮舞著寬大的鐮刀，刷刷刷，一片油菜地很快就收割完了。為了超過別的中隊，我們加快速度，拚命地幹活。而用力過猛的後果是到了第二天，我們幾個的胳膊都抬不起來了。別的中隊依然不緊不慢地揮舞著鐮刀，收割的油菜漸漸超過了我們。我所在的四中隊，基本都是城市兵，在家時沒怎麼幹過農活，所以沒什麼經驗。但為了不落後，我們依然互相鼓勵著，互相幫助著，堅持把油菜收割完。
當學員期間，總會有不同的各種困惑和問題，有飛行上的，工作當中的。同學們經常聚在一起，當遇到一些挫折或不開心的時候，彼此開導、鼓勵，情緒低落時有人聽你傾訴、替你分擔，有什麼高興的事也一起分享。
在部隊裡，這種同學、戰友的情誼非常珍貴，是一種情同手足的關係，為什麼，是因為大家一同成長，一同面對危險，如果上戰場隨時就要生死與共，在飛行部隊，由於飛行的危險性隨時存在，戰友之間更有一種牽掛和擔心，這不是現在機關裡或公司裡一般的同事關係，上班見面、下班各走各的，彼此互不相關。在我們的航校，大家一起吃住，一起執行任務，一起為戰友捏把汗，因為戰友遇到的危險自己也有可能不期而遇，所以相互之間交流飛行心得、要領，實際上是在互相關懷規避風險。
由於軍旅生活中這種超越了名利的真情實感，對正在成長和進步的年輕軍人起到良性的作用。想到大家是戰友，平時即使交流不多，甚至有些小矛盾，也都不那麼在意了。
1987 年夏，臨近畢業了，除了淘汰的壓力之外還有分配問題，同學們各種各樣的想法比較多，但是要分開了，不管平日裡關係如何，都特別捨不得。一撥一撥送走戰友的時候，大家在站台上眼淚都嘩嘩的。確實，摸爬滾打這麼多年，留在最後的為數不多的同學著實不易，在共同經歷了無數次停飛的考驗後終於闖過來完成飛行學業，心情跟從戰場上經歷過無數次炮火的歷練而活著凱旋似的。
我記得特別清楚，頒發畢業證的那天，每個人都到台上去領畢業證書，學校的領導把畢業證書送到我的手上，首長向我祝賀，我立正，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那一刻我鬆了口氣，心中升起了成功的感覺。
我的軍校生涯艱辛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我終於勝出，成為了一名真正的飛行員。領導回敬軍禮的一刻，我的眼睛濕潤了。這是心與心的敬禮，是軍人間最誠摯的祝賀。從登上列車離開家鄉小城的那天起，我從沒有掉過一滴眼淚，然而一瞬間的百感交集，讓我實在用語言難以表達，我的眼中充滿著激動的熱淚。
直到現在想起來，我還是挺激動的，那五年承受著巨大壓力辛勤學習，總算有了個好結果，終於走到了最後，成為一名光榮的飛行員。
與學習飛行打的這場戰爭，我勝利了。
從航校畢業的時候，除了和教員、領導喝酒話別之外，我們並沒有搞太大的慶祝活動。
但為了紀念難忘的青春歲月，總是要做點什麼的，一群血氣方剛的小伙子總覺得要用一種特別的儀式來昭示我們的與眾不同，最後大家一起商定，在最後一門課考試前都理光頭。
理光頭並非頭一次，在校幾年也經常理成光頭，但都是個人理個人的，很少有集體理光頭的，商定之後，開始下手，我會理髮，有幾個同學的頭是我理的，記得最開始有幾個廣東的學員不願意理，可大家不管，往那一摁，一推子下去愛理不理的。同學之間這點很好，摁那兒就摁了，理光了就理光了。誰也沒生氣。平時，看不出同學的腦袋是什麼形狀的，理了光頭後一目瞭然，大家互相取笑，誰的頭那麼尖，誰的頭長了兩個旋，挺有意思。
我們理發全都是互相理，我的理發手藝就練出來了。現在我還留著一張照片，我們幾個飛行員拿著飛行帽拍的合影，站在飛機旁邊，全是光頭。有一次，我們十幾個人外出一起坐火車，都沒穿軍裝，又都是光頭楞小伙，火車上的其他乘客都不敢往我們身邊坐，以為我們是哪個幫派的呢，其實，我覺得我們都挺面善的，不像壞人。
畢業離校前，我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筆工資，120 多塊錢。因為當時我分在新疆的部隊，還有一筆數字不算小的邊疆補助，工資算是高的。我母親當了幾十年的教師，每月才掙五六十塊錢，而我一工作，工資就比她還高了一倍。
領到了工資後，幾乎每個學員都到街上買了一雙皮鞋，那時候學員不發皮鞋。當時，軍官和士兵的最大區別，就是上衣的四個兜和腳上的一雙皮鞋。我們就穿著四個兜的軍裝，穿著新皮鞋，很顯眼很榮耀地去逛街。雖然穿著很光鮮，但我們都剛二十郎當歲，又長期受部隊的嚴格教育，顯得十分單純，街上人都看我們，老百姓指指點點地議論著我們：哪來這麼一群小孩，都還穿四個兜的軍裝，還是幹部呢！
我們都聽見了，要的就是這種效果啊，但都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大家還是憋不住勁，一路笑著。這種興奮和榮耀沖淡了我心中藏著的一點遺憾。那個遺憾就是，我差一分就以全優成績畢業。如果所有的功課都在 90 分以上，就能成為我們那屆唯一的一個全優學員，而我只有一門課沒有達到優秀。是一門理論課，當時剛剛入學，不知道全優學員的要求，考前沒下工夫，結果考了 89 分，差一分。
分配時，部隊來挑人，看我們的檔案，說沒有一個全優的，後來看到我的分數，就對我說：「真可惜，差了一分，是門不難的理論課。你當時沒重視吧？不然就全優了。」
聽了這話，我心裡一直懊悔著。人生處處不能鬆懈，雖然未必有危害，但會讓自己遺憾，而且無法彌補。（右二是楊利偉）